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複研究陳立文（台灣）鍾淑敏（台灣）歐素瑛（台灣）林正慧（台灣）著南京大學出版社書圖書在版編目（犆犐犘）數據台灣光複研究／陳立文等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３（中華民國專題史／張憲文，張玉法主編）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８３４７Ⅰ．①台…Ⅱ．①陳…Ⅲ．①抗日鬥爭研究台灣省Ⅳ．①Ｋ２９５．８中國版本圖書館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１５）第０４５２８７號中華民國專題史張憲文張玉法主編第十五卷台灣光複研究陳立文鍾淑敏歐素瑛林正慧著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榮責任編輯孟慶生李鴻敏編輯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３９４７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刷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開本７１８×１０００１／１６印張２４．２５字數３７０千版次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版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８３４７定價９７．００元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號：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銷售谘詢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總序兩岸四地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４０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７０位曆史學教授與研究員合作撰著的《中華民國專題史》，共１８卷，８００多萬字，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分別以簡體字和繁體字兩種版本在兩地出版。這套書的撰寫和出版，是兩岸四地學者經過五年共同努力而結出的豐碩成果。這是兩岸史學界第一次大型的學術合作，無疑是兩岸學術界的盛舉，對推動兩岸學術事業的進步和兩岸關係的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華民國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誌士，發動辛亥革命，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前仆後繼，推翻清王朝，建立起來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高舉民主共和的旗幟，堅持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理念，製定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以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為理想，奮鬥終生。１９２５年孫中山逝世以後，國共兩黨由於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麵存在差異，二十多年間經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過程，最終通過軍事鬥爭，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移往台灣。
１９４９年以後，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時間，國共兩黨依然處於政治、軍事對峙狀態，民間沒有往來，官方更無接觸。由於雙方對曆史資料采取封鎖政策，並以“特藏”對待對方史料，廣大民眾對真實曆史無以了解，加上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一些人的曆史觀念和認知，往往是片麵的甚至是錯誤的，經常是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對方。
２０世紀７０—８０年代，終於迎來曙光。在中國大陸，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深入各個領域，學術界的精神枷鎖被打破，學者們開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１台灣光複研究進行學術研究，重新認識各種曆史問題、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學術研究逐步走向繁榮。而在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等政策推動下，台灣許多老兵、學者等，重返大陸探親、訪友、旅遊、經商和交流學術。１９９０年，台灣學者以３０餘人的規模第一次赴廣東翠亨村出席“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後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國史方麵的研討會。台灣學者赴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民國史檔案，更是絡繹不絕。而中國大陸學者於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曾組成１０人至３０人的學術團隊，赴台北參加“中國曆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大陸學者也深入台灣的學術機構、檔案館、圖書館，尋找各類珍稀史料。開始時，雙方在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研究方法等方麵，也有分歧和爭論。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全民革命？”“孫中山是否提出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經濟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兩軍、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諸多問題，都有多角度的討論。
三十年來，兩岸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不斷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對方的學術研討會，相互踏上彼岸查閱各類史料和檔案文獻，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當的曆史觀念和學術認知，學者們的觀點和對眾多曆史問題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認識，其中包括對許多重大曆史問題的認識，有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也包括許多重要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等。這是兩岸實施開放、交流以來取得的重大成就。它體現了曆史學家高尚的職業道德和學術品質，對兩岸共同構築新型的曆史學科有積極的意義。我們應該向發揚傳統美德和為中華民族學術事業作出貢獻的兩岸曆史學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為了向國人展示兩岸四地曆史學者共同研究和重構民國曆史所作的努力，也為了使國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過、現已有所改變並恢複了其真實麵貌的民國曆史，我們按照曆史順序設計了１８個專題，以兩岸四地學者合著《中華民國專題史》的方式，開展共同研究。這一做法在兩岸分隔以來是無先例的。我們期望這一合作對民國曆史研究和兩岸關係的發展，作出有益的貢獻。
２總序《中華民國專題史》的１８個專題目錄如下：１．《從帝製到共和：中華民國的創立》２．《文化、觀念與社會思潮》３．《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與外交》４．《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５．《國民政府執政與對美關係》６．《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７．《中共農村道路探索》８．《地方政治與鄉村變遷》９．《城市化進程研究》１０．《教育的變革與發展》１１．《抗日戰爭與戰時體製》１２．《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１３．《邊疆與少數民族》１４．《華僑與國家建設》１５．《台灣光複研究》１６．《國共內戰》１７．《香港與內地關係研究》１８．《革命、戰爭與澳門》參與《中華民國專題史》合作研究的兩岸四地的學者（排名不分先後）為：大陸地區張憲文（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朱慶葆（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馬俊亞（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曹大臣（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薑良芹（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江沛（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趙興勝（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３台灣光複研究徐暢（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葉美蘭（南京郵電大學教授）陳紅民（浙江大學曆史係教授）趙立彬（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朱漢國（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同樂（河北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齊春風（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川（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黃正林（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張玉龍（贛南師範學院教授）劉慧宇（福建江夏學院教授）張俊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田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任貴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張太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馬振犢（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研究館員）蔣耘（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研究館員）穀小水（中山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林輝鋒（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張豔（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楊喬萍（揚州大學副教授）劉大禹（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徐保安（齊魯工業大學副教授）劉暉（中共河南省委黨校副研究員）秦熠（中南民族大學博士）牛力（南京大學博士）呂晶（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博士）台灣地區張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４總序張啟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鍾淑敏（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唐啟華（東海大學曆史係教授）劉維開（政治大學曆史係教授）藍美華（政治大學民族係副教授）張瑞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係教授）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史學係教授）卓遵宏（前東吳大學曆史係兼任教授）孫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教授）林桶法（輔仁大學曆史係教授）高純淑（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劉文賓（輔仁大學曆史係助理教授）李盈慧（暨南國際大學曆史係教授）楊維真（中正大學曆史係教授）吳翎君（東華大學曆史係教授）陳進金（東華大學曆史係副教授）蔣竹山（東華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吳淑鳳（台灣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楊明哲（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李君山（中興大學曆史係副教授）管美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研究員）陳英傑（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歐素瑛（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王文隆（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林正慧（台灣大學曆史係博士）簡明海（政治大學曆史係博士）陳佑慎（政治大學曆史係博士候選人）５台灣光複研究香港澳門地區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教授）劉智鵬（香港嶺南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吳誌良（澳門基金會主席、澳門大學客座教授）婁勝華（澳門理工學院教授）何偉傑（澳門大學曆史係助理教授）《中華民國專題史》的撰寫與出版，得到兩岸四地有關方麵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一批著名的曆史學家對本專題史各部書稿進行了匿名評閱，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南京大學出版社領導與編輯們對本書的編輯出版費盡辛勞。特別是一些部門和人士對本課題組給予了經濟支持。他們是：南京大學改革項目南京大學人文基金南京大學出版社江蘇省教育廳澳門基金會台北聯電公司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先生對各方麵給予的幫助和支持，我們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由於兩岸四地曆史學者是第一次進行大型的學術合作，其中不當或不完善之處，尚請各方朋友給予批評指正。
張憲文張玉法６目錄緒論／１第一章日本殖民體製下的台灣／９第一節統治政策與統治機構的變遷／１２一、從《六三法》、《三一法》到《法三號》／１２二、從舊慣溫存到同化政策／２２三、統治機構的變遷／２７第二節抵抗與屈從／３３一、武裝抗日／３３二、《治安警察法》與《治安維持法》的適用／３７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４７第三節殖民地近代化／６０一、基礎設施建設與地籍戶籍調查和強製整合／６０二、殖產興業與殖民經濟／６６三、政治參與／８２第四節文化發展與社會變遷／９０一、教育與新領導階層的崛起／９０二、社會變遷／９８三、戰時體製下的社會動員／１０７第五節總督府的“南進”政策與台灣人的海外活動／１１３一、“南進”政策的推展／１１３１台灣光複研究二、報道宣傳與知識建構／１１９三、“台灣籍民”問題／１２４四、東南亞的台灣人／１３２第二章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準備／１４０第一節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１４０一、從台灣建省到割讓台灣／１４０二、馬關條約／１４２三、戰爭期間大陸與台灣的比較／１４４第二節抗日戰爭期間各方呼籲收複台灣／１４８一、政府對於收複台灣的重要宣示／１４８二、社會各界對收複台灣的言論／１５３第三節開羅會議與收複台灣／１６３一、會議的召開與籌備／１６３二、台灣問題的提出與《開羅宣言》／１６５第四節接收台灣的相關組織與準備工作／１７０一、國府組織的推動／１７０二、台灣革命同盟會與台灣黨部／１９４第三章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的複員與接收／２１７第一節東亞新秩序：軍事占領與台北受降／２１７一、國軍跨海登陸與受降／２１７二、台澎軍事占領與部署／２２６三、日俘日僑集中與遣返／２３３第二節特殊化統治：接收與重建／２４４一、行政接管與重建／２４４二、殖民遺規與兩麵隔離／２４６三、日產處理與財經措施／２５５２目錄第三節治理的危機：高壓與反抗／２６６一、台灣民眾的熱望與期待／２６６二、精英的參選與議政／２７６三、社會的危機與暗流／２８３第四章“二二八”事件與台灣省政府的成立／２９１第一節“二二八”事件的爆發／２９１一、政治抗爭期／２９２二、綏靖鎮壓期／３０６三、綏靖清鄉期／３０９四、尾聲與影響／３１７第二節台灣省政府的成立／３１８一、首任省主席／３１８二、訓政時期的台灣省政府／３２５三、台灣產業博覽會／３３１參考文獻／３４５索引／３６２後記／３７５３緒論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飽受內憂外患、分裂動蕩的時代，而台灣更是其中尤甚者。回顧４０年代的中國動亂局勢，不能忘記日本帝國主義當年對中國所造成的慘痛曆史。在中國近代史中，與台灣地區曆史最為相近的當為東北地區，如果說中國全麵抗日戰爭８年，東北地區對日抗戰是１４年，那麼台灣地區對日抗戰就是５０年。要了解台灣光複的曆史，不能不以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為起點。
德川幕府（１６０３—１８６８）末年，日本即倡“北割滿洲、南收台灣，進取中國”之議，明治維新（１８６０—１８８０）之後，便決定執行“北進朝鮮再經滿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經台灣轉進南京，蠍形夾擊中國”的“蠍形政策”。①１９２７年（日本昭和２年）田中義一擔任日本首相，召開東方會議，製定南進政策，“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同時決定對中國進行自東北及東南地區同時進攻的雙向攻勢，以掌控整個中國沿江沿海的富庶區域，蠶食鯨吞整個中國，此即為“蠍形政策”的進一步發展。在此一政策之下，先有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進攻中國東北地區，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變進攻上海；繼有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進攻北平，同年８月進攻上海引發了淞滬戰役。回顧這段日本侵華史，東北與台灣地區正是日本“蠍形政策”的兩隻足，中國的這兩塊土地在不同的狀況下為日本所占領，作為日本進軍中國的兩隻蠍足，有著相同的悲情，但也有不同的遭遇。
以中國東北地區而言，遠自清代滿族人入主中國，禁止漢人進入東北地區。１９世紀末，日本經曆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增長，試圖做東北亞的霸主，即①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近代中日紛爭———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一》，見《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台北，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４３頁。
１書台灣光複研究以漸進方式逐步移民東北地區；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東北地區的勢力更淩駕於俄國人之上，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都展現出勢在必得的決心。“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這是１９２８年冬吳鐵城到東北時記於長春車站的名言，足以說明東北地區的富庶以及麵臨的危機。①民國成立，無論是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對東北地區都隻能維持一個局麵而已，並不曾真正掌握東北地區的民心；１９２５年國民政府建立，從廣州到南京，百廢待興的政局與軍戎倥傯的戰局，也使政府無從對東北地區有更多的介入，因此“東北是國民政府政治上的一塊處女地”②，實在是相當寫實的一句話。而相對於中國政府的日本，對這塊土地不僅虎視眈眈，極盡垂涎，而且蠶食鯨吞，用盡各種方式將它的經濟勢力深植其間。直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日軍有備而來，長驅直入進入東北地區，４個月時間占領東北全境。中國政府鑒於當時情勢，尋求以外交方式解決，但時日遷延而一事無成，次年“滿洲國”建立，昭示著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占有與中國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無力。
此後國府限於本身實力及現實環境，對東北地區的問題僅能求“逐年進展革命的力量”以“求雪國恥”③，一直到抗戰勝利才在蘇軍的協助下收回東北地區。
當時有人指出，“就事論事，當年如果沒有（偽滿洲國）這座火山，中日關係上的僵局大致還不會終於演變到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④，“如果沒有‘滿洲國’這座理想的兵站，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大致不會得意忘形到掀起太平洋戰爭”⑤。日本以偽滿洲國為掩護，在統治中國東北地區的１４年中，無止境地掠奪東北地區的經濟資源，建立南侵的根據地，以東北地區為兵站，一步一步地進軍華北地區，終至全麵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在８年全麵抗戰中，東北地區①王星舟：《吳鐵老東北之行》（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發言記錄），載《傳記文學》，１９７６年第２９卷第４期，第３４頁。
②高樹橋：《白山黑水的尊嚴》（東北抗戰紀實叢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頁。
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以下簡稱《國防檔》），第三門，第４１７９卷《明定東四省政府工作綱領案卷》。
④沈叔之、吳覺農編譯：《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上海，黎明書局，１９３２年，黨史會藏微卷。
⑤［日］矢原愉安著：《偽滿血淚史———從“九一八”到“滿洲國”的出現》，丁允謀譯，載《春秋雜誌》，１９７２年第１７卷第５期，第１９頁。
２緒論更成為日本的軍械彈藥庫與物資來源，成為日本進軍中國甚至向世界開戰的重要根據地。回顧曆史，東北地區的這一經曆，與台灣地區實有相近之處。
台灣自清康熙年間至明鄭勢力結束，正式歸於清朝版圖以降，清政府並未對這一海上孤島給予太多的重視，除在台灣本土發生抗清事件，或是外力入侵之時，對台灣用兵之外，並未想到要對這塊國土進行經營。因此，在台灣發展史上，雖然絕大多數居民是來自大陸東南沿海的移民，但整個台灣的經營是靠這些移民自己胼手胝足，辛苦開發出來的。這一情況與東北地區有相似之處，相似的是清朝政府的力量同樣不曾深入，但也有不同之處，不同的是東北地區是滿族人出生之地，清政府不願漢人勢力進入，所以使之自我發展；而台灣卻是由於地處海隅，不受清政府重視，隻好自成格局。而日本對台灣的重視卻極早，從明朝時候，日本豐臣秀吉當國之時，即嚐思染指台灣，明朝曾“厚增兵力於閩浙及澎湖”以防其侵擾，荷蘭占據台灣之時，日本也曾與之談判交涉，希望分一杯羹，後來由於日本自己進入“鎖國政策”，才暫時中止對台灣的行動，但對台灣的覬覦並不曾改變過。１８９０年（光緒十六年）日本駐福州副領事上野專一說：“若以日本大東洋政策而論，則台灣之將來，吾人不可不極端重視也。”隨之便有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戰爭，其後日本軟硬兼施，以占有台灣為目的，蓋“台灣有如日本南門之關鍵，若欲向南擴張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必先領有台灣”①。１８９５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占領台灣，更提出“總日本活動”②，以台灣為“南進”的大本營。
日本從清政府手中巧取豪奪得到台灣之後，是徹底將台灣視為其“土地”的一部分，從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方式即可看出它的用心。日本先以軍事，鎮壓台灣人民的反抗；繼以殖民統治，磨滅台灣人民對中國的眷戀與關係；終至提出“內地延長主義”，以使台灣人徹底了解台灣是日本本土的延長；進而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名，在將台灣的經濟充分開發之餘，也將台灣的資源與日本本土做完全的結合，這與日本在東北地區以掠奪為主、僅投資而不建設的方式是不一樣的。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①［日］德富蘇豐：《台灣遊記》，東京，民友社，１９２９年，第３頁。
②所謂總日本活動，係指南人之日本、東人之日本、東海岸之日本和多島海沿岸之日本，其中“南人之日本”即指台灣，欲以台灣為基地伸張日本之勢力於南島。《總日本活動》，載《國民之友》，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３日第２５７號，第３—７頁。
３台灣光複研究政策”，以消除台灣同胞殘存的中國意識，將台灣經濟發展由農業為主轉為工業為主。１９４１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台灣更成為日本進攻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地區的根據地。
從上麵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到台灣與東北地區是日本處心積慮從中國強索獨占的地區，日本對這兩個地區的侵占都是經過長久的計劃，並采取縝密的步驟而取得的。這兩個地區不僅為日本提供了富足的經濟資源，也為日本提供了進軍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重要基地。這些共同性使日本人對這兩個地區同等的重視，但是由於取得方式的不同，以及兩個地區民情的差異，日本在統治方式上，對兩個地區自然有相當的不同，因此造成了兩個地區不同的發展，也對這兩個地區造成了不同的影響。
對東北地區而言，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主要是經濟侵入，由於當時還有俄國勢力與之分庭抗禮，因此這一時期日本對東北地區的經濟權基本上是與東北地區統治者以協商、交涉的方式取得的，進而官方與外資勾結，以強勢的經濟優勢壟斷東北地區的工商業，造成東北地區經濟資源的重大流失①，因此東北地區人士深刻體認到日本是十足的經濟剝削者。等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以強勢軍事占領東北地區，之後不到一年即製造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從此日、偽狼狽為奸，對東北地區推行１４年軍警統治。②在這１４年中，日本對東北地區所采取的是間接統治，表麵上東北地區是屬於偽滿洲國所有，日本的一切需求是透過偽滿洲國而獲得的，但是實際上是日本人掌握了所有的控製權，而偽滿洲國隻是日本的橡皮圖章而已。由於東北地區地大物博，掌控不易，加上東北地區民族性強悍，對鄉土又有強烈的保護意識，日本唯恐地方勢力影響到它的統治與剝削，因此從頭到尾對東北地區采取嚴格的軍警統治，其手段極盡嚴苛③，對日偽統治構成任何威脅的組織或人士都一律加以“討伐”④，造成無數次“慘案”⑤。由於日本對東北地區的最主要目標是經濟①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②王承禮：《中國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綱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序言）。
③日本對東北的軍警統治惡行請參考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偽滿憲警統治》，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
④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東北“大討伐”》，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⑤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東北曆次大慘案》，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
４緒論掠奪，因此透過種種方式強取東北地區的經濟資源，尤其是剝削東北地區的勞工，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勞工采用的控製方式與囚犯無異，同時把許多在政治或軍事上的反對者當作“特殊工人”，用壓榨他們血汗的方式控製他們的行動與思想。①可以說日本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是政治的控製、軍事的鎮壓、經濟的剝削與人員的鉗製四者的結合，在日本１４年的統治中，東北地區人民幾乎沒有喘息的餘地。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東北地區表麵上是由偽滿洲國統治，因此在宗教、語言和風俗習慣上，日本對東北地區雖有幹涉與日化的傾向，但偽滿洲國執行得並不徹底。②這也許是日本故做姿態尊重偽滿洲國的一種手段，因為隻有鎮壓，隻見剝削，而沒有懷柔。日本統治東北１４年，在東北的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不滿與憤怒累積而成的是極度的怨懟與無法疏解的仇恨。而東北地區地大物博，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或是土生土長、世代居住的家族，或是陸續從關內“闖關東”到東北地區求發展的漢人，他們對東北地區的感情是熾烈的，而由於久處日俄勢力之下，他們對外來的侵略與壓迫者原就深惡痛絕，因此在被日本統治的１４年中，反抗從未停止過，這也是造成日本愈來愈嚴苛的管製的原因。明顯可見的，一方麵是無止境的剝削與壓迫，另一方麵是長時間的壓抑與痛恨，這樣的兩方麵是沒有交集與轉圜的，這從日本宣布投降，東北地區人民立即發動大規模狂歡慶賀就可以看出來。
但對台灣而言就不完全相同了。台灣是一塊孤懸海外的小島，它的居民是近數百年間在不同時間由不同地區聚合而來的，基本上屬於相當明顯的移民社會，因此在民族性上趨於冷漠，具有自我保護色彩；而由於自明清以降，中國官方對台灣聞問不多，更造成了台灣人民自力更生，重地方主義而輕民族主義的民風。等到台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５０年的殖民統治中，日本對台灣不僅具有在軍事、政治與經濟上完完全全的統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教育、宗教乃至意識層麵，有絕對的空間與足夠的時間對台灣同胞進行安撫與建設並重的改造。台灣島上這一群遠離鄉土，長久以來①中央檔案館等合編：《東北經濟掠奪》，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第１４卷），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
②吉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偽滿史料叢書》（第６冊）、《偽滿文化》（第７冊）、《偽滿社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對此有詳細的敘述）。
５台灣光複研究習慣自生自滅的族群，很自然地對日本人從開始的排斥反抗，到漸漸的無言接受，最終走向了同化。
日本自１８９５年占據台灣之後，大約有將近２０年的時間，一方麵對台灣的反抗勢力進行鎮壓，另一方麵對台灣的年輕一代進行全麵的日化教育。①其後日本對台灣采取“內地延長主義”，對台灣的統治比照日本“內地”，一方麵加強政治與經濟的建設，在政治上實行初步的地方自治，在經濟上把台灣建設成一個農業重心，另一方麵使台灣徹底殖民化，舉凡日本的宗教信仰、文字語言、生活習慣和行為模式都成為台灣學習的標準，同樣有２０年左右的經營，使台灣在日本建設與安撫並重的政策下，一步一步日本化。等到“皇民化運動”推行之後，許多台灣同胞都成為日本天皇的子民，與日本人一樣分享在台灣的政治權與經濟權。前後５０年的統治，台灣同胞可以說逐漸被“同化”了，用中國習慣用語“洗腦”來形容是再恰當不過了。台灣同胞的抗日運動不是沒有，從曆史的發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反抗有兩大高潮。第一次在日據之初，從最早的“台灣民主國”，到由北至南各地義軍的反抗事件，這些都是對日本軍事統治的直接反抗；第二次是在清朝覆亡、民國建立之際，台灣同胞受到鼓舞而興起的反日運動，如北埔之役與林杞埔事變，乃至於羅福星之起義，都或多或少與國民革命有所關聯，也因為當時台灣受日化統治尚淺，有不少愛國誌士尚有推翻日本統治，重回中國之想。但從日本轉變統治方法，以安撫與建設並進之後，所謂台灣同胞的抗日反日之舉，多半是由在大陸的台籍誌士所進行的②，在台灣本土的台灣同胞雖然仍有不間斷的抗爭行為，但他們的努力方向，事實上已轉變為追求經濟的平等與政治的參與，換言之，台灣同胞隻是要爭取更多的權利與參與。這一轉變是在曆史大環境之下的必然結果。因此，當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台灣同胞當然有不少人如大旱之望雲霓，期待祖國的光複，但也有人是失聲痛哭，如喪考妣，有的是頓失所恃，茫然無措，不管是那一種反應，卻沒有聽到太多驅逐日本人、痛毆日本軍警，或是要向日本討回什麼公道的聲浪。這是一個現實狀況下的必然結果，是與東北地區大相徑庭的，這也是值得人們深思①此部分請參考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１９８５年。
②林德政：《抗戰期間國共政權對峙下的台灣誌士》，見《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刊行，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７—３８２頁。
６緒論的大問題。
中國曆經８年的對日抗戰，終於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經過１９４３年《開羅宣言》的肯定與１９４５年《波茨坦公告》的重申，日本無條件投降，東北與台灣地區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１９４４年５月，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提出：“台灣及東北四省與內地各省情形不同，複員工作宜有專人負責，早為準備。”①乃於其下正式設立東北及台灣地區調查委員會，預為籌設戰後兩個收複地區的行政，對外則暫不宣布，但告以調查研究工作。同時在中央訓練團內設東北黨政幹部訓練班及台灣黨部幹部訓練班②，培養黨政工作人員，可見在抗戰勝利以前一年多，黨政方麵都已在籌備兩地的接收事宜，用力不可謂不早，隻是當時中央一方麵未進行實地的了解，另一方麵不能真正重用台灣當地人士，致使日後發生諸多問題與隔閡。
國民政府自成立有關接收籌備的黨政機構後，奉蔣介石“多羅致台灣人士”的指示，先後聘任林忠、李友邦、李萬居、謝南光和黃朝琴等台籍人士入幕，隨即展開各項工作。③但人事變化更迭，部署未能完善，加上所用多為居於大陸的台籍人士，他們對５０年來日據台灣未能有真正的了解與溝通，致使政未通而人亦未和。④加上當時國民政府根據台灣的特殊情況決定在台不設省政府而設行政長官公署，這又使台灣人認為中國政府將台灣視為殖民地，尚不如日據後期“內地延長”的地位。⑤在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狀況下，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作風又偏於強硬，諸如阻撓台籍人士返鄉、處理日產不當、政治上差別待遇、官僚主義與貪汙之風盛行、政風軍紀太差、統製經濟與民爭利等⑥，再加上戰後物資缺乏，內戰導致國困民疲，當時大陸這一普遍狀①熊式輝：《海桑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特藏圖書館藏油印本）（第６編），見《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第１頁。
②黃朝琴：《東北及台灣黨政幹部訓練班辦法草案意見》，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見《特種檔案之３３———東北》，簡稱《東北特檔》，０３０／２７。
③《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一年來工作大事記》，１９４４年４月至１９４５年４月，見張瑞成編：《光複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１９９０年，第４４—４７頁。
④葉明勳：《後世忠邪自有評———從陳公洽談到“二二八”事件》，載《中國時報》（台北），１９８８年５月７日。
⑤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曆史之謎》，台北，遠流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７—７０頁。
⑥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２７頁。
７台灣光複研究況也影響到了台灣，使台灣也麵臨著經濟崩潰、生活困頓的局麵，終於導致１９４７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此一事件起始於台北的一件緝拿私煙事件，因緝私員與憲警單位的處置過於強烈，竟從治安事件上升為政治事件，導致台北部分人士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又因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使得紛亂益發不可收拾，一變而為對抗公署，進而激化為省籍衝突事件，並擴及全省；其後國民政府派兵鎮壓，並展開清鄉行動，以控製整個局勢。追究何以單純的治安事件會變成全麵政治運動，甚至後續的處理失當造成台灣長久的政治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與其說“二二八”事件是導致台灣省籍意識與分裂重要的關鍵，不如說日本對台灣的５０年統治才是真正導致台灣與大陸隔閡的深層次原因。
也許是意識到台灣不同於大陸的民族性與地區性，也許是為未來鋪路，國民政府自１９４７年５月將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廢除，改設台灣省政府，大量引用台籍人士，改善政、經各項措施，台灣民心逐漸安定，雖不敢說完全歸向國民政府，但至少不再有民亂產生。然而隨著１９４９年局勢逆轉，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風雨飄搖、局勢未定之際，不得不再一次對台灣實行軍事管製，以實行戒嚴政治。２０世紀４０年代的台灣，實在是飽經憂患，因此回顧日本對台灣造成的長期傷痛，探討台灣光複的曆史，更有格外的意義。
台灣在中華民國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今日海峽兩岸分治的特殊狀況，都值得研究中華民國史的人深入探討台灣的光複史，因此本書特定名為《台灣光複研究》，從日本殖民體製下的台灣、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準備、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的複員與接收到“二二八”事件與台灣省政府的成立，概述此段曆史。
８第一章日本殖民體製下的台灣１９５１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了戰後第一部官定誌書《台灣省通誌稿》，在凡例中有如下說明：“台省特殊情形，約有二點。一、台省自元迄今，僅且五百年。其間事跡，幾全部為我族與異民族接觸之曆史。一（原文如此）、在此短暫曆史期中，其治權之頻易，他省無其前例。而其一興一廢之間，政治之張弛，文化之興衰，民德之厚薄，民生之菀枯，發生劇變，有非尋常方誌所可得而比者。矧更有同胄原住民不斷之接觸，猶自具其特殊焉。”又言：“衛生與保安，僅為行政之一部，今各特立篇者，良由本省之衛生行政及其設施遠逾他省，近數十年來，尤形發達。涉及教育、醫學甚巨，非一章、一節所能詳盡。而保安中之警察、保甲，尤為日本治台之唯一工具，當時日本之台灣政治乃有警察政治之稱。而台胞之受保甲製度桎梏，實五十年淪陷史中，最痛苦之一頁，不得不加詳焉。”①此凡例言簡意賅地指出台灣曆史之特性，幾乎全部為與異民族接觸之曆史，以及統治權更迭頻繁的事實。而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一方麵以“警察政治”稱之，另一方麵則對衛生行政予以高度評價。這個看法，或者可視為戰後初期官方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曆史評價。
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官方的評斷如是說，那麼日本方麵對於其５０年殖民統治又如何自圓其說的呢？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後，為了對應隨之而來的賠償要求，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理財局）便著手調查、編輯日本對外關聯事務，於１９４７年完成３５卷的《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曆史的調查（有關日本人的海外活動之曆史性調查）》。其內容包括１卷總論，２—１１卷朝鮮部分，１２—１９卷台灣部分，２０—２１卷南洋群島部分，２２—２５滿洲部分，２６卷“北支”①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台灣省通誌稿》（第１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１９５１年，第１—３頁。
９台灣光複研究（華北）部分，２７—２８卷中“南支”（華中華南）部分，２９卷海南島部分，３０—３４卷南方部分，３５卷“歐米其他諸地域”（歐美及其他地區）部分，除了歐美等地之外，正是日本所謂“大東亞戰爭”所及之處，而編著者基本上來自各地引揚（撤返）者或是原殖民政府官員，資料集所呈現的性質基本上是自我肯定。原台北帝大教授楠井隆三在第１２卷《台灣經濟半世紀史概觀》中表示，戰後中華民國對於日本統治時期雖然做種種批判，但是此等非難完全集中在日本的民族政策，在個人會談當中，包括以陳儀長官為首的政府要員，都盛讚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政策為進步且合理的。①楠井這種自我辯護的論述，是否經得起曆史檢證另當別論，不過，陳儀主政福建時，閩省官員對於殖民政府在台灣的施政成果之肯定，倒也不是空口白話。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福建省建設廳廳長陳體誠率領建設廳官員、公安局局長、校長和電氣公司高層幹部等２２名，組成“考察台灣實業團”前往台灣，其宗旨在於“考察並研究台灣之農工及各種事業，供給建設之參考”。團長陳體誠返回福建後在報告中開宗明義表示：“台灣受轄於日垂四十年矣，經其總督府宣力改革，農工商業均有驚人之進展，吾閩以一航之隔，遂為其絕好之輸出市場。台人之風俗語言與漳泉廈人民同，台僑寓閩，與閩僑寓台者，為數又幾相若，兩地商業之關係，不免因而益密。故言治閩而取法於台為道甚邇，此本團之所以赴台考察也。”又說：“台灣之幅員隻為福建四分之一強，其發達之區為五州之西部，麵積不及吾閩興、泉、漳三屬各縣之大，氣候相若，土壤相似，而其生產能力竟超吾閩六倍以上。
隻米糖二項，一年所產值價日金二萬五千萬元，足抵吾閩省全省三年生產而有餘。”②在福建省極思振興產業之時，取徑師法台灣，被視為一條捷徑。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日起，就在中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半年前，福建省政府再次派員前往台灣。這次是由廈門市市長李時霖領銜，率領晉江縣縣長張斯麟、福清縣縣長毛應章、惠安縣縣長林鴻輝、永定縣縣長鍾幹丞、禾山特區區長劉際唐、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福建分會委員林炳康、廈門市政府工務局局長劉元瓚、中央銀行廈門分行行長舒石父、中南銀行廈門分行行長章叔①［日］大藏省理財局：《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曆史的調查》（第１２卷），東京，はしがき，１９４８年，第２頁。
②《台灣考察報告》（一），見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史地８４１冊），鄭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９３５年原刊），第１４３—１４４頁。
１０第一章日本殖民體製下的台灣淳和廈門市政府秘書處科員鄒兆琨等人，前往台灣調查２周。在總督府安排下視察各相關單位後，李時霖在《台灣考察報告》中寫道：“台灣昔時視為荒外之地，方輿記載，往往略而不詳。自改隸於日，經其總督府宣力改革，草莽盡辟，物阜民殷，於是始引起國人之注意。”①而團員的報告則指出：“據雲：台灣治安鞏固，保甲製度之效力居多，以其能輔助警察行政所不及……其一切設施，與吾國現行保甲製度，大致相似，唯日人辦事重實效，故成績斐然耳。”“本日參觀所經各地，均係偏僻之鄉，但經日人積極之經營，電燈電話自來水，無不普及，乎與西洋並駕齊驅，觀此可知台灣建設之一斑矣。”②短短的兩周時間，所觀者自然為表象，特別是透過總督府安排的官式招待，所得到的“電燈電話自來水，無不普及”之印象，雖然與事實並不完全符合，但這些考察報告正呈現出與台灣地理、曆史關係最密切的福建省官員，對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之認知。前述陳體誠的報告中，對於台灣之現狀有如下的解釋：“台灣之繁榮可歸功於農業之發展，而農業之所以能臻進至今日地步者，則生產事業合理化及統製有以使然也。欲使農業生產之合理化，第一尚試驗研究……第二要推廣蕃殖……而求國民經濟全部之發展，必須出於統製之一途……統製政策之實施必賴乎強有力之政府，台灣總督府對於人民之力量不言而喻，故一切生產事業，均無不在政府統製之下……又凡有利之特別生產事業，均由政府統製而設局專賣之……因其專賣收入占政府歲入三分之一，而約為正當租稅收入之三倍也……以言政府組織，台灣總督府除軍權外，有統治全島之權，一切法令雖經其內地政府敕令公布，但均係因地製宜，由總督府擬定者。高等法院亦隸屬於總督之下，故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不分立。政治上之運用如手之使臂，臂之使指……在一島內事權之統一，職責之分明，則非吾國各省所能望其項背也。”③此解釋盡管認識到總督專政的事實，但是對總督府全麵的“統製”及與民爭利的政策，卻給予了正麵的評價。或許此時福建省政府的認知，是產業經濟的發展勝於一切吧！因此，無視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連《台灣省通誌稿》強調的“五十年淪陷史中最痛苦之一頁”、桎①李時霖編：《台灣考察報告》：廈門，刊行，１９３７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