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治理環境汙染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環境質量改善的績效短期內可能難以顯現，這就要求官員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在環境汙染治理問題上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的心態。
９２３強化政府環保責任，加大環境監管執法力度本書第七章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政治周期引起了我國環境規製強度和實施力度變化，進而導致環境質量在黨代會召開前後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波動性特征。這說明實踐中，我國的環境執法力度不夠嚴格，存在人為幹預空間。黨代會召開前一年及當年，地方政府麵臨來自上級政府和公眾的監督約束力加強，因此，地方政府會嚴格執法，采取措施加強環境保護和治理，提升了轄區環境質量水平；而黨代會召開一年後，地方政府麵臨的監督約束力變小，ＧＤＰ晉升激勵體製下，官員為在晉升中取勝又會重啟以往隻注重經濟增長、不顧及環境質量和民生改善的“短視”經濟發展策略，這使得轄區環境質量惡化。
我國雖然已經製定了較為完備的環境保護法律體係，但這些法律法規在改善環境質量方麵似乎並沒有發生明顯的作用。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執法不嚴格，在環境保護與治理上少作為或不作為。這說明今後我們政策的著力點應是進一步強化政府環保責任，加大環境監管執法力度，對環境汙染和破壞行為“零容忍”，做到發現１９０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研究一處，查處一處。具體講，一是嚴格執法，環保執行要從過去的“棉花棒”變成“殺手鐧”。徒法不足以自行，嚴格執法是貫徹落實相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關鍵。要加強對重點區域和行業的執法監管，加強對重點汙染源的監測，堅決杜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二是可考慮建立跨區域的環境保護巡回法庭，專門解決跨行政區域的環境汙染糾紛案件。三是加大處罰力度，切實解決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對造成重大汙染損失的企事業單位，不但要追究民事責任，還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四是賦予公眾和社會公益組織更多環境訴訟權，以製約和監督政府環保部門的執法權力，減少直至杜絕地方政府環保少作為、不作為現象的發生。
９２４加強環境信息披露，推動公眾參與環保決策環境信息披露包括政府環境信息披露和企業環境信息披露。事實上，環境信息披露機製是一種強有力的監督：它督促政府加強環境監管，激勵企業節能減排。這種機製能對政府和企業產生較大的環境治理壓力。目前，我國環境信息披露製度還不完善，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麵：其一，我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程度低。在一些環境信息製度完善的國家，除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商業秘密的信息外，其他環境信息都是公開的；其二，政府環境政務服務觀念不正確，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將環境信息披露視為對公眾的一種“施舍或恩賜”，政府為公眾提供環境政務服務的意識淡薄；其三，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意識弱，往往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信息，企業樂於公開，而對企業不利的環境信息，企業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
因此，我們要完善我國的環境信息披露製度，推動公眾參與環保決策。第一，政府和企業應借助報紙、廣播、電視、微信公眾賬號、網絡等媒第９章結論及政策建議１９１體，向公眾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以保證公眾的環境知情權，推動公眾參與環保決策。環境知情權是公民應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公民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前提。公眾理性參與環保決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緩解環境與社會的矛盾。第二，相關環保部門要定期公開發布環境統計公報，並建立環境信息電子數據庫，以方便互聯網公眾用戶及時獲取環境信息。這樣一方麵能夠督促地方政府和企業及時更新相關環境信息；另一方麵，也能使公眾輕易獲取環境信息，保證他們的環境知情權。第三，政府應為環保非政府組織（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ＮＧＯ）創造更加寬鬆的發展環境，掃除環保ＮＧＯ的發展障礙，以便使他們能夠更多地參與到環保政策的製定和實施過程中來。
例如，政府可以允許環保ＮＧＯ以通過向會員收取會員費的方式，或不以營利為目標向公眾提供有償環保服務的方式來籌集業務經費。第四，建立“政府—公眾—企業”三位一體的環境治理模式。政府應及時疏通公眾表達環境訴求的渠道，讓公眾全麵參與到環保決策中，建立“政府—公眾—企業”三者之間的互信機製，三者齊心協力，共同治理環境汙染。
９．３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盡管本書對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進行了潛心研究，但由於本人學術水平和知識能力有限，本書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改進之處，具體而言可能有五點：第一，本書的分析還基本處於靜態分析和比較靜態分析層麵，較少涉及動態分析層麵。事實上，如果中央政府減少向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提高財政集權度，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方式就很有可能從“援助之手”轉變１９２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研究為“攫取之手”（陳抗等，２００２；傅勇，２００７），那麼其對環境質量的作用機理和傳導途徑也將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富有挑戰和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下一步的研究中，我們將重點關注此課題。
第二，本書對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論分析、實證模型和實證檢驗層麵，未能構建理論模型對此輔助加以論證，僅在第四章研究地方政府稅收競爭與環境質量時，拓展了ＰｅｒＧ．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和ＤａｎｉｅｌＬ．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２００２）的理論模型。因此，下一步，建立嚴密的理論模型來補充說明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係，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例如，在第六章實證檢驗晉升激勵、地方官員任期對環境質量影響時，可考慮建立以一個涵蓋“中央—省”的政治晉升博弈理論模型，可能會豐富和完善本章的研究內容。
第三，本書將中國共產黨每五年舉行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作為重要政治周期事件，考察了政治周期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環境質量的影響。本書使用的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省級層麵數據，而這一區間內隻有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和２００７年“中共十七大”兩次全國黨代會召開①。
在後續研究中，我們將延長數據長度，考察更長時間範圍內的黨代會召開周期對我國環境質量的影響。
第四，本書以我國３１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為樣本，研究地方政府行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那麼以市（包括地級市和縣級市）或縣為樣本，情況又如何呢，是否會得出一些不同的結論呢？今後，我們將搜集數據，更換樣本，繼續對此問題展開討論和研究。
①事實上，盡管樣本期內隻有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兩次全國黨代會召開，但這一研究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學性。周黎安等（２０１３）在研究製造業資源錯配程度與政治周期之間的關係時，同樣以黨代會召開表征政治周期，樣本期內也隻有兩次黨代會。
第９章結論及政策建議１９３第五，本書的研究可能蘊含著一些新內容，但遠未涉及事物的全部。
環境問題是係統問題，需從係統角度統籌考慮。我國環境質量的全麵改善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地方政府行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是一個需要我們不斷關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書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隻是淺嚐輒止，筆者在今後的學習和工作中，將對此問題做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期取得更大進步。
參考文獻［１］包群，邵敏，楊大利．環境管製抑製了汙染排放嗎？［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４２５４頁。
［２］陳共．財政學（第六版）［Ｍ］．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３］才國偉，張學誌，鄧衛廣．省直管縣改革會損害地級市的利益嗎？
［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６５７７頁。
［４］陳抗，Ａ．Ｌ．Ｈｉｌｌｍａｎ，顧清揚．財政集權與地方政府行為變化———從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Ｊ］．經濟學（季刊），２００２年第１期：１１１１３０頁。
［５］陳強．高級計量經濟學及ｓｔａｔａ應用（第二版）［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
［６］陳思霞，盧洪友．公共支出結構與環境質量：中國的經驗分析［Ｊ］．經濟評論，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７０８０頁。
［７］陳思霞，盧盛峰．分權增加了民生性財政支出嗎？———來自中國省直管縣的自然實驗［Ｊ］．經濟學（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４期：１２６１１２８２頁。
［８］崔亞飛，劉小川．中國省級稅收競爭與環境汙染［Ｊ］．財經研究，參考文獻１９５２０１０年第４期：４６５５頁。
［９］範彬，武潔瑋，劉超，嚴岩．美國和日本鄉村汙水治理的組織管理與啟示［Ｊ］．中國給水排水，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６１４．［１０］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２０１１年報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１］馮海波，方元子．地方財政支出的環境效應分析———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考察［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３０４４頁。
［１２］方紅生，張軍．財政集權的激勵效應再評估：攫取之手還是援助之手［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２１３１頁。
［１３］範九利，白暴力，潘泉．我國基礎設施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用生產函數法估計［Ｊ］．人文雜誌，２００４年第４期：６８７４頁。
［１４］傅京燕，李麗莎．環境規製、要素稟賦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實證研究———基於中國製造業的麵板數據［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８７９８頁。
［１５］範劍勇，莫家偉．地方債務、土地市場與地區工業增長［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４１５５頁。
［１６］方小玲．汙染治理中文本規範和實踐規範分離的生態環境分析［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６期：１８４１８５頁。
［１７］傅勇．中國式分權、地方財政模式與公共物品供給：理論與實證研［Ｄ］．上海：複旦大學，２００７。
［１８］傅勇，張晏．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３期：４１１頁。
［１９］郭傑，李濤．中國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研究———基於中國省級麵板數據的經驗證據［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５４６３頁。
１９６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研究［２０］郭慶旺，賈俊雪．地方政府行為、投資衝動與宏觀經濟穩定［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６年第５期：１９２５頁。
［２１］郭慶旺，賈俊雪．財政分權、政府組織結構與地方政府支出規模［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５９８７頁。
［２２］郭誌儀，鄭周勝．財政分權、晉升激勵與環境汙染：基於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省級麵板數據分析［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１０３１０７頁。
［２３］黃國賓，周業安．財政分權與節能減排———基於轉移支付的視角［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２０１４年第６期，６７７６。
［２４］林伯強、鄒楚沅．發展階段變遷與中國環境政策選擇［Ｊ］．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１４年第５期：８１９５頁。
［２５］李斌，王小龍．體製轉軌、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運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博弈模型研究∥中國經濟周期研究報告［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６１６５頁。
［２６］呂冰洋，毛捷．高投資、低消費的財政基礎［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４１７頁。
［２７］逯東，孫岩，周瑋，楊丹．地方政府政績訴求、政府控製權與公司價值研究［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５６６８頁。
［２８］李德森，許光建．中國稅收增長快於經濟增長的原因討論綜述［Ｊ］．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７３７７頁。
［２９］呂健．影子銀行推動地方債務增長了嗎［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４年第８期：３８４８頁。
［３０］李猛．中國環境破壞事件頻發的成因與對策———基於區域間環境競爭的視角［Ｊ］．財貿經濟，２００９年第９期：８２８８頁。
參考文獻１９７［３１］李猛，沈坤榮．地方政府行為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３５４７頁。
［３２］雷明，虞曉雯．地方財政支出、環境規製與我國低碳經濟轉型［Ｊ］．經濟科學，２０１３年第５期：４７６０頁。
［３３］梁平漢，高楠．人事變更、法製環境和地方環境汙染［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６期：６５７８頁。
［３４］劉琦．財政分權政府激勵與環境治理［Ｊ］．經濟經緯，２０１３年第２期：１２７１３２頁。
［３５］李樹，陳剛．環境管製與生產率增長———以ＡＰＰＣＬ２０００的修訂為例［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１７３１頁。
［３６］李勝蘭，初善冰，申晨．地方政府競爭、環境規製與區域生態效率［Ｊ］．世界經濟，２０１４年第４期：８８１１０頁。
［３７］李學文，盧新海，張蔚文．地方政府與預算外收入：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問題［Ｊ］．世界經濟，２０１２年第８期：１３４１６０頁。
［３８］李子豪，劉輝煌．ＦＤＩ對環境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嗎———基於中國２２０個城市的檢驗［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２年第９期：１０１１０８頁。
［３９］梅冬洲，王子健，雷文妮．黨代會召開、檢查力度變化與中國經濟波動［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４７６１頁。
［４０］馬麗梅，張曉．中國霧霾汙染的空間效應及經濟、能源結構影響［Ｊ］．中國工業經濟，２０１４年第４期：１９３１頁。
［４１］聶輝華，蔣敏傑，“政企合謀與礦難：來自中國省級麵板數據的證據［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１４２１５６頁。
［４２］平新喬，白潔．中國財政分權與地方公共品的供給［Ｊ］．財貿經濟，２００６年第２期：４９５５頁。
１９８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質量研究［４３］喬寶雲，範劍勇，彭畸鳴．政府間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努力［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６年第３期：５０５６頁。
［４４］錢先航，曹延求，李維安．晉升壓力、官員任期與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７２８５頁。
［４５］祁毓，盧洪友，徐彥坤．中國環境分權體製改革研究：製度變遷、數量測算與效應評估［Ｊ］．中國工業經濟，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３１４３頁。
［４６］宋國君．排汙交易權［Ｍ］．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７］孫琳，潘春陽．“利維坦假說”、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規模膨脹———來自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的省級證據［Ｊ］．財經論叢，２００９年第２期：１５２２頁。
［４８］沈滿洪．論環境經濟手段［Ｊ］．經濟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５４６１頁。
［４９］史青．外商直接投資、環境規製與環境汙染———基於政府廉潔度的視角［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３年第１期：９３１０２頁。
［５０］童光輝．公共物品概念的政策含義———基於文獻和現實的雙重思考［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３年第１期：３９４５頁。
［５１］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Ｊ］．經濟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７期：２１３２頁。
［５２］王達梅．政府換屆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正負效應與作用機製研究［Ｊ］．現代財經，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８１２頁。
［５３］王文劍，覃成林．地方政府行為與財政分權增長效應的地區性差異———基於經驗分析的判斷、假說及檢驗［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９２１頁。
［５４］王小龍．縣鄉財政解困和政府改革：目標兼容與路徑設計［Ｊ］．財貿經濟，２００６年第７期：６８７５頁。
參考文獻１９９［５５］王小龍，方金金．政府層級改革會影響地方政府對縣域公共教育服務的供給嗎［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８期：８０１００頁。
［５６］王永欽，張晏等．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Ｊ］．經濟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４１６頁。
［５７］夏光．環境政策創新—環境政策的經濟分析．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８］薛鋼，陳思霞．中國環境公共支出、技術效率與經濟增長［Ｊ］．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４１４６頁。
［５９］薛鋼，潘孝珍．財政分權對中國環境汙染影響程度的實證分析［Ｊ］．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２０１２年第１期：７７８３頁。
［６０］徐現祥，王賢彬．晉升激勵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級官員的證據［Ｊ］．世界經濟，２０１０年第２期：１５３６頁。
［６１］楊瑞龍，章泉，周業安．財政分權、公眾偏好和環境汙染———來自中國省級麵板數據的證據［Ｒ］．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所宏觀經濟報告，２００７。
［６２］於文超，何勤英．轄區經濟增長績效與環境汙染事故———基於官員政績訴求的視角［Ｊ］．世界經濟文彙，２０１３年第２期：２０３５頁。
［６３］閆文娟，鍾茂初．中國式財政分權會增加環境汙染嗎？［Ｊ］．財經論叢，２０１２年第５期：３２３７頁。
［６４］嶽樹民，盧藝，嶽希明．免征額變動對個人所得稅累進性的影響［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１年第２期：１８２４頁。
［６５］楊曉蘭，張安全．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基於地級城市的經驗分析［Ｊ］，財貿經濟，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１２５１３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