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有多方麵的限令製約，但出洋商船的頻繁活動使沿海人民搭船出洋的0機會增多，卻在客觀上造成明末清初以來的又一次海外移民潮流。“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②!\"#清廷麵對民眾出洋潮流，不免憂慮，恐生盜藪，於朝廷不利。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頒布南洋禁航令，明諭“南洋呂宋、噶吧等處不許商船前往貿易，於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水師各營巡查，違禁者嚴拿治罪”③。同時也諭令入洋貿易的民眾三年之內返國，禁止在外聚留，從國內、國外兩方麵切斷移民的機會。南洋禁航令僅行１０年，至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以後，陸續在沿海各省解除，但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到鴉片戰爭前，都不曾鬆動，反而更趨完備和穩定。盡管禁令繁多而日臻嚴密與係統化，但它仍然無法阻止瀕海民眾入洋貿易、移民海外的潮流。清代前期，福建沿海移民主要流向台灣，海外移民有所減弱，而廣東沿海移民成了海外移民的主角。由於東南亞經濟開發向縱深發展，亟需勞力和貿易人手，各地均致力招徠中國移民。特別是暹羅，因廣東澄海籍移民鄭昭於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年）稱王，成為吸納廣東海外移民的主要地區。據今人估算，到鴉片戰爭前夕，散居東南亞的中國海外移民及其後裔達１００萬—１５０萬，在絕對數量上已大大超過前代。
①［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祥刑典》卷七一《律令部彙考五十七》，中華書局、巴蜀書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７冊，第９４０７０頁。
②［清］藍鼎元：《鹿州初集》卷三《論南洋事宜書》，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１７頁。
③《聖祖實錄》卷二七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清實錄》（第６冊），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５８頁。
書!（四）清後期（１９世紀中葉至２０世紀初）\"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開始進入重要的社會轉型時期，沿海地區!
!
%傳統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並存，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相伴，外敵入侵和&
''''內部變革交錯，社會經曆了深度震蕩。
()
*沿海通商口岸的開辟與增拓，使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進一步在沿海地+
,-區拓展經濟空間、加深經濟侵略程度。從洋貨傾銷到推進殖民地化工*
.
\/業、農業生產，不僅嚴重破壞了中國沿海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動搖了社0
會的穩定，加上超經濟租稅剝削及資本主義列強勒索戰爭賠款的重負，頻繁的中外戰爭與國內戰亂、災荒和鄉族械鬥，人民日趨貧困，使遊離於生產的社會失業者日增。在沿海地區，原來的人口發展與土地不足的不!\"#平衡矛盾更加明顯突出，瀕海居民遂紛紛尋找出海口渡洋圖生。與此同時，西方處於上升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觸角向世界各地縱深延伸，北美中西部、中美洲、澳洲、非洲、東南亞等地區的殖民開發全麵展開。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趨勢刺激了各地勞動力的世界性流動，掀起了國際性的移民潮流。列強出於販奴活動停止後新老殖民地開發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利用各種手段在華掠奪廉價勞動力，清政府迫於西方列強的軍事壓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即開始討論列強在華合法招工事宜。①簽約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準與英（法）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並赴通商各口，下英（法）國船隻，毫無禁阻。”②從此，曆代封建王朝嚴禁華民出國的禁令在不平等的法律程序上受到了根本性的衝擊和改變。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的中、英、法招工章程條約和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的《蒲安臣條約》則進一步使西方列強在華招工、掠奪勞動力的可恥行為納入所謂的“合法”範疇。③光緒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清政府進一步規定，對於中國在①Ｐｅｒｓｉａ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ｏｌｉｅ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ｍｐｉ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ｅｇｒ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１１２②［清］賈楨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六七，鹹豐十年九月，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０年影印版，第９冊，第５３６２頁。
③［清］寶軻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九，同治七年五月，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０年影印版，第１０冊，第５４４９、５４５６頁。
書洋商民，“概準由使臣或領事官給與護照，任其回國，治生置業，並聽隨時!
\"經商出洋”①，從法律上正式承認商民出洋和回國的權利。#$
%在這種形勢下，海外移民進入新的高潮，而且持續不斷，愈演愈烈。&''''
清後期的海外移民潮中，契約華工成為最重要的移民成分。據不完()
*全統計，光緒七年至宣統二年（１８８１—１９１０年）英國海峽殖民地（今新加+,
-坡和馬來西亞部分地區）共接受華民８３０萬，其中契約華工近６００萬。$.
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二年（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由山東、河北、東北去俄國\/0
遠東地區的華民也有５５萬。這種萌芽於明末清初，成長於清前期，充分發展於清後期的契約華工製度也成為中國海外移民史上的特殊現象，它是中國沿海社會動蕩和國際經濟秩序變動整合的產物。
!\"#基於地緣、血緣關係，互相和前後牽引的移民，也占有相當的比重。
因一人出洋，先後牽引鄉親數百人至上千人的不乏其例。特別是在殖民地政府限製移民的年份，相互牽引成為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式。如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以後，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的中國移民幾乎全是找親友的。牽引一般是自發的、細水長流的過程，有組織的招引也已出現，如閩清華僑黃乃裳於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與沙撈越王簽訂“農墾條約”，光緒二十七至二十八年（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三次回鄉招福州府屬閩清、侯官、古田等縣鄉人１０７２名到詩巫，開墾種植，將那裏發展成“新福州”，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清後期的海外移民潮，不僅是明清時代規模最大的海外移民潮，也是中國海外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二、海外移民社會的形成（一）海外移民分布區域的變化唐宋時代，盡管海外貿易的發展遠漸東洋、南洋直至阿拉伯世界，也有許多華商定居的貿易地，但其時海外移民的人數十分有限。入明以後，海外移民才成為初具規模的社會現象，移民地域亦已廣布於南洋各①《德宗實錄》卷三二七，光緒十九年八月辛亥，《清實錄》（第５６冊），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０１頁。
書!地。明前期的海外移民分布區域主要集中在南洋群島和印支半島地區。
\"#
①$爪哇島的杜板、新村、蘇魯馬益和滿者伯夷，蘇門答臘島的舊港、三佛!
!②%齊都有不少閩粵沿海的商民在此聚居，許多地方如萬丹、泗水、錦石、杜&
''''(並同是華商集結的貿易中心。婆羅洲（加裏曼丹）在明初即有華番雜居)
*現象，鄭和下西洋經此地區，隨之移民者日眾；南婆羅洲的文郎馬神與明+
,-朝貿易關係甚密，華夷通婚，華商不思歸唐，不少定居於彼。③菲律賓群*
.
\/島與閩粵相距甚近，商民與漁民均常往來，加上貿易及鄭和的訪問，往往0
久居者數以萬計。④印支的真臘、暹羅、越南及馬來半島也已有許多中國移民長期定居。
!\"\"明中葉至清初，移居到東南亞的華民，主要分布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萬丹，馬來西亞的北大年，暹羅的大城等地。到日本的移民，主要居住在長崎、平戶。
菲律賓是這時期中國移民最多的地方。１６世紀７０年代以前，菲律賓的生產事業和商業還較落後，尚未具備吸引大量中國移民的誘因，在菲華民不多，鮮有記載，如１５世紀隨鄭和寶船到達蘇祿的白丕顯（當地人諡稱為“本頭公”，ＰｏｎＴａｏＫｏｎｇ）就死於蘇祿和樂島，因他在當地起過不小的作用，至今仍受人景仰。⑤據菲西首任總督列加斯比（ＭＬｄｅＬｅｇａｓｐｉ）的報告，隆慶四年（１５７０年）五月，馬尼拉“城中居住著４０名已婚中國人和２０名日本人”。一年後（１５７１年５月）馬尼拉華民增至１５０人。⑥此後，華民急劇增長。至萬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來菲定居華民已①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之《爪哇國》，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７頁；［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三《下港》，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冊，第２７頁。
②［清］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４１５頁。
③［明］張燮：《東西洋考》卷四《文朗馬神》，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冊，第５３頁。
④［清］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３７０頁。
⑤ＣｅｓｏｒＡｄｉｂＭａｊｕ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ｏｆＳｕｌｕ”，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ｄａ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ＶｏｌＩ，１９６６，ｐ１４９；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ＶｏｌⅢ，Ｌａｋ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１９７７，ｐ５９１⑥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Ⅲ，ｐ１０１，１６７書
超１６０００人。①萬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在菲華民總數達３００００人，②就!
\"在這年華民慘遭菲西殖民地當局屠殺２４０００—２５０００人。③但到崇禎八#$
④%年（１６３５年），馬尼拉及其他海島的華民又達３００００餘人，崇禎十二年&''''
（１６３９年）大屠殺前夕，更高達４００００人。⑤清初華民又複增加，雖又被()
*殺戮，總數仍達數萬人。+,
-印尼的巴城是另一華民重要移居地。萬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荷$.
人開埠時隻有３００—４００人，翌年增至８００人，占巴城居民總人口的\/0
４０％。⑥順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巴城已有５０００多名華民，到１７世紀末期，巴城城區和鄉區華民總數合計共約萬人。⑦萬丹在１７世紀初也有數千華民移住，據萬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年）三月二十日親到下港的德國人!\"#約翰·威爾鏗（ＪｏｈａｎＶｅｒｋｅｎ）記載，“中國人在萬丹也有幾千人住居，其中大部分是富裕的”⑧。
此外，馬來亞的北大年、吉蘭丹也有數以千計的華民聚居。⑨１７世紀的暹羅中國移民則在３０００人以上，法國觀察家則認為不超過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瑏瑠一般估計認為，在１７世紀移居東南亞地區的華民總數在９萬—１０萬人之間。
①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Ａｌｉｐ，１９５９，ｐ３６②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Ａｌｉｐ，１９５９，ｐ３６；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ＸＩＶ，ｐ４５③ＧａｎｎｅｔｔＨｅｎｒｙａｎｄＳａｎｇ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Ｐｒｅｎｔｉｓｓ，Ｃｅｎｓｕ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ａｋｅ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３，ＶｏｌＩ，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０５，ｐ３１９④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ＸＸ，ｐ９６，ＶｏｌＸＸＶ，ｐ４９⑤ＧａｎｎｅｔｔＨｅｎｒｙａｎｄＳａｎｇ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Ｐｒｅｎｔｉｓｓ，Ｃｅｎｓｕ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ａｋｅ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３，ＶｏｌＩ，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０５，ｐ３１９⑥黃文鷹等：《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吧城華僑人口分析》，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８頁。
⑦黃文鷹等：《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吧城華僑人口分析》，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８、８７頁。
⑧［日］岩生成一：《下港（萬丹）唐人街盛衰變遷考》，《南洋問題資料譯叢》１９５７年第２期，第１０８—１１９頁。
⑨《馬來亞華僑誌》，台北華僑誌編纂委員會，１９５９年，第７６頁；［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三《吉蘭丹》，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冊，第３３—３４頁。
瑏瑠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ａ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４１，ｐ１０４書
!明末清初中國人移民日本的數量也頗為可觀，主要集中在平戶、長\"
#$崎等地。萬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僅在長崎的華人就達２３萬之眾。在!
!
%彼居者“不知幾千家”並已“婚媾長子孫”矣。
&''''
(清前期海外移民的分布基本上承襲了明中葉以來的區域格局，但又)
*有許多具體的變化。東南亞各商埠和內陸地區的中國移民數量都有很+
,-大的增長。華商和潮州人種植業的發展使暹羅成為中國移民最聚集的*
.
\/地區，人數達７０萬—１００萬；爪哇地區除了巴達維亞中國移民持續發展0
而外，該島其他地方也出現不少華人集居地，到鴉片戰爭時爪哇全境華民在１１萬—１２萬之間；婆羅洲礦業的繁榮使中國移民迅速趨集，鴉片戰!\"#爭前夕也已達１５萬之多；馬來半島的種植園區、礦區以及英屬海峽殖民地的新埠檳城、馬六甲、新加坡等地的中國移民亦大大增加；越南、緬甸的中國移民到鴉片戰爭前夕也發展到各有１０多萬的數量。①唯有菲律賓群島與其他地方相反，中國移民較之明末減少很多。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菲島注冊華民不到６０００人。②日本中國移民的增長速度則不及東南亞地區。總之，到鴉片戰爭時，海外中國移民的總數在１００萬—１５０萬之間，遍布東南亞、東北亞各地。
清後期海外中國移民的分布區域的最大變化，就是從南洋地區擴展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其中，南洋各地仍然是中國移民最集中的區域。
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華民總數約為１２萬，以南圻地區最多；暹羅華民在１９世紀中葉就達９０萬—１００萬，至清末約為１５０萬；據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年）的統計數字，緬甸華民１２２萬，英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華民總數為９１７萬；荷屬東印度對外島擴張使荷印地區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的華民高達８０萬之多，分布於爪哇和馬都拉、蘇門答臘、加裏曼丹、蘇拉威西、摩鹿加、帝汶及巴厘等大小島嶼；菲律賓中國移民在晚清時期的發展雖因戰亂而波折，但仍增長甚速，①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５６頁。
②ＥｄｇａｒＷｉｃｋｂｅｒ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Ｌｉｆｅ：１８５０－１８９８，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６５，ｐ５３書
至清末亦當在１０萬以上。①晚清時期南洋地區中國移民總數達５００萬!
\"左右。１９世紀末，契約華工的激增及華商的發展，美國、加拿大、澳洲及#$
%古巴、秘魯、南非等地的華僑社區亦已頗具規模。至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整&''''
個海外華人移民的總數已達７００萬—８００萬人。()
*（二）海外移民社會和華僑社會的逐步形成+,
-海外移民社會形成的基本前提是相當數量的中國移民在海外某一$.
\/地區（城市或鄉村）聚居，並從事相對穩定的職業如住地商、手工業或農0業等，形成一定規模的（城市中）社區或（鄉村中）村社。海外移民社會的基本標誌應有兩點：一是聚居在一起的移民群體很大程度上繼續保持中國的生活方式，使用中國的語言（包括各種中國方言）和文字，崇尚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二是移民聚居群體內部的個人之間並不是單純的空間集結，而是相互之間建立一定的社會關係從事某些社會性的活動。其最主要的表現是移民社區基層組織的建立，如各種鄉族宗親組織或同業公會等，並由此產生必要的社區領袖。
移民基層組織是移民社會最重要的機製性組成部分，移民基層組織的形式從中國沿海民間社會移植而來，並根據海外所處的特殊環境加以適應和改造，通常有以方言、地緣、血緣、業緣結合的幫會、同鄉會、宗親會、同業公會等。
幫會在海外中國移民社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於海外移民所操方言及移出地區的顯著文化差異使得中國移民到海外各地之後幾乎都形成了基本上以方言、地域為背景的“幫”，諸如福建幫、潮州幫、廣府幫、客家幫、瓊州幫和三江幫等，福建幫中甚至又有福州幫、閩南幫、興化幫等，這種幫會成為各地中國移民社會的最基本的社區組織。在幫會的基礎上發展為各種其他社團組織，如跨幫的交叉組織或跨地區的同幫總會等。這種發展與海外移民社會同步演進，成為中國移民社會發展的最重要標誌。
海外移民以謀生為出發點離家出洋，海外移民社會也就以生存為最①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７—２７５頁。
書!主要目的。由此，經濟的發展成為移民社會發展的第一優先目標，注重\"
#$經濟的聯絡以促進華人社區經濟實力的增長成為各種移民組織追求的!
!
%方向。因而移民經濟事業的變化與發展也是海外移民社會發展的重要&
''''標誌之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有時間和空間來創造文化的氛圍，(
)*重視自身的精神享受和後裔的教育事業，這是移民社會逐步走向成熟的+
,-標誌。
*.
\/明初是海外移民社會的肇端與準備階段。
0從聚居規模看，明初隻在東南亞少數地區有中國海外移民的集中地。有明確史料記載的有兩處：爪哇的新村及蘇門答臘的舊港。新村居民“約千餘家”，該地“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人來此創居”而得名新!\"#村，①可以推知新村千餘家當以華民為主；蘇門答臘舊港亦有閩粵移民“數千人”②。另一方麵，新村已成為當時的商貿中心，“各地番人多到此買賣，其金及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可見新村的經濟聯係已較密切，主要從事商業活動。③從村社的社會組織而言，沒有確據可證實，當時已有移民自己的基層組織機構；但記載表明，新村村主為廣東人，舊港酋長為南海豪民梁道民。他們都是華民頭目，至少可以說已建立自己的村社管理機製。從聚居規模、經濟活動和管理機製看，明初個別海外移民點已孕育著移民社會的各種因素。
明中葉海外移民社會初步形成，到清中葉，數以萬計的華民聚居區已遍布東南亞和日本等地；而清廷不準海外移民歸國的禁令，促進了海外移民定居的趨勢，成為海外移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契機。
早期的中國海外移民社會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的特點。隨著定居和幾代人的繁衍，有一部分融入當地土著社會而消失，一部分保持中國海外移民社會的特征，並成為吸納新移民的載體。同時，隨著中國海外移民潮的持續，又在新的地區不斷出現新的中國海外移民社會。這時①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之《爪哇》，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９頁。
②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之《爪哇》，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９頁。
③［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三《舊港》，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冊，第２７頁。
書期，已明顯形成了海外移民的職業特色和職業體係。從事最多的是商販!
\"和各類手工匠業，而且城鄉華民商販（包括住商、小店及行商）已構成一#$
%種特殊的商業行銷網絡，不僅連接各個華民社區，也向土著社會延伸；同&''''
時商販和各種手工行業如木匠、鞋匠、織匠、衣匠、油漆匠、銀匠、蠟燭匠()
*等結成跨職業的亦工亦商的華民製銷模式，這種模式成為海外移民社會+,
-長期普遍存在的傳統職業模式。１８世紀以後，中國移民的職業有所變$.
\/化，行業結構向種植業、采礦業等橫向延展。從事種植業和采礦業的華0民實際上一直都存在，隻是到了１８世紀以後種植業和采礦業中的中國移民數量大增，並出現行業社會的發展趨勢。有的地區如爪哇巴達維亞的中國移民社會種植業已占據最主要的地位，其次才是商販和手工工!\"#業。①盡管如此，種植業社會的發展與華民其他行業依然密切相關，如爪哇種植業係於爪哇華民蔗糖業的發展，婆羅洲華民種植業則因於華民采礦業的發展。因此，海外移民社會中各種職業之間有一定的依存關係。
１５—１８世紀，中國移民社團的早期形態開始出現。鑒於社會環境的製約，最早的移民社會組織主要依托於寺廟和義山的形式。如在日本長崎，有天啟三年（１６２３年）建立的興福寺（南京寺）、崇禎元年（１６２８年）建立的福濟寺（漳州寺）、崇禎二年（１６２９年）建立的崇福寺（福州寺）、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建立的聖福寺。在東南亞，有順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建於巴城的觀音亭（１７７５年改名金德院），②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建於馬六甲的青雲亭等。至１８世紀末，僅三寶壟一地就先後建立了大覺寺、東街、振興街、慢帕街和郭六宮等六處寺廟。③義山以郭氏兄弟順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在巴城募資創設“唐山義塚”為嚆矢，隨後各地華人亦紛紛設建義山或義塚。華人寺廟亭院和義山義塚的建立，擁有共同的社會陣地，是海外移民社會向華民定居社會轉變的一個標誌。１８世紀加裏曼丹①黃文鷹等：《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吧城華僑人口分析》，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２頁。
②許雲樵校注：《開吧曆代史紀》，載《南洋學報》第９卷第１輯，１９５３年。
③［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７７、８４、８７、１１５、１３７頁。
書!大大小小的“公司”，則是早期中國海外移民社會經濟組織的典型表現。
\"#
$隨著社會基層組織以及中國移民經濟在移居地的發展，到１８世紀，!
!
%各地海外移民社區都已普遍產生了各種形式的華民富商和行政領袖。
&''''如爪哇萬丹的陸美（Ｌａｋｍａｉ）、沈樹安（Ｓｉｍｓｕａｎ）、林哥（Ｌｉｍｃｏ）①等都是有(
)*名的富商。各地的瑪腰、甲必丹、雷珍蘭等盡管是為殖民統治者而設立+
,-的華民領導階層，但他們也是中國移民實際上的社會首領。許多甲必丹*
.都出身於華民巨富，如爪哇甲必丹連富光在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紅溪慘\/
0案中遭劫時資產竟達１０萬之巨。②西方殖民者東來之後，在各自的殖民區域和殖民據點裏都設立了華民甲必丹，它不僅成為殖民者實行間接控製中國移民社會的一個重要手段，也反映了中國海外移民已形成自己獨!\"!
特的社會實體，並引起殖民者的充分關注，需要設立甲必丹製度來控製這股不可低估及可資利用的社會力量。
１９世紀下半葉至２０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資本輸出以及帝國主義的興起，給全世界尤其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中國海外移民社會經過一個世紀的持續發展，逐步趨於成熟，成為具有顯明“僑民社會”色彩的華僑社會。其主要表征有：第一，契約華工移民浪潮的高漲，使海外移民的人數激增，到清末已達數百萬之眾；其移民流向也突破了以往集中亞洲部分地區的格局，在美洲、非洲、澳洲的許多地區開辟和建立了新的中國移民社區。
第二，中國海外移民經濟實力顯著成長，逐步成為移民地社會一股重要的經濟力量。晚清時期，海外部分華僑富商利用良好的經濟發展契機，運用過去積累的一些資本，進一步通過商貿活動、放高利貸、稅收專利承包等形式積累和擴大商業資本，因此發家致富，著名的如陸佑、張振勳、胡國廉、黃仲涵、張煜南、鄭智勇等，都擁資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華僑資本的增加，改變了華僑社會的行業結構。華僑開始放棄以經商為主的單調的經濟活動，紛紛利用擁有的資本投資於工業（製糖、碾米、卷煙、木材加工、紡織等），農業種植業（甘蜜、胡椒、甘蔗、橡膠的種植等），采礦業①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５，ｐ３８３②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０頁。
書（錫礦的開采等），航運業和銀行金融業等。華僑經濟範圍擴大，經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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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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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由於清政府對海外移民態度的轉變，華&''''
(僑身份地位的確定，使海外華僑在國家民族的政治文化認同上也發生了)*
重大轉化，民族意識與愛國傾向開始覺醒，華僑領袖的政治觀念增強，並+,
-開始注意自身組織領導核心的建設，華僑社區領袖聯係網絡逐漸形成。$.
\/第四，移民社會組織在全方位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結構性的變化。0１８、１９世紀以來，各種會黨、行會、幫會層出不窮，甲必丹公館或幫公所遍布各移民社區，至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體育、家族、宗教、同鄉、慈善福利、娛樂藝術等各種類別的華僑社會組織全方位!\"#產生，並開始走向整合化的趨勢。首先是跨行業、跨地區、跨籍貫、跨幫會的各種全國性、地區性經濟組織的普遍建立，其次是各地華僑社會經濟組織的總機構或綜合機構———中華商會或中華總商會的創設。最早的商會組織是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前後成立的馬來亞吉隆坡的雪蘭莪華人商務局、檳榔嶼華人商務局和菲律賓馬尼拉的小呂宋中華商務局等，至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年）僅荷屬東印度就有１５個城市中華商會。①此外，類似“巴城中華會館”的綜合性組織也在各地出現。中華商會和綜合組織的產生代表著華僑社會從分散走向整體的發展方向，標誌著超越各種幫派、行業、地域的整合力量已成為華僑社會的主體理念。中華商會和綜合組織也因此成為華僑經濟以及其他各種社會行為的最有權威的核心領導力量，其頭領也就當然成為華僑社會的核心領袖。
第五，海外華僑社會與祖國的聯係愈益密切。１９世紀晚期，海外移民從以往的“棄民”轉為可資利用的經濟力量，正是這一契機導致清廷開始關注並宣稱保護海外華僑；維新派和革命黨人在華僑中的活動，強化了華僑和祖國的聯係。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堂創建，隨後帶動了各地華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對華文教育的重視，標誌著華僑社會對中華文化在海外的承傳有著強烈的願望。而華文教①溫廣益等編著：《印度尼西亞華僑史》，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３４—４３６頁。
書!育的興起，使華僑有了一種成熟的社會心理。因為文化不僅把社會粘合\"
#①$成一個整體，而且文化的積累將促進一個社會的發展。
!
!
%清末海外中國移民規模的擴大、經濟力量的顯著成長、組織機構的&
''''一體化整合趨勢以及對民族文化認同的強烈要求，都標示著華僑社會已(
)*逐漸臻於成熟。在此後的半個世紀即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前，華僑社會得+
,-到充分的發展，步入最興盛與繁榮的階段。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後，國際政*
.治秩序的變動導致華僑社會的轉型，逐漸失去“僑民社會”的色彩，當地\/
0化趨勢日益明顯，最終融入當地社會，並成為當地社會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三節海洋社會經濟與海外移民的互動海外移民活動與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同步發展起來，它不僅是中國海洋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與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的發展始終存在著互動的關係。
圖２《武備誌》中的《東南海夷圖》（局部）①劉雲德：《文化論綱———一個社會學的視野》，中國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頁。
書首先，明中後期以來中國海洋私商貿易的勃興與繁盛使民間海外貿!
\"易如浪潮洶湧，大量民間商船往來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各國及東亞的#$
%日本、琉球等地，這為沿海地區社會遊離人口創造了眾多離鄉背井、謀業&''''
他國的機會。而商人回國傳遞的異域信息，“住番”開辟的移民地點，又()
*提供了移民海外的現實條件。因此，一方麵中國沿海的個體私商小販常+,
-以自發群體的形式隨海外貿易潮湧向海外地區，尋求經營利潤；另一方$.
麵，許多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或對抗朝廷的盜群兵勇亦紛紛搭載商船\/0
源源不斷地流向海外謀生立業。隨著海外移民社會的形成和延續發展，傳統商業航路也就成了移民出洋的傳統航路。所以說，私商海外貿易的發展帶動了中國人大量移民海外；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不僅成為中國海洋!\"#經濟發展的重心，同時也成為中國海外移民的重心，並逐漸形成海外移民的傳統區域。
其次，中國移民到了海外之後，不久就形成了以日本的長崎、爪哇的巴達維亞和菲島馬尼拉為集中聚居區的東亞、東南亞散居網。這個網絡的最大特點，不僅表現在它遍布於幾乎所有重要貿易港埠，並且在所有商業族群中是最大的族群；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散居網在農、工、商、礦等各個行業層麵具有深長的觸角和強勁的延伸力。移民散居網在市場、技術和組織等方麵，為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的展開與拓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海外移民的廣泛分布，為中國海外貿易商建立了一個龐大而良好的商業基礎結構，為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創造了廣闊的外部市場。從宏觀角度論，明清之際人類社會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這一曆史進程中，跨國度、跨地區、跨民族的各區域市場隨著西方的興起與擴張而逐步連接成一個整體，形成世界市場。中國也不例外地必然卷入東亞、東南亞區域市場並基此與更廣袤的世界市場互相交會滲透。中國發達的商品經濟以其內蘊的巨大潛力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並成為促進世界市場的創造和擴大的最積極而富生命書
!力的因素。①從微觀角度論，具有貿易競爭實力的拳頭商品隻是進軍世\"
#$界市場的物質前提和物質基礎，而用何種方式、通過何種途徑進入世界!
!
%市場競爭網，卻又存在一個“市場中介”問題。
&''''明清時代的中國，是西太平洋海域最大的生產基地和最大的消費市(
)*場。西方商人航行印度洋時需依賴印度的生產和消費空間，而跨過馬六+
,-甲海峽進入西太平洋水域則必須仰賴中國的生產和消費體係。盡管這*
.種願望的實現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但貿易首先需要商品，在當時中國的\/
0生產中心是唯一能提供足夠西方商人進行區間貿易或洲際貿易貨源的產地。就貿易的成本和效益而言，進行直接貿易可以減少中間抽利，當然是西方商人所希望的。但在中國政府政治多於經濟考慮的政策之下，!\"#中國的供需市場都具有封閉性，有人形容為“無形的壟斷公司”②。這種封閉性集中體現在中國政府采取完全禁絕外國人特別是西方商人私自來華貿易的政策。這一政策與禁止華商出洋貿易的政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自始至終沒有中斷或改變，而華商出洋則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時期，即便嚴海禁時也難以阻絕。清廷開放口岸供外國人泊船貿易，實質上西方商人也並不被準許直接地進入中國市場，到陸上從事自由買賣，而必須接受中國的“洋行”進行壟斷性全麵代理。③在洋行製度的壟斷控製下，外國商人無力對貿易的供需與商品的價格進行幹預，更無法接觸內陸中國的生產中心與消費市場。
西方商人為了利用中國的生產品市場和消費市場，必須尋求某種“市場中介”來達到目的。他們大抵采用兩種方式：一是直接運貨至中國政府特許的貿易口岸，由中國港埠壟斷商充當市場中介。這種貿易方式顯然限製重重（如不能建立商站等），且被動性多而選擇性少。所以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很快就不惜通過武力支持建立各種貿易中心站或殖民據點，采取第二種貿易方式：招徠中國海商和移民，通過中國的海外華商①張鎧：《晚明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中國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李剛、徐文華：《十六世紀以來中外貿易通商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②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３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北），１９８８年，第３５４頁。
③參閱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版，第３８８頁。
書網絡與中國間接通商貿易。①中國移民在這個商業過程中充當了重要的!
\"角色，因為他們在東亞、東南亞幾乎所有的貿易港埠掌握了貿易中介的#$
%地位。他們在經營港口大宗進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從事當地土產收購業&''''
務和鄉間零銷業務，承擔著內貿與外貿的雙重職能。②中國移民的這種()
*角色固然是西方商人所需要的，對於中國海商發展海洋貿易同樣意義重+,
-大。中國移民既熟悉中國方麵的生產與商業情況，在與西方人的日常交$.
涉中也熟悉西方商人或其他亞洲商人的貿易需求，可以為本國祖鄉海商\/0
提供貿易需求及交易方麵的信息，因此可以大大降低中國海商與西方及其他亞洲商人貿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中國海商的貿易利潤並減少販運商品的盲目性。③這對仰賴季候風力與潮流為海洋航運!\"\"動力的中國海商來說，無疑顯得尤其重要。④中國海商的船舶抵達貿易港埠時，不僅經由本地華商以最短時間將從中國運來的貨物賣予西方商賈和其他亞洲商人；同時，也可以從本地華商或西方批發商那裏盡快地買到當地土產和其他貨物（而土產收購正是中國移民的功勞）。⑤明末爪哇萬丹胡椒收購的競爭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當時萬丹港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胡椒貿易中心。由於印度洋與太平洋海洋季候風方向的時間差異，每年來自印度洋方麵的商船通常都比中國商船先抵達萬丹，往往搶先收購胡椒，囤積起來控製市場的價格，等到中國商舶駛來時再用高①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ａｖａ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ａｍｐｏ－Ｂｕｎｋａ，Ｔｅｎｒｉ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２，１９７５，ｐ３８②ＭＡＰＭｅｉｌｉｎｋ－Ｒｏｅｌｏｆｓｚ，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００ａｎｄａｂｏｕｔ１６３０，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２，ｐｐ２４３－２４５，３００－３０１；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Ｍｅｓｔｉｚｏ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ｉｎＶＯＣＢａｔａｖｉａ，Ｆｏｒ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８，ｐｐ３９－４３③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３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北），１９８８年，第３５７頁。
④關於古代華商對季候風的仰賴，參閱馮承鈞校注：《諸蕃誌校注》卷下《海南》，中華書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４５頁；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之《占城國》，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１頁；［明］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二《日本入寇論》，《影印文淵閣書庫全書》（第５８４冊），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７頁；［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冊，第１１７頁。
⑤ＧＰＲｏｕｆｆａｅｒａｎｄＪＷＬｊｚｅｒｍａｎ（ｅｄ），ＤｅＥｅｒｓｔｅＳｃｈｉｐｖａａｒｔｄｅｒ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ｒｓＮａａｒＯｏｓｔ－Ｉｎｄｉｅｏｎｄｅｒ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ｄｅＨｏｕｔｍａｎ，１５９５－１５９７，Ｓ－Ｇｒａｖｅｎｈａｇｅ，ＶｏｌⅠ，１９１５，ｐ１２３書
!價換取中國貨品。①因而留居當地的華商，就從事胡椒收購，以俟東北季\"
#②$風來臨，為祖鄉海商備集足夠的胡椒。因為胡椒價格的季節波動很大，!
!
%豐歉收情況不穩，居地華商預置胡椒對中國海商來說，在價格和貨源方&
''''麵都是十分有利的。海外移民散商與中國海商的這種關係實際上在後(
)*來很長的時期內繼續維持著。所以，當地定居華商的貿易中介角色對中+
,-國海商縮短貿易時間、提升交易效益方麵可謂貢獻頗多，極利於中國海*
.商貿易競爭優勢的建立。
\/0
海外移民為中國海洋發展創造的外部市場，還體現在對土著經濟與當地市場的滲透、溝通與開拓上。早期的海外移民以華商為主要類型，他們包括到海外貿易的商人、手工技術工匠、礦工以及被派往海外工作!\"#的商業同夥、代理商或無技藝特長的家眷等等。③移民中的大量散商都倚仰零售商業，零售商販在中國海外移民市場營銷網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他們雖然銷售當地貨品、西方商人或其他亞洲商人的舶來品以及華民生產的手工業製品，但他們也銷售大量的中國商船的舶來品，諸如絲織品、瓷器以及各類日常生活用品等。他們不僅在港埠或商業城區設市、開店、擺攤棚出售中國生產品，而且常以流動貨郎小販的形式深入鄉間內地，推銷中國貨。它使中國海洋商業經營具有伸向各地的觸角。這種零售業甚至使中國的錢幣長期在當地成為通用的貨幣。④我們可以說，中國海商使沿海陸地的商品化經營向海洋商品經濟轉化，而海外移民又進一步促使海洋商品經濟向世界性商品經濟轉化；海外移民散居網推動了中國海洋社會經濟與世界市場的連接，也為中國發達的商品經濟拓展了更廣闊的海外消費市場。
在技術方麵，海外移民與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樣有許多關聯①Ｇ．Ｐ．ＲｏｕｆｆａｅｒａｎｄＪ．Ｗ．Ｌｊｚｅｒｍａｎ（ｅｄ．），ＤｅＥｅｒｓｔｅＳｃｈｉｐｖａａｒｔｄｅｒ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ｒｓＮａａｒＯｏｓｔ－Ｉｎｄｉｅｏｎｄｅｒ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ｄｅＨｏｕｔｍａｎ，１５９５－１５９７，Ｓ－Ｇｒａｖｅｎｈａｇｅ，ＶｏｌⅠ，１９１５，ｐ１２１②Ｍ．Ａ．Ｐ．Ｍｅｉｌｉｎｋ－Ｒｏｅｌｏｆｓｚ，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００ａｎｄａｂｏｕｔ１６３０，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２，ｐ２４６③ＷａｎｇＧｕｎｇｗｕ，“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ＪＭａｙａｎｄＷＪＯ’Ｍａｌｌｅｙ，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ｓｉａ，Ｂａｔｈｕｒｓｔ：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Ｈｏｕｓ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３４④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Ｍｅｓｔｉｚｏ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ｉｎＶＯＣＢａｔａｖｉａ，Ｆｏｒ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８，ｐ４８書
之處。技術是一種生產力，也是一種文化。當作為一種高勢能文化形態!
\"的生產技術條件所製造的產品，要在一個相對低勢能文化社會裏銷售或#$
%推廣會十分艱難，甚至會陷入困境；而一個社會的生活習慣也會排斥另&''''
一個社會所創造的生產品，除非有宣傳或時間上的適應過程。１７世紀()
*初，英屬東印度公司運往印度出售的羊毛織布隻被當作裝飾品或在軍營+,
-中用作諸如帳篷頂、刀劍套、跪墊等，而不用來做衣服，因此沒有消費市$.
①\/場。英國運到中國來的時鍾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因為當時中國社會0的計時習慣有自己的一套規則，與歐洲的時鍾計時方式截然不同，所以時鍾在當時的中國還不是計時的生活必需品，少數人買來隻做玩具看待，其銷量也就十分有限。②明清之際，中國海外移民最集中的東南亞地!\"#區，在社會文明發展水平上，以其極度發達的封建經濟居於高勢或等勢地位。基於這種高勢能技術文化所產出的製造品要被東南亞社會接受或適應，就需依賴海外移民的引介和推動。
曆史悠久的中國海外移民，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大規模的移民，不僅攜帶了各種生產技術並在居住地流播移植，同時也帶來了使用這些技術生成品的方法和社會習俗。③明清時最重要的華商型移民的主要特性，就是把中國國內的商業、手工業和礦業等技術實踐傳統向海外移居地引伸，並保持這種經營與祖鄉的聯係且世代承傳。④技術實踐的延伸和承傳，其意義十分深遠。技術實踐的流播本身代表著中國海洋發展的一種方式，並確定了中國海外移民的性質———民間性與和平性。從更深層的考察會發現，技術實踐的流播為中國數世紀的海外貿易創造了外部技術文化基礎結構。這個基礎結構是中國海貿商品擁有日益擴大的社會消費市場。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海外移民為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的海外發①ＫＮ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ｏｆ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６６０－１７６０，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ｐ２２２②ＣａｒｌｏＭＣｉｐｏｌｌａ，Ｃｌｏｃｋ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３００－１７０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８，Ｐ８８③鄭甫弘：《明末清初東南亞華人移民與生產技術的傳播》，載《南洋問題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④ＷａｎｇＧｕｎｇｗｕ，“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ＪＭａｙａｎｄＷＪＯ’Ｍａｌｌｅｙ，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ｓｉａ，Ｂａｔｈｕｒｓｔ：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Ｈｏｕｓ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３４書
!展構築了技術文化的社會曆史前提。
\"#
$技術結構除間接擴創市場前提而外，海外移民的國內技術實踐傳統!
!
%的承傳，甚至直接回饋到移居國的對華經貿活動中。１８世紀暹羅對華貿&
''''易中大量使用中國移民掌管船隊就是典型的例子。①不論在暹羅官方的(
)②*對華朝貢船上抑或在私人商船上都募用華民掌管船隊，因為當地華民+
,被認為是最優秀的代理商和航海者，③他們都是從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
*.移居暹羅或其後裔，有豐富的航海知識和熟練的造船技術，其中不少人\/
0可能曾經是水手、船工或船民漁商。當然，移居國利用中國移民從事對華貿易，不僅因為華民有技術優勢，也因為借華民對華貿易有許多實惠可資利用。因由華民掌管的商船往往被中國地方官員視為中國海商船!\"#隻而不受中國政府對外國船舶的種種禁限。當歐洲商人被限製在廣州行商控製的市場時，利用華民掌握的暹羅船貨則直接進入華南市場，並從那裏獲取比較便宜的茶葉、瓷器和絲織品；④此外，華民駕管的船隻通常也可以省去外國船必須繳納的進出口稅銀。這種情形說明，暹羅華民對於促進中暹貿易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促使閩粵沿海一些小型港口的興起，因為那裏經常有華民管駕的暹羅商船前來交易。⑤對於嚴格限製外國船隻來華貿易的明清時代來說，這種喬裝的外國船隻無疑擴大了中外通商的範圍，從而也增加了明清海洋社會經濟的內容。
在組織方麵，早期海外移民社會基層組織的分散性及民間性為明清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發展的非官方性創造了相適應的外部環境。近代以前中國海外華人移民的社會組織，雖然也有些諸如甲必丹公館、幫公所等類似的屬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機構，但絕大部分仍是以地緣、血緣為主脈的鄉誼組織或宗姓組織，有的甚至是一個鄉村世係群或小氏族為基①參閱李金明：《十八世紀中暹貿易中的華人》，載《華僑華人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②ＧＷ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ｐ１８；ＷＡＧｒａｈａｍ，Ｓｉ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Ｖｏｌ，Ⅱ，１９２４，Ｐ９４③ＧＷ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ｐｐ９－１０④ＪＦＣａｄ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６４，ｐ３３２⑤ＳａｒａｓｉｎＶｉｒａｐｈｏｌ，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ｎｏ－Ｓｉａｍ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１６５２－１８５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１６５－１６６書
礎的兼有地緣、血緣雙重特性的宗支組織。①這些移民組織沒有強烈的!
\"國家政治或民族主義的傾向，社會組織整體結構上相對分散，帶有濃厚#$
%的民間色彩。中國移民的社會組織結構、形態與功能都完全有別於像荷&''''
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或英國聯合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官民合營的大規模企()
*業組織。西歐國家的亞洲企業組織都擁有壟斷商貿之外的宣戰、媾和、+,
-訂約等政府職能，並深受本國政府的支持或控製。而明清時代的中國海$.
外移民組織沒有大規模的有官方意識的企業組織，也沒有本國政府賦予\/0
的任何權利。海外移民組織的這種形態與性質正合乎中國民間海商的海外經營活動。
中國海商的海外貿易方式，在組織上，基本沒有正式經營組織的存!\"#在，幾乎都是零擔個體的小買賣；在資本規模上，也沒有歐商貿易的大規模經營，而完全是小本經營；在與本國政府的關係方麵，不僅沒有任何官方支持，相反還受官府各類禁令的限製、阻扼和破壞。因此，中國小本經營的民間私商通常自己租借貨艙，親自押運貨物到海外港埠，②這當然不適宜與大資本企業組織進行交易或訂貨，所以他們一到海外港埠便各自分散，尋找主顧，而當地的中國移民的民間分散經營正可與此直接溝通，建立經營網絡。中國貨物運到時，華民的商店、商販立即會繁忙異常。③中國移民及其社會組織在鄉族情誼、語言習俗，以及商業經營慣例方麵堅實地支撐著中國與當地民間小商的經濟溝通與貿易互惠，特別是使小資本經營、小規模運作的中國私人海商在適應簡陋落後的商業結構中更具競爭力。④正因如此，西方各國商人的亞洲貿易也逐漸倚重私人貿易①黃滋生、何思兵：《菲律賓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７頁。
②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Ｍｅｓｔｉｚｏ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ｉｎＶＯＣＢａｔａｖｉａ，Ｆｏｒ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８，ｐｐ１０９－１１１③Ｋｒｉｓｔｏｆ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１９５８，ｐ２１５④在１８世紀以前，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商業基礎結構很簡陋，港埠的貨物吞吐量及市場的容量都極其有限，市場清算緩慢，通商習慣落後，因此，限製了大規模貿易經營的效率，小規模經營反而比大規模經營更為經濟，中國海商的經營方式正回應了這種商業環境。（參閱張彬村前引文）實際上，許多港埠及商業城市華人移民人口數量的增減直接影響到商業繁榮的情況，這在菲島、爪哇等地都出現過，說明這種商業環境的創造，海外華人移民應當占有相當大部分。
書!方式，①以適應中國海商的經營方式，並利用中國海外移民創造的商業\"
#②$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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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中國海外移民與海洋社會經濟具有互動的關係，海外移民的&
''''拓展與回歸對沿海社會經濟變遷的影響，便構成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不(
)*容忽視的一個側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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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ＪｏｈｎＥＷｉｌｌｓ，Ｐｅｐｐｅｒ，ＧｕｎｓａｎｄＰａｒｌｅｙｓ：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１６６２－１６８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ｐ１５０－１５２；Ａ．Ｐ．Ｍｅｉｌｉｎｋ－Ｒｏｅｌｏｆｓｚ，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００ａｎｄａｂｏｕｔ１６３０，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２，ｐｐ．２３５－２３６；Ａｌｓｏ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ＢｒｙａｎＳｏｕｚａ，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６３０－１７５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５，Ｃｈａｐｔｅｒ５ａｎｄ９．②其實，華商也竭力尋找西方的私人經營合夥或交易。ＰｈｉｌｉｐＣｕｒｔｉｎ，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４，ｐ１５４；ＤｅｎｙＬｏｍｂａｒ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Ａ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ｅａｎｄＦｅｍｍｅＧａａｓｔｒａ（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Ｌｅｉｄｅｎ，１９８１．書
第三章沿海經濟與海外移民明清時代，中國海商和商業移民在海外建立的商業網絡，是海洋經濟循環運作的一個環節，為沿海商品經濟創造了海外市場，並傳播了中國商業文明；農業手工業移民把沿海社會的生產技術介紹到海外，為移居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而海外移民對故鄉的反饋，成為海外物質文明傳入中國沿海地區的一個橋梁，特別是晚清華僑資金、技術和人才的鄉土回歸，是沿海經濟變遷的輔助力量。
第一節商業移民與商品經濟的海外延伸商業移民是商業文明的主要傳播者。從中國移民到海外所從事的職業考察，經商者占有很大的比例。從事商業活動的移民大抵可分為船商和商販。船商主要指溝通中國與海外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海上貿易商人，多為押貨而去的富商巨賈（“大商人”）或他們的代理人（如所謂的“養子”等）。①而分布廣泛、為數眾多的小商販則幾乎把中國商貨輸送到海外移居地的各個角落，從而使中國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在海外得到了廣泛的延伸。
①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５，ｐ１３８書
!
\"#一、中國商貨的輸出及其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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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代輸出的商貨主要集中在東亞、東南亞以及通過大帆船貿易&
''''或西方商人轉銷歐美國家。中國的海外貿易商隊伍龐大，主要由船商(
)*（或稱紳商），船主（或稱船主、舶主），散商，仆商以及船工等組成。這些+
,-海外貿易商，有相當一部分在海外各地壓冬或長期居留，成為移民的重*
.要來源。散商、船商等是整個貿易過程中的具體操作者，因此留居當地\/
0者最多；實際上，從明末清初開始，許多紳商也在海外建立貿易基地，明泰昌元年至崇禎四年（１６２０—１６３１年）在巴達維亞任甲必丹的蘇鳴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荷蘭到東印度的首次船行》記載，這種貿易形!\"#式在當時的萬丹占有數量上的優勢。①中國貿易商在傳播商品經濟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最重要的無疑是他們直接輸運了大量蘊含中華先進文明的中國商品進入海外各地。從中國輸出的商品，除了傳統的奢侈品（包括生絲、各種絲織品、天鵝絨、錦緞、緞子、塔夫綢、麝香、安息香、各種寶石、精製陶瓷器、精美幃幔等）供西方殖民者及當地統治者消費或轉銷歐洲、美洲外，還向東南亞輸出種類繁多、品種齊全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因為，在西方殖民者侵入東南亞時，當地生產生活用品還無法滿足來自殖民者本土的官員、傳教士和其他居民的需要，他們迫切要求進口高質量的生活用品。同時，由於殖民者的野蠻征戰以及殖民當局所采取的一些經濟政策（如西班牙在征服菲律賓的過程中，把大莊園製度移植到菲律賓），當地人民在勞役、貢賦和捐稅等方麵受到殖民者的殘酷剝削，極大地破壞了東南亞人民的生產活動。當地的手工業亦因之遭到嚴重的摧殘，造成生活日用品的匱缺。②因此，從中國運來了各種成衣或衣料以及針線；各種家具，如床、桌、椅、長板凳；各種家用陶器以及金屬盆子、水鍋，還有糧食和各類食品，甚至還包括墨和紙等。這些商品不僅滿足當地人民的某些生活方麵的必需要求，而且也豐富了他們的經濟生活內容。
①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５，ｐ２０４②ＣｏｎｒａｄｏＢｅｎｉｔｅｚ，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７５書
以衣著為例，因為中國衣料或成衣的輸入，東南亞人民喜歡穿用中!
\"國絲綢和棉布製成的中國衫。前西班牙時代的菲律賓貴族愛穿的黃色#$
%服裝，普通人穿的藍色服裝；穆斯林婦女的緊上衣和寬鬆褲，基督徒的睡&''''
衣褲和流行的巴隆他加祿民族男服（ＢａｒｏｎｇＴａｇａｌｏｇ）都源於中國。尤其(%
)明顯地，巴隆他加祿民族男服是從早期中國衫（Ｃａｍｉｓａｄｅｃｈｉｎｏ）中演化*+
出來的。①１６世紀末期，西班牙征服菲律賓後，大量中國布（絲織品或棉織品）被華船運銷菲律賓。當地人民穿用中國式服裝或購買中國衣料更日趨時尚。據萬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四月龐幫加（Ｐａｍｐａｎｇａ）省的一位村長ＮｉｃｌａｓＲａｍｏｓ說，以前他們省裏的所有菲律賓人幾乎都穿用本地織造的棉布衣服。但自從中國大量運來各種衣料後，便人人選用進口衣料!\"#了。②實際上，在其他省份的菲律賓人亦“均買華布為衣料”，因為載有大批棉、絲織品或成衣的華船除馬尼拉外，有許多是航至賓諾多斯（Ｐｉｎｔｄｏｓ）、宿務（Ｃｅｂｕ）、邦阿西南（Ｐｏｎｇａｓｉｎａｎ）、伊羅戈斯（Ｉｌｏｃｏｓ）、卡加延（Ｃａｇａｙａｎ）、棉蘭老（Ｍｉｎｄａｎａｏ）、蘇祿（Ｓｕｌｕ）、巴拉望（Ｐａｌａｗａｎ）和維薩亞群島等地銷售的。③那時菲人每年都要購買２０萬件以上的中國絲、棉製作的衣服，其售值相當於２０萬比索（Ｐｅｓｏｓ），而且當時的售價有可能成倍上漲。④為減少白銀外流，西菲總督達斯馬裏納斯（ＧＰＤａｓｍａｒｉｎａｓ）將軍於萬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三月三十一日頒布一項禁止菲律賓人穿用中國織物的法令。⑤禁止穿用中國衣料已是影響整個菲律賓人民生活的問題，因而這項禁令一方麵受到教會首腦［特別是菲島大主教薩拉紮爾（ＤｏｍｉｎｇｏｄｅＳａｌａｚａｒ）］的反對，⑥另一方麵也遭到此種貿易經營者的竭力抵製，禁令的執行顯然大打折扣。根據達斯馬列納斯總督萬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五月三十一日致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的報告，該年仍有２８艘載滿商貨的華船抵菲，其中裝有大批絲織物和其他衣料，⑦可以想象中①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５９，ｐ９６②ＣｏｎｒａｄｏＢｅｎｉｔｅｚ，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７５③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新亞研究所１９６３年版，第９８頁。
④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Ⅷ，ｐ．８０．⑤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Ⅷ，ｐ．７８．⑥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Ⅷ，ｐ．７８．⑦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Ⅷ，ｐ．２３７．書
!國衣料對菲律賓經濟及衣著影響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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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亦很早傳入某些中國的服飾。１６世紀末葉成!
!①%書的《鹹賓錄》載渤泥“君臣士民之服頗效中國”，其他許多小國亦喜穿&
''''②(中國布帛。到明清時代，中國服飾已從王室普及民間士民了。
)*瓷器的輸出是我國古代通過商貿及海外移民途徑傳播中國文明的+
,-另一個重要方麵。中國陶瓷的輸出曆史悠久。明代前期，主要是通過明*
.
\/政府對外贈予或各“入貢”國家使節回程貿易及鄭和通航貿易等途徑輸0
出的。明中葉以後，私人海外貿易的繁榮及海外移民數量的上升，陶瓷輸出量隨之擴大。據沃爾克（ＴＶｏｌｋｅｒ）的統計，從萬曆三十年至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０２年至１６８２年）經荷印公司輸出的中國陶瓷器在１６００萬件以上。③僅萬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荷印公司要求中國輸入的瓷器就有：深牛油碟４０００個，淺牛油碟１２０００個，大果盤１２０００個，小果盤３０００個，大杯４０００個，小杯４０００個，大型碟５００個，中型碟２０００個，小型碟４０００個，大碗１０００個，小碗２０００個，茶盤８０００個，餐碟８０００個。④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要求輸入的瓷器項目有：大碟４０００個，深牛油碟４０００個，淺牛油碟２５０００個，果碟９０００個，小果碟３０００個，卷邊形的杯８０００個，碗１０００個，小碗２０００個，茶盤８０００個，餐碟５０００個。⑤可見，中國輸出的瓷器品類繁多，而且多為生活用品，中國甚至有為歐洲商人專門生產的西式瓷器經南洋出口。據沃爾克（ＴＶｏｌｋｅｒ）記述，萬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荷蘭人襲擊葡萄牙船凱撒列那（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ａ）所得到的中國瓷器將近３０拉斯特［１拉斯特（Ｌａｓｔｓ）相當於２噸］，後來運到阿姆斯特丹拍賣，法王亨利四世買了一套餐具，⑥這種餐具被認為“顯然是西①［明］羅曰醁：《鹹賓錄》之《渤泥》，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６３頁。
②［清］謝清高口述，［清］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海錄注》，中華書局１９５５年版，第５１—５４、５７—５８頁。
③ＴＶｏｌｋｅｒ，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５４，ｐ２２７－２２８④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５，ｐ１２６⑤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５，ｐ１２６⑥ＴＶｏｌｋｅｒ，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５４，ｐ２２書
餐餐具”①。誠如萬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十月十日荷印公司總督致公司!
\"董事的信中寫道：“這些瓷器都是在中國內地很遠的地方製造的，賣給我#$
%們各種成套的瓷器都是定製（的），預先付款。因為這類瓷器在中國是不&''''
用的，中國人隻有拿它來出口，而且不論損失多少，也是要賣掉的。”②荷(%
)印公司從中國輸入的瓷器除一部分轉銷歐洲外，同時以巴達維亞為據*+
點，銷往印尼各地如爪哇的萬丹（Ｂａｎｔｅｎ）、井裏漢（Ｃｉｒｅｂｏｎ）、哲帕拉（Ｊｅｐａｒａ）、直葛（Ｔｅｇａｌ）、北加浪岸（Ｐｅｋａｌｏｎｇａｎ）和桑丹（Ｊｏｒｔａｎ），巴厘島（Ｂａｌｉ），安汶島（ＰｕｌａｕＡｍｂｏｎ），蘇門答臘的占碑（Ｊａｍｂｉ）、英德拉哥裏（Ｉｎｄｒａｇｉｒｉ）、西裏巴（Ｓｉｌｅｂａｒ）、舊港（Ｐａｌｅｍｂａｎｇ）、蘇島西海岸和亞齊（Ａｃｅｈ），婆羅洲的蘇卡達納（Ｓｕｋａｄａｎａ）、馬塔普拉（Ｍａｒｔａｐｕｒａ）和馬辰!\"#（Ｂａｎｊａｒｍａｓｉｎ）等地。僅崇禎九年（１６３６年）一年，運往上述港口的瓷器總數就達３７９６７０件之多。③公司也參與印支半島如越、泰、緬等國的陶瓷貿易。
在馬來半島，也運來各種款式的中國瓷器，據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一項備忘錄記載，有奶油深盤５００００個，細盤５００００個，細芥辣壺１０００個，大盤１０００個，大細碗１０００個並配套適量小碗，能裝二十英兩的酒壺５００個，精美的果盤２０００個，鹽碟１０００個及大盤２００個。④在菲律賓，同中國瓷器的貿易亦頗發達，如隆慶四年（１５７０年）五月八日，西班牙殖民者在菲海域劫掉兩艘中國商船，“船的甲板上都裝滿了陶甕和陶器、大瓷瓶、盤子和碗，以及他們稱之為‘中國細瓷’（Ｓｉｎｏｒａｔｓ）的精美細瓷甕”⑤。另據福克斯（ＲｏｂｅｒｔＢＦｏｘ）的研究，在菲律賓島那些未經西班牙殖民者直接統治的地區，明中葉及明末中國陶瓷貿易顯然也在頗為廣泛的地區出現。在菲島南部的棉蘭老（Ｍｉｎｄｏｎａｏ）、蘇祿（Ｓｕｌｕ）及巴拉望（Ｐａｌａｗａｎ）發掘有大批明末的瓷片（陶甕或陶盤），它們被廣泛①中國矽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１０頁。
②中國矽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１０頁。
③ＴＶｏｌｋｅｒ，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５４，ｐ１９６④ＴＶｏｌｋｅｒ，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５４，ｐ２３－２４⑤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Ⅲ，ｐ７４書
!用來儲藏密酒。福克斯指出，明代中葉及末葉出土的菲島陶器多屬白地\"
#①$藍花者，且以碗碟居多。
!
!
%隨著中國陶瓷器的大量輸入以及移居海外的陶工的增加，中國製瓷&
''''技術不同程度地影響移居地各國的陶瓷燒製業。菲律賓的南怡老戈省(
)*南岸社製造的一種被稱為“文奈”的中國甕，深受明代瓷器工藝的影響，+
,②-據傳這是由福建晉江瓷灶鄉的工匠在西班牙治菲前引進的工藝之一。
*.
\/１６世紀建立的越南重要的製瓷中心藩郎，是采用中國陶瓷業中心景德鎮0
的製瓷技術，遂有人比之為“越南的景德鎮”。③在泰國，據說著名的宋加洛（Ｓａｗａｎｋｏｌｏｋｅ）陶瓷業就是由元大德四年（１３００年）去暹羅的中國瓷匠師創辦的，不久泰國新型瓷器的製造和宋!\"\"加洛瓷窯生產的青瓷都是中國的式樣和技術，④而且一直持續到１６世紀。宋加洛窯的產品是仿製中國浙江的龍泉窯的青花瓷器，比如其中有一種瓷盅呈柿形，蓋柄像柿蒂，小巧玲瓏。這種柿產於中國，而暹羅沒有生產，很顯然，柿形瓷盅的設計受到中國的影響。⑤此外，泰人日常所用的白瓷器、陶土器，均沿用中國技術製造，外觀亦酷似中國陶瓷。
通過海洋貿易和移民陶工的傳播，中國陶瓷文化對海外移居地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強烈影響，主要表現在：（一）對飲食文化的影響。明代陶瓷成為東南亞地區普遍使用的食器（餐具或炊具）。據《諸蕃誌》登流眉國條雲，“飲食以葵葉為碗，不施匕箸，掬而食之”；蘇吉丹條雲，“飲食不用器皿”；勃泥國條雲，“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器，食畢則棄之”⑥，可證宋元時在東南亞還很少見盤碗①ＲｏｂｅｒｔＢＦｏｘ，“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ＦｒｏｍＳｈｕｂｅｒｔＳＣＬｉａｏ（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４，ｐ１０９②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ＡｚｕｒｉｎＬ：《瓷灶的製瓷技術》，《華僑周刊》卷２６第１期，參閱葉文程：《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８—１３９頁。
③［日］小山富士夫：《法屬印度支那的陶器》；查爾斯·斯平克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ｉｎｋｓ）：《重評越南外銷陶瓷》，《暹羅學會會刊》１９７６年１月號。
④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ｐｐ３－４⑤孔遠誌：《中國陶瓷在東南亞》，載《中國東南亞研究通訊》１９９０年第２—３期。
⑥馮承鈞校注：《諸蕃誌校注》卷上《登流眉國》《蘇吉丹》《渤泥國》，中華書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０、２７、７７頁。
書之類的外銷瓷器。但進入明代以後，盤碗類瓷器大量輸入，情況大為改!
\"觀。《明史·外國傳》“文郎馬神”條載：“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
①②%漸用瓷器。”且對“中國青瓷盤碗等品……甚愛之”。中國瓷器盤碗的&''''
輸入使東南亞的食用器皿得到改善。中國外銷東南亞的瓷器最多為大(%
)盤、大小碗、酒海、小罌水瓶及貯水所用之陶瓷，尤以大盤為多。庶民多*+
用普通的大盤和大小碗。因為普通瓷器大都為民窯燒製，價廉而實用；而大盤則既不易生產，也不便運輸，價格也較高。大抵“此種大盤，非普通貧窮之民庶所能常備，此應為統治者，或貴人，或地區首長，當義務大量儲藏家中，以備庶民或有宴會時借用，宴後，立即送還，以備將來他庶民借用”③。瓷器的許多品質如胎質堅致細密，器表釉料潤澤秀明，斷麵!\"#不吸水分，敲擊聲音清越，耐酸、耐堿、耐高溫，和食物接觸不起化學作用，器表光滑，容易揩洗，不利於病菌的黏附和繁殖等，都表明它特別適於做飲食器具，比任何其他材料所製器皿都優越。中國陶瓷的長期輸出對東南亞人民的飲食衛生與健康長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對喪葬文化的影響。東南亞的許多民族，如北加裏曼丹的拍巴人、杜生人、穆律人、普得丹人、杜亞蘭人、克利曼丹人，都有甕葬的風俗。
《東西洋考》也提到文郎馬神國與中國通商後，“乃漸用瓷器又好市華人瓷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④。甕藏方式一般將瓷甕裂為兩半，置屍體於其中下半部，然後用瓷缽蓋嚴，塗以液膠，甕底常鑿一小管導出屍液。待數年後屍融骸剩，再擇日啟甕洗骨，放入一小甕，舉行墓葬儀式。⑤在菲律賓也很早就流行甕葬形式，且明代以來，中國瓷器傾銷菲律賓，富人多用瓷甕作為葬甕。⑥瓷棺葬俗引起東南亞人民對中國瓷器的特別重視，瓷甕價格尤為昂貴；同時此種風俗也是中國瓷器暢銷東南亞的一個①［清］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文郎馬神》，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３８０頁。
②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之《占城國》，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６頁。
③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３頁注６。
④［明］張燮：《東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國考·文郎馬神》，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冊，第５３頁。
⑤朱傑勤：《中國陶瓷和製瓷技術對東南亞的傳播》，《世界曆史》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⑥劉芝田：《中菲關係史》，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０９頁。
書!重要原因。在東南亞的喪葬文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瓷器被當作隨\"
#$葬品，如在菲律賓卡拉塔甘（Ｃａｒａｔａｇａｎ）的１６世紀的墓葬中，發現許多小!
!
%瓷罐放在死者頭部周圍；或把青瓷碟覆蓋在死者陰部，被認為“他們肯定&
''''是相信瓷器具有神聖的保護性”。此外，還有杯子、碗、小壺等隨葬品，大(
)①*概是死者下葬時施法所用。
+,（三）對宗教生活的影響。中國對東南亞的外銷瓷中有許多兩口水-
*.瓶，稱為“軍持”（梵文）或“淨瓶”（Ｋｅｎｄｉ，馬來語）。明代的軍持有一種\/
0是為適應東南亞穆斯林宗教生活和宣傳教義的需要而專門生產的特種器物，它有一個乳房狀的注口，注口稍小，不易傾泄；瓶口較闊，以利入水；口上有蓋，保持清潔。這種“軍持”既利於吸飲又便於攜帶。明清之!\"#際伊斯蘭教盛行於印尼、馬來西亞，中國的青白花瓷“軍持”，適應伊斯蘭教宗教生活中用水多的習慣，因而成為穆斯林生活的慣用器物。明清大量輸入東南亞的軍持，在我國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②另外從發現的青花大盤上有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語錄和圖案，以及用中國瓷碗裝飾木製墓標的做法，③可以判斷東南亞穆斯林們還利用中國瓷器作為宣傳伊斯蘭教的工具。
（四）對價值觀念和婚姻、社交等文化生活的影響。在東南亞許多地區，當地人民以擁有中國瓷器（特別是宋瓷或明瓷）的多少作為衡量財富的標準。在婆羅洲，當地人一有錢就買古瓷甕，藏甕多者即被稱為有錢人。瓷甕還可以作為嫁妝以及用來繳納罰款或抵押借貸。在許多菲律賓人的婚姻中，娶媳婦的聘禮全部或大部為瓷器。④“許多菲天主教徒，至今仍把大陶甕看作無價的傳家寶和社會地位的標誌。業已西方化的天主教菲律賓人也還著迷於中國瓷器。中國古代瓷器現已成為珍貴的①ＪＭ艾迪斯：《在菲律賓出土的中國陶瓷》，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１輯），１９８１年，第３５—４７頁；葉文程：《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６、２２７頁。
②韓槐準：《軍持之研究》，載《南洋學報》第６卷第１輯，１９５０年，第２５頁。
③［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胡德芬譯，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９頁。
④ＡｕｒｏｒａＲｏｘａｓ－Ｌｉ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ａｓ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Ｐｒｏ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ｒ（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２２５書
搜集品。”①更有趣的是菲律賓描拉灣的巴塔克族人（Ｂａｔａｋｓ）有這樣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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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若男人對婦女有非禮行為，須用瓷器賠償損失，例如磨（擦）身罰瓷器$
②%十件，撫乳罰三十件，強奸罰一百件等。在各種禮俗上也離不開瓷盤，&''''
③(如祭禮中獻給精靈的供物放在瓷盤上。瓷器還作為社交場合的一種饋%)
贈珍品或榮耀象征。萬曆二年（１５７４年）菲各酋長為表忠於西班牙國*+
王，都送“珠寶、黃金、絲綢、瓷器、貴重的大陶甕等”④。在菲律賓南部，跳宗教舞蹈時都必須頭頂盛裝供物的瓷碗，並以使用從中國進口的瓷器為榮，如果未能采用外國的瓷器，對男人來說是一件極不光彩的事。⑤可見中國瓷器的輸入對於東南亞人民的社會經濟生活與價值觀念的變遷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明清時代，除東南亞地區以外，日本仍是中國人從事直接海外經濟活動的主要地區。雖然日本與東南亞不同，沒有一個推行擴張主義的西方強國控製日本，因此並沒有大量的中國移民僑居日本，但借著中日源遠流長的文化聯係，以及明後期中國沿海民間海洋經濟活動的推動，日本長崎等地的中國移民在１７世紀開始大量增加，並與中日走私貿易有直接的關聯。
中國海商以及移民商人對於日本經濟的諸多益處，使日本方麵長期對中國商民施以特殊的待遇。中國船商到達長崎港口被準許自行交易，在當地僑居經營小本生意的肩負商人也可自由串巷叫賣，日本幕府不予幹涉。在長崎的中國移民並公開表明信奉佛教，如當時的閩南人移民社會從萬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起即以當地的佛教廟宇作為正式的聚會所；同時，來自江浙一帶的移民更於天啟三年（１６２３年）建立了興福寺，促使閩南人進一步於崇禎元年（１６２８年）建立了自己的福濟寺；接著來自福①Ｆａｙ－ＣｏｏｐｅｒＣｏ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２９，ｐ２５②劉芝田：《中菲關係史》，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６６頁。
③Ｆａｙ－ＣｏｏｐｅｒＣｏ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２９，ｐｐ１４－１５④ＡｕｒｏｒａＲｏｘａｓ－Ｌｉ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ａｓ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Ｐｒｏ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ｒ（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２２５⑤ＲｏｂｅｒｔＢＦｏｘ，“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ＦｒｏｍＳｈｕｂｅｒｔＳＣＬｉａｏ（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４，ｐ１１２書
!州的中國移民也建立本集團的崇福寺。中國移民改奉佛教，擺脫了當時\"
#$大肆宣揚天主教的葡萄牙人而受到日本的明顯優待。中國移民被允許!
!
%在廟宇周圍以外的地方自由地和有生意往來的日商混住。他們在長崎&
''''①(港的發展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也為入清以後的１７、１８世紀民間中日長)
*崎貿易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同時為中日社會經濟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默默+
,-的奉獻②。
*.
\/明清時代的中國海商中有一部分屬於短期的商業移民，這種移民類0
型的主要特點是國際或地區間的流動性較大，但他們借貿易商品的物媒中介把明清期間沿海地區的發達商品經濟與東南亞甚至歐美國家直接!\"!聯係起來，成為中國海洋商品經濟網絡的一部分。
二、海外移民商販的中介作用在中國海外移民中，商販是一個重要成分。這些商販多是隨中外貿易商船而來的“大批人丁”③的一部分。據天啟五年（１６２５年）二月二十四日《吧城日誌》（ＢａｔａｖｌａｓｃｈｅＤａｇ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發表的報告，一艘由泉州駛抵巴城的華船運來各種粗細的貨品，並且運來４０名商人，８０名船員和水手，還有３６０名隨貨同來的商販。費慕倫博士則特別指出隨貨同來的３６０人，都是肩挑中國瓷器到處叫賣的小商販。許多人借著這裏比南中國更為優越的生活環境而安居下來。④中國海外移民商販經營活動的類型，包括設有店鋪的零售商，設在集市的固定攤販以及在我國稱之為“貨郎擔”的流動小商販。他們廣泛的活動範圍，在傳播商業經濟文明中也顯出其民間性和廣泛性。
首先，如果說海商把中國商業文明輸送到了東南亞，那麼這些移民商販則更深入一步地把商業文明帶到了更廣泛的民間。商船載運而來的大量中國商品，幾乎都有賴於這些商販出去銷售。在這種商業運動過①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頁。
②［日］大庭修：《江戶時代的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４頁。
③［荷］費慕倫：《紅溪慘案本末》，李平等譯，雅加達翡翠社基金會１９６１年版，第６頁。
④［荷］費慕倫：《紅溪慘案本末》，李平等譯，雅加達翡翠社基金會１９６１年版，第６頁。
書程中（包括商販收購土產的活動），他們把中國傳統的勤勞的經營方式也!
\"#
帶到了東南亞。比如１７世紀，萬丹唐人街市“一直從下午到夜半，中國$
①%人在這裏勤勤懇懇地經營著”。他們不僅占有勤奮、節儉和善於理財等&''''
(商業優勢，還特別注意商業經營方麵的人際關係，尤其與東南亞當地人%)
民保持密切的聯係。不管是小商店，還是固定攤販或流動小販，都遍布*+
東南亞各地，形成密集的銷售網絡，幾乎經營一切可以經營的業務如什貨、百貨、收購等，與東南亞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生活息息相關。這是東南亞原住民和其他國家僑民所不具有的特殊優勢。
其次，中國海外商販在從事商業活動中，把許多中國的商品流通工具傳播到東南亞，促進當地經濟行為的變遷。!\"#中國古老的度量衡器具就是通過中國移民商販傳入東南亞的，Ｈｏｕｔｍａｎ在航海日記中記述萬丹華人小商販說：“僑居當地的中國人多是向農民收購胡椒的小商販。他們手提一杆秤和兩個布袋，深入到農村各地收購。”②貨郎們則“整天背著沉重的包袱，從一條巷子走到另一條巷子去叫賣”③。當地人民由於沒有度量衡，買賣貨物以手掬之，沒有統一標準。中國移民在通商貿易和收購土特產等買賣行為中將大秤（或稱手秤）傳入當地後，因簡單方便，易於攜帶，深受當地人民歡迎。據載，荷印公司一位在外地的代理商曾特地為使用“中國秤”之事向巴達維亞總部報告說：“中國人所使用的大秤（手提秤），可以衡量二擔左右，此處甚為需要，望即送來，因為我們無法對付計重問題；我們現在以一套石碼計重，每天都得變換。”④１７世紀稍後到過婆羅洲的英人布裏克曼（ＤａｎｉｅｌＢｌｅｅｋｍａｎ）看到當地“升頭尺寸完全按照中國的標準”⑤。可見中國移民①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ｄｅＨｏｕｔｍａｎ在１６１５年發表的航海日記中有詳細記載。引文見［日］岩生成一：《下港（萬丹）唐人街盛衰變遷考》，載《南洋問題資料譯叢》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②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ｄｅＨｏｕｔｍａｎ在１６１５年發表的航海日記中有詳細記載。引文見［日］岩生成一：《下港（萬丹）唐人街盛衰變遷考》，載《南洋問題資料譯叢》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③［印尼］甫榕·沙勒（ＢｕｙｕｎｇＳａｌｅｈ）：《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後在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原載《覺醒周刊》，１９５６年第３８期，譯文見《南洋問題資料譯叢》１９５７年第３期。
④Ｔｅｒｐｓｔｒａ，Ｗｅｓｔｅｒｋｗａｒｔｉｅｒｅｎ，ｐ２５７，ｆｒｏｍ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５５，ｐ３７４，Ｎｏｔｅ６５⑤溫廣益等：《印度尼西亞華僑史》，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６頁。
書!還傳入了其他度量衡器具。
\"#
$中國貨幣在東南亞流通使用是商業文明傳播的又一重要方麵。無!
!
%疑，中國貨幣也是經華商的活動得到傳播和流通的。
&''''明清時代，中國曆代的銅錢仍然繼續在東南亞如爪哇的萬丹、巴厘(
)*和望加錫等地流通。①由於中國銅錢散布區域很廣，所以不容易被廢除。
+,
-比如在印尼，直到有荷蘭硬幣（Ｄｏｅｗｉｔａｎ）之後中國銅錢仍然通用。菲斯*
.（Ｖｅｔｈ）的著作談了很多有關爪哇的貨幣問題，他指出：\/
0當１５９５年荷蘭人的船舶第一次來爪哇時，爪哇及其周圍島嶼都已存在大量的中國貨幣，這些貨幣是由每次來裝運胡椒的中國船!\"#帶來的。後來由於經常不夠輔幣使用，萬丹的中國商人就在中國訂製錫幣，這些錫幣是仿照中國的銅錢鑄造的，錢的中間也有一個四方孔，這些錫幣名叫卡西士（Ｃａｓｓｉｅｓ）或叫比季士（Ｐｉｔｊｉｓ），它的價值是：１仙（ｃｅｎｔ）可以換得５個錫幣。１６１８年３月１１日，燕·彼德遜·昆在信上也談到這些貨幣。他說，這些貨幣的價值不很固定，時高時低，輔幣不夠用時價值就高，輔幣多時價值就低。價值高時，１個裏爾（ｒｅａａｌ）隻兌換８０００個卡西士，平常是１個裏爾兌換３００００個卡西士。１６３３年，在巴達維亞一兩個華人被批準鑄造錫幣，１個裏爾值４２００個錫幣。②１７世紀末１８世紀初，印尼井裏汶王室也把鑄幣權承包給當地華人甲必丹港主陳洋哥，井裏汶錢幣還刻有“史丹裕民”（即Ｓｕｌｔａｎ，使人民富裕之意）、“邦其蘭寶”（即Ｐａｎｇｅｒａｎ，通寶之意）等漢字。③當時東南亞的圓形方孔、八角形圓孔、圓形八角孔等有孔錢幣（Ｐｉｔｉｅｓｔｅｂｏｈ）和無孔錢幣①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ｅ，ＴｒｏｊａｎＨｏｒｓｅｏｆＬｅａｄ，ｔｈｅＰｉｃｉｉｎＥａｒｌｙ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ａｗ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７９②［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７４頁。
③ＥＮｅｔ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Ｊ．Ａ．ＶａｎｄｅｒＣｈｉｊｓ，ＤｅＭｕｍｔｅｎＶａｎ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ｄｉｅ，Ｂａｔａｖｉａ，１８６３，ｐｐ１５５－１５７書
（Ｐｉｔｉｅｓｂｕｎｔｕ）均深受中國流入之錢幣影響。①據有些到過巴厘島的人!
\"說，巴厘的居民至今還拿這種中國銅錢做慶典之用。中國度量衡的傳入#$
%及錢幣的影響對東南亞各地的經濟交流起了促進作用。&''''
移民商販多屬於定居型的移民，區域內或城鄉流動性較大。他們的(%
)商業活動傳播了傳統的中國商業文明，一定程度上帶動了移居地商品經*+
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販移民憑借自己豐富的經營經驗以及鄉村小店的管理能力，把觸角深入到窮鄉陋巷、深山叢林，②促進當地居民與鄰邦國家，甚至世界各地的商業直接或間接地聯結在一起，進而逐漸把移居地經濟與處於上升階段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相溝通，積極有益地推動了移居地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發展。
!\"#海外商販移民在中國海洋商貿經濟與海外地區的溝通中所發揮的中介作用，雖然突出的表現是在１９世紀中葉以前，但此後也沒有因為國際環境的變更而完全喪失。特別是在非西方工業產品可以取代的傳統商品，如瓷器等仍然是市場銷售的主要商品，這是近代中國維持傳統貿易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節農業手工業移民與技術的傳播明清時代，除商業移民外，大量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等行業的移民在移居地進行著以生產和技術傳播為主的經濟活動。因此，生產技術的海外流播成為沿海地區與海外移居地社會經濟交流的重要內容。
一、農作物種植及其加工技術的傳播明清以降，中國沿海地區較先進的農業技術和農作物加工技術，隨著海外移民傳到海外移居地，尤其在東南亞一帶最突出。
①《荷屬東印度公司》，第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３頁，轉見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０頁。
②陳序經：《南洋與中國》，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１９４８年版，第５９頁。
書!（一）生產工具如犁、水車、水磨等的南傳\"
#$在菲律賓，有著與中國相同的刀耕火種等文化特質，梯田文化即由!
!①%中國南方傳入。
&''''１６世紀中國移民向菲律賓人民介紹使用中國犁具。②一位英國人(
)*對菲律賓的評論說：他們用的犁具是中國式的，有一個手柄，設有犁頭或+
,-犁頭後的定形鐵（犁刀），犁頭的上部是扁平的，在耕地時轉向一邊而發*
.③\/揮功用。中國移民還把水車、水磨和水牛、黃牛、馬、糞肥或其他有機肥0
料的使用方法帶到菲律賓並傳給了菲律賓農民。④據載萬曆二年（１５７４年）菲律賓人開始使用馬車做交通工具，當時菲督“派人到中國去，購買大宗馬匹回菲”⑤。萬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薩拉紮爾主教也提到，中國人!\"#運來很多馬匹和水牛。⑥從中國輸入的水牛，據說比墨西哥引進的牛更能適應菲律賓的自然條件，而且從中國輸入途短而價廉，可較大批量地運進，因而成為菲律賓農業的主要畜力。⑦曆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可以斷定，在西班牙人到來前夕，菲律賓人已經懂得使用以馴服的水牛牽引的犁。當然，這種水牛是由來自中國的!\"（ｔｈｅｊｕｎｋｓ）定期運來的，並且很可能訓練它們深而整齊地犁地的技術也是由早期華人首先引進到菲律賓的。”⑧在印度尼西亞，爪哇的唐格朗（Ｔａｎｇｇｅｒａｎｇ）地區，當地農民耕田時廣泛使用最早由蔡煥玉（ＴｊｏＨｕａｎＧｉｏｋ）大力推廣的“中國犁”。⑨蔡煥玉①劉芝田：《菲律賓民族的淵源》，東南亞研究所１９７０年版，第３０—５７頁。
②劉芝田：《菲律賓華僑史話》，海外文庫出版社（台北）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７—４８頁。
③［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０９頁。
④ＥＭＡｌｉｐ，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Ｍａｎｉｌａ，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７４，ｐ５０；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Ｄ．Ｃｕｓｈｎｅｒ，ＬａｎｄｅｄＥ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１９７６，ｐｐ．２４－２６，３８，４０；趙鬆喬等：《菲律賓地理》，科學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６２、９５頁。
⑤劉芝田：《菲律賓華僑史話》，海外文庫出版社（台北）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４頁。
⑥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Ⅶ，ｐ３５⑦黃滋生：《１６—１８世紀華僑在菲律賓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載廣東僑史學會編：《華僑論文集》（第１輯），１９８２年，第３５１頁。
⑧ＦｒＨｏｒａｃｉｏＤｅＬａＣｏｓｔ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Ｊ（ｅ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７４，ｐ５２⑨Ｐ．Ａ．Ｔｏｅｒ，ＨｏａＫｉｏｕｄ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Ｄｊａｋａｒｔａ：ＢｉｎｔａｎｇＰｒｅｓｅ，１９６０，Ｈａｌ１２０書
於順治十二年至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５５—１６９９年）在巴城任甲必丹，①可見!
\"#
遲至１７世紀中後葉，中國犁耕技術已在印尼的一些地區得到廣泛推廣$
%和使用，而且至今仍采用這種犁。《荷印百科全書》（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ｅＶａｎ&''''
(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ｄｉｅ）說：“印尼農民在旱田和農園中使用一種入土較淺的%)
②*犁，叫作中國犁，顯然是模仿中國犁製造的。”１９世紀初葉，英人斯賓+塞·聖約翰爵士在考察加裏曼丹犁耕技術後，亦說：“我認為這種高級耕作顯然是中國文化的遺跡。”③可見１９世紀加裏曼丹農民所用的犁還是中國傳播的式樣。
（二）稻米耕作法據考證，東南亞原始的稻米種植法，係利用雨季把種子插於田中；在!\"#秧苗生長期內既不施肥，亦不除草，稻田裏雜草叢生。當地居民以為稻稈可以得到這些雜草的支撐，不致因結穗而倒墜。收割時隻將稻穗摘下，並將曬幹後的稻稈與雜草燒成灰作為肥料，如此輪作保養。這樣的原始種稻法，稻米產量自然不高。④中國移民則把較進步的耕作製和先播種苗、插身成行，以及除草、施肥、收割及稻草的利用等經驗帶到東南亞並傳授給當地人民。１６世紀下半期中國移民在印尼萬丹建立“新村”，已從事水稻種植。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尼霍夫（ＪｏｈｎＮｉｅｕｈｏｆｆ）在巴城看到，那裏的中國人“大部分從事打魚和耕作，尤其是種稻、種蔗和種玉米”⑤。在菲律賓，１７世紀２０年代後，大批中國移民在中、南呂宋地區種植水稻；崇禎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在內湖水畔的卡蘭巴一地種稻的中國移民即達６０００人。一些菲律賓學者對當時華人農業技術評價甚高，稱①許雲樵校注：《開吧曆代史紀》，《南洋學報》第９卷第１輯，１９５３年。
②Ｐ．Ａ．Ｔｏｅｒ，ＨｏａＫｉｏｕｄ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Ｄｊａｋａｒｔａ：Ｂｉｎｔａ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Ｈａｌ１２０③［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２３頁。
④陳烈甫：《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與華裔》，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８３年修訂版，第１２６頁。
⑤ＪｏｈｎＮｉｅｕｈｏｆｆ，“ＲｅｒｎａｒｋａｂｌｅＶｏｙａ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ｓ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ｆｒｏｍｄｕｔｃ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ｒｏｍＡ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ｙａ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ｓ，ｅｔｃＶｏｌ．Ⅱ，ｐ２５８，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４４－１７４６書
!他們是菲律賓的農學家；①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傑出的園藝匠，甚至在完\"
#②$全荒蕪的土地上生產出各種優良的植物。中國工匠製造石磨，還把用!
!石磨除稻殼法傳授給菲律賓人民，“他們用兩塊石頭把糙米的糠皮磨掉，%
&''''比民答那峨（Ｍｉｎｄａｎａｏ）人民用木臼搗米的辦法便利得多”③。在越南、柬(
)*埔寨，明末移居嘉定、定祥、邊和等地的中國移民和當地各族人民一道胼+
,手胝足，開荒辟地，消除森林，浚幹沼澤，④使荒山僻壤變為田園耕植之-
*⑤
.地，進而發展成發達的農業區域，以後又成為世界著名的稻米之倉。
\/0（三）甘蔗種植及其加工技術中國移民把種植甘蔗以及從甘蔗中取糖⑥的技術介紹到菲律賓，並傳授當地人民榨糖、製糖的方法。他們把用垂直的石碾和鐵熬鍋的榨糖!\"#煎糖技術引進菲律賓，在菲律賓建立了第一家使用這種技術的製糖廠。⑦在印尼，中國移民對甘蔗種植與加工的貢獻更為突出，印尼的土壤與氣候均極適宜甘蔗的種植，不過在１７世紀以前，印尼的食用糖多是從桄榔（ａｒｅｎ）花梗中的甜液製成的棕櫚樹糖（ｇｕｌａａｒｅｎ），⑧雖然那時當地人能以土法製糖，但生產技術落後，產量很低。印尼製糖業的發展主要是在大量中國人移民爪哇，並把種蔗經驗和製糖技術傳入當地以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巴素在其著作《東南亞之華僑》中寫道：“雖然土人也用土法製造蔗糖，但真正將蔗糖工業介紹到爪哇來的卻是華僑。”因此，“巴達維亞開埠後不久，諳於其道的華僑便在該地設立了糖作坊。他們用牛或①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ｏｆＯｕ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Ａｌｍａ，ＲＨｕａｎｇ（ｅ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３６；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Ａｌｉｐ，１９５９，ｐ２６②ＲａｆａｅｌＣｏｍｅｎｇｅ，ＬｏｓＣｈｉｎｏｓｅｎＦ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ｆｒｏｍ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Ａｌｉｐ，１９５９，ｐ２６③［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０５頁。
④［法］克洛迪娜·蘇爾夢（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Ｓｕｌｍｏｎ）：《華人對東南亞發展的貢獻———新的評價》，林遠輝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華僑史論文集》（第３集），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３頁。
⑤陳顯泗：《柬埔寨兩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４２頁。
⑥ＦｒＨｏｒａｃｉｏＤｅＬａＣｏｓｔ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Ｊ．（ｅ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７４，ｐ５２⑦ＪｏｈｎＦｏｒｅｍ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ｃ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９９，ｐ１１８⑧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０頁。
書水力推轉石磨來壓榨甘蔗”。①杜爾（ＰＡＴｏｅｒ）也指出：“雖然以往印尼!
\"也能以土法產糖；但隻有采用了華人先進的製糖工具後，產量才大大地#$
%增加，從而促進了當地人民的經濟繁榮。這種新的工具就是在中國所普&''''
遍采用的水力榨糖機（Ｋｉｌａｎｇａｉｒ），在沒有水力時也可以用畜力來代替；(%
)……到現在它仍是西爪哇和西蘇門答臘製糖加工業的主要工具。”②崇禎*+
十年（１６３７年），荷印公司決定在巴城及其郊區一帶建立製糖磨坊，中國移民容觀（ＪａｎＫｏｎｇ）創辦巴城首家製糖磨坊，利用水力和畜力推動石磨榨糖。此後，巴城蔗糖產量大增：１６３７年（崇禎十年）：１９０餘擔（１２噸）③１６４８—１６４９年度（順治五至六年）：２０００擔（２４５０００磅）④!\"\"１６４９—１６５０年度（順治六至七年）：近５０００擔（５９８２２１磅）⑤１６５２年（順治九年）：１２０００擔（１５０００００磅）⑥１６５９年（順治十六年）：１３２００擔—１３８００擔⑦１７世紀，三寶壟地區也已有中國移民開設的甘蔗榨糖廠，並租用當地居民的旱地來種植甘蔗，同時也從當地鄉村居民中采購甘蔗。⑧爪哇甘蔗製糖業不僅始自中國移民，而且在長達兩個多世紀中一直由中國移民大規模經營，⑨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爪哇中國移民的入境數量和荷蘭殖民政府各項限製移民禁令的效果。瑏瑠①［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６８３頁。
②ＰＡＴｏｅｒ，ＨｏｅＫｉａｕｄ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Ｄｊａｋａｒｔａ：Ｂｉｎｔａ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Ｈａｌ１２１－１２２③韓振華：《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巴達維亞蔗糖業的中國人雇工》，福建華僑曆史學會編：《華僑曆史論叢》（第２輯），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６頁。
④Ｋｒｉｓｔｏｆ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１９５８，ｐ１５６，１５８⑤Ｋｒｉｓｔｏｆ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１９５８，ｐ１５６，１５８⑥Ｋｒｉｓｔｏｆ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１９５８，ｐ１５６，１５８⑦溫廣益等：《印度尼西亞華僑史》，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０頁。
⑧［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５頁。
⑨ＧＣ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ＡＧＤｏｎｎｉｔｈｏｒｎ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ａｎｄＭａｌａｙａ：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５７，ｐ７８瑏瑠ＰＪＶｅｔｈ，Ｊａｖｅ，ＶｏｌＩ，ｐ１３４書
!（四）引進胡椒栽培法\"
#$１６世紀萬丹中國移民即從事胡椒種植，並采用先進的種植方法，使!
!
%萬丹成為胡椒的盛產地。杜爾（ＰＡＴｏｅｒ）指出，“對於胡椒的生產，由於&
''''(華僑采取了一套完善的先進種植技藝，極大地提高了產量”，比用舊法種)
*植增產率達１００％。他接著強調：“正是因為１６世紀采取了這種先進、優+
,-越的種植技藝，簡直是魔術般地使萬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胡椒生產地，*
.①\/並且提高了它的國際貿易地位，從而成為世界貿易中心。”１７世紀末和0
１８世紀最初１０年，中國移民把胡椒種植傳入加裏曼丹時，結合中國園藝管理中的除草、施肥、剪枝、去葉等方法，又改良了南洋地區以往一般的!\"#胡椒種植法，以提高胡椒的產量。佛瑞斯特（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在其航海記中對中國移民種植胡椒的方法有一番詳細的描述：他們和蘇門答臘的習慣不同，不讓胡椒蔓莖盤繞在榛栗樹上；而是在地上插一根竿子，或是短而堅硬的柱子，俾使蔓莖的滋養不致受到剝奪。華僑對蔓莖行列間的空地能保持得十分清潔；我曾看見他們把蔓莖上的葉子摘掉；據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讓胡椒粒子得到更多的陽光。我曾數過每一個根莖上麵的胡椒粒，多達７０到７５個———比蘇門答臘者為多。②利用改良的種植法，既可增加每株胡椒樹的產量，還可利於合理密植。“根據殖民地時期的統計，在邦加（Ｂａｎｇｋａ）的胡椒園，那些采用先進生產技術的，每公頃可栽種２５００株；但那些采用舊法的地方，如蘇門答臘的楠榜（Ｌａｍｐｕｎｇ），隻有１２００株”③。很顯然，中國移民帶來的先進的園藝管理方法，與胡椒栽培法的改進和印尼胡椒產量的提高密切相關。
此外，中國移民還在整個東南亞經營果園，種植蔬菜供出售，他們供①ＰＡＴｏｅｒ，ＨｏａＫｉａｕｄ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Ｄｊａｋａｒｔａ：Ｂｉｎｔａ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Ｈａｌ１２０－１２１②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新幾內亞和摩鹿加等地遊記》，倫敦，Ｓｃｏｔｔ，１７８０年，第３８２頁。轉引自［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２４頁。
③ＰＡＴｏｅｒ，ＨｏａＫｉａｕｄ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Ｄｊａｋａｒｔａ：Ｂｉｎｔａ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Ｈａｌ１２０－１２１書
應各種新鮮的蔬菜，並把大豆、卷心菜、小青豆、芹菜、白菜、韭菜、蘿卜、!
\"芥菜以及荔枝、龍眼、柑橘、中國柚等蔬菜、水果的新品種及其種植和加#$
①%工技藝傳進東南亞各地。總之，中國某些農作物品種以及種植和加工&''''
技術的傳入有助於東南亞的土地開發和農業生產。(%
)*
二、手工製造技藝的傳播+中國人移民海外後，不少人從事各種手工行業，如裁縫、織染、刺繡、製皮、製造家具、打鐵、打銀、製鎖修鎖、打銅、打錫、製馬具、釘書、製磚瓦、打石、燒石灰、做泥水、製蠟燭、油漆、製鞋修鞋、製帽、製燈籠、編篾、釀酒、榨油、製糖等。②正如著名的海盜和探險家威廉·丹庇爾（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在亞齊所看到的情形：“……他們並帶來一些工匠，即木匠、細木匠、漆匠等。這些工匠到後，立即開始工作，製造櫃、屜、櫥以及各種中國式的玩具；不久就在他們的作坊中都做好了，於是他們立刻開始營業，把那些東西擺在門口兜售。”③因此，到東南亞從事手工製造業的中國移民一般都具有既是工匠又是商販的雙重職業，他們不僅出售自製的手工產品，也把當時某些較先進的中國手工技藝和科學生產技術傳授給當地人民。有記載，明初洪武十二年（１３７９年）一位名叫辛榜（Ｓｉｍｐａｎｇ）的中國移民教菲律賓人製造“土巴酒”的方法，用曲刀割裂樹花，把它的汁放到竹筒中釀成，這種酒直到今天還為菲律賓農民所樂飲。④荷蘭入侵爪哇以前，中國的糖漿煉酒法已傳入萬丹。《荷印百科全書》記載：中國人把甘蔗釀酒法傳入印度尼西亞，用曲和酵母使糖漿發①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Ａｌｉｐ，１９５９，ｐｐ９６－９７；Ｅ．Ｍ．Ａｌｉｐ，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Ｍａｎｉｌａ，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７４，ｐｐ．６４－６８；［法］克洛迪娜·蘇爾夢（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Ｓｕｌｍｏｎ）：《華人對東南亞發展的貢獻———新的評價》，林遠輝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華僑史論文集》（第３集），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３頁。
②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Ⅶ，ｐｐ３３－３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ａｌａｚａｒ”（Ｍａｎｉｌａ，Ｊｕｎｅ２５，１５８８）；ｐｐ２１２－２３８，“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ｉａｎ”（Ｍａｎｉｌａ，Ｊｕｎｅ２４，１５９０）；［荷］費慕倫（Ｊａｈａｎｅ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ｕｓ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紅溪慘案本末》（ＤｅＣｈｉｎｅｅｚｅｎｔｅＢａｔａｖｉａｅｎｄｅｔｒｏｅｂｅｌｅｎＶａｎ１７４０），李平等譯，雅加達翡翠社基金會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１９—１２０頁。
③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Ｖｏｙ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ｇｏｒａｎ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１，ｐ１９５④劉芝田：《中菲關係史》，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４７頁。
書!酵，可以提煉出含酒精６６％的烈性美酒。①費慕倫（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博士在其\"
#$《紅溪慘案本末》一書中亦說，荷蘭人到達萬丹時，“萬丹的華僑不但忙於!
!經營商業，而且勤於經營農業（種植胡椒）和釀酒業”②。荷人初抵西爪%
&''''哇時，荷蘭船員還常到雅加達購買中國移民釀製的酒。巴達維亞建立以(
)*後，由於對酒的需求量的增加和製糖業的發展，中國的釀酒技術得到進+
,一步的推廣，當地釀酒業尤其是中國移民的釀酒業也開始發展起來。因-
*.為“亞力酒的釀製與製糖業密切相關，糖漿是這種烈性酒的主要配製原\/
0料”③。不過基於種種原因，“製糖、釀酒工業……這兩個幾乎全由華人經營的行業，雖然早在１６１４年已經存在，但到１６８０年以後才得以顯著發展”，在那裏，酒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中重要的專利商品。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巴達維亞周圍有１２家亞力酒廠，且均為中國移民所經營。④中國人製酒術顯得相當重要，以致在紅溪慘案後，為恢複市場酒的供應，荷印政府不得不立即招引中國移民重建釀酒廠。
中國移民除了在亞力酒釀造業上取得專利並獲得很大成功外，還引進了中國人製鹽的工藝，在順治五年（１６４８年）荷屬東印度政府統治時期，巴達維亞有個叫作“郭玉哥”（Ｃｏｎｊｏｋ，譯音）的中國移民，被授予製造和銷售鹽的特許權，並且在製鹽工業中使用了中國的傳統工藝。⑤在其他食品手工業方麵，花生油製作和麵包製作也都使用中國的工藝。據林天佑的記載，大約在１７世紀末或稍後的時期，製花生油是三寶壟中國移民的重要工業。他還指出，他們所製的花生油大多提供給當地居民做烹調之用；另外鄉民也盛行用這種油來照明，因為當時還沒有煤①《荷印百科全書》（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ｅＶａｎ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ｄｉｅ）第１卷，第５６頁，譯文參閱溫廣益等：《印度尼西亞華僑史》，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３頁。
②［荷］費慕倫（Ｊａｈａｎｅ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ｕｓ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紅溪慘案本末》（ＤｅＣｈｉｎｅｅｚｅｎｔｅＢａｔａｖｉａｅｎｄｅｔｒｏｅｂｅｌｅｎＶａｎ１７４０），李平等譯，雅加達翡翠社基金會１９６１年版，第３頁。
③“ＡｒｃｈｉｅｆｄｅｒＳｕｉｋ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ＶａｎＮｅｄＩｎｄｉｅ”，（１９２３），ＶｏｌＩｐ．４０２，ｆｒｏｍＷＪＣａｔｏ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ｄｉｅｓ，１９３６，ｐ１３④ＷＪＣａｔｏ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ｄｉｅｓ，１９３６，ｐｐ１２－１３⑤參見［法］克洛迪娜·蘇爾夢（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Ｓａｌｍｏｎ）：《華人對東南亞發展的貢獻———新的評價》，林遠輝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華僑史論文集》（第３集），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０頁。
書油和煤油燈，普通人大多用油盞———一種用陶器做的有腳的油燈。①這!
\"種油盞與中國舊時稱作“燈盞”的點燈器皿十分相似。有趣的是盛油的#$
%器具的變化大概也與中國移民的手工藝有關。最初人們用牛胃來裝油，&''''
後來可能是傳入了中國篾籮的編織技藝，而改用了編織很密的籮以及大(%
)小不一的竹筒。②*+
菲律賓麵包製作工藝的傳入源於中國麵粉的輸入。薩拉紮爾（Ｓａｌａｚａｒ）主教十分詳細而生動地記述了萬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馬尼拉市場上製作麵包的情形：“中國移民的許多麵包師用從中國運來的小麥和精細麵粉製作麵包，並且在市場上銷售或沿街叫賣。這對這個城市大有裨益，因為他們製作優質麵包且以低價出售；因而，雖然本地大量生產稻!\"#米，但現在許多人改吃麵包，這在以前是沒有的。他們樂於給人方便；當一個人沒錢買麵包時，他們就以記賬的方式賒給麵包。因此，許多士兵整年以這種方式獲得麵包，麵包師們亦按需提供麵包。”③麵包製作和其他麵製食品改變了當地人民一向隻吃大米及大米製品的狀況，豐富了他們的食品結構。
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許多中國移民從事製燭業；④在三寶壟，製蠟燭也是中國移民的重要手工業。住在該市北華人區和東華人區的中國移民差不多家家都製造蠟燭。⑤製燭手工業之所以如此普遍，大概是由於當時人們除了用油燈外，工作時更喜歡用蠟燭照明，因為蠟燭用起來比較方便。另外，中國移民大多帶著迷信的習俗，每到初一或十五都要燒①［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８頁。
②［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８頁。
③Ｅ．Ｈ．ＢｌａｉｒａｎｄＪ．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１８９８，ＶｏｌⅦ，ｐ２２７④ＦａｔｈｅｒＪｕａｎＣｏｂｏ’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ｒ（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１３５⑤［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８頁。
書!香拜神，據說每家至少要為此消耗兩對蠟燭，因此蠟燭的銷售量很大。
\"#
$關於蠟燭的製作，林天佑寫道：“蠟燭確實是中國發明的，其製法非常簡!
!
%單，所用的原料是水牛或黃牛的脂肪，這些原料來自三寶壟附近的劄巴&
''''拉、淡目、沙拉笛卡等地，華僑商人把土著居民拿到市場出售的動物脂肪(
)①*買回來，製成蠟燭後又拿到各地去出售。”在沒有電燈的年代，蠟燭製造+
,-法的傳入無疑給當地人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
*.中國家具及其製作技藝的傳入也給東南亞人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
0諸多變化。威廉·丹庇爾（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非常生動地描述了１７世紀亞齊的中國木工現場製作細小精巧家具的情形。②巴素在談到中國對緬甸手工業的影響時寫道：“為砍鑿硬木之用，本地木匠的工具是小手斧、!\"#鑿子、圓鑿、錐子，一把粗鋸及一把斧頭。緬甸人並采用了中國式的刨子和跨長凳。”③中國的油漆和顏料使用技藝也傳入東南亞。印尼語中的“漆”（ｔｊａｔ、ｔｊｅｔ）即從福建話“ｔｊｈａｔ”的語音變過來的。④在緬甸，據成書於１６世紀８０年代的《西南夷風土記》記載：“……普坎（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為漢人地方。……器用陶、瓦、銅、鐵，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人，與中國侔。”⑤中國移民把中國式的火鉗、大平底鍋、小煎鍋、碗、水壺、壺等器皿及其製作方法介紹到東南亞，⑥也大大方便了東南亞人民的日常生活，豐富了當地的經濟行業。
三、航海與造船技術的傳播明清時期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區的航運業與中國人的關係十分①［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８—４９頁。
②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Ｖｏｙ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ｇｏｒａｎｔＰｒｅｓｓ，ｐ１９５③［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上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２４頁。
④［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９頁。
⑤［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頁。
⑥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５９，ｐ９７書
密切。歐洲殖民者東來時發現，中國同東南亞地區間的航運業幾乎都掌!
\"握在中國人手裏。崇禎五年（１６３２年），暹羅以巴薩通王（ＰｒａｓａｔＴｈｏｎｇ）#$
%大肆屠殺住在大城（Ａｙｕｔｈａｙａ）的日本人並把大部分日本人驅逐出境之&''''
後，暹日之間的貿易也幾乎全部轉入中國人手中。崇禎九年（１６３６年）(%
)以後，由於日本禁止泰國舵工登陸，國王的貨物就不得不通過中國的帆*+
船來運輸了。①!\"#圖３《籌海圖編》中的廣東船式１７世紀中國商人是萬丹貴族階層（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ｔｅ）的重要成分。他們居住在固定的房子裏，擁有貨倉、船隻和奴隸，並讓這些奴隸“義男”（Ｐｅｃｕ①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５７，ｐ９書
!ｌｉｕｍ）一起從事海上貿易。①實際上，在１７世紀期間，南洋群島的華民船\"
#$商不僅維持中國南方和台灣到巴達維亞和萬丹間的正常運輸，而且在各!
!
%島之間也進行貿易。泰國的情況則似乎有些特殊，其皇家船隊完全由中&
''''國人創建，而從１５世紀起，船隊的最重要位置均被中國人占據，甚至其(
)*頭銜和職位也用中國人的專用術語。②+
,-因為中國人都是最有經驗的航海家，且隻有他們才能與大部分中國*
.口岸接觸，因此深受泰國王的重視，有的被聘為皇家船隊的代理商，有的\/
0還被“授予高官顯職”③。
Ｍａｎｄｅｌｓｌｏ特別強調，崇禎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國王派往海外的代辦官員、倉庫員和會計員都是華人”④。帕那萊大帝（１６５６—１６８８）期間，為!\"#皇室所壟斷的商船繼續由中國人管理業務。⑤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的一個暹羅商務報告證實：“國王不論在暹羅或海外的一切航務和商務，均交由華人經理。”⑥半島的其他國家如柬埔寨，中國商人也掌握了主要的海上貿易。
正是由於中國人參與了東南亞的航運業，他們的駕駛技術完全按照中國方式，因此在航海運輸的過程中，東南亞地區充分采用中國人精湛的航海技術顯然是可以肯定的。⑦而當時中國船員的航海技術，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航海經驗，具有充足的技術力量。《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就詳細地闡述了中國船員在東南亞的航海經驗，其中的東、西洋針路，占驗，水醒水忌，是日惡風，潮汐等條目都是實踐經驗的總結。如“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對所經國家或地區的針位、更數、水深，所經島嶼、①ＪＣＶａｎＬｅ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５ｐ１３８②Ｃｈａｒｎｖｉｔｋａｓｅｔｓｉｒｉ，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ｙｕｄｈｙａ：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ｉａｍ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３２③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５７，ｐｐ９－１０④Ｊｏｈ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ｗｉｔｈＳｉａｍ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９０，ｐｐ４２，４２６⑤ＳａｒａｓｉｎＶｉｒａｐｈｏｌ，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ｎｏ－Ｓｉａｍ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１６５２－１８５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７，ｐ１９０⑥Ｊｏｈ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ｗｉｔｈＳｉａｍ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９０，ｐ４２６⑦ＪＷｈｉ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ＶｏｙａｇｅｔｏＣｈｉｎａ，ｐ５４書
暗礁或淺灘等都有較明確的記載；“占驗”更包括占天、占雲、占風、占月、!
\"占霧、占電、占海、占潮八大類，這是船員們對與航海有關的天文氣象的#$
%實際應用。&''''
據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出版的《達廈德神父（ＰｅｒｅＧｕｙＴａｃｈａｎｄ）出(%
)遊暹羅日記》記載：暹羅國王的中國製商船由中國人駕駛，航駛方麵也使*+
用羅盤、測鍾和探針等儀器。他們也推算航程，有時按照風向針、氣流以及在陸地上發現的山脈、沙土的顏色、光澤和混合成分等來推算，乃至其他種種經驗都是他們所遵依的法則。①測錘是當時中國船員普遍使用的一種“以繩結鐵”的測深器，即“沉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為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②。
總之，中國的航海技術對於東南亞航海事業的作用十分重要。東南亞人民也不同程度地學習了中國人的航海技術，如印尼武吉斯族人的航海活動中結構精巧的中國羅盤得到了廣泛使用；③菲律賓蘇祿人的船隻也幾乎全部使用這種中國羅盤。④定居東南亞的中國船員、水手和造船工匠，也帶來中國的造船技術，並在東南亞與當地人一起從事造船活動。因為造船耗資巨大，海外中國移民大規模的造船活動主要始自清代。⑤在東南亞進行造船，一個十分重要的有利條件就是熱帶森林中有豐富的優質木材。如婆羅洲北岸有不少鬆木堪做大桅；⑥呂宋群島“樹木約四千二百種，高約五十丈，便於建船屋”⑦；蘇祿島可作為桅木和厚板的鐵力木特別豐富；⑧暹羅的林木用以造船亦甚堅美；等等。此外，中國人還從國內帶來了鐵釘、桐油、蠣灰、①［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上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６２頁。
②［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冊，第１１７頁。
③Ｈ·ｄｅｌａＣａｓｔａ，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７，ｐ９６④Ｈ·ｄｅｌａＣａｓｔａ，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７，ｐ８３⑤參閱陳希育：《清代中國的遠洋帆船業》，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油印本，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２０頁。
⑥ＪＭｏｏｒ，Ｎｏｔ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１８３７，ｐ２９⑦［清］魏源：《海國圖誌》卷一六《東南洋·英夷所屬新阿蘭島》，嶽麓書社１９９８年版，上冊，第５９０頁。
⑧ＪＭｏｏｒ，Ｎｏｔ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ｏｕｒｔｒｉｅ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１８３７，ｐ４４書
!棕和麻等造船材料，這是在東南亞製造中國船所需要的相應材料。
\"#
$大約在１７世紀７０年代，暹羅的中國移民開始集資籌建或替暹羅封!
!
%建王公建造遠航船隻，此時到過暹羅的歐洲人懷特（ＪＷｈｉｔｅ）指出：“暹&
''''羅的船隻設計和製造均模仿中國。”①另據有關１７世紀暹羅外文檔案，英(
)*國東印度公司駐暹代表報告說，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暹羅航運船隻幾+
,②-乎都是中國人建造與經營的。１８世紀婆羅洲的中國移民已經開始有*
.效地利用當地的造船資源，佛瑞斯特（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寫道：\/
0從開辟靠近河口的土地起，他們漸漸向內地進展，並著手砍伐木材，使其順流而下，飄流到他們所建造的簡陋的船塢中去。他們!\"#用這些木材建造大而堅固的帆船，用這種船裝載貨物駛回中國。當他們把這些貨物賣掉換得大額的款項後，就把帆船賣掉，覓置小型的船隻作為回程之用，然後再重新開始同樣的程序。③於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年（１７７４年至１７７５年）間在婆羅洲觀光的傑西先生（ＭｒＪｅｓｓｅ），曾親眼看到一艘５８０噸重的帆船，在三月初停置在文萊的一個華人船塢中，到五月底便下水了。傑西還提到華人技師用了４２５０元建成這艘船，大約每噸僅用３０先令，造船之廉價可謂史無前例。④且不管船價如何便宜，但其時已有中國式船塢（顯然是造船廠）的存在，而且造船速度極快。
中國移民在東南亞的造船活動，自然也對當地的造船技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善於航海的印尼人民學習了中國的造船技術，仿製了多種中國類型的帆船，其中包括：（一）!\"（ｊｕｎｇ），有二、三桅檣的大型中國式帆船；（二）艟舡（ｔｏｎｇｋａｎｇ），略小於!\"；（三）船尼阿（ｃｕｎｉａ）；（四）斯那①ＪＷｈｉ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ＶｏｙａｇｅｔｏＣｈｉｎａ，ｐ５４②《有關十七世紀暹羅外文檔案》卷２，第２０９頁，轉見田汝康：《１７—１９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２頁。
③［英］佛瑞斯特（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新幾內亞和摩鹿加等地遊記》，倫敦，Ｓｃｏｔｔ，１７８０，轉引自［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２３、７３５頁。
④［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２３—７２４頁。
書特（ｓｅｎａｔ）；（五）大口船（ｔａｕｋａｕ）；（六）踖舡（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ｋａｎｇ或!
\"ｗａｎｇｋａ）等，並且還仿造了許多中國舢板。①這與中國移民在當時傳播造#$
%船經驗是分不開的。中國移民的航海活動與造船技術推動了東南亞各&''''
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以及移居地與中國沿海地區的商業活動和技術交流。(%
)*
四、建築技術的傳播+明清時代，海外移民所攜帶的中國建築技術和建築風格對海外居住地的影響，以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最為典型。
１６世紀西班牙占領菲律賓並大規模興建其殖民據點馬尼拉時，大多利用大批湧入菲律賓的中國石匠、泥瓦匠、木匠及其他各種建築工匠的!\"#智慧、勤勞和他們高超的技藝。菲律賓學者ＥＭＡｌｉｐ之所以說“我們國家早期的藝術家、雕塑家和建築師都是中國人”②是有史可稽的。
中國人首先介紹了各種建築材料的製造技術以及建築房屋的方法。
他們製造物美價廉的磚瓦，通常１０００塊磚隻需８裏爾（ｒｅａａｌ），雖然他們也懂得利用機會提高磚瓦的價格，但從不會變得過高。③中國移民還利用牡蠣殼燒製石灰，薩拉紮爾（Ｓａｌａｚａｒ）主教寫道：起初，如同在西班牙一樣，石灰是用石塊製成的，但現在中國人利用在海邊發現的白珊瑚和牡蠣殼燒製石灰，開始我們不相信這種石灰的質量，但它生產出來後與我們先前製造的一樣好，並使本市不再使用他種石灰。這種石灰非常便宜，我們用４Ｒｅａａｌｓ購買１２ｂｕｓｈｅｌｓ的石灰。④①《荷印百科全書》（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ｅＶａｎ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ｈＴｎｄｉｅ）第５卷，第４２２—４４３、４４５頁；《印度尼西亞百科全書》（新版）第１４１８、３８３７頁，轉引自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１、２３７頁。
②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ｌａ：Ａｌｉｐ，１９５９，ｐ１０３③ＢｉｓｈｏｐＳａｌａｚａ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ｒ（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１２７④ＢｉｓｈｏｐＳａｌａｚａ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ｘ（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１２７書
!他們以砌成的石塊或磚瓦，建築廉價優美的房屋，而且建造速度很\"
#$快，“一個男人一年之內可為他們自己建造一幢房子；看到許多很豪華的!
!
%房屋、教堂、修道院、醫院和一座座炮台，都在很短的時間建成，是令人驚&
''''喜的”①。建築工匠勤勞而服務周到，“主人不必費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蓋(
)*好一幢房子”②。
+,
-Ｅ．Ｍ．Ａｌｉｐ也寫道：“許多教堂、修道院、醫院和石砌的房屋都是華人*
.勞工建造且由華人設計師設計的。……在古老的教堂和碎裂的石砌大\/
0建築（過去的遺址）裏，可以看到中國建築的痕跡。黎薩爾（Ｒｉｚａｉ）省的Ｍｏｒｏｎｇ和Ｔａｎａｙ的多層教堂的塔形鍾樓，南伊洛科斯（ＩｌｏｃｏｓＳｕｒ）聖瑪麗亞的巨石樓梯和教堂，內湖納卡蘭（Ｎａｇｃａｒｌａｎｇ）天主教公墓飾以瓦片的!\"\"鐵花格圍牆和怡廊（Ｉｌｏｉｌｏ），卡巴端（Ｃａｂａｔｕａｎ）教堂的傘形圓屋頂，都是菲律賓受中國建築影響的不朽表證。”③在菲律賓各地還可以找到許多具有中國獨特風格的建築物，如內湖（Ｐａｇｓａｎｊａｎ）旅遊勝地入口處有一雄偉的牌樓（這裏是１６６８年以前中國人居住的風景如畫的小城），以及牌樓頂上的一對擺著作戰姿態的中國獅子（似乎隨時準備保護這座小城和城裏中國人的祖先），及其他許多中國式廟宇、街道等都明顯烙著中國傳統建築的印記。④與建築有關的雕刻技藝也從中國傳到菲律賓。菲律賓家庭中的許多家具如櫥、箱、櫃等，富於中國式雕刻特征，還有各種木製雕像和家庭神像。⑤“祈禱用的道具（雕刻過的櫥、桌、椅等）繪有龍的圖案並鑲有象牙，現在被那些顯貴家庭視為珍寶，而石獅和石龍則用於菲律賓富裕家庭花園院子的護門神。”⑥在１７、１８世紀的建築物中還可以看到作為尖前①ＢｉｓｈｏｐＳａｌａｚａ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ｘ（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１２７②ＢｉｓｈｏｐＳａｌａｚａ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ｘ（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１２７③Ｅ．Ｍ．Ａｌｉｐ，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Ｍａｎｉｌａ，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７４，ｐ６０；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ｕ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０３－１０４．④ＢｉｓｈｏｐＳａｌａｚａ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ｆｏｎｓｏＦｅｌｉｘ，Ｊｘ（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５７０－１７７０），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ｐ１２７⑤Ｅ．Ｍ．Ａｌｉｐ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Ｍａｎｉｌａ，１９７４，ｐｐ６１－６２⑥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０３書
飾（ｐｏｓｔｆｉｎｉａｌ）的磚瓦上的雕刻，也顯示出純粹的中國風格。①!
\"明清之際的印尼也建造中國式磚瓦房屋。據載１５３０年（嘉靖九#$
%年），在巴城已有很多中國移民蓋了美觀的樓房，大約一個世紀以後，在&''''
三寶壟也建造起用磚做牆，用瓦蓋頂的中國住房。②荷蘭人到達萬丹時，(%
)發現中國移民居住區，四周圍以堅固的柵欄和塹壕，擁有城中最漂亮的*+
也是唯一的石頭建築物。房子多用磚砌成，每一所都是平式房屋。③在印尼各地都有中國寺廟和中國式建築物。一些清真寺的建築風格也是中國式的，同時中國建築術與印尼建築術漸漸地混合起來，如梭羅、日惹、萬丹等地的清真寺上端（ｍｕｓｔａｋａ）為寶塔尖，但與中國南方寺廟一樣都是重簷的。④李炯才（ＬｅｅｋｈｏｏｎＣｈｏｙ）也認為：“華南清真寺的建築和!\"#設計與那些相傳為三寶太監所建的清真寺，確有相似之處，但卻與蘇門答臘和馬來西亞的圓頂清真寺迥然不同。”⑤稍後建造的巴城紅溪清真寺（ＭｏｊｉｄＡｎｇｋｅ）則已形成中、荷、印尼三位一體的建築風格了，兩角攢尖為中國式，正門口的五級台階、柱子及屋頂頂石為荷蘭式；屋頂和帶目格窗則為爪哇式。⑥緬甸的“德由格”（即中國傳入的百葉窗），張可通風透光，閉可遮雨蔽日，深受當地人民歡迎。暹羅他真河出口處的重要口岸龍仔厝，原是華僑最初定居的城鎮，還在阿瑜陀耶王朝時，就建造了一所越艾宗巴塞古刹，這是一所中泰建築藝術合璧的寺廟，以門窗雕刻精美，手藝高超而聞名泰國。⑦１７世紀，居住在暹羅阿瑜陀耶城的中國移民有自己的“中國街”（ＣｈｉｎａＲｏｗ），而且是全城最好的街道，沿街有一百餘座用石頭或①Ｅ．Ｍ．Ａｌｉｐ，Ｔ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０５②ＪＨＴｏｐｓ，ＤｅＶｅｒｚｉｃｈｔＶａｎｄｅＪａｖａａｎＧｅｓｈｉｅｄｅｎｉｓ（《爪哇簡史》），見［印尼］林天佑（ＬｉｅｍＴｈｉａｎＪｏｅ）：《三寶壟曆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１４１６—１９３１）》（Ｒｉｗａｊａｔ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ＤａｒｉｄｊａｍａｎｎｊａＳａｍＰｏｏＳａｍｐｅＴｅｒｈａｐｏｅｓｎｊａＫｏｎｇＫｏａｎ），李學民、陳巽華譯，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頁。
③［英］巴素：《東南亞之華僑》（下冊），郭湘章譯，正中書局（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６７９、６８０頁。
④ＳｔａｍａｔＭｕｌｊａｎａ，Ｋｕｎｔａｌａ，ＳｒｉｗｉｊａｇａｄａｎＳｕｗａｒｎａｂｈｕｍｉ，Ｊａｋａｒｔａ，１９８１，Ｈａｌ３００－３０１⑤ＬｅｅｋｈｏｏｎＣｈｏｙ，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ｙｔｈ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６，ｐ７１⑥ＡＨｅｕｋ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ｏｆＪａｋａｒｔａ，Ｊａｋａｒｔａ，１９８２，ｐ１０６⑦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０９頁。
書!磚塊砌牆、以瓦片蓋頂的二層房屋，屬於中國移民以及一些“摩爾人”（主\"
#$要指印度、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而城市的其他寓所則多是由竹子和木板!
!①%條構建的簡陋小屋。
&''''明清時期，中國建築技術或建築風格有的通過中國移民直接帶到東(
)*南亞，有的則與當地的建築技術或風格合璧，有的更摻進了西方殖民者+
,-所擁有的建築技術或風格（特別是在建築風格和宗教繪畫方麵），融合成*
.為“三位一體”的建築風格。中國移民也不隻是純粹的技藝載體，他們在\/
0某些方麵吸收當時較先進的西方技藝，進而對發展東南亞的建築業做出貢獻。
總之，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相對於商業貿易更直接、更深入地促使!\"!
了中國人海外移居地社會經濟的內在變遷。盡管生產技術的傳播是由當地社會經濟條件及社會需求性與適應性所決定的，但事實已經說明：由中國移民所帶來並由他們直接參與的農業、手工業技術的轉移行為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海外移居地經濟環境乃至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的變遷與提升。
第三節海外移民與沿海經濟的變遷海外移民把中國物質文明傳播到海外，又因海洋經濟的互動，把海外物質文明回饋沿海社會，從明代後期引進農業新物種，到清代後期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對沿海經濟的影響逐漸提升，以至在沿海經濟變遷中起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一、新物種的引進與流播早期大帆船貿易過程中，許多美洲植物如煙草、玉米、可可、棉花、菠蘿、龍舌蘭、落花生、靛青、木薯、番木瓜、人心果、番茄、南瓜以及秘魯菜①ＥＷ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ＡｄｖｅｎｔｅｎｔｕｒｅｉｎＳｉａｍ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４０ｐ１４，ｅｃｔｆｒｏｍＧＷｉｌｌｉｏｎＳｋｉｎｅ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５７，ｐ１３書
豆、沙葛、陽桃、美洲酸棗、腰果等傳入菲律賓和南洋其他地區。①到了明!
\"清之際，上述農作物的大多數以及海外其他一些作物相繼傳到中國，豐#$
%富了中國農作物的品種。它們大抵可分為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兩大類。&''''
經濟作物主要有煙草、大落花生及其他瓜果類。煙草大約在１６世(%
)紀末自拉美傳入呂宋，於萬曆年間由漳泉移民傳入中國。方以智《物理*+
小識》雲：“萬曆末，有攜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曰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銜長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禎時嚴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葉大於菜，暴幹以火酒炒之，曰金絲煙。北人呼為淡把姑，或呼擔不歸，可以祛濕發散。”②明人談遷也記載：“金絲煙出海外番國，曰淡巴菰，流入閩、粵，名金絲煙。”③姚旅《露書》稱：“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氣。”“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醺。葉如荔枝，搗汁可毒頭虱，根作醺。”④可見明人除知吸煙可醉外，尚知有“祛濕發散”“避瘴氣”“毒頭虱”等功效。
呂宋煙傳入我國福建等沿海地區後，迅速得到培植和傳播。姚旅雲“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⑤，說明漳州煙草種植規模已經不小。天啟二年（１６２２年），煙草已傳播到西南地區和大江南北。談遷雲：“天啟二年（１６２２年），貴州道梗，借徑廣西，始移其種。葉似薤，長莖，采而幹之，刃批如絲。今藝及江南、北。”⑥崇禎時更傳至北方各省，“煙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
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⑦。到清初煙草種植日廣，嗜煙者也日益增多。
葉夢珠《閱世編》說：“煙葉，其初亦出閩中。予幼聞諸先大父雲：福建有①ＪｏｈｎＬＰｈｅｌａｎ，ＴｈｅＨｉｓｐ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Ｍａｄｉｓｏｎ，１９５９，ｐｐ１１０－１１１；Ｅ．Ｄ．ＭｃＧｉｌｌ，ＦｌｏｒａｏｆＭｏｎｉｌａ，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７，ｐ．１９８，ｆｒｏｍＣｏｍｒａｄｅＢｅｎｉｔｅａｚ，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ｐｐ．５８－５９；李永錫：《菲律賓與墨西哥之間早期的大帆船貿易》，《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６４年第３期。
②［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九《草木類上·淡把姑煙草》，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版，下冊，第２３７頁。
③［清］談遷：《棗林雜俎》中集《榮植·金絲煙》，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８頁。
④［明］姚旅：《露書》卷一○《錯篇下》，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１頁。
⑤［明］姚旅：《露書》卷一○《錯篇下》，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１頁。
⑥［清］談遷：《棗林雜俎》中集《榮植·金絲煙》，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８頁。
⑦［明］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９頁。
書!煙，吸之可以醉人，號曰幹酒，然而此地絕無也。崇禎之季，邑城有彭姓\"
#$者，不知其從何所得種，種之於本地，采其葉，陰幹之，遂有工其事者，細!
!
%切為絲，為遠客販去，土人猶未敢嚐也。後奉上台頒示嚴禁，謂流寇食&
''''之，用避寒濕。民間不許種植，商賈不得販賣，違者與通番等罪，彭遂為(
)*首告，幾致不測，種煙遂絕。順治初，軍中莫不用煙，一時販者輻輳，種者+
,①-複廣，獲利亦倍，初價每斤一兩二三錢。”明末清初，煙草已成為受商賈*
.重視並獲厚利的重要經濟作物。明末時，種煙“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
0畝，乃至無人不用”②。入清後，“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田家種之連畛，頗獲厚利”③。關於煙草的種植，清人包世臣指出：“種煙必須厚糞。計一畝煙葉之糞，可以糞水田六畝，旱田四畝。又!\"#煙葉除耕鋤之外，摘頭、捉蟲、采葉、曬簾，每煙一畝統計之須人五十工而後成。其水田種稻，……每畝不過八九工。旱田種棉花、豆、粟、高粱，每畝亦不過十二三工。是煙葉一畝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畝也。”④值得注意的是，可能由於“性燥有毒，能殺人”⑤，“久服則肺焦，諸藥多不效，其症忽吐黃水而死”⑥等危害，統治者屢屢嚴禁煙草種植和販賣，如“己卯（崇禎十二年，１６３９年）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崇禎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為邏者所獲，越日而仆人死西市矣”⑦。“崇禎十六年（１６４３年）敕禁，私販至論死，而不能革也。”⑧但無論如何，煙草的引進和推廣促進了種煙業與製煙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使我國的經濟貿易又增添了一種可獲厚利的商品作物。
①［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七《種植》，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７頁。
②［明］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９頁。
③［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５頁。
④［清］包世臣：《安吳四種》卷二六《齊民四術卷第二·農二》，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６８年影印版，第１７６４—１７６５頁。
⑤［清］談遷：《棗林雜俎》中集《榮植·金絲煙》，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８頁。
⑥［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九《草木類上·淡把姑煙草》，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版，下冊，第２３７頁。
⑦［明］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９—７０頁。
⑧［清］談遷：《棗林雜俎》中集《榮植·金絲煙》，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８—４７９頁。
書落花生分為小落花生和大落花生。其中小落花生是宋元間與棉花、!
\"番瓜之類“從海上諸國得其種歸”①而繁殖的。而大落花生則是明中葉#$
②%以後從南洋引進的，其時呼為番豆，在南洋暹羅等處產生。大落花生可&''''
用以榨油，《海澄縣誌》雲：“花生，種出外國，昔年無之，今以壓油。”③嘉(%
)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時已入詠，徐渭《漁樵詞》說：“堆盤如菽不知名，詠物*+
成林未著聲；隻有青藤詞一語，茨蔬香芋落花生。”④萬曆時傳到浙江，萬曆《仙居縣誌》載：“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種植之。”⑤清初長洲張璐《本經逢原》中“長生果條”也說：“長生果一名落花生……產閩地，落花生土中即生。從古無此，近始有之。”清初王禨《匏園集·閩遊記物》載：“有落花生者，花墮地而生莢，似豆而實大，今江南亦植之。”⑥可知明末!\"#清初落花生已由福建傳至江南一帶並漸漸繁殖起來。其他傳自南洋的瓜類作物當有不少，如《海澄縣誌》說釋迦果“種自荷蘭，味甘微酢”⑦，應也是先傳到南洋，而後再從南洋移植的。彼時南瓜亦自南洋傳入了中國。據明李時珍說：南瓜種出南番，轉入閩、浙，今燕京諸處亦有之矣。三月下種，宜沙沃地。四月生苗，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餘丈，節節有根，近地即著。其莖中空。其葉狀如蜀葵，大如荷葉。八九月開黃花，如西瓜花。結瓜正圓，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結數十顆，其色或綠或黃或紅。經霜收置暖處，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黃，不可生食，惟去皮瓤淪食，味如山藥。同豬肉煮食更良，亦①［清］檀萃：《滇海虞衡誌》卷一○《誌果》，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３頁。
②陳竺同：《南洋輸入生產品的史考》，載《南洋研究》１９３４年第５卷第６期，第７８、８０頁。
③［清］陳!等修：《海澄縣誌》卷一五《物產》，乾隆二十七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台北）１９６８年影印版，第１７９頁。
④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５頁。
⑤［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七《果部上·落花生油》，人民衛生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影印版，第２４２頁。
⑥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６頁。
⑦［清］陳!等修：《海澄縣誌》卷一五《風土誌·物產》，乾隆二十七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台北）１９６８年影印本，第１８１頁。
書!可蜜煎。……主治補中益氣。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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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南瓜先由南洋傳入閩浙，後才蔓延到北方的。另有苦瓜，別稱&
''''錦荔枝、癩葡萄，李時珍亦說：“原出南番，今閩廣皆種之”，入藥可“益氣(
)*壯陽”。②又據費信所載，蘇門答臘國一等瓜即為苦瓜。③以上足證苦瓜+
,-為南洋瓜種無疑。南瓜與苦瓜曆經數百年來，都是我國重要的蔬菜品種*
.
\/和家禽飼料。
0糧食作物方麵主要有番薯和玉米等新品種的引進。番薯亦名甘薯、朱薯、金薯、番茹、地瓜等，有原產中國、日本、琉球、呂宋、交趾諸說，④一般認為番薯是由陸路和海路從南洋傳入中國的，而以從呂宋傳入福建的!\"#說法最為重要。何喬遠《閩書》雲：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番薯種植入吾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⑤萬曆十二、十三年（１５８４、１５８５年），泉州洋舶曾攜薯種歸晉江五都①［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八《菜部·南瓜》，人民衛生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冊，第１７００頁。
②［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八《菜部·苦瓜》，人民衛生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冊，第１７０５—１７０６頁。
③［明］費信：《星槎勝覽》卷三《蘇門答剌國》，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頁。
④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５４頁。
⑤［明］何喬遠：《閩書》卷一五○《南產誌·蕃（番）薯》，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冊，第４４３７頁。
書種植。①萬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久在東夷呂宋”的長樂人陳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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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資買種，並得夷島傳授法則，由舟而歸”，在福州南台自家“後門紗帽$
②%池邊隙地試栽”。並由其子陳經綸呈獻福建巡撫加以推廣，閩東南沿海&''''
③(地區普遍種植，在災荒中發揮了救饑的作用。於是，番薯種植很快從沿%)
海向內地推廣。據記載，萬曆年間番薯傳播到浙江、江蘇等省；清初台*+
灣、四川已有種植；至乾隆年間，更廣泛地傳播至廣西、江西、湖北、山東、河南、湖南、陝西、河北、貴州、山西、安徽等全國各地，④並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
玉米原產中南美洲，後傳播至呂宋及南洋各地，１６世紀傳入我國。
最初隻在閩粵沿海栽培，從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年）到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玉米已遍種２０個行省。⑤到乾隆後期玉米已在我國普遍種植。
番薯和玉米的引進與廣泛種植，使我國增加了兩種高產糧食新品種，因它們耐旱抗災，可在丘陵山地、沿海沙丘種植，不僅擴大了土地的利用率，解決部分民食問題，還促使我國農作物結構發生變化，騰出更多的水稻田來，擴大如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從而推動了明清農業生產的分工以及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域的形成。
在清中葉以前，物種的引進基本上以可食性農作物為主。到了清代後期，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興起與成長，尤其是清末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海外華僑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並投入實業救國的浪潮，不僅將他們在海外多年積累的資金帶回投資家鄉，同時還積極地將許多熱帶、亞熱帶工業性經濟植物良種引入中國，進行投資性栽培，最典型的當數清末引進的巴西橡膠。
著名的典型熱帶雨林樹種巴西橡膠原產地為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
①［清］龔顯曾：《亦園脞牘》第六卷，引蘇琰《朱薯疏》。
②［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卷上，農業出版社編輯部編：《金薯傳習錄、種薯譜合刊》，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２０頁。
③［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卷上，農業出版社編輯部編：《金薯傳習錄、種薯譜合刊》，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２６頁。
④陳樹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國傳播情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⑤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頁。
書!１９世紀下半葉，巴西橡膠樹種傳入東南亞一帶。２０世紀初，中國開始引\"
#$種橡膠，最早嚐試在海南島引植橡膠的是馬來西亞華僑何麟書。光緒三!
!
%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他邀友人集股５０００銀圓，在樂會縣崇文鄉合口灣辦&
''''起了中國第一家橡膠公司———瓊安墾務公司，並租下２５０畝山地，用以(
)*植膠。但海南島荊棘叢生，森林蒼莽，加之猛獸毒蛇，山嵐瘴氣，開墾+
,-十分艱難。何麟書親自雇請了一批黎族、苗族同胞克服重重困難，終*
.於辟出２００餘畝膠園地。同時，他又請馬來西亞的僑友托其侄將４０００\/
0餘粒膠種帶回海南試播，此為海南橡膠種植業的肇端。①緊接著，馬來西亞華僑區慕頤、區幹寅會同僑領胡子春於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在海南儋縣創辦“僑興有限公司”，經營農、墾、礦、牧等業，其中橡膠種植為!\"#其首要，並從東南亞引進膠種４０００餘粒回國試種。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由僑興公司出資１００００銀圓，區氏兄弟以及菲律賓華僑劉傑生、南美華僑曾汪源集資３００００銀圓，創立“僑植墾務公司”，經營以橡膠為主的熱帶經濟作物種植業，他們從新加坡三次購買膠苗運回國內，擴大種植。此外，清末許多華僑還在瓊海縣投資植膠業如黎會通的“青灣坡園”、何運琦的“永華公司”和韋泮鄉的“南興公司”等。馬來亞歸僑翁昭炳、翁錦興，印尼歸僑周德林則在文昌縣投資２０００—６０００銀圓種植樹膠達７００—３０００株。
華僑引植橡膠開創了我國橡膠種植業的先河，特別是引種巴西橡膠的成功甚至引起了世界的注目。華僑引植橡膠的努力與成就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麵的因素：第一，投資經營橡膠種植的華僑，都曾在僑居地經營植膠業或曾從事植膠、收膠等實際操作，同時又對祖國家鄉的氣候土壤條件十分熟悉。如被譽為“海南島橡膠種植鼻祖”的何麟書在馬來西亞曾當過橡膠園工人和膠園的管工，積累了一整套有關橡膠樹的培植、管理以及割膠等方麵的豐富經驗，也因此掌握了橡膠種植地的勘察技術，他對在家鄉墾辟土地，移植橡膠充滿信心。何麟書曆盡曲折，在資金和種植方法上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難題，數次集股投資橡膠移植，改變種子①林金枝、莊為璣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０頁。
書揪種為膠苗引植，可謂費盡心機，經過近十年的精心培育，終於使異邦橡!
\"膠良種在祖國寶島海南紮根生長。第二，華僑在引植橡膠的同時也大量#$
%運用了從南洋帶回的各種橡膠園加工工具以及當時在南洋流行的開墾&''''
植膠技藝，並不斷開拓和創新，尋求適合中國橡膠培植的獨特技藝。經(%
)過數代華僑、歸僑以及當地人民幾十年的努力，終於打破了在我國“北緯*+
１７度以北不能植膠”的論斷。
華僑對推動海南島橡膠種植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甚至在整個中國橡膠種植史上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２０世紀以來，海南島始終是我國最大的橡膠生產基地。華僑在橡膠引種培植方麵的成功，不僅開辟了中國橡膠種植業這一新經濟領域，而且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橡膠!\"#製品的廣泛開發和使用，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橡膠加工業和橡膠製造工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近代農墾、經濟和工業經濟的構成。
二、技術的引進與投資海外移民有意識、有規模地注重技術引進與投資，主要在１９世紀６０年代以後的晚清時代。這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逐漸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一種經濟成分而出現，而在封建政治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形成的這種經濟導致了以近代軍事工業帶動民族工業的局麵。在此種社會經濟變動潮流的衝擊下，海外華僑放棄數百年來所承傳的商業貿易道路，開始涉足技術性的工業領域。對沿海經濟變遷觸動較大的主要表現在近代機器工業技術的引進與投資。
輪船交通業。明中後期以前，中國帆船的製造技藝和航海技術都居於歐洲各國之上，占有世界航海優勢。直到１９世紀中葉中國的帆船業仍在不斷改進與完善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中國海外移民會同中國海商在移居地建造與當地造船技術相結合的遠洋船；國內沿海地區也在發展中小型帆船。但因清朝政府長期的海禁政策，各種船隻的製造受到了極大的限製。相反從１７世紀下半葉開始，歐洲早期資本主義進入興起階段，各國政府都積極鼓勵造船業與航海業的發展，並將機械動力技術、海域測定、武器裝備等近代科學技術盡可能地運用到國家艦隊甚至私營的遠書
!洋商船上。很顯然，中國帆船在發展條件與技術水平上已逐漸落後於歐\"
#$洲船業。中國帆船與航海業在印度洋—南太平洋海域海洋衝突中逐漸!
!
%失去了往日的主導地位。鴉片戰爭中，歐美列強的船堅炮利更震撼與摧&
''''毀了中國的中小型帆船，外國輪船進出沿海港口，使中國帆船在國內運(
)*輸業與遠洋航運業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從此不振。①+
,-在１９世紀６０年代後的中國洋務運動中，創辦於福州馬尾的船政局*
.和設立於上海的輪船招商局開始製造兵艦、商輪，並經營江海航運以分\/
0洋商之利。在這些舉措的推動下，中國的民營河海輪船業隨之興起。差不多與此同時，海外華僑也開始投資開拓這一行業。光緒元年（１８７５年），僑居檳城的富商丘忠坡開設“萬興船務行”，購置和租用漳福建、漳!\"#海澄等１０多艘輪船，除航行新加坡內港外，還通航檳榔嶼、香港、汕頭、廈門，並在廈門設立代理處。②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張弼士、張煜南兄弟創辦廣福、裕昌遠洋輪船公司，購買４艘輪船，航行於印尼、新加坡，以及中國上海等地。③光緒年間，林振宗在緬甸仰光創設“協德號輪船公司”，擁有雙美、雙春、雙安等大型輪船，客貨兼運，奔走於緬甸、新加坡，以及中國汕頭、廈門之間，其航運業務一直延續至抗戰前夕。④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美國、加拿大華僑在廣東江門創辦“四邑輪船公司”，置有貴安、順安輪２艘，為定期班貨客船，航行於江門至香港航線。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南洋華僑區慕頤在廣州創辦“僑輪公司”，置大小輪船２艘，往來廣州至海口等地，兼營貨客業務。在潮汕地區，也有些華僑購置輪船，出入外洋航線、沿海航線與內地航線。⑤如曼穀潮僑巨商鄭智勇（即二哥豐）與部分火礱主和出入口商於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組織了一個“暹羅華僑通商輪船股份公司”，集資１００萬銖購置輪船８艘，分別航行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日本，以及中國汕頭、①田汝康：《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８頁。
②《南洋航線中外輪船公司之調查》，載《廣州日報》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日；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ｍｏｙ，１８７５③李學民、黃昆章：《印尼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６頁。
④東亞同文會編：《中國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南天書局（台北）１９８８年影印版，第３４３頁。
⑤陳暑木：《中華民族複興運動在泰國與二半哥豐》，鉛印本。
書廈門、上海等地，其中有４艘輪船專門行駛“汕暹線”，運貨載客。①華僑!
\"經營的輪船業，規模雖不大，航線也不多，但在輪船的經營管理、經營時#$
%間、所用設備方麵還是處於領先地位的，對於閩粵近代航運業的發展起&''''
到較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海運貿易，比１９世紀６０年代前的帆船時代(%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鐵路交通業。主要有潮汕鐵路與新寧鐵路的修築以及漳廈鐵路的籌劃。潮汕鐵路是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二年（１９０４—１９０６年）創辦於潮州至汕頭的中國第一條商辦鐵路。創辦人張煜南（１８５１—１９１１年），早年赴荷屬東印度謀生，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後開辦笠旺公司，經營種植業，並創建日裏銀行、萬永昌商號等，成為棉蘭地區首富。他曾任華人雷珍!\"\"蘭、甲必丹，且被清廷委任駐檳榔嶼副領事。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在中國收回利權尤其是路礦運動的影響下，張煜南攜其弟張鴻南與友人集資２００萬元，組成潮汕鐵路公司，回國籌築潮汕鐵路。最初聘請的工程師即是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第一批赴美國留學的詹天佑。詹天佑於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四月考入美國耶魯大學土木工程係，學習鐵路工程，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回國，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任中國鐵路公司工程師，並參加和主持過津榆、萍（鄉）醴（陵）、新易鐵路的修築。
當他接到張煜南的邀請後，即親率６位學生來進行實地勘測，擬具了工程草案、機器、預算、圖說，極為詳明，且指導思想是“緣堤而築”，無損田廬。但因費用較大以及詹天佑本人不久調任京張鐵路總辦，他的方案沒被采用。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工程師愛久澤直哉的方案，其線路是穿田而過，費用較少，但損害農田不少，且因廬基的搬遷引起許多糾紛。愛久澤直哉在其方案被采納並被任命為總工程師的同時，獲得了包辦全路工程建築的權利。他又將房屋、橋梁、車輛、鐵軌、機關車（火車頭）等多項承辦權轉包給日本數家公司，購買美國產品，而自總其成。汕頭至潮州的幹線工程於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八月動工至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九月竣①《江門專區華僑企業調查報告》《廣州市華僑企業調查報告》《潮汕航運調查報告》，轉見林金枝、莊為璣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２６—５３０頁。
書!工。意溪支路亦於次年春興築，八月竣工通車。幹支線全長４２公裏，行\"
#$車約１小時３０分，每天對開６次，客貨混合。每列掛２—３節貨車，５—６!
!
%節客車。每列車可坐１０００人，實際坐五六百人，每天旅客約１０００人&
''''次，最多每天可達４０００人次，旅客以商人、小販為主，次為華僑、歸僑、僑(
)①*眷。貨運以水產品及水果為主。潮汕鐵路的開通，對韓江中上遊各縣+
,以及贛閩邊區的客貨進出汕頭港口，對促進城鄉運輸都曾起過一定的作-
*.用；對地方文化的發展和消除土客之間的矛盾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尤\/
0其是心理上和政治上給中國人帶來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它為完全由商人經營管理的私營現代企業樹立了榜樣，證明了改“官督商辦”方式為“商辦”方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也昭示了中國人是有能力修築現代化鐵!\"\"路的。②新寧鐵路在經濟民族主義進程中更為徹底，從資本到技術和管理全部都由華僑和地方人士掌握。該路創辦人陳宜禧，鹹豐十年（１８６０年）從台山移居美國西雅圖。初在一位美國鐵路工程師家做勤雜工，晚上就讀於附近的鐵路夜校，平時則閱讀有關鐵路方麵的書籍，初步懂得了一定的鐵路基礎知識。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美國修築太平洋鐵路，陳宜禧被招收為築路工，並由工程部推薦，很快晉升為管工，兩年後又被提拔為工程師的助手，較為全麵地掌握了鐵路工程技術。在修築鐵路期間，他用積蓄先後與友人合股開設了“華昌號”“廣德號”，經營商業和勞工經紀業務，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太平洋鐵路築成，陳宜禧專事商業，並試圖回國發展織造業。適逢當時中國爆發爭回路權的運動，使他改變計劃，他決心以振興鐵路來實業救國。③他後來回憶築路動機時說：“憤爾時吾國路權，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棉薄，倡築寧路。”④從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開始到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底，陳宜禧以不①《潮汕鐵路沿革史略》，《潮汕鐵路季刊》１９３３年第１期。
②［澳］顏清湟：《張煜南與潮汕鐵路（１９０４—１９０８）》，《現代亞洲研究》（Ｍｏｄ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４年第１８卷第１期。
③莫秀萍：《陳宜禧傳略》，《五邑僑史》１９８５年創刊號。
④《陳宜禧敬告新寧鐵路股東暨各界書》，廣東台山縣僑聯會所存檔。
書招洋股、不借洋款、不用洋工為號召，在香港等地募集僑資達２７５８４１２!
\"元，①回台山成立“新寧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總辦兼工程師。光緒#$
%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四月，台山縣境的幹線開始動工。該幹線由鬥山墟&''''
起，經縣城，至公益埠止，於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年）三月完成通車。同時，宣(%
)統元年（１９０９年）十二月，另一幹線也開始修建，該幹線由公益埠附近的*+
麥巷站起，經新會縣城、江門，至北街口，於民國二年（１９１３年）三月完成通車。另外，從台山縣城起，至縣屬白沙墟止，還修建了支線，於民國六年（１９１７年）完工通車。新寧鐵路幹線長１０４公裏，支線長２８公裏，合計共長１３３公裏餘。②鐵路所定的路線，“係由向來舊路填築者居多。既無大河水塘建築長橋巨費，又無高山峻嶺平高補低，隻需沿途酌買地畝，路!\"!
旁取泥培高路基。即有大小橋梁，俱是淺水沙地。較之別處路工，經費略省”。在技工與勞工方麵，大多為“寧人在洋辦理路工，及曾入工程學堂者”，工程則優先“招附近土人承辦”。③清朝商部檢查大員在查驗報告中承認，新寧鐵路各車站點綴完美，形式整齊；水塔、車廠等設備都很理想，尤其是煤倉之建設與裝卸火車用煤方法，不費人力，堪稱先進；涵洞、管道、橋梁之架設，亦甚得法。④英國著名學者珀西·肯德在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出版的《中國鐵路發展史》一書中曾斷言，中國人現在實現用自己的資金建築並由中國工程師監造鐵路的願望，“未免有點為時過早”。由中國公司取代外國公司修建鐵路還得“花上五十年功夫”。⑤但時隔兩年，蒸汽機車已行駛在由華僑資本和華僑工程師修建的新寧鐵路上了。其意義，正如當初美國華僑報紙所言：“以中國人之資本築中國之鐵路已為所難，以中國人之學曆建中國之工程尤為中國曆史上①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交通史·路政篇》第１６冊，１９３５年，第４１０頁。
②陳挺秀、馬天驥：《商辦新寧鐵路公司節略》，廣東省台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陳宜禧與新寧鐵路》（《台山文史》第９輯），１９８７年，第３１—３２頁。
③《商部奏核訂新寧鐵路章程折》，廣東省台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陳宜禧與新寧鐵路》（《台山文史》第９輯），１９８７年，第９、１１頁。
④《胡朝棟等查驗福建、潮汕、新寧各路之報告》，《新寧雜誌》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第９期，第１８—１９頁。
⑤［英］肯德：《中國鐵路發展史》，李抱宏等譯，三聯書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頁。
書!之特色也。”①\"
#$新寧鐵路的修築，除技術本身的意義之外，對區域社會經濟的影響!
!②%也很明顯。劉玉遵等人對此曾做過專門研究，他們認為，這種影響至少&
''''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交通便捷。以前台山華僑取道江門回鄉或(
)*出國，如果步行或坐轎，不但需費時三五天，而且途中常有被土匪搶劫或+
,-綁架之危險。鐵路通車後，當天即可到達，在江門也不用滯留，華僑與商*
.
\/旅無不稱便。在貨運方麵，台山作為一個僑鄉，因大量僑彙而形成巨大0
的購買力。但台山縣物產不足，隻能仰求於外運，“外縣、外省和外國的糧食、副食品、紡織品、日用百貨、建築材料等，便從水陸兩路運至江門、公益等地，再通過新寧鐵路大量運進台山各個圩鎮，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第二，城、鎮發展。新寧鐵路所通過的地方及沿線附近的白沙、水步、衝蔞、大江、四九、五十、三合、大塘、沙坦等圩鎮，店鋪林立，商業繁盛，茶樓、飯店、旅館、布匹百貨店、雜貨店、金鋪、錢莊、煙館、賭窟、妓院等，一應俱全，各自形成一個消費中心。台城作為台山縣城所在地和新寧鐵路的中樞，發展尤為迅速，至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初，全城人口已增至２萬以上，金銀鋪號達５０餘間，茶樓、飯店、旅館共達３００多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鐵路的修建，台山還新興了公益、鬥山兩大圩鎮。據光緒十九年（１８９３年）修的《新寧縣誌·建置略》所列新寧全縣的村莊、圩鎮，當地尚未出現公益、鬥山名稱。在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新寧鐵路興建之前，位於潭江之濱的公益，還是一片稻田，隻有兩戶農家居住。到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據《舊金山稽查者報》發表的一篇報道，公益已成為擁有２５０００人的市鎮。③這個數字實際包括了建築鐵路的臨時工人，但其居民至少有數千則不成問題。在短短幾年中，公益已發展為台山第二大城鎮。此後，鐵路公司繼續在這裏投資修建了公益鐵路分局大樓、機器廠、修車場、電燈廠、碼頭、長堤、工人宿舍、鐵路巡警房等，使其成了①《中西日報》，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劉玉遵、成露西、鄭德華：《華僑、新寧鐵路與台山》，《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③美國華人曆史學會：《公報》第８卷第２期，１９７３年，第２頁。
書新寧鐵路的後勤基地和台山對外交通的重要門戶。鬥山的情況同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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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寧鐵路修建之前，鬥山原是一個隻有十來戶人家的荒僻村莊。鐵$
%路通車後，鬥山的規模不斷發展，不到十年，便新建５０多間店鋪，此後又&''''
(修築太平街、蚧崗埠，成了台山南部商業和交通的中心之一。第三，行業%)
連動。新寧鐵路的修建，也帶動了台山某些現代工業的建設。如公司投*+
資興建的公益機器廠，擁有２００—３００名工人，設備先進，技術力量雄厚，能維修車頭和客、貨車輛。鐵路公司開辦了印務局，開創了台山現代印刷業的先河。建築業也因鐵路的修築獲得發展，木材、水泥、鋼材進口和運輸的便利又推動華僑房屋的建造。第四，階級結構的微妙變化。新寧鐵路的鐵路工人以及公司屬下機器廠、印刷廠工人構成台山縣第一支現!\"#代產業工人大軍，此後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較為激進的力量。第五，自該路築成後，對文化、政治方麵，亦頓改舊觀。①“自行修築，洵足創開風氣，保全利權，於路政商務均有裨益。”②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創辦的漳廈鐵路公司，雖然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通車時，隻完成一部分築路工程，全長不過２８裏，但對閩南的客貨運輸也起過一定的作用。③飛機製造業。則當推馮如的貢獻最大。馮如（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年）原名九如，廣東恩平人。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赴美國當華工，工作之餘鑽研機械製造技術。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組建廣東製造機器公司，任總機器師，開始設計和製造飛機。幾經失敗，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終於試製成當時世界上性能較好的飛機，同年十月參加舊金山國際飛行協會舉行的飛行競賽，獲冠軍。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年）拒絕美國的重金聘請，帶著自製飛機回國，在廣州創辦廣東飛行器公司，十一月參加廣東革命軍，被任命為陸軍飛機長。次年八月，馮如在廣州進行飛行表演時失事遇難。
他在中國航空飛行發展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筆。
①《台山今昔》１９４６年第１６期。
②《商部奏紳商籌辦新寧鐵路擬準先行立案折》，廣東省台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陳宜禧與新寧鐵路》（《台山文史》第９輯）１９８７年，第６頁。
③《廈門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廈門華僑誌》，鷺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６７頁。
書!機器加工業。晚清華僑對國內工業的投資，數額並不大，但領域十\"
#$分廣泛，技術影響也較農業、商業、房地產業更深刻。尤其是在繅絲工!
!
%業、火柴工業、針織工業、製藥工業、造紙工業、建材工業、食品工業以及&
''''公用事業方麵，技術引進的速度與效應更為明顯。
()
*繅絲工業是華僑最早投資的工業，其代表就是越南華僑陳啟源於同+
,-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在廣東南海縣簡村鄉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陳啟源*
.（１８３４—１９０３年），①南海（今廣州）簡村鄉人，少孤貧、篤學、教蒙館，“半\/
0儒半農”②，鹹豐四年（１８５４年）隨其兄啟樞赴安南經商，先設怡昌蔭號，經營雜貨紗綢，後又承辦堤岸怡豐餉當。十餘年間，兄弟倆成為當地巨商。在安南期間，常往各埠觀光有機器設備的廠家，尤其注意蠶桑業、絲!\"#織業，準備“仿西人繅絲之法，歸而教之鄉人”③。其後來所著的《蠶桑譜》《啟源算學》即根源於此。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陳啟源回國後創設繼昌隆繅絲廠，安南的商務則由其兄主持。繼昌隆開設第一年，兄弟二人投資７０００多兩白銀，用於建廠、設備、收繭、工資、雜支等固定資產與流動開支。在機器、設備籌辦方麵，許多都是陳啟源邊做邊改良的創舉。
例如最關鍵的蒸汽爐，起初陳啟源購入舊輪船的機件，改裝試用，後來轉向廣州機器店定製和購買現成的鐵具，並在廠內設有鐵工熔鑄及做工木場等，依自己設計的圖樣監工、鑄造、安裝。安裝成功的第一座蒸汽爐，高約一丈二尺，寬六尺，配有煙囪，高達三丈六尺。另有主要設備煮沸水的大爐鍋一座，貯冷水的大鍋一座，足踩式的繅絲工作位三百個，焙繭室一間以及焙房、焙舍、藏繭室等。煮沸水的大爐鍋，裝有水喉，能送開水到每一個女工的繅絲工作位，以做衝繭之用。貯冷水的大鍋，亦配有水喉，輸送冷水到各工作位，用來調節溫度及做必需的洗滌，使繭能迅速出絲。每一工作位之座位，還裝有圓形釜（即鍋），釜下通蒸汽管，使釜裏的水經常保持需要的熱度以便煮繭衝繭，利於迅速引起絲口上恒（滾絲輪①此處生卒年考證參見黃景坤：《關於陳啟源和繼昌隆絲偈幾個問題之我見》，《南海修誌通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②陳蒲軒：《蠶桑指南·自序》，１９３０年版，第１—２頁。
③［清］陳啟沅（源）：《蠶桑譜·自序》，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南海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蠶桑譜專輯》，１９９４年，第２頁。
書木架，俗稱為縐），女工從繭身尋取絲口後，即搭在木製的繅絲恒上，用足!
\"踩動一小鐵杆，牽動恒的軸心，使之旋轉，把絲滾上製為成品。而最關鍵#$
%的蒸汽爐的作用則是：一、用來發動抽水器向外湧吸水入廠；二、煮沸水，&''''
並將沸水通過蒸汽管輸送到各繅絲工作位去。當時尚未有以蒸汽做動(%
)①
力推動絲恒自動旋轉的用途，因而還說不上是完全的機器繅絲廠。但*+
機器繅絲比手工繅絲還是具有很大的優越性。用陳啟源自己的話說：新製繅絲之器，略與西人所製，大同小異。故繅絲之器所出之絲，西人喜買之。蓋因舊器以火煮其水，其絲膠易變，新器以滾水之汽而煮其水，絲膠不變，其絲色則佳，此一勝也。舊器繅絲，不能使!\"#其粗幼如一，新器則多少可以自如，此二勝也。舊器初去絲皮之時，或清或不清，不能任意為之，新器則以筷子逐少挑淨絲皮，然後如法繅成，此三勝也。舊器所繅之絲，臨用以織綢緞時，亦必用工開解，若照西法開解，每工人一名，隻可管絲口十條。新法所繅之絲，照法開解，每工人一名，可管絲口六十條，上等之婦，可管至百口，此四勝也。②海關報告也認為：“新產品的優點包括：粗細均勻、繞絲改進、絕對整潔、彈性加強。”③機器繅絲由於質量好，因此售價也高，利潤也厚，價格比手工業“貴三之一”④。由此又進一步促進了珠江三角洲一帶機器繅絲業的發展。
各縣群相仿效，“以順德為多，南海次之，新會亦有，約近百家。近數年日①陳天傑、陳秋桐：《廣東第一間蒸汽繅絲廠繼昌隆及其創辦人陳啟沅》，政協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６３年第２輯，第６１—６２頁。
②［清］陳啟沅（源）：《蠶桑譜》卷二《論繅絲法》，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南海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蠶桑譜專輯》，１９９４年，第１４—１５頁。
③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等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彙集》，暨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９６頁。
④［清］桂坫等纂：《南海縣誌》卷二六《雜錄》，宣統二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４年影印版，第７冊，第２０６８頁。
書!更多設，其大廠有用至八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居多”①。在這同時，\"
#$這一地區的手工繅絲業受到嚴重的排擠和打擊。如順德縣“從前未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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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繅絲，隻用手糸互，其絲略粗，不過供土人紡織之用。近來洋莊絲（廠絲）&
''''盛行，其價倍昂，洋莊絲居十之六七，土織絲居十之三四而已”②。廣州生(
)*絲出口的數字變化也反映了廠絲代替土絲的趨勢：光緒七至八年+
,-（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土絲：１１５２６擔，廠絲：無；光緒八至九年（１８８２—１８８３*
.年），土絲：８３０２擔，廠絲１２５４擔；光緒十六至十七年（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
0土絲：３２７８擔，廠絲：１０３１７擔；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二年（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土絲：２４７４擔，廠絲：２０６２９擔；光緒二十六至二十七年（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土絲：１０３７擔，廠絲：３１０３８擔。③廠絲代替土絲的過程，實際!\"#上意味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進步。
隨著繅絲廠的增多，靠此就業的人數也有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繼昌隆繅絲廠最初的女工有三四百人，有的繅絲廠工人更多，可“以數萬計”④。工人工資以技術高低和產量多少計值，一般工人的收入都高於務農者和家庭手工業者。這些情況正如陳啟源所說：“為股東者雖得獲小利，而男女工藉此覓食者已受益良多矣。鄉中既無行乞之婦人，而穿金戴銀者亦複不少。”⑤值得注意的是，絲廠工人的增多卻使許多手工繅絲業者破產和失業了。機器繅絲“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帶，共有機器一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餘工，以一敵十較之，實奪四萬四千餘人之生業”⑥。
①［清］桂坫等纂：《南海縣誌》卷四《輿地略三·物產》，宣統二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４年影印版，第１冊，第６２２頁。
②周朝槐等：《順德縣誌》卷一《輿地·蠶部》，民國十八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台北）１９６６年影印版，第２０頁。
③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等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彙集》，暨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６２、９１５頁。
④陳蒲軒：《蠶桑指南》。
⑤［清］陳啟沅（源）：《蠶桑譜·自序》，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南海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蠶桑譜專輯》，１９９４年，第２頁。
⑥［清］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六《辦理學堂鄉情形第二稟》，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２年影印版，第８１０頁。
書“一家射利，而使千百窮黎失其恒業”①，結果，出現了失業的手工繅絲業!
\"者破壞和搗毀機器的事件。如，與簡村鄉一河之隔的裕厚昌絲廠，“久為#$
%業絲工人飲恨”，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年），即有千餘人闖入搗亂，“毀其機器，&''''
乘勢掠去繭料一萬餘斤”。南海縣屬“江浦、九江、西樵一帶，機工（手工(%
)繅絲工人）不下萬餘人，又與省城、佛山、順德、三水等處機匠，聯為一行*+
……以失其生業為名，糾眾滋鬧”②。這種情況的出現，本質上屬於工人反對資本的鬥爭形式，因為“勞動資料一作為機器出現，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③。盡管如此，繅絲工業畢竟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和產品質量，在中國民族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清末針織機械的引進與改造也與華僑有關。光緒十八年（１８９２!\"#年），旅日歸僑楊高臣從日本帶回川龜牌、川長牌手搖織襪機及橫機的簡單設備，在廣州西關石榴巷開辦織襪作坊，名“震東”，取振興東方工業之意。楊高臣原是廣東惠陽縣人，在廣州做工時被清政府選派去日本學技術，在日學習多年，專門研究針織機械和針織品的生產。震東作坊開辦後，楊高臣一麵組織工人織襪，一麵仿造日本手搖機出售，名“震東機”。
震東機成了廣州第一批自造織襪機。手搖機每人操作一台，每天可生產襪子一打（十二雙）左右，在家庭作坊和個體生產者中推廣得很快。但電動針織襪機的引進，是由原籍廣東台山的美國華僑陳廣慶完成的。陳廣慶在同治末年去美國做洗衣工人，後轉入鄰近的班拿電機公司當雜工，很快掌握了電機技術並和該公司經理的女兒結了婚，婚後攜帶三批電動針織襪機回國。陳廣慶第一、第二次在香港設廠，第三次在廣州開設廣民補救廠，同時也製造電機和經銷歐美電機，並代顧客培訓使用和維修該種電機的技工，甚至還把家庭作坊中一些手搖圓筒織襪機改造為電機。這就將人力生產改為電力生產，使針織襪的生產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並且使許多家庭作坊逐漸發展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襪廠。廣州的針①［清］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六《禁止絲揭曉諭機工示》，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２年影印版，第７９３頁。
②［清］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六《學堂鄉滋事情形第一稟》，文海出版社（台北）１９７２年影印版，第８００、８０３頁。
③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７１頁。
書!織工業因此邁出了關鍵的步伐，至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廣州較大的襪廠已\"
#①$達數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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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投資引進的火柴生產技術，對百姓生活產生了較大影響。在未&
''''有火柴之前，一般用火石取火及艾絨引火。１９世紀２０年代，日本火柴開(
)*始輸入廣東，因使用方便，銷路甚廣。為抵製外貨，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
,-僑居日本的華僑衛省軒在佛山開辦了廣東也是中國第一家火柴廠，名*
.“巧明火柴廠”。不久廣州市也開設文明閣火柴局，義和廠、太和廠、吉祥\/
0廠、振興廠、廣中興廠，各廠規模並不大，生產還采用手工操作，但這畢竟意味著新興的火柴工業誕生了。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衛省軒的巧明火柴廠頂售給僑商黃壽銘，改名為巧明光記火柴廠，采用機器製造，又!\"#使火柴工業踏上了新的台階。②公用事業方麵主要是電燈照明的使用。光緒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美國華僑黃秉常在廣州集股成立廣州電燈公司，總工程師聘自美國，發電機器也購自美國，包括兩座１００匹馬力的發動機和兩部１０００伏特的變流發電機，每部可供電７５０盞。至光緒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在廣州城４０多條街上的店鋪和公共場所，已使用７００盞電燈。③在汕頭，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普寧縣華僑方耀向德國禪臣洋行購買１００萬瓦直流蒸汽發電機１部，蒸汽鍋爐１座，在汕頭開設電廠。因無避雷設備，發電不到一年，發電機遭雷電擊毀。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一月，澄海縣華僑高繩芝集股份，在汕頭重新建廠，名“汕頭市商辦開明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有直流蒸汽發電機３部，鍋爐５座，發電能力５００千瓦，豎９１英尺、１０５英尺煙囪兩支，從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年）十一月起日夜供電。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增加２００千瓦直流蒸汽發電機１部，鍋爐３座，至民國初期，營業都較為順利。④采用電燈照明既改進了城市照明，也減少了火災。
①龍加林：《開創廣州市針織工業的愛國華僑》，《華夏》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②《廣州市私營火柴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初稿》，１９５８年，林金枝、莊為璣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集（廣東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０２—２０３頁。
③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等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彙集》，暨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７８頁。
④《地方國營汕頭電力廠工廠史》，１９５９年，林金枝、莊為璣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４頁。
書建材工業有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惠陽平海福惠玻璃公司以及廈!
\"門的公信、廣建兩家玻璃廠的設立，製藥工業有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
%廣州桔香齋製藥廠的設立，化學工業有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左右廣州的&''''
肥皂（俗稱“香梘”）製造，造紙工業有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年）江門造紙廠的(%
)①②設立，食品工業有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廈門淘化大同公司的設立，*+
印刷工業、紡織工業有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姚德勝在梅州開辦的印刷局、紡織廠等。③所有這些工業公司，均由華僑創辦，或華僑為主要投資人，生產技術指導也由華僑自任或少量聘請洋人來擔任。像江門造紙廠的創辦人餘覺之、餘乾甫就是在日本留學期間（１９０４—１９０８年）入東說王子製會社第一、第二工場學習、實習、參觀而掌握技術的。二人也正是有!\"#感於“民生日用所需，除布帛菽粟外，無重於紙”，才聯同歸國創辦機製紙廠的。④造紙用的圓網機、長網機分別來自日本、英國，原料為農村的稻草，產品多銷往南洋及廣東、廣西、貴州、雲南一帶。紙廠的建立，在華南造紙工業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福建惠安的石雕建築藝術曾享譽海外，華僑工匠也虛心學習僑居地人民的先進工藝，不斷改進技術。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間，他們看到外國人用荷蘭石來磨平水泥做的東西，能夠光滑，就采用荷蘭石來磨平石麵，比以前的粗細石水磨不但省工，而且更加光平滑潤，光可鑒影，把石雕藝術更推進一大步。⑤三、資金的回饋與投入中國人漂洋過海移民海外，大多抱著尋找更好的謀生空間或發財致富的夢想，因此海外移民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求賺錢或擴大經營的機會，①林金枝、莊為璣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６７、１７４、１９２、１９８、２１５、２５７頁；《廈門華僑誌》編纂委員會編：《廈門華僑誌》，鷺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２７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