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j�篆印者選取了《西廂記》的唱詞，自然有他自己的春愁係於其中。
154四八曾為梅花醉似泥陸遊詩句為印人所喜愛者，不僅是杏花詩，他的梅花詩也很有名。
陸遊，號放翁，其梅花詩有雲：“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詩人竟然產生了這樣一個浪漫的想象：將自己化為千萬個人，讓每一株梅花下都有一個陸放翁！可見他愛梅愛到了何種程度。
陸遊曾在成都為官，居留多年，有絕句寫道：“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裏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青羊宮、浣花溪，都是成都的名勝，二十裏梅香不斷，那真正是足以讓人陶醉的。不過，飲酒也是陸遊一好，他也寫過不少狂飲酣醉的詩，“醉如泥”究竟是看花而醉呢，還是飲酒而醉呢？大概是為觀梅而高興，於是狂飲，既醉於梅香，又醉於酒醇吧。
小印“曾為梅花醉似泥”，圓朱小篆，骨肉豐滿，文質自如。邊款：“孚齋大兄雅屬，庚申重陽後五日，爽泉作”。清中期書畫家高155曾為梅花醉似泥塏，字爽泉，偶治印，推其庚申年為三十二歲，以為可信。
大約自唐朝以來，從皇家到民間風俗都青睞於牡丹，視之為富貴之花。而曆來文人名士，惟以清高自許，以蕭散自處，恥於阿諛富貴，因而不喜牡丹，大都在詩文繪畫中稱賞梅花。花卉被賦予了品格，欣賞何種花卉便也有了人格高下、趣味雅俗的分別。
譬如北宋林和靖，隱居杭州孤山種梅養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有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寫出了梅花的氣質神韻，於是，他的高士情致千年以來備受欣羨。文人所用閑章中，涉及梅花的詞語甚多，這些閑章的鐫刻自然也體現著篆刻家自身的高情雅致。
“風嬌雨秀”，語出周邦彥的《玉燭新·梅花》。此詞從“溪源新臘後，見數朵紅梅，剪裁初就”寫起，細心觀察了梅花的神態，泛起了對於嶺外故人的遐想，然後詩意轉到要折花插頭：“風嬌雨秀，好亂插、繁花盈首”。詞人真的要把梅花滿頭亂插嗎？那是怎156風嬌雨秀細噍梅花讀漢書樣一種癡愛忘形的情態啊！“風嬌雨秀”一語在這裏用得妙極了，不是風之嬌，也不是雨之秀，而是梅花婀娜多姿，借著柔風細雨而極盡風情。在描繪梅花的詞語中，“風嬌雨秀”或可與林和靖的“暗香浮動”相媲美。
“細噍梅花讀漢書”，此印頗得古拙之致，字法渾樸，連印邊也作了敦厚的處理，與“讀漢書”的內容頗能諧合。“漢書”指《二十四史》中的《前漢書》、《後漢書》，或泛指漢代的古籍。“噍”是咀嚼。讀書時真的要在嘴裏嚼著梅花嗎？這不過是形容讀書人的超然清高罷了。做學問的人讀起古書來津津有味，那種書味的醇厚，用梅花來比喻並不為過。其實不是嚼梅花，而是嚼書香。“漫研竹露裁唐句，細嚼梅花讀漢書”，這在清代，曾經是一副文人墨客喜好的流行楹聯。
“月照疏梅有影，風吹密竹無聲，院靜鶴和人立，庭閑書共琴橫”。這是一方出手不凡的篆刻作品，印文茂密，而又字字清秀，157月照疏梅有影風吹密竹無聲院靜鶴和人立庭閑書共琴橫使人想到《詩品》中的“縝密”之美，果然猶似“水流花開，清露未晞”。一首六言短詩，寫了月、梅、風、竹、人、鶴、琴、書，有聲有色，構成一幅隱士閑居圖。“月照疏梅”是一個靜美的意象，全詩的清逸韻味由梅影引出。大約這位印人和陸放翁、林和靖一樣，愛梅情結是很深沉的。
158四九壺裏乾坤廣闊“我迺酒狂”印，張錫珪治。“迺”即“乃”，意為是。
張錫珪，字禹懷，江蘇吳江人，清代篆刻家，遺存資料甚少，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因為“我迺酒狂”一語，出自《漢書·蓋寬饒傳》，如果讀書不多，就刻不出這一方章來。
蓋寬饒，字次公，在西漢宣帝時，任司隸校尉，相當於現在的中央監察官。皇太子的外祖、平恩侯許伯，新居落成，喬遷大喜時，文武大臣齊往祝賀，蓋寬饒不去。許伯專門請他，他才姍姍而來。《漢書》記述道：“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這段對話大意是：主人許伯隻管給自己倒酒，不理睬蓋寬饒，說：“你來晚了！”蓋寬饒說：“本來用不著你給我倒酒，我是一個酒狂！”在場的丞相魏侯笑他說：“你不醉的時候也是個狂人，何必喝了酒呢？”蓋寬饒說“我是酒狂”，顯示了他孤傲耿直的性格。魏侯說他159我迺酒狂“醒而狂”，實際是嫌他在監察任上執法嚴厲，語中帶有諷刺的意味。據史籍記載，蓋寬饒為人剛直公廉，檢舉不法行為無任何避忌，公卿貴戚都怕他，致使京都風清紀嚴，無人敢犯禁。但他過於嚴苛，出言不免傷人，甚至觸怒皇帝。最後皇帝要拿他問罪時，他含憤自殺了。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忠臣，死後都感到憐惜。
以上說的是“酒狂”的出處，後來的詩文中，則把嗜酒的豪放人士都稱為酒狂。如《紅樓夢》第三十八回寫寶玉和姐妹們做菊花詩，其中探春的《簪菊》寫道：“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彭澤先生”指陶淵明。
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性嗜酒”，“造飲輒盡，期在必醉”，“銜觴賦詩，以樂其誌”，他寫了很多飲酒的詩。繼陶淵明之後，唐朝的李白也是一個典型的酒狂。李白詩中自述：“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飲三百杯。”杜甫也曾寫道：“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160好學忘老存心對天無酒學佛有酒學仙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又有一舊印，語雲：“好學忘老，存心對天，無酒學佛，有酒學仙。”這幾句格言，令人喜聞。“有酒學仙”，道出了酒與仙之間的關應。流行的諺語也這樣說：“壺裏乾坤大，杯中日月長。”“壺裏”說的是道士、神仙，“杯中”說的是酒狂、醉客。
《後漢書·方術傳下》記述：費長房是一個管理市場的官員，有賣藥的老翁在街頭掛一個壺，收市之後，老翁就跳進了壺中，費長房在樓上看見，覺得老翁是個非常之人。到第二天，費長房特意拜訪賣藥老翁，隨老翁進了壺中，裏麵竟然是華麗的玉堂，陳列著美酒佳肴，一起飲宴後才從壺裏出來。依據這個故事，“壺天”便是仙境，那個老翁便是仙人，也被稱為“壺公”。
李白晚年有一首詩，題為《下途歸石門舊居》。詩中寫他拜訪一位舊友，“握手無言傷別情”，回憶起昔日“雲物共傾三月酒”的情景，而對友人“素書滿案”的道士生涯表示羨慕。下麵接著寫161信壺裏乾坤廣闊歎人間甲子須臾樵峰鑄穀道：“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又說：“數人不知幾甲子，昨來猶帶冰霜顏。”流露了李白訪道求仙的理想：怎麼能夠脫離塵世，到那別有日月天地的壺中去呢？人間已數不清過了多少甲子了，那道人好像昨天才見過，還那樣麵顏潔白，青春盛年一般。
“信壺裏乾坤廣闊，歎人間甲子須臾”，此印作者董漢禹，字滄門，清代福州人。用了李白詩意，石美、篆精、意雅。
大凡文學藝術，一定是要看作品，不能聽名聲，埋名的卓逸人士曆來有之。而今媒體發達，出名多靠炒作，往往名氣很大的人，作品一塌糊塗。本文所涉張錫珪、董漢禹兩位篆刻家，雖沒有名氣，作品頗佳。董漢禹刻的另一小印，陰文“樵峰鑄穀”，巧秀可人，造語亦新奇。
162五○顛來倒去，不害心煩篆刻有增損法，有挪讓法。鄧散木《篆刻學》說：“漢印有增損之法，筆畫之繁者，減之使簡；筆畫之簡者，益之使繁。減，所以求寬暢；益，所以求茂密。”又說：“挪讓之法，見於漢印……每遇字有空處，無法填補，或一字筆畫，多畫偏頗，無法使之平方正直者，則除屈伸其筆畫外，再就字之左右或上下，伸縮其所占地位，使之牝牡相得，此之謂挪讓。”所見印章中，增減筆畫的情況較多，變化文字結構的挪讓情況也時有出現。無論增減，還是挪讓，都以古文字為據，不是隨意為之。但偶爾也有篆刻者弄巧作奇，讓人難以辨認。
曾在2006年北京拍賣會中，出現一對芙蓉石舊印，製作足夠精良，大約因為篆法奇異，印文難辯，無人競拍。
一方文為：“風飄飄而吹衣”，語出陶淵明《歸去來辭》。其篆法是：“風”字下二橫畫，“票”字下二橫畫，用“重字法”，代替了“飄飄”二字。這種挪讓，雖然有些異常，尚可通融。
163風飄飄而吹衣顛來倒去不害心煩另一方印，卻讓人十分迷惘，字不能識，意便不解，斟酌日久，幾乎失去辨認的信心。偶然想起了《西廂記諸宮調》中的一句唱詞，便去翻書查閱，這才終於解開了一個謎團。
諸宮調是宋金時代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金代董解元所作《西廂記諸宮調》，是後來王實甫寫作元曲《西廂記》的藍本，也是現今唯一存世的全本諸宮調著作。
《西廂記諸宮調》第一卷，寫到張君瑞在寺院初遇佳人，“五魂悄無主，道：‘不曾見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個，應無。’”竟以為是水月觀音菩薩現身了。寺僧法聰見張生心亂，勸他說：“先輩休胡想，一一話行藏：不是貧僧說謊，適來佳麗是崔相國女孩兒，十六七，小字鶯鶯，說甚觀音像？”接著寫道：“張生聞語，轉轉心勞攘，使作得似風魔，說了依前又問當；顛來倒去，全不害心煩。”讓人久久迷惘的印文，八個朱文篆字，原來正是：“顛來倒去，不害心煩”。“不”、“心”、“煩”三字好認，其餘：164“顛”字用古篆法，《六書通》注為“光遠集綴”。
“來”用古字“倈”，而將“人”字旁挪到了右側。
“倒”字，將“人”字旁挪到“至”的上頭。
“去”字，下半部“厶”借用“倒”字的“刂”旁。
“害”字的篆法，《六書通》注為“古孝經”。
《西廂記諸宮調》中“顛來倒去”一語的原意，是說張生迷戀佳人，好像瘋魔了似的，纏住僧人打問崔鶯鶯，問來問去，才說不問了，又要反複問，完全不害心煩。
看來，弄明白古文字並非易事，研究金石學問也需要入魔，需要問來問去，需要有那種“顛來倒去全不害心煩”的功夫。
165五一水邊林下養疏慵在我國宋代，儒家學者“二程”（程頤、程顥）開創了理學。楊時是二程的學生，羅從彥是楊時的學生，李願中是羅從彥的學生，朱熹是李願中的學生，他們所傳承的學說，被認為是二程學說的正宗，即所謂“程朱理學”。楊、羅、李都是福建人，朱熹長期在福建崇安、建陽講學，因此他們又被稱為“閩學四賢”。
理學的基本觀點，大概是經典義理的道統論，以“修齊治平”為綱領，強調“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學修養。但是，也不要以為他們隻是板著一副蒼白麵孔的道學家，他們也有文學的一麵，有詩性的一麵，“閩學四賢”都能寫詩。文學是一種人性化的東西，不論是怎樣的嚴色冷血的人，除非他不寫詩，隻要一寫詩，就會有情有感，就滅不去“人欲”了。
李願中年輕的時候，找到羅從彥門下拜師問道，羅從彥給他寫了五首詩，旨在勉勵他專心誌學，其中一首卻是這樣寫的：166水邊林下養疏慵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峰。
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慵。
這首詩無論怎樣解釋，詩性總是多於理性。從字麵直接去看，意思便是：不登權勢之門，不去問官求職，而是像一片閑雲一樣，自由地在山間飄蕩著；也不用像在家裏那樣要求豐衣足食，過著清貧的生活也是好的，就在這江湖邊、山林下修養身心吧，寧願養成一種懶懶散散的性情啊！
“水邊林下養疏慵”這一詩句，後世流傳開來，人們不再去推究理學家的原意，而是成了散澹情懷的豪語，博得許多的瀟灑文人、致仕官宦、隱逸野老的喜好。
不知是哪一位印人首先將這句詩引入篆刻的，這裏的兩枚章，一是水晶凍石方章，有隸書款為“晚春老人”；一是老嶺青石隨形章，邊刻“戚公”二字。
167水邊林下養疏慵兩印相比，刻有“戚公”款的一方，略顯遜色。戚公是現代學者戚叔玉，曾任上海文史館館員。
晚春老人的印，布局看似無奇，實則堪稱絕妙。其左右各置二字對稱，居中三字緊密如係，匹配恰到好處，適以相成。篆法完全從雅正路上來，藏鋒斂鍔，中和宜稱，不標新立異，不故作離奇。欣賞這方篆刻之美，足以予人省悟一個道理：大美在於平正，而不在於新奇。
晚春老人，是清代書畫家汪士慎的別號。汪士慎能詩善畫，精通篆刻，是“揚州八怪”之一。其人品孤傲，不屑世好。他與金農、鄭燮都有深摯交情，金農評論他畫梅花“千花萬蕊，管領冷香，儼然灞橋風雪中”。板橋也稱讚他“清品極高”。他晚年先是左眼失明，刻印曰“尚留一目著花梢”，為人畫梅、寫八分書，精妙甚至勝於以前。隨後雙目失明，仍能揮寫狂草，署名“心觀”，表示“盲於目，不盲於心”。他用賣畫錢在揚州北城購了一處逢窗小168屋，“衡門兩板，窅如空山”，在那裏度過了晚年，於七十四歲辭世，著有詩集《巢林集》。
“一椽深巷裏，半榻亂書橫。”“野服常凋敝，春衫舊綺羅。”“稚女剝山果，老妻烹茶羹。”這些詩句，是汪士慎對他的生活狀況的記寫。如此清貧的生涯，應合了“不似在家貧也好”那一句詩。“水邊林下養疏慵”這方印章，也就成為晚春老人的人生寫照了。
169五二平生金石結良朋金石二字，在學說上有一個特定含義，金是鍾鼎，石是碑刻。
專門研究古代的鍾鼎彝器、碑碣石刻，考辨鑒賞古代的隸篆文字，這樣的一種學問就是金石學。古代金石上的文字，正是印章篆刻的淵源，後世的文人篆刻是以秦刻漢篆為圭臬而發展起來的。正如元代印學家吾丘衍所說：“學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其款識中古字，神氣敦樸，可以助人。”因此之故，篆刻家沒有不研究金石的，金石學與篆刻學幾不可分，許多印人也是博學的金石家。
清代著名金石家武虛穀，乾隆進士，博通經史，長於考證。他是河南偃師人，聽說有個地方打井挖出了古碑，是晉代劉韜的墓誌，他就急於要買到手，而且不顧石碑沉重，自己背著走了二十多裏路，到家就倒下了，幾乎累死。
又有光緒年間北京一篆刻家，名叫廣文石，旗人，住香山健銳營，善取河石子刻印。居室中四壁蕭然，環顧累累都是所刻石170曾登琅邪手拓秦刻印，王公貴人喜好其印，但他從不輕易給人。平生無妻無子無朋友，孑然一身，留有印譜傳世。民國筆記《眉廬叢話》有此人的記載。
舉上述兩例，可知凡走到金石與篆刻這條道上的人，很容易入迷，惟以金石為朋友，忘乎其他一切。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金石精神”。
“曾登琅邪、手拓秦刻”，是一位金石家曾經去往山東膠南琅邪山，拓了秦代石刻，因而治印作為紀念；“平生金石結良朋”，表示對於金石的感情如同親密朋友一般，黃士陵、徐三庚等大家都曾以此語治印；“石不能言最可人”，是把印石視為嬰兒，它雖然不會說話，卻讓人心愛地要把它抱在懷中。這些篆刻作品的內容，正是“金石精神”的直接表達。
清中期篆刻家錢善揚，字順甫，號幾山，作印以漢印為宗，所刻“平生金石結良朋”一印，可以稱為他的代表作。白文逼邊，不171平生金石結良朋留空隙，甚至有破邊處。篆字雖方正，而筆畫不求太光，頭尾不求太齊，宛如帶有模糊的殘碑形跡，顯示了他力求仿漢的高古印風。
此印石料為晚霞紅高山石，加之包漿曆久，流溢著古豔之美。印高11.8厘米，邊側鐫刻了韓崶寫給雨蒼先生的一首詩，原文如下：上探倉頡下邱墳，讀破藏書宗派分。
下筆宋人能刻葉，得心郢匠善揮斤。
爛鉤破玉蛟螭篆，漢印秦章蝌蚪文。
練薛兩家堪媲美，閩中宿學合稱君。
題為雨蒼先生正桂舲韓崶。
上麵這首詩，前六句是概述篆刻的曆史。倉頡是傳說中的中172石不能言最可人國文字創造者，“邱墳”指傳說中的古代文獻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宋人刻葉”和“郢匠揮斤”是兩則典故。
據《韓非子》記述，一個宋國人為其君作象牙雕刻，用三年時間刻了一片楮葉，放到真的楮葉中都難以分辨出來。又據《莊子·徐無鬼》記載，郢（地名）有人鼻尖上抹了點白灰，像蒼蠅的翅，叫匠石來給他砍掉，匠石手持斧子，揮之如風，白灰削淨，鼻子無傷，郢人站立如常。
引這兩個典故，作為精巧技藝的比喻，是為了說明印章的篆刻需要高超的藝術、純熟的技法。詩中接著又舉出“爛鉤破玉”、“蛟螭篆”與“蝌蚪文”，這些都是書法、篆刻的術語。
詩的後兩句，是對雨蒼先生的褒揚。清早期福建最負盛名的篆刻家，一位是前文已說到的陳鍊（練），別號煉玉道人；另一位是薛宏璧，其子薛銓也癖好治印，一如其父。“練薛兩家堪媲美，閩中宿學合稱君”，意思是說：雨蒼先生不僅篆刻可以與練、薛兩173家媲美，而且稱得上是福州當時最具高深修養的學者。
這首詩的作者韓崶，字桂舲，是清代名臣，官至兩廣總督、刑部尚書。嘉慶年間，韓崶曾在福建做過一任布政使，他給雨蒼先生的詩就是這個時候寫下的。
雨蒼本名林霔，嘉慶十年著有《印說十則》，其中寫道：“刻印刀法，隻有衝刀、切刀，衝刀為上，切刀次之，中有單刀、複刀，千古不易。”這是篆刻史上最早對於刀法的明確表述。
錢善揚、韓桂舲、林雨蒼，都是同時代的江南人物，錢刻印，韓作詩，贈與林，“平生金石結良朋”在這裏便有了雙關的意義，他們既是共同嗜好金石，共同以金石為良朋，同時又以一方印章凝結了他們三人之間的友誼。
174五三天與湖山供坐嘯杭州西湖的亭子灣，清代是一個騎射練武的地方。據說當年乾隆帝南遊，必在此處舉行閱兵。地處湖濱，風光亦佳，“亭灣騎射”被列為西湖十八景之一。那裏有這樣一副楹聯：“未肯廢登躋，天與湖山供坐嘯；庶幾可說情，花間風月共徘徊。”其中“天與湖山供坐嘯”一句，出語奇崛，境界高迥，是用了金代高士談的詞句。其他文字大概是撰聯的人拚湊起來的，下聯“花間風月”句屬陳詞俗調，並不足以與上聯匹配。
高士談其人，《金史》僅在《宇文虛中傳》中，有寥寥幾句寫道：士談字季默，高瓊（北宋將軍）之後。宋宣和末年，為忻州戶曹參軍。入金朝，官至翰林直學士，有文集行於世。
所以把高士談寫在宇文虛中的傳記中，因為他的被害與虛中有關。
宇文虛中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在金國受到重用，官至禮部尚書，但他恃才輕肆，出言好譏訕，因而遭人忌恨，告發他有叛金175天與湖山供坐嘯歸宋的密謀，將他下獄，審問拿不到他反叛的證據，就說他家裏的書籍是“反具”，他回答審問說：“讓我死，我也認了，至於書籍，南邊來的士大夫家家都有，高士談的圖書尤其多於我家，難道能說他也反叛了？”結果借著他的話，真的把高士談也一起殺了。
看來宋朝的人到金國做官，是極其艱險的事情。高士談雖說是被冤殺，但從他的詩詞中看，時時流露出懷鄉念故的心情，確實也是“人在曹營心在漢”。他有一首《減字木蘭花》，寫道：西湖睡起，飛絮遊絲春老矣。漲綠涵空，十頃玻璃四麵風。時平事少，天與湖山供坐嘯。他日西州，卻怕羊曇感舊遊。
這首詞，上闋寫西湖風景，“飛絮遊絲”是描繪暮春天氣，“漲綠涵空”、“十頃玻璃”是形容湖水的浩蕩空明。雖然是寫景，實際176已把思念故國的心情凝含在昔日風光中了。下闋說“時平事少”，是指“天與湖山”，它們沒有事情、閑在那兒，所以可以把它們拿來供詞人坐、供詞人嘯。詞人自己佯作無事，如果真的平靜少事，也就不會有“坐嘯”了，正是心中有感慨，有情緒激蕩，才要呼嘯，才要詠歎。到最後一句，寫“西州”，寫“感舊遊”，真實感情終於流露出來了。
這裏用了一個典故。西州，是古代的城名，故址在今之南京。
羊曇是東晉謝安的外甥，謝安死後，羊曇悲傷而不願再過西州的路，一次因酒醉，不知不覺地走到了西州門上，人們告知他這是西州，他悲感不已，一邊誦詩，一邊慟哭，轉身而去。自此以後，“西州路”就成為一個感舊興悲的典故。蘇東坡有詩曰：“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辛棄疾有詞曰：“莫說西州路，且盡一杯看。”“天與湖山供坐嘯”篆刻平常，結字略有不足之處。筆者因賞愛詩句而收得此印，印石高達12厘米，色澤深紅，尚且溫潤。
177五四風月縱橫玉笛中“煙波跌宕紅塵外，風月縱橫玉笛中”，這是近代流行的一副對聯。若將上下兩句比較而言，上句似乎缺少一些意象美，令人流連咀味的是下句。
“風月縱橫玉笛中”，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詩句，值得我們靜靜地品賞。
那是一個幽美的黃昏，悅耳的笛聲悠悠飄來，似從遼遠的天外飄來，似從幽遠的古時候飄來，那笛聲中有風、有花、有雪、有月，讓人的心魂隨著笛聲輕輕蕩漾，仿佛遊仙一樣飄起在風月之間，感受著自然的美趣，感受著人生的怡悅。
篆刻家想要創作一件極致的藝術品，首先不是靠筆和刀，而是靠詩人的靈感。隻有進入了詩的意象中，筆墨和篆刀之下才能誕生充滿美感的藝術。
製作“風月縱橫玉笛中”的印人，無疑是一位詩人，整個作品就是一首立體的詩。
178觀此印，壽山方石，渾穆大氣，高達16.7厘米，印麵邊長6.8厘米。鐵線朱文，字畫天成，仿佛雲淡風輕，天青月朗，空靈清秀，無跡可求。
現代畫家黃賓虹，撰有《歙潭渡黃氏先德錄》一文，其中記曰：“桐穀公，諱宗繹，工八分書，隸學漢《張遷碑》，篆學秦李斯《泰山》《琅琊》諸碑，又從鳳六公（黃呂）學篆刻，工穩勁秀，駸駸入古。”黃賓虹所說他的家族先人黃宗繹，正是“風月縱橫玉笛中”一印的作者。
黃宗繹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篆刻家，別號桐穀山樵，歙州人，《東皋印人傳》中亦有載錄。清代曾經形成一個影響很大的“如皋印派”，黃宗繹名列其中。
此印有鑒賞邊款曰：179風月縱橫玉笛中近時談印者，幾若晨星，幸先輩諸名公，極力振刷，猶能克繼前徽。觀此刻，韶秀天成，真士流之筆，脫盡凡夫氣習，洵印人中不群之作也。
黃宗繹字仲鳩，號荔亭，別字桐穀，歙人，精詩畫篆刻，一紙一石人皆寶之。墨莊藏有數石，最為珍秘，如見此，當不知傾倒若何。
崇川南湘陸溶記。
180這位邊款作者陸溶，感歎“近時談印者，幾若晨星”，應是指乾隆晚期，印事較之明代與清初有所趨冷。接著，他肯定有諸位名家仍能繼承前賢，讚賞黃宗繹此印“韶秀天成”，“脫盡凡夫習氣”。後麵提到的墨莊，即是“如皋印派”的名家喬林，墨莊雖然“藏有數石，最為珍秘”，若是讓他見到黃宗繹此印，不知他要佩服得“傾倒”成什麼樣子。照陸溶這樣說，黃宗繹此印無疑就是那個時代的一件傑作。
黃宗繹自作邊款曰：“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四者無偽也。海涵萬象錄。”這是引用了明代學者黃潤玉所著《海涵萬象錄》中的一則語錄，從字麵推解其意，大概講的是審美的道理。我們要明察其藝術創作是美好的，還是醜惡的，可以取其三件來審視，若是三件都能把握審美標準，相信第四件也就不會有訛錯了。
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審美觀念也會發生變化，但任181風月何時候都應當“照妍媸”、“準於律”，而不能“視白成黑，顛倒妍媸”。而今頹風囂俗之下，許多人不能辨識美醜，標新立異，“以醜為美”，文苑時顯混沌，因而，讀了古人的名論，不能不讓人深為感歎。
陸機《文賦》說，優秀作品“與天地乎並育”，“宣風聲於不泯”。曆史上眾多的藝術佳作，能以流傳數百數千載，一直為人們所喜愛，證明了藝術魅力是永恒的，也證明了人們的審美感情是永恒的。
可以相信，“風月縱橫玉笛中”的意象美也是永恒的。
182室
名別
號的
文化
意蘊
五五古代的稱謂文化人的稱謂，首要的是姓名。一個人的聲容態度、性情品格、行為表現、事業成敗，完全與他的姓名融貫在一起。人生在世，做出了特異的事情，就會出名；甚至死後，如有業績和著述，就會留名。人品高尚，有貢獻於社會，就會美名流芳；行為不良，做了惡事，就會聲名狼藉。就算你是一個最平常的人，與別人交往也要呼名道姓，無論是怎樣的人，總也離不開一個名字。
姓氏，是標誌宗族傳衍的稱號。上古時候，姓起源於女係，氏起源於男係，後世合而為一，通稱為姓，姓隨家祖，是不可隨意改換的。名字，則是家長，或是自己成年後起下的。當代多已慣用一個名字，古代則有小名、大名之分，幼兒時起的名是乳名、小名，長大成人後另有大名。名字一旦叫出來，就為周圍社會所認可，若再改名就會使人陌生，需要一個重新熟悉的過程，因而，名字雖然能夠改換，卻也不宜輕易改換，京劇人物出場有一句唱詞便是：“老爺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184周春蓴兮高守中子庸印名與字，在古代是兩個稱呼，名是名，字是字。《禮記·曲禮上》說：“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意思是：男子二十歲時，舉行加冠禮，要加一個名字。女子到許嫁的年齡，舉行加笄（簪發），也要加字，所以未嫁前叫“待字閨中”。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弱冠加字以後，表示進入了成年，之後隻有長輩可以直呼小輩的名，朋友等人就隻能稱呼字，而不能再叫他姓名了。稱呼他人的字，不僅表示了對他人的尊敬，而且也顯示了自己的身份修養。我們看到過去的書籍中，寫到人物的時候，一般都是以其字稱之，而不直稱其名。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民國時期。
字是名之外所取的又一個名字，但是，字與名的意思有著關聯，往往是名的含義的一種表述，所以稱為“表字”。“表字”有的意義明晰，出於同義、近義，或是連類、聯想所及，有的則比較婉轉隱晦，或是襲用前人的名號，表示慕古之意，或者是摘自經典185史清湡海程舊籍，使用典故，別有寄托，其中頗有學問。
清代梁章钜，寫過一本書叫《稱謂錄》，闡述人際關係的種種稱謂及其本源，從親屬、君臣、官吏、甲第，到農商百工、三教九流，全書分列三十二卷，引經據典，搜羅甚為廣泛。林則徐作序稱讚作者“胸羅萬有”，此書“洵為盛事”。而讓我們今人來看，對於古人彼此之間那些稱呼的禮儀規範，不免會有一種隔膜之感。似乎從稱謂文化這種細微方麵，也足以使我們感受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卻又足以使我們感覺到距離古人已經非常遙遠了。過去人們那種高雅、禮敬、文質彬彬的生活和交際方式，早已經被物欲流俗的喧嘯所淹沒殆盡了。
要了解古人的稱謂文化，觀賞古舊印章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印章中有名、有字，還有室名、別號等等，而且篆刻形式多種多樣，搜集一些來研摩，其中興味殊多。
清代學者周春，字蓴兮，晚號黍穀居士，乾隆進士，曾任廣東186臧廷鑒印受溦岑溪知縣，後歸鄉潛心著述，所著《閱紅樓夢隨筆》被稱為第一部紅學專著。他自鐫的一方名章，布局頗為獨特，上列白文“周春”二字，下列朱文“蓴兮”二字，中間有顯著的一道陰線隔開；雖一小印，清秀可人；邊款“海寧黍穀居士”，小楷亦整潔。西晉張翰因秋風起而思食江東蓴羹，成為典故，宋代周邦彥有詞曰：“獨愛蓴羹美。”周春亦江東人士，與周邦彥同鄉，或亦同宗，以“蓴”為字，與其名取同音，思鄉的雅意自在其中。
“高守中、子庸印”，是一方極普通的姓名加字的印。其人姓高，名守中，既然“守中”，則以“庸”為字，這便符合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字由兩個文字組成，往往是一主一輔，表意的“庸”字是為主的，前麵加“子”字起到修飾的作用，“子”有美男子的意思，用在名字中常作為陪襯。
“史清湡、海程”一印，史為姓，清湡為名，海程為字。“湡”是地名、河流名，與“海程”（向海的路）其意相通。印麵留邊較寬，印187亮臣心等分為四，“史清湡”三字各占其一，“海程”兩字占一字位置，整體卻也緊湊停勻，這種布局方法，在篆刻中是極為罕見的。
“臧廷鑑印”、“受溦”，是雙麵印，一麵是陽文姓名，另一麵陰刻“受溦”是其字。此人姓臧，名廷鑑，“廷”是家族輩分，“鑑”的意義是明鏡、明察，也比喻明潔如鏡的水麵。“溦”即“湄”，“受溦”意思是得於水邊，名與字的關聯隱約可見。
人們往往將姓名、字，刻製為對章。也有隻鐫刻字的單章，如“亮臣”，是一枚黃楊木章，篆法頗雋永。
清代最後一位山西巡撫陸鍾琦，其子名陸光熙，字亮臣。亮臣於光緒三十年（1904）中進士，入翰林，後赴日本修習陸軍。畢業回國，越級提為“四品京堂”。他在日本留學時，思想傾向革命，與閻錫山同學。辛亥革命之際，他由京蒞晉，有意在革命黨與其父之間周旋，曾為起義事與閻錫山有過密商。據說巡撫為防備起義，已將槍彈收繳，經亮臣苦勸，其父乃允許發還槍彈。未料武裝188起義迅速爆發，新軍於拂曉衝進巡撫衙門，亮臣聞訊出到二堂，見其父已中彈，才要上前去攙扶，也被當場擊斃。放槍者並不認識亮臣，其死甚為可悲。
古籍中曾說：“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其名既為陸光熙，“光熙”與“亮”同義，故以亮臣為字，其中並含有追慕名臣諸葛亮之意。誠然，以亮臣為字者，非止一人，因筆者有聞山西辛亥起義的這段曆史，“亮臣”一印又得之於太原，故作如上推測，也許不無道理。
189五六文人雅號何其多除名、字之外，另起的稱號叫別號。文人雅士的別號，也是一種雅稱，譬如東坡居士就是一個別號，至今人們習慣說蘇東坡，幾乎忘了他叫蘇軾。稱呼別號是對前輩先賢的尊重，尤其是後裔稱謂自家的父祖先人為“某公”，通常都是尊稱別號。
凡印章收藏，不乏有別號章，茲舉例若幹：詴謼“跨鶴主人”，邊款：“雍正丁未春三月篆，卯君”。卯君即清代篆刻家張在辛，康熙二十五年拔貢，刻印嚴謹工穩，亦能畫山水、鬆竹。他大概是專意於道學的，署別號“隱厚道者”，壽得八十八齡。雍正丁未，即1727年，是年他七十七歲。“跨鶴”是道教信仰中得道飛升之意，“跨鶴主人”應是他晚年自許的稱謂。
詵謼“摩詰後人”。唐代詩人王維，字摩詰。此印作者癡情於山水詩畫，仰慕王維，故以摩詰後人為別號。
詶謼“苦瓜頭陀”。清初畫家石濤，名道濟，別號有：清湘老人、大滌子、苦瓜和尚。“苦瓜頭陀”印，意同苦瓜和尚，若非石濤之190跨鶴主人印，或許是石濤的崇拜者，亦未可知。
詷謼“雪窗”。康熙帝之十七子允禮，善書法，兼工繪事，所作小幀繪畫尤稱佳品。其別號與齋號有：雪窗、自得園、靜遠齋、春和堂、春和老人。此方“雪窗”朱文印，製作原很精美，為允禮之印無疑，可惜側麵被人打磨，有損原貌，隻是印文尚無大損。
詸謼“晚香居士”。晚香指菊花，前人常見將齋室稱之為晚香居、晚香樓、晚香堂、晚香閣，以晚香居士、晚香老人為別號者亦多，表示著一種喜愛菊花的情結，大抵有崇拜陶淵明的意思。
別號的通常含義，或是表示從職、身份，或是表示居處、環境，或是明誌、自勉，或是慕古、懷人。文化人由於自身經曆、年齡、處遇、生活感受的變化，隨時可以變用新的別號，往往多個別號同時使用，各有內涵和情趣，一生中可有十數個、甚至數十個名號。
魯迅著作《墳》中，有一篇《說胡須》。他寫道：“今天喝茶之191摩詰後人苦瓜頭陀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須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須，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康熙字典》中各種胡須的名稱是：上唇的叫“髭”，下唇的叫“鬚”，頰旁的叫“髯”，下巴的叫“鬍”。幸好今版《魯迅全集》注釋出來了，不然，誰又有這樣閑情別致呢？
由此想到了中國人稱謂的煩瑣，胡子竟這樣多名號，何況人呢？這樣多稱謂不僅煩瑣，似乎也是迂腐可笑的。今天倒是簡單了，不必分上唇下唇等等，一律叫胡子了。人的稱謂也簡單了，不管誰來稱呼，不管對誰稱呼，就是一個名兒，印在身份證上，再也變不了的。然而，轉而一想，雖然不煩瑣了，雖然不迂腐可笑了，卻又似乎缺少了些什麼。魯迅的話裏常有調侃的意味，他既然說沒有翻字典的閑情別致，那他又怎麼知道字典裏有幾種胡子的名號呢？其實是到了我們現在，才真正沒有人去翻《康熙字典》192雪窗晚香居士了，真正是一點“這樣閑情別致”也沒有了。
研覽前人留下的一些小小印章，會使我們領略到一種優雅的文化情味，那正是當今所缺少了的東西。古代煩瑣的稱謂方式，今天絕不可能恢複了，而拋去其外在形式的時候，卻是不應該將其文化內涵一起丟掉的。在煩瑣稱謂的咬文嚼字之間，或許正是隱含著語言文化的精美性。尤其是前代那種博文約禮、敬賢下士、崇德尚雅的風氣，仍然是值得我們回首瞻思的。
193五七室藏詩書畫印室名、齋號，可以說是又一種別號。譬如傅山，用過五十多個別號。霜紅龕、青羊庵、衛生堂、樂饑齋、冷雲齋，都是他的室名。
室名為青羊庵，別號便可叫青羊庵主，往往也有將室名直接署作別號的。
室名的含義，有的借取景物，如“霜紅”；有的標誌居所，如“青羊”；有的寄托誌向，如“衛生”；有的抒發感遇，如“樂饑”；有的隱喻情緒，如“冷雲”。
下麵茲舉數方印例：詴謼“養閑草堂”，邊款：“己巳小春月，江陰王爾度”。唐詩有雲：“春興隨花盡，東園自養閑。”以“養閑草堂”為室名，意在閑靜中修養身心。
詵謼“海燕樓”。這是現代篆刻家楊仲子的室名章。楊仲子早年留學法國，曾入巴黎音樂學院學習音樂，歸國後曆任北京藝術學院、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後改任南京文物委員會主任，愛好金194師竹齋養閑草堂海燕樓綠雲山館秋嘯軒石書畫、文物古器。齊白石稱讚其篆刻說：“仲子先生刊印，古勁秀雅，高出一時。”又說：“仲子先生之刻，古工秀勁，殊能絕倫，其人品亦駕人上，餘所佩仰。”詶謼“師竹齋”。當代畫家陳蓮濤以“師竹齋”為室名，取虛心之意。陳蓮濤擅畫貓，自號“貓癡”，人稱“貓王”。
詷謼“綠雲山館”。主人不詳。綠雲意為仙境瑞雲，以此為館名，似有超塵慕仙之高懷。
詸謼“秋嘯軒”。秋嘯是古時的琴名，以此為室名，或是琴樂愛好者，主人不詳。
詺謼“硯果堂”。主人梁光沂，廣東東莞人。
詻謼“逸經閣”。逸經指散逸的儒家經典書籍。此印為白芙蓉石，鐫治精美，有邊款曰：“金石怡情，汪和篆”。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有學者名郭麐，字詳伯，別號、室名有：頻伽、白眉生、邃庵居士、靈芬館、第一功名閣、海棠花研齋等二195楷篆法宗魏商晉周隋秦唐漢硯果堂庭室種藏竹詩菊書梅畫蘭印逸經閣十多個。郭麐少年時遊學於文學家姚鼐門下，善於填詞，著作多種，書法、繪畫亦有成就。其所刻對章，朱文曰：“室藏詩書畫印，庭種竹菊梅蘭”；白文曰：“篆宗商周秦漢，楷法魏晉隋唐”。邊款曰：“丁未初夏，祥伯郭麐戲而之所作”。
當我們看到各種室名、館號的時候，還是從外麵觀賞門楣，而要進入其書齋芝室之內，才能飽覽文化人各自的儒雅生活內容。郭麐這兩方印，就為我們披露了其庭室以內的生態景象。“室藏詩書畫印，庭種竹菊梅蘭”，情趣醇濃，猶如清芬襲人；“篆宗商周秦漢，楷法魏晉隋唐”，意境高古，更令人仰企不及。
196五八身賤多慚問姓名唐詩中有一首《塞下曲》，大概老幼能誦：“月黑雁飛高，單於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作者盧綸，也應該為人熟知，其身世卻是出人意料的。他當年赴長安求取功名未成，遭遇戰亂而浪跡異鄉，經過一番奔波，重返故鄉時，卻為自己“身賤”而慚愧，害怕遇見人問起姓名。詩中寫道：“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慚問姓名。”盧綸詩做得好，大曆年間被稱為十才子之一，但他考進士屢次不中，後來雖然經人推薦做了官，職位不高，大概一生中都會有“身賤”的感慨。
把盧綸這句詩刻成印章的人，或許也是沒有功名，也是為身賤心懷慚愧之人。不然，也許他是把“身賤多慚問姓名”這句詩作為自我謙虛的表示。
文人有些別號，是一種謙稱，如印章中有“下裏巴人”、“江南布衣”之類。這種文人謙稱，其實並沒有“身賤多慚”的意味，其中197身賤多慚問姓名下裏巴人江南布衣反而透露著一種傲氣。
謙稱也是古人一個稱謂的傳統，如自稱“愚弟”、“後學”、“晚生”之類。做了官的，謙稱“卑職”、“下官”，刻名章時往往要在姓名之前加一個“臣”字。
“臣王裕慶”印，陰刻，印麵較大，4.5厘米見方，應為大字書法所用。王裕慶其人生平不詳。
“臣許邦光”印，陽文，細朱文，篆法清整方正，或亦可稱為印文中的“館閣體”。許邦光，字汝韜，別號萊山，清嘉慶進士，多年供職翰林院，道光年間曾任大理寺少卿。其書法名噪一時，亦有詩文存世。
臣是尊君的謙稱。謙稱使用過當，則會變成一種諂稱，對上是獻媚，對眾人卻是意在顯示其“並不身賤”，帶著一種可鄙的世俗氣。
明代著名邊將戚繼光，字元敬，雅好文學，人尊稱為“元敬詞198臣王裕慶臣許邦光宗先生”，而他到了上司麵前，卻自稱為“門下沐恩小的”。這種諂稱現象，似乎在當代仍然會有。
199五九文人愛慕五柳賢有雞血石對章，一方白文：“小熊武右之印”；一方朱文：“雨邨”。可知此印主人名武右，字小熊，號雨邨。古代宮廷中左右衛隊叫“熊渠”，熊渠子是古時人名，武士，善射，這大概是“武右”字“小熊”的由來。
此印的作者，是清代藝術家金士鋐。辭典中可查到如下介紹：“金士鋐，字味津，江蘇常州人。工畫墨梅，筆致疏落，超然出塵，有金農、華嵒之風。客維揚鹽局幾二十年。花卉亦饒士氣。江淮間極有聲譽。晚年臥屙在鄉，淡於榮利。卒時年近八十。”過去的畫家大都兼工篆刻，金士鋐刻的這兩方印頗為別致，篆法摻入了美術，筆畫或粗或細，有古銅章的自然斑斕的麵目，“雨村”二字運用會意寫法，留白甚多，予人以想象。
最令人喜愛的是此印的邊款，鐫刻了《五柳先生傳》全文（個別文字與《古文觀止》所載不同）。兩印八個側麵滿刻，文如下：200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造飲輒盡，期有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讚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誌。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右五柳先生傳，為雨邨仁兄大人清賞。光緒十年甲申夏六月，江南金士鋐並篆。
《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的一篇名文，僅一百餘字的精煉描述，成為作者性情的生動寫照。
201小熊武右之印作為文章結論部分的“賛”，引用春秋時齊國隱士黔婁的話說：不要悲悲戚戚地憂愁貧賤，不去急急切切地追求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意思是：探究黔婁此言，所說的正是五柳先生這一類的人吧！
“不慕榮利”“忘懷得失”是本文的核心思想，而文章開始便說“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名”，這就不但對榮利得失毫不在意，甚至連人的姓名也認為是可有可無的，完全是一種自然主義的人生態度。
清代人有詩雲：“吾愛五柳賢，獨酌自成癖。”但五柳之賢，並不在於飲酒。正如梁昭明太子蕭統寫的《陶淵明集·序》中所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蕭統並且說，陶淵明的文章“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的人格“貞誌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屬於“大賢篤誌”。
202雨邨五柳先生是一個別號，因一篇名文而成了一個典型形象。一個“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五柳先生形象，曾經深刻影響著後世士大夫賢達的思想追求。
金士鋐作為清朝後期的一位畫家，麵對當時政治腐敗現象彌漫的現實，毅然堅守了淡泊榮利的人格。他在印章上雕刻這篇名文，凝含著他對五柳先生的敬慕。這方印章的主人是雨邨先生，以陶淵明文章作為他的自用印邊款，當然也是他本人的意願。進而推想，不僅是篆刻家，也不僅是印章的主人，對於許多的不滿於那種權勢專橫、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的正直知識分子來說，“五柳賢”正是他們心目中所共同企慕的人物。
203六○琉璃廠篆刻名揚四方有民國時期的一對印章，白文印：“趙繼鼐，字仲如，號三也，又號顏山”；朱文印：“顏山趙氏怡怡園”。邊款曰：“怡怡園主為誰，顏山趙氏仲如也，由青島寄石，命製是印，藉誌數語，乙亥十月，張誌魚刻”。
這一對印章，有姓有名，有字有號，有室名。此人遠從青島將印石寄往北京，專請張誌魚治印。約在同一時期，齊白石也曾為他刻過對章。但不知其人在官，還是從文，情況不詳。無論官民，曆來喜愛名家治印，慕名寄去章料請托的同時，自然也會彙上潤金。
又有一枚名章，為“鄒琳之印”，邊款：“己巳夏五月，玉林先生惠存，堂陽壽丞刻”。
鄒琳，1913年畢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執律師業，後曆任廣州軍政府司法部司長、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廣東省銀行董事長等職，1949年去往香港，經營工商業，1984年病逝。其名204趙繼鼐字仲如號三也又號顏山顏山趙氏怡怡園“琳”字，偏旁為“玉”，故字為玉林。篆刻家“堂陽壽丞”，即是張壽丞，堂陽是今之河北新河縣。
民國年間，北京琉璃廠出了名聞遐邇的“雕刻三絕”，一是張壽丞刻銅，二是張誌魚刻竹，三是朱友鱗刻瓷，他們都能治印。
張誌魚，字瘦梅，又字通玄，號寄斯庵主。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工書善畫，篆刻尤佳，以刻竹為絕藝。
張壽丞自年少時進京，從其堂兄張樾丞學習治印，於琉璃廠開店名為同古堂，兄弟二人齊名於世。當時媒體報道說：張壽丞治印，“法漢人法，為近日金石家之最有名者，故軍政要人、書畫名家無不請其治印，其成績可想也。”壽丞於抗日戰爭之前，轉往南京開辟事業，卻不幸英年病逝。樾丞始終沒有離開琉璃廠，同古堂店經久不衰，至新中國建立時，中央人民政府大印即是他手刻。
筆者恩師陳封雄先生，曾經撰文回憶其父師曾（衡恪）大師205鄒琳之印的畫銅藝術。文中寫道：“琉璃廠西頭路南，專營銅質文具的同古堂，主人張樾丞、張壽丞兄弟，就是先父的熟友。”“與刻銅專家合作，在銅墨盒上作畫，是先父極感興趣的藝術生活一部分，每次他到同古堂小坐，總要留下三五幅畫。不足十年，同古堂張氏兄弟大概雕刻了上千件先父的作品。”琉璃廠原名海王村，是北京建城時燒製琉璃瓦的窯址所在。
大約自明末清初以後，逐漸發展成為古董文玩市場。兩三百年間，文物收藏交易活動或興或衰，琉璃廠始終享有盛名，留下了許多文化名人的行蹤和影響。因此之故，那裏至今仍然是我們向往的遊賞之地。筆者每在京小住，也總會到琉璃廠走走，時而還可購到喜好的舊書或玩件，然而，總不免會有昔日風光不再的感觸。陳師曾那樣的藝術巨匠，如高山仰止，不可再世；張誌魚和樾丞、壽丞兄弟那樣的篆刻家，恐怕也難以再遇了吧。
206六一不食魚齋與意蘭室據陳重遠寫的《鑒賞述往事》，琉璃廠的有名篆刻家還有一位魏長青。此人從小在琉璃廠刻字鋪學徒，善鑽研，寫一手顏體字，治印能刻吳昌碩體。1934年開“萃文閣”刻字處，字號存留至今。他為天安門廣場建造人民英雄紀念碑做過貢獻，花崗石巨碑上的題詞是經他放大鎦金造作的。
前些年到琉璃廠西街的書店，見二樓古籍部兼售印章古墨之類。筆者在那裏購過兩方價格較低的舊章：一方為“鬆坡居士”，一方為“意蘭室”。
魏長青，字鬆坡。“鬆坡居士”印應是他的遺作。印石為青田，兩麵刻，另麵陰刻為“窗明幾靜”四字。陽文用玉箸篆法，陰文的疏密對比效果尤好，頗得豐神，既有現代氣息，又不失傳統韻味。
“意蘭室”一印，邊款為“印匄”。印匄即是篆刻家壽石工，本名壽鉨，字石工。因不吃魚，有室名為“不食魚齋”。
壽石工畢業於山西大學堂，早年宦遊無成，以後久寓北京執207鬆坡居士窗明幾靜教、從藝，曾協助陳師曾創辦國立北平藝專，講授詩詞與金石篆刻，又在琉璃廠掛牌鬻書治印。與榮寶齋交處尤深，晚年仍在其鋪中篆印。榮寶齋坐落在琉璃廠西街，經營古今書畫、金石篆刻、文房四寶，原是清早期開辦的一家老店。
“意蘭室”即是“憶蘭室”。今通用的“憶”字，古文為“意”，《六書通》“憶”的篆法都不加“忄”。這一室名的含意，顯然是對“蘭”的思念。查現代人士中，能知名者隻有蘇州的周瘦鵑，曾以憶蘭為室名，別號“憶蘭室主”。
周瘦鵑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成名的現代作家、翻譯家，曾任中華書局與《申報》等報刊編輯。他為青年時期的戀情，曾撰《愛的供狀》一文，回憶說：“一頁可歌可泣的戀史，刻骨銘心，牽腸掛肚，再也不能把它抹去，把它忘卻。”“常常沉浸於甜蜜溫馨的回憶之中。”他那戀人周吟萍，西文名為紫羅蘭，因而他以紫羅蘭花為“伊人的象征”。他不僅以“憶蘭室”為室名，他主編過一個雜誌名為“紫羅蘭”，他的蘇州故居也定名為“紫蘭小築”。
208意蘭室不食魚齋作為“鴛鴦蝴蝶派”作家，周瘦鵑一度屬於被政治環境所拋棄的人物。他本想隱居蘇州，以種花養草消遣，未料他的園藝、盆景引起人們讚賞，周家花園聞名一時，中央領導亦往參觀。他於是又走入了社會，參與文藝活動，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發生，在那個要消滅“封資修”的運動中，他屬於必然要被“橫掃”的“牛鬼蛇神”，據說是張春橋點名批判他，在巨大壓力下，投井自盡了。
壽石工與周瘦鵑是同時期的國內文化名人。壽石工為周瘦鵑治一方室名印，似在情理之中。然此印鐫刻於何時，又如何重新在琉璃廠出現，無據可考，隻得存疑。
像魏長青、壽石工這樣的現代藝術家，與我們的距離並非十分遙遠，他們的作品本來不應該散落，他們的事跡本來不應該湮佚。然而，經過了各個政治運動，經過了“掃四舊”和“打砸搶”，許多人死於非命，許多資料遭到毀滅，在市場上撿回來的東西，其來龍去脈大多不可稽考了。
209六二收藏家與收藏印“銅人金燈玉壺瓦尊之館”，這是一個收藏家的室名印。因為收藏了古代的銅人雕像、銅金燈台、玉製酒壺和陶尊，便以這些重要藏品來命館名。可知在館室名稱中，凝注著收藏家對藏品特殊的珍愛心情。
江蘇常熟古裏村的瞿啟甲，是我國近代著名收藏家，其先祖遺藏有鐵琴、銅劍各一，因而命其室名為“鐵琴銅劍樓”。
“古裏瞿紹基曾珍藏之印”，邊款曰“鐵琴銅劍樓藏石”，又曰“道光二年，歲次壬午荷夏上浣，長洲吳璣敬製”。瞿紹基是瞿啟甲的孫輩。
收藏印鑒基本是用於藏書，或是收藏鑒賞書畫、碑帖。紙質和織絹一類的藏品，才可以鈐印。此類印章甚多，例如：詴謼“養拙山房收藏”，“養恬齋藏”。在室名之後加一“藏”字，是收藏印章的通常作法。
詵謼“玉衡藏書”、“八木藏書”，艾葉綠石對章。清代翰林玉衡，210古裏瞿紹基銅人金燈玉壺瓦尊之館曾珍藏之印字八木，蒙古正紅旗人，清道光二十年庚子科進士，散館授檢討。
詶謼“鼻山藏”。清代篆刻家胡震，號鼻山，又號大鼻山人。此印或為後人臨摹。
詷謼“歙西長塘鮑廷博印”，邊款“芑堂篆刻”。芑堂即清代篆刻家張燕昌，玉石小印，極見功力。鮑廷博是清中期著名藏書家，原籍安徽，流寓浙江桐鄉鄔鎮。乾隆時曾向四庫書館進書六百餘種，並校刊有《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時稱善本。八十六歲時被嘉慶帝賜為舉人。
說到鮑廷博，不能不聯想到另一藏書大家吳騫。吳、鮑兩家同好書業，又都不屑與流俗交處，隻以詩文切磋，誌操清遠，從而結為厚誼。
吳騫，字槎客，號兔床，室名拜經樓，世居浙江海寧。博學好古，能詩能畫，亦能治印，有多種著述。乾隆五十七年（1792）撰《論印絕句》一卷，論述印史，評騭印人，頗有見地。他的一方老211養拙山房收藏養恬齋藏玉衡藏書八木藏書壽山石印章，流落市上，曆經磨損，但仍覺古雅可愛。印文為三行九字：“吳騫，字槎客，別字兔床”。
同時代的富藏古籍名家，還有江蘇吳縣黃丕烈。黃氏藏有宋版書百餘種，號佞宋主人，室名“百宋一廛”。佞宋，意即媚宋、迷宋。百宋一廛，意謂百種宋版書聚於一室。黃丕烈於每年除夕，要將家藏宋本書陳列起來，上花果名酒酬敬。據說當時之風，甚至以愛妾美婢換取宋書，“佞宋之癖，入於膏肓”。
吳騫在藏書事業上，不甘心落於黃丕烈之後，專意訪收元版書籍，將其藏書室名為“千元十駕”。《荀子·勸學》說：“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所謂“千元十駕”，針對“百宋一廛”而言，意思是我吳家的千部元版，足能抵得上你黃氏的百部宋版。
吳騫藏書，不隻是收藏而已，更可貴的是他對古籍善本的校抄訂正、批注題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他也收藏書畫、212鼻山藏歙西長塘鮑廷博印吳騫字槎客別字兔床印章及彝器骨董，有《兔床清玩錄》予以記載。以其深厚學殖，及長期收藏古物的滋養，陶醉在校讎古書、吟詩繪畫之中，自然是一種高曠的情趣。有詩稱讚說：人生不用覓封侯，但讀奇書且校讎。卻羨江南吳季子，千元高擁拜經樓。
213六三汲古閣與席洞庭汲古閣是藏書刻書家毛子晉的室名。
毛子晉原名鳳苞，江蘇常熟七星橋人。明代諸生，天啟、崇禎年間屢試不就。後居家讀書藏書，拋家資搜羅善本，建汲古閣聚藏古籍。後世所傳影宋精本，大多是毛氏藏收。
毛子晉自三十歲始，經營校勘刻書，畢生苦誌勤篤，刊印《十七史》、《十三經注疏》等古籍，多達六百餘種。因其校勘精細，雕鐫工致，成書悅目，備受士人稱賞，而能流布天下。一些珍稀古籍，賴有其翻刻，始得以流傳。汲古閣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刊書成績最為顯著的私家出版社，其在文化史上的貢獻不可低估。
鄧之誠著《骨董瑣記》說：“江浙藏書家，向推項子京之白雪堂，常熟之絳雲樓，範西齋之天一閣，徐健庵傳是樓，朱竹垞曝書亭，毛子晉汲古閣，曹倦圃古林，鈕石溪世學堂，馬寒中道古樓，黃明立千頃齋，祁東亭曠園，後則趙穀林小山堂，馬秋玉玲瓏山館，吳尺鳧瓶花齋及其子開萬樓。”214汲古閣圖書記藏書家之多，是一種文化繁榮現象，也足以反映當年的讀書風氣。上述鄧氏書中所列舉，都是江浙一帶的藏書世家，但仍有遺漏，如洞庭席氏就沒有提到。但該書另有一節曾說：“席洞庭，巨室也！”並敘述了毛子晉的《十七史》版，後來轉移到席氏手中一事。事情起由是毛子晉因為繳納賦稅，先將《十七史》版折價四千金，質押於負責糧運的官員盧澹岩，盧澹岩用的是官庫錢，後要歸還官庫時，毛子晉又將這部書版質押給了席家，便再沒有贖還。
江蘇太湖有洞庭東山，席氏是洞庭東山望族。大約在明朝末葉，席氏已經專門從事藏書刻書之業。自從得到毛子晉《十七史》版之後，席家分出一子移居常熟，刻書業迅速發展。但當時人們並不知道席氏所印《十七史》，卻是毛子晉原刻。到了清乾隆時期，常熟席鑒刻印圖書日益繁博，署名“掃葉山房”，成為汲古閣之後最大的民間出版坊家。“掃葉山房”後來還在蘇州、上海、漢215東吳席鑒家藏書籍印口等地開設分號，影響及於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