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書名：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
作者：丁新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07
ISBN：9787305173271
代序
非常慚愧寫下“代序”這兩個字，因為作為本人學術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和博士學位論文，和所有作者一樣，我們都期望獲得前輩的指點，恩師賜序。然而，作為一本倉促付梓的不成熟的研究成果，筆者姑且寫下這寥寥數語，以交待這本書的前世今生。
筆者2002年考入南京大學曆史係，拜在計秋楓教授門下，攻讀國際關係史碩士學位。2007年，在碩士畢業兩年以後重新回到先生門下，繼續攻讀國際關係史專業博士學位。從碩士階段，筆者即從事美國軍事戰略改革相關的研究，博士階段繼續此項研究。然而，作為一所地方非軍事院校，缺乏一定的軍事研究資源和環境，所以這一研究始終步履維艱。而在南京大學底蘊深厚、種類齊全的曆史學研究大環境影響下，加之深受導師計秋楓教授開闊研究視野的熏陶，筆者逐漸對中國古代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做了初步的學習和研究。2012年，在博士階段學習四年之後，筆者自作主張將研究方向轉入了有關中國民族認同起源的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又步入了考古學的領域，並且得到了今天筆者博士後導師水濤教授的幫助和指導。
盡管筆者自行選擇了論文的選題，計秋楓教授依舊在論文的寫作和答辯過程中給予了最充分的指導和支持，盡管作者其時並非考古學專業的學生，水濤教授依然給予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且全程參與了本文的預答辯、論文評閱和正式答辯，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本文選題源於對漢民族身份認同源頭的追問，由秦漢民族認同溯源到諸夏認同，進而加入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中去。中國文明起源不僅僅是中國考古學界最熱門的研究領域，從國家、機構、學者對此領域研究投入的規模和重視的程度而言，它是中華民族尋根問祖、重塑集體記憶的一項宏偉工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個門外漢、一個沒有學術根基的年輕人是沒有資格隨便踏入這片聖地的。然而，筆者自攻讀博士研究生起八年間，無論思考國際關係、中國外交方麵的問題，還是關注國計民生等社會熱點問題，在刨根問底之後，幾乎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指向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認同問題，它的源頭和發展曆程，決定著它今天的麵貌，它的現狀和未來又牽動著這個民族每一個個體對自身命運和價值的思考。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倫理道德的構建，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國家軟實力的建設，無一不與民族認同這個根本緊密聯係在一起。在決心把“諸夏”這個迄今為止人們知道的最早的本民族認同概念搞清楚之後，筆者就義無反顧地走進了考古學的研究領域。
最初，隻是想把對諸夏認同的探索作為一個背景知識交待一下。但是，當帶著一顆國際關係學的初心，行走在考古學的領地時，我感覺自己在大量汲取考古學和古代史的基礎知識時，在勉強理解考古學前輩們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後，對很多接觸到的問題產生了些許自己的看法，然後，便嚐試著將這些看法用一定的學術規範論述出來。漸漸地，我發現我所觸及的問題已經足以單獨成篇，我便下決心把對“諸夏認同”的探索單獨作為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範圍。成文之後，導師提示全文更多部分談夏商周三代考古學文化的起源，而結尾才談到諸夏，於是又在標題“諸夏認同”的前麵加上了“中國文明的起源”。
預答辯時，各位老師提出“中國文明的起源”題目範圍太大，研究者太多，分量太重，建議隱去或者淡化“中國文明起源”這個大題目，突出諸夏的認同。然而，提交外審的期限已近，論文的題目的修改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而在正式答辯之前，因為題目沒有改，論文的內容也必須兼顧題目的完整性，因此主要內容也沒有修改。付梓之前，我同編輯商量，是否要重新確定書名，借此把前番老師對標題的意見采納進來。但是發現緒論和前麵幾章還是按照“中國文明的起源”來寫的，當然它們都是“諸夏認同”的鋪墊，因此，猶豫再三，最終沒有完成變更書名的任務。
除了題目的問題，水濤教授、胡阿祥教授在評閱和答辯過程中還提出了諸多重要的意見，諸如，按照考古學論文的標準，文中的很多論述是需要用器形圖和地層圖來表述的；再如，對某些觀點的論述選取的證據帶有傾向性和選擇性，不夠全麵；又如第五、六章論述周和夷文化的時候，較少或者完全脫離了考古學的敘述路徑而進入了上古史的論述模式，這就使全文前後出現了敘述方式的不一致。這些問題或者涉及到考古學的基本功，或者涉及到研究麵的再擴大——從新石器進入青銅器，因此，要想根本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頭開始係統學習和訓練考古學的知識和各種技能。
同時，各位老師又對本文提出了諸多肯定，筆者在為提交論文而填寫的同行評議書時，歸納了各位老師的積極評價如下：
丁新同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從文化和族群認同的角度來探索夏商周三代時期中國文明的起源過程與問題，選題具有很好的開創性。文章充分利用考古學、文獻學、環境生態學、民族學等不同理論方法和大量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中國文明起源東西二元說為依據，先後討論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東西文化關係、陶寺文化與夏文化起源的關係，龍山文化與商文化起源的關係、戎文化的產生、周文化的起源與夏的關係，夷人的出現等諸多重要學術問題，作者認為中國文明大體上是東西二元文化碰撞的結果，有著較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較清晰的發展脈絡。夏商周以及周邊的所謂“戎狄蠻夷”的交替是不同族群在三代曆史演變過程中從中心到邊緣，再從邊緣到中心交替反複的過程。
本文的貢獻在於：其一，運用更加豐富的考古類型學資料，通過更加細密的區係異同比較，使得既往的諸多認識更加坐實；其二，敘述的語境，從既往的或考古或文獻或器物或史事，進步到力求考古器物與文獻史事融為一體、彼此勾連、相互證明；其三，引入了一些理論、方法或概念，如認同（包括血緣認同、文化認同、治理認同等）、文化大係、製衡關係、社會治理，由此使得傳統研究課題具有了新的麵貌。
因此總的來說，這是一個重大而有價值的選題，本書提出了很多有新意的觀點。對於如此宏大的選題而言，可能它的完善和修改絕不是修修補補、查漏補缺的修繕，而是將每個部分拆分出來進行徹底地重構。而這絕非本人和本書所能獨立完成的。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考慮不妨換一種思路，先將此文公布於眾，讓其接受最廣泛的批評和建議，讓其融入中國文明探源的宏偉進程中去，其有價值的思考將繼續深入、發揚光大，其無價值的觀點將存為一說。這就是作者將此不成熟的研究倉促付梓、出版成書的初衷，也是作者不忍邀請兩位導師作序背書的原因。
此項研究發源於作者公派留學期間，感謝國家留學基金委給予的資助，感謝北京大學給予的國內訪學資助，感謝水濤教授對本人博士後在站研究的資助。感謝父母對我的教育培養和對本書寫作與出版的支持。感謝本人的碩士、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計秋楓教授，感謝聯合培養導師英國南安普頓大學曆史係肯德裏克·奧利弗教授（Professor Kendrick Oliver），感謝訪學導師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感謝蔡佳禾教授、馮梁教授、洪郵生教授、胡阿祥教授、胡傳勝教授、楊光海教授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我將在今後的學習和研究中不斷吸收、完善，一定不辜負你們殷切的期望。
更期望廣大考古學界、古史學界、民族研究等領域的前輩和同行們不吝提出批評和寶貴意見。
本文的不足和疏漏由作者本人承擔，文責自負。
丁新
2016年4月13日於杜廈圖書館
緒論 文明的起源與認同的產生
本書選題受益於筆者的導師計秋楓教授長期從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廣義上的中外關係史包括整個中華民族與外來民族、中原民族與周邊民族之間相互交往的互動過程，而大一統理論是兩千多年來指導中華民族處理內外關係最核心理論之一。計先生在2008年曾有《“大一統”：概念範圍及其曆史影響》一文發表於《光明日報》理論版。受該文的啟發和影響，筆者對中國大一統理論傳統如何產生和發展的曆史過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逐漸發現橫亙中國古代社會兩千餘年的大一統思想根植於中華民族主體的民族認同中。2009年年末遂有《漢代主流意識形態變遷與漢匈關係》未刊稿產生，該文對漢民族主體認同的產生做了曆史學分析，認為漢民族的主體認同來源於諸夏認同，是諸夏認同在秦漢時期得到繼承與發展。那麼，諸夏認同從哪裏來？諸夏民族為什麼會對“夏”民族和“夏文化”產生認同，從而產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這種諸夏民族認同呢？民族認同的重要階段是對文化的認同，這裏的文化與考古學的文化概念所覆蓋的範圍大致相當，基本上所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發掘遺存的器質與器形特征、葬俗與居住址特征、文字與紋飾特征都可以成為產生集體身份認同的客體。因此對諸夏認同的探求勢必深入夏商周三代文化起源、影響與傳承的考古學研究領域中去，否則，諸夏認同的研究就將流於在傳說故事中循環互證。簡單地說，認同的產生與文明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一個硬幣的兩麵，文明的起源必然包涵認同的產生，而集體身份認同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會推動文明的產生，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必須經曆民族認同的產生。這是本書將對諸夏民族認同的研究延伸至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原因。
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是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領域的終極命題之一，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最初動力。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揭開了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的序幕。隨後伴隨著民族解放與發展的複興之路，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和探索成為考古學界和曆史學界的始終熱點問題。隨著殷墟、龍山、二裏頭、二裏崗、良渚、陶寺等諸多大型文化遺址的發掘，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也不斷深入發展。中國考古學界諸位領軍人物幾乎都發表過重要的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論述。在國家層麵，1996年5月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2001年又啟動了國家大型課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但現有的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總體上立足於考古學領域，局限於物質層麵時間與空間聯係的二元世界中。本文從集體身份認同思路入手，深入考古學領域，試圖以認同作為界定文明的標誌，以此作為探索夏商周文化起源的脈絡。因為，文明的主體是民族，而民族的形成在超越血緣認同基礎上，以產生文化認同和統治認同為形成的標誌。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不僅要對埋藏地下的考古學遺存做文化特征上的概括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要上升到對文化特征產生集體身份認同。由這種認同產生的內在凝聚力，進而推動群體成為一個擁有有效身份認同的生存與發展的共同體和行為體。這就是民族。這一過程建立在考古學發掘和研究的基礎之上，又不僅僅限於對考古學遺存器質和器形上的文化特征的聯係，從而突破了以往考古學研究文明起源的傳統路徑。水濤先生20世紀初就曾經提出：“中原地區在中國文明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體現在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深層次方麵，即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體係層麵，而大多數情況下，並不表現在文化的表層層麵，即物質文化產品的基本形態上。”將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從傳統考古學注重文化的表層的聯係深入到意識形態領域中去，這正是本書選題和研究所嚐試實踐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本書的主要論點是，中國文明起源於東西二元異質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在夏商周三代的交替更迭過程中，不同族群相互融合，最終形成諸夏的民族認同。起初，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時，東方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向西傳播產生了龍山文化。龍山時代晚期，在晉南豫北一帶形成了較為明確的統一的文化中心，即陶寺文化早期。大洪水使西方文化重新占據了優勢，並在陶寺文化早期基礎上產生了夏文化。東方文化係統再次複興，使商取代了夏，而周人再次回到中原則又取代了商文化。中國文明是東西二元文化碰撞的結果，有著較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較清晰的發展脈絡。夏商周及周邊戎狄蠻夷不同族群三代的曆史演變過程，是從中心到邊緣，從邊緣到中心相互交替的過程。優勢文化在競爭中取勝，得以占據九州之中，居中統治天下，而處於劣勢的族群則暫時避居山區荒漠湖泊沼澤，待重新積聚力量以後重新對中原構成衝擊。這是中國幾千年曆史循環往複的一個縮影。司馬遷所述諸夏文明與戎狄蠻夷皆出同源，並非完全虛擬之辭。
本篇緒論的主要內容在於闡述本文的論述原理，即為什麼要從諸夏認同的角度來談中國文明的起源，怎樣構建文化認同與文明起源之間的關係，以及沿著這種思路，探討夏商周三代文明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是怎樣的，過程是如何演變的。在這一闡述過程中，同時完成對前人研究綜述、理論支撐、研究方法和篇章結構及其主要內容的概述。
第一節 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概況
早期的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從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到殷墟、龍山文化的發現，我們更認為是一種尋找和探索，包括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也隻能看作是建立在古史文獻上的一種假說。因為在那時，現今的夏商周及其以前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大多數還沒有問世。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二裏頭文化、二裏崗文化，以及先前發掘的殷墟、龍山、仰韶、大汶口文化較為全麵地展示了各自曆史時期的特征以後，才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因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本質上是同一時代不同地區文化橫向空間聯係和同一地區不同文化層縱向曆史聯係的概括分析，是不同文化之間關係的研究。因此，在一個文化遺址上永遠探究不出它究竟是不是中國文明的起源。文明的起源研究在考古學語境下是一種文化間的關係學。這是本文的核心指導思想之一。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會出現所謂“文明的曙光”說和“滿天星鬥”說等各種不一而足的說法，因為這些說法沒有足夠重視不同文化區係之間彼此間的聯係。
最早較為全麵研究中國民族形成的研究應屬1928年李濟先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次人類學的探索》。李濟先生主要利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人體測量、古代典籍兩個方麵入手，通過對中國人種“我群”和“你群”的分類，論述了中國人種的構成、遷徙和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