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對新能源的定義有些爭議。
1995年1月，原國家計委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綱要（1996—2010）》中認為水能、生物質能、風能和海洋能屬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1997年5月，又在《新能源基本建設項目管理的暫行規定》中第一次把新能源界定為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海洋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資源經轉化或加工後的電力或潔淨燃料。
有人認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指除常規化石能源和大中型水力發電、核裂變發電之外的生物質能、太陽能、風能、小水電、地熱能以及海洋能等一次能源。2009年4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出席浙江三門核電一期工程開工儀式時強調，要積極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謝登科、馮源，2009）。在2009年11月發布的《江蘇省新能源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綱要》與當時即將出台的《新能源產業振興和發展規劃》中都將核電納入了新能源範圍。
根據中國現有狀況，新能源應該包括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海洋能、生物質能、核能，其中，生物質能還包括多種能源，比如生物質發電（農林殘留物發電、生活垃圾發電）、沼氣、生物質柴油、生物質乙醇、秸稈致密成型，且太陽能中還有太陽能發電和太陽能發熱（見圖2.1）。
圖2.1中國新能源的種類
限於篇幅，本書隻選擇農林殘留物、生活垃圾、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4種類型的能源作為研究對象。
2.1.2新能源產業的構成
一般情況下，新能源產業由原料供應、零部件製造、整機組裝、能源利用轉換和產品銷售等環節構成（見表2.1）。
表2.1新能源產業的構成
能源
種類原料供應零部件製造整機組裝製造能源利
用轉換產品銷售
風力發電風能供應葉片、塔筒、塔架、電纜線、製動係統風機整機組裝風力發電企業電網、公共獨立電力係統、分布式電網
生物質發電農林生物質、生活垃圾等收集供應鍋爐零部件（控製係統、燃燒器、清灰裝置、省煤器、空氣預熱器等）、上料係統、原料處理鍋爐島、上料係統、原料處理設備、發電機組生物質發電廠電網
生物質柴油農林油料作物、餐廚廢棄油脂等收集供應反應釜零部件（釜體、釜蓋、夾套、攪拌器等）反應釜、分離機、樹脂罐、計量泵生物柴油生產企業加油站、直接銷售
太陽能發電電池原料（單晶矽、多晶矽、薄膜）供應發電專用設備零部件（組件、矽片、矽棒等）供應企業、配套設備（蓄電器、控製器和逆變器等）零部件電池、控製器、蓄電器、逆變器、跟蹤控製係統光伏發電企業電網、公共獨立電力係統、分布式電網
核電鈾原料供應設備零部件（燃料組件、控製棒組件、閥門、分析儀表等）機組設備（核島係統設備、常規島設備、電站輔助設施）供應核電站電網
2.1.3生物質發電的概念
生物質能直接或間接來自植物光合作用，一般基於農林資源、生活汙水和工業有機廢水、城市有機固體廢物和畜禽糞便等，具有環保、來源廣、儲量豐富、可再生和可儲存的特點。生物質能通過物理轉化（固體成型燃料）、化學轉化（直接燃燒、氣化、液化）和生物轉化（例如發酵成甲烷）轉化為不同的燃料類型，以滿足各種形式的能源需求。
隨著技術和工業化的不斷進步與突破，生物質能作為世界第四大能源，因其優越性，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生物質直燃發電是生物質能利用的重要形式，與風電、光伏發電等都是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物質發電具有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現已進入穩定發展階段。雖然該行業仍然麵臨一些問題，但業界普遍認為，隻要在政策、資金和技術方麵給予適當支持，生物質發電就有廣闊的前景。
2.2空間布局理論及方法
2.2.1選址理論的發展
選址理論的基礎是將空間因素引入理論分析。空間影響經濟係統的運行方式，它是要素稟賦等經濟優勢的重要來源。它還會產生地理優勢，比如接近一個資源豐沛地區可能帶來更高的要素稟賦。空間鄰近也是從跨區域生產過程的累積中產生優勢的重要來源，特別是，空間鄰近降低生產成本（例如，在密集的過濾中運作的活動的運輸成本），抑或是交易成本（例如，由於收集信息而導致的市場交易成本）。這些考慮強調需要取代經典的、靜態解釋經濟現象的純粹分配方法，采用動態的、進化的方法，將分配決策與發展過程聯係起來。資源的地理分布和發展潛力僅由外部因素（原材料、天然優勢）最低限度決定。在更大程度上，它來自過去和最近的曆史因素：人力資本、社會固定資本、土地的肥力（由於人的工作）、可達性（以與主要生產中心的加權距離來衡量）和消費。
區域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將維度“空間”納入市場運行分析。它通過在邏輯方案、法律和模型中加入空間來調節和解釋價格形成、需求、生產能力、產出、發展水平、增長率以及在不平等的區域資源稟賦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此外，當地方增長模型包括空間作為經濟資源和獨立生產要素時，區域經濟學將空間轉移到領土作為其分析的主要焦點，對於位於領土中的公司，則是靜態和動態優勢的產生者。這是決定當地生產係統競爭力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選址理論賦予區域經濟學以科學的學科特征，並構成其理論方法論的核心。它具有典型的微觀經濟基礎，采用傳統的靜態方法。與之相聯係的隱喻、交叉施肥和理論投入(宏觀經濟學、區域間貿易理論、發展理論、數學生態學、係統論)豐富了區域經濟學的工具，拓展了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範圍。
選址理論在微觀經濟學中涉及企業和家庭的區位選擇研究，但它也涉及對活動空間分布差異的分析，從而可以解釋領土的不平衡和階級製度。選址理論運用外部性和集聚性的概念，揭示活動空間分布差異等宏觀地域性現象，從而為動態方法奠定地域性基礎。選址理論試圖解釋活動的分布空間，目的是識別影響個體活動的位置因素，以此來分析不同空間分布在不同類型的生產、市場空間的分割，和功能分布的空間活動。並且，選址理論通常僅考慮經濟因素對選擇過程的影響，而排除那些可能對選址行為造成影響的地理特征（如土地的質量）。在此基礎上，通過統一的空間假設，運用此類模型對空間現象加以解釋。
但是根據供求空間結構的假設，選址模型是不同的，這些假設反映了模型所追求的不同目標。有些模型的目的是解釋企業的位置選擇，假設最終和原材料市場具有給定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地點的選擇是由盡量減少備選地點之間的運輸費用和在聚集經濟的影響下決定的(最低費用地點理論)。此外一些模型試圖確定企業的市場領域，即在生產者之間劃分空間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模型假設需求均勻分布在整個地區，這決定了公司的位置選擇。位置均衡是由利潤最大化的邏輯決定的，每個生產者控製自己的市場區域(利潤最大化選址理論)。此外，一些選址理論推翻了這些關於供求空間結構的假設。生產地點假定廣泛分布於空間維度並跨區域擴展，而消費地點(市場)是點狀的。這種對生產和市場地域結構假設的逆轉，在繼承了傳統模型的問題上識別每個生產商的市場領域和地址尚未提到一個問題，即如何定義空間意義上的生產區域。
選址理論在許多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選址的科學性直接決定項目後期能否順利進行。選址理論回答了“什麼在哪裏”和“為什麼”。將其具體化可以歸納為三項基本內容：第一，在給定的位置上，應該進行何種活動？第二，給定某種活動，應該選擇在什麼位置從事該活動？第三，這些問題要怎樣進行推廣和綜合？從古典區位幾何學來看，選址理論至少包括屠能、克裏斯塔勒和韋伯的理論，因為他們的理論均回答了選址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這些基本內容在實際應用、模型方法和抽象理論三個不同的層次上有所體現。因此，上述三個基本內容和所對應的三個層次就構成了選址理論的內容體係，如圖2.2所示。
抽象理論
公理化、代數化模型方法
運籌學、統計學實際應用
跨學科、生產實踐
圖2.2選址理論內容體係的層次關係
（1） 屠能模型方法
該方法用於關於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屠能認為地租與距離是負相關的，隨著可耕地與市場的距離的不斷增大，可耕地的地租不斷下降，這樣便可形成一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同心圓環，稱為圈層布局論，即屠能環。產品的地租計算公式如式（2.1）所示。
R=QP-CQ-KTQ,式（2.1）
其中：
R為產品的租金收入；
Q為農產品產量（等同於銷售量）；
P為農產品的市場價格；
C為農產品的生產費用；
T為農產品單位英裏的運費；
K為產地到市場的距離。
根據式（2.1）可知，每種產品i的租金Ri在Qi，Ci，Pi，Ti不變時，隻依賴於距離K。
（2） 韋伯模型方法
韋伯試圖從宏觀上解釋和預測工業選址問題的解決方法。他在1909年提出了針對工業選址問題的最小成本理論，他所提出的模型方法可以用“韋伯三角”來描述。這個三角由一個市場和兩個原材料產地（三個固定點）構成，廠商通過選擇總成本最小的位置來進行生產。
（3） 克裏斯塔勒模型方法
克裏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假設存在一個由若幹大小和層次不同的中心地構成的體係，在此基礎上描述中心地的數量和分布等特征。他認為在這個體係內中心地的選址是按照六邊形模式的層次結構來解決的（孟尚雄，2011）。
在傳統確定性選址問題研究中，主要有覆蓋問題、中心問題和中位問題（或稱為中值），覆蓋問題又分為集合覆蓋問題和最大覆蓋問題。
在現代的考慮不確定性的設施選址問題研究中，概率理論與模糊理論相繼被引入，Daskin（1983）提出了隨機最大覆蓋選址問題，並構建了最大人口期望覆蓋模型。ReVelle和Hogan（1989）隨後又提出了最大有效性選址問題。Marianov和Revelle（1994）提出了最大有效性排隊選址問題，構建了最大覆蓋排隊設施配置模型。
Grobelny（1987）在對設施布局問題的研究中引入了模糊理論。Woodyat等（1993）提出了設施選址問題中的模糊集合覆蓋模型。Canos等（1999）則考慮了經典的中位問題的模糊模型，並給出了一個精確解法。Shavandi和Mahlooji（2004）最早把模糊排隊理論應用於設施選址的擁擠問題研究中。Shavandi和Mahlooji（2006）、Shavandi等（2006）建立了模糊排隊模型，並利用遺傳算法進行了求解。
2.2.2項目定址方法
受工業化社會生產的影響，國外對於項目選址的研究起步較早，距今已有60多年的曆史，對於物流係統選址問題的研究已相當成熟，形成了很多有效的選址模型和算法。關於選址問題的表述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西方經濟學中的選址理論。1826年德國經濟學家Thünen在《孤立國對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係》中討論了農業區位的問題，從而開創了選址理論研究的先河。最早的選址問題是由Weber在1909年提出的，他研究了如何確定倉庫的具體位置，來使該倉庫和各個客戶點之間的空間距離之和最小。另一個較早研究選址問題的是經濟學家Hotelling，他研究了一條直線上的兩個競爭供應商的選址問題（Hotelling， 1929）。在那之後就出現了許多關於選址問題的研究，基於不同算法或考慮不同費用組成的新的選址問題也不斷產生，從而不斷豐富了選址研究的內容。對於生物質發電空間布局的研究從項目選址和生物質秸稈發電項目選址兩個層次進行。
現有的選址模型主要包括定性模型和定量模型兩種。定性模型有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模糊綜合評判法、DEA（data envolope analysis）法等；定量模型種類較多，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
（1） 連續型選址方法
連續型選址通過建立坐標係的方法，確定待建設施的具體位置坐標。它的目標函數是使設施點到給定連接點的距離之和最小。重心法（centroid method）是連續型選址問題的代表，它利用物理學中對平麵圖形物理重心的求解原理來確定設施點的位置。該方法一般用於單一設施選址問題，選址決策要遵循運輸費用最低原則，它將物流係統中的需求點和資源點看成是分布在某一平麵範圍內的物流係統，各點的需求量和資源量分別看成物體的重量，物體係統的中心作為物流網點的最佳設置點，利用求物體係統中心的方法來確定物流網點的位置。重心法認為項目選址的地點可以在平麵上的任意點，而不僅僅局限於特定的備選點，方法的靈活性較大。然而利用重心法選址所得到的地點有可能位於河流、建築物或其他缺少實際意義、無法實現的地點。
魯曉春和詹荷生（2000）通過算例驗證找出了重心法求解選址模型時可能出現的錯誤。辜勇和高東旭（2007）利用重心法研究了油庫選址問題，他們提出重心法在解決成品油庫存選址問題時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但在考慮多個配送中心的選址問題中，模型的求解還需要結合其他算法和理論。楊茂盛和李霞（2007）改進了原有的重心法，引入了配送中心的固定費用和可變成本，並通過算例驗證了改進的重心法的優越性，但改進後的方法仍然隻適用於單個配送中心的選址問題。
（2） 網絡選址研究方法
在網絡選址模型中，運輸距離要按照網絡圖中的最短路徑進行計算。P中位問題（pmedian problems）是網絡選址中的多源選址問題的一種，該問題主要研究如何進行多個服務站位置的選擇，使得連接點和服務站之間的距離與運量的乘積之和最小。
在P中心問題的算法模型中，目標函數是建立p個服務站，服務站到連接點的最大距離最小。Hakimi（1964）首先提出了網絡選址中的P中心問題，Kariv和Hakimi（1979）證明了P中心問題為NP困難問題。Ann Melissa Campbell（2007）等通過定位p個節點來實現起點到終點的最大運輸時間（距離）最小化的目標。
（3） 混合整數規劃方法
許多選址問題都可利用混合整數規劃的方法進行求解，按照研究對象的不同，可以細分為以下幾種解法模型。
① 無容量約束的選址模型（UFLP）
這類模型主要用於解決沒有容量限製的選址問題，Erlenkotter（1978）針對該類問題提出了分支定界算法。Efroymson和Ray（1996）則選擇用拉格朗日鬆弛方法求解該模型。Peter Greistorfer和Cesar Rego在求解UFLP模型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算法——filte and fan。同時，對偶下降算法也是該類問題的重要求解方法之一。孫宜彬和趙慶禎（2006）在該算法的原型基礎上，給對偶變量引入了下降步長因子λ來進行算法的改進，使得求解結果更優。
② 有容量約束的選址模型（CFLP）
這類模型主要用於解決在設施的容量有限製，且需求點的地址和需求量以及設施點的數目均確定的條件下的設施選址問題。對於這類問題的研究，很多學者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Barceló和Casanovas（1984），Yaiz（1991）和Sridharan（1993）均選擇用拉格朗日啟發式算法求解該類問題。Barcelo等（1991）和Klose（2000）在模型求解的過程中采用了拉格朗日鬆弛算法。Cornuejols和Sridharan（1991）比較了上述兩種算法，認為後一種方法在計算時間和計算量上都優於前一種算法。Baldacci和Hadjiconstantinou（2002）用分解算法求解該模型。Wu等（2006）利用拉格朗日啟發式算法求解了設施建立總費用約束下的CFLP問題，並給出實例驗證了算法的有效性。Klose和Gortz（2007）采用分支定價算法對CFLP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計算。
③ 考慮路徑問題的選址模型
這一類選址問題中考慮了進出配送中心的運輸路徑。國外最早將選址和運輸進行組合研究的是Shobrys（1981）。之後，Perl和Daskin（1985）等也對路徑和選址組合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了求解該模型的啟發式算法。Desrosiers等（1988）在運輸路徑問題的基礎上，采用整數線性規劃的方法研究了選址和路徑的組合問題。TaiHis Wu，Maria AlbaredaSambola，Gabor Nagy和Sergio Barreto等也先後采用不同的求解方法對路徑和選址的組合問題進行了研究。
④ 考慮庫存問題的選址模型
Baumol和Wolfe（1958）提出的鮑姆爾沃爾夫（BaumolWolfe）模型是這一類模型的典型。Shen等（2003）對該類模型算法做了進一步研究。譚淩等（2004）研究了基於庫存成本優化的配送中心選址問題，他們在傳統選址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庫存係統分析技術，建立了一個較為全麵的配送係統模型。
2.2.3生物質電廠選址
中國的生物質發電正處於發展和升級階段。它逐步引進國外先進的發電技術設備和技術，但也依賴於傳統火電廠規劃管理的規劃和定位方法。火電廠選址的主要指標包括技術、經濟和社會方麵。三級指標主要包括地形、地質、水文、氣象條件、交通和建設條件、技術進步、負荷預測條件、環境保護條件和總投資、成本、年度運營支出、盈利能力和政府支持等。這些選址指標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生物質發電廠有自己的特點，與火電廠存在很多差異，因此生物質發電廠選址指標應根據自身的特色進行確定。
首先，生物質發電廠不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地形、地質、水文和氣象條件相對不太重要。然而，它對原料供應要求高，必須易於獲得原料。生物質材料輕但體積較大，這使公路運輸成為運輸方式的首選。因此，生物質發電廠必須盡可能地靠近原料生產區，同時需要選擇擁有發達公路係統的區域。
其次，生物質發電廠剛剛開始發展，占發電總量的比例相對較小，與火電企業相比，運營成本相對較高，盈利能力較差。在生物質發電廠選址時，還應考慮替代燃料，如煤炭資源、風力資源和水資源的豐缺程度，以確保發電廠能夠順利運行。
再次，生物質發電廠注重利用新能源，有利於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同於以經濟盈利為重點的火電廠的廣泛運營模式，生物質發電廠更加注重環境保護的作用，環境指標更為重要。
因此，在生物質發電廠的選址中，應優先考慮原料供應、運輸、環境保護、建設和運營成本以及電力市場需求等指標。
2.3綠色發展理論
2.3.1可持續發展理論
現代管理理論受到認識論斷裂的製約，它將人性與自然、真理與道德區分開來。如果組織科學要支持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重新將這些因素納入分析框架。可持續發展以不協調為理由，否定了傳統的技術中心主義和對立的生態中心主義的範式（Gladwin等，1995）。事實上，人類的可持續性曾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會作為一個明確的目標；然而，當前全球政府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明確的目標。但這一概念必須轉化為現實世界的實際層麵才能使其具有操作性。人們必須能夠認識到在當前人類管理下的係統中是否存在可持續性，或是可持續性是否麵臨威脅。人們需要適當的指標來提供這方麵的信息，告訴人們在可持續性目標方麵實現的程度或狀態。
那麼如何定義可持續發展則成為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最常被引用的一個定義強調經濟因素，它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不損害後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情況下滿足當代需要的經濟發展。另一種觀點則更廣泛，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人類活動的一種，它滋養和使地球上整個生命共同體的曆史實現永久化。前挪威首相布倫特蘭係統地闡述了人類麵臨的一係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並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即“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這一概念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得到接受和認可，並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得到了支持。它包括兩個關鍵概念：一個是人的需要，包括當代人和後代人的需要，即“各種需要”的概念，應該置於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第二是環境限製，如果它被打破，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自然支持當代和後代生存的能力的概念。環境能力的有限性，技術狀態和社會組織狀態的概念決定了環境滿足當前和未來需求的能力。有三個主要指標用於衡量可持續性發展：經濟、環境和社會。這三個方麵是不可或缺的。
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從其自身學科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一些定義。最具影響力的可歸納為以下五類：第一，從自然屬性的角度界定可持續發展，如可持續發展是尋求最佳生態係統，以支持實現生態完整性和人類欲望，以便人類生活的環境可以持續；第二是從社會屬性的角度界定可持續發展，如可持續發展是改善人類生活質量，同時不超過支持發展的生態係統的負載能力；第三是從經濟屬性的角度界定可持續發展，例如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發展的一種模式，同時保持自然資源的質量及其提供的服務並使福利增加到最大；第四是從技術屬性的角度定義可持續發展，例如可持續發展是轉向更清潔、更有效的技術——盡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封閉”的過程，盡量減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費；第五是從道德角度界定可持續發展，例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當前的決策不應該破壞後代維持和提高其生產標準的能力。與可持續發展的意義相似的有“生態發展”“共同進化發展”和“綠色發展”等概念。
確保可持續性的方法有很多，但對參與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大自然已經成功地展示了幾十億年的可持續發展，它無視個人甚至物種的命運。適者生存原則既體現了有效性，又展示了殘酷性，故不會被大多數人接受為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一些人類社會通過使剝削、不公正和階級特權的製度製度化，在其環境中長期保持了可持續性，而這些製度在今天對大多數人類來說同樣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們延續目前的狀態，即少數人過著奢侈的生活，犧牲大多數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的利益，這樣從長遠來看，由於製度化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壓力，將導致社會不可持續。一個公平、環境和物質上可持續的社會，以最大的可持續速度利用環境，在心理和文化上仍然是不可持續的。
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社會、經濟、法律、文化、政治和心理等方麵，需要加以注意:某些形式的可持續發展可以預期比其他形式的可持續發展更容易為人類所接受，因此也更遠離最終崩潰。例如，一個公正和公平的社會可能比一個物質上可持續的殘暴獨裁政權更安全、更可持續。
我們采用某種可持續性概念會使得對該概念的指標過度解讀，從而過分關注某些指標，而忽視了其他指標。相反，如果我們依賴於一組給定的指標，我們隻能看到這些指標所傳遞的信息，這就界定和限製了我們所能感知到的係統和問題，以及我們所能實現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能源危機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世界各國正在積極投資開發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利用比例也是有效緩解中國資源和環境約束，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途徑。中國計劃到2020年實現15％的非化石能源一次能源消耗，並在2030年前將其比例增加到30％。這意味著有必要盡快打破以煤為主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最現實的出路之一。
可持續性問題越來越多地納入決策者的議程和企業的戰略。可持續性這個詞本身起源於法語動詞soutenir，意為支撐或支持(Brown等， 1987)，其現代概念起源於林業。它基於造林的原則，即收獲的木材數量不應超過再次生長的體積。這一概念早在18世紀早期就在《經濟森林》一書中有所記載，而且似乎還有更古老的資料來源。後來，作為尊重自然自我再生能力的原則，它被轉移到生態學的語境中，從那裏發展出了能夠以一定速率或水平維持的現代定義。Santillo(2007)估計可持續發展有大約300種定義。但可持續發展可以被定義為人類活動的一種情景，即人類活動的方式可以實現節約地球的生態係統功能。人類生活方式轉變,優化生活條件的可能性將持續支持安全、健康，尤其是通過維持不可替換的商品和服務的供應,或者是所有生命形式的無限延續。
2.3.2循環經濟理論
近十年來，循環經濟的新概念和新發展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其目的是為替代目前占主導地位的“取、製、處置”經濟發展模式提供更好的選擇（Ness， 2008）。循環經濟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被視為解決廢物產生、資源短缺和經濟效益持續等一係列挑戰的方法。然而，循環的概念本身並不新穎。在過去，特定的環境和動機通過諸如再使用、再製造或再循環等活動激發了與循環性有關的想法。發展循環經濟，為解決經濟發展麵臨的資源短缺等問題起到積極的作用。那麼，如何定義循環經濟的內涵呢？
循環經濟是針對工業化以來高消耗、高排放的線性經濟而言的，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理論指導下的最佳經濟模式，即以環境友好方式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逐步實現以最小的代價、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實現汙染排放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中，控製廢棄物的產生，建立起反複利用自然的循環機製，可以把人的生產活動納入自然循環中去，維持自然生態平衡。循環經濟被視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利用該模式有望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和和諧社會。循環經濟對協調所有要素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這得益於其基本原理植根於環境與政治的協調與共存(Birat， 2015)。循環經濟倡導更適當和更環保地使用資源，以推行更綠色的經濟，並以嶄新的商業模式和創新的就業機會為特色，以及通過改善人們的福祉和在資源使用和獲取方麵對代際發展和代際公平方麵產生影響（Stahel， 2014）。
因此，所謂循環經濟是一種整合清潔生產和廢物綜合利用的經濟體。它需要運用生態規律來指導人類的經濟活動。根據物質循環規律和自然生態係統的能量流來構建經濟係統，使經濟係統和諧地融入自然生態係統的物質循環過程。循環經濟是指模擬自然生態係統的運行方式和法律要求，實現特定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整體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實現生態經濟活動。循環經濟是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的基礎是物質閉環流經濟的縮寫，是指物質和能源在級聯和閉路循環中使用的一種經濟運行模式，表現為在環境方麵的低汙染排放甚至零汙染排放。發展生物質能源的利用已成為推動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是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領域，也是促進我國農村發展的重要途徑。
從目前的線性經濟模式向循環經濟模式的轉變，引起了諸如穀歌、聯合利華、雷諾等大型跨國公司以及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決策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其原因是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Lewandowski， 2016）。在歐洲，通過對環境後果進行詳細說明的真正跨學科分析，在外部性定價方麵取得了重大進展。由於這種跨學科研究而得出的貨幣估計數正逐漸應用於環境政策優先事項的經濟分析。雖然這些數字隻提供了部分和不完整的環境代價的情況，但它們支持並有助於分析循環經濟對個別資源以及對可持續性和未來軌道的好處（Andersen， 2007）。
長期以來，工業界一直呼籲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麵提供指導。循環經濟是將經濟活動與環境福祉以可持續方式結合起來的最新嚐試。這一套理念已被中國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包括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中)，這提升了西方政策製定者和非政府組織對這一理念的認識。雖然循環經濟所強調的流程的重新設計和材料的循環，有助於更加可持續化商業模式的形成，但它本身也存在著問題與局限性。Murray等（2017）的研究認為這些問題包括缺乏可持續發展固有的限製其倫理方麵的社會層麵，以及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因此，Murray等提出了循環經濟的修正定義，將其作為一種經濟模式，規劃、資源、采購、生產和再加工作為過程和產出進行設計和管理，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生態係統功能和人類福祉。
2.4政策理論
2.4.1結構轉換理論
由於不同國家的環境不同，所擁有的產業資源也不盡相同，因此產生的比較優勢會隨著本國產業發展階段的不同而發生改變，這樣的優勢又會呈現出動態的特點。除去某些在資源方麵的特別或極端的例證，動態比較優勢通常會呈現如下的發展進程：在初級階段，土地以及憑借大量勞動力為倚靠的產品優勢最為集中，而資本卻是最為短缺的要素。接著在產業的大量初級擴張之後，土地資源逐漸緊缺，以土地為生產基礎的農業產業的發展就受到了極大的限製，而製造業則獲得了更好的發展環境。與此同時，資本進一步累積，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使得原本充足的勞動力被瓜分殆盡，從而推動了用人成本的抬升。此後隨著密集型勞動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力成本不斷拉升，技術密集型產業脫穎而出，資本持續堆積形成優勢產業。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產業結構的變化與優勢資源的變化互相聯係，互為因果。
結構轉型是指經濟活動在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等廣泛領域的再分配。Kuznets(1966)將其列為發展的主要事實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擴大標準的一個部門增長模式納入結構改革對於各種實質性問題是重要的。然而，在推動結構改革進程的經濟力量方麵仍然沒有達成共識。最近的理論強調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機製，它們可以解釋為什麼家庭在廣泛的經濟部門之間重新分配支出:一種強調總收入的變化，而另一種強調相對部門價格的變化。例如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假設隻有收入變化才重要，而Baumol(1967)和Ngai, Pissarides(2007)假設隻有相對價格變化才重要。而在現實的數據中，收入和相對價格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除了對理解結構轉型背後的驅動力至關重要之外，這個問題的答案還具有重要意義。例如，製造業的衰退在公共政策討論中占據了突出地位。一個反複出現的問題是，公共政策可能會減緩甚至逆轉製造業的衰退。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致衰退的力量，尤其是相對優勢以及收入和價格影響的方向。這個問題的答案具有重要意義的另一個例子是未來的經濟增長道路。事實上，這種情況的重要程度取決於收入和價格影響的性質。一方麵，如果服務的收入彈性較大且服務是其他消費品的一種補充，那麼市場就會不斷地將經濟活動重新分配到生產率增長較低的部門。另一方麵，如果服務的收入彈性較小且服務是其他消費品的替代品，那麼無形之手就會不斷地將經濟活動從生產率增長緩慢的部門重新分配出去。
我國生物質發電產業發展並不樂觀，在這個行業中，先進的技術手段都被其他的發達國家掌握，而我國的生物質發電在行業中還沒有明顯的優勢。我們應積極向發達國家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生物質發電的經驗和技術，結合中國生物質發電產業的發展，製定適合中國發展形勢的政策，充分發揮後發優勢。通過風電產業的大力支持，最終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