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基於南京地區的例證-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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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u000eH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基於南京地區的例證

許芸

南京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　基於南京地

區的例證　\/　許芸著.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305175947　Ⅰ.　①社…Ⅱ.　①許…Ⅲ.　①社會組織研究南京

Ⅳ.　①C916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1995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

書名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基於南京地區的例證

著者許芸

責任編輯王日俊黃冬玲編輯熱線02583596997

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

印刷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

開本787×9601\/16印張1425字數287千

版次2016年12月第1版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75947

定價3900元網址:http:\/\/www.nju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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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號：nj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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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社會治理視野下的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研究”（14SHD002）的研究成果。

本書為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學科研究成果。

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序言序言

呈現在讀者麵前的是作者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的一部研究中國當今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機製的學術專著。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古國，強勢國家、弱勢社會是其一個顯著的社會結構特征，曆來有“社會”，而少“組織”。進入現代以來，有組織的社會結構雖然在不斷地發育，但大多為自發形態，在國家層麵提出要培育和有序發展社會組織，是近些年來才出現的新趨勢和新動向。因此，在學術領域裏，研究中國社會組織培育與發展的著述還不多，《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一書，也當屬這個領域裏的先驅性著述之一了。

要對當今中國社會組織作較為有深度的研究，既需有經驗性材料的實證，又需有相當透析力的理論概括，而支撐這兩個緯度整合的基點，還必須是中國語境的理論邏輯和經驗描述。否則，離開了中國的實際，就不可能對中國的社會組織及其培育和發展的機理作出科學的研究和結論。可貴的是，作者在本書中，不僅論證兼得，而且立足於對中國社會曆史和現實的深刻領悟，立足於參與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的親身體驗，縝密思維，不落窠臼，使本書的研究與探討具有了很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正確的理論必定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及其發展規律的揭示。在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及其發展機製作理論審視時，習慣性的研究視角通常是以基於西方的“國家-社會”理論或第三部門理論等作為分析工具，但其往往不能透徹地揭示中國這樣一個東方社會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本質特征和發展邏輯。作者深入研究了傳統中國構成其“國家-社會”關係的曆史基因，全麵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組織培育及其發展機理的曆史邏輯。作者提出，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中，政治國家的統治與民間社會的基層治理通常是一種兼容的“吸納-依附”關係，這種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曆史邏輯和基因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既深植於社會機體中，又發生著現代的變異。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與社會高度同構，社會“國家化”傾向相對顯著。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體製下，社會自身的發展獲得了新的空間，但是國家與社會關係仍需要做出適應治理現代化需要的調整，特別是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公共產品供給短缺、貧富差距日益加大、政府官員中的腐敗和官僚化傾向滋生蔓延等社會問題，導致社會風險劇增。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風險倒逼著中國治理機製的改革，讓社會組織有控製地適度發展，以致采取積極培育的措施，正是化解社會風險、調整治理主體關係和治理方式的一項重要的政策突破。

這些研究和解析是作者對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及社會組織培育發展曆史邏輯所作的理論探索和貢獻。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兼容，特別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兼容是一種東方文明在社會治理中的智慧。在當今，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組織體係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製度建設的內在要求和應有之義。“社會主義”本意就應當蘊含有高度發達的社會組織形態，公眾通過社會組織的渠道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是現代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和發展的基本通道。隻有當社會獲得了高度發達的組織形態，才可能建立馬克思所預言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因此，可以說，沒有“社會”就沒有社會主義。

作者所得出的理論結論是需要有經驗材料作支撐和驗證的。經驗材料的支撐，可以通過二手資料的轉引，但更可靠的應當是直接采集於社會生活實際的一手資料。而一手資料的獲得也有不同的方法和路徑，作者采用了不同於一般社會調查的行動研究。所謂行動研究，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是“通過係統的證據收集和試驗，探究如何提升專業介入的質量，從而更好地服務民眾的過程”古學斌.行動研究與社會工作的介入［A］.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十輯）［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4.。作者根據現階段政府培育社會組織的政策導向，發起組建了一個公益性社會服務機構，既接受培育和扶持，又麵向基層社區,參與社區治理和開展社區服務。在此項實踐過程中，作者研究了參與社會組織培育的不同主體的現實動機、培育機製、所培育組織發揮的社會功能等。由於這是親身體驗的參與式的研究，作者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就更為真實、豐滿而生動，也使得作者的研究更具說服力。

中國社會的發育和社會組織的發展，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一項重大的曆史課題。研究中國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也是中國理論工作者的一項重要的曆史使命。《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一書是作者在此領域研究中一部探索性的作品，值得讀者閱讀和關注。相信隨著中國社會和社會組織的不斷發展，作者一定會有更多更成熟的研究成果，以饗讀者，回應曆史。

第一章導論1

第一節研究背景和研究問題1

第二節核心概念和理論基礎5

第三節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11

第四節研究創新點、研究價值和研究不足15

第二章本研究相關文獻綜述18

第一節關於社會組織的起源和存在價值的研究18

第二節關於政府與社會組織關係的研究21

第三節關於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研究23

第四節關於社會組織培育的研究26

第五節簡要評析30

第三章曆史邏輯：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33

第一節傳統中國（1912年之前）：政治國家與民間“社會”的

“吸納—依附”關係33

第二節民國時期（1912—1949）：國家政治力量與非國家政治

力量對民間“社會”的控製與爭奪42

第三節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1949—1978）：國家與社會的高度

同構49

第四節改革開放以後（1978—）：社會組織的合法性重構與有

控製地適度發展53

第四章現實需求：社會組織培育的必要性71

第一節社會組織培育的宏觀環境：社會治理需求的增長和拓展71

第二節社會組織培育的內在要求：社會組織的主體性脆弱80

第五章動機耦合：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的結合點92

第一節政府培育社會組織的動機92

第二節社會組織參與培育和接受培育的動機98

第三節公民創辦社會組織的動機106

第六章路徑選擇：政府主導下的社會組織培育典型模式分析114

第一節政府直接培育模式——以G區為典型個案114

第二節政社合作培育模式——以Y區、Q區、P區為典型個案126

第三節社會參與培育模式——以X區為典型個案137

第七章案例解析：政社合作培育社會組織並協同社區治理的

行動研究145

第一節培育社會組織XY社工站的緣起145

第二節XY社會工作站協同社區治理的過程分析150

第三節社會組織協同社區治理的行動反思160

第八章未來展望：社會組織培育的發展趨勢及政策建議165

第一節社會組織發展的總體趨勢165

第二節南京市社會組織培育的發展趨勢172

第三節加快社會組織培育、促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政策建議174

參考文獻184

附錄202

附錄1訪談對象目錄及資料202

附錄2訪談提綱207

附錄3“南京市社會組織發展狀況”問卷調查和訪談提綱208

後記214

社會組織培育的曆史邏輯與當今實踐第一章導論第一章導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正經曆著深刻的曆史性轉型。作為與政府、市場並列的“第三方力量”的社會組織，其發育程度逐漸成為衡量社會發展的重要標準。3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組織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總體上水平較低且麵臨諸多問題，不僅數量少，而且其職能定位、作用發揮、能力建設、人才隊伍、製度環境等方麵明顯滯後。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和政府不僅為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更開始了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組織培育實踐行動。

作為一項頗具中國特色的社會政策選擇，社會組織培育的動機何在，國家和政府為何會主動培育社會組織？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社會各方（國家、政府、社會組織、公眾等）是如何行動的？現實的社會組織培育是如何運作的？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影響？社會組織如何參與社會治理？未來發展的趨勢如何？從這些問題出發，筆者在回顧曆史、反思現實的基礎上，聚焦南京、思索未來，從社會治理理論視角出發，對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進行了探索和研究。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研究問題

一、　研究背景

（一）　中國社會組織發展政策的一項重要突破：培育社會組織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置身於一場“全球性的社團革命”之中　［美］萊斯特·M.薩拉蒙等.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視界［M］.賈西津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4.。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以及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麵的變化，社會組織的發展擁有了一定的基礎和空間，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特別是在進入新世紀（尤其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以來，國家和政府對於社會組織的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原來相對嚴格的雙重管理的基礎上，明確了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並重的方針，逐漸把加快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提到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標誌著長期以來隻注重管控社會組織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大改變。

由此，在政策導向上，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培育社會組織作為推進社會體製改革的重要內容。2013年3月11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首次提出了對四類社會組織實行直接登記，意味著長期以來束縛社會組織發展的雙重管理體製發生了根本改變。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治理創新目標，並要求社會組織能進一步“發揮作用”，從戰略上將社會組織視為國家治理體係的重要主體之一。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要“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將社會組織視為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基礎，為社會組織的生存發展提供了重要法製保障。在此背景下，國務院辦公廳、民政部和財政部等中央政府部門也相繼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支持社會組織發展。這一係列針對社會組織的政策文件，反映出了中央政府對於社會組織發展的政策導向有了重大突破：將社會組織視為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對其由以管控思維為指導的“雙重管理”，轉向了“培育扶持和監督管理並重”，顯示出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性質、功能、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

（二）　社會組織的政策突破是“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倒逼的產物

從中國的發展情況來看，1996年，中國還屬於低收入國家世界銀行采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簡稱GNI）這一指標，對各經濟體發展水平進行分類，劃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類，並於每年7月1日根據對上年人均GNI的估算修改對世界各經濟體的分類。按照世界銀行《1996　年世界發展報告》測算標準，1994　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　725　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1998年實現了從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的轉型。2010年，中國人均GNI為4260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在《2010　年世界發展報告》中，世界銀行將人均國民收入（GNI）在　975　美元及以下的國家定為低收入國家，人均　GNI　達到　976～3855　美元的國家為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NI　在　3856～11905　美元的國家為中高收入國家；　人均　GNI　達到　11906　美元及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的標準衡量，中國由“下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為“上中等收入國家”。從國際經驗看，從中等收入經濟體邁向高收入經濟體，將麵對許多全新的難題，應對得當的話，就能順利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反之，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馬曉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觀照和中國策略［J］.改革,2011,(11).。

從目前中國的發展情況來看，眾多發展中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已經逐漸凸顯，主要表現在：（1）　在經濟領域，經濟增長“後勁”不足，“失速”的風險增大，經濟結構優化的目標始終沒有達成，全球的經濟壓力進一步導致中國從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向兩高（中高速、中高端）轉型，但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有待破題。（2）　在政治領域，出現了新中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塌方式腐敗問題，從黨內到軍內、從中央到地方，腐敗蔓延的勢頭已經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反腐敗雖然有深厚的民心基礎，但卻麵臨著嚴重的體製障礙，比如反腐敗以後導致的體製內不作為現象嚴重。如何在反腐敗後提高政府效能，成為一個新的兩難悖論。（3）　在社會領域，社會利益嚴重失衡，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社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社會主體意識正在覺醒，卻沒有體製性的反饋和合理的參與通道。（4）　在文化領域，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相互交融和衝突，重構現代中國文化成為迫切需求。（5）　在生態領域，中國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到了危及底線的邊緣；（6）　在全球治理領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麵臨著全球治理參與重擔和周邊國際環境挑戰的嚴峻態勢。可見，中國已經步入了“風險社會”。

因此，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與此相伴的社會風險和矛盾，既需要有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增強和執政智慧的提高，更需要各種社會力量的共同協同。由多元主體來共同承擔社會責任，化解社會矛盾，這關係到執政黨執政基礎的穩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倒逼著國家對於社會組織政策的調整突破。

（三）　社會組織培育的實踐推進

在中央的政策導向下，各地紛紛出台了推動社會組織發展的地方政策和法規，並開始有意識地主導培育社會組織。2007年，上海恩派最先借鑒企業孵化思路，首創“公益組織孵化器”，並對社會組織按照一定的流程進行孵化和培育。2009年10月全國首家由政府和基金會聯合籌辦的南京愛德社會組織培育中心成立，該事件榮獲2010　年“中國社會創新獎”。

此後，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都建立了社會組織培育基地，以此作為培育社會組織的主要載體。“在眾多的扶持和培育措施中，孵化器的模式因為可以一攬子解決當前社會組織所麵臨的很多問題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迅速在各地被複製，政府希望借助這一‘全能的’培育模式，克服製約社會組織發展的內外問題”　譚誌福.公益孵化器：正確的診斷與錯誤的藥方——兼論地方政府在社會組織培育中的角色［J］.中國行政管理,2014,(8).。2010年7月民政部、江蘇省人民政府的合作協議要求江蘇各地市成立社會組織培育中心。這些社會組織培育中心雖然名稱不同，但是功能一致，即批量培育社會組織，且在政府主導下進行，有學者稱這種模式為“運動式培育”　胡仙芝，易麗麗.社會組織培育中的四大問題［N］.社會科學報，201518(003　).。

從南京的實踐來看，全市建立起了“市區街”三級社會組織培育中心，並在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培育模式和機製，政府主導的培育社會組織工作不斷加強，並通過行政考核指標的手段來推動，比如2013年該市要求南京每萬人擁有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數量為9個。據統計，在2013年一年內，南京注冊的社會組織數量就從2012年底的4018家，迅速增長到了9146家，增速是228%，很快達成了“每萬人9個社會組織”的目標，2014年社會組織的數量繼續快速增長（見表11）。表11南京市社會組織的數量發展情況　數據來源：南京市民政局統計數據。

注冊的社會組織數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基金會合計備案的社區

社會組織數2009年12142010322490092010年124621983444110312011年127123293600134612012年133626824018173002013年239567519146190632014年26268905511531190932015年279210147161295519240注：基金會在2014年前均在省民政廳登記，2014年1月1日起將登記權限下放至各市、縣（市、區），因此2014年之前無數據。這不禁引發筆者思考，南京的社會組織培育具體是如何運作的？為何在具體運作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社會組織培育模式和路徑？各種培育的模式和路徑效果如何？在大力培育下社會組織數量迅速增長，能否滿足社會需要、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這個過程值得探索和研究。

二、　研究問題

麵對社會組織發展的客觀現實和實踐推進，我們需要從國家與社會組織的關係角度，加深對社會組織培育的認識和理解，探討轉型期中國社會組織培育的深層次原因、現實的培育路徑和機製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具體來說，這些研究問題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麵：

（1）　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國家與社會組織互動的模式是怎樣的，為什麼在當下中國會出現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組織培育？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要涉及對於國家\/政府與社會\/民間組織關係的理論研究和曆史演化的闡述，需要從曆時態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中國曆史上國家與社會的運動規律和內在邏輯；同時從現時態的角度去深刻分析社會組織發展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國家和政府對於社會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導向。

（2）　如何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這一問題的回答要討論來自於現實的各種實踐探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培育模式。培育社會組織需要選擇一個可行的路徑。南京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社會組織培育的模式和機製，既有政府的政策、資金、管理等導向，又吸納了其他力量共同參與對社會組織的培育。需要對這三種不同的培育模式各自的產生和形成、運作機製、實現效果、存在問題等方麵進行深入探討。

（3）　“社會組織培育”會對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社會組織的未來發展趨勢如何？這一問題的討論涉及社會組織的發展對於改變國家\/政府與社會組織關係的影響，並從社會治理的視角來評估這一影響。根據對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曆史規律和現實情境的深入探討，對中國社會組織發展走向和社會組織培育的發展趨勢作一預測並提出政策建議。

第二節核心概念和理論基礎

一、　核心概念

（一）　社會組織

什麼是社會組織？國際上存在多種稱謂，比如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民間組織、第三部門、公益組織、慈善組織等，不同的學者相互交叉使用，有時候相互指代。筆者認為，它們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在外延上具有差別性，在國別上具有特征性。NGO概念進入中國的標誌是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我國學者們一開始和國際社會一樣，一直稱作非政府組織。1998年，民政部的內設機構社會團體管理局改為民間組織管理局，“民間組織”就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彙　王名，劉培峰.民間組織通論［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4—5.。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使用了“社會組織”的概念，將政府機構和市場組織以外的組織統稱為“社會組織”，繼而以“社會組織”概念替代“民間組織”概念。雖然目前中國已經開始統一使用“社會組織”一詞，但是對於內涵的界定還是較為模糊，基於不同的視角對社會組織的內涵界定存在差別。

在本書中，社會組織是指由公民、團體或者其他社會力量自發成立的，位於政府和市場之外的、具有民間性、非營利性和社會性的組織形式，具體包括根據現行法規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　在2016年9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中，明確提出慈善組織包括“基金會、社會團體和社會服務機構”，意味著“民辦非企業單位”這一概念將會逐漸被“社會服務機構”所替代。由於名詞的轉化還剛開始，因此本書中仍然使用“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概念。，以及未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

對於社會組織的概念界定，還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在追溯曆史時，由於那時沒有“社會組織”的提法，主要是中國民間“社會”的組織形態，即相對於政府性質的人民團體，可以說幾乎不存在現在民政部所指的三種社會組織形態；二是引用的文獻中，很多文獻使用的是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等概念，為保證引用的真實性，引用之處仍然遵照原文。

（二）　社會組織培育

關於社會組織培育，查找文獻沒有太明確的界定。徐家良認為“社會團體培育”是指有權機關為了滿足社會的公益需求和互益需求，提高社會團體的能力，促進社會團體的健康快速發展，而對社會團體采取特殊優惠和鼓勵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的一係列活動。”　徐家良.社會團體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75.馬俊軍認為“社會組織的培育包括建設和管理兩方麵。前者解決社會組織‘從無到有’的跨越，如準入和退出；後者實現社會組織‘從有到優’的轉變，如評估和監管”　馬俊軍.憲法結社權的實現——中國社會組織立法：培育與監管的平衡［J］.理論界，2013,(7).。

《辭海》中對“培育”一詞有比較形象的解釋，“培”主要指：（1）　在植物根株上奎土，引申為有目的地使成長、壯大，如：栽培、培補。《禮記·中庸》：“故栽者培之。”（2）　壘土。《淮南子·齊俗》：“鑿培而循之。”　夏征農,陳至立.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1713.“育”主要指（1）　生育；（2）　培植、撫養，如育苗、育嬰；（3）　生存，如《詩·邶風·穀風》：“昔育恐育鞫。”　夏征農,陳至立.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2804.可見，“培育”的本義是指對幼小生命體的培養，使其健康發育、成長和壯大。在生物體成長過程中，包括這樣一些環節：（1）　引導：需要培育者為培育對象萌發準備適當的條件，以保證其順利啟動內在的成長機製；（2）　指導：需要對培育對象的成長提供適當的指導；（3）　滋養：需要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及時提供必要的營養，以保證其充分展開內在的潛能；（4）　監控：需要為生物體的成長提供必要的保護措施，隨時監控可能帶來危險和傷害的各種因素，以保證生物體擁有一個安全、舒適的成長環境；（5）　反饋：考察成長狀態是否與預期狀態一致，評估其成長過程的合理性和適當性；（6）　調整：指適當改變培育過程中的某些方式，有意識地促進其向特定方麵的發展　王晴.從“教化”到“培育”——中國重教傳統的演變及當代困境［D］.華東師範大學,2011:25—28.。

在此，本研究對社會組織培育的界定是：將社會組織視為一個有機體，為其創造適宜的成長環境，提供必要的生存條件，促使其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成長過程。在本書第六章中，也借鑒對生物體培育的六個環節，展開社會組織培育的過程分析。

二、　理論基礎

本研究以國家和社會關係理論和治理理論作為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些理論對於本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論視角上的啟迪，將這些理論進行綜合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使用時堅持科學性原則，並在緊貼中國國情、具體實踐中彰顯其指導性、針對性、有效性。

（一）　“國家—社會”關係理論

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是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領域長期以來關注的理論視角，已成為學者們用來分析社會問題的一種理論工具和視角。西方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1.　社會中心論

持有“社會中心論”觀點的思想家有約翰·洛克、托馬斯·潘恩和托克維爾等，主要強調社會的重要作用，對國家持相對消極的態度。洛克的政治思想集中體現在《政府論》（下卷）中，他認為“社會先於政府而存在”　鄧正來.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88.。托克維爾認為沒有社會製約的國家權力是危險的，主張將政治權力分配給多元的社會部門以防止權力壟斷的傾向，使社會能夠形成對權力的製約，其思想主要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

2.　國家中心論

持有“國家中心論”觀點的思想家有黑格爾、奧本海、馬基雅維利、托馬斯·霍布斯等，主要強調了國家的核心作用，國家高於社會，社會居於相對次要地位。黑格爾關於國家的觀點主要體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其主要觀點是國家高於社會，國家與社會相互對立，國家的權力可以無所不及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範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97.。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承認在社會中存在“私域”，認為國家利益是最核心　何增科.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6.。國家中心論者認為國家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的整體，強調了國家對政治的作用，認為政府比其他行為者在政治決策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

3.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

無論是社會中心論還是國家中心論，都認為國家和社會是零和博弈的關係，一方力量增長必然導致另一方力量減少。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以往的理論成果，提出了國家與社會“對立性”和“同一性”並存的科學論斷，認為國家的真正的構成部分是家庭和市民社會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強調社會即社會生產關係、國家與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5.。馬克思恩格斯的關於國家的論斷，揭示了國家的起源、性質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它表明國家是個曆史現象，國家具有社會性和階級性的雙重屬性，強調了國家與社會的統一性。

4.　國家與社會互動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認為國家與社會二分的視角過於狹隘，過於強調社會或國家一方對另一方的決定性作用，於是提出了“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理論。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等學者認為，應當突破國家與社會二分的限製，建立“國家在社會中”（state　in　society）的理論，把國家看作社會的一部分，國家可以形塑社會，同時也是嵌入社會中並為社會所形塑　Joel　S.　Migdal，Atul　Kohli,　Vivienne　Shue(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734.，這一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專著《國家在社會中：研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形塑和相互建設》一書中　Joel　S.　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埃文斯在《國家與社會共治:發展中的政府與社會資本》一書中，對國家與社會共治的經驗研究進行了理論總結，提出國家與社會共治理論　李姿姿.國家與社會互動理論研究述評［J］.學術界，2008（1）.。

20世紀末以來，西方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傳入國內並得到了中國學者們的關注。鄧正來從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互補、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製衡國家等五種模式概括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他比較偏向認為國家與社會並不對立，隻有在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建立起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關係，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和經濟增長才有望實現　鄧正來.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88.。1992年，鄧正來等指出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一個適度有效的國家是市民社會健康發展的保障，提出了市民社會和國家關係的“良性互動說”　鄧正來，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J］.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2(11).。隨後，中國的大部分學者比較接受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理論。俞可平等論證了在中國建立國家與市民社會良性互動關係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提出了建構“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觀點　俞可平.社會主義市民社會:一個新的研究課題［J］.天津社會科學，1993（4）.。

此理論為本研究提供了視角和闡述上的啟迪。在本書第三章中，在追溯中國社會組織發展曆程時，我們發現國家和社會關係一直處於不斷的運動過程中，但是基本上呈現一定的曆史規律性。現時與未來，構建良好和諧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一直是理論研究者和各國公民的理想追求。

（二）　治理和善治理論

治理和善治理論從政府的視角來討論社會管理問題。“治理”(governance)一詞，最早出現於拉丁文和古希臘語中，其原意是控製、引導和操縱。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與統治一詞交叉使用，並且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創設了治理理論這一新的政治分析框架，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其涵蓋範圍遠遠超出傳統意義，並被廣泛運用於各個領域。不僅在政府管理領域，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家紛紛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引入治理概念，用其發展和完善自己的學科理論，使“治理”逐漸被賦予了多樣而嶄新的內涵，並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包括治理、善治與全球治理等內容的治理理論　黃健榮，等.公共管理新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9.。

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詹姆斯·羅西瑙將治理定義為“一係列活動領域裏的管理機製，它既包括政府機製，同時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機製”　［美］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張勝軍，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國內學者俞可平教授對關於治理的各種定義進行分析後，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對治理提出了較為權威的概念界定，認為其基本含義是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通過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製和治理方式等公共權威，維持社會秩序、滿足公眾需要、增進公共利益的過程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5.。

善治理論則是與新公共管理學相關的理論，善治是治理的目標，意味著“良好的治理”。它常常被運用到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在過去幾十年裏，追求善治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理念。俞可平教授認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於它是政府和公眾對公共活的合作管理”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會科學，2001(9).，並將善治基本要素歸納為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性、有效性、參與、穩定、廉潔和公正10個方麵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8.。邁克爾巴澤雷把善治歸結為“公民價值體現”　［美］邁克爾·巴澤雷.突破官僚製政府管理的新願景［M］.孔憲遂，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33.。

治理和善治理論作為一種拓展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分析框架，認為政府、社會和市場是平等的社會治理主體，既突出了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又突出了治理主體的平等性。對於社會組織發展而言，既然社會組織是實現善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政府對社會組織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關係，那麼在社會組織存在種種困難而難以發揮好治理作用時，政府自然有必要加大培育社會組織的力度，而且這種培育不再是施舍式的幫助，而應當是互動式的、共贏的合作。可見，治理和善治理論將政府和社會組織置於平等位置，並強調相互之間的合作關係和依賴關係，為審視國家與社會關係問題提供了多元視角，也為政府培育社會組織提供了理論基礎。

雖然學者對治理、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等概念的理解並沒有形成共識，但是我國經濟社會建設中，“重經濟、輕社會”、“重管控、輕協作”所造成的教訓告訴我們：社會是治理的重要一極，如果單純地依靠國家治理社會，而忽視社會自身的力量，隻會增加國家的治理成本，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那麼，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國家在善治的理念中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國家與其他社會治理力量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也是治理理論對於本研究的啟示和思考。

第三節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一、　研究方法

一般來說，科學研究的方法包括方法論，即指導研究的思想體係、研究方式（程序與操作方式）、具體方法與技術三個層次　袁方.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

（一）　方法論

社會研究的方法論是研究的哲學基礎，決定著整個研究過程，包括研究的選題、分析的邏輯、框架的建立、資料的收集和理論的建構等方麵。在社會研究中，一直存在著兩種基本的，同時也是相互對立的方法論傾向實證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　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7.。實證主義方法論強調要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一般采用定量研究方式來研究社會；人文主義方法論則強調社會和人的行為所賦予的意義以及研究者的個人理解，一般通過質性研究來研究社會現象和人的社會行為。現階段已經結合並形成對同一觀察現象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典範，並相互檢驗彼此研究發現的多元研究途徑的趨勢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M］.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3:45.。

本書也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堅持實證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相結合，但側重於人文主義方法論。在第四章中，試圖通過定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來展現社會組織發展的整體狀況。在第五、六章中，則運用質性研究方法，從中微觀角度分析政府、社會組織培育機構、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公眾參與培育的動機和目標，以及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七章則運用了行動研究方法，對於具體的實踐案例展開分析，從微觀的角度分析在現實社會環境下如何培育社會組織以及培育出的社會組織如何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

（二）　具體的研究方法

基於本研究試圖通過宏觀與微觀、曆史與現狀相結合來考察中國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等問題，主要采用了文獻研究、調查研究、實地研究和行動研究的研究方式。

（1）　文獻研究。依據研究思路和框架，分類梳理、整合研究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和文獻。在分析中國社會組織發展曆程以及中國曆史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階段性特征時，盡可能多地收集相關的工作文件、政策法規資料等相關資料，尤其是改革開放後對社會組織發展的法規、中央曆次黨代會和政府工作報告等政策文件。

（2）　調查研究。在南京市公益創投協會以及南京市部分區的社會組織培育中心的支持和配合下，從2013年11月—2014年4月，筆者對南京市的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進行了問卷調查，這些問卷絕大多數是筆者帶領學生上門調查和訪談，有一小部分是通過電子郵件的方法完成，共收回有效問卷125份。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對社會組織有初步了解，所得數據隻是用於描述性分析，而不去推斷總體狀況，因此隻是采取了合適性的原則進行了配額抽樣，考慮了各個區的樣本的均衡，不是嚴格的隨機抽樣。

（3）　實地研究。①　深度訪談。重點考察了南京五個區社會組織培育中心（Q區社會組織培育與發展中心、G區社會組織培育中心、P區社會組織培育中心、X區M街道社會組織發展促進會、Y區社會組織孵化中心）的具體運行狀況，並與相關負責人和工作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在對社會組織的上門問卷調查過程中，筆者和學生選擇了典型的社會組織進行了深度訪談，共訪談了54家社會組織（其中基金會2家、民辦非企業50家、備案的社區社會組織1家，網絡社會組織1家）。2013年7—10月，筆者參與了浦口區社會組織的需求調查，走訪了相關政府部門、事業單位，了解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需要購買的服務項目情況。2014年7—8月，筆者還參與了南京市社會團體評估工作，對南京市的10家行業協會進行了深度訪談。②　座談會。2014年7月，筆者在相關部門的協調下，在Q區社會組織培育中心主持召開了一次小型座談會，參與人員有政府工作人員、培育中心工作人員以及街道、社區工作人員，就社會組織培育的相關話題進行了座談。通過這些訪談和座談，筆者對三種類型的社會組織的運行狀況有了豐富的感性認識，並收集到了許多一手資料。

（4）　行動研究。行動研究“是一種由實踐者自己實施的、在實踐中進行的、旨在改進實踐的研究取徑。實踐者在研究中行動，在行動中研究”　陳向明.質性研究：反思與評論［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9.。行動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實際的問題，是研究和行動結合的一種研究。在本研究中，筆者於2013年11月在政府和社會組織培育機構的合作培育下創辦了一家社會組織“XY社會工作站”，在浦口區民政局正式登記注冊，並獲得了2014年南京市公益創投項目的資助，入駐一個拆遷安置社區，協同社區治理，筆者希望借助這一行動研究來反思社會組織培育的機製、過程，以及參與社會治理的成效和問題。

（三）　研究地點的選取

本研究之所以選擇南京作為研究地點，主要出於兩點原因：一是南京是江蘇省會城市，在推動社區社會組織備案製度、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培育中心社會組織發展方麵走在全省前列。近幾年來，南京積極開展社會組織培育工作，2012年9月13日民政部部長李立國批示“南京經驗值得總結推廣”。因此，筆者期望能夠以南京為研究地點，深入考察社會組織的培育模式、運行機製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試圖尋找可以值得推廣的經驗。二是出於資料收集方便的考慮。筆者與多家社會組織長期保持了友好關係，作為學生專業實踐基地，可以方便收集一手資料。

（四）　研究倫理

在本研究中，主要的資料都是通過實地走訪和深度訪談獲得，被采訪的都是從事公益和社會服務的社會組織，當得知研究的目的後，都非常坦誠地接受訪談。當我們在某社會組織培育中心訪談時，由於有好多家社會組織聯合辦公，所以有的社會組織負責人會主動來接受訪談，跟我們暢談社會組織發展中的困惑與成就。盡管如此，筆者在研究中會盡可能做到：首先，在訪談過程中，會主動向被訪者提出是否可以錄音的請求，如果被訪者拒絕錄音，則直接用筆記錄或訪談完回去憑記憶整理；其次，有部分訪談資料整理後，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發給被訪者，請被訪者檢查，確保沒有事實偏誤；再次，在資料的處理過程中避免出現被訪者真實姓名，用姓名拚音的第一個字母代替。

二、　研究框架

筆者試圖在“國家—社會關係”和現代治理理論的理論基礎上，以南京地區的實踐為案例，通過文獻研究、實地研究和行動研究，對中國當前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主導的社會組織培育政策及其實踐進行理論解析、曆史回顧和現實考察，並對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的趨勢作出預測和判斷。具體的研究思路為：

首先，追溯“過去”，試圖回答“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組織經曆了一個怎樣的發展曆程”。從曆史的維度，從“國家—社會關係”理論視角出發，描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曲折曆程，概括了階段性特征，並對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組織“從控製轉向培育”的政策展開政策分析，以此來揭示中國轉型期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內在機理。新中國成立後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社會團體進行改造，除了政府認可的人民團體之外幾乎沒有合法注冊的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幾乎成為了政府的附庸組織。改革開放後，社會組織的發展幾經曲折，經曆了由管控到主動培育，表現的顯著特征就是國家對社會組織的有控製地適度發展。

其次，關注“現在”，試圖回答“對於當下轉型期的中國，為何會出現以政府主導的社會組織培育？現時如何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這部分主要從四個方麵展開了論述和分析：（1）　從宏觀層麵，在社會治理理論指導下，從中國現實的治理需求和社會組織自身發展兩個維度分析了培育社會組織的現實必要性；（2）　從微觀層麵，分析了各個社會行動主體（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培育機構、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公眾）參與培育社會組織的動機和目標，以及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3）　在中觀層麵，考察了南京市在實踐中發展出來的三種培育模式，對政府主導下的直接運作模式、政社合作培育、社會參與培育各自的產生和形成、運作機製、實現效果等方麵進行深入探討；（4）　對於培育的模式和路徑，又回到微觀層麵，選擇一個典型案例，通過行動研究，來探索一家社會組織接受培育並介入社區治理的過程，來揭示政府主動培育社會組織並使其參與社區治理的動態過程及其內在邏輯。

最後，展望“未來”，試圖回答“未來社會組織的發展趨勢如何？社會組織培育的發展趨勢如何？”。這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分析在不同的條件下，根據需求變化、資源變化和運作機製的變化，未來培育方式和策略的可能發展走向。對政府、社會組織培育中心以及被培育的社會組織各方治理主體應如何和諧運作，加強治理能力建設，進行深入探討。

在以往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在嚐試在“國家—社會關係”和現代治理理論的指導下，嚐試建立一個社會組織培育的“過去——現時——未來”連續譜分析框架，該框架如下圖所示：

圖11研究框架

第四節研究創新點、研究價值和研究不足

一、　研究創新點

1.　運用治理視角展開研究問題的分析和討論

本書是在治理視角下展開的對中國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的綜合考察，在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分析探討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既回應社會熱點、又契合改革主旨，是一個嶄新的應用課題。社會組織培育與發展與國家治理體係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無論從學理角度還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國家治理水平和能力事關現代化建設全局，單靠、隻靠政府的力量既不可能、也不現實，現代化的治理必須是政府、市場、社會、公民個人等多元化合作的協作治理。其中，社會組織就是社會這一主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的實踐中，如何厘清政府、社會、公民三方的關係？未來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將如何發展，以實現政府和社會的良性互動？是本研究試圖提供的回答。

2.　試圖從國家與社會關係視角，來揭示中國轉型期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內在機理

在轉型中的中國，培育社會組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選擇。一是現實機製的倒逼，是中國麵臨的社會風險和社會問題倒逼產生的，是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選擇；二是曆史邏輯的發展規律，是由中國的曆史社會基因導致的，是有深刻的曆史根源的。這種曆史社會基因就是：在社會運行的常態下，國家和社會力量是一種吸納和依附關係，社會結構相對穩定；而在社會動蕩的非常態時期，國家在控製上吸納能力削弱，同時社會的依附性也削弱，社會力量的政治化會成為“現存”國家政治的對抗力量，一旦取得政權主導地位，社會力量轉化而來的政治力量又會迅速國家化，成為新的國家力量的代表，從而在本質上通過轉化，再度依附於國家。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典型的東方社會，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中含有的特殊的社會基因。

3.　本書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培育社會組織的模式展開分析

本書運用了行動研究方法對政社合作培育社會組織，並協同社區治理的全過程進行了探討和反思。本研究重點探析了政府培育社會組織的三種模式，並通過筆者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培育社會組織XY社工站，協同參與社區治理，較為深刻地揭示出當前社會組織培育和參與治理的困境，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係統性反思和前瞻性的對策分析。

二、　研究價值

1.　理論價值

本研究力圖在治理理論視角下，從東方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運動的動態規律出發，探討中國轉型期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曆史邏輯，在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組織培育的現實選擇，以及中國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以後，將會對中國社會治理和整個社會的轉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怎樣的作用和影響。對這些問題做出理論上的研究和預判，以形成適用於中國具體國情的、對現實有指導意義的新的理論成果。

2.　實踐價值

本研究通過理論上的分析，可以讓社會組織認清自身在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發展規律，促進社會組織提升自身能力、拓展發展空間、實現持續發展；通過政策分析，更好地用於指導社會組織培育、扶持和發展的具體實踐，更好地調整和健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係，建立符合現代治理需要的中國社會組織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關係，推動完善政社合作機製。

三、　研究不足

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問題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由於受學術功力和論文篇幅的限製，本書對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尚是初步的、不全麵的，存在很多不足，還有很多需要繼續研究和完善的問題。（1）　在理論方麵，由於受學養和理論功底的限製，對於這樣一個宏大問題的理論上的剖析不夠深入，對於治理理論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的把握可能還不夠準確，有些觀點和結論未必成熟、規範。（2）　在研究內容方麵，隻是分析了南京的培育模式和機製，而沒有與全國其他城市的培育模式和機製展開對比研究和分析；對其他國家和港台地區的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經驗、教訓與啟示的借鑒還比較缺乏；同時，對企業等其他社會主體參與培育這一帶有前瞻性的問題尚待係統和深入的研究；由於本研究的主題是社會組織培育，所以本研究對於社會組織正向功能分析地較多，對社會組織持有積極的態度，而對社會組織可能有的消極功能，比如社會組織之間的非良性競爭、部分社會組織的盈利傾向等問題欠缺深入分析。這些都有待於以後進一步完善。（3）　從研究方法上，本書主要是運用了質性研究，雖然也試圖采用定量研究來說明問題，但是由於調查對象數量少，也隻是作了探索性的闡述。當然，本書肯定還有不少其他不足和紕漏之處。所有這些，唯望能在後續研究中予以改進和完善。

第二章本研究相關文獻綜述第二章本研究相關文獻綜述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範圍內興起，對非政府組織的研究逐漸成為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萊斯特·薩拉蒙認為：“當前各國正置身於一場全球性的社團革命之中，曆史將證明這場革命對20世紀後期世界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民族國家的興起對於19世紀後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其結果是出現了一種全球性的第三部門，即數量眾多的自我管理的致力於追求公共目標的私人組織”［美］萊斯特·M.薩拉蒙.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視界［M］.賈西津,魏玉，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4.。學者詹姆斯·P.蓋拉特大膽預測：“21世紀將是社會部門的世紀”［美］詹姆斯·P.蓋拉特.21世紀非營利組織管理［M］.鄧國勝，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對社會組織發展的研究也日益成為學術界和實踐部門關注的重要議題。隨著1998年起中國青年基金會“中國第三部門研究項目”的設立和實施、清華大學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的成立，我國對於社會組織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基於本研究的研究主題，所要考察的一係列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為什麼產生以及存在的作用是什麼？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如何？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主體如何發揮作用，其運行模式是怎樣的？為何要培育社會組織、如何培育？因此，本書相關的先行性研究也主要從這些研究內容出發進行梳理和總結。

第一節關於社會組織的起源和存在價值的研究

世界範圍內非營利組織的興起積極回應了全球出現的發展危機。正如薩拉蒙所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國家的危機，轉型國家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危機，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模式的危機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對政府主導社會事務的能力和意願產生了懷疑，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市場的作用受到強調，……非政府組織乘勢而起……結社革命絕不是偶然……”　王紹光.多元與統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19.

一、　國外非營利組織興起的原因

對於“全球結社革命”產生的原因以及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價值的研究，國外學者的理論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主要提供了以下幾種理論解釋：

1.　政府失靈理論（government　failure）

美國經濟學家伯頓·韋斯布羅德認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決策作為一種政治性決策往往傾向於反映“中位選民”的偏好、導致了大量的選民群體不滿意，而個人對於公共物品需求的差異由個人在收入、財富、宗教、種族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麵的差別導致。這就產生了對非政府組織作為政府以外的公共物品提供者的需求　Weisbrod,　B.　A.　(1975).　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a　threesector　economy,　In　E　S　Phelps(eds).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71195.。由於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征，基於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種類限製、時間限製、多數限製、知識限製、規模限製，需要市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公共物品供給方麵的互補。

2.　市場失靈理論（government　failure）

市場在分配個人消費品（如汽車、衣服及食品）時是有效的，但是對於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無法有效供給。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是公共物品的非自給性、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效應導致配置失衡、競爭的不平等性和壟斷性、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性等。薩繆爾森、巴托等經濟學把世紀之交政府職能界定為矯正市場失靈、對穩定並促進經濟增長、收入進行再分配、製定和執行國際經濟政策四大經濟職能［美］薩繆爾森.經濟學［M］.蕭琛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293.。雖然學者們試圖尋求市場與政府的最佳配合，努力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元機製最優組合——凸性組合金太軍.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與政府幹預［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2（1）.，但是在有些領域仍然出現了所謂的市場與政府的“雙失靈”。在這種困境中，凸顯了非政府組織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麵的有效性，“非政府組織可以使一些人把他們的資源彙集起來生產他們所希望的公共物品，但並不保證多數國民都來分擔這些成本”　Gronbjerg,K.A.(1997).　Transaction　costs　in　social　service　contracting:　Lessons　from　the　USA.　In　PerriG.&J.　Kendall,　The　contract　culture　in　public　services.　London:　Ashgate.。

3.　誌願失靈理論（voluntary　failure）

該理論一方麵強調非政府組織的內在局限性，另一方麵也強調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資金動員、提供服務的分工合作、優勢互補。正如薩拉蒙所認為，雖然非營利組織能提供公共物品方麵，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缺陷，但是自身也有缺陷：第一是供給的有限性；第二是慈善特殊性問題，表現為服務對象的局限性，因為慈善組織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殘疾人、兒童、外來移民等）；第三是慈善組織內部治理的不足；第四是慈善組織的業餘性　Salamon　L.　M.　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　Public　Policy,1981,29（3）:255275.。

除了上述這些理論解釋之外，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治理”理論，是對市場和政府兩個“失靈”、兩種手段的糾正和補充，治理強調的公民積極參與自然離不開非政府組織這個載體。

二、　中國社會組織的興起原因及動力機製研究

國內學者對中國社會組織的興起及其發展也做了許多研究。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後國際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下興起的，是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共同作用的結果。一些學者認為這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為非營利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留下了廣闊空間　吳錦良.論政府機構改革與第三部門發展的互動關係［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2（1）.，在“小政府、大社會”、“有限政府”等改革理念的引導下，政府逐步把自己的行政範圍縮小，而把一部分管理職權讓渡給了社會組織來承擔，社會組織是中國的社會改革目標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　王名,劉國翰,何建宇.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0；文軍,王世軍.非營利組織與中國社會發展［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106.。其次，改革開放後在中國政府強調法製和法治的背景下，公民結社自由的權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政府體製改革不斷深入，政府權力轉移以及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推動了非政府組織的形成；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企業的自主性增加，導致某些行業組織有可能脫離政府成為獨立的非政府組織　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65.。再次，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直接動因是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人們需求的多樣性、社會中間層的形成以及國際交流合作增加　鄧國勝.非營利組織評估［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23—33.。賈西津認為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是“政府主動推動的國家—社會關係的重塑過程”　賈西津.中國公民社會發育的三條路徑［J］.中國行政管理，2003（3）.。

關於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動力機製，王名等人認為這是“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的必然結果，在計劃體製下，中國社會組織是完全依附於政府的人民團體，這是“政府選擇”的結果；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時期，政府選擇和社會選擇兩種動力往往同時並存；在市場經濟體製下，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內在動力，必然走向“社會選擇”，也就是追求滿足社會多元化需求，並從社會獲取更多的資源　王名，劉國翰，何建宇.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鄧國勝用“供需理論”和“推拉理論”動態地分析了自下而上型非營利組織興起與自上而下型非營利組織變革的動力、困境,狀態等　鄧國勝.1995年以來中國NPO的變化與發展趨勢［A］∥範麗珠.全球化下的社會變遷與非政府組織(NGO)［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88—294.。

第二節關於政府與社會組織關係的研究

在對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價值和必要性取得廣泛共識後，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們又將研究的關注點轉移到了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之間關係方麵，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

一、　國外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的理論解釋

羅伯特·伍思努（Robert　Wuthnow）提出了政府、市場、非營利組織“相互依賴理論”。伍思努認為政府、市場、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雖然在概念上比較容易區分，但在實際中的邊界並不清晰，存在著頻繁的互動，在資源、服務等方麵互相競爭和合作、支持和依賴　Wuthnow,R.　The　voluntary　sector:　legacy　of　the　past,　hope　for　the　future?　In　Robert　Wuthnow(ed.).　Between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329.。

本傑明·基德倫（Benjamin　Gidron）、克萊默（Ralph　M.　Kramer）、薩拉蒙（Lester　M.　Salamen）以服務的資金籌集和授權(financing　and　authorizing　of　services)以及服務的實際遞送（actual　delivery)為核心變量，1992年提出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政府主導模式(GovernmentDominant　Model)、非營利組織主導模式(ThirdsectorDominant　Model)、並存模式(Dual　Model)和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四種基本模式理論　Gidron,　B.,　Kramer,　R.　M.,　&　Salamon,　L.　M.　(1992).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lies　or　adversaries.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emerging　relationships　in　welfare　states,　5:114.。

此後，薩拉蒙進一步闡釋和豐富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合作夥伴關係理論，提出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征上的互補性(compensatory　complementarity)提供了建立雙方合作的契機，他在《公共服務中的夥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一書中，係統總結了政府部門和非營利組織各自在組織特征上的優勢和不足，二者之間存在很大的互補性，指出非營利組織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中的夥伴　Salamon,　L.　M.　(1994).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109122.。

綜上，由於研究視角、選擇維度、出發點等差異，國外學者提出的關係模式也不盡相同。但是，學者們普遍認為，雖然在某些條件和情境下，在某一階段，政府和社會組織會呈現出對抗或抗衡的關係，但是合作與互補應該是兩方關係的主流，“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第三部門是完全獨立於政府存在的，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政府存在，尤其是在財政收入上的依賴性更強”　謝蕾.西方非營利組織理論研究的新進展［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1）.。

二、　國內政府與社會組織關係的研究觀點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一直是國內學者研究的核心問題。從研究視角來看，國內學者主要圍繞三方麵展開：一是在宏觀層麵對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展開討論（前文已述）。二是對國外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模式在引入的同時結合國內的情況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和探討。如郭小聰、文明超運用國外的理論論證了我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可以建立合作和競爭的新型關係　郭小聰,文明超.合作中的競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新型關係［J］.公共管理學報，2004（1）.。三是針對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展開實證研究、進行具體分析。如1993年，王穎、折曉葉和孫炳耀在調查後得出了“官民二重性”的基本特性　王穎,折曉葉,孫炳耀.社會中間層——改革與中國社團組織［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顧昕等通過2858個社團實證分析後發現，社會團體的自主性與公共服務作用並不矛盾，自主性強、民主治理良好的民間社團組織與其“政府服務效能”並不衝突，社團可以充當“政府的助手”　顧昕,王旭,嚴潔.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協同發展——民間組織的自主性［J］.開放時代，2006（5）.。

從研究內容上來看，隨著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產品中的重要作用逐漸被人們所認同，出現了很多探討政府與社會組織良性互動的研究。張丹丹認為非政府組織與政府是合作與互補的關係　張丹丹.合作與互補: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及其與政府關係之探討［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04（2）.，鬱建興采用“國家在社會中”理論的研究分析，認為中國的民間組織正在從“政府的助手”變成“政府的合作者”　鬱建興,吳宇.中國民間組織的興起與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轉型［J］.人文雜誌，2003（4）.。高紅認為構建社團組織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關係是中國社會的理性選擇、理想狀態，這種良性互動關係應呈現為“整合—自治—整合”的模式　高紅.整合—自治—整合——一種中國社團組織與政府良性互動關係模式的構建［J］.人文雜誌,　2006（5）.。龔詠梅從“社團與政府二元互動”的視角，發現按照改革開放前、轉型期、未來三個階段，中國社團與政府的關係將由社會的高度整合發展至政府主導的社團與政府的合作型關係最終走向社團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關係　龔詠梅.社團與政府的關係——蘇州個案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劉銘傳認為目前我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可以歸結為五類，即內生依附關係、工具性互惠關係、競爭關係、疏離關係和抑製關係　劉傳銘.政府與社會組織關係的未來走向［N］.社會科學報，20120809.。康曉光、韓恒通過對一些典型的非政府組織的特征進行實證調研，認為中國政府基於社會組織的挑戰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形成“分類控製”體係，對不同的社會組織采取了不同的控製策略　康曉光,韓恒.行政吸納社會: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再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07（2）.。從國內學者的研究來看，不少學者認為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比較理想的關係是在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參與社會治理。

第三節關於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研究

一、　國外非營利組織參與治理的研究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何實現治理理念向治理實踐轉變，從而達成社會“善治”的目標，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西方學者相繼提出了合資（joint　ventures）、多方協作(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s)、公私與公非聯合(publicprivate　and　publicnonprofit　alliance)、夥伴關係(partnership)、合作生產(coproduction)、協同(synergy)等概念來探討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多種組織共同治理的問題。

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在《政府改革：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一書中，對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之間如何各自發揮優勢，進行分工合作治理進行了係統地概括：公營部門最適合政策管理和實行公平的領域，私營部門在追求效率的領域更凸顯優勢，非營利組織則在實現社會效益方麵表現突出　［美］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M］.周敦仁，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20.。

蓋伊·彼得斯在《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一書中，從改變政府治理模式的角度，提出了參與式政府的治理模式，在理念上強調“參與”，在模式上由傳統的“統治性”向“治理型”的轉變，努力尋求一個政治性更強、更民主、更集體性的機製來向政府傳達信號　［美］　蓋伊·彼得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M］.吳愛明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59.。奧克森在《治理地方公共經濟》一書中也論述了在社會治理體係中，地方政府的職能在於供應公共服務，而生產公共產品和服務應交給私營部門，尤其是第三部門來進行　［美］　奧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經濟［M］.萬鵬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9.。

Feiock與Andrew則從非營利組織參與公共服務的合作治理的角度出發，提出了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提供中扮演獨立的服務提供者、合作的服務同盟、接受補貼的服務提供者、合同商\/代理商、合作夥伴、戰略競爭者、倡導者\/說客七種重要角色　Feiock,　R.　C.,　&　Andrew,　S.　A.　(2006).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t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9(1011),　759767.。

二、　國內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研究

隨著社會組織在國內的快速發展，國內學者圍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麵：

一是在理論層麵，從政府視角出發研究社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轉變。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要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學者紛紛提出“彈性政府是風險社會治理中政府模式的當然選擇”靳文輝.彈性政府:　風險社會治理中的政府模式［J］.中國行政管理，2012　（6）.，“要破除社會管理的難題關鍵不在於如何對社會進行管理，而是如何讓社會達到治理”曹建萍.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理念與實踐［J］.特區實踐與理論，2013（1）.，“社會管理改革的方向是社會治理”麻寶斌,任曉春.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挑戰與變革［J］.學習與探索，2011（3）.等觀點。顏如春認為：“政府與社會‘強強聯合’，實現從‘共治’到‘善治’，將是應對共同挑戰的客觀抉擇。政府在達成‘善治’目標的進程中要完成培育社會的自治能力、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這兩件任務。”　顏如春.從共治到善治——中國社會治理模式探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1）.郭禕分析了現代社會治理模式的特點、要求，並且提出了政府在現代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政策製度、社會支持、公共服務及公眾參與等層麵的角色定位　郭禕.論現代社會治理模式構建中的政府角色［J］.實事求是，2013（2）.。丁元竹分析論證了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是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丁元竹.創新社會治理激發社會發展活力［J］.前線，2013(12).。

二是從社會組織視角出發，研究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意義、困境和途徑等內容。一些學者通過分析中國當前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理論、曆史和現實依據後，提出“NGO參與社會治理，是社會穩定的根本出路”　閆利峰.看　NGO何以參與社會治理［J］.學理論，2013(18).。從應然狀態上來講，社會組織應當發揮社會治理主體之一的作用，與政府、市場組織等一起參與社會治理。但是，從實然狀態來看，不少研究者發現，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麵臨不少困境，有些來自立法和製度設計層麵的（如社會立法滯後，政策法規和監管機製不健全），有些來自於社會組織自身發展的問題（如社會組織主體能力有限、人力資源管理不規範、資金管理落後），有些來自於社會公眾參與治理意識不足等問題　裴樂.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問題與對策探究——以遼寧省為例［J］.北華大學學報，2013(10)；賀藝,劉先江.非政府組織與社會治理:作用、困境及其出路［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7(8)；胡金強.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困境及路徑選擇［J］.企業導報，2012　(20).。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也試圖研究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和策略，提出要從NGO自身和外部環境兩方麵入手，加強社會治理的製度支持和非政府組織（主體能力、人力資源、資金管理）等方麵建設。

三是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實證研究。學者蔡誌海等人以L社會組織參與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為例，分析了L組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適應關係，研究發現L組織在參與重建時麵臨多重困境蔡誌海,沈洋.NGO參與社會治理:適應、困境和出路［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汪錦軍在考察北京和浙江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基礎上，闡述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條件，分析了“協同增效”、“服務替代”和“拾遺補缺”三種合作模式　汪錦軍.走向合作治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的條件、模式和路徑［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趙伯豔在《社會組織在公共衝突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一書中係統地分析了社會組織參與公共衝突治理的必要性、擔任角色、積極意義和作用限度、條件和障礙等問題　趙伯豔.社會組織在公共衝突治理中的作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吳巧瑜等以香港工業總會為個案，考察發現香港民間商會的組織結構、運作機製及其與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形成了良性的社會網絡關係　吳巧瑜,王文俊,周潭.香港民間商會組織社會治理功能研究——基於香港工業總會的個案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2011（4）.。李宗勳基於台灣社會組織的承接政府委派公共服務的經驗，提出在公共服務領域各社會組織之間互相合作，優勢互補，構成共同治理的互動關係　李宗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理論、策略與經驗［M］.台北：台北智勝，2007:440—441.。

敬乂嘉評價道：“如果將公共治理區分為源於政府的政府治理、源於社會的自主治理和源於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治理三種模式的話，可以發現合作治理在近幾十年的公共領域治理實踐中迅速成長”　敬乂嘉.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務的邏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71.。因此，在治理的視野中，政府應當積極與社會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從而為社會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務。

第四節關於社會組織培育的研究

支持和培育是兩個概念，培育是一種帶有主動性的行為，希望通過外部力量的主動介入來促使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從國外的經驗和理論研究來看，對於社會組織的分析更多的側重於從支持而非培育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　國外關於支持型社會組織的研究

在美國和歐盟等國家與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不存在政府主動培育，更多的是為社會組織提供成長的環境和空間。國外比較普遍的做法是通過支持型組織（support　organizations），為其他非政府組織提供服務和資源。這些支持型組織一般冠有中介性組織（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傘形組織（umbrella　organizations）、非營利部門聯盟（metaorganizations）、誌願組織聯合會（Council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等名稱　周秀平,劉求實.以社管社：創新社會組織管理製度［J］.我們，2011（5）.。國外的研究主要從支持型社會組織的功能、治理結構、組織規模、組織運作與政策立法等方麵進行，並從全球市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角度探討支持型社會組織的國際發展狀況。

Montgomery、Carroll(1992)指出支持型社會組織是非營利部門支持體係的重要構成部分　ClarkeLee,&　Estesl.Carroll.(1992).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Markets　and　Nonprofits:　Evidence　from　Home　Health　Organiz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7,No.4,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Medicine.。1991年大衛·布朗教授（David　Brow，1991）提出了橋梁型組織（Bridging　Organization）的概念，並提出了橋梁型組織的相關要素包括價值與視野、資源、建立垂直與平行組織聯係等　L.　David　Brown:　Bridging　Organiz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man　Relations,　1991,　Vol.　44,　No.8.；2002　年，他又發展性地提出了支持型組織的概念（Support　Organizations），認為作為社會組織的支持型組織，其本身也是一個社會組織，主要職責是為所有發展階段的社會組織，而非僅僅是初創階段的社會組織提供資源連接，信息分享，交流互動平台等服務，並提出了支持型社會組織具有提升個人和組織能力、動員物質資源、提供信息和學術資源、建立在組織之間互相支持的同盟、搭建部門之間橋梁五項功能　L.　David　Brown,　Archana　Kalegaonkar.　Support　Organiz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GO　Sector,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2,　Vol.31,　No.2.　239245.。

Connor、VinokurKapla　等提出，與直接向普通居民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不同，支持型社會組織是為某一領域或某幾個領域的社會組織直接提供服務和資源，應該在各個部門之間扮演召集和促進的角色Connor,　J.　A.,　Kadel‐Taras,　S.,　&　Vinokur‐Kaplan,　D.　(1999).　The　role　of　nonprofit　management　support　organizations　in　sustaining　community　collaboration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0（2）,　127136.。

二、　國內關於社會組織培育的研究

中國的社會組織培育，由於剛剛起步，因此對“社會組織培育”的研究要比“社會組織”的研究要少很多。近幾年研究呈現增長的趨勢，說明對社會組織培育研究已逐漸引起了理論界和實踐部門的關注。對於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發現研究內容主要圍繞如下幾方麵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