爽,14字庫南琳圖文：四校樣成品尺寸：170mm×240mm版心：28行×34字(行距：2.2mm)·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屈原文化研究叢書·李明龔紅林主編屈原文化版圖考龔紅林何軒著南京大學出版社本書為龔紅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批準號15FZW005）階段性成果、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重大委托項目（項目編號2016WTA05）階段性成果，由湖南理工學院與汨羅市人民政府共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項目全額資助出版。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屈原文化版圖考 \/ 龔紅林, 何軒著. 南京 : 南
京大學出版社, 2017.9
（屈原文化研究叢書 \/ 李明, 龔紅林主編）
ISBN9787305193293Ⅰ. ①屈… Ⅱ. ①龔… ②何… Ⅲ. ①屈原（約前
340-約前278）－人物研究－圖集 Ⅳ. ①K825.664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7625號本書為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重大委托項目（項目編號2016WTA05）結項成果。由湖南理工學院與汨羅市人民政府共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項目全額資助出版。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
出版人金鑫榮叢書名屈原文化研究叢書
叢書主編李明龔紅林
書名屈原文化版圖考
著者龔紅林何軒
責任編輯沈宗宇李亭編輯熱線０２５83593947照排南京南琳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徐州新華印刷廠
開本718×10001／16印張 17字數 259 千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19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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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本套《屈原文化研究叢書》成果屬於以下基地、學科和專業研究成果：
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理工學院“屈原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湖南理工學院校級規劃課程“屈原研究”
湖南理工學院與汨羅市人民政府校地共建“湖南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項目龔紅林，女，1974年生，土家族，湖北五峰人。文學博士，現為湖南理工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南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屈原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雲夢學刊》編委。長期致力於屈原研究。在屈原文化區域分布、屈原精神傳承接受研究方麵有突破性進展。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屈原精神傳承接受史論》、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基於地方誌的屈原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參與省重大委托項目《屈原文化傳承與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重點項目《屈原愛國主義與屈子文化園教育基地建設研究》等。成果《“中國嶽陽·詩祖屈原·國際詩歌之旅”品牌打造策略》獲2016年湖南省委宣傳部“湖湘智庫研究優秀成果”表彰。出版專著《屈原廟史料通考》、《三峽橘文化》等。
何軒，男，1966年生，湖北監利人，文學博士，現為湖南理工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華中師範大學訪問學者，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主持省部級課題多項。出版學術專著《儒家文化與晚清新小說的興起》、《中國打工詩歌輯錄與評點》、《何建明評傳》（合著）等，在《光明日報》《南方文壇》《求索》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屈原文化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方銘郭建勳
主編：李明龔紅林
編委：李明龔紅林吳廣平劉石林
鍾興永彭柏林朱益紅何軒
何林福徐蔚明楊年保魯濤屈原文化版圖考《屈原文化研究叢書》總序《屈原文化研究叢書》總序
方銘郭建勳湖南汨羅江是屈原殉道的永久紀念地，位於長江“中三角”的中心地帶，地域文化豐富。地緣、學緣、人緣，決定了在湖南理工學院設置“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對促進中華文化研究以及相關學科建設和傳統文化的複興，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屈原自沉汨羅以後，楚國人宋玉等就開始對屈原人生事跡進行探索，屈原學即已發軔。經過兩千餘年，屈原學至今仍是中國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對象。1985年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屈原學越來越受學術界關注。當前，屈原學正處於全麵深化發展時期。湖南省屈原文化基地“經義”與“達用”並重的研究架構，就是要從內部和外部深入推進屈原學的整體研究，促進文學研究與文化產業、區域經濟學、政治學、曆史文化學、藝術學等學科互動發展，從而凝練區位優勢下的地方高校學科發展特色，深化和拓展屈原學學科領域。
本次出版的《屈原文化研究叢書》，涵蓋了楚辭闡釋、屈原文化時空分布、汨羅有關屈原的遺跡和傳說、曆代《離騷》琴譜、屈原與嶽陽、屈原學學術史等主要研究領域。
《屈原文化版圖考》一書，旨在從曆代紀念屈原的地麵建築及史料記載入手，以厘清屈原文化的生成與傳播脈絡。作者從史籍、方誌和後人的記載以及親自調查中找出了五十縣市曆時二千三百多年各類紀念屈原的建築或遺址，繪製了《全國屈原廟（祠）、紀念遺址一覽表》《全國屈原紀念建築分布圖》《吟誦屈原的唐詩人籍貫圖譜》，該書思路宏闊，資料詳實，客觀地呈現了兩千年來屈原文化傳承的主要區域、脈絡和走向，詳細地展示了屈原文化時空分布的演變及其現狀。
《屈原賦通釋》是一部屈原賦校注彙評本。全書由題解、原文、注釋、韻部、譯文、集評六大板塊組成，撰著者在充分吸收融化古今中外學者豐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存世的全部屈原賦作了簡明的題解，精要的校勘，詳細的注釋，通俗的翻譯，並描述了各篇辭賦的用韻情況，精選彙集了曆代的評點資料，體例新穎，視野開闊，資料富贍，創意迭出。
《讀騷拾零》一書以《史記》等曆史文獻資料為經，以屈原的作品為緯，結合汨羅有關屈原的遺跡和傳說，再輔以考古資料，全方位論證了屈原的生平、作品、流放的經曆，揭開了屈原為何選擇汨羅作為自己的人生終點之謎，歸納了屈賦的四大特色；並從民俗學的角度探討了端午習俗的緣起、升華、現狀和申遺成功後的思考，展現在讀者麵前的是精致的田野考古和色彩繽紛的民風民俗。
《離騷琴曲集成》一書，以《離騷》為主線，搜集整理了不同時期的《離騷》琴曲。首先是編者對屈原題材十首琴曲的綜合考論，選自編者發表於《雲夢學刊》的文章《屈原題材琴曲考論》，其次是琴曲《離騷》版本體係表，以及管平湖打譜《離騷》之《神奇秘譜》本，和顧梅羹打譜《離騷》之《西麓堂琴統》本，最後是曆代《離騷》之減字譜原本。
《屈原與嶽陽綜論》一書，史論結合，集中輯集了屈學界特別是嶽陽地區有關屈原與嶽陽的研究成果。其內容包括屈原文化與嶽陽精神，屈原文化與湘學，屈原在嶽陽考證，屈原與平江，屈原在汨羅的遺跡、遺址及其傳說，屈原文化傳播與傳承，屈原文化產業開發，屈原作品中的嶽陽元素等。
《屈原研究三十年——〈雲夢學刊〉“屈原研究”欄目論文選萃》一書選編了1985年創辦“屈原研究”欄目以來至2016年全國各地屈原學專家的優秀論文32篇。《雲夢學刊》是最早開設“屈原研究”欄目的期刊，在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
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出版的《屈原文化研究叢書》，將屈原作為湘學形成的標誌性人物，進行全方位多學科的研究，為湖南理工學院“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夯築學科理論基礎，積累了異常豐富的文獻資源，開拓了屈原研究的理論視域。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2015年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準決定將“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確立為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掛靠單位為湖南理工學院，負責人為湖南理工學院黨委書記李明教授，首席專家為湖南理工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龔紅林教授。基地研究“經義”與“達用”並重，學科涵蓋文學、曆史學、哲學、管理學、藝術學、體育學等。2016年5月，湖南理工學院與汨羅市人民政府簽署了《校地共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協議》。基地成立一年多來，獲得國家社科基金、橫向項目、省委重大委托項目、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廳重點項目等共計十餘項。成果《“中國嶽陽·詩祖屈原·國際詩歌之旅”品牌打造策略》獲得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湖湘智庫研究優秀成果”表彰。屈原研究能夠得到省級職能部門、高等學府、地方政府的如此重視，令屈原學界感到振奮。
知識溢出性價值論告訴我們，知識在經濟活動中溢出價值具有遞增性，即越用越多。本套屈原文化研究叢書，有助於提升與屈原相關的具有區域特色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溢出性價值”，增強湖湘文化軟實力；有助於揭示湖湘人民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提升民眾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使外界更準確地了解汨羅、了解嶽陽、了解湖南，從而優化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人文環境，為嶽陽市及湖南省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條件。
2017年5月30日
（方銘，中國屈原學會會長，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郭建勳，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湖南省屈原學會會長，湖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序序
何新文屈平辭賦懸日月，楚鄉千古為悲歌。屈原終沒之後，楚國人民乃至後世曆代各地愛戴敬仰屈原的人們，紛紛采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祭祀、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而修建屈原祠廟、樹立屈原碑石雕像，則是屈原生前活動範圍所在地區人民特有的重要紀念方式之一。
在中國古代，建立宮廟祠堂祭祀祖宗或有賢能功德的聖者，是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與民間風俗。早在《詩經》中，就有“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大雅·思齊》）、“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周頌·清廟》）、“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魯頌·閟宮》）等詩句，讚美那些肅穆清幽、壯觀巍峨的宮廟建築。愛國詩人屈原生死於斯的楚國，也是如此。據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屈原本人也在被放逐途中，因“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瑰瑋譎詭”，而創作了《天問》這首傳誦千古的奇詩。屈原自沉汨羅以後，楚人即“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傳教”；“著造辭賦，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誦習其華藻”；與此同時，楚國乃至周邊地區人民還先後興建了許多屈原祠廟來祭吊屈原。據《後漢書·延篤傳》記載，漢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延篤的家鄉汝州魯山縣（今河南魯山縣）已建立有屈原廟。因延篤“政用寬仁，憂恤民黎”，頗得“郡中歡愛”，故其卒於家後，“鄉裏圖其形於屈原之廟”。晉王嘉《拾遺記》也說，屈原見斥赴淵之後，“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
屈原廟祠，是屈原亡魂的安頓之所，也是後人集中祭祀屈原的地方，它承載著修建者乃至曆代人們對於這位偉大愛國詩人的感念、緬懷之情。大約自屈原自沉之際開始直至宋元明清時期，從屈原生前活動範圍所在的長江、漢水、鄱陽湖、洞庭湖流域（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湖北、湖南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四川東部地區）逐漸向四周擴展，各地屈原廟、祠不斷建立。在經曆若幹年之後，已有的祠廟因各種原因而逐漸地衰落和坍塌，繼之而起的則是新的屈原廟祠的建立。
時至今日，曆經兩千多年的風雨，跨越大半個中國的廣闊區域，絕大多數作為建築實體的屈原祠廟都逐漸消失了。但是，這些曾經存在的後人憑吊屈原的精神聖地和文人墨客抒寫屈原精神的媒介載體，卻被記載在曆代各類文獻資料之中，它們的文化功能並沒有失卻。因此，對散落在各類文獻中的屈原祠廟的信息，做一番調查、搜羅和梳理，是很有意義的。令人高興的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龔紅林、何軒伉儷所撰《屈原文化版圖考》，就是這方麵最新的研究成果。
紅林方富於年，但她對於屈原和楚辭的研究已堅持有近二十載。2003年，未及“而立之年”的紅林，出版了《三峽橘文化》一書，就對屈原作品和屈原文化有所論及。該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闡釋三峽橘文化生成與發展流變的曆程，中編介紹三峽橘文化的資源，下編探討三峽橘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作者在書中用兩章的篇幅，論述了屈原《橘頌》與三峽橘文化的形成、屈原精神與三峽橘文化的關係。她認為屈原《橘頌》盛讚橘樹“受命不遷”、“深固難徙”的品質，堪稱楚人的楷模，在橘文化史上有著開創性的意義。可以說屈原是三峽橘文化的奠基者和開創者，三峽橘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屈原《橘頌》所賦予的人文精神。此後，她又陸續發表了一些研究屈原和楚辭的文章。2009年，紅林考入湖北大學文學院攻讀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而與我有了師生之緣。在考慮博士論文選題時，她還是想接續對於屈原的研究。三年讀博期間，紅林一邊帶著孩子，一邊堅持讀書和寫作。她勤奮努力，孜孜以求，不僅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博士學業，而且還在《湖北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文藝報》、《船山學刊》、《雲夢學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屈原封號考論》、《屈原精神對中國作家的心靈鑄造》、《“楚辭”輯注與屈原愛國精神的彰顯》、《屈原作品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討》、《從曆代封崇看屈原精神軟實力的生成》等多篇學術論文。紅林所撰長達30餘萬字的博士學位論文《屈原精神傳承接受的文化考察》，也順利通過校外專家的匿名評審，得到答辯委員會的充分肯定和稱讚，並獲得了博士學位。博士畢業不久，2014年紅林就出版了《屈原廟史料通考》一書，考察了曆代各地屈原廟的文獻記載情況、屈原廟官方封崇的曆史，以及關於屈原廟宇的文學史料等，內容可謂豐富全麵。在此基礎上，今年紅林夫婦又聯袂出版了這部新著，對於紅林而言，這也是她在學術之路上的又一次進步。
這本《屈原文化版圖考》由《緒論》和十二章正文組成。主要內容在於理清和敘述兩千年來國內各類紀念屈原的建築或遺址，並編製了相關的圖表，既有對於“屈原文化”概念的界定及對其特性的理論性解說，又有曆代屈原廟祠修建時間、場所的具體性敘載，具有學術理論與服務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價值和不少特點。
首先，是資料搜集齊備翔實，且敘述清晰、考辨細致。全書在《緒論》部分，分五個方麵論述：（1） 國內屈原文化資源整理與研究現狀；（2） 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3） 屈原文化遺跡最早可以上溯“秦末”；（4） 屈原文化分布集中於洞庭湖、鄱陽湖流域海峽遠至台灣；（5） 屈原文化傳承的時空版圖。在此基礎上，再用十章的篇幅，具體敘載了湖南、湖北、重慶、四川、江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蘇、福建、台灣等省、市屈原祠廟等紀念性建築的曆史沿革。其中，敘述湖南省內現有屈原廟祠遺址，即舉例有“汨羅屈子祠，漵浦縣屈原廟，澧縣三賢祠，桃江縣鳳凰廟，辰溪縣鄉賢祠遺址，黔陽三閭大夫廟，芷江縣昭靈祠遺址，長沙市三閭大夫祠遺址、屈賈二先生祠、屈子祠，湘潭縣三閭祠遺址，零陵縣屈原廟遺址，祁陽縣昭靈廟，道縣三閭大夫祠，桂東縣三閭大夫祠，嶽陽縣三閭故宅、三閭廟，湘陰縣三閭祠，平江縣三賢祠等，常德武陵區四賢祠，常德市澧縣三賢祠，懷化市黔陽縣三忠祠，漵浦縣涉江樓”等二十五處之多；敘介湖北區域內現存屈原祠，有“秭歸屈原鎮屈原廟、秭歸鳳凰山屈原故裏風景區屈原祠、秭歸縣歸州鎮萬古寺村屈氏祠堂、武漢東湖聽濤區行吟閣與屈原紀念館、荊州市沙市區江瀆宮、荊州市九龍淵屈原雕像、監利縣荒湖區屈子祠、監利縣黃歇口鎮濯纓台、秭歸新灘鎮小青灘屈大夫廟、秭歸水田壩涼風埡獨醒亭、興山縣獨清亭、興山縣北三閭大夫祠、武昌三閭大夫祠、通山縣三閭大夫祠、監利縣白螺鎮屈原涉江處望郢亭”等十五處。
此外，還有重慶市忠縣屈原塔、忠縣屈原碑，四川廣安嶽池縣齊福鄉蓮花屋基村“三閭遺風”匾額，江西省現存景德鎮三閭廟（忠潔侯廟），安徽省池州東至荊橋現存“屈公祠”遺址，福建廈門金山區“屈子文化園”，佛曇鎮“屈原島”現建“忠烈亭”，台灣彰化寶部裏屈家村“泰和宮”、洲美北投“屈原宮”，等等。凡所載敘，頗為詳盡細致。書中對湖南常德“招屈亭”、河南南陽市“屈原廟”的考訂辨別，尤其顯示了細致深入的學術素養和考辨功夫。
其次，是文字與圖表的結合。古今學者在研究屈原和楚辭的過程中，頗為注意圖譜的形式。如薑亮夫先生編著的《楚辭書目五種》，第二部分“楚辭圖譜提要”，就著錄有宋人李公麟繪《九歌圖》、《湘君湘夫人圖》，明蕭雲從《離騷圖》等古今楚辭圖譜40種。而明陳洪綬繪《屈子行吟圖》、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卷首所載《楚辭地圖》五種（包括《楚辭地理總圖》、《抽思、思美人路圖》、《哀郢路圖》、《涉江路圖》、《漁父、懷沙路圖》）等，更廣為近現代楚辭研究者所知曉和征引。作者受前輩學者的啟發和影響，也從曆代史籍、方誌文獻以及今人記載或自身實地調查中，搜尋出十省四十九縣（市）各類紀念屈原的建築或遺址，製成了《全國屈原廟（祠）、紀念遺址一覽表》、《全國屈原紀念建築分布圖》、《唐宋文人吟誦屈原圖譜》及部分地區的屈原廟照片等多幅圖表，為讀者帶來閱讀上的便利和視覺上的美感。
再次，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本書作者除在《緒論》部分專門闡述了對於“屈原文化”的理解及其特性、屈原文化版圖與屈原精神傳承等有關問題之外，還以文獻、民俗、文物的三維考證方法，並利用現代新技術手段普查立檔，對曆代屈原祠廟建設及屈原文化資源進行了較為係統全麵的“摸家底”工作；同時，本書作者還特別注重學術研究為屈原學術發展與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提供有益參考的作用。她期望自己的屈原研究成果有可能實現“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深度研究、保護、傳承屈原文化提供科學依據；為培植發展洞庭湖流域、漢水流域、長江三峽地區全域旅遊產業提供曆史文化依據；為各地屈原文化旅遊、政府文化產業建設、國際龍舟賽文化旅遊工作策劃、屈原文化資源保護開發利用提供決策借鑒”的研究目的。
當然，現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部著作也存在不足之處。比如，對於當代新建的紀念性屈原樓廟之類建築的考述仍有所遺漏；對於各地屈原祠廟遺跡尚未一一配上實地攝製的圖片。當然，這些問題並不影響此著在屈原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方麵的創新意義及其實際作用。
近幾年來，紅林在致力於屈原文化區域分布、屈原精神傳承接受研究方麵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目前，她還在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批準號15FZW005）研究，主持湖南理工學院規劃教材《屈原研究》的編寫,成果《“中國嶽陽·詩祖屈原·國際詩歌之旅”品牌打造策略》獲得了2016年湖南省委宣傳部“湖湘智庫研究優秀成果”的表彰。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日後的研究過程中，紅林的學術之路必定會走得更穩更踏實。
2017年4月18日
（作者係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全國賦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湖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目錄目錄
《屈原文化研究叢書》總序方銘郭建勳1
序何新文1
緒論1
一、國內屈原文化資源整理與研究現狀1
二、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6
三、屈原文化遺跡最早可上溯“秦末”19
四、屈原文化分布集中於洞庭湖、鄱陽湖流域遠至台灣海峽21
五、屈原文化精神傳承的時空版圖22
第一章湖南省域屈原紀念建築的分布及沿革33
第一節汨羅市屈子祠（楚人始建）34
第二節汨羅市屈原塔（清以前建）58
第三節汨羅市玉笥山三閭宅（唐憲宗以前建）59
第四節汨羅江邊屈原墓（唐中葉以前建）60
第五節嶽陽縣新牆鎮三閭廟（清以前建）63
第六節嶽陽市平江縣三閭廟（明正德間建）64
第七節嶽陽市嶽陽樓區太平寺（宋以前建）65
第八節常德市武陵區招屈亭（公元前202年已建）66
第九節常德武陵區三閭大夫祠（唐以前建）69
第十節常德武陵區四賢祠（清乾隆以前建）72
第十一節常德市澧縣三賢祠（清嘉慶己卯年建）73
第十二節常德市漢壽縣滄溪寺（清以前建）75
第十三節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昭靈祠遺址（宋嘉定前建）76
第十四節懷化洪江市三閭祠、三忠祠（清以前建）78
第十五節漵浦縣涉江樓、懷屈樓、橘頌亭（1997年建）79
第十六節漵浦縣大江口鎮老街屈原廟（年代待考）82
第十七節益陽市桃江縣五賢祠（元代建）、鳳凰廟（清以前建）83
第十八節長沙市嶽麓區賈屈祠（明萬曆八年建）86
第十九節長沙嶽麓書院屈子祠（清嘉慶元年始建，2006年重建）88
第二十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瀘溪縣涉江樓（2010年建）90
第二十一節湖南屈原文化遺跡分布圖91
第二章湖北省域屈原紀念建築的分布及沿革94
第一節秭歸屈原宅（魏晉前）96
第二節秭歸樂平裏“楚大夫屈原故裏”碑（清光緒十二年立）98
第三節秭歸樂平裏屈原廟（1980年遷建）101
第四節秭歸樂平裏女媭廟（唐元和中始立，20世紀70年代毀壞）104
第五節秭歸樂平裏“屈原故裏”牌坊（1983年建）105
第六節秭歸縣鳳凰山屈原祠（唐代始建，2010年遷建）107
第七節秭歸新灘鎮小青灘屈大夫廟（江瀆廟）（北宋建廟，明嘉靖十六年屈原配享）113
第八節秭歸縣鳳凰山屈原墓（清道光七年建，2010遷建）116
第九節秭歸縣屈沱獨醒亭（南宋以前建）117
第十節秭歸縣歸州鎮萬古寺村屈氏祠堂（清代修建）118
第十一節興山縣獨清亭（宋代前建）119
第十二節興山縣“楚三閭大夫屈原故宅”碑（清光緒十年立）119
第十三節宜昌市西陵區三閭大夫屈原塑像（1988年前建）121
第十四節鹹寧市通山縣通津橋三閭大夫祠（清代以前建）122
第十五節鄂州市三閭大夫祠（清以前建）123
第十六節鄂州市望楚亭（明代始建，1980年原址重建）125
第十七節武漢東湖聽濤區行吟閣（1955年建）126
第十八節荊州市江瀆宮（南宋建炎、紹興間建）127
第十九節荊州市監利縣黃歇口鎮濯纓台（宋以前建）128
第二十節監利縣荒湖毫口區三閭寺（東漢建，2000年後重建）
131
第二十一節監利縣荒湖毫口區“離湖讀騷”132
第二十二節監利縣白螺鎮望郢亭（年代無考）132
第二十三節湖北省域內屈原紀念建築分布地圖133
第三章重慶市、四川省域屈原紀念建築沿革135
第一節重慶市忠縣屈原塔（漢代建）135
第二節重慶市忠縣屈原碑（宋以前建）138
第三節四川廣安嶽池縣“三閭遺風”匾額（清代題）138
第四節四川省綿陽市三台縣名世堂（宋以前建）139
第四章江西省域屈原廟曆史沿革142
第一節江西省高安市三閭大夫廟（前117年建）142
第二節江西省樟樹市屈原廟（唐代建）144
第三節江西省武寧縣昭靈祠（唐末建）145
第四節江西省鄱陽縣屈原廟（清代以前建）146
第五節江西省永豐縣三閭廟（清代以前建）147
第六節江西省景德鎮忠潔侯廟（宋元豐六年前後建）148
第五章河南省域屈原廟遺址沿革150
第一節南陽市西峽縣“屈原崗”碑（清宣統三年立）150
第二節河南省魯山縣屈原廟（167年前建）153
第六章河北省屈原紀念建築156
第一節河北屈氏後裔考156
第二節唐山市古冶區唐山屈原紀念館（2015年建）159
第七章安徽省域屈原紀念建築沿革163
第一節池州市東至縣屈平祠（宋仁宗景祐元年前後建）164
第二節合肥市屈原祠（宋哲宗朝重建）166
第三節池州市東至縣民間屈原紀念館（2001年建）166
第四節六安市旅遊景區天堂寨“屈原問天”169
第八章江蘇省域屈原廟沿革170
第一節泰州興化市三閭遺廟（唐代開元年間建）170
第二節揚州三閭大夫廟祠（宋紹熙元年前後建）173
第九章福建省域屈原紀念建築沿革175
第一節漳浦縣佛曇鎮屈原公嶼忠烈亭（2005年建）175
第二節廈門市金山區微型屈子文化園（2009年建）177
第十章台灣屈原廟宇的曆史沿革178
第一節彰化寶部裏屈家村泰和宮（1963年建）178
第二節洲美北投屈原宮（明末建）179
第三節台南水仙宮（清康熙四十二年建）181
第十一章屈原文化遺跡時空分布縱覽183
第一節全國屈原文化遺跡縱覽183
第二節屈原文化遺跡的時空分布維度考察196
第十二章唐代文人吟誦屈原版圖考201
第一節《唐宋文學編年地圖》中的“嶽陽數據”201
第二節唐代文人吟誦屈原詩作時序表207
第三節吟詠屈原詩人籍貫與屈原文化核心區227
附錄綜合索引表（地名、人名、文獻名、專用名等）230
後記龔紅林何軒246
《屈原文化研究叢書》總後記李明龔紅林249
爽南琳圖文：五校挑紅樣成品尺寸：170mm×240mm版心：28行×34字(行距：2.2mm)屈原文化版圖考緒論緒論
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原點型”人物，屈原對後世學術與文藝創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屈原在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中，傳播空間由近及遠，傳播對象由精英到大眾。自西漢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將屈原入史傳播，到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的評定，到今天“祭屈”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端午節”的精神內核，屈原已經成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積澱的文化符碼。關於屈原文化的內涵價值和曆史淵源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對散落在全國各個角落的曆史文化遺跡，目前仍缺乏係統梳理。
加之，在戰國文獻資料中，關於屈原的記載少之又少，乃至20世紀20年代、70年代，國內外兩度提出“屈原否定論”。但在民間，我們看到，屈原死後，祭祀他的廟宇矗立了兩千多年。屈原文化建築遺跡的存在，無疑對深入探討傳承屈原文化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如何厘清這些“看得見”的文化遺跡，是本書努力的方向。
一、國內屈原文化資源整理與研究現狀
當前國內屈原文化資源的整理與研究主題大略有六：
一是楚辭學或屈原學基礎研究文獻彙編，對全麵推進屈原研究，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學界曆來十分重視，出現過八大文獻集成。按照時間先後為：（1） 馬茂元主編《楚辭研究集成》（共5冊，含《楚辭要籍解題》、《楚辭注釋》、《楚辭研究論文選》、《楚辭資料海外編》、《楚辭評論資料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廣泛搜集國內外《楚辭》研究資料，給研究者提供了多層麵的研究信息。（2） 杜鬆柏主編《楚辭彙編》，台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全書精裝十冊，搜集楚辭書目約有二百餘種，校注類為多，論述類其次，如第一冊收錄《楚辭述注》(明林兆珂撰)、《屈原賦證辨》(民國沈祖綿著)，第二冊收錄《楚辭聽直》(明黃文煥撰)，第三冊收錄《楚辭疏》(明陸時雍撰）等。（3） 《楚辭學文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該文庫共由《楚辭集校集釋》(上下)、《楚辭評論集覽》、《楚辭著作提要》、《楚辭學通典》四卷五冊(約八百二十二萬字）組成，具備前所未有的體係性、可靠性與便利性，為海內外的楚辭研究重要基礎文獻彙編。（4） 周殿富譯注《楚辭源流選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該書精心搜集資料彙成《楚辭魂》、《楚辭論》、《楚辭源》、《楚辭流》、《楚辭餘》五種，包括各家各派對楚辭的精湛評說、騷體詩賦流變嬗遞的脈絡蹤跡，為楚辭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資料庫，信息豐富。（5） 戴錫琦、鍾興永主編《屈原學集成》，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次對古今中外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關於屈原研究的成果進行了簡述和原文彙編。（6） 吳平《楚辭文獻集成》，廣陵書社2008年版，旨在為楚辭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資料，將自《楚辭》問世以來的曆代文人學者對楚辭的研究文獻彙集成書。包括：注釋類，收劉向、王逸、朱熹諸家注釋楚辭之作，共74種；音義類，收錄有關楚辭的字音、字義、韻譜之作，共計19種；評論類，收錄有關楚辭的論人、論世、論義、論文之作，共計20種；考證類，收錄有關楚辭的人物、名物、製度、史事之作，共計21種；圖譜類，收有關楚辭的法書、圖畫、地圖之作共10種；劄記類，收錄諸家讀書劄記中考論楚辭的文字，共計6種。（7） 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全八十冊。該叢刊收錄曆代《楚辭》重要版本、研究文獻200多種，分為“章句”、“補注”、“文選·楚辭”、“白文”、“集注”和“楚辭研究文獻”等六類，涉及中日韓三國的文獻。以珍貴底本所在的收藏機構論，涵蓋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複旦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天一閣博物館、日本大阪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等數十家著名圖書館。除了照顧文獻的係統性收錄了一些常見重要書籍外，有一百多種文獻此前從未刊布，屬於首次影印刊行，其中宋刻本四種、明刻本六十多種、稿鈔校本五十多種，均是難得一見的“楚辭學”重要文獻。每種文獻，都配有詳盡的“述要”，校勘內容，考鏡源流。（8） 2013年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周建忠教授“東亞楚辭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被立為該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3&ZD112），該項目由“東亞楚辭文獻總目提要”、“東亞楚辭文獻選刊”、“東亞楚辭學研究集萃”、“東亞楚辭學研究叢書”、“東亞楚辭文獻數據庫建設及應用研究”5個子項目組成，內容包括編纂書目、撰寫提要、點校或影印等文獻整理。總體而言，上述八大楚辭文獻集成，側重於國內外楚辭原始刊本，及研究性、學術性文獻的彙編。
二是各地關於端午民俗文化資源的研究，集中於端午名稱、起源、傳說、習俗、詩詞歌賦、文化影響等方麵的資料整理與考證研究。關於端午民俗文化資源的研究，在湖南、湖北、江蘇、河南等地，先後出版了一批專著。如：丘桓興著《中國民俗采英錄》（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整理了“從祭龍到紀念屈原的節日”、“屈原故裏的風土人情”、“屈原故裏的靈牛”等民俗資料。孫正國著《端午節》（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年版），介紹端午節的由來與當今的發展。蔣暉著《蘇州端午節》（古吳軒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包括：“端陽的起源、風俗、典故”、“屈子沉汨羅、懷石《離騷》在”、“憶在蘇州日、粽香筒竹嫩”、“萬曆朝《五毒吉服疏》”等內容。王友福著《端午節》（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分八個章節：“歧說紛出話端午”、“端午食俗”、“端午習俗”、“端午遊藝”、“端午傳說”、“唐代長安的端午節”、“龍舟競渡”、“端午節的影響與各地端午習俗”。譚紹兵編著《端午節》（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選取自唐以來的詠端午詩歌五十首推介給讀者。劉曉峰著《端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一書，在大量占有曆史文獻的基礎上，力求用精練、生動的現代語言進行表達，細膩地講述傳統節日故事，給廣大讀者提供有品位、有趣味的閱讀材料。在各位作者、有關專家、專業圖像機構和攝影師的協助下，該書還萃取了能傳達傳統民俗特點和文化內涵的視覺材料，圖文並茂，希望以節俗的藝術美、生活美與讀者的心靈產生共鳴。馬春耕、劉玉蘭編著《中華傳統節日——端午節》（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分別探討了端午節由來、端午節典故、端午節風俗、端午文化藝術等。都春屏著《民族精神與端午文化構建》（貴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分“端午的曆史淵源”、“屈原與端午”、“棲息於端午民俗中的民族精神”、“從屈原與端午的結合看民俗發展流變的規律及啟示”、“屈原故裏端午民俗考察”五章，講述了端午節從早期地域性強、形態分散的民間節俗發展成為全國民眾普遍認同的傳統國家節日。張俊偉編著《解讀端午節》（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從端午節名稱、起源、傳說、習俗、詩詞歌賦、文化影響等方麵,對端午節進行全方位解讀。於淼編著《端午節》（吉林出版集團2014年版）一書認為，端午迄今已有二千五百餘年曆史，由驅毒避邪的節令習俗衍生出各地豐富多彩的祭祀、遊藝、保健等民間活動，主要有：祭祀屈原、紀念伍子胥、插艾蒿、掛菖蒲、喝雄黃酒、吃粽子、龍舟競渡、除五毒等。
“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與屈原有關的民俗信仰，給人們提供了巨大精神支持。2009年9月30日中國端午節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三是對於屈原後裔的調查，為屈學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民間曆史資料。熊明陶著《曲陽史話》（皖內部圖書（97）004，1997年）認為屈原是熊氏三十代祖。2009年7月至9月湖北秭歸縣委宣傳部與《三峽日報》聯合開展在全國尋訪屈原後裔的活動，曆時月餘，行程萬裏，在重慶、四川、陝西、湖南、江蘇、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北京等省市屈氏聚居的鄉村尋訪，並在蘇州大學、湖南省社科院等單位的圖書館及北京國家圖書館查閱屈氏譜牒等資料，共搜尋屈氏族譜百餘卷，訪問近千人，實地調查26處屈氏聚居村落，拍攝並搜集大量資料，查找屈原後裔線索，對屈氏源流有了基本了解，並出版了著作《屈原後裔尋訪記》（鄭之問、範長敏、韓永強、劉紫榮著，長江出版社2010年版）。
四是關於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屈原傳說的調查，各地出版了一些專著。孟寅編著《屈原的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徐伯青整理《屈原的傳說》（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年版）、寧發新整理《屈原的傳說》（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年版）、《屈原的傳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監利伍子胥資料館柳如海編《三閭大夫屈原故事》（1999年內刊印）等搜集湖北、湖南等地有關屈原的民間傳說百則。張偉權、周淩雲著《詩魂餘韻——屈原傳說及其他》（中國書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對屈原誕生地的特殊地理位置、環境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屈原偉大思想形成的自然原因。隨著“屈原傳說”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秭歸縣又將20世紀80年代寧發新采錄的屈原故事，重新整理出版為《屈原傳說》（三峽電子音像出版社2012年版）。已出版的《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中的“故事、歌謠、戲曲集成”中，也收錄了部分屈原題材的口頭文學作品。文學創作領域也開始注意民間屈原文化資源，創作了長篇小說、地方戲多部。根據屈原事跡寫成的故事，也成為少年兒童讀物。
五是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圍繞“屈原故裏之爭”的文化遺跡、考古資料搜集與研究。王健強著《屈原故裏秭歸》（中國旅遊出版社1982年版）一書，描述了屈原故裏秭歸的名勝古跡、山水風光、風土人情、名人軼事、民間傳說等。鄭和昌《屈原·秭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書，介紹了“千古流芳屈原祠”、“熠熠屈原青銅像”、“紀念屈原陳列館”、“屈原廟與香爐坪”等文化景觀。何光嶽著《三湘掌故》（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有專章《屈原遷徙流放遺跡考》，考察對象包括屈原故鄉的遺跡、屈原北遷的遺跡、屈原東行的遺跡、屈原流放湖南的遺跡、屈原歸宿地的遺跡、屈原後裔所建紀念屈原的遺跡、與屈原有關人物的遺跡。舒新宇著《破解屈原漵浦之謎》（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主要研究屈原為什麼選擇漵浦作為自己流放中的棲身之地、屈原在漵浦生活了多少年、屈原在漵浦創作了多少作品、屈原為什麼選擇端午節投江、漵浦為什麼隻過“大端午”等問題。侯文漢主編《屈原故裏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對“屈原故裏漢壽說”進行了專題研究，彙集相關論文六十餘篇，助推縣域文化研究。張俊偉主編《屈原：南陽誦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彙集了西峽屈原文化研究會的研究成果。該書從南陽的屈原文化遺存、曆史文獻、民間傳說、端午習俗、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等多個方麵，闡釋了屈原與南陽及西峽的淵源關係。張中一《屈原新傳》（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通過對先秦文化及屈原作品的研究，推介“屈原故裏漢壽說”。侯文漢主編《漢壽屈原故裏考》（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包括圖片、序言、題詞、正文等部分。正文共分為“故裏考辨”、“索縣源流”、“滄山浪水”、“古跡覓蹤”、“文物考索”、“楚韻百家”、“古今傳說”、“蘭芷文苑”八大版塊，分門別類地輯錄了與屈原和漢壽相關的，全國各地研究屈原的專家、學者的文章八十餘篇，共六十餘萬字。
六是東亞、南亞對屈原的研究。國外的屈原研究，既有“屈原否定論”的影響，也有“屈原到過日本”的驚天言論。日本學者大宮真人在《屈賦與日本公元前史》（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中稱，發現屈原作品以各種形式記錄著有關日本的史實，於是便開始有意識地去研究“屈原到過日本”這一課題，經過多年的實地調查研究，肯定屈原到過日本，並聲明：“這一新說法，並不是憑空想象或是靠推理的手法論證出來的。”
綜上，對於屈原文化資源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主要從文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多學科視野切入，表現出對“屈原文學存在性”的實證使命感，表現出對地方經濟文化建設的強烈參與意識。其中，焦點大體集中於“屈原出生地、流放地之爭”。一些看似矛盾的結論，與傳承發展屈原文化的大前提並不矛盾，卻有可能導致一些“非科學因素“或者說“情感因素”幹擾屈原文化資源的實際分布調查，並影響屈原文學研究及文化傳播效果。因此，本書試圖從屈原學學科建設高度，利用現代新技術手段普查立檔，一方麵做好屈原文化資源的“摸家底”工作，另一方麵為屈原學學科發展及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提供第一手資料，獲取對湖南省及其他省域的屈原文化遺跡資源的曆史和現狀的認識，以期做到對屈原文化的全麵了解、係統掌握、版圖展示。
二、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
“文”即典章製度，是人類社會完善的標誌，依據它可以感化天下之人，使之遵從文明。《易·賁卦·象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漢之後，“文”與“化”始合成一詞，西漢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晉束皙《補亡詩·由儀》：“文化內輯，武功外悠。”這裏，“文化”與“武功”對舉，意即通過對人的性情陶冶、品德修養的教化來征服天下，其含義與西方的拉丁文“cultura”或“culture”比較接近。“culture”本意就是耕種、栽培，引申為對人的性情陶冶和品德培養。中西方語言中“文化”一詞的內涵表明，“文化”與“人”密切相關，其實質就是“人類化”或“人化”，凡是人類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本身的一切活動及結果，都屬於文化的範疇。
文化是人類一切行為的解釋、規範及綜合。“文化是人類群體創造並共同享有的物質實體、價值觀念、意義體係和行為方式，是人類群體的整個生活狀態。文化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文化是人類生活的反映、活動的記錄、曆史的積沉；是人們對生活的需求、理想和願望的表達；是人們認識自然、思考自己，並使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文化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論，是人們對倫理、道德和秩序的認定與遵循，是人們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與準則。”[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偉譯：《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讀本》第一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頁。
從形態看，文化可分為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和製度文化，是一個多層次相包容的體係。英國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認為，現有關於“文化”的描述可以分為三種層次：“理想的”、“文獻的（或檔案的）”、“社會的”。威廉斯還認為，三種文化層次的描述之間是彼此關聯的：“在我看來，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論必須包括這些定義所指向的三個事實領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種特殊的文化定義，都是不完備的。……我則願意把文化理論定義為是對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發現作為這些關係複合體的組織的本質。”[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偉譯：《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讀本》第一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頁。
從發生學看，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層累造成型”的，文化是一個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拓展的多維多層概念。屈原文化也不例外。自戰國末期以來，多元媒介話語中的屈原形象及其精神風貌，均有不同層麵的演變。歸納起來，現階段關於屈原文化的理論闡述，基本是從“理想的”、“文獻的”、“社會的”三種形態層次進行描述的。
（一） 現有屈原文化界定的三個層麵
一是“理想的”或“價值的”描述。即將屈原文化作為始源價值來描述。如：“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體現為熱愛大中國的愛國主義和同情最下層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無畏的批判精神。鮮明的榮辱觀是屈原文化的核心。”《屈原文化》，中華屈氏宗親網，http:\/\/www.qvshi.org\/page\/Default.asp?pageID=18。“屈原在楚國衰落的時候守持著楚國上升振興時期的開拓進取的精神，把詩性文明的開拓伸展到當時還處在原始洪荒狀態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曆史理性精神滲透到南方神話巫風的想象之中，又在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裏拓展了中原典雅節製的詩學世界，從而為中國詩性文明的博大和輝煌提供了一個與《詩經》同等重要的源頭。”楊義：《屈原詩學與湖湘文化》，《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湖湘文化的理論根基是儒家的擔當和憂樂文化，而屈原文化是其重要源頭。屈原的代表作《楚辭》,就是對湘楚民間文化的發現和總結。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脈，是隨著屈原文化信息的走向而清晰、而豐富、而完善和擴展的。研究由屈原文化傳承下來的湖湘文化價值態，就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的精神需要。”鍾興永、魯濤：《屈原文化:湖湘文化的圖騰》，《長沙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屈原，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既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還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和理想主義的鬥士。是這位天才詩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響了愛國主義樂章。他對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形成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意義，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領袖，他的作品和精神也是華夏文明的原典之一，成為炎黃兒女頂禮膜拜的民族之魂。”侯文漢、陳煥寧：《淺析屈原與湖湘文化》，《湘潮》2009年第9期。上述定義，主要從絕對或普遍價值分析屈原文化的內涵。
二是“文獻的”或“檔案的”描述。將屈原文化視作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來定義。如：“《離騷》把最為生動鮮豔、隻有在原始神話中才能出現的那種無羈而多義的浪漫想象，與最為熾熱深沉、隻有在理性覺醒時刻才能有的個體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融化成了有機整體，開創了中國抒情詩的光輝起點。……《離騷》、《天問》、《九歌》、《九辯》構成了一個相當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體係。”李澤厚：《美的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頁。“屈原的《離騷》、《天問》、《國殤》等也很大程度地發展提煉了楚地文化，從而使楚文化的精華得以展現，並且以自己獨特的形式發展壯大起來。”餘日：《屈原文化價值淺析》，走近屈原——汨羅屈原文化網站，http:\/\/www.mlnews.gov.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465&id=977&m=content。又如：“屈原文化即屈子騷學，即訴諸理性之《周易》文化向訴諸感性之楚辭屈騷之嬗變，即訴諸理性之《周易》文化向傾訴自己哀怨政治情感之楚辭屈騷的嬗變。質言之，屈原文化乃《周易》文化之情感載體，屈騷乃先秦南楚巫學向巫文學嬗變結晶而成之藝術晶體。”戴錫琦：《漫論屈原文化》，《黃岡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第27頁。上述描述，將屈原文化作為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定義。
三是“社會的”描述。將屈原文化當作一種特殊的社會生活方式來描述。如：屈原文化就是“掛香艾”、“劃龍舟”、“吃粽子”等民俗活動，屈原故裏端午習俗、汨羅江畔端午習俗等各地的端午習俗是屈原文化的重要體現。如“2016屈原故裏端午文化節”期間進行“屈原故裏端午祭”、“龍騰三峽”、“屈鄉過端午”、“中韓端午屈鄉行”等係統活動，這些端午習俗以祭祀屈原為核心。又如，為傳承屈原精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中國詩歌春晚組委會主辦的首屆中國天津“三尺餘杯”端午詩會於2016年6月2日在天津舉行。屈原作為一位世界級的偉大詩人，通過文風的熏陶，使得中國變成了詩歌勝地。每到端午人們緬懷屈原，敬仰屈原，為屈原驕傲，為屈原喝彩，為屈原詠唱。秭歸、汨羅等地組織了一個民間團體，學習屈詩風格，弘揚屈子精神，營造了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氛圍。屈原文化已成為一種節慶生活。
綜合上述各類對屈原文化形態的描述，可以看到，屈原文化之價值意識、文獻檔案的形態，使其跨越時空限製而傳播久遠；屈原文化之社會活動的形態，使其因“接地氣”而傳播廣泛。
（二） 屈原文化價值體係的演變
從漢代賈誼《吊屈原賦》、司馬遷《史記》，再到後來的詩文、小說、戲曲、音樂作品，屈原形象在被重塑的同時，其文化價值體係也呈現出了從“忠君”到“愛國”的消解與重構。人們力圖在對屈原的解讀與描寫中，重現曆史事件中個體生命的自我體驗與價值困境，並複歸傳統文化精神，重構一種普泛化的倫理道德形態。
具體而言，屈原文化價值體係的演變，經曆了從漢到宋、近現代兩個建構時期。屈原由普通的“士”變成被敬仰的“人格的神”，又由“人格的神”發展為“愛國的精神力”。
漢宋時期，屈原由普通的“士”變成被敬仰的“人格的神”。
《“楚辭”在漢代的傳播與接受》一文認為，西漢初年“楚辭”已經在多個地域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了。在長安、洛陽一帶，對於楚風的興趣與愛好在朝廷文士中傳播開來。用這種新的文學體式，摹擬特定的語言、情調，成為一種文學時尚。李中華：《“楚辭”在漢代的傳播與接受》，王兆鵬、尚永亮主編：《文學傳播與接受論叢》，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97111頁。漢代東方朔、王褒、劉向、淮南小山等人的擬騷賦，往往以第一人稱抒情方式、感同身受的情感基調來寫作，常引用或化用屈原詩句，以“我”的自敘語氣，敘述屈原政治報國之路不通與流放在外的孤寂與無奈，抒發對世俗讒言的痛恨，同情歎惋屈原懷才不遇。
屈原在漢代賈誼、司馬遷等人的文章裏，雖然是被敬仰的，但對他的批評之詞也很多見。賈誼說：“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吊屈原賦》）在賈誼看來，戰國時代士人可以自由遊說他國，與漢代大一統後的情形不一樣，因此屈原自沉完全沒有必要。此後，司馬遷、班固等對屈原之死皆有“微詞”。司馬遷：“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班固《離騷序》雖肯定屈原作品“弘博麗雅，為辭賦宗”，但卻批評屈原怨憤國君、露才揚己、專營求進而不明智，以致“忿懟不容，沉江而死”，其麗辭巧語亦“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漢]王逸章句，黃靈庚疏證：《楚辭章句疏證》卷三引《班孟堅序》，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965頁。。梁劉勰《文心雕龍·比興》說：“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可見，此時的屈原，在文人心目中，還是一個懷才不遇、性格孤傲、不會明哲保身的“士”，一個命運不幸的悲劇人物。
那麼，屈原是何時被推上士大夫人格楷模的“神壇”的呢？王逸曾言：“讀《楚辭》而傷湣屈原，故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雅麗。至劉向、王褒之徒，鹹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誌。則皆列於譜錄，世世相傳。”（《九思序》）王逸認為，屈原作品在西漢以來就被世代傳承，其節行倍受士大夫推崇。其作品字裏行間，依托五經以立義，忠貞之心可表：“依道徑，以風諫君。”“冀君覺悟，反於正道。”（《離騷經章句·序》）屈原“依《詩》取興，引類譬諭”，用香草美人以喻忠貞、高潔、正直的君子品格，“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離騷經章句·序》）按，王逸關於《離騷》的觀點，是對淮南王劉安“騷兼風雅”《文心雕龍·辨騷》：“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觀點的繼承和發展。可以說，王逸《楚辭章句》首次全麵係統闡釋了屈原作品的精神內涵，用“忠貞”、“忠信”、“忠厚”、“念國”、“憂國”、“思君”、“念君”、“以忠輔楚”等詞概括屈原作品內在的精神力量，將屈原推舉到“神壇”。
而供奉屈原神靈的廟宇，在漢代也逐漸興起。現存“屈原廟”中，文字記載年代最早的，位於汨羅、魯山、高安三縣。應該說，屈原這位“神”在世人眼中，特別是在文人眼中，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寄托。他影響到人們對士人人格的評判及培養，影響到官方的封崇：公元748年，唐玄宗天寶七年，頒詔長沙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致祭屈原。
——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屈原被作為全國忠臣楷模，與齊國丞相管仲、鄭國丞相子產、燕國上將樂毅、趙國丞相藺相如、蜀國丞相諸葛亮等共計十六位忠臣，被唐朝官方頒文納入公祭。公元904年，唐哀帝天祐元年，頒詔汨羅屈原廟額“昭靈侯”。
——這是目前文獻記載的最早的屈原官方封號。一千一百一十三年前，因為屈原“名早流於竹素，功有益於州閭”，汨羅磊石廟與洞庭湖畔的青草廟、洞庭廟、黃陵二妃廟等四廟一起，被唐朝官方頒文賜額，以旌良美。地點是汨羅磊石鄉。公元937年，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丙辰（端午），頒詔汨羅屈原廟額進封“威顯公”。
——這是目前文獻記載的最早在端午公祭加封屈原的官方行為。一千零八十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頒文賜額，以旌良美。時間是端午，地點是汨羅磊石鄉。公元1080年，北宋神宗元豐三年，頒詔秭歸屈原廟額“清烈公”。公元1083年，北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丙午（三十日），頒詔潭州屈原廟額“忠潔侯”。
——九百三十四到九百三十七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頒文賜額，以旌良美。地點是歸州、潭州。公元1111年，北宋徽宗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頒詔潭州屈原廟額與歸州屈原廟額統一為“清烈公”。
——九百零六年前，官方再次整理祭祀典禮製度，關注到屈原廟額，地點是潭州、歸州。公元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七月戊子（三十日），頒詔屈原“忠節清烈公”。公元1328年，元致和元年，劉行榮作《重修忠節清烈公祠》。
——六百九十九年前，屈原與商代忠臣比幹、唐代狄仁傑等忠臣名相一起進封，並頒詔整修祠廟。地點是汨羅。廟宇的修建及禮製褒崇，給屈原信仰提供了現實空間，加速了屈原的“神化”，也讓屈原成為士人精神的偶像。宋代有影響的《楚辭補注》、《楚辭集注》在汲取王逸“以儒注騷”精神的基礎上，將“忠信於君國”提煉為“忠君愛國之誠心”。洪興祖提出：“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楚辭補注·序》）南宋理學家朱熹晚年作《楚辭集注》，認為屈原作品是“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楚辭集注序》）的典籍。薑亮夫先生曾對漢宋時期三本《楚辭》注本的關係加以評述：“王逸章句本《楚辭》，為漢世肄習之籍，……且前十六篇，畢竟為楚辭不祧之祖。……洪興祖《補注》一本叔師舊說而申之。王氏《章句》通雅有諒，洪補十得八九，且存唐以前遺說較多。……朱熹《集注》，實多采洪說，亦時有發明。”（《楚辭通故八十卷·敘目》）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編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3頁。屈原文化的核心精神，經漢、唐、宋三個重要時期，被提煉為“忠君愛國”，屈原成為“忠臣”楷模。
漢宋時期人們將屈原推為“人格的神”，直接影響著後世對屈原的認識。如明人感歎：“千古忠臣，當推屈子為第一。”（黃文煥《楚辭聽直》）當代韓國楚辭學者道：“學者們所謂‘忠’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忠’是屈原詩中的核心思想。”[韓]林潤宣：《試論屈原思想品格對後世的影響》，《沈陽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版第6期，第95頁。屈原由一個悲劇人物成為士大夫自我人格完善的楷模。
近代以來，屈原由“人格的神”發展為一種“愛國的精神力”。
20世紀40年代，屈原“愛國精神”的概念已經被明確提出。在屈原沉身的湖南汨羅江邊，平江縣的一位書生彭澤陶完成了《離騷今譯校注與答問》（1946年），在自敘譯注屈原作品的初衷時，他說：“屈子愛國精神，與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氣節，得以宛然複見於世。”彭澤陶：《離騷今譯校注與答問·自敘》，崔福章編著：《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1942年1月，郭沫若滿懷抗日救國的激情，將屈原研究與實際鬥爭結合起來，創作了曆史劇《屈原》。1946年，王璞發表《屈原——人民的詩人》（《人物雜誌》1946年二卷6期），等等，參見薑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481485頁。都將屈原定位為“愛國詩人”、“人民詩人”。抗戰時期，屈原作品成為愛國文學經典，被廣泛教學、傳播。“抗戰以來，由於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郭沫若：《蒲劍·龍船·鯉幟》，重慶《新華日報》1941年5月30日，轉引自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詩人節及其爭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1期，第69頁。1941年由老舍、郭沫若、聞一多、鬱達夫、胡風等53位知名人士署名的《詩人節宣言》明確提出“效法屈原的精神”：“抗戰以來，國內詩人鹹感屈原詩風人格，兩俱不朽，於愛國詩人中最早最著，丁茲大敵當前，國勢防危之際，允宜矜式前賢，用勵來者。因於民國二十八年七月，由陪都文學家舒舍予等召集在渝文藝作家開會，公議以每年的陰曆五月五日，愛國詩人屈原殉國紀念日為詩人節，藉以紀念前賢，並資策勵雲雲。”（1941年《詩人節宣言》）引自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詩人節及其爭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1期，第69頁。回顧這段曆史，人們評價道：“在40年代，‘中國詩人節’舉行過多次慶祝活動和頗有規模的詩歌朗誦會，並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團結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積極作用。”孟憲平、劉修海：《節日大觀》，黃河出版社1998年，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