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係選於《應縣木塔遼代秘藏》一書，由當代主持沙門親筆書寫的文作。
應縣佛宮寺全景，由朔州市文管所趙達所長供本片係由南宋使臣葉隆禮撰編的《契丹國誌》封皮之圖繪本片為遼代文化城之影，由（李文奎先生）所攝本片為應縣木塔第二層釋迦像，由（李文奎先生）所攝位於大同（遼西京）城西八公裏處同雲公路北側的觀音堂，內有《開仙太子廟手》，碑記撰文人為應州山陰之徐浩，見載於《通誌二十略》下1880頁。
作者於公元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塔下留影（王俊傑同誌攝）作者於公元二零零八年八月於榆次市常家大院園中攝作者生活在書屋的一角掃描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應縣木塔探究\/徐德富著.—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7ISBN978-7-5457-1184-4.應….徐….佛塔—研究—應縣.K928.75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177915號應縣木塔探究著者：徐德富責任編輯：落馥香出版者：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地址：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郵編：030012電話：0351-4922268（發行中心）0351-4956036（綜合辦）0351-4922203（印製部）E-mail：[email protected]網址：http:\/\/www.sjcbs.cn經銷者：新華書店承印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裝有限公司開本：787mm×960mm1\/16印張：10.75彩頁8字數：150千字版次：2015年8月第1版印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書號：ISBN978-7-5457-1184-4定價：52.00元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序一序一看到徐德富老先生的《應縣木塔探究》，一種莫名的敬意油然而生，一個八十多高齡的老人居然在完成了浩大的《雁北誌集注》《水經注·水研究》後又推出一部論著。這種精神使我對“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句言誌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和徐先生交往算來已逾三十個年頭了。在我的第一印象中，他是個博覽群書，又能從群書中讀出點名堂的人。他的悟性、不拘泥古人、獨辟蹊徑的鑽研能力，是一般的讀書人很難企及的。特別是對地方史的探究，每多卓見。眼下這部《應縣木塔探究》就是我對他這一印象的最好注腳。
我對老先生的印象之二是，執著、較真。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留給我們許多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太多的曆史疑團。正史、野史、傳說、方誌、遺跡、佚聞仿如各種馬隊，把原本模糊的東西踐踏得愈加模糊不清。為了探究曆史本來麵目，後人於是乎或考古，或訓詁，或考辨，而此中艱辛，猶如大海撈針，非功力深厚者絕難為之。徐老先生正是這一群人中很執著的一位。
社會上把那些愛啃書本的人譏為“書呆子”，竊以為那些泥古不化的確實是“書呆子”，而那些不唯書、不泥古，能從字裏行間讀出名堂，發現點什麼的人，不但不“呆”，而且是難能可貴的“智”者。徐老先生即是讀書人中的智者。他的視覺，他的觀點，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每每超群，１
應縣木塔探究這些是做學問的人最為難能可貴的。
壯哉老徐，願您繼續在書海中自如遊弋。
要子瑾２０１２年冬於雲中（要子瑾先生係山西左雲縣人。曾任大同市地方誌辦公室主任。編審。長期從事史誌研究，先後主編了《雁北今古》《大同今古》《大同年鑒》《大同名勝》《大同市誌》等著作。是當今朔同地區一位頗具知名度的曆史學家。）２
序二序二蓋聞閱人間之滄桑，生命的意義在於奮鬥；法古今之正道，人生的價值又在於奉獻。
徐德富同誌，繼他的《雁北誌集注》和《水經注·水研究》兩部曆史巨著出版發行之後，而今又一部《應縣木塔探究》即將付梓麵世。作為一個現年８４歲高齡的老同誌，在短短幾年之內，連續推出了百十多萬文字的三部力作，他的這種執著精神及其寫作的毅力，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應該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支持。
考現存的應縣木塔，其頂天立地、氣壯山河的雄偉之勢，雖然是雁北大地邊塞烽火文化和各民族大融合的一部文明史的升華，但它的始建年代，一直沒有可靠的曆史依據，從而形成一個定論。隻有一個來自民間的傳說，即遼清寧二年所構建。可是一直受到廣大人民的質疑。
徐德富同誌出於他個人倔強的個性和作為學子的追求，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討和研究。從１９９７年開始，就一連推出了五篇關於考證應縣木塔始建年代的論文。每一篇力作，都是論點有據、論據有力，完全可以成為他自成一家之說的“硬道理”，充滿著科學的價值和曆史的活力。
考其論文，是從《水經注·水研究》中，受大道壇靜輪宮之論文啟迪，以《魏書》《北史》和《資治通鑒》等曆史巨著的記載來立論，又以現代自然科學和高科技勘察出來的地質地貌資料來求證，複佐以各類諸家之雜１
應縣木塔探究說來烘托，最終以《木塔遼代秘藏》中的文句“點睛”。輯其精要，擇其大化而成一著。
至於其論辯的方式，盡管廣蒐博引、獨抒己見，力求爭得社會的認可和明辨，但他對不同觀點，仍然是存疑誌異、辯證求真。不立異以嘩眾，不專己而排他，俱以拋磚引玉之態自慰之，以百家爭鳴之說自勉之。落落大方，采取學者的心態，善與不同之說共存、互通，保持了多元合流的風度。
另外，本書還附載了幾篇古應州地域“龍飛鳳舞”的史實資料和“代北士馬甲天下”的英雄篇章，以及人傑地靈、人才輩出的史詩，其目的就是要使之與大木塔交相輝映，彪炳春秋。
徐德富先生可謂我多年的老相識，引我與他相識的就是那部《雁北誌集注》，該書旁征博引，涉獵浩繁，令我驚歎。總觀其人，確實是一位博覽群書、廣涉諸史、有獨到的見解和獨特的悟性之人物。其孜孜不倦的精神，老有所為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其桑梓之情可嘉，其赤子之心可表。特別是其奉獻的精神，永遠會成為他的一座曆史豐碑。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正是他真實的寫照。他的精神完全符合我黨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值得我們學習！
蘭思臻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２
引言引言應縣木塔，頂天立地，氣壯山河，與桑乾河流域的其他文明載體一起，交相輝映了千百年，共同構成雁北大地的人文景觀，共同代表著一方水土的文明史。既是各民族大融合、代謝升沉、滄桑巨變的鑒證，又是我國儒釋道三種文化合流的一個明顯的標誌。它積澱著邊塞烽火、多元文化的深厚底蘊，很值得現代人們重視和愛護。
但這一座高聳入雲、拱星托月的雄偉建築物，其始建的年代，在曆史上卻一直是一個空白，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故而形成了一大迷霧。多少年來，有多少人以百家爭鳴的精神試圖對其搞明白，但至今仍然還是一樁遺案。這不能不給人們留下失望的情感和迷惑與不解。
現代的應縣，在曆史上先有龍鳳井的傳說，後有李克用以討黃巢之功得封晉王後，改置成應州。先傳後驗者為“應”，故名。
山陰縣始於應州之置、終於建立民國，這一大段曆史，約８００餘年。盡管多曆改朝換代的巨變，縣名也多次變來變去，可是這一地域，一直是應州的一個屬縣。我本人在當代雖是山陰縣人，溯往古代卻也是應州的一個子民，故對探究應州的許多曆史文化遺產，情趣一直不減。佛家有句偈語說：“佛種在身不悟而豈顯真性。”我雖不信佛，但我性真，一直想把大木塔始建年代的“真實性”，以“道法自然”的態度搞清楚。這是我個性所然，也可謂是我的“性真”也者。
１應縣木塔探究其次，應州這塊“風水”寶地，在曆史上曾有過“龍飛鳳舞”和“代北士馬甲天下”的英雄史詩，這又給大木塔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有人說：這是大木塔給陰騭出來“風水”的結果。又，金元之間的大文學家元好問，也有詩句詠應州曰：“南北東西舊有名，三岡四鎮護金城。”所有實實在在的曆史史實，固然僅用“風水”兩個字解釋不了，但這實實在在的曆史，的的確確是光耀了大木塔的輝煌。山河之氣肇人文之盛，信不誣也。筆者謹以赤子之心、鄉土之情，願把多年的精力，奉獻給大木塔的考究，以就教於方家。
２目錄目錄序一…………………………………………………………………………１序二…………………………………………………………………………１引言…………………………………………………………………………１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１第二論：木塔與唐代魏國公李靖……………………………………………１６第三論：應縣大木塔始建年代疑蹤補析……………………………………２４第四論：應縣大木塔的始建年代———從高科技的探析中道法自然…………………………………４２第五論：破解“龍樓鳳閣九重城”之謎句———為應縣木塔曆史畫龍點睛……………………………………５４餘論：為應縣木塔始建年代再作附言………………………………………６１木塔高聳龍鳳舞———曆代帝王與應州……………………………………７０附錄………………………………………………………………………１１７“金沙灘”與“金沙灘大戰”……………………………………………１１７１
應縣木塔探究薛平貴與《算糧登殿》…………………………………………………１２４明代山陰王家族興亡的史事考略……………………………………１３１《南明史》有關“山陰王”家族的幾段後續記載………………………１３６清軍在雁北的兩次大用兵……………………………………………１４１詩詞三首………………………………………………………………１４６參考書目……………………………………………………………………１４８跋一………………………………………………………………………１５１跋二………………………………………………………………………１５３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對話（徐嶽峰）…………………………………………１５５後記………………………………………………………………………１６０２
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俗稱應縣木塔，在應縣城內西門北側。木塔的整個建築是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個部分組成，塔為樓閣式的五層六簷，總高為６７．３１米，底層直徑為３０．２７米，狀似空中一柱，足稱浮圖第一。
高聳入雲的大木塔，真可謂“拔地擎天，四麵雲山拱一柱；乘風步月，萬家煙火接層霄”。舉步登臨，廣觀形勢，則恒嶽、太行、五台、塞北諸峰皆環拱錯擁，萬裏河山，一覽無餘。再如攝衣絕頂，如立雲霄，俯視人間，悟門空了。但見河水一線，孤城如彈。
這麼一座雄偉壯觀的大木塔，其始建年代，據明代《應州誌》所載，為遼清寧二年（１０５６），由“田和尚奉勅募建”，但還沒有真實的史料記載，直接地說明它的建造年代。這千百年來一直是一個大謎，國內外許多專家和學者都在研究和探索這一個問題。筆者近幾年來也在這個方麵進行了探索，現將個人之所見提出如下，供同仁們參考。
一、靜輪天宮與崇虛寺筆者認為，應縣木塔的前身，就是北魏大道師寇謙之所議建的大道壇靜輪宮。《魏書·釋老誌》謂之曰“靜輪天宮”。在移建於桑乾之陰，嶽山之陽後，改曰崇虛寺。“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給戶五十，以供齋祀。”１
應縣木塔探究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尤好道學。始光初，得道士寇謙之，奉《錄圖真經》獻之，自禦為“太平真君”，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考其地在今大同市禦河東之東塘坡處，距城約三裏餘。《水經注》曰：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即此。其水者，即《水經注》所雲之“如渾水”，源出今內蒙古涼城縣之雙水泉，南流，縱貫今之大同市南北，其上遊河段稱作飲馬河，下遊河段稱作禦河，全流至今之懷仁縣海子窪處注入了桑乾河。
《水經注》雲：“大道壇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四年（４３１）造，台榭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宵客，下絕囂浮。”故《魏書·釋老誌》謂之為“靜輪天宮”。這是據寇謙之所獻《錄圖真經》中天宮靜輪之法所建。太平真君三年（４４２），太武帝拓撥燾還親至道壇，接受了寇謙之所授的符籙，至後諸帝每即位之始即如之。
但，拓跋燾的大太子拓跋晃對建造的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有所非議，即向其父皇太武帝提出了諫阻意見。上言說：“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為功差矣。”拓跋燾聽了之後，也深以為然。經過了一陣沉思之後，對他的兒子說：“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這時拓跋燾所考慮的是已曆時十一年的建築工程，怎可以半途而廢呢？
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寇謙之病卒，臨死之前，即對其眾弟子說：“吾去之後，天宮難就。”果真在十一年（４５０）太武帝拓跋燾就詔令將靜輪宮毀去。《水經注》雲：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我們現代人對“毀之”的這個記載，絕不能理解成將一座氣勢宏偉的靜輪宮，隻一聲令下就徹底地予以破壞無遺。事實上這僅是一種“宣告”而已。《水經注》所說的“物不停固”就是說靜輪宮還是停留在已建至的一個固有狀態之中，如２
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魏書》載：迨後文成帝興光元年（４５４），獻文帝於天安元年（４６６）前後又幸過大道場，登受《圖錄》，更加證明了靜輪宮雖名曰毀去，但實際還在，這也就是以後為什麼要移走的依據。
《魏書》載：太和十五年（４９１）秋八月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見卷七下，１／１６８頁）《通鑒》雲：“南齊永明九年（４９１）八月戊戌，魏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見卷一三七·９／４３１０頁）孝文帝在移道壇的詔書中說的更具體，更清楚。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內，居舍尚希，今裏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仍名崇虛寺。”（見《魏書》卷一一四·８／３０５５頁“釋老誌”）事實上所移的道壇僅是一座靜輪天宮。據此，崇虛寺的前身，即是所移來的靜輪天宮而無疑。但對一千多年後的現代人來說，卻又成了一個大謎，需要加以曆史的和科學的考證。
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究竟移在了何地？
據《水經注》載：“水又東北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即謂之桑乾泉……桑乾枝水又東流長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俗謂之南池，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為水，自下並受通稱矣。”據此可考證在北魏之代，今之桑乾河西起朔縣境內的神頭，東至應縣境內藏寨以西河段，稱之為桑乾水，其藏寨以東河段通稱之為水。但在這一個河段找不到很符合“桑乾之陰，嶽山之陽”的地理位置。首先在這一個河段之南的近水，就根本沒有山的存在。有人試圖把黃瓜阜說成是“嶽山”，但黃瓜阜即今之黃花嶺，也是存在於桑乾之陽的位置，如果把“大道壇”移在了今黃花嶺之陽，又怎麼可以解釋成“桑乾之陰”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
３應縣木塔探究《山西通誌》曰：“太和十五年詔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置崇虛寺。審其地望在今山陰縣之岱嶽村。所謂嶽山，乃黃瓜阜也，緣泰常並於其地建嶽瀆祠，故祠北之阜遂有嶽之稱。”（見卷三十八·７／３０６２頁“山川考九”）岱嶽村一作岱嶽鎮，即今之山陰縣治所在地，這無論如何也說不成是“桑乾之陰”的。從地形高度來考證，現在山陰縣治岱嶽鎮居於海拔１１００米的地形高度內，而桑乾水千百年以來一直是在海拔１０００米的地形高度內流淌，即使河水改道，也不可能再改在海拔１２００米的高坡地形上去。據此，《山西通誌》所載之說，筆者認為無論如何也不是崇虛寺的所在位置。在“都南”即今大同市的南向桑乾水河段，隻有應縣境內的龍首山或是鎮子梁，是存在於“桑乾之陰”的。如果把大道壇移置在它們的附近，基本上符合“桑乾之陰，嶽山之陽”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說現在的應縣城基本上是符合曆史所載的這個地理位置的。
三、大道壇為什麼要移在今應縣城的位置？
“大道壇”為什麼要選移在今之應縣城位置？這也是需要加以說明的一個問題。
北魏在建國之初，儒、釋、道三種文化，一直是以道教文化為主導，也就是說道家的學說，在北魏之初是居於一個統治的地位。太祖拓跋珪自號道武帝，其帝號的“道”字，就是這個道權地位的標誌。拓跋珪幾次遷都，由盛樂而平城，又欲由平城而南，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道家“陰陽”、“五行”、“八卦”之說和“風水”之學是有緣的。當然大道壇的移位，也是依據這些學說來選址和定位的。
北魏王朝，自謂“水德”，所謂“以武立國，以水立業”者即此。孝文帝太和十六年（４９２）春正月壬戌，正式詔定“行次，以水承金”。（見《魏書》４
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卷七下，１／１６９頁）晉承曹魏為金，而拓跋魏承晉，自謂啟基雲、代，宜為水德，以水承金合於“金生水”的五行“相生”之說。
再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勝”的五行之說：金生水，水生木，但又勝火。大木塔（靜輪宮）移於桑乾之陰，陰在卦象中屬水，而水既生木，又勝火，宜於木的生存和安全。至於“桑乾”之桑者，上玄下黃以象乾坤也，而乾與坤在八卦中也是以相對立而存在的。
不過，迨至孝文帝時代，已進入了一個儒、釋、道三種文化合流的新時期，其中儒家思想漸盛起來，孝文帝就是一位積極推行向漢改革的尊孔人物，一切皆“事準古製”。《禮祀·鄉飲》雲：“天地溫厚之氣，始於西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氣也。”這與今應縣城的位置也基本相合，“溫厚氣”之說也很符合三種文化共同的一個基本思想。
其次，魏前昭成帝即位於繁畤之北的史實也不容忽視。《魏書》載：昭成帝諱什翼犍，稱建國元年（５５８）十一月，帝即位於繁畤之北……（見卷一·１／１１頁）《通鑒》載：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改元建國。（見《資治通鑒》卷九十六·７／３０２５頁）這是魏前晉成帝鹹康四年（５５８），代政權代王即位之地。其所指“繁畤”，即兩漢時期雁門郡十四縣屬之一，其故治在今應縣城東八裏處城下莊的西北。晉懷帝永嘉五年（３１１）晉封魏前穆帝拓跋猗盧為大單於，代公後，乃徙陘北馬邑（朔縣）、陰館（山陰）、樓煩（懷仁）、繁畤（應縣）及崞縣（渾源）等五縣地於陘南，更立新邑，其故邑遂廢。
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山西省地震局地質工程研究所，１９９５年５月《應縣木塔地基的層析探測》一文中有結論說：……在塔院區勘察報告中，根據遠離塔基的四個鑽孔資料推斷，設想原塔基至少應有２０米高。這次新的研究結果表明：古地麵在木塔的部分實際是一個小隆起，相對高度２．５米左右，其底麵的外徑，也與現今的接近。（第２０頁至２２頁）５
應縣木塔探究這是運用現代科學手段，得出來的科學結論。筆者認為：木塔基部古地麵的一個“小隆起”部分，不排除就是什翼犍即代王位時所築的土壇址。如屬自然地形，絕不會與今塔基大小所巧合。北魏自謂“啟基雲代，以水為德”，可能即指此。因為在這個壇址北麵的不遠處，便是“湖泊”，或就是《水經注》中所指的“南池水”。如果確是這樣的話，大木塔移遷於今址，就有了更進一步的依據。
還有，北魏在公元３８６年正式建國後，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這裏置有“離宮”。《魏書》載天興元年（３９８）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寺宮”者，即此。（見卷二·１／３２頁）又獻文帝於皇興二年（４６８）五月，“田於崞山，遂幸繁畤。”（見《魏書》卷六·１／１２８頁）可見北魏曆代王朝對這個地域還是很重視的。
另，今應縣之地，在曆史上有金鳳井的神話傳說，對北魏拓跋氏王朝來說，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為什麼什翼犍要在繁畤（應縣）之北即位？又為什麼道武帝在繁畤置有“離宮”？這與傳說中的“金鳳井”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的，而金鳳井就在今應縣城內。
最後，還需要補敘一筆：大道壇為什麼要由都內遷出都外？又為什麼要遷在都南？考，北魏的道家文化，迨至太武帝拓跋燾之代，已發展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大道壇靜輪宮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太延中拓跋燾平定了涼州，即今甘肅之武威，素有沙門佛國之稱。《魏書》載：太延五年（４３９）徙涼州民三萬家於京師。（見卷四下·１／９０頁）其中大多是佛教徒，沙門佛事具備。從此，在道家文化盛行的時期，又推進了釋家文化。但好景不長，拓跋燾又西伐至長安，偶入一佛寺，見有不法僧徒汙穢佛門，私藏武器，大怒。即於真君七年（４４６）三月，詔令諸州郡坑沙門，毀諸佛像，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次滅佛運動，一直持續到正平二年（４５２）他死後。他的兒子文成帝拓跋濬即位，於興安元年（４５２）十二月，才６
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又初複佛法。迨至顯祖獻文帝時代，釋家文化又大盛起來，現存的雲岡石窟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在道家文化盛行時期，佛門遭受了一場滅門之災，而在釋家文化盛行起來之時，事實上道家文化就自己衰敗下去了，大道師寇謙之於真君九年（４４７）一死，道家就從魏都的頂峰上跌落到低穀，真可謂樹倒猢猻散。真君十一年（４４９）拓跋燾又下令將大道壇毀去。此時的道家雖沒有像佛家被滅門，但在事實上已是一落千丈。這就是大道壇為什麼要由都內遷出都外的曆史背景。
至於為什麼要遷至“都南”，這仍然是依據道家“五行八卦”的學說來作出的選擇。《易·說卦》雲：“離，南方之卦，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合於大道壇“上延宵客，下絕囂浮”之說。又，在“八卦”中，北方是“坎”位，屬水，南方是“離”位，屬火。“坎與離”即“水與火”是相對立而存在的，這就是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辯證法“對立”和“統一”的關係，也就是為什麼將大道壇移到“都南”的道家學說依據。
四、崇虛寺與今應縣城現存的大木塔上文已將大道壇靜輪宮和崇虛寺的曆史演變，及其為什麼要由都內移遷到都南，又為什麼要選定在今應縣城的位置基本上概說清了。但崇虛寺是否就是現存的大木塔，這是本文的論證主題。筆者認為：大木塔的前身，就是大道壇靜輪宮移遷過來的崇虛寺。其曆史的依據如下。
第一，大木塔與靜輪宮的基本特征相合，首先從兩者的高度上來看近乎一致，《水經注》曰：“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台榭高廣，超過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而現存的大木塔，《應州誌》曰：塔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但運用現代科學的測量手段，精確的測試，其塔的總高度為６７．３１米，約合２０２尺，這可能與古代在量器上有一個大小的差距，總的說來，現在的７
應縣木塔探究木塔拔地擎天，高聳入雲，這是現代人們都可以見到的一個矗立的物體。這不正是靜輪宮的高廣嗎？
也許人們還對《水經注》所述靜輪宮的高廣度提出質疑，北魏之代能否建造出那麼高大的建築物來？《魏書·釋老誌》雲：“顯祖獻文帝即位，天安元年（４６６）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見《魏書》卷一一四·８／３０２５頁）這對人們所要提出的質疑，給予了一個完整的回答，完全證明了北魏之代是有高廣建築物的構造能力。在北魏之代，每攻下一城，都要把那裏的能工巧匠遷徙都城安置，故當代的魏都是一個人材薈萃之地，像構造靜輪宮和永寧七級佛圖那樣的高大建築物，也是無可置疑的。
另從一個“構”字可以看出，永寧寺的七級佛圖，也是一個狀似現存的應縣大木塔，“構”字的漢字釋義，乃架屋也，即“木材相乘”之謂也。《韓非子·五蠹》雲：“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又雲“構木以為宮室也”，即此。
還有人可能對“塔”與“宮”的建築形態，有所非議。筆者認為：靜輪宮原本就是道家虛無主義的精神產物，它的物質形態，也隻能是這種精神的反映。考，“靜輪”者，就是一個“高廣聲絕，清虛自守”道文化的內涵。如《魏書·釋老誌》雲：“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禦世，建靜輪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見載於卷一一四·８／３０５３頁）可見靜輪宮就不是一個古代傳統式的皇居，當然也就不能用一般宮居的概念去理解。試想那麼一座高出雲霄的建築物，除開以現存的大木塔式構造而外，再還能有什麼的構造方法呢？
另，現存的大木塔，在外觀上看是“五級六簷”，但在內部結構上卻是“五級九層”（其中有四個暗層），這就是靜輪宮“九五之尊”的內涵，象征著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又據《應州誌》載，大木塔高為３６０尺，圍半之，即１８０尺。其塔基則為４９１４平方尺，均係“九”的倍數。“天地之至數始８
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於一，終於九”。九為數至大至尊，古代為人君之象。《北史》載：“天師寇謙之每與崔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道，常自夜達旦……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見卷二十一·３／７７８頁）可見寇謙之也通儒學，並了解皇家建築合於“九”的慣例。
還有塔的頂部，有洞開的“南天門”，從科學的角度來認識，其為塔身和塔頂聯係之所必須，但另有一層內涵，就是靜輪宮通向“天宮”的一個“宮門”，因它要“上延霄客”與“天神”交接，不留宮門怎可以請天神入宮呢？這些原本就是靜輪天宮的格局，《水經注》雲：“抑亦柏梁之流也。”也就是說“靜輪天宮”相當於一個“柏梁台”。
考柏梁台，是漢武帝於元鼎二年（前１１５），在長安城的北關內，以百頭梁所作的一個台，常置酒其上，詔群臣和詩，以能言七言詩者方可得上。據此可知，雖名之曰台，但實際上也就是在台上的一座“樓宮”，這又是台與宮的另一種轉化形式。與靜輪宮所不同的是，漢武帝的“柏梁台”是為飲酒賦詩與群臣作樂而建。而太武帝拓跋燾所建的“靜輪宮”，則是為了“修行養道，羽化登仙”之用。《水經注》所雲“重壇五層”，其“壇”和“台”不很近似嗎？
其次，從另一個側麵來講，現存的應縣木塔，也並不完全合乎佛塔的規範。考佛塔起源於印度，梵文與巴利文譯作“窣堵波”或“塔婆”，西域謂之曰“浮屠”或“浮圖”，一作“佛圖”，正號曰“佛陀”，其意即“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也。
正宗的佛塔，隻是用作藏放“經文”和“舍利”。隨著時代的演化，後代也很少用作供佛。但如像大木塔中的釋迦大佛，而被奉祠入塔者，則是一個僅有的例外。正宗的佛規，大佛都在石窟之中，即“窣堵波”之謂也。如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即是。後來也有被奉祠於大殿之中，如五台的佛山等。由此可見，大木塔原本就不是佛門的格局，隻是被後代人將其改換了９
應縣木塔探究門庭，由道家的崇虛寺，改置成爾後的“寶宮寺”或“佛宮寺”的。
“寶宮寺”之名，不知起於何代，《應州誌》雲：“延祐二年，避禦諱敕改‘寶宮’為‘佛宮’。”據此，“寶宮”之名應是元代以前的寺名。按“寶宮”二字，不應是釋家文化佛門的用名。通常所見的有“寶刹”或“寶塔”之稱，未見有“寶宮”之謂。《契丹國誌》載：“金主阿骨打親率精兵追及遼天祚帝，應州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之所積，悉為俘掠一空。”（見卷十一·１２０頁）又曰：“天祚複欲逃往雲中，聞說金兵將至大驚，有金鑄佛丈有六尺，他寶稱是，皆委之而遁……”（見卷十二·１３４頁）據此，應州內庫三局的寶物及丈有六尺的大佛，可能就奉祠於木塔之內，故名“寶宮寺”。《山西通誌》載：“魏興光初，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像，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萬五千斤。”這就又為“寶宮寺”的丈六大佛作了注腳。
又，《通雅》雲：“十六角七級皆塔也。”人們通常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即此。現存的應縣木塔，卻是“五級六簷”，根本就不合佛塔的規範。
第二，從近期塔區工程地質探測資料分析，比較接近於北魏的文化層次。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由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質研究所，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十一個單位組成的“應縣木塔工程地質聯合勘查隊”，對塔區的工程地質，利用現代化的科學手段進行了一次探測。筆者有幸得到了探測結果的前後兩個“報告資料”。從資料中看出，木塔的西北、北、東北迤至東南的地質層，在現代地表下的２４米以上，是屬於一個“打破”的地層，從鑽孔中出土了大批古代文化遺跡，其中有磚紅色薄陶片，磚塊，碎瓦片，薄厚兩種缸片，以及石灰渣，煤渣等，這些文化遺跡疊壓關係比較複雜，所以很難明確地層的文化時代。但磚塊、瓦片及石灰渣等建築材料遺物，在現有地表３米以下１７米以上的各個層次，基本上均可以見到。這是因為木塔建築時采用了“堆土構築法”來完成的，即：木塔起高１０第一論：應縣木塔的始建年代應在北魏一層，則堆土一層，一層一層建，一層一層堆，直至完成了塔頂工程，然後再一層一層地將士扒去，回填到原來取土的地方，層層塔簷均要鋪瓦用磚，因此它的遺物也就層層可見。在《報告》中也確認了這種方法，如說：“堆土建塔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在木塔建好後，人工填土，地基變形過程已經完成……”（見第９９頁）《報告》又說：“木塔修建時古地麵在孔深１６～１７米處，木塔北麵附近仍是大片積水或湖泊。”實際上這就是在取土建塔過程中形成的一個湖積沉相。
其次，從鑽孔中出土的文化物，經專家鑒定，按《報告》說：“除碎缸片年代為宋、元時期外，其他多屬西漢至仰韶文化間。”對於這個粗略鑒定，筆者不予評說，盡管還沒有鑒定出屬於北魏的文化，但遠比北魏以下朝代要接近。可以說木塔的工程建築是屬於一個早期的文化曆史階段。
第三，北魏至遼這一階段構建的可能性則應完全排除。北魏至遼，今雁北之地又曆北齊、北周、隋、唐和五代等五代王朝，而這五代王朝基本上是處於一個戰亂和不穩定的曆史時期，從根本上說，完全不具備建塔的環境和能力。
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從平城遷都洛陽，明帝正光五年（５２４），即發生了“六鎮起義”的大動亂，恒代而北，幾被起義軍的戰火化為灰燼。此後的北魏王朝，即被高歡和宇文泰兩大軍事集團，分裂成東西兩魏。
迨至公元５５０年，高歡之子高洋廢東魏自立為北齊，時雁北之地屬之。終其世，與西魏宇文泰集團攻伐不已，而西魏又聯合突厥，故今雁北之地即屬於突厥。公元５７６年，北齊又為宇文泰篡立的北周所覆滅，但僅五年之後，即於公元５８１年，北周又為隋文帝楊堅所廢。在北齊、北周戰亂的三十一年裏，試問有誰可以去建塔呢？
隋朝從公元５８１年開國至６１７年被唐王朝覆滅，曆三帝僅三十六年，１１應縣木塔探究文帝楊堅率師南伐滅陳，結束了中國南北朝的曆史局麵，根本無暇北顧。煬帝於大業十一年（６１５）即被突厥可汗率騎數十萬圍於雁門，幾被戰俘。十三年（６１７）馬邑校尉劉武周又殺太守王仁恭起義，北連突厥，自號定陽可汗，爾後又做了皇帝。從此，揭開了全國農民大起義、大混戰的局麵。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這麼短的一代王朝，也根本不存在建塔的可能性。
公元６１８年，大唐王朝滅隋立國，曆太祖太宗兩代，全力平定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各個武裝集團。直至貞觀四年（６３０）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了突厥，今雁北之地始入於唐，但邊患仍然不已，尚不是一個穩定的地區。迨至光宅元年（６８４）朝內即發生了武氏之亂。天寶十四年（７５５）又發生了安史之亂，安祿山的部將高秀嚴據守大同，今雁北之地又是一個主要戰場。唐末又被黃巢起義軍攻陷了長安都城等。有唐一代，王朝經曆了三次大的危難，耗盡了主要的財力和物力，在今雁北之地僅有馬邑一郡之置，也根本沒有建塔的曆史環境。
唐末乾寧二年（８９５），李克用平定了黃巢的農民起義軍，以功授守太師，中書令，進封晉王，河東節度使。克用雖是應州籍人，但南與朱梁爭雄，北有契丹侵擾，東有幽州劉仁恭掣肘，仍然是東征西討，攻伐不已，終於在天祐五年（９０４）含恨而卒於晉陽宮中，由他的兒子繼位，於同光元年（９２３）滅梁後即了皇帝位，是謂後唐，在位僅四年，即發生了魏州兵變，又由明宗李嗣源於天成元年（９２６）繼位。至末帝清泰三年（９３４）又被石敬瑭勾結契丹遼篡立，是為後晉。後唐曆四帝，僅十一年。應州雖為帝王之鄉，有建塔的曆史背景，但不具備建塔的時間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