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故事來自泉州地區的一個姓顏的家族。我在他們老家收集了這部族譜，花了很多時間，後來發現這族譜已經正式出版了，就是北京圖書館的中國稀見族譜叢書僑鄉冊③，當地是僑鄉，華僑很多。為了讓大家更容易理解這個故事，我來介紹一下背景。這個故事的開頭寫的是洪武九年（公元１３７６年），朝廷來抽軍，顏氏家族的老祖宗顏觀田入伍，但他不是自願的，而是被征召入伍的。在明代，征召入伍等於說他報了一個特別的戶口，叫作軍戶。明初幾乎所有當兵的都有這個特別的戶口———軍戶。軍戶跟明代其他的戶口一樣是世襲的，所以一旦登記為軍戶，這家每一代人都有義務去當兵。朱元璋原來的意思是要讓這個製度延續一千年、一萬年，結果它隻實行了三百年左右。不是軍戶的所有男丁都要當兵，每個軍戶隻有義務出一個男丁。因為這個製度是世襲的，所以軍戶每一代都要出一個人當兵，這個人叫作正軍，所以明宋怡明（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Ｓｚｏｎｙ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本文根據宋怡明教授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學衡名家講壇”的演講錄音整理而成。整理人為周姿妤，南京大學曆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①ＳｚｏｎｙｉＭ．，犆狅犾犱犠犪狉犐狊犾犪狀犱：犙狌犲犿狅狔狅狀狋犺犲犉狉狅狀狋犔犻狀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②ＳｚｏｎｙｉＭ．，犜犺犲犃狉狋狅犳犅犲犻狀犵犌狅狏犲狉狀犲犱：犈狏犲狉狔犱犪狔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③具體指《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０６６新學衡（第三輯）代正軍的意思就是軍戶成員中去當兵的人。不去當兵的叫作軍餘，時間一長，正軍和軍餘越來越多。顏家比較特別，屬於正、貼軍戶，這也是元代的一個製度，意思是說兩家共同需要出一個兵。正軍會被派到哪裏去？派到明代的軍事基地，其中最主要的是“衛”和“所”，一個“衛”，理論上有５６００個兵，一個“所”有１２００個兵。而明末有４００多個衛，６００多個所。考察明代衛所的分布密度，讓我們對其戰略狀況和國家安全的狀況有了新的理解。明代衛所分布密度比較高的地區主要是今天的遼西、京津冀地區，以及豫、皖、蘇、鄂、浙、閩、粵、雲、貴幾省，其中密度最大的地方是京師，也就是北京。北京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軍隊？因為當時明代的軍隊不是為了國家而設的，而是為了皇帝，保護皇帝是它最主要的義務之一。京師以東，在遼西也有很多軍隊在那兒抵禦外敵，但是對明代的人來講，很可惜，這裏的軍隊可能還不夠多。如果有更多，可能就不會有清代。縱貫南北的運河周邊衛所密度很高，因為運河是軍隊的補給線。西南地區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當時實行土司製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腹地也有很多衛所，這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軍隊也是警察；二是我們已經提出來，軍隊的分布是以保衛朝廷為目標的，所以它需要治理內地的問題。但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是東南地區衛所密度高的問題，這裏主要麵臨海防中的倭寇之患。這就是對明代製度的一個基本解釋。
我們回到那個姓顏的家族的問題。顏觀田是泉州人，他征召入伍當軍戶的時候，已經有六個兒子，所以他一登記為軍戶（即伍籍），就要處理一個問題：六個兒子要派誰去？這個決定可能讓他很難過，他最後決定派老四，一個１４歲的小孩去當兵，名為顏應祖。１３７６年，就是洪武九年，老四被派到南京，因為那時候南京是首都。顏應祖很慘，到了南京不久後就死了。衛所軍官就去找顏觀田另外派一個兒子。後來派老三，也是差不多同一年齡，老三不喜歡待在軍隊，他到了南京不久，就逃跑了。所以軍官又去顏觀田的家找人。到了永樂年間，首都已經不在南京，顏家第三個被派去做正軍的是老大，他被派到了西南地區的楚雄，後來在雲南待了三十多年，死掉了。當時顏觀田應該年紀很大了，但是災難繼續到來，又要派孩子出去當兵。顏家的老五那時候已經長大了，不得不去代替他的哥哥，結果在路上他就死了。到了１５世紀中旬，顏家到了一個什麼地步呢？已經沒有孩子可以去當兵，所以這個義務轉讓給朱家，我剛剛說了顏家和朱家是正、貼軍戶，兩家有共同出兵的義務。到了那個時候，義務轉讓給朱家，有一個叫朱必茂①的人，他１５世紀就去楚雄代替了這個義務。此後朱家一直承擔這個義務長達一百多年，到了１５５８年，也就是嘉靖年間，朱尚忠當兵回來，他向所有的親戚鄰居提出了一個建議，說我可以一輩子留在軍事基地，但是你們要出錢，我死了以後，我的孩子替我當兵，但是你們要繼續出錢。顏、朱兩個家族非常高興，這樣他們可以免除遠赴偏遠地區辛苦的兵役，不用擔心在不可預測的時候被抓。族譜裏麵記載了顏家、朱家和朱尚忠簽的一份合同，裏麵記錄了所有的計劃。朱尚忠有點狡猾，他過了十年又回來，說現在出的錢不夠，你們要多給我一點補貼，其他族人想留在老家舒服地過日子，所以就不得不答應多給他錢。後來又過了二十年，朱①應為朱必茂戶男丁細苟，參見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第１７冊，第１２０頁。
學衡講壇·被管製的藝術：明代福建沿海地區的軍戶與衛所０６７尚忠的孫子又回來討錢，他們又簽了一個合同，這個合同也被登記在族譜中，第二個合同比第一個合同的內容稍微豐富一點，它也說明了這個錢是怎麼收集的，也就是顏家、朱家每個男丁每年要出多少錢，然後這筆錢等當兵的人回來時轉交給他。
這就是第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顯示明代老百姓身上的義務一直到明末都存在。因此普通的老百姓要想辦法來處理這個持續性的義務，要讓它係統化，要讓他們更容易預測這個義務對本人有什麼影響。因此，他們就用了一些很簡單的方法，包括正式的合同（跟現代的合同看起來非常相似）。那麼，這個故事是一個服從國家的故事還是一個反抗國家的故事呢？在政治學中，我們討論民間跟國家的關係時，經常用二元化的對比，要麼是服從（ｃｏｍｐｌｙ），要麼是不服從、反抗（ｒｅｓｉｓｔ）。而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這種行為就是在反抗跟服從之間，而這也是目前政治學家比較少關注的狀況。實際上，介於服從與反抗之間的，這就是我所謂的日常政治。日常政治的另一麵是很有趣的，實際上在這個故事中，國家、官僚基本上都不出場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國家不一定直接在場，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它還是在（施加影響），實際上這也是日常政治中很關鍵的一點。
第二個故事是來自溫州的一份族譜。實際上近十年來我收集了成百上千的族譜，今天講的三個故事，來自三份族譜，但除了第三份外，都是常見的族譜。溫州英橋王氏的這個族譜是萬曆年間編的，但是內容講的也是洪武時期他們登記為軍戶的狀況。當時這個家族有一個父親和三個兒子，看上去家境不錯，三個兒子都不太想當兵，因此他們就雇了一個和尚去擔負他們的義務。因為擔心和尚不可靠，會逃跑，所以他們想了個辦法來說服和尚。他們買了一塊地，然後跟和尚說，隻要你願意去當兵，這塊地的收入全部給你。這塊地是由雙方輪流管理的。
最有趣的是，和尚答應王家，他跟他的後代永遠會替王家當兵。和尚也有後代？他可能是個假和尚，也可能是過繼來的，因為和尚也改成了王姓。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為了讓檔案跟事實符合，因為檔案裏的軍戶是英橋王氏，怎麼會有一個姓陳①的和尚去做正軍？在一定的程度上說，這種改姓雖然很類似於過繼，但也是不完全脫離國家記錄的一種方式。
第二個故事比較簡單，通過這個故事，我要強調的是，普通老百姓發明了一些很複雜也很簡單的策略，來處理他們對國家的義務，換句話說，他們要處理日常政治中的風險。作為軍戶，你永遠有義務要出一個人去當兵，但是萬一你的親戚在外麵戰死了或者受傷了，第二天就會有人來抓你（去當兵），這是不可預測的。現在這種做法可以說是把他們對國家的義務變成可預測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他們用了三種基本方法，來讓這個義務變得可預測化。第一個故事的辦法是把義務集中在某一個人，或者集中在某一房之上。第二個故事也是把義務集中於一個人，但是這個人是另外雇來的。第二種方法是輪流管理。比如說我們這個家族有五個房，每個房派十年兵，五十年以後又輪到長房，可能是輪到長房的下一代去當兵。第三種基本手段也在第二個故事中出現了，就是把他們的義務貨幣化，把勞動的義務變成財政的義務。也許會有人批①此處應指王家的義子胡謙益和仆人吳某轉為僧籍並替王家服役，“姓陳”可能是口誤或打比方。
０６８新學衡（第三輯）評我的解釋，說我受哈佛經濟係的影響太大了，是將理性選擇納入了社會史。實際上我覺得這種批評不太正確，因為我不是說他這樣做是由普適的客觀的理性而決定的，我是說那些人是可以有意地考慮什麼對他們有利，什麼對他們不利，而且可以有意地（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追求利益。所以這不是純粹的理性選擇。這個故事的第二層意義在於，溫州在當時可能是全國市場最發達的地方，因為當地的海上貿易非常興盛，這也引起了一個問題，這種應對策略跟商人在市場中處理風險的策略非常相似。實際上這裏的每一種策略，我們都可以在商業中找到類似手段（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那麼，這些人是從市場、從經商中學到的這些手段，還是在跟政府互動時發明了這些策略，然後移植到市場上？是“經濟”學習“政治”，還是“政治”學習“經濟”？這就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如果是先有軍戶，然後才有海上商人，這可能就說明沿海地區後來的經濟發展，跟明代政府有一定的關係。
第三個故事是來自一個叫作福全的小地方，一個很小的所，相當於現在的村落，離泉州不遠。福全蔣氏的族譜非常有趣，這個族譜是手寫的，一直到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他們還會把新生的男丁寫進去。這個族譜老實說是不太懂族譜的人編的，據我了解，編族譜的“基本宗旨”是要把所有有趣的東西都刪掉，要故意把非常無聊的東西寫進去。但是蔣家族譜非常例外，據我理解這可能是一份初稿。蔣家是這個所的司令官，即千戶。一個所１２００個兵，所以司令官就是千戶，而蔣繼實是第八任司令官。蔣家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安徽人，因為洪武年間比較早跟隨朱元璋，所以得到了一個世襲的千戶位置。蔣繼實在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年）當了千戶，他的傳記目標是表明自己是位了不起的司令官，打了數次勝仗。明中葉在沿海地區做司令官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防倭寇。蔣繼實跟倭寇打了幾次仗，但實際上他都是跟貨船而不是戰船打仗，所以打敗他們很容易。傳記的編纂者說蔣繼實把所有的戰利品，包括大量的陶瓷，都分給他的部下。這讓我們知道，當時的普通的軍戶、普通的正軍跟市場是有關係的，這些戰利品毫無疑問是被賣掉了，甚至還賣給同一批倭寇。當時的倭寇首領被稱作倭酋，名叫李文信。很顯然這個倭寇就是中國人，是本地人，不可能是日本人。然後蔣繼實竟然和李文信的妹妹搭上關係了，從她那裏獲得了東南亞的商品。
這個故事的意義是什麼？當時的千戶跟海上貿易有了密切關係。實際上，我們無論是從下往上或者從上往下看，都會發現這一點。《明實錄》記錄了許多類似的故事，很多海軍都是如此，有一位職位高於千戶的指揮官，甚至派人去做買賣，包括去買外國商品。實際上，從族譜、地方文獻以及中央政府的文獻中，我們都能很清楚地看到，當時很多海軍從事海上貿易、國際貿易。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對海上貿易可以說是有競爭優勢（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的。我這裏舉兩個例子：一是明初很多海軍都有海上貿易的傳統，最典型的例子是方國珍。方國珍在向朱元璋投降前已經是海上一霸，後來他的部下被編入明代國軍，自然保留了一定的海上傳統。還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沿海地區有一群人被稱作譙家或譙民，意思是生活在船上的人。有大量的譙家在洪武初期被編入海軍，一方麵是為了提高海軍的海上技術，另一方麵是為了控製那些不容易受控製的人，但是那些海上的傳統久而久之可能消散了。更重要的是，當時學衡講壇·被管製的藝術：明代福建沿海地區的軍戶與衛所０６９實行禁海政策，不允許民間造船，唯一能造船的地方就是衛所和軍戶。所以他們的競爭優勢之一是對海上科技的壟斷；還有一個更有意義的優勢———這也是《明實錄》的記載———海警隊都是他們的親戚（那時候叫海巡）。從事非法海上貿易最危險的事情就是碰到海警隊，但是如果你知道海警隊某天在哪裏巡邏，你就去別處貿易，跟沒有關係的人比，當然有了優勢。那麼，我剛剛講的故事屬於服從國家還是反抗國家？也是兩者皆非，但這個故事可能更加複雜一點。
蔣繼實能這麼順利地從事海上貿易，主要是因為他是海軍軍官，他利用了他在海防領域的特權在商業領域套取利益。還有一點，他作為海軍需要負責蕩平倭寇，但他自己也是倭寇，我剛剛講的故事裏的行為都是倭寇的行為。明代沿海地區的研究讓我們早已經認識到，很多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本地人。但是我可以進一步說，不隻是本地人，實際上負責海防的軍隊，也是倭寇的一部分。我也發現了不少案例，其中顯示早期的華僑和早期去台灣的人，也是當時、當地的海軍成員。
現在故事講完了，接下來我先討論這些故事本身，軍戶和衛所研究的問題，然後再轉向更宏觀一點的曆史議題。我重複一下，當時的老百姓發明了很多非常簡單的策略用於處理他們與國家的關係，目的是優化這種關係，使它可預測，貨幣化、合同化。這些策略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它的簡單性，在接觸這一研究之前，我沒有料到普通的老百姓這麼聰明（能想到這麼簡單的策略）。第二點是有很多策略很像他們在市場上運用的策略。如果把所有的策略概括起來，可以稱為“製度套利”。“製度套利”是什麼意思？就是人們想盡種種辦法來從他們參與的製度中套利，得到好處，或者是減少壞的影響。服從或者反抗，這兩個詞都不能完整地解釋他們的行為。耶魯大學的詹姆斯·斯科特（Ｊ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曾經寫過一本書，寫山區的居民怎麼逃避國家的管製———《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曆史》（犜犺犲犃狉狋狅犳犖狅狋犅犲犻狀犵犌狅狏犲狉狀犲犱：犃狀犃狀犪狉犮犺犻狊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犝狆犾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犃狊犻犪），我記得那時候很多中國學者都非常推崇這本書，但是在研究中用到這本書中的概念的可能不多。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細讀就會發現，不管是被管製的藝術，還是逃避管製的藝術，都不適用於中國曆史。實際上中國人是非常懂得怎麼被管製的，這就是被管製的藝術。當然我今天講的幾個故事，是有地方特色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策略。不過實際上，明代中國幾乎所有地方的軍戶都有類似的記載，他們違背了貿易限製，跟敵人經商。所以即使那些策略相當有地方特色，但是這種想辦法優化與國家的關係，想辦法用製度套利的理念，我推測在全國都很普遍。它們共同的地方在於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今天講的東南地區主要的民間組織是家族。在一定的程度上，必須有家族組織，那些策略才能推行。我當然不是說有了軍戶製度才有家族，家族在當地的普及化很可能跟明代的稅收製度有關。雖然我的例子都是來自軍戶，但是實際上它的內在邏輯在民戶中也可以適用。斯科特還有更早的一本書，叫《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犛犲犲犻狀犵犔犻犽犲犪犛狋犪狋犲：犎狅狑犆犲狉狋犪犻狀犛犮犺犲犿犲狊狋狅犐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犎狌犿犪狀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犎犪狏犲犉犪犻犾犲犱），他認為現代國家有它特別的視角，這個我不否認，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定的誤解，他認為現代國家才有國家的視角，實際上傳統國家也有傳統國家的視角。我今天介紹的很多０７０新學衡（第三輯）策略，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這些策略多多少少以跟國家打交道為前提。你如果不跟國家打交道，這些策略都沒有用；你如果要跟國家打交道，你就要了解國家怎麼看你，國家用什麼語言來描述你。有兩句俗語，跟我這個研究比較有關係：一個是“天高皇帝遠”，我的研究的其中一個結論剛好與之相反，實際上皇帝不遠，那些策略才有效。如果真的皇帝很遠，你就沒有必要花那麼多時間、花那麼多力氣想辦法與之周旋。還有一個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最後，我從三個比較大的視角做結論。一是從曆史的方法的角度去談。北京大學做宋史研究的鄧小南老師有一個概念叫作“活的製度史”。我們兩人所指的“活的製度史”很不一樣，但是她的這個概念對我很有啟發性，就跟斯科特一樣，我不一定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但是她提出的問題有助於我的思考。做傳統製度史的學者可能會認為我的研究沒有意義，因為我沒有描述這個製度的大背景。實際上這個研究方法並不是我自己開創的，我是借鑒了華南學派的幾位老師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從民間文獻，從地方的特點去了解一種製度的運作，這就是一種新的活的製度史（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這是我希望做出貢獻的一點。二是整個明史研究。我不知道國內的情況，國外在西方明史研究方麵最權威的是卜正民（ＴｉｍｏｔｈｙＢｒｏｏｋ），他也是我的老師，他有一本書叫《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犜犺犲犆狅狀犳狌狊犻狅狀狊狅犳犘犾犲犪狊狌狉犲：犆狅犿犿犲狉犮犲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犲犻狀犕犻狀犵犆犺犻狀犪），認為明代經曆了從專政到市場化的轉變。明初是專政時期，但是後來皇帝素質不高，而且普通老百姓不聽話，他們不想按照朱元璋的計劃行事，他們要經商要賺錢。可以說這是一個扣減的故事（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ｙ）。明代原本建立了非常完整的專政製度，然後這個專政製度被扣減以後，就有了明代中末期繁盛發展的社會。實際上我覺得我的研究可以部分糾正他的觀點。明代的故事不是原來有國家，後來沒有國家，或者原來有國家，後來有市場。朱元璋沒有成功地實行他的計劃，但是這不等於說他這個計劃和明初設立的製度沒有起到重大的曆史影響。最後一個問題，現在有一個概念非常流行，就是早期現代化帝國（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ｅｍｐｉｒｅｓ），很多做世界曆史的學者都在把明清帝國跟大英帝國、俄羅斯帝國、土耳其帝國做比較。這幾個帝國存在一個共同點，就是國家或是政府對社會的滲透越來越深，但是這種滲透是有限製的。（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ｓａｒｅ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ｌｉｍｉｔｓｔｏｔｈｅ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就是那些限製引發了老百姓在日常政治中的可能性，引發了製度套利的可能性。
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學衡講壇·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０７１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烏·額·寶力格———英帝國主義是如何愛國的？
非常感謝孫江教授邀請我來南京大學演講，並給我如此大的榮譽。現在我成為南京大學的一員，有種“回家”的感覺，既然不是“外人”，那我就坐下來說。這次我是通過我特別好的朋友———特木勒教授的介紹來到南大的。兩年前我曾來過南京，對這個城市印象很好。但這是第一次來南大，校園很美很新，劍橋校園很老，但老有老的好處，新有新的長處。
今天講僧格林沁，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新的題目，我的專業是人類學，但僧格林沁是曆史人物，究竟如何將人類學介入曆史學？怎樣運用檔案材料進行研究？我一時還沒有想清楚。
僧格林沁的問題同時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問題，國內外學界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究較為豐富，我是“新手”，在座的各位可能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熟悉程度都比我高，所以講座中若有不盡之處，還希望大家指教，大家也可以幫忙提些問題，我們一起討論。
我對僧格林沁研究的介入角度是西方英語世界關於鴉片戰爭的研究，我讀的東西不多，但是我對兩位學者的研究比較感興趣。一個是美國學者何偉亞（ＪａｍｅｓＬ．Ｈｅｖｉａ），另一個是華裔學者劉禾（ＬｙｄｉａＨ．Ｌｉｕ），他們二人的研究角度都比較有趣。前者從磕頭介入，梳理了自馬戛爾尼（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開始的變化過程，他將磕頭與國際關係相連，談論兩個不同的國家形態對“主權”概念的認知。從清朝方麵看，磕頭是自上而下浮動的等級形態，但西方國家間的關係是平等的，所以馬戛爾尼到清朝之後，中西方圍繞磕頭問題產生了巨大爭議，爭議背後就是國家主權如何表達的問題，中國必須用磕頭這種身體語言表達，而西方則用點頭等其他禮儀表達一種平等關係。何偉亞從磕頭這一小角度觀察國際關係的大問題，他的視角非常有趣，即通過身體語言來表述兩個世界、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劉禾主要從語言出發，找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即中英《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的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要求清朝自此以後不許提“夷”字。為何如此？原來清朝文書中關於外國的表述都用“夷”字，如“英夷”，將自己看作中心文明。在英國人看來，這是一個讓他們很不舒服的稱呼，他們自己認為自我是文明的，其使命則是教化全世界，承擔了“文明使者”的重擔。
這兩位學者視角新穎，通過身體語言或姿勢（ｇｅｓｔｕｒｅ）看出一個大問題，即由概念看到兩個文明之間的較量。但在我看來，他們的觀點亦有可商榷之處，他們把中國看作一個大的整體，清朝就是清朝，其內部是完全一致的；西方或者英國人又是另一個整體，所以才出現所謂的烏·額·寶力格（ＵｒａｄｙｎＥ．Ｂｕｌａｇ），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係教授。本文根據寶力格教授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學衡名家講壇”的演講錄音整理而成，整理人為宋逸煒，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０７２新學衡（第三輯）“中西”關係問題，中國是一方麵，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是另一方麵。盡管他們的理論很有趣，但也有誤區。由此，我的研究切入點也出現了：如果承認清朝和英國都是帝國的話，帝國是鐵打的一塊嗎？它肯定是多元的，不可能隻代表一種思想。這時我們就要考慮到英帝國內部的族群、種族和階級問題。那麼清帝國也是多元的，漢人當時是否沒有太高的地位？我們必須認清這兩個帝國本身的民族、種族和階級結構，否則今天的“新清史”也無從談起。“新清史”為何引起爭議？如何表述“中國”？這是因為帝國內部的多元性難以整合。因此，何偉亞和劉禾在“新清史”中不可能擁有自己的發言權。
我觀察到兩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清帝國可能是“收縮的帝國”，英帝國可能是“擴張的帝國”，帝國要想維係自己的體製必然有“主義”，即所謂的“帝國主義”。兩個帝國維係自己“帝國主義”的力量是什麼呢？當時的國家軍隊不再是滿八旗、蒙八旗、漢八旗，這些軍隊全部戰敗了。這時，蒙古地方軍開始被調動起來了。蒙古的劄薩克旗有幾個蘇木，每個蘇木有一百五十個兵丁，這些部隊集結起來後，對內攻打太平天國和撚軍，對外抵抗英法聯軍。在承認這一史實的基礎上，我們是否可以說蒙古人在清帝國是“邊緣帝國主義者”呢？蒙古人並非清帝國的主人，但帝國在滿洲人失敗後，隻能由其盟友蒙古人支撐。僧格林沁便由此從邊緣走向了中心，蒙古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地位也得以凸顯，曾國藩所部的重要性則要靠後。直到僧格林沁戰死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重要性才開始上升。那麼英帝國主義的推動者又是誰？是英格蘭人（Ｅｎｇｌｉｓｈ）嗎？不是，也許王權和國家結構在英格蘭人手中，但在其向外擴張的過程中，蘇格蘭人（Ｓｃｏｔｔｉｓｈ）的作用更大。蘇格蘭在當時處於邊緣，今天更是邊緣化了，甚至都到了要脫離英國的程度。但在當時的英國，蘇格蘭人是推動英國向外擴張的主要勢力。
英國的擴張由邊緣推動，清朝的防禦由邊緣來承擔，好玩吧？研究的感覺也出來了！
這時我就開始思考，帝國是否有愛國主義？如果說僧格林沁“忠君愛國”的話，那麼英國人有沒有自己的愛國主義？我們都說英國是帝國主義，那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是怎樣銜接的？
二者的關係如何？今天，我想重點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看到，以何偉亞為代表的學者都在討論帝國形態與“磕頭”在清朝的正當性，磕頭導致了文明衝突和對峙，最終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承認了西方的外交要求，英法在北京建立公使館，從此進入“近代”這一係列的問題。但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尤其是１８６０年，英法聯軍護送的使者不僅要讓皇帝在《天津條約》上簽字，更要讓清朝真正接受條約。但鹹豐皇帝不允，僧格林沁在阻擋過程中，發生了兩件事：其一，額爾金伯爵（ＪａｍｅｓＢｒｕｃｅ，８ｔｈＥａｒｌｏｆＥｌｇｉｎ）的翻譯巴夏禮（ＨａｒｒｙＰａｒｋｅｓ）和其私人秘書洛奇（ＨｅｎｒｙＬｏｃｈ）以及隨行的３０餘人被僧格林沁俘虜，在交由怡親王載垣押赴北京作為人質後，一些人死亡，很多人受到虐待。巴夏禮和洛奇在被釋放後所寫的回憶錄中講道：僧格林沁讓他們磕頭遭到了拒絕，於是使用暴力強迫他們磕頭，他們對此感到十分恥辱。這兩個上層人士被羞辱的曆史在今天不為人知，他們的悲情故事早已被遺忘。但是當時有一個英國的霸夫步兵團（ｔｈｅＢｕｆｆｓ），其中有一名二等兵約翰·莫耶斯（ＪｏｈｎＭｏｙｅｓ），這個最低等的士兵和一些隨軍的錫克人在護送酒時被僧格林沁俘虜，同樣學衡講壇·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０７３也遭遇了讓他們磕頭的事情，錫克人因磕頭免於一死，但英國的二等兵拒不磕頭，最終被斬首。
對於這個故事，英國人不僅寫了詩歌讚美他，還畫了他拒絕磕頭、視死如歸形象的畫像，且流傳至今。
二等兵被殺，在當時的英軍中並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英國卻有所報道，當時的隨軍記者鮑比（ＴｈｏｍａｓＢｏｗｌｂｙ）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小段文字：ＳｏｍｅＳｉｋｈｓａｎｄ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ｆｆｓ，ｈａｖｉｎｇ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ｂｅｈｉ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ｏｇｃａｒｔｓ，ｆｅ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ｋｏｗｔｏｗ．ＴｈｅＳｉｋｈｓｏｂｅｙｅｄ；ｂｕｔＭｏｙｓｅ，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ｏｌｄｉｅｒ，ｄｅｃｌａ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ｈｅ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ｉｍｓｅｌｆ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ｙ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ａｌｉｖｅ，ｗａｓ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ｋｎｏｃｋ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ｈｉｓｂｏｄｙｔｈｒｏｗｎｏｎａｄｕｎｇｈｉｌｌ．（犜犺犲犜犻犿犲狊，１８６０）一些錫克人和一個霸夫團的二等兵跟隨運酒車落在後麵，落入中國人手裏。第二天他們被帶到官員麵前，並被命令磕頭；但是那個英格蘭士兵莫耶斯卻宣布他不會給任何活著的中國佬跪下，於是他的頭立刻被重擊，屍體隨即扔到糞堆上。（《泰晤士報》，１８６０年）這則報道比較煽情，很多人都將之視為戰爭中的一個事件，但額爾金伯爵的貴族朋友———後來牛津大學的詩歌教授———法蘭西斯·哈斯丁斯·道伊樂爵士（Ｓｉ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Ｄｏｙｌｅ）立刻有了靈感。二等兵的事件發生在８月底，《泰晤士報》的報道見於１０月，年底他便創作了一首詩歌，直到今天英國人還在傳頌。這首詩不短不長，英帝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在這首詩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０７４新學衡（第三輯）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ａｍｏｎｇｈｉｓｆｅｌｌｏｗｒｏｕｇｈｓ，昨晚，一群粗野的大兵中，Ｈｅｊｅｓｔｅｄ，ｑｕａｆｆｄ，ａｎｄｓｗｏｒｅ：他大口暢飲，一會兒嬉笑，一會兒破口大罵，Ａｄｒｕｎｋ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ｆｆｓ，一個誰也不正眼看的霸夫步兵團的Ｗｈｏｎｅｖｅｒｌｏｏｋｄｂｅｆｏｒｅ．醉醺醺的二等兵。
Ｔｏｄａ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ｆｏｅｍａｎｓｆｒｏｗｎ，今天，在愁眉苦臉的敵人的腳下，Ｈｅ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Ｅｌｇｉｎｓｐｌａｃｅ，他接替了英國女王陛下的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ｆｒｏｍ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ｃｒｏｗｎ，使者額爾金，Ａｎｄｔｙｐｅｏｆａｌｌｈｅｒｒａｃｅ．以及她所有貴族的位置。
Ｐｏｏｒ，ｒｅｃｋｌｅｓｓ，ｒｕｄｅ，ｌｏｗｂｏｒｎ，ｕｎｔａｕｇｈｔ，貧寒，魯莽，粗野，出身微賤，沒有教養，Ｂｅｗｉｌｄｅｒｄ，ａｎｄａｌｏｎｅ，頭腦混亂，並且孤獨，Ａｈｅａｒｔ，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ｆｒａｕｇｈｔ，但他卻擁有一個屬於Ｈｅｙｅｔｃａｎｃａｌｌｈｉｓｏｗｎ．自己的英格蘭人的心靈。
Ａｙ，ｔｅａｒｈｉｓｂｏｄｙｌｉｍｂｆｒｏｍｌｉｍｂ，喂，把他的手腳卸下來，Ｂｒｉｎｇｃｏｒｄ，ｏｒａｘｅ，ｏｒｆｌａｍｅ：拿來繩子，或斧頭，或火把：Ｈｅｏｎｌｙｋｎｏｗｓ，ｔｈａｔｎｏ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ｍ但他隻知道，不能因為他Ｓｈａｌｌ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ｏｍｅｔｏｓｈａｍｅ．使得英格蘭蒙受羞辱。
ＦａｒＫｅｎｔｉｓｈｈｏｐｆｉｅｌｄｓｒｏｕｎｄｈｉｍｓｅｅｍｄ，遙遠的肯特郡的丘陵環繞著他，Ｌｉｋｅｄｒｅａｍｓ，ｔｏｃｏｍｅａｎｄｇｏ；感覺就像夢幻一樣，忽來忽去。
Ｂｒｉｇｈｔｌｅａｇｕｅｓｏｆｃｈｅｒｒｙｂｌｏｓｓｏｍｇｌｅａｍｄ，大片明亮的櫻花盛開鮮豔，Ｏｎｅｓｈｅｅ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ｓｎｏｗ；有如剛下了一場白雪。
Ｔｈｅｓｍｏｋｅ，ａｂｏｖｅ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ｄｏｏｒ，父親家門口上的灰色炊煙，Ｉｎｇｒａｙｓｏｆｔｅｄｄｙｉｎｇｓｈｕｎｇ：輕輕地盤旋：Ｍｕｓｔｈｅｔｈｅｎｗａｔｃｈｉｔｒｉｓｅｎｏｍｏｒｅ，難道他不再會看到它的上升，Ｄｏｏｍｄｂｙ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ｏｙｏｕｎｇ？難道就要死了嗎，年輕輕的他？
Ｙｅｓ，ｈｏｎｏｕｒｃ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ｌｉｋｅｓｔｅｅｌ是的，榮譽在召喚！他用鋼鐵般的意誌Ｈｅｐｕｔｔｈｅｖｉｓｉｏｎｂｙ．將這個幻覺驅散。
ＬｅｔｄｕｓｋｙＩｎｄｉａｎｓｗｈｉｎｅａｎｄｋｎｅｅｌ；讓那些黝黑的印度人哀號和屈膝吧；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ｄｍｕｓｔｄｉｅ．英格蘭男兒必須去死。
Ａｎｄｔｈｕｓ，ｗｉｔｈｅｙｅｓ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ｈｒｉｎｋ，這樣，他眼睛不眨一下，Ｗｉｔｈｋｎｅｅｔｏｍａｎｕｎｂｅｎｔ，膝蓋不為世人跪曲，Ｕｎｆａ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ｎｉｔｓ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ｂｒｉｎｋ，屹立在這可怕的邊緣，學衡講壇·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０７５Ｔｏｈｉｓｒｅｄｇｒａｖｅｈｅｗｅｎｔ．走向他那鮮紅的墳墓。
Ｖａｉｎ，ｍｉｇｈｔｉｅｓｔｆｌｅｅｔｓ，ｏｆｉｒｏｎｆｒａｍｄ；最有威力的鋼鐵製作的艦艇也沒用；Ｖａｉｎ，ｔｈｏｓｅａｌｌｓ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ｇｕｎｓ；那些摧毀一切的槍炮也無濟；Ｕｎｌｅｓｓｐｒｏｕ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ｋｅｅｐ，ｕｎｔａｍｄ，除非豪邁的英格蘭堅挺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ｈｅａｒｔｏｆｈｅｒｓｏｎｓ．她男兒們堅強的心靈。
Ｓｏ，ｌｅｔｈｉｓｎａｍ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ｕｒｏｐｅｒｉｎｇ所以，讓他的名字響徹歐洲大地吧———Ａｍａｎｏｆｍｅａｎｅｓｔａｔｅ，一個地位卑微的人，Ｗｈｏｄｉｅｄ，ａｓｆｉｒｍａｓＳｐａｒｔａｓｋｉｎｇ，如同斯巴達國王那樣，視死如歸。
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ｉｓｓｏｕｌｗａｓｇｒｅａｔ．因為他的靈魂是偉大的。
今天讀罷，我們依舊心情澎湃，好像沒有時間和文化的隔閡。詩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麵：階級、種族、愛國主義。事件本身是人質被僧格林沁抓住而拒絕磕頭，結果就因拒絕磕頭而被砍頭。為什麼不磕頭呢？為了英國的榮譽。關於種族關係，可以看到：第一，英國人拒絕磕頭被殺，但錫克人磕頭得以活命，所以英國人比錫克人偉大；第二，錫克人是懦弱的東方人，蒙古人是殘忍而野蠻的，相對而言英國人是文明而勇敢的，他們為了英國的榮譽可以視死如歸。
關於階級關係，可以看到，最低等的二等兵取代了女王陛下所有的貴族，他比所有貴族都偉大。
在英國，過去低下的階級被人踐踩，但由於愛國，二等兵的地位高於了貴族。這首詩歌的寓意是：國家要支持本國底層士兵，因為他們是愛國的，為了英國的榮譽而死。
報道和詩歌出版後，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上層貴族們提出了自己的質疑。通過閱讀回憶錄，我發現以下三人質疑最多：第一位是加尼特·沃爾斯利（ＧａｒｎｅｔＷｏｌｓｅｌｅｙ），他在戰爭中出任軍需官，戰後成為英軍總司令，莫耶斯是他的部下。在他的回憶錄《１８６０對中戰事紀（附天京聞見與漢口紀行）》（犖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狅犳狋犺犲犠犪狉狑犻狋犺犆犺犻狀犪犻狀１８６０；狋狅犠犺犻犮犺犐狊犃犱犱犲犱狋犺犲犃犮犮狅狌狀狋狅犳犪犛犺狅狉狋犚犲狊犻犱犲狀犮犲狑犻狋犺狋犺犲犜犪犻犘犻狀犵犚犲犫犲犾狊犪狋犖犪狀犽犻狀犪狀犱犪犞狅狔犪犵犲犳狉狅犿犜犺犲狀犮犲狋狅犎犪狀犽狅狑，１８６２）提到，加尼特在戰後曾問自己部下當時的情況，根據其中一名中士的講述，他們一些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被蒙古人抓到，中士因為磕頭活下來，但說莫耶斯因為不磕頭而被砍頭。而根據從逮捕人群中逃脫的一個中國苦力的報告：莫耶斯是醉酒而死的。加尼特說他更願意相信這個苦力的話。在其他貴族的回憶錄中，也都普遍傾向於莫耶斯乃醉酒而死。
簡言之，根據當事者在戰爭結束後的報告，整個被俘虜的２０餘人中僅有莫耶斯一人死了，其餘全部釋放生還。另一位當事人倫尼（ＤａｖｉｄＦｉｅｌｄＲｅｎｎｉｅ）在回憶錄《駐華使館第一年間的北京與北京人》（犘犲犽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犘犲犽犻狀犵犲狊犲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犉犻狉狊狋犢犲犪狉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犈犿犫犪狊狊狔犪狋犘犲犽犻狀犵，１８６５）一書中也說到他訪問了當時關押自己的中國官員，清方說他們根本沒有要殺俘虜的意思，的確，所有的俘虜全被送還。英國軍官麥基（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ｍｅｓＬｅｓｌｉｅＭｃＧｈｅｅ）在其回憶錄《攻入北京：回憶１８６０年對中戰事》（犎狅狑犠犲犌狅狋犻狀狋狅犘犲犽犻狀：犃犖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狅犳狋犺犲犆犪犿０７６新學衡（第三輯）狆犪犻犵狀犻狀犆犺犻狀犪狅犳１８６０，１８６２）更是直言不諱地寫道：４４團的中士給了完全不確定的描述，信息來自他那愛爾蘭人的想象力。他說他們被帶到“將軍”麵前，莫耶斯被命令磕頭，拒絕後就被處死，而他自己則被摁倒在地，將其臉在地上摩擦。他接著說他與“軍士長”是很好的朋友，然後給了他和軍士長對話的細節。當問到他怎麼在不通語言的情況下理解了所有的談話，他給出的回答是真正愛爾蘭式的：“啊！當然，他們那些人沒有像我們一樣的秘密。”（ｐ．１０４）總之，這些當事人的回憶表明：第一，莫耶斯或是病死，或是喝酒而死，但絕不是因為拒絕磕頭而死。第二，莫耶斯因不磕頭而被僧格林沁處死，這是一個軍官為了掩蓋自己失職而編造的謊言。第三，那個軍官自己磕頭了，因為他是愛爾蘭人。
所有上述回憶都在挑戰道伊樂詩歌的真實性，認為他所強調的二等兵因愛國而捐軀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的，是《泰晤士報》記者為了鼓舞人心而編造出來的故事，最起碼也是在沒有太多根據、沒有查清楚的情況下寫的報道。而這些回憶者才是真正的見證者。所以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記者身後帶有國家的影子，他有一種宏觀的角度，他要激發全國人民一致對外、一致愛國的熱情。而國家本身又是由對立階級組成的，因此在宣傳底層愛國的同時造成了上層的不滿，形成了一種衝突。
莫耶斯究竟是何許人也？他為何這麼偉大？這首詩又為什麼如此有名？人們一直以來都很好奇。霸夫步兵團的一名退役軍官恩特拉克特（Ｊ．Ｐ．Ｅｎｔｒａｃｔ）在倫敦醫院的附屬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期間，出於對所屬兵團前輩的好奇，於１９６３年寫了一篇文章《〈霸夫兵團的二等兵〉後記》（犃犘狅狊狋狊犮狉犻狆狋狋狅“犜犺犲犘狉犻狏犪狋犲狅犳狋犺犲犅狌犳犳狊”），後來《泰晤士報》予以報道。文章的主要觀點是：詩人要麼是無知的，要麼是故意捏造事實。莫耶斯１８２８年５月出生，１８４５年７月１０日在蘇格蘭愛丁堡入伍，原名為ＪｏｈｎＭｏｙｅｓ，是蘇格蘭人而非英格蘭人，“Ｍｏｙｓｅ”其實是後來人的筆誤，之後便將錯就錯。作者還考證，莫耶斯所在的霸夫步兵團是英格蘭軍隊，後來才在蘇格蘭招兵。１８５８年這個步兵團有３５０個英格蘭人，４２２個愛爾蘭人，１３個蘇格蘭人。他考證出莫耶斯在１８５０年是一名中士軍官。這支部隊經常在海外作戰，還參加過克裏米亞戰爭，莫耶斯有軍功，並獲得過勳章。１８５８年該團進駐印度，１８５９年１１月莫耶斯因對上司出言不遜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上級對他降級處理，緩期執行。此後，該團開往廣東，該團的注冊中記錄：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２９日，莫耶斯被軍事法庭宣判降為二等兵（ｐｒｉｖａｔｅ）。二等兵是最低等的士兵。原來聖誕節放假，莫耶斯不吸取教訓，繼續酗酒，所以被懲罰了。記錄還說：１８６０年８月１２日左右，霸夫步兵團準備在進軍途中包抄僧格林沁軍的後部，天下大雨，路上泥濘不堪，運輸物資的車輛深陷其中，落在後麵。物資押送者中有一名中士，莫耶斯是二等兵，還有一些印度兵，這些兵士喝了大量的酒，再加上困乏，倒地而睡。幾小時後醒來，發現自己迷路了，徑直朝一隊騎兵走去，誤以為是印度兵，卻沒想到是蒙古騎兵。士兵隨即開槍，打死兩名敵人、四匹學衡講壇·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０７７馬，但終因寡不敵眾被俘虜，其中一個中國苦力溜走了，回到北塘軍營。剩餘人被五花大綁帶到附近的小鎮並關押起來。在霸夫步兵團１８６０年２月１日到９月３０日的記錄中，隻有一個人，也就是二等兵莫耶斯於８月１２日或１３日在北塘喪命。因此他推測英國中士能夠活下來證明他磕頭了，所以英國人是可以磕頭的，並不是所有的英國人都不磕頭。他說：莫耶斯不是肯特郡人，霸夫團雖然與肯特郡有關聯，但是直到１８７０年才在肯特郡建立團部，以前都是在外邊招兵。再者莫耶斯不是英格蘭小夥子，他是蘇格蘭人；而且他不是一個小夥子，而是一個３２歲的、具有１５年軍齡並且獲得過克裏米亞戰爭勳章的中士軍官，隻是死前不久才受到處分被降為二等兵。恩特拉克特說這首詩的內容都是假的，但他認為唯一沒有爭議的一點是該詩歌的最後一段：他的名字響徹歐洲大地。
在此，我們確認了莫耶斯不是英格蘭人，而是蘇格蘭人；不是年輕人，而是立過軍功的中年軍官。反過來說，僧格林沁是什麼人呢？在當時的英國軍隊中，有傳言說僧格林沁不是蒙古人或東方人，反而是愛爾蘭人，為什麼呢？僧格林沁的名字在英文中拚寫為Ｓａｎｋｏｌｉｎｓｉｎ，發音近似於ＳａｍＣｏｌｌｉｎｓｏｎ，而在英國人的記憶中，ＳａｍＣｏｌｌｉｎｓｏｎ是一個愛爾蘭籍的“叛軍”軍官，他們傳言這個人逃跑後來到中國，就是僧格林沁。這並不僅僅說明英國人因自己在１８５９年被蒙古軍隊打敗而不服氣，更主要反映的是英國的民族關係問題。英國並不是全由英格蘭人組成的，國家主體是英格蘭人，但也包括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愛爾蘭人。同時，這也反映了英國的階級問題，如同羅賓漢（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的故事①中含有抗爭造反的成分，由此我們也看到英國在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內部的多元關係並不好處理，一方麵涉及內部的民族關係，另一方麵也涉及階級關係。民族、階級的對抗依然存在，正因為這些對抗的交錯，英國人才會將僧格林沁當作愛爾蘭“叛軍”軍官。
這首詩和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均有著密切關係，而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如何呢？當時又是如何表述的呢？也許大家讀過歐洲史和民族主義理論，對此的一般表述是：民族主義是反抗帝國主義的產物，過去的歐洲是一個帝國，或是羅馬帝國，或是梵蒂岡教派所控製的帝國。
在民族主義的理念中，小的是好的，大的是壞的，所以民族主義一般要與土地聯係在一起才能成為自然的、有親近感的東西；而帝國則是非常冷酷、非常不好的事物。自１８、１９世紀起，歐洲①羅賓漢（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是英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人稱漢丁頓伯爵。他武藝出眾、機智勇敢，仇視官吏和教士，是一位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的綠林英雄。在英國，羅賓漢的故事就像中國的水滸傳故事一樣廣為流傳。
０７８新學衡（第三輯）大陸都開始轉為民族國家，它必須打破帝國結構，而這時帝國主義就變為民族主義所必須批判的對象。但在民族國家建成後，它們之間呈現出一種競爭關係，關係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民族國家既不是劃了界線就足夠的，也不是自我與他者的二元關係，其中還存在著上下等級關係、生存與亡國的關係。為了生存、尊嚴，擴張和占領土地便成為必然，歐洲的土地已然不足，民族國家隻有走上擴張殖民地的道路，這時，民族國家就開始變為帝國，民族主義也必須變成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所以帝國主義者對內是民族主義者，對外才是帝國主義者。
帝國主義又需要怎樣的愛國主義呢？英國人如何表述愛國呢？劍橋大學曆史係有一個很大的西利（Ｓｅｅｌｅｙ）圖書館，是為紀念１８６９年起擔任劍橋大學曆史係教授的西利（Ｊ．Ｒ．Ｓｅｅｌｅｙ，１８３４—１８９５）而命名的。這位英國知名學者在１８８３年出版的《英格蘭的擴張》（犜犺犲犈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一書中提到，應該將英格蘭的曆史看作英格蘭拓展為大不列顛的曆史。帝國主義就是更大的愛國主義，因為殖民地是英格蘭的一部分，統治殖民地是英格蘭人的使命。誰讓我們這麼偉大呢？能者多勞！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呢？英格蘭（Ｅｎｇｌａｎｄ）或英格蘭人（Ｅｎｇｌｉｓｈ）成為整個帝國的中心，即所謂的大英帝國。即便蘇格蘭人也是在為英格蘭或英格蘭人奮鬥。也許道伊樂知道莫耶斯並不是英格蘭人，但是大家在潛意識中都如此表述，這就類似於今天說中華民族是由漢族和５５個少數民族連在一起的，這也是莫耶斯被認為是英格蘭人的原因。
帝國在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其中的種族問題、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依然存在；戰爭時軍官領導打仗，下層士兵則是農民或處於邊緣的少數民族族群，他們打仗的目的不是為帝國服務，與貴族軍官的愛國主義不同，他們不一定會效忠於女王陛下，愛爾蘭人的反叛也依然存在。所以帝國的成功離不開對底層的教育和管理，帝國的首要任務就是教育他們，所以西利旨在說明“愛英國等於愛帝國”的關係。但是，閱讀曆史書隻是貴族和知識人的特權，底層人並不會去讀枯燥的曆史著作，他們中的很多人或許還不識字。直到１９０４年英國教育部發行《四年小學英語教學大綱》，把《霸夫兵團的二等兵》收入兒童必讀的《歌謠集》（犃犅狅狅犽狅犳犅犪犾犾犪犱狊）之中，自此，這首詩歌開始普及。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老師在解釋詩歌以後，學生要用自己的話說出對詩的理解，然後全班背誦該詩歌。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前後，一個藝術雜誌評比學校詩歌，每類學校各出１萬名學生選擇他們最喜歡的詩歌，然後將最受歡迎的詩歌發表成一個集子《男女孩選出的詩歌》（犘狅犲犿狊犆犺狅狊犲狀犫狔犅狅狔狊犪狀犱犌犻狉犾狊），其中就有《霸夫兵團的二等兵》。這些詩歌裏最能打動人的是愛國主義詩歌，它們宣揚著為帝國榮譽視死如歸的精神。受此教育的丘吉爾，在１９４０年代戰爭動員時，便在廣播中朗誦了道伊樂的詩歌，隻不過不是《霸夫兵團的二等兵》，但兩首詩歌主旨相同，均是為了帝國及其榮耀而奉獻。由是可以說，愛國主義教育是英帝國擴張的根基。１９０４年教學大綱出台後，這首詩歌迅速普及，影響不斷增大。１９０５年與其有關的明信片出版，１９１０年相關的油畫出現。但在此時，英國也與俄國、日本卷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我暫不關注詩歌的普及過程，但其普及的起源確實是１９０４年發行的教學大綱，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
學衡講壇·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０７９那後人是如何利用這首詩歌體現英國人的尊嚴和偉大的呢？我發現了一個愛爾蘭人鮑勃·肖（ＢｏｂＳｈａｗ）在１９７２年寫作的小說集《另外的日子，另外的眼睛》（犗狋犺犲狉犇犪狔狊，犗狋犺犲狉犈狔犲狊）中的一個短篇小說就提及了這首詩歌。小說主要講了一個英國出身的美軍飛行員，在從馬尼拉飛往首爾的過程中遭遇事故，迫降在中國境內的一個省，被俘虜關押了６年，其間省長多次去監獄中要求飛行員認罪，如果認罪簽字就會將其釋放。這個飛行員說：“我可以簽字，但你明知我說的不是實話，那你需要我這個虛假的簽字嗎？”在被關押的６年中，飛行員因為營養不良生過一場大病，其間他在神誌不清時念起了《霸夫兵團的二等兵》，恰巧在床邊並懂英語的省長把這首詩記下來，回去後特意查找。飛行員痊愈後，省長挖苦他將自己比擬成莫耶斯。
飛行員笑著反駁說：“在詩歌裏，二等兵一拒絕磕頭中國軍閥就把他殺了。你看，軍閥很自信，他其實認為霸夫團的二等兵是否就範並不重要，但你不會殺我的，對吧？”這個小說由愛爾蘭人所寫，而俘虜是英國人，又是美軍飛行員，其雙重身份並不為中國省長所知，但正是因為這首詩蘊含的英國性表現在飛行員身上，省長才得以認識到飛行員是英國人。愛爾蘭作者的寓意有二：其一，自己也許在外表上有英國性，但他本質上是愛爾蘭人；其二，獨裁者不可能理解愛國主義。
那麼，在經過多元文化洗禮的國度中，如何將這首詩傳授給年輕一代？我在我孩子的課外讀物中發現了一本書《發酵的不列顛帝國》（犅犪狉犿狔犅狉犻狋犻狊犺犈犿狆犻狉犲），其中一小節是講《霸夫兵團的二等兵》，如下圖。這裏，英格蘭人（Ｅｎｇｌｉｓｈ）已經變為了不列顛人（Ｂｒｉｔｉｓｈ），蘇格蘭人（Ｓｃｏｔｔｉｓｈ）雖然有所體現，但他們也隻是不列顛人的一部分，不列顛的包容性得以彰顯。更主要的是，我在其中發現了兩個缺失：蒙古人被中國人替代，皮膚黑黝黝的印度人消失了。在這裏，我們看不到敵人，沒有了他者，這恰恰是政治正確的多元文化的表現。
０８０新學衡（第三輯）最後，我的結論有兩點：其一，愛國英雄主義是否為英國人的國民性格？所有這些詩歌都在講述英國人不給野蠻人磕頭的愛國英雄主義，然而，擊敗拿破侖的威靈頓公爵———他是英國化的愛爾蘭人———在與西班牙人聯合攻打拿破侖時，他要求西班牙軍隊配合自己，但西班牙人的姿態很高，說隻有威靈頓公爵下跪請求才會幫助英國軍隊。在威靈頓公爵的回憶錄中，他寫道：“我撲通就跪下了（ｓｏｄｏｗｎＩｐｌｕｍｐｅｄ）。”此後西班牙人發兵，拿破侖大敗。這就是說，英國貴族為了帝國的利益，可以跪下來，忍辱負重。威靈頓公爵說：為了帝國，個人的榮辱值幾分錢？我從中領悟到的是，帝國需要靈活性，而不是虛榮心。愛國是一種硬性要求，但要求並不涉及帝國的主人，主人是靈活的。正如施密特（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所說的“例外”（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底層必須服從法律，但製訂者恰恰可以修改和背叛法律。愛國主義隻是底層人民的理念，是對他們的要求，而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朕即國家”。
其二，愛國主義與帝國擴張和收縮的關係幾何？我可以分享兩個例子。第一件事，２００７學衡講壇·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０８１年伊朗人質事件中英國人哀求敵人釋放人質。當時，英美誌願者在伊朗進行公益活動時被抓，但伊朗人認為他們是侵略者，包括時任首相布萊爾在內的英國人都“祈求”伊朗人不要殺掉他們，但這時候有些人出於英國精神的角度站了出來：英國人這是怎麼了？為什麼要向邪惡的敵人求饒了呢？莫耶斯會跪著求生嗎？英國人的尊嚴哪裏去了？英國精神的消失是因為沒有了敵人，這也是多元文化消滅敵人的結果。沒有了敵人，死亡有意義嗎？沒有了敵人，英國人自己的存在（ｂｅｉｎｇ）都無法體現了。在莫耶斯被僧格林沁砍頭１５０年之後，英國人還在談論這件事。
第二件事，一名住在英格蘭的愛爾蘭共和黨人的母親到倫敦探親，在遊覽中看到如倫敦大橋這樣的帝國象征仍然十分激動。她不喜歡民族國家，但懷念帝國，可帝國的象征與移民的侵蝕形成了鮮明反差，倫敦有大量有色人種。她由此在網上評論，大意如下：莫耶斯為何而死？
英國是莫耶斯的國度，而莫耶斯的精神是要征服世界，同時也是愛自己的國家。今天的英國人不得不給移民工作、房屋、教育和福利；他們自己的言論自由被急劇限製，他們的稅金用來給“寄生蟲”作福利，沒日沒夜地被反白人的仇恨言論打擊。如果莫耶斯知道今天的情況，他死不瞑目。這位共和黨人於是幻想著“莫耶斯式的革命”早日到來。
這是兩年前的評論，一年後的２０１６年，英國確實出現了革命———脫離歐盟。通過《霸夫兵團的二等兵》這首詩，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英國人今天的深切焦慮。我就講到這裏。
新潮·舊新潮學衡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８５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蔡少卿１９０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０１年５月，梁啟超由保皇會安排訪問澳洲。這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但學術界至今少有論著對此做過翔實的探討與研究。《梁啟超年譜長編》也隻以寥寥數語提到過他的澳洲之行。究其原因，乃是難於找到詳細記載梁氏訪問澳洲的資料，“很少材料可以參考”①。
２０００年，我應邀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華人曆史與澳洲聯邦”學術研討會。會後，我參與了拉籌伯大學費約翰（Ｊｏｈ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教授主持的“華人對澳洲聯邦的貢獻”合作項目的研究，幫助整理了澳洲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Ｔｈｅ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的檔案。②通過費約翰教授的幫助，在整理華人商會檔案的過程中，我還找到一本“澳洲鳥修威省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即悉尼保皇會）所訂的章程和會議記錄，並從該會所辦的華文報紙《東華報》（後改名《東華新報》）中找到了一批稀見資料，從中可見梁啟超１９０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０１年５月訪問澳洲各地的詳細情形。我本想及早將這批珍貴的資料整理出來，並寫一篇文章公布於世，供學界參考和批評，後因其他事務一直擱置下來。今年是戊戌變法１２０周年，特撰此文，將梁啟超訪問澳洲的實況反映出來，並對梁氏訪澳的意義和影響提出自己的粗淺見解，以對戊戌維新運動表示紀念。為保持這批稀見資料的內容完整，便利其他學者參考使用，文中所引《東華新報》有關梁啟超訪問澳洲各地的報道，均全文照錄。
一、從西澳到墨爾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分別亡命海外，開展保皇運動，繼續推進變法維新。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２日，康有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會（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即中華帝國維新會），向海外華僑鼓吹保皇政見，勸組保皇會，籌募款項，試圖利用華僑社會的人力財力，拯救光緒皇帝，實行新政。在康、梁的推動下，北美、東南亞和澳大利亞都建立了保皇會組織。隨後康有為坐鎮新加坡，推進保皇運動。應澳洲保皇會之邀，梁啟超攜隨行書記羅昌等，於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７日開始澳洲之行。以下為羅昌親筆所撰的梁氏訪澳報道：蔡少卿，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榮退教授。
①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６１頁。
②有關澳洲華人商會的情況，我曾撰寫一篇論文《澳洲鳥修威悉尼中華商會研究（１９０２—１９４３年）》，提交給徐州師範大學２００４年舉辦的“澳大利亞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刊載於《江蘇社會科學》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０８６新學衡（第三輯）西十月七日，先生自檳榔嶼首途遊澳洲。十一日抵印度錫蘭島（今斯裏蘭卡———引者）之科林布（Ｃｏｌｏｍｂｏ①）埠，轉船而東，所乘之船在蘇彝（伊）士河阻潮，轉候船於錫蘭者六日焉。錫蘭固有十餘華人，有商店一家，聞貿易頗盛。自中國義和團起事後，患土人淩迫笑罵，遂相率俱歸雲。今已無華人之跡於其地點矣。政事不修，橫挑強鄰，使我旅外商民不能安其業，誰之咎歟？世俗淺識之徒，謂國家之強弱於我百姓身家無涉，盍亦觀此錫蘭之同胞哉！
十六日，自科林布登舟，颶風大作，舟逐颶風而行者四晝夜。廿五日，乃抵西澳洲之非厘文度（Ｆｒｅｍａｎｔｌｅ）埠。先是西澳諸埠鄉人得接雪梨（Ｓｙｄｎｅｙ）埠保皇會電報，知先生來遊，道經斯境，於是鮑君熾、宋君廣、陳君霞、李君殿洪、黃君藉、李君壽田等十餘人，來迎於海濱。舟未抵岸，已有西報館訪事登舟問訊。須臾泊定，鄉人鹹集，握手歡極。群請先生登岸小住十數日，然後東行。先生以此埠距雪梨較遠，歸途未必再經，因從眾請登岸焉。
其日，雪梨保皇會有電報來舟中，問先生安，且言擬派同誌三人，預來美利濱（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②）埠迎道焉。黑列（Ａｄｅｌａｉｄｅ）埠亦有電報來舟，請先生到彼處登岸小住。
西澳之大埠曰巴扶（Ｐｅｒｔｈ），距非厘文度十二英裏，鐵路通焉。巴扶有華人六七百，合非厘文度及其他三四小埠，共有華人千焉。先生是日登岸，在非厘文度之華利號小宴。華利號者，即陳霞、李殿洪司理之商店也。合非厘文度之中西商店，而華利居第三焉。可見吾華人善於經商，能以客與主爭利，而無所讓於西人也。宴畢，鄉人道（導）先生就館於阿士盤大客寓（ＨｏｔｅｌＡｈｓｈｉｐａｎ），西報館訪事二人來就見。阿士盤者，西澳第一客寓也。左望海，右望湖，風景絕佳，點綴精雅。鮑君熾陪侍先生同寓，備極殷勤。可見鄉人愛敬之深焉。鮑君者，長老會傳教牧師，熱心達識，與先生談甚契。
廿六日，先生乘汽車往巴扶埠，遍拜鄉人。廿七日晚，在長老會會堂演說，集聽者數百人，遂議開西澳保皇會。先是鮑君等屢接雪梨同誌信，促開會。曾小集一次，入會者數十人，至是乃大成焉。廿九日，先生移寓於巴扶埠宋君廣之家，以便鄉人來謁焉。三十日晚，複假西人大會堂演說，鄉人集聽者愈眾。演畢，同人感激愛國之心，知皇上因救民而蒙難，莫不淬厲奮發，思拯國危，書名入會者踴躍爭先。
先生之初抵西澳也，有遮爐頓（Ｇｅｒａｌｄｔｏｎ）埠同鄉鄺君亮，以函表請臨於其地。先生感其誠，喜而諾之，三十一日偕鮑君熾乘汽車前往。遮爐頓距巴扶三百有六英裏，晨自巴扶啟行，夜十二點半鍾乃達焉。鄺君先乘汽車出迎於十八英裏外之驛，其夜遂安息於遮爐頓大客寓。十一月一日，在遮爐頓長老會會堂演說，該處華人不過三十餘，是夕鹹集傾聽。
演說後，鮑君首倡開保皇會，在座之人無一不入會者，人心之齊一，實可敬歎。
二日，由遮爐頓乘汽車還巴扶。三日，複在西人大會堂演說，入會者踴躍有加。四日，①英文名為筆者所注，下同。
②今譯墨爾本。一些地名在當時的華文報刊上有不同的譯法，請讀者留意。比如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譯為美利濱、美利畔、美利伴，Ｂａｌｌａｒａｔ譯為辣、巴剌辣、巴剌律。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８７鄉人以先生將行，共設茶會於西人大會堂以奉餞，中西士人集者數百人。其夕複請先生演說，譯以西語，以告西人。西澳總督親臨主會。總督先演數語，述先生來遊及講論之大意。
次先生起演，鮑君傳譯，中西士人鹹傾聽，拊掌讚歎。演畢，宋君廣以西澳保皇會同人之意，贈一寶星於先生，以為旌謝，且表紀念焉。宋君起立致同人之意，乃以寶星呈總督，托其代贈先生，以示鄭重。總督殷勤捧贈，先生起立述謝詞，成禮而散。其夕，先生移寓於非厘文度之華利號，親就鄉人焉。
五日，先生由非厘文度啟行，夕八點鍾登舟，鄉人送海濱者二十餘人，鄭重而別。
十日，舟抵黑列，南澳州之第一都會也。先生本擬乘船直達雪梨，然後分遊各埠。乃舟未抵岸，而華人葉君壽華等，偕西人議院首領、議紳數輩，到船奉迎，言本省政府預備迎接。總督以車馬在車站伺候，且已送有火車票，專備一火車以應先生過東省之用。先生感其厚意，遂登岸。黑列正埠距海濱九華裏，乘汽車而達。西報館訪事人來就汽車中，一路問訊。葉君與議紳二人同陪先生到埠，寓居大客寓中。葉君周旋一切，備極殷勤。船始抵黑列埠，有美利濱埠四邑會館一電報來舟中，問先生以何日到美利濱，俾得預備迎接雲，先生當日行電複報。①西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在黑列埠，往見該省司法大臣，握手甚歡。該大臣為政變時曾遊中國，熟悉先生行事雲。
十三日，往見市民公會（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長官，設酒為壽。又往見該省總督，總督巡行他埠，使其參讚迎焉。下午往觀議院，議院長迎焉。南澳省議員凡五十人，婦女亦有權投票選舉，全澳洲惟此省為然耳，其附近之鳥西蘭（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島亦然。下午四點鍾，乘汽車過域多利（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省。
十四日上午十點鍾，先生到域多利省之美利畔埠。闔埠名望紳商五十餘人迎於車站，中西人士，觀者如堵牆焉。黃君植卿起致祝詞，先生起道謝。舉觴既畢，乃與同人複握手，訊姓字，報館訪事數輩請見焉。先生有姑丈譚君烈成，在辣（Ｂａｌｌａｒａｔ）埠經商，亦來美利畔埠同迎先生，鄉人請其陪先生同寓。
十五日，往拜各鋪戶。下午岡州會館請宴。是晚先生在戒酒會館演說，張卓雄牧師為主席，聽者千二、三百人。
十六日，雪梨埠保皇會總理劉君汝興、歐陽君萬慶，來迎於美利畔。蓋先生初意欲在美利畔小住一、二日即往雪梨，而後複來，故雪梨會中同誌特公議派人遠迎也。兩君既到，握手歡極。是午，譚君英才邀飲於其家，遂偕兩君同往焉。下午，前看水車館救火機車②。
是晚，同昌號請宴。
十七日，往拜本省署任總督，張君卓雄、黃君植卿偕往。下午往看博物院。是晚，新寧、開平二邑請宴。宴畢，遂公舉保皇會總理、值理各員。
①以上各段引文，俱見《東華報》１９０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②水車館，即當時的民間消防組織；救火機車，即消防汽車。
０８８新學衡（第三輯）十八日晚，複在戒酒會館演說。是日為來複日，附近各小埠紛紛來集聽者幾二千人，座無隙地焉。
十九日，往看鐵路工廠，廠中司理道（導）遊廠內各局，備極殷勤。是晚複在戒酒會館演說，聽眾之盛如前。
二十日，往遊動物園及賽會場①中之水族園、博物館等。下午先生之宗親梁忠孝堂合族父老請宴。是晚十一點鍾，先生往看大報館之機器房。此報館每日印發十二萬張，館中機器值銀三百二十萬元，館員共有三百餘人雲。
二十一日，四邑會館請宴。其晚，各值理開捐保皇會會份，一席之間立捐七百餘鎊。
廿三日，先生遊辣埠，美利畔同誌數輩送於車驛。又由美利畔保皇會派值理譚英才、梁賢統兩君同行，雪梨來迎之劉、歐陽兩君亦偕焉。下午三點鍾，汽車抵辣，鄉人有數十輩，西人數十輩，鵠立於車驛恭迎，皆有名望之人也。先生下車，一一握手。既畢，乘馬車，東市長官先道（導）至東湯荷（ＥａｓｔＴｏｗｎＨａｌｌ），設酒相待。長官起立演說，頌揚先生，合座齊聲歌頌詞，乃舉杯為壽，先生亦起致答謝之詞。禮畢，西市長官又道（導）至西湯荷，置酒頌祝，如東市之儀。又道（導）至水部總局款待，一如湯荷。諸西官歡接既畢，乃偕至大客寓下車焉。鄉人設茶果酒點之宴於客寓，中西人士鹹集，請議院長謨利君為主席，先生及合座中西人士先後演說，互述親愛歡謝之言，共舉觴為壽，數刻散席。鄉人設宴於鄧祖牧師之教堂，宴畢乃往演說，集聽者數百人。先生演說國事既畢，劉君汝興次演說雪梨開會情形及本埠之當速開會，譚君英才次演說美利畔埠開會情形及已書捐之芳名，同人鹹肅聽感激。演說畢，先生偕同人詣其姑丈梁君烈成之家茶宴，夜分乃歸客寓宿焉。
廿四日，黃君保世邀晨宴於其家。宴畢，先生出遊礦務學堂。此學堂為澳洲學礦之最大、最著名之區，全澳人士欲治此學者，皆不遠千裏來受業焉，歐洲人亦多有至者。堂中總理道（導）先生遍遊，一一指示，頗極敬禮。次往組織局，局中工人三百餘雲。次往公家花園一遊。先生本欲往金礦礦穴，以日暮不果。下午，遍拜各鋪戶。既畢，黃君麗泉邀飲於其家。即席同人議保皇會開會議捐之事，書捐百鎊內外。晚間複在西人禮拜堂演說，聽者之數如昨日。先生演說後，歐陽君、劉君等皆演焉。②以上是由梁啟超隨行秘書報道的梁啟超訪澳行程前半段內容，即從西澳入境，到澳洲東部大城市墨爾本的行程和活動概況。關於梁啟超在墨爾本停留期間的活動，《東華新報》另有更加詳細的報道：迭接美利畔埠來函雲，梁君啟超，別號卓如，上禮拜四晚在西人會堂演說國事，華人集①即皇家展覽中心（Ｒｏｙａｌ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位於墨爾本市中心北部，係為１８８０年世博會而建設的場館，２００４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②以上各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８９聽者約千名。四邑公司捐銀二百鎊，保良社捐銀二百鎊，倡辦保皇會。禮拜晚，梁君在西人會所演說，張君卓雄為主席，該埠保皇會董事四十餘人，雪梨埠保皇會總理劉君汝興、歐陽君萬慶同坐台上，堂中華人坐聽者五百人焉。梁君講中國時局之艱難，皆緣守臣所誤。
若皇上複位，推行新政，開通諸礦，振興商務，設機器、廣製造，可厚民生，大開民智，居內出外，洋人莫予侮矣。聽眾聞言，齊聲讚喜。梁君又講皇上聖德，及康君有為救君保民之苦心。又言救中國之法，宜合大眾保護雲雲。主席命劉君汝興演說各事後，梁君再起演說，至十點鍾而散。又本禮拜一晚，梁君複在西人會所演說，赴聽者約千人，無不踴躍入會雲。
該埠人心如此，其亦明大義識時務者歟！①梁君啟超在美利濱埠開辦保皇會，迭經演說，開道人心，故人人皆知奮勵，相率入會，以致西人督撫士商莫不樂與周旋，親其言論風采。副督憲會迎梁君，與之晤談良久，其所以敦輯睦而集資益者，固已風高可欽矣。梁君曾遊該埠之製錢局與大救火車館，及別處有益之地，罔不遊觀。又蒙署任信館總管士扁練苛，帶看全埠信館②雲。昨禮拜五廿三號，巴剌辣（Ｂａｌｌａｒａｔ）部眾華友恭請梁君前往演說國事，以國立會等情，梁君感其殷勤，欣然就道。聞其小住兩三日即返美利濱，因定期於廿七號禮拜二晚在該埠湯荷演說，署任督憲為主席，張君卓雄傳以英語，想該晚中西人鹹集，又不知其鬧熱為何如矣。③昨廿八號地厘電報雲，昨晚梁君啟超在美利濱埠湯荷（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ＴｏｗｎＨａｌｌ）演說中國事宜，署任督憲為主席，中西男女赴集聽講者十分踴躍。據梁君所說之事，有兩款為要，第一款要保全中國施行新政，設立議院，仿同英國律例；第二款洞開中國門戶，與天下萬國通商。梁君又演說，由張君卓雄傳話。有一小冊，內載事情六款：第一款設立皇家書信館，廣開新聞紙館；第二款各人自有獨立之權；第三款免除厘金；第四款設巡捕署，築鐵車路，開五金各礦，考究農業；第五款審案規製，務要更改；第六款要設議院，選各國有才能者充當其職雲雲。按劉君汝興昨由巴剌律（Ｂａｌｌａｒａｔ）埠由美利濱而返雪梨，述及梁君啟超先生昨在巴剌律埠得桑梓之聯歡，殷勤厚待，及聞梁先生及劉君汝興、歐陽君萬慶等演說各事，莫不激發忠愛，共扶國君也。而梁先生自本禮拜四晚在美利濱埠大會演說之後，即應扁地高（Ｂａｎｄｉｇｏ）桑梓之請，前往一遊，然後命駕來雪梨雲。④有友自美利濱埠遞來竹簡雲，梁君啟超昨日初七日上午十一點鍾，往遊該埠之皇家花園。該園之總管迎而入，先為道（導）觀一室，中有各款奇花異草之種，及各國珍奇之物。
觀畢，總管帶梁君遊一周，至午後一點半鍾，始與總管辭別回寓。是晚八點鍾，梁君應梅靈牧師之請，偕其隨人及歐陽君萬慶等同往拜會。梅牧師迎入府內，陳設茶酒以待之，備極殷勤，誠是賓主交歡，東南盡美。茶酒既罷，則梅公子、二位小姐，三位奏樂歌以為慶。一梅小姐奏洋琴，一梅小姐奏中國琴，合口同聲，為歌一曲，名曰家庭樂唱。畢，複奏中國音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②信館，即郵政局。
③《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④《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日。
０９０新學衡（第三輯）調二曲，大有響遏行雲、珠落玉盤之概。奏畢，同人鼓掌讚善。梁君起而言曰：自政變以迄於今，皆以國事為念，久不聞鼓樂之音，今到美利濱埠，已蒙各鄉親踴躍抒誠，愛戴皇上，創立保皇會，今夕又得如此興鬧，弟竊顧而樂之，更望中國早日維新，將有普天同慶，比於今夕之樂應有萬倍焉。於是笑語一堂，彼此款洽，遂盡歡而罷雲。嗣於初九日禮拜五，梁君附火車往遊扁地高大金山。約本禮拜一返美利濱埠，禮拜二日，四邑會館設宴為梁君等餞行。禮拜三日，梁君乃可動程來雪梨也。①二、悉尼及周邊地區的行蹤在墨爾本及周邊地區停留一個月，參加了一係列活動之後，梁啟超終於在悉尼保皇會迎接代表的陪同下來到悉尼，受到了熱烈歡迎：雪梨保皇會總理歐陽君萬慶，由美利濱接梁孝廉啟超，及其隨行書記羅昌，並張君卓雄等來遊，禮拜四日上午抵埠。保皇會同人及各梓友共百人有奇，預立火車站恭迎焉。梁君與諸人握手為禮，遂各坐馬車，先至西人會館（ＳｙｄｎｅｙＴｏｗｎＨａｌｌ），暫假停驂聚會片刻，到場者約三百餘人。劉君汝興為主席，將梁君來遊本意對眾說明。梁君起言致謝梓裏迎迓之誠，複陳保皇維新之宗旨。說畢，即有俊秀童子手捧鮮花一球，致獻梁君。嗣由吳君濟川讚歎梁君才德若鮮花之發達，其後在座諸人合祝光緒皇帝三聲，頌祝康、梁先生三聲。演畢，接梁君至東華報館樓上保皇會所，與眾梓友敘話。用過茶點午膳，而西友及報館訪事人紛紛造謁矣。是晚設宴以餉梁君，與宴者八十餘人，情形鬧熱，暢談而罷。迨至鍾鳴九點，梁君轉就西人大客寓安歇，旋於禮拜五晚，在西人會館演說君國大事焉。②梁啟超到達悉尼後，即在《東華新報》發表一篇致謝書，全文如下：敬啟者：弟承命來遊澳洲，於今月餘，經曆四省，所至各處，承我同胞兄弟十分禮待。
初至非厘文度埠、巴扶埠、遮兒頓埠，皆蒙同人踴躍，義會立成，又托製軍惠贈寶星，以為紀念。次到克列（黑列）埠，雖小住匆匆，而各梓友亦異常歡待，遍引見西國名望之人，且承政府惠送車票，皆由同誌相愛所致也。次到美利濱埠，列位同鄉尤為過愛，熱心愛國，會事大盛。四邑、保良、罔州各會館，特加提倡，萬眾一心，實堪敬仰。又命中西人士大集，製軍主席，深致敬於華人，惠賜表記，永誌不忘。次由美利濱前往辣、邊地古兩埠，款接之殷，好義之切，正如美埠。一月以來，弟行蹤所到，處處逢迎，設館授餐，備極隆渥。臨行，又承各同誌紛饋贐儀，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各埠拜別之時，莫不雲集車站，殷勤相送，情深似海。
①以上各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５日。
②《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８日。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９１昨由美利濱前來雪梨埠，沿途經過邊那剌（Ｂｅｎａｌｌａ）埠、阿備利（Ａｌｂｕｒｙ）埠、鑊加鑊架（ＷａｇｇａＷａｇｇａ）埠、蝦定（Ｈａｒｄｅｎ）埠，又承各梓裏遠來車站，迎接握手，備極愛重。此皆由各同胞誠心愛國，推愛以及於小弟，實屬榮幸萬分。惜小弟王事靡?，行色匆匆，未能親行遍謝。茲者安抵雪梨，諸事如願，特登數語於報中，略表微忱。伏惟義鑒不宣。會小弟梁啟超頓首。①悉尼是澳洲最早成立保皇會的地方，也是澳洲保皇會的中心，華人很多，華商的力量最強。
因此，梁啟超在此發表五次演說，陳述戊戌政變、保皇救國宗旨。記者在報道梁氏演說內容時，對其本人也做過重點介紹：梁君啟超，新會孝廉也，具經天緯地之才，抱忠君愛國之念，與其師康有為先生，提倡維新事業，日以致君澤民為己任，誠中國豪傑之士，為皇上賢良之佐也。封疆大吏、廊廟名臣，每器重而薦拔之。戊戌之歲，曾蒙皇上知遇，授以編書之職，黽勉從事，日起有功。慨自政變而後，太後垂簾，奸臣弄柄，廢新政，幽聖主，害忠臣。梁君幸為日本所救，脫身虎口，其境遇之險，莫過於此矣。自逃難於東瀛，主持橫濱《清議報》筆政，抒其忠憫，發為奇文，鼓勵義士之心，激昂懦夫之誌，智識之高，氣節之勁，固為中西人所景仰矣。去歲，四海內外，創立保救光緒皇帝會，梁君曾往檀香山演說國事，桑梓感其忠義，敢抗領事，而大立會焉。去冬本埠保皇會既成，今春梁君已有來遊之意，但以事務繁冗，無暇抽身，遂延遲至今日，而始償其願。計梁君自抵澳洲，經曆由西南省各埠，所論保皇保國之事，皆能合同胞兄弟，誠服悅從，如水流下，故能遍處開會，合大群以救國君也。梁君上禮拜四抵雪梨埠，次晚在西人會館墨桑彌荷大會演說，華友集聽者千四五百人。梁君將中國時局略說大概，即就保皇義舉縷析條分，詳細言之，具見帝黨勢力日益大，奸黨氣焰逐漸消磨。為吾海外華民，正當發憤忠義，亟圖效力，拯聖主以複辟，行新政以自強，可無遲疑畏葸，貽誤大局，則合大眾之心力財力，以之解皇上之危難，出生民於水火，內訌可靖，外侮可禦。而國土之大，不致被人瓜分，國民之眾，不致被人奴隸，斯功勳所奏，福澤綿遠雲雲。在聽諸人，聞此崇論，感激萬分，鼓掌稱善。該晚劉君汝興為主席，梁君隨行書記羅君昌亦登台演說，齊陳事實，出言有章，大能激發忠義之氣也。逮至入夜既深，合祝光緒皇上萬福，康、梁二會長萬福，合歡而散。
嗣於禮拜晚，仍在該西人會館演說君國事，集聽者千七八百人。劉君汝興為主席，張君卓雄及保皇會總理、協理多在座。梁君把皇上禦極以來，太後訓政，慫恿李聯英受賄用人，皇上無權行政，以致誤國殃民之故，娓娓而陳，極為剴切。又舉皇上戊戌變法百日之事，嘉納康有為先生謨謀，施諸政策，若者為利，從而興之，若者為害，從而除之，以見皇上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０９２新學衡（第三輯）衛國愛民深仁盛德，為四千年來未有之聖主，為地球萬國所無之賢君。而康先生七次上書，初緣格不得達，卒之能達，天聽起苦心堅誌，不畏難而終情，足見其有為有守，而邀皇上寵眷也。演說至十點餘鍾，乃祝皇上萬福三聲，祝康、梁會長萬福三聲，遂輟席而散。該兩晚演說，頭緒甚多，詞語冗長，茲備其大略雲爾。再訂於廿一日禮拜三晚，仍在該會館演說，想見更人心踴躍，集聽愈眾也。①上禮拜三晚，梁卓如先生在西人會館，接續前次演說。中國戊戌政變之故，由於皇上愛國愛民，平滿漢界限，拔用英年之賢才，降黜衰耆之庸臣，銳誌維新，剔除舊弊，為反對黨所忌，以致太後攘權，聖主失位。新政推翻，舊政盡複，黨禍驟興。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楊深秀、林旭、康廣仁六烈士同時被捕，不審而殺。其餘忠良，或革職、或監禁、或遣戍、或拿問，大不乏人。康有為先生奉密諭出京，經曆危險五次，卒能脫難，以見天心憐才，人力相助，將以輔翼皇上，補救中國雲雲。聽眾鹹為動心，該時入夜既深，遂輟講席。是晚集聽者數百人焉。
禮拜六晚，梁先生複在西人會館演說，集聽者較前次有增。梁先生把中國維新政策及維新後之利益，隨源溯流，條分縷析，侃侃言之，聽者鼓掌稱善焉。是晚演說至十點餘鍾，始罷而散。②梁君卓如，迭經演說君國大事，人多領悉，今複訂期十一月初二禮拜晚八點半鍾，梁君仍在西人會館墨桑彌荷登台演說，凡屬有心君國者，所當撥冗赴場集聽，以合大群而團大體可也。③梁啟超在悉尼演說之後，別埠華人聞訊興起，亦恭請梁氏往遊。為便利梁氏來往各埠，澳洲官方還特意贈給梁啟超上等火車票。對於這些活動，《東華新報》亦有報道如下：梁卓如先生自抵雪梨埠，曾在西人會館演說五次，把中國時局之艱危，維新之事業，本末始終，次第高談。聞其言說，明其旨趣者，皆知保皇一事為切要，入會孔多矣。別埠華友聞興起，恭請先生往遊焉。現在澳洲六省合治大日子，未暇應各埠之請，大約過次數天，即可動程矣。今由保皇會董事人，托議政員未士早什，稟請皇家，準梁先生與隨員羅昌周遊各埠。今蒙皇家喜贈上等火車票，來往各埠，不收車費。皇家情意之厚，議員敬愛之心，固足稱謝，然由梁先生忠君愛國之德，有以感動之也。吾人又將何如以答謝先生勤勞國事之盛心耶！④十二號禮拜六，本埠湯荷（ＴｏｗｎＨａｌｌ）西人王家請水陸兵丁大演高興，英語名曰士木於薛，其意謂有吸草煙、飲燒酒及食點心。又間將古歌詩鼓琴高唱，並演說時事。梁啟超①以上兩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②以上兩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③《東華新報》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２２日。
④《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１月２日。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９３先生與通事羅昌先生亦蒙王家折柬恭請與會，本洲六省聯邦首相巴頓（ＥｄｍｕｎｄＢａｒｔｏｎ）君、水師提督怕臣演說，大府尹兼議政大臣、醫師杞黎鹹為主席，其餘議紳、局紳、大小官員均有在座，頗形情洽。有局紳謂，梁先生擇期演說，務通知之，亦來聽談雲雲。十四號又往謁雪梨府尹，賓主盡歡，府尹極欲中國維新早日成功雲雲。①澳洲華僑稱鳥修威省（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中部各山穀地帶為“坑上”，山裏各埠“忠君愛國”之士，投函恭請梁啟超前往演說國家大事，以廣見聞而開智識。梁氏遂由該省中心城市悉尼出發，至內陸各主要城鎮，訪問華僑，勸組保皇會。以下是龐冠山執筆報道的《梁先生坑上遊記》：梁啟超先生蒙堅連尼士（ＧｌｅｎＩｎｎｅｓ）埠梓友敦請再四，經於十一月廿五日，偕鮑熾、羅昌、陳壽諸君乘火車，同誌送別直上。該埠華商廣生和，翌日與梓友備駟馬高車，恭迎於車站。時八點十五分鍾，先生乘車抵埠。同誌高懸中國徽章示敬，並邀先生進廣生和商店，握手分主賓而坐，各道姓名。茶罷，即請先生與同行各友詣西人大酒店憩息片時。朝膳畢，乘駟馬車遊於埠之左右，覽崇山之勝景，眺峻嶺之奇形。怡情悅目，樂意騁懷，載馳載驅，如入山陰道上，真有美不勝收之慨，南華老者之逍遙不是過也。樂哉遊乎！然樂而忘倦，程途已逾五十裏矣。倏見夕陽西墜，遂亦回車。華商設宴於廣生和寶號，先生就席，先謝適館授餐之隆情、折柬備車之雅意。於是興而言曰：“今日小弟既蒙列位同誌不餘暇棄，敦請之恩，實越恒格。到遊貴埠，得見列位義士兄，真令小弟感激不已。又蒙設筵款待，躬逢盛宴，殊令小弟銘感五中。”同誌謙辭簡慢，並致詞曰：“先生奕世簪纓，胸羅錦繡，腹儲經綸，蒙我皇上知遇之恩，擢錄英才，以備顧問，變法維新，而濟國家之危。且先生素抱悲天憫人之大誌，澤民致君之奇才，輔政百日，國勢煥然可觀。詩所謂‘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詎意豺狼當道，虎豹司權，妒忌我漢人，荼毒我華種，冤枉我義士，殺戮我忠臣，使我中華明而複昧，光而複暗。幸而天佑忠良，先生獲離虎口，又得異國保護。同人欽仰先生念切聖主被困，思設法以保皇上，於是舍身遠遊，呼醒同胞，合群集力。觀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太後下詔廢皇上，於本正月立新君，海內外同胞聞之痛哭流涕，奮然興起，大集同人，飛電抗拒，不期而行者百數十處。皇上今幸無恙者，誠先生之力也。”言畢，把盞傳杯，觥籌交錯，齊呼光緒皇帝萬歲者三次，歡聲雷動，並祝我皇上早日複權，勵精圖治，挽弱為強。先生回朝輔相聖主，變通新政，見利者興，見害者除，拯故國生民於塗炭之中，免海外同胞有魚肉之苦，我籌今日願望也。時夜既深，遂畢宴而散席焉。（未完）②是晚邀集該埠同胞聽先生演說，埠中隻廿人而已，人人皆到。先生言曰：“今日小弟出遊外國，及承皇上密詔，出外求救。自抵澳洲，既承各埠同胞厚愛，迭開保皇會。雪梨保皇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１月１６日。
②《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２日。
０９４新學衡（第三輯）會同誌命弟一遊坑上，今晚小弟見到列位同胞如此齊集，不勝悅意也。”先生謂：“中國自甲午敗於日本，賠巨款、割台灣，皇上處憂積慮，知非變法維新毋以自強。中國雖大，反敗於日本，致辱國體。思念外國維新則強，守舊則弱，乃得康先生諸君子上書言事，曆陳維新之利，守舊之弊。皇上覽奏，毅然銳意廢八股、改武科、興學堂、開礦務、築鐵路、設醫院、立憲法、樹民權。凡天文、地理、水陸武備、槍炮製造，次第舉行。停捐納、裁冗員、厚廉俸，並許百姓上書直陳疾苦，（免）受奸官貪吏剝削。皇上言聽計從，凡有益民之事，責成通國官府務要實力奉行。天下聞之，鹹謂中國睡獅已醒矣。不意榮、剛二賊，早藏謀竊神器之心，構起滔天之禍，遂請太後複出垂簾聽政，幽皇上於瀛台，誅逐忠良。我中國居地球大地，雖英、俄莫與京也。且天時氣候又得中和之脈，天下共有人民一十五百兆，我中國已得四分之一。地球土產，金、銀、銅、鐵、錫、煤、五穀百物，無所不有。如果變法再強，天下無敵，誰敢來侮我哉。今日守舊，百姓謀食外洋，莫不被人窘逐，笑罵淩辱，或稅、或禁、或監，低首下心，吞聲忍氣，甘為萬國之下人。而我同胞每怨官府不善，王家不善，其實曆來為王家官府所壓製。皇上變法，首及民權。蓋洞悉於子民受害，欲子民有權，則官不敢肆無忌憚也。
又許各省州縣設報館，許報章張揚官府之善惡。若使新政既行，我同胞不必離父母妻子而遠遊外國，被人欺負也。望列位同胞體念皇上如此愛民之盛心，務宜各發天良，以答君恩於萬一也。”言畢，眾人鼓掌稱善。先生又命鮑熾先生演說，鮑君言曰：“我皇上聖德，奸臣殘毒，梁先生已言之矣。然弟在西省非厘文度高爐加地埠，聞先生道經其地，同胞早已預備各事，恭迎先生。及登岸與眾相見，即成會基，捐助會項。已見前報矣。今晚見我同胞鹹有忠憤之心，望多助會份，弟誠心所願也。”眾又鼓掌稱善。遂揮筆共捐得五十餘鎊。時鍾鳴十二點，各人送先生往酒店而罷。（未完）①西正月十七號，堅連尼士埠諸同誌晨早八打鍾，同赴先生寓所請安，隨用早膳畢，請先生等遊於該埠，前往病人院撫慰抱病諸人。該院管理四人聞先生駕臨，乃出院前迎接，握手為禮，請進客廳坐，問先生春秋幾何，及新政等事。鮑熾先生為介紹，既以先生之年若幹答之。繼言：“光緒皇帝愛民睦鄰，仁德著於寰宇，前年改革政治，先生即居維新領袖之列，為皇上所重用者也。嗣因奸臣不喜新政，釀禍滔天，以致先生有此遊列外國事也。”西人再言曰：“光緒皇帝用賢行政，銳誌維新，先生之盛名，我西人聞之稔矣。今蒙辱臨，三生有幸焉。”言畢，偕先生遍閱病人房。先生善言慰問，乃捐資以助該院之經費。西人稱謝不已。
少座乃告別而歸，西人送先生至酒樓而後返。
是晚，同誌複設宴於廣生和號，以款先生，舉杯交歡。先生致詞以謝同誌敬愛之深，且曰：“聖上前者困於瀛台，欲求食雞粥而不可得，今又乘輿西幸，蒙塵艱難，然亦因救我四萬萬人所致也。仰列位同誌合力以救聖主複權，則小弟不飲亦醉矣。”眾同誌聞皇上蒙塵之苦，於是盡量而撤席焉。酒後敘談良久，更夜已深，眾同誌乃送先生及羅昌、鮑熾、陳壽諸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６日。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９５君回酒樓安睡。
翌晨，眾同誌複往請安。又請先生在廣生和樓上談論時務。晚膳後，請先生登場演說。先生起言曰：“維新之利，守舊之害，眾同誌已鹹喻矣。但皇上於戊戌年七月廿四日所下之上諭，真令我民萬世不能忘也。諭雲：‘國家振興庶務，兼采西法，良以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未及。今士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謂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為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利益之事，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為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不為盡職。加以各國環交淩迫，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猶有未知。職由不肖官吏，與守舊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反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穀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心實為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中外，庶使百姓鹹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焉。欽此。’夫皇上之用心，以中國地大物博，人民眾多，亦可優遊自得。乃旅外同胞受人拘縛，為工為商，均被設法以禁製，必鹹使我同胞之利權盡奪而後已。苟有積蓄資財旋歸故國者，亦已在外備受淩辱矣。此無他，皆由守舊積弱，不能伸我國威也。五月北京之亂，乃奸臣端王、榮祿、剛毅諸賊，久藏篡殺之心，故聳動團匪，以與外國為難。其中用意，蓋以外國及外洋華民尊崇光緒皇帝，抗阻廢立。今我與爾為難，戰退汝等，以示我威，則毒害皇上，壓製漢人，永為我滿人奴隸，不敢昂其首也。不意天心攸屬，不佑奸人。始戰而勝，繼戰則敗，又戰而逃。竟致京城淪陷，挾聖主以西巡，再期死灰複燃，以肆其狠毒也。乃剛毅行至山西，則見六君在天之靈，前天索命，大呼一聲，昏仆於地而自刎焉。今者守舊奸臣日弱，維新誌士日盛，皇上複辟之期指日可待，新政之善拭目可觀。凡我同胞，仍望勉勵以助義舉，則萬民幸甚，天下幸甚。”說畢，眾同誌鼓掌稱善。然昧上諭之言，固不讓堯舜之愛民也，真令人感泣不已耳。眾同誌於是請先生座談，交詢時事。忽忽乎不覺鍾鳴十二點矣，乃請先生往酒樓安歇。
次日，十九號，則有威治步埠、煙卑爐（Ｉｎｖｅｒｅｌｌ）埠、天架（Ｔｉｎｇｈａ）埠眾同胞來電，恭請先生往遊，演說國事。二十號，禮拜日，先生等啟程往威治步埠，同誌十餘人乃備四輪車四乘送先生出境。有同誌乘馬二匹為先導，又有腳車二堂為後行。薰風拂拂，塵土騰騰。及至四五十裏之遙，先生告辭，毋勞同胞遠送。同誌乃開樽暢飲，依依而別。然有同誌八名眷戀先生，須送至威治步而後返，乃策馬前行。將至威治步十裏之遙，乃見該埠梓裏八、九名，駕車三乘前來迎迓，先生遂下馬握手為禮。該梓友即請進埠，直抵錦生昌號安歇，而送行同誌即告別旋返焉。
上禮拜日二十號，梁卓如先生等抵威治步埠，是晚梓友請先生演說，集聽者百餘人。
後有同誌議開保皇會，而當時人心不一，入會未得眾盛，未卜將來如何耳。禮拜二日，先生等到煙卑爐埠，堅連尼士廣生和號之黃君煥楠等隨陪前往焉。茲據同誌來書，極言該埠之梓友得聞先生之言論，能視先生之豐采，無不激發忠愛，眉喜色飛，該埠僅廿餘梓友，相率０９６新學衡（第三輯）入會，樂捐會項焉。然先生演說兩晚，湯君祿堂為主席，劉君湘蘭、方君金滿，皆為辦事踴躍雲。
禮拜四日，先生啟程往天架埠。煙卑爐亦有同誌三人隨送而去。而天架之孫君述遠、郭君慶二人，出境六英裏相迎雲，足見其愛敬先生之情深款款矣。至其會事如何，未聞其詳，尚俟探悉續報。①梁卓如先生既遊堅連尼士、威治步、煙卑爐、天架等埠，人心可用，已可概見。後往貪麻（Ｔａｍｗｏｒｔｈ）埠一遊。該埠梓友早籌多金，以備先生來往之經費。上禮拜一日，先生抵其埠，梓友欣聞，遠出迎迓，居處、飲食、款待，悉臻美盛。是晚，先生演說，舉中國之是非得失，曆落而痛陳之。該埠隻有百十梓友，多赴聽焉。由是人心愈憤，忠愛激昂，鹹知皇上之聖德，維新之有益，固當保其複辟，以圖中國之自強焉。
先生次晚再演說，眾同胞遂開保皇會，公舉周君有定為總理，周君載賡為副總理，周君攀桂、周君炳安為司庫，周君金懷為書記兼司庫焉。周君金湖、謝君渭璋、周君家保、張君逢、郭君生、黃君富滔、陳君觀杭、鍾君金木、翟君見安、周君貴恩、周君肖發、周君國禎、任君春河、周君蔭安、周君容端、張君家樂、周君澤華等，皆為值理。一時互相勸捐，入會甚眾。而鮑君熾、羅君昌、陳君壽亦從中鼓舞，以作其勇往之氣，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矣。
禮拜三晚，大聚會，中西人鹹集。先生演說，西人大紳為主席，鮑君熾傳以英語，聽眾數百人。演畢，聽眾鼓掌稱善。是時，入夜既深，乃各散場而去。翌晨，先生附火車返雪梨。該埠保皇會同誌且贈先生金牌一枚，以為紀念焉。觀各埠同誌之熱心愛戴皇上如此其深，愛敬先生如此其篤，則皇上複辟之機大有可望，而先生忠愛之德益不可忘矣。②梁啟超在澳洲訪問期間，聞英國女王逝世，曾致書澳洲聯邦總督以示悼念：澳洲聯邦總督好頓（ＬｏｒｄＨｏｐｅｔｏｕｎ）爵帥鈞鑒：敬啟者，仆代表澳洲各省保皇會華民致書爵帥鈞座。頃聞大英國大後帝龍禦上賓，殊深惋惜。我華民旅居澳洲者，無不敬愛後帝，悼惜不置，謹修寸楮奉呈爵轅，伏懇代達帝後親屬，以表區區之忱，不勝銘感。抑後帝崩殂之耗，實全世界凡有血氣者所共悲憫也。梁啟超再拜。
澳總督回書雲：梁啟超先生閣下：複啟者，頃拜領先生代表中國保皇會眾華民賜來瑤函，因我後帝崩殂，特致吊唁。仆實深感先生之高誼，並厚謝澳洲中國保皇會華民之敬愛悼惜後帝也。仆①以上各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１月３０日。
②以上各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２月６日。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９７謹當遵命，將先生等賜函寄返英京，敬達皇族。好頓頓首。①梁啟超訪問鳥修威省中部的堅連尼士、威治步、煙卑爐、天架及貪麻諸地回到悉尼後，自１９０１年２月６日至４月１４日啟程東返日本，大約有兩個多月。之後他就一直停留於該地，不再外出訪問。
三、訪澳之行的成果在悉尼駐留期間，梁啟超一方麵總結澳洲之行的成敗；另一方麵則著書立說，深入探討維新救國之策。
關於梁氏澳洲之行的成敗，可以根據康、梁事先所定訪澳目的來加以判斷。梁氏訪澳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向澳洲僑胞宣揚保救光緒皇帝、推行變法維新之政見，勸各地華僑組建保皇會；二是向澳洲各地華僑籌捐籌款，以增加保皇會的財力。從募捐情況來看，結果令人大失所望，遠未達到預期目的。有關捐款的具體情形，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一封長信中說得很清楚：初來時，睹外貌情形，以為最少亦當得五萬左右。不意美利伴自弟子行後，即以風流雲散。蓋美利伴人之熱鬧，非為中國也，乃為鄉誼（皆四邑人）耳。雪埠初時以為梅黨可撫，乃竭全力以圖之，終不能得一文，僅原有值理加捐一次，得千鎊而已。嘎特列一埠書捐者四十餘鎊，至今一文不交，屢信往催，置若罔聞。剌一埠書捐得八十餘鎊，僅交十餘鎊，餘皆無著。鳥修威省埠係三處，得三百餘鎊，現收者二百餘。計彙島處，一次係美利伴款七百鎊，一次係雪梨款一千鎊，其西粵（疑為“澳”———引者注）款度三百鎊左右，計二千鎊。因接尊電後，勉籌三百鎊還紫珊，亦雪值理所加捐也。續得孝入桂之電，再行加捐，僅得二百鎊矣。而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極矣。而此外車費、電費、供養費、歸國船費，因弟子來而用者，亦不下千鎊以外，雪梨人之熱力而耐久不衰，真可敬也，然亦已到極點矣。
至各處埠仔不去之故，非由弟子畏勞，亦非戀學誤事。蓋凡其埠無心來請者，往亦不能開會。即開會，亦無款可收，嘎特列、剌乃其前車。即以鳥修威數小埠而論，其無心來請，順道勉強一往者，每埠皆不能過十鎊，猶且不交。如此，雖往何益？不惟無益而已，各埠皆散處，相距動輒數百英裏，弟子每行除羅昌外，最少必須以本地一人隨行，三人之車費，每到一地動二三十鎊，皆須由雪梨人出之。既明知其去而無益，得不償失，則不惟雪梨人有難色，即弟子亦何心出此耶。②①以上兩段引文，俱見《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２月２日。
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２６１—２６２頁。
０９８新學衡（第三輯）由此可見，從募捐款項的情況來說，原計劃募集五萬鎊，實際不過三千五百餘鎊，數額相距太大，梁氏澳洲之行是不成功的。
而第一個目的，即宣傳保皇政見，可以說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從報道中我們看到，梁啟超在澳洲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華人的熱烈歡迎，發表的演說振奮人心，受到集聽者的稱讚，各地紛紛建立起保皇會，以齊心協力保救光緒皇帝，助推國內的改革。在這方麵，可以說梁氏澳洲之行是很成功的。
駐留悉尼期間，梁啟超還參加了悉尼保皇會為他二十九歲生辰舉辦的慶賀活動。１９０１年３月１６日，即農曆正月廿六日，適逢梁氏生日，悉尼保皇會為其設宴慶賀。《東華新報》做了如下報道：昨正月廿六日，為梁卓如先生懸弧令旦。是日三點餘鍾，本埠保皇會同誌設宴於東華新館樓上，以賀先生。與會者二十餘人，各舉杯觴為先生獻壽。先生欣然道謝焉。酒致數巡，先生與諸同誌共祝光緒皇上早日複辟，施行新政。眾同誌又舉杯恭祝先生荷天之庥，風雲有會，翌戴聖明，為我中國四萬萬同胞之民造福於綿遠。合口同聲，歡騰滿座。於是飛觴複飲，觥籌交錯，興高采烈，熱鬧非常。筵宴既畢，在座諸人合抒議論，暢談中外事務，以希我國朝野升平，君民同樂雲雲。於此益見先生忠君愛國之心，實足興起吾同胞不鮮也。當斯笑語一堂，不竟夜景多添，鍾鳴九點矣。爰有同誌為奏琴曲數終，極歡而罷。伏思先生春秋二十九度，年富力強，將來置身廊廟，光於邦家，吾同誌之所以期望先生，其前程正未可限量。然則今此之樽開北海，壽上南山者，亦不過盡其誠敬，略表區區之葵忱而已。執筆人忝侍先生，欣忭不已，爰藉管城子而樂紀之。①稍後，《東華新報》還刊載梁氏二十八歲小像，並附以像讚。像的右邊是：“天生俊傑，拔萃超常，學問淵海，才德皀璋，君國籌救，民權擴張，誌節耿介，文采飛揚。”像的左邊是：“犖犖名世，譽播萬方，經綸雷雨，應運斯臧，仰瞻顏色，邦家之光，猗歟休哉，同胞不忘。”②梁啟超還與一些通文墨的華僑朋友相互贈和詩詞，以表深情厚誼。梁啟超在澳期間撰寫的詩章，大多發表在《東華新報》上，《飲冰室文集》也有收錄。有《鐵血》一首，《留別澳洲諸同誌》六首，《將去澳洲留別陳壽》二首，《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一首。此外，鄭氏贈畫兩幅，一為《飛鷹搏圖》，一為《雪港歸舟圖》。悉尼保皇會總理吳濟川作《贈梁任公先生回國七律》四首，梁氏有和詩，載於《東華新報》，但不見於《飲冰室文集》。報道梁氏訪澳行蹤的龐冠山，亦有《贈梁任公先生回國七律》二首。這些詩詞，多為盛讚友誼、鼓舞鬥誌之作，其具體內容，不一一抄錄。
梁啟超旅居悉尼期間的重要活動之一，是依據戊戌前後的曆史以及國內外的時局，著書立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０日。
②《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７日。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０９９說，深入探討未來維新救國的方略。這是梁氏訪問澳洲的一大成果。關於梁啟超在悉尼著書立說的情況，《東華新報》載有“孝廉著書”的專題報道，其全文如下：梁孝廉卓如先生，抱命世之奇才，感宗邦之危局。自昔開創《時務報》於上海，掌教時務學堂於湖南，著書立說，大聲疾呼，希能鼓舞士氣，啟迪民智，以躋世運於文明，而救國家之傾覆。朝野士大夫莫不翕然從風，奉其言論為矜式。戊戌之歲，皇上變法，擢先生為懋勤殿顧問，以資理新政。海外下士竊喜先生之聲望益彰，經綸克展，足以開人智慧，致國富強兵。不意政變禍作，黨獄大興。先生以孜孜輔政之心，忽變為惶惶逃命之境。其遇困，其誌苦矣。先生憤賊臣之飛揚，憫皇上之幽廢，乃在日本創報館、開學校、倡孔教，痛陳奸黨之構禍，慨言時局之艱危，發明聖經之精義。使薄海臣民，鹹曉然於君父之明聖、朝野之得失、中外之利害，發動公憤，激勵忠愛，以行其所以救君救國、保種保教之義務。先生之道範行誼，所以感人天性者，久已聞風仰慕矣。去冬，先生之來遊澳洲，所到諸埠，中西人士親其言論風采，多觀感而興起者。第以僻壤遐陬，不能遍行遊曆，爰在本埠著《中國近代十年史論》一書，以擴充同胞之見識。該書條目分作十六章。第一章積弱溯源論；第二章日本戰禍記；第三章列強染指記；第四章新黨萌芽記；第五章今上百日維新記；第六章後黨篡權記；第七章偽嗣公憤記；第八章後黨通匪召敵記；第九章萬乘蒙塵記；第十章東三省淪亡記；第十一章疆臣誤國記；第十二章列強政略記；第十三章帝後實錄及人物小傳；第十四章瑣聞零拾；第十五章十年來大事表；第十六章中國起衰策。此書合約二十萬字。原欲在本報排印成書，分售眾梓友觀覽。嗣因本館字粒不能足用，今隻排《積弱溯源論》一篇而已。此篇已有二萬字，現擬將此刻成一小本，發售遠近，以供先睹為快。俟印成，當另布告，以便諸君購覽也。其餘十五篇，必待先生附往橫濱，彙印全書，然後寄來發售焉。①梁氏之所以居留悉尼著書立論，不再外出訪問，與以上報道的情況是有不符之處的。其一，他不是因“僻壤遐陬，不能遍行遊曆”，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對域外所見所聞所感進行整理，結合此前的改革經曆，深入思考，探索維新救國的根本方略。實際上，對於向澳洲華僑籌款以保皇救國的做法，梁啟超這時已持冷淡的態度，所以澳洲北部昆士蘭省所屬之布利士彬（Ｂｒｉｓｂａｎｅ）、洛金頓（Ｒｏｃｋｈａｍｐｔｏｎ）、湯士威爐（Ｔｗａｎｓｖｉｌｌｅ）及珍珠島（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Ｉｓｌａｎｄ）等埠請梁氏訪問，他隻派鮑熾前往。梁氏東返時，船抵珍珠島，有梓友多名到船與梁相會，且堅意歡迎上岸開保皇會，梁啟超鑒其誠，特以“要事在身”，命鮑君登岸，與之協辦保皇會事宜。②這表明，梁啟超已不再熱衷於在澳洲華僑社會中組建保皇會和進行募捐的事宜了。
其二，梁啟超在悉尼埠並沒有寫出一部十六章、計有二十萬字的《中國近代十年史論》，隻是寫完了其中的第一篇《中國積弱溯源論》，兩萬餘字。據《東華新報》報道，梁氏曾在該報館樓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３月１３日。
②《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５月２９日。
１００新學衡（第三輯）上，“取是書逐節而演說之，同誌諸人列座環聽。其書中征引典故，考論得失，先生不惜苦口，斤斤而道，縷析條分，發明義理，使各人鹹曉然於中國積弱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①。後來，《東華新報》於５月１１日、５月１５日、５月２９日、６月１３日、６月２９日，連續五次登載《新書出售》廣告：梁公孝廉任公新著《中國近代十年史論》，初由本館承印，其目錄由積弱溯源至中國起衰策，總共十六章，嗣因本館字粒不足，僅將第一章排印成本，其餘改送日本印辦。然此一章已有二萬字，才思縱橫，言論警切，誠足開人智慧，發人深省也。今由本館發售，每本價銀一司令，遠出加費一毫。諸君欲購閱，仰祈達函為荷。本館敬啟。
我們在澳洲各大圖書館都沒有找到這個印本，原因可能是當時訂購者太少，或是因該報字粒不足，實際上沒有印出此書發售。梁氏的《中國積弱溯源論》，最終還是發表於他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清議報》②，後收入《飲冰室文集》第二冊。
《中國積弱溯源論》確實是梁啟超在澳洲深入思考、探索中國積貧積弱遭受外國列強侵略的根源，進而謀求救國之策的小冊子。梁氏在文章一開頭就指出：“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
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乃或雖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則亦雖欲救之而不得所以為救之道。”猶如庸醫不察患者之病源，就不能對症下藥而救治之。“處今日危急存亡間不容發之頃，而猶出庸醫之伎倆……藥不對症，一誤再誤，而終斷送我國於印度、埃及、土耳其之鄉也。”因此，梁氏認為應“取中國病源之繁雜而深遠者，一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按脈論而投良藥”，“今雖瞑眩，後必有廖”。③他在這篇文章裏，依據中國的曆史和現實狀況，運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政治學說和天賦人權等理論，對中國積弱之源做了認真的考察。
梁氏的文章從積弱之源於理想者、積弱之源於風俗者、積弱之源於政術者、積弱之源於近事者四個方麵展開論述，篇幅有兩萬多字，這裏隻能將其論點做簡要介紹：④１．積弱之源於理想者。梁氏認為，國家強弱以其國民之誌趣品格為差，中國人愛國之心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視吾國之外無他國，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怯懦而不欲與他國爭競。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數千年。誤認朝廷為國家，而不知國家是全國人之公產，朝廷是帝王一姓之私業。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國家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一國之民。西國常言，君與官為國民之公仆。中國則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為己之私產，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以上三者，實為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
欲救中國，必從此處拔本塞源，變數千年之學說，改四百兆之腦質。
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７日。
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２６０頁。
③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２、１４頁。
④全文見《飲冰室文集之五》，第１２—４２頁。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１０１２．積弱之源於風俗者，其犖犖大端如下：一曰奴性。數千年民賊以奴隸視吾民，吾民以奴隸自居，忍氣吞聲，視為固然。有如此性，有如此民，匪敵亡載，惟我自淪。二曰愚昧。四萬萬人中，能識字者殆不滿兩千萬人；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群之條理，而求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十人。三曰為我。中國人心目中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不知群為何物何義，以此立於人群角逐之世界，無以自存。四曰好偽。無論何人，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一偽字行之，持一偽字以相往來，成一虛偽泡幻之國。本則先撥，雖無外侮之來，亦豈能立於天地間。五曰怯懦。歐日尚武，中國右文，以冒險為大戒，以柔弱為善人，將使四萬萬國民成柔脆無骨之人。六曰無動。以安靜、持重、老成為譽人之詞；以輕進、喜事、紛更為貶人之詞，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枯骨，中國竟長此而終古。
３．積弱之源於政術者。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已有之私產而設。彼民賊所施政術，無一不為製原主人永不能複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而無所患為鵠。其要領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即束縛其思想，使人失其本性，而後就我範圍；曰之之術，即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話民，使臣僚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曰役之之術，即以君主一人操縱群臣，駕馭舉國之官吏，令其變成無腦之機器死物；曰監之之術，以官兵法律為監民之工具，國民之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行動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使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容其跳梁，仍入於奴隸之隊中。
４．積弱之源於近事者。清人入主中夏以來，舊病未去，新病複來。其一為順治康熙時代，以數十萬滿洲人馭數萬萬漢人。因滿漢分界，國民互相猜忌。困於滿漢界限之見，急於為滿洲朝廷計利益，而無暇為中國國民謀進步。其二為乾隆時代，不用其才為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反為中國昨專製政體之結局，以操縱群臣、愚柔士民為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君權之盛至於極，國權之替亦以開。其三為鹹豐同治時代，洪楊之難既作，複為英法聯軍所迫，創巨痛深，無以複加。曾左李諸人，能為國家定亂，不能起中國積弱之病，仍出其數千年馴民、豍民、役民、監民之手段，精益求精，窒中國圖強之機。其四則最近時代，今上皇帝忘身舍位，毅然為中國開數千年未有之民權，非徒為民權，抑亦為國權也。然那拉氏垂簾三次，前後三十餘年，視中國四百兆之黎庶為草芥，視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中國之一線生機，芟夷斬伐而靡有孑遺。
梁氏通過具體的考察，確證中國之病根在於君主專製統治，造成國民愚昧，民智低下，國家麵臨危亡。由此，梁氏之救國方略，是必須批判專製統治，開民智，鼓民力，以廢除專製政體，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這是梁啟超訪澳的一大成果，也是他日後一段時間裏的行動指南。
四、梁氏思想的變化學術界多認為，梁啟超的思想，在戊戌時期基本上追隨著康有為，他為變法搖旗呐喊，“無一字不出於南海”。但亡命日本後，特別是在１９０１年訪問澳洲後期，寫出《中國積弱溯源論》，１０２新學衡（第三輯）找到中國積弱之病根，明確救國方略之後，他的思想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為了實行他的救國方略，梁啟超懷著急切的心情，於１９０１年５月２日（農曆四月十四日）由悉尼乘輪東返。他在輪船上還賦詩《海行雜興》四首①，其中兩首雲：長途短發兩蕭森，獨自憑欄獨自吟。日出見鷗知島近，宵分聞雨感秋深。②乘桴豈是先生誌，銜石應憐後死心。姹女不知家國恨，更彈漢曲入胡琴。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無限情。萬壑魚龍風在下，一天雲錦月初生。
人歌人哭興亡感，潮長潮平日夜聲。大願未酬時易逝，撫膺危坐涕縱橫。
這幾首詩表明，梁氏在離別澳洲時，仍念念不忘其維新救國大願未酬，因而涕淚縱橫。所以，當他乘坐的輪船抵達東海岸的珍珠島時，許多華僑梓友登船，堅持歡迎他上岸開保皇會，他特以“要事在身”為由，沒有登岸即匆匆啟航告別。他的“要事”，就是盡快實行救國方略。
大約經過一個月的旅行之後，梁啟超終於安全返回日本，受到熱烈歡迎。有關梁啟超回到日本的情況，在他致澳洲保皇會同誌的信中說得很具體：澳洲保皇會列位同誌義兄鑒：握別以來，忽忽月餘矣。五月廿九號舟抵長崎，三十一號舟抵神戶，皆登岸半日，與各同誌相見。日本各新聞紙，已紛紛記弟行蹤路線不絕。三十一號，弟即火車入東京，日本諸友及各學生皆迎於車站，橫濱諸同誌亦有來京相見者。
六月二號，橫濱諸同誌開一歡迎會，請弟與羅昌為洗塵之宴。是日九點鍾，弟由東京出橫濱，下午一點鍾在會所演說，集者四五百人。主席馮君紫珊先述歡迎之意，請弟開演，言及到上海一禮拜入虎口而不死，則同人皆歡慰；言及漢難諸君之慘烈，則同人皆為憤為動；言及到澳洲以來各埠同誌之熱心忠愛，又推其愛國之心以愛及小弟，情意之厚，禮貌之隆，則同人皆油然而生親愛之心，悅如與澳洲諸同誌相晤對；末複論及現時中國之情形及弟最近之意見，則同人皆深表同情，願相與鮸力，成始成終。計演說凡兩點半鍾之久，馮君複將澳洲各會所贈寶星遍示同人，始散會。
後稍歇息，各同誌紛紛問行蹤安否，幾有應接不暇之勢。五點鍾就宴於聘珍樓，集者百餘人。計是日距弟在雪梨赴餞別會之會恰滿一月，而其盛會亦不相上下。南北數萬裏間，而同聲相應，若合符節，豈非合群之大效耶！席間，馮君紫珊先起演說，次鄭君席儒演說，以次演說者十餘人。或言內地之情勢，或演吾黨之責任，或論擴充東京學校培養人才之要，或談開設大譯書局廣開風氣之益，學談雄辯，美不勝收。弟與濱中諸同誌相別一年①梁氏《海行雜興》四首，原載於《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５月２９日，收入《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五》，第１５頁，並改名為《澳亞歸舟雜興》。
②原注：歸時三四月之交，實南半球之秋末也。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１０３有餘，覺其見識議論比前者大有進步，尤使弟喜躍不勝者也。弟以東京事務紛繁，故翌日即由濱返京，而濱中同誌相愛殊甚，紛紛招宴，乃於六月六號，複出濱住數日，我同誌之厚情深愛，曆久彌新，真使人感謝不盡也。自到日本十日，日日接見賓客，幾無一刻之暇，日本友人及留學東學生來相見者絡繹不絕。最可喜者，張之洞撤回學生之議，後為日本政府所堅持不許撤回，仍勒令供其學費，張不得不從。現被撤者不過七八人耳，故伺候負擔可以稍輕。又弟前年與諸同誌在東京所創設高等學校，改名東亞學校，現建築校舍已落成，規模極為完整，深可喜慰。然經費所缺甚多，現每月尚須另籌二百餘金，乃敷開銷。加以內地各寒士有誌者，紛紛東來求學，每月來者殆三四十人。其大率皆聰明特達之士，然大半不能自備學費者，若能籌有巨款，將此學校擴充之，大養各省之少年奇士，則將來扶持國脈，皆於此是賴矣。讀杜工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句，不禁為之翹然高望，穆然神往也。此請義安。
會小弟梁啟超頓首，六月十三日。①為了實行維新救國之策，梁啟超回到日本後，即以他們所辦的學校和刊物為陣地，對專製政治、清廷和西太後進行不遺餘力的猛烈批判，甚至主張以“破壞主義”手段來救國保種。他在東京高等大同學校講演時說：“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沉屙，合四百兆之痼疾，盤據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蕩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下手之第一著也。”②他在《擬討專製政體徼》中寫道：“起起起，我新中國之青年！
我輩實不可複生息於專製政體之下！專製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製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製。我不願與之共立，我寧願與之偕亡！使我數千年曆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
專製政體也。使我數萬裏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製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乎？
專製政體也。……專製政體之在今日，有百害於我而無一利！我輩若猶然恭然，與之並立於天地，上之無以對我祖宗，中之無以對我自己，下之無以對我子孫。我輩今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後朝食。”③梁啟超的政治觀點變得如此激進，受到康有為的責難，他卻通過日本人吉田鬆蔭和意大利人加富爾的例子來表明自己的心誌，表彰他們為“善變的豪傑”，稱“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誌，必求至而後已”④。
１９０１年底，《清議報》報館因失火焚毀，次年２月８日，梁啟超創辦了《新民叢報》。該報創刊號宣示了三條宗旨：①《東華新報》１９０１年７月２７日。
②梁啟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飲冰室文集之五》，第５０頁。
③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８０頁。
④梁啟超：《自由書·善變之豪傑》，《飲冰室專集之二》，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３６年，第２８頁。
１０４新學衡（第三輯）（一）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
（二）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
（三）本報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坐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①《新民叢報》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設有《政治》《時局》《論說》《法律》等２５個專欄，內容新穎廣泛，文字生動活潑，一冊在手，獲益無窮。該報出版後，一時供不應求。梁啟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說，該報“銷場之旺，真不可思議，每月增加一千，現已五千矣，似比前此《時務》，尚有過之無不及也”②。１９０３年又增至９０００份，後又達到１．４萬多份，僅國內就有發行點９７個，遍布４９各縣市，西南、西北、東北等邊遠地區，都有人在傳閱《新民叢報》。③梁啟超為《新民叢報》撰稿不遺餘力，１９０２年即撰寫了《論新民為中國今日第一急務》《釋新民之義》《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論公德》《論國家思想》《論進取冒險》《論權利思想》《論自由》《論自治》《論進步》《論自尊》《論合群》《論生利分利》《論力》等十篇文字。梁啟超後來回憶說，“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④黃遵憲在致梁啟超的一封信中說：“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搶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⑤《新民叢報》辦得如此成功，梁啟超的文章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原因首先在於，梁啟超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底和豐富廣博的新學（西學）知識。亡命日本後，他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學會了日文，閱讀了日本翻譯的大量的西學著作，尤其是有關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法學等名著，皆開民智、強國基之學。他自己說：“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⑥其次，他具有敏銳的思維洞察力，針對中國現實的問題和人民群眾尤其是知識界的需求，他能夠用世界最新的知識和壓倒一切的論證能力，出一言發一論，必使國人讚不絕口。加之他自創一種通俗易懂的新文體，文字流暢，感情洋①《本報告白》，《新民叢報》第１號，１９０２年２月８日，第１頁。
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２７２頁。
③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３頁。
④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２７３—２７４頁。
⑤同上書，第３０６頁。
⑥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附錄二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二》，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８６頁。
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１０５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胡適後來回憶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①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隨著科舉製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興辦，中國產生了一大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他們不滿清廷的專製統治，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在“國將不國”的危境中，他們憂國憂民，上下求索，尋找救國真理。他們向往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希望廢除專製統治，建立一個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他們通過《新民叢報》等刊物讀到梁啟超一係列的政論性文章，深受啟發教育。雖然梁啟超自己沒有走上革命道路，但這批青年在他的思想啟蒙教育之下，不少人紛紛投身革命運動，有的還成為中堅力量，這是梁啟超沒有料想到的。
①胡適：《四十自述》，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４９頁。
１０６新學衡（第三輯）《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程善善引言光緒四年七月初七（１８７８年８月５日），一支由六人組成的隊伍受清廷之命從成都悄然出發，為首者乃是一位名叫黃?材的名不見經傳的小吏，①此行的目的地則是遙遠的神秘異域———印度。與出訪隊伍的低規格相反，此次之行的任務重大，“這是近代中國官方派至印度的第一位出訪者”②，其目的是為了考察西南邊界以及印度的地理形勢，為以後的政治決策提供資料依據。
黃?材（１８４３—１８９０），字豪伯，今江西省上高縣田心鄉王家村大屋裏人，“熱衷經世之學，尤其致力於數學、天文等，對地理測量更加諳熟”③。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江西學政許庚身以其“優於數理，於化學、重學無不窮源”為由，“委請飭交同文館學習”④。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丁寶楨奏請派遣黃?材等人前往印度遊曆，並將沿途“山川形勢，徑途道裏，以及民人情形，一一詳繪總散地圖，並詳細貼說，俾全蜀西南形勢可以周知，庶以後遇事區處較有定見”⑤。清廷很快便同意了這個奏請，同年五月，“晤商英國使臣給與護照”⑥。七月初七，黃?材一行從成都出發，同行者有“高安武舉章鴻鈞、長沙聶振聲、慈溪裘祖蔭及跟隨一名、廚役一名”⑦。
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年），考察任務結束之後，黃?材將此次遊曆中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告轉呈清廷，然而得到的答複卻隻是“暫行留中”，⑧此後這份報告便如同石入大海一般再無下文，黃?材也隻是被派往雲南地方當個縣令，後黃?材以“本學術經濟，不樂為外吏”為詞，自請調京，考授會典館協修。⑨光緒十六年（１８９０年），黃?材病逝於上海，終其一生，在政治上並沒有顯赫之處。
程善善，東京大學人文社會係研究科研究生。
①參見黃?材：《西日記》卷一，《得一齋雜著》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以下注釋中若無特殊說明，所引《得一齋雜著》均為光緒十二年版。
②林承節：《黃?材的印度遊曆和他的記載》，《南亞研究季刊》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６２—６７頁。
③李放主編：《江西曆代傑出科技人物傳》，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９頁。
④《清德宗實錄》卷五十二，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十二月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影印版，第５５４４０頁。
⑤《派員出洋遊曆片》［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四月十一日］，《丁文誠公奏稿》，貴陽：貴州文史研究館等出版，２０００年，第４６６頁。
⑥《清德宗實錄》卷五十三，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五月上，第５５８９４頁。
⑦黃?材：《西日記》卷一，第１頁。
⑧《清德宗實錄》卷五十三，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年）十一月上，第５６４８８頁。
⑨鄢鶴齡主編，江西省文史研究館編：《豫章史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頁。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０７吊詭的是，與清廷將這次考察結果束之高閣的態度不同，黃?材身後，根據其考察資料編寫而成的《得一齋雜著》一書卻一版再版，此後數十年間出現在各種閱讀書目之中，儼然成為晚清士大夫了解西南邊疆地理不可或缺的一本參考書。①目前學界對黃?材及其著作《得一齋雜著》的研究甚少，專門的研究文章僅有林承節的《黃?材的印度遊曆和他的記載》一文。林氏是研究中印關係的學者，故而關注黃?材著作中對於印度的描寫。林氏認為，黃?材印度遊記的主要貢獻在於記載了當時印度社會的變化，雖然這樣的記述既少且淺，但對於增進中國人對印度的認識起到了很大作用。②此外對於黃?材的研究來自江西上高縣———黃?材的故裏，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所編的《上高縣誌·人物》一卷中收錄有黃?材的生平簡介，③《上高縣誌·藝文》一卷收錄了《得一齋雜著》中的部分內容。④上高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所編的《黃?材文集》一書中，⑤除了收錄黃?材的《得一齋文集》，還收錄有《滬遊勝記》《平政錄》《得一齋外集》等文章，基本收齊了目前流傳可見的關於黃?材的文章。
除此之外，提及黃?材及其著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類：一類是將黃?材此次的印度之行放在對丁寶楨的西藏防務措施的脈絡中，例如徐君的《從“固川保藏”到“籌邊援藏”：晚清西南邊防意識之形成》，⑥此文將丁寶楨派遣黃?材赴印考察的目的定為“考察藏邊情勢”，並提及黃?材的這些遊記資料在後來清政府處理與英國的滇緬劃界問題中起到了參考作用，這無疑是符合史實的。另一類將黃?材的著作看作晚清地理學發展的表現，代表作為郭雙林的《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以及王宏斌的《晚清海防地理學發展史》。郭文肯定了黃?材其書對於近代地理學發展的貢獻，指出晚清時期的西方地理學雖比中國先進，但是黃?材在其《西徼水道》⑦一文中通過實地考察糾正了“前人和西方人對於西域記載和測繪上的錯誤”。⑧王文主要提及黃?材《得一齋雜著》中的海防觀念，認為黃?材提出的與南洋各國“聲勢聯絡，人心固結”以及建立海軍的主張有一定的價值。⑨另外，王曉秋在論述晚清海外遊曆使的由來時，將黃?
材的此次印度之行定性為“地方大吏首次派員出國遊曆”，瑏瑠對這次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比較新穎的研究來自薛莉清的《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一書。在此書中，作者將包括《得一齋雜著》在內的涉及南洋描述的遊記作為研究對象，考①有關《得一齋雜著》的傳播情況，將在下文中做具體介紹。
②林承節：《黃?材的印度遊曆和他的記載》，第６２—６７頁。
③上高縣史誌編纂委員會編：《上高縣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４６９—４７０頁。
④同上書，第４６４—４６６頁。
⑤政協上高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黃?材文集》，１９８９年。黃?材尚有一篇《騰越沿邊疆索圖說》，此文集並未收錄。此文可見於德宏史誌編委辦公室編：《德宏史誌資料》第六集，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６頁。
⑥徐君：《從“固川保藏”到“籌邊援藏”：晚清西南邊防意識之形成———以丁寶楨督川十年（１８７６—１８８６）為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４—５２頁。
⑦《西徼水道》為《得一齋雜著》中的一篇文章，下文會有介紹。
⑧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９頁。
⑨有關這方麵的論述，可詳見於王宏斌：《晚清海防地理學發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９—２２０頁。
瑏瑠王曉秋：《晚清中國走向世界的海外遊曆使》，《東アジア文化交!研究》別冊８。
１０８新學衡（第三輯）察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３７年這個時間段內南洋華僑社會文化建構的過程。作者將研究的視角從“地理南洋”轉向“文化南洋”，主要通過論述來自中國的旅行者在構建“文化南洋”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南洋是如何在文本和文本書寫中與旅者相遇、對話，並從中建構出其意義”。①這一研究視角頗具後現代的色彩，其提出的“文化南洋”概念為我們解讀遊記文本開創了新的研究視角，值得注意。
除了上述研究脈絡外，學者更多地是將《得一齋雜著》看作記載有關問題的史料，例如在論及晚清川滇地區地方情況，②晚清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交流③等問題時引用此書中的某些記載，寥寥數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總的來看，對於黃?材及其《得一齋雜著》的研究甚為不足，尚未出現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上述研究隻是將《得一齋雜著》作為晚清眾多海外遊記中的一種來進行論述，且不說篇幅簡短，敘述不全麵，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類型化的研究並沒有指出《得一齋雜著》這部書籍的獨特之處。
作為晚清時期“經世致用之學”的重要書籍，《得一齋雜著》被不斷翻刻，並且被收錄到各類叢書之中，被時人所閱讀，其經世致用之價值、傳播途徑及影響等情況較其他遊記文本或者是新學書籍有何異同，想要回答這一係列問題，隻有具體而微，將《得一齋雜著》作為個案進行深入研究，通過曆史遺留下來的種種痕跡，努力再現當時的曆史情境。
一、文本的生成語境在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對此文本生成背後的曆史情境———黃?材一行出訪印度的緣由做一番追溯。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英國組建了一支以軍官柏郎為首的多達２００餘人的勘探團，準備從緬甸出發，前往滇西地區考察。同時，英國公使威妥瑪派遣他的屬下馬嘉理作為勘測團的譯員前往緬甸接應。光緒元年（１８７５年），馬嘉理探路隊在雲南地區因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而被殺，柏郎被逐回緬甸。④此事以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英國迫使北洋大臣李鴻章同其簽訂《煙台條約》而告終。在《煙台條約》的末尾，英國特意附加上了一個專條，全文如下：現因英國酌議，約在明年派員，由中國京師啟行，前往遍曆甘肅、青海一帶地方，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為探訪路程之意，所有應發護照，並知會各處地方大吏暨駐藏大臣公文，屆時當由總理衙門察酌情形，妥當辦給。倘若所派之員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前往，俟中國接準英國大臣知會後，即行文駐藏大臣，查度情形，①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１５年，第５１頁。
②陳誌明：《西康沿革考》，南京：拔提書店，１９３３年，第１３０頁。
③如王巨新：《清代中緬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６頁。
④鄭天挺、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大辭典》（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５頁，“馬嘉理案”詞條。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０９派員妥為照料，並由總理衙門發給護照，以免阻礙。①通過這個專條，英國實現了多年以來的利益追求：西藏對英國開放，英人可以進入西藏。
此後英國有恃無恐，頻頻向西藏派遣勘探人員，意圖調查西藏的風土人情，並積極謀求和西藏的通商。光緒三年（１８７７年），英人吉為哩計劃從成都出發前往西藏，貝德祿由四川出發前往滇省一帶遊曆。②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馬加國（奧匈帝國）伯爵攝政意圖由青海入藏。③雖然這兩批外國人因為當時新上任的四川總督丁寶楨④設法阻止而沒能深入藏地，但他們沿途繪製輿圖探明行徑，給清政府的邊疆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脅。
而另一方麵，西藏地方對於英國的入侵一直抱以強烈的抵抗態度。例如在鹹豐十一年九月初一（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４日）駐藏大臣滿慶等人奏稱：據三大寺及商上、劄什倫布所屬大小辦事頭目，並各世家各寺院信俗人眾，公同稟稱：西藏原係佛教地方，除廓爾喀常通來往外，從無別國之人入境遊行。……令奉先後劄文內開，英、法兩國之人，奉旨勝赴兩藏遊曆傳教等因，自應遵奉照辦。但西藏地方，素稱瘠苦，且來遊之人，及所傳之教，皆與地土不宜，佛教不合，是以僧侶大眾聞之，不勝震驚。惟有懇請據情轉奏大皇帝，俯念西藏隻知遵守佛教，由來已久，更兼地麵褊小，又與內地不同，即令飭英國、法國、美國並天主教，不必來藏遊曆傳教，即或借道，亦不必由藏經過。如伊等心中不顧，仍要前來，小的人等，隻得會合同數都落，幫同竭力阻止，非勢窮力盡，萬不致棄佛教之宗源，失眾生之素誌。⑤從這份奏折中可以看出，西藏的佛教徒對西方異教徒在西藏的傳教活動，是極為反對的。
此時的清政府被推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麵，英國通過《煙台條約》獲得的權利加緊入侵西藏；另一方麵，西藏當地上層堅決反對洋人進入當地。清政府不僅要考慮因為英人在西藏地區的活動而可能帶來的與當地居民的摩擦，甚至再一次出現類似的“馬嘉理事件”，另外還要考慮到西藏地方上層的意見，不能過於逼迫西藏放開門戶從而可能導致清政權在當地控製力喪失。清政府在英國要求盡快“開放”西藏和西藏地方人士要求阻止洋人入藏的尷尬處境中進退兩難。
麵對這種處境，四川總督丁寶楨向清廷進言了他對於西藏問題的對策。在上奏給清廷的①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１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５７年，第３５０頁。
②《英人吉為哩等遊曆情形片》［光緒三年（１８７７年）十月十一日］，《丁文誠公奏稿》，第４４５頁。
③同上書，《丁文誠公奏稿》，第５４８頁。
④丁寶楨於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九月授四川總督，三年（１８７７年）三月到四川總督任。參見《丁文誠公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１６４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３５１—３５２頁。
⑤《駐藏大臣滿慶等奏請勸阻外國官民入藏遊曆傳教摺》，朱金甫、呂堅主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曆史係編：《清末教案》第１冊，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１—２０２頁。
１１０新學衡（第三輯）一係列奏折中，丁寶楨提出了將羈縻布魯克巴、廓爾喀作為“藩籬”，①在西南地區“隨時查探，如有入藏洋人，必先婉言阻止，絕不令其輕入”，如“力不能阻，則一麵飛稟駐藏大臣，一麵力為諭導藏番，並親為護送出入”。②光緒五年閏三月二十二日（１８７９年５月１２日）的上諭基本同意了丁寶楨的建議，規定：遇有入藏遊曆的洋人，設法阻止，倘不能阻，則加意防護，務稍疏玩，以免滋生事端。③而要實行這一對策的話，則不僅需要“於藏中與各路交界之處，擇要增設文委員”，④更為重要的是，“非先將基會山川形勢之險易，徑途道裏之曲折，以及人民性情之強弱了然心目，毫無舛誤”⑤。被丁寶楨選派來完成這一任務的，則是江西貢生黃?材。
按照丁寶楨在奏折中規劃的遊曆路線，黃?材一行本應“由前、後藏過廓爾喀折至中印度，遍曆東西南北各印度”⑥，然而在“行抵巴塘之時，藏內番民聞有印度之行，諸多疑慮，聚眾阻撓”，隻得“改道中甸而行”。⑦他們從騰越出關，經緬甸到達東印度。在印度遊曆一周後，於光緒五年九月離開印度，經漾貢、南洋檳榔嶼、馬六甲，由香港到廣東，在假道回籍省親之後，於光緒六年六月初四日（１８８０年７月１０日）到川銷差。⑧根據丁寶楨後來的記載，黃?材一行原本還打算前往英國考察一番的，可惜由於“川貲不敷”，未能成行。⑨回到川省之後，黃?材“將繪成圖說等件谘送到衙門等公同閱看”，計有“五印度全圖一冊，西域回部圖一冊，四川至西藏程途一冊，雲南至緬甸程圖一冊，《遊曆芻言》一卷，《西徼水道》一卷”。瑏瑠二、文本的構成《得一齋雜著》是由《西日記》《印度劄記》《西徼水道》《遊曆芻言》四冊書合輯而成的，而這四冊書，又各自包含有若幹篇文章，且論述的重點各不相同。
《西日記》共有四卷，全書采用日記的形式逐日記事，記載了黃?材一行印度之行的往返路線、沿途地理、區域劃分、蠻夷風俗以及每日氣溫等，記述頗為詳細，保留了很多珍貴資料。
《印度劄記》一書分為上、下兩卷，外加一篇百餘字的小引。上卷主要記載遊曆印度時的見聞，下卷中黃?材記述了印度各部的行政區劃、地理位置以及行政管轄等情況。《西徼水道》一書包含有《金沙江源流考》《鴉龍江源流考》《瀾滄江源流考》《潞江源流考》《龍川江考》《檳榔江考》《〈禹貢〉黑水考》《阿耨達四水》《恒河考上》《恒河考下》《印度河考》這十一篇文章。黃?材此次①《英人窺探西藏陸路情形片》［光緒三年（１８７７年）十月十一日］，《丁文誠公奏稿》，第４４６—４４８頁。
②《會籌西藏事宜折》［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潤三月初七日］，《丁文誠公奏稿》，第５２６頁。
③《清德宗實錄》卷九十三，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閏三月乙未，第３８０—３８１頁。
④《會籌西藏事宜折》［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潤三月初七日］，《丁文誠公奏稿》，第５２６頁。
⑤《派員出洋遊曆片》［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四月十一日］，《丁文誠公奏稿》，第４６６頁。
⑥同上。
⑦黃?材：《西日記》卷二，第１頁。
⑧同上書。
⑨《丁文誠公家信》，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７頁。
瑏瑠吳豐培編：《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第１５冊，北京：國家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１９９１年。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１１出行的任務就是要弄清西南邊界一帶的地理形勢，然而西人的資料在這方麵“謬誤實多”，而“《海國圖誌》……皆沿西圖之誤”，①不足為據。因此黃?材借由這次實地探訪，欲將徼外諸流考察明白，“以釋千古之疑圖，而救西圖之偽舛”②。《遊曆芻言》一篇中收有《五印度形勢》《騰越邊徼》《西域形勝》《南洋形勢》《俄國圖說》《和林考》《西域圖說》《印度雜興》等文章。從各篇標題可以看出，這部著作不僅僅是這次印度之行的產物，而且是黃?材輿地著作的彙集，這些文章之所以被收錄在一起，可能是它們都論及了黃?材對於邊疆防務的建議的緣故。總的來看，《得一齋雜著》內容廣泛，在記述邊疆地理形勢，論及邊疆防務方麵有著重要價值，對於想要了解邊疆事務的士人來說，可以說是一部不可或缺的資料。
剖析文本的思想來源，能夠幫助我們厘清文本背後的生成過程，而文本的產生，恰恰是知識傳播中的初始一環。關於黃?材寫作這部《得一齋雜著》時的思想資源，筆者通過對此文本進行分析後得出其寫作該書時的思想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麵：第一個方麵來源於黃?材沿途的見聞以及實地勘測所得的成果。以《西徼水道》一文為例，西南地區人跡罕至，交通不便，以往的史書對此地區的記載不僅稀少，且“謬誤實多”，“無所實據也”。③在這種情況下，黃?材深入實地勘測，對每條河流的源頭以及流經區域進行了一一辨識，糾正了以往書籍記載的不少錯誤，正是由於《得一齋雜著》填補了以往輿地書籍記載中的空缺，並且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故而成為以後學者了解、研究這方麵問題的重要參考書籍。④此外，黃?材的思想資源中還有一部分來源於外文資料。例如在論述印度的各部落區劃時，黃?材有感於印度“沿革分合，多所變更”，導致以前的中國書籍中在記述印度時“諸家記載亦參差互異”，給讀者帶來諸多不便，因此黃?材在分述印度各部落時所用名稱皆“從英吉利語譯出，悉用今名”。⑤海外遊曆的經曆使得黃?材得以閱覽外文書籍，這給他在考訂相關問題時提供了新的資料，避免沿襲曆代書籍中的訛誤。
黃?材的思想資源來源中最主要的部分還是中國以往的典籍，在書中黃?材遍引包括《後漢書》⑥《梁書》⑦《唐書》⑧《衛藏圖誌》⑨、李元陽著《黑水辨》瑏瑠、史秉信著《岡春黑水辨》瑏瑡以及李誌常著《長春西遊記》瑏瑢這樣的先行著作，並一一考訂其記載之真偽。除此之外，書中引用最多①《西徼水道·小引》，第１頁。
②《西徼水道·小引》，第１頁。
③《西徼水道》，第１頁。
④例如民國時期的岑仲勉在其所著名作《〈佛遊天竺記〉考釋》時還參考引用了黃氏一書中的相關記載，原文為：“黃?材《印度劄記》雲：‘烏筥即烏萇，一作烏仗那。’”參見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５頁。
⑤《印度劄記》，第１８頁。
⑥同上書，第１２頁。
⑦同上書，第１４頁。
⑧《西徼水道》，第７頁。
⑨同上書，第２１頁。
瑏瑠同上書，第９頁。
瑏瑡同上書，第９頁。
瑏瑢《遊曆芻言》，第３１頁。
１１２新學衡（第三輯）的還是《海國圖誌》這樣的近代輿地叢書，作者在書中明確提到，在這次出行路上，“僅攜《海國圖誌》一部藉自印證”①。筆者在此將兩書進行對照，意欲找出兩書在記述相關問題時的相似之處，以便弄清黃?材究竟從《海國圖誌》一書中汲取了哪些思想資源。
筆者首先進行對照的是黃?材在書中明確說明引自《海國圖誌》的部分：《得一齋雜著》《海國圖誌》②“中印度為英夷與俄羅斯相拒之所，中惟隔一興都哥士“《海國圖誌》及《瀛寰誌略》皆言俄羅斯與英吉大山。”④“於是英、鄂二邊境僅隔興都哥士一大山，而血利血戰於興都哥士大雪山……”③戰無虛日矣。”⑤“於是《海國圖誌》遂謂大金沙江下遊與恒河會“故於《坤輿圖說》之安日得河，欲指為恒河則無大金沙而入海，移緬甸之江於東印度，混二水為江，指為大金沙江則無恒河，不知二大水下遊彙合為一水。”⑥一也。”⑦“《海國圖誌》‘釋昆侖’二篇博征遠引，辯則辯矣，顧“昆侖即蔥嶺，蔥嶺即河源之阿耨達池。”“所謂河源出阿指蔥嶺為昆侖則可，指龍池為阿耨達則不可。”⑧耨達者，乃蔥嶺脊上之大龍池。”⑨“恒河同源而異委，其出於蔥嶺大龍池者即恒河之正源，“《海國圖誌》‘恒河考’二篇誤以安治土河與印至印度而分二：一由西印度入海，是為西恒河；一由東印度河同出一源，至中印度以下乃分為二流。”瑏瑠度入海，是為東恒河。”瑏瑡除此之外，《得一齋雜著》中還有很多內容雖未標明引自《海國圖誌》，但如果我們將兩者的相關文字加以對照，不難看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試舉幾例：《海國圖誌》《得一齋雜著》“緬甸……原是三國，一曰阿瓦，一曰阿臘幹，“緬甸……昔分三國，曰阿瓦，曰阿拉幹，一曰秘古，各不相統，恒相爭奪……迨千有七曰秘古，各不相統，恒相爭奪。乾隆年百年，秘古複約荷蘭、西洋兩國之兵同攻緬間，秘古約荷蘭、葡萄牙兩國之兵協力攻甸。”“千有八百二十六年，英吉利遂起印度之緬。”“道光初年……然緬軍紀律不嚴，進關於緬甸的兵攻緬，……然緬軍紀律不嚴，進銳退速，以此銳退速，其陸戰全恃堅銳木柵，環繞重論述為英軍所挫。英軍亦不習其水土，地險餉艱，濠。英人與之鏖戰兩年，互有勝負，但水瘴惡多疾，……本欲退師，反聲言直取阿瓦，長土不服，瘴惡多疾，本欲退師，反聲言水驅直入。緬軍屢衄氣阻，遂卑辭求和，乃陸並進直搗阿瓦。緬王大懼，乃割地割……沿海之地，複償英吉利兵餉，始罷兵。”瑏瑢請和。”瑏瑣①《西徼水道》，第１頁。雖然《海國圖誌》裏的錯訛不少，但是黃?材對此書還是有著很高的評價：“魏氏《海國圖誌》百卷，首以《籌海》四篇，曰議守、議戰、議款。其《議戰》篇雲：既款之後，宜師夷長技以製夷。又欲立譯館，翻夷書，以求熟悉夷情。茲數者近二十年執政諸臣皆欲藉此為富疆之圖，備邊馭敵之長計也。”參見黃?材：《書魏默深〈籌海篇〉後》，葛士?
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零三，第３頁。
②這裏選用的是嶽麓書社點校的版本。魏源：《海國圖誌》，長沙：嶽麓書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以下所引皆是如此。
③《印度劄記》上卷，第２９頁。
④《海國圖誌》卷十九，第６６６頁。
⑤《海國圖誌》卷二十二，第７３９頁。
⑥《西徼水道》，第２５頁。
⑦《海國圖誌》卷十，第４６６頁。
⑧《西徼水道》，第４０頁。
⑨《海國圖誌》卷七十四，第１８５２、１８５４頁。
瑏瑠《西徼水道》，第３４頁。
瑏瑡《海國圖誌》卷二十九，第８９５、８９７頁。
瑏瑢《海國圖誌》卷十，第４５３—４５４頁。
瑏瑣《西日記》，第３０—３１頁。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１３續表《海國圖誌》《得一齋雜著》“方荷蘭之立公班衙於南洋，英吉利商慕之，於“萬曆初年，荷蘭人至印度開埠通商，大萬曆二十七年糾國人合貲本，且稟求國王設立獲利益，英人慕之，遂於萬曆二十六年稟公司，嚴禁本國散商之赴南洋者。……合貲十求國王設立公班衙，嚴禁本國散商之赴五萬員，次年增至二十六萬員，獲利皆三南洋者，合貲本十五萬，次年增至二十六倍。……於是國王令他商於印度西方孟買嶼萬，獲利皆三倍。……康熙二年英關於東印度立新公司，兩公司相傾軋。康熙四十年始合兩國……商複於孟買立新公司，兩公司相公司的論述公司為一，並借國王公帑銀一千萬員，歲息八傾軋，康熙四十年乃合而為一，並借國帑十萬員。……於是英吉利南洋公司大銀一千萬元，歲息八十萬，從此印度公司盛。……道光十三年，國中會計公司貿易無大盛。……道光十三年，國人會計公司利，且虧空公項以巨萬記，始散公司局，聽散商貿易無利，虧空公帑甚巨，始散公司，聽自運，人人皆悅。”①散商自運，人人皆悅。”②《得一齋雜著》混合了中國古代典籍、近代輿地叢書以及外文資料等諸多類型的思想來源，展現出其獨特的文本構成特點。
三、文本的翻刻與傳抄《得一齋雜著》自寫就以來，在晚清的數十年間不斷被重刊翻刻，其內容也被收錄進眾多從書和類書之中，流傳可謂深遠。
（一）《得一齋雜著》的不同版本目前學界對此書版本的研究不夠完備，且錯訛甚多，③筆者依據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擬對《得一齋雜著》的出版問題做一番梳理：１．光緒十二年夢花軒版《得一齋雜著》的最初版本已經散佚，但根據有關資料，《得一齋雜著》中的某些文章在黃?
材遊曆印度尚未回國之前就已經寫成，如光緒五年十月二十五日（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８日）的《申報》就已經刊登了黃?材對西南徼外河流的考察一事，④報道內容可視為《西徼水道》一文的梗概。在黃?材回國之後上奏給清廷的資料中已有《遊曆芻言》《西徼水道》兩書了。⑤而《得一齋雜著》的成書，應不晚於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年）———也就是黃?材回國之後的次年，因為郭嵩燾①《海國圖誌》卷十九，第６７０頁。
②《印度劄記》，第１０頁。
③例如《中國邊疆圖籍錄》中《得一齋雜著》一條，引用的是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的版本，然而卻將《西日記》誤寫為三卷，實則有四卷。參見鄧衍林編：《中國邊疆圖籍錄》，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８年，第５４頁。並且對於《得一齋雜著》版本情況的說明最常見的情況是隻提到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版以及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的《遊記彙刊》版，這與此書的真實出版情況相差甚遠。
④《遠溯河源》，《申報》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８日。
⑤吳豐培編：《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第１５冊。原文為：“謹將所繳五印度全圖一冊，西域回部圖一冊，四川至西藏程途一冊，雲南至緬甸程圖一冊，《遊曆芻言》一卷，《西徼水道》一卷恭呈禦覽。”“四川至西藏程途”以及“雲南至緬甸程圖”疑為《西日記》一文。
１１４新學衡（第三輯）在光緒七年四月二十七日（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４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黃?材寄給他《得一齋雜著》之事。①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版本為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的夢花軒刊刻本。此版本因為封麵上有“元和江標題”的字樣而被學界認為是由江標刊刻的，②然而筆者在查詢了相關資料後，對此說產生了質疑。在此版本中，有兩條信息不得不引起注意：一條為封麵上“夢花軒重校刊，光緒十二年十月”的字樣；一條為《印度劄記》《西徼水道》和《遊曆芻言》三篇文章末尾處標有“新陽趙元益校刊”的字樣，這兩條信息對於弄清楚此版本的刊刻者來說至關重要。
趙元益（１８４０—１９０２），字靜涵，昆山人。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應江南製造局之聘，入翻譯館，與林樂知、傅蘭雅等人譯述西學，後兼格致書院掌教。性好藏書，嚐購蘇州藏書家黃蕘圃、王閬源二家所藏宋元秘本，③擇其精者刊成《高齋叢刻》，即《新陽趙氏叢刊》十四種。④查《高齋叢刻》一書，於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至光緒十二年間（１８８６年）刊刻，此叢書中恰恰收錄有《得一齋雜著四種》一書。⑤可見，所謂的夢花軒版本，正是《高齋叢刻》一書所收版本。此外我們也可以從《申報》所載信息中看出一些端倪：光緒十三年四月三十日（１８８７年５月２２日），有一篇署名為瘦鶴詞人鄒所寫的《製局趙靜涵先生代刊上高黃豪伯大令?材西遊雜著四種昨承惠贈十編賦此鳴謝並贈夢畹正刊》的短文，⑥趙靜涵即為趙元益，製局即為江南製造局。在同一天的報紙上，還刊有《書〈得一齋雜著〉後》的文章，為某讀者閱讀此書後的感想，文中提到“是書係上高黃豪伯明經?材手著由夢花軒主人付諸剞劂者也”⑦。從這兩則信息中可以得知《得一齋雜著》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是由趙元益校對印刻的，封麵上的“夢花軒”當為趙元益的又一室名。作為佐證的材料，還可以發現在光緒十四年七月初八日（１８８８年８月１５日）的《申報》廣告中，刊登了這樣一條賣書廣告：“上海格致書室抱芳閣寄售又《得一齋雜著》七角”⑧。
正如前文所述，趙元益與格致書院的淵源甚深，由格致書院售賣《得一齋雜著》一書可謂順理成①《郭嵩燾日記》第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７頁。原文為：“豪伯寄到所著《西日記》《印度劄記》《遊曆芻言》《西徼水道》四種。”②上高縣史誌編纂委員會編：《上高縣誌》，第４７０頁。原文為：“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翰林院編修江標予以重校刊出。”③錢儀吉纂：《碑傳集補》卷四十三，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印，１９２３年，第２１—２２頁。
④郭秧全、蔡坤泉主編，徐秋明、蘇曄副主編，昆山市地方誌辦公室編：《昆山曆代藝文誌》，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３０頁。此書中將《新陽趙氏叢刊》誤為十二種，筆者根據《高齋叢刻》目錄將其修改為十四種，另可見於趙元益之子趙詒深在其書之後題字道：“古書凡十有四種，我先父所刻也……”，參見吳格、眭駿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叢書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５２頁。《高齋叢刻》一書名稱，來源於其先曾祖父考“讀書之室”為高齋，“以是名之，殆寓繼述之誌耳”，參見吳格、眭駿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叢書部），第３５２頁。
⑤吳格、眭駿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叢書部），第３５２頁。可參見北京大學古文獻數字資料庫：ｈｔｔｐ：／／ｒｂｄｌ．ｃａｌｉｓ．ｅｄｕ．ｃｎ／ａｏｐａ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ｒ／ｍａｉｎ？ｒｅｌ＝ｔｒｕｅ＆ｏｐｔｙｐｅ＝ｇｅｔｆｕｌｌ＆ｔｉｔｌｅ＝＆ｃｒｅａｔ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ｄａｔｅ＝＆ｅｄ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ｂｉｎｄｔｙｐ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ｉｇｈｔｓ＝＆ｎｅｘ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０＆ｄｏｃｉｄ＝ＰＵＬ：４４７９１３＆ｄｂｎａｍｅ＝ｒａｒｅｂｏｏｋ＆ｈａｖｅＩｍａｇｅ＝０。此外，南京圖書館尚存此叢書中的六種：１．［宋］朱熹撰《昌黎先生集考異》十卷，清光緒十年刻；２．［明］陶宗儀撰《?誌續編》一卷，清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刻；３．［清］張琦撰《戰國策釋地》二卷，清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刻；４．［清］蔡澄撰《雞窗叢話》一卷，清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刻；５．［清］嚴元照撰《蕙阸雜記》一卷，清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刻；６．［清］沈赤然撰《寒夜叢談》三卷，清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刻。索書號：ＧＪ／７５８。
⑥《申報》１８８７年５月２２日。
⑦《書〈得一齋雜著〉後》，《申報》１８８７年５月２２日。
⑧《申報》１８８８年８月１５日。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１５章。由此可見，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的《得一齋雜著》校刻者為趙元益，而江標僅僅為此書題名而已。
２．光緒二十二年江召棠作序版《得一齋雜著》的另外一個重要版本為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版，此版本由江召棠①刊刻。
在篇首，有一篇江召棠為此書作的序，序中論及了刊刻該書的緣由：首先江召棠稱頌了黃?材印度之行的功績以及《得一齋雜著》在內容上“敘記?而不支，考證博而能覆，亦今日講邊事者不可少之書也”，故而在自己上任上高縣令之後，“索是書者踵相接”。然而《得一齋雜著》的書板，卻因為黃?材“已物故海上，遺孤幼弱，家亦窘甚”導致“蠹朽剝落者及半”，因此江召棠要“爰為補訂而刊行之”。在江召棠所寫的序文後麵，還附有一篇名為盧正楷②所寫的短文，文中盧敘述了自己和江召棠一同編訂《得一齋雜著》之事，並對此書內容做了簡要概括。
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的版本與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的版本相比，在內容上基本一致，隻是在某些地方做了微小改動，如《印度劄記》“小引”部分多出“光緒六年正月黃?材記”一行；《遊曆芻言》多出“目錄”部分，“遊曆印度序”改為“遊曆印度始末”，結尾由“是為序”改為“光緒六年正月黃?材自記”。
３．光緒二十三年湖南新學書局版湖南新學書局，創辦人為長沙梁昌駿。③關於梁昌駿創建新學書局的動機，在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姚文棟所撰《雲南勘界籌邊記》的巴陵社貴墀序裏寫道：“時丁多事，如生者（“生”指梁昌駿———引者注）固天下所屬望……彌願二三子努力自愛，有所建立，不徒為白麵書生，則斯堂之光也乎。生請於大憲，特設新學書局，所刊行如《西史類函》《遊記彙刊》時務諸書甚多。其自著《公法舉隅》《籌洋管見》，亦皆足以問世。此非其最也，然閱此已足見生所究心已。”④可以看出，梁昌駿創辦新學書局的意圖，乃是講求經世致用，有助於時政，故而新學書局所刻之書以新學書籍為主。新學書局最早設在長沙南陽街興文裏，後移至府正街，⑤“發兌各種算學事務書①江召棠（１８４９—１９０６年），字雲卿，安徽桐城縣（今安徽省桐城市）人，光緒九年（１８８３年）被薦為兵部尚書彭玉麟的幕僚，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保薦為候補知縣，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任上高知縣。有關江召棠生平，可參見《江西省誌人物誌》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誌人物誌》，北京：方誌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２０—３２１頁。另見桐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桐城縣誌》，合肥：黃山書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２２頁。兩書在關於江召棠的字號記載上有出入，《江西省誌人物誌》記述為“字雲卿”，而《桐城縣誌》上記載為“字伯庵，號雲卿”，查《碑傳集補》卷二十六上有一篇馬其昶所撰《贈太仆寺卿南昌縣知縣江君家傳》，文中寫道：“江君諱召棠，字雲卿，桐城人”，故從此說。關於江召棠調任上高縣令的時間，《江西省誌人物誌》記載為光緒十七年（１８９１年），《桐城縣誌》記載為光緒十五年（１８８９年），根據《得一齋雜著》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版江召棠所寫序中“而抵任後君已物故海上”一句推測，江召棠上任時間應在黃?材逝世後，黃?材於１８９０年逝世於上海，故而可知《桐城縣誌》所載有訛。
②盧正楷，武寧縣長樂鄉人，生平不詳，僅查得其為江西同治丁卯科（１８６７年）鄉試舉人，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授廣東候選知縣。參見（同治）《武寧縣誌》卷十四、卷二十二，清同治九年刻本。
③梁昌駿，字馥森，號旭東，亦號叔重、行一，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舉人。參見顧廷龍：《清代朱卷集成》第３２８冊，台灣：成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７頁。原文為：“中式第三名舉人梁昌駿，長沙府學優廩生，長沙縣民籍。”亦可見龔篤清審訂，顏建華選編：《清代湖南朱卷選編》，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２４頁。
④見姚文棟：《雲南勘界籌邊記》光緒丁酉（１８９７年）湖南新學書局刊行版本中序言部分，亦可見尋霖、劉誌盛：《湖南刻書史略》，長沙：嶽麓書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６頁。
⑤參見《湘報》１８９８年第２號以及第５８號的告白。
１１６新學衡（第三輯）籍”①，在其於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輯刻的《遊記彙刊》②中，《得一齋雜著》中的四篇文章赫然在列。
這套叢書中的《得一齋雜著》四篇文章與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相比，內容上也沒有做大的改動，其相異之處如下：開頭部分缺少總理衙門的奏折；《西日記》缺少“初二日晤法國畢司鐸”；③《印度劄記》缺《印度劄記小引》，“東方之省”前多出“孟加拉兵帥所轄”；④《遊曆芻言》缺《遊曆印度序》一文，無“騰越邊徼”“西域形勝”“南洋形勢”“俄國圖說”“和林考”“西域圖說”等小標題，結尾部無《印度雜興》一文。可以看出，《遊記彙刊》版保留了《得一齋雜著》的主要內容，僅僅刪去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文字。
４．光緒二十四年自強齋時務叢書版在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也就是前文所述《遊記彙刊》刊刻的次年，新學書局還刊刻了《自強齋叢書》。該叢書收錄有十六種著作，黃?材《得一齋雜著》中的三篇《西日記》《印度劄記》《遊曆芻言》仍然被收錄在內。⑤有意思的是，這部叢書采用招股的方式出版，⑥並且看來獲得了成功，因為在隨後的報紙告白中《自強齋叢書十六種》已經開始出售了。⑦５．光緒二十三年成都誌古堂版成都誌古堂，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創建，初名為誌道堂，位於成都學道街。業主雖為王述齋，但由周達三⑧負責經營事務，在其經營下，誌古堂成為晚清四川第一著名書坊。⑨其所刊①參見《湘報》１８９８年第２號至第７號告白。
②《遊記彙刊》輯者不詳，《中國版刻綜錄》一書中將《遊記彙刊》的輯者認定為王錫祺，見楊繩信編：《中國版刻綜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０５頁。此外《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依前引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巴陵社貴墀序，將刊行者梁昌駿作為編輯者，筆者對此兩種說法存疑。此套叢書共收錄書籍有八種附八種，總計十六篇文章，除了收錄黃?材四篇著作，還收有：［清］佚名撰《金軺籌筆》四卷；［清］曾紀澤撰《出使英法日記》一卷；［清］李鳳苞撰《使德日記》一卷；［清］鄒代鈞撰《西征紀程》四卷；［清］曹廷傑撰《伯利探路記》一卷。附刻姚文棟撰《籌邊記》二卷；［清］郭嵩燾撰《使西紀程》二卷；［清］許景澄撰《帕米爾圖說》一卷；［清］王錫祺輯《中俄交界續記》一卷；《英人楊哈思班遊記》；［俄］康穆才撰《甫斯基遊記》；［英］戈登撰《英人戈登遊記》。從上述目錄可以看出，《遊記彙刊》的刊刻有著很強的導向性，所刊刻的遊記或為描述西方社會政教人俗的，或為關注邊疆形勢的，其意圖所指，可見一斑。
③此處應為印刻缺失。
④此處應為對原先版本的糾錯，因為後文中都有此類文句。
⑤《自強齋叢書》十六種分別為：陳次亮著《富國策》四卷，陳次亮著《庸書內編》二卷，陳次亮著《庸書外編》二卷，姚文棟著《雲南勘界籌邊記》二卷，馮桂芬著《校廬抗議》二卷，高麗鄧堅著《東方時局論略》一卷，沈敦和譯《西學課程彙編》一卷，湯壽潛著《湯氏危言》四卷，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一卷，［英］馬文著《歐洲東方交涉記》十二卷，［英］麥高爾著《英俄印度交涉書》一卷，許景澄著《帕米爾圖說》一卷，黃?材著《西日記》一卷，黃?材著《印度劄記》一卷，黃?材著《遊曆芻言》一卷，張之洞著《勸學篇》。
⑥《湘報》第１０５號。
⑦《湘報》第１４３號。
⑧周達三（１８５６—１９２２年），名永德，字達三，華陽人。自幼博覽群書，對古籍版本、校勘有一定的研究，曾受教於目錄學家繆荃孫，受其指點，故而“大通目錄版本之學，由是書肆間人人知有周達三矣”。參見《華陽縣誌》卷十七《人物列傳第七之十一》，１９２４年版。
⑨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編纂組編：《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８９頁。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１７之書，被時人評價為“皆補益學術，挽救澆俗之書”①。誌古堂不隻刊刻古籍，也刊刻眾多新學書籍，②當時維新派所辦報刊《知新報》，誌古堂也是其代派報處所。③誌古堂的這一版本，名為《西日記四種》。④在版本信息頁，寫有“西日記，附印度劄記、遊曆芻言、西徼水道考，光緒丁酉夏五月成都誌古堂校刊”的字樣。成都誌古堂版與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相比，除《西日記》無卷數標記，《西徼水道》無“小引”“目錄”“著者”“校刊者”說明部分，《遊曆芻言》末尾沒有校刊者名字部分，其餘一致。
６．光緒三十年揚州益智書社版⑤此版本題為《西日記》，在刊記處標有“光緒甲辰年孟夏”，封底頁標有“揚州益智書社鉛印”的字樣。此版本中《西日記》一書不分卷，第十一頁中的“八月初五”誤作為“六月初五”；《印度雜興》一詩附於《印度劄記》篇後，而不是附在《遊曆芻言》篇尾；《西徼水道》一篇中，“豫章黃?材豪伯甫著”一行字移到了目錄之前的位置。
７．《印度劄記》二卷版⑥此版本藏於河南大學圖書館，線裝，有《印度劄記》二卷，附《遊曆芻言》。此書並無標注刊刻者、刊刻年代等出版信息，據《河南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一書所注，此書為光緒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灌陽唐氏所刻，⑦但筆者在《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彙編》中查得唐景崧在光緒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所撰的《得一齋雜著》一書是其個人著作的彙編，包括《請纓日記》十卷、《詩疇》八卷外編兩卷、《謎拾》二卷附《謎學》一卷。⑧由此可知，《河南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一書中所謂的灌陽唐氏所刻，乃是將唐景崧的個人著作集《得一齋雜著》誤作黃?材所著之書。
（二）《得一齋雜著》在類書和叢書中的抄錄情況《得一齋雜著》除了被不斷翻刻以外，其內容還被收錄進各種類書和叢書之中：①廖平：《華陽周達三先生墓誌銘》，附錄於《華陽縣誌》卷十七《人物列傳第七之十一》，民國二十三年版。
②從現存的成都誌古堂刻本存書綜錄來看，誌古堂刊刻的新學書籍也不在少數，如馮桂芬的《校廬抗議》；［日］矢津昌永著，樊炳清譯《萬國地誌》三卷；薛福成撰《出使四國日記八卷附治平六策》等。詳見張其中：《周達三與成都誌古堂刻書》，《四川圖書館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６期，第６４—７０頁。吳玉章在其回憶錄中也寫道：“那時成都有一‘誌古堂’書店，也趁時逐勢，大賣新書。”參見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７頁。
③《知新報》第６４冊，“告白”。
④此版本的全文，見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方誌數據庫：ｈｔｔｐ：／／ｍｙｌｉｂ．ｎｌｃ．ｃｎ／ｗｅｂ／ｇｕｅ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ｕｚｉｆａｎｇｚｈｉ／ｍｅｄａＤａｔａＯｂｊｅｃ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ｉ．ｄ＝８１８７０１＆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ｌ．Ｉｄ＝８２３１８２＆ＩｄＬｉｂ＝４０２８３４１５３４７ｅｄ８ｂｄ０１３４８３３ｅｄ５ｄ６０００４。
⑤藏於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庫，索書號：ＰＧ２６７／２—１。
⑥藏於河南大學圖書館，索書號：９５４／Ｈ６５８。
⑦《河南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編委會編：《河南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５２頁。灌陽唐氏為清代廣西灌陽著名的科舉世家，《清稗類鈔》記載了唐氏“兄弟翰林”的軼事，唐氏一門，唐景崧、唐景崇、唐景萿三兄弟先後入翰林。參見《清稗類鈔》第１６冊，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１８年，第１２—１３頁。
⑧施廷鏞主編，嚴仲儀、倪友春編：《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彙編》，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曆史係資料室，１９８６年，第２３３頁。
１１８新學衡（第三輯）１．《小方壺齋輿地叢鈔》①《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王錫祺②編，其書室名為“小方壺齋”，故得名。此書共有三十六帙，六十四卷，收書一千三百四十八種，於光緒十七年（１８９１年）編成附刊。這部煌煌著作，自編成以後影響巨大，“海內識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壺齋。小方壺齋之名，與知不足齋、粵雅堂埒”③，這裏的知不足齋與粵雅堂指的是清代兩部著名的輿地叢書《知不足齋叢書》與《粵雅堂叢書》，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這兩者相比較，可見其影響巨大。也難怪《申報》刊登的其售書廣告“竟然連續刊登４年”④，直到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年），《申報》還刊有這部書的廣告，⑤這種情況可謂少見，亦從側麵反映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受歡迎度很高。
關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一書收錄黃?材文章的情況，由於王錫祺的個人興趣在地理描述部分，故而對《得一齋雜著》書裏麵的四篇文章做了一定刪減，具體差異為：《西日記》一書不分卷；《印度劄記》一書無“小引”，不分卷；《西徼水道》一篇無“小引”，無目錄部分，無著者、刊刻者說明字樣，《恒河考》一篇上下卷顛倒；《遊曆芻言》一部改動較大，《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隻收錄了《南洋形勢》《俄國圖說》《和林考》《西域圖說》四篇，並沒有收錄《印度雜興》《騰越邊徼》《西域形勝》三篇文章，不分篇，也缺少序言部分。⑥２．《各國時事類編》《各國時事類編》，清沈純⑦輯，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上海書局印。⑧目前所存沈純文章有《西事蠡測》⑨《論泰西治獄》瑏瑠兩文，《盛世危言》中引用有沈純關於洋務的建議，可見沈純對新學的關注。
沈氏取清代郭嵩燾《使西紀程》、劉錫鴻《英軺日記》、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黃?材《印度劄記》、袁祖誌《西俗雜誌》等十八種出使遊曆日記、筆記，分類編輯，間加按語而成。關於沈純編輯此書的目的，友人程鹹焯在序言部分做了一番說明：程首先回顧了以往的古代史書在記載域外國家方麵的不足，而近代以來的諸如《四洲誌》《瀛寰誌略》《海國圖誌》這樣的書雖然資料豐富，但各有缺陷，而且“時有訛舛”，為此，沈純挑選近代以來前往異域遊曆之人所寫著作編訂該書，是以“尋繹之馭，交涉之事則確有準繩，講戰守之方，則\"中竅要，豈第為博物多聞之助，據①這裏選用的版本為台北廣文書局，１９６２年影印版。
②王錫祺，字壽萱，晚號瘦冉，淮安清河人。愛藏書，喜好地理。參見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四）》卷五十三，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合類５》，台北：明文書局，１９８５年，第３６０—３６１頁。
③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四）》卷五十三，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合類５》，第３６０—３６１頁。
④餘冬林：《晚清使臣“議會書寫”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６頁。
⑤《申報》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０日。
⑥《西徼水道》一篇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４帙，《西日記》《印度劄記》和《遊曆芻言》三篇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１０帙。
⑦沈純，字粹生，歸安人，曾任直隸州知州。在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丁日昌寫給清廷的一份題為《軍火浮開充數分別嚴參疏》的奏折中，有“直隸州知州沈純……”一句，亦可見於《派員嚴訊追贓疏》奏折中，有“查出沈粹生即沈純名下寄存……”一句，可知此處“沈純”即是《各國時事類編》的編纂者。見趙春晨編：《丁日昌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６—１２７頁。
⑧見《各國時事類編》一書封麵。
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１１帙。
瑏瑠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刑政一》。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１９今古考之資而已哉？”①從中可以得知，沈純編寫此書不隻是為了作為博聞和考證的資料，其背後還有著很深的經世致用之意圖。
在《各國時事類編》一書中，收錄了黃?材《西日記》《遊曆芻言》《印度劄記》三篇文章的部分內容，分別可見於此書的卷一、卷五、卷六、卷七、卷九、卷十、卷十三、卷十四、卷十六，引用篇幅不多，每卷多隻引用兩三段，可謂簡要。
３．《海國圖誌征實》《海國圖誌征實》，孫灝②著，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寫就，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由上海敦記書店付印。全書共一百卷，為匡正魏源的《海國圖誌》而作，魏書因成書較早，故而沒能收錄後來出現的大量新資料，而且也存在種種錯誤。孫灝按照魏書目錄卷別，補輯相應的資料，以此成書。其書選擇資料的原則是“非生長泰西與夫踐履其地者，即使文章爾雅，考證詳明，亦皆不錄，庶無征實之意無有隔礙”③，注重實地考察。此書的編纂目的，據孫灝本人在文章凡例中寫道：“誌在明習外國事理者，以與中法互相印證，何者為用意同而立法異，何者為沿於古而異於今，何者為中法行之已弊而外國方翊為新章，何者為中法亙古未聞而外國轉藐為陳跡，故不憚拉雜牽連，人棄我取，以俟明察之士，舍短用長，後來取法。”④在《海國圖誌征實》一書的卷一下、卷二上、卷五、卷十、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七十七、卷七十八、卷八十一部分輯錄了黃?材著作中的相關內容，從收錄的資料內容來看，主要為記載印度輿地形勢的文字，這也與沈純在凡例中提到的“誌在明習外國事理者”的寫作意圖相一致。
４．《地理叢鈔》據藏書家白撞雨在其介紹自家藏書情況的《翕居讀書錄》一書中提到，《地理叢鈔》抄本中下編部分收錄有黃?材的《五印度形勢》《西域形勝》《西域圖說》三篇文章。⑤此抄本分上、下兩編，線裝，毛筆楷書謄抄，作者不詳。此書上編偏重於河道水係，下編側重記載西域。“所抄內容除地理方麵以外，還涉及沿革、經濟、風俗習慣、民情民風、宗教信仰等各方麵的情況，算得上一部難得的地理研究資料。”⑥５．經世文編自魏源所編《皇朝經世文編》問世以後，這種經世文編的編纂方式以及追求經世致用之學的成書旨趣也被後人所模仿，帶有“經世文編”字樣的著作層出不窮，綿延整個晚清，饒玉成編①見《各國時事類編》，“編敘”，光緒乙未年（１８９５年）版。
②孫灝，浙江仁和人，生平不詳。孫灝能留名於史書，倒不是因為這部著作，而是因為在戊戌變法時期，因反對康梁，向朝廷上書《駁保國會議》，一時名聲大噪。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康梁派眼裏的“頑固派”，也會寫出這樣一本著作。參見康有為：《我史》，茅海建編《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６７頁。康有為在其文章中記道：“浙人孫灝者，欲得舉經濟特科……乃草《駁保國會議》，謂吾將欲為民主、教皇，刻數千本，遍投朝貴……”。
③《各國時事類編》，“凡例”，光緒乙未年（１８９５年）版。
④同上。
⑤白撞雨：《翕居讀書錄》，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８９頁。
⑥同上書，第５９０頁。
１２０新學衡（第三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葛士?編《皇朝經世文續編》以及邵之棠所編《皇朝經世文統編》即是其中的三本著作。有關這三本類書的研究，前人敘述備詳，①在此不做贅述，僅對這三部著作中收錄黃?材的文章的情況做一說明：饒玉成編《皇朝經世文續編》中收錄有《印度劄記》中的《遊曆印度序》以及《五印度形勢》兩篇文章②；《遊曆芻言》中的《騰越邊徼》《和林考》《俄國圖說》《西域圖說》《西域形勝》這幾篇文章③；《西徼水道》中的《金沙江源流考》《潞江源流考》《恒河考上》《恒河考下》四篇文章。④葛士?編《皇朝經世文續編》，收錄有《西徼水道》中的大部分內容，計有《金沙江源流考》《鴉龍江源流考》《瀾滄江源流考》《潞江源流考》《檳榔江考》《〈禹貢〉黑水考》以及《恒河考上、下》這八篇文章；⑤另外還收錄了《遊曆芻言》中的《西域圖說》《南洋形勢》《五印度形勢》《騰越邊徼》《西域形勝》諸文。⑥邵之棠編《皇朝經世文統編》，收錄有《遊曆芻言》中的《西域圖說》《五印度形勢》《騰越邊徼》《西域形勝》；⑦而收錄《西徼水道》的情況則與葛士?書完全一致。⑧從這三部經世文編收錄黃?材的文章來看，經世文編顯然更注重內容的實用性，故而收錄的以水利和地理地形為主，而有關緬甸與印度的異域政教、風俗的文字則收錄不多。
四、文本的閱讀情況對於《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傳播情況的研究，除了考察該書的翻刻與傳抄外，還需要關注其被時人閱讀的情況，對此筆者借用閱讀史的研究方法。閱讀史研究脫胎於西方“新文化史”，強調“讀者”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正如達恩頓所說的，閱讀史關注的不僅是“誰在讀”“讀什麼”“在哪裏讀”“什麼時間讀”，還要回答“為什麼讀”“如何讀”等一係列問題。而要回答這一係列問題，無疑要抓住“讀者”這個閱讀主體，正是由於“讀者”的參與，書籍才能夠完成從生產到閱讀這其中包含的一係列環節。特別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當一位讀者麵對一個文本時，他①可參見周積明、郭瑩等：《震蕩與衝突：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潮和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２—２４７、２５８—２５９頁中對這三本書的敘述。
②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年）江右雙峰書屋刻本。
③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一《兵政十二·塞防下》。
④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一十八《工政二十四·各省水利五》。
⑤葛士?：《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十九《兵政十二·地利下》，清光緒石印本。
⑥葛士?：《皇朝經世文續編》。《西域圖說》一文收錄於卷七十三《兵政十二·地利下》；《南洋形勢》收錄於卷一百零三《洋務三·洋務通論下》；其餘文章收錄於卷一百一十九《洋務十九·固圉下》。
⑦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西域圖說》一文收錄於卷二十《地輿部五·水道》；其餘文章收錄於卷十六《地輿部一·地球事勢通論》，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版上海全善齋刊刻版。
⑧《西徼水道》中的諸篇收錄於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二十《地輿部五·水道》。
新潮·舊潮·《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１２１如何構造其中的含義，他如何把該文本變為自己的東西”①。沿此途徑，筆者試圖一窺晚清士人的閱讀世界。
江召棠在為《得一齋雜著》寫的序言中提到自己“都下友人以餘官黃君之鄉，索是書者踵相接”②，可見《得一齋雜著》的閱讀者數量應不在少數。而且該書在數十年間不斷被翻刻，自然也是有市場因素的。根據筆者目前收集到的資料來看，該書的閱讀情況大致如下：文廷式與黃?材可謂是至交，文廷式是江西萍鄉人，黃?材則為江西上高人，兩人也可稱得上是同鄉。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年），文廷式以附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三名，名聲大噪，趁此機會，文廷式在京師結交了不少新學人物，這其中就有黃?材。③在所留下的文廷式文集中，關於兩人的交遊記錄有很多。④黃?材去世之後，文廷式還為其寫了一篇吊文，吊文裏文廷式就提到了黃?材的這次印度之行，稱其“可證釋迦說，兼補郭璞讚”⑤。自然，黃?材的這本著作，文廷式也得以閱讀，如文廷式在其文章中寫道：“黃豪伯《印度劄記》雲蔥嶺迤西回部如霍罕部哈爾機窪等盡為俄羅斯所吞……，”⑥查此句確為《印度劄記》中的內容。⑦另一位與黃?材交往過密的是翁同騄。翁氏在其日記中也留下了他數次登門拜訪黃?材的記錄，⑧這是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年）的事情。此時的黃?材，當是從印度回來之後等待任命而暫留京城。翁氏稱黃?材為“奇士”，亦可見他對黃?材的欣賞。
丁寶楨於黃?材有舉薦之恩，兩人的關係自然非同一般，而王運又與丁寶楨相熟，可能正是憑借這個渠道，王運才得以與黃?材相識。在王運的著作中，記載了兩人的交遊。王運在文章中還提及了黃?材《西徼水道》中《〈禹貢〉黑水考》一篇的內容，認為黃?材這篇文章，“可破儒生咫聞”⑨。
通過丁寶楨，還有一人得以閱讀黃?材的著作，此人為張聯桂。在丁寶楨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年）寫給其長子丁體常的家信中寫道：“張中丞問爾要黃豪伯遊曆印度所著書並所繪圖說，茲特為揀送前來……”。瑏瑠張聯桂（１８３８—１８９７），字丹叔，一字叔，江蘇江都縣（今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人。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年）這年，張聯桂遷惠潮嘉分巡道，調署糧道。瑏瑡此時中國與法國在越南地區的矛盾已日趨激烈，朝野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中越邊境，張聯桂作為邊疆地區的官①對於閱讀史研究的論述可參見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ｎｔ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ｅ（ｅｄ），犖犲狑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犗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犠狉犻狋犻狀犵，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ａｒｋ：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５７１８６；羅傑·夏蒂埃：《過去的表象———羅傑·夏蒂埃訪談錄》，沈堅譯，載李宏圖主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４頁。此外張仲民在其《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幹思考》（《史林》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一文中對於書籍史／閱讀史在西方學界的發展脈絡以及傳到中國以後的發展變化情況進行了詳細論述。
②《得一齋雜著》，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版。
③清史編委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卷四，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４６—１４７頁。
④例如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十月十六日寫了“即歸，黃豪伯亦同歸”，見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７２頁。
⑤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第１２６６頁。
⑥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五第１６冊，第１６頁。見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灣：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１４輯。
⑦《印度劄記》上卷，第１０頁。
⑧翁同騄著，陳義傑整理：《翁同騄日記（三）》，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７３頁。
⑨《湘綺府君年譜》，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年）庚辰，熊治祁編：《湖南人物年譜（四）》，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１３頁。
瑏瑠《丁文誠公家信》，第１７７頁。
瑏瑡清史編委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卷四，第１１４頁。
１２２新學衡（第三輯）員，索要該書作為資料以作參考應屬常理。
而通過朋友的介紹得以了解此書的相似例子還有鄒。如前文所言，在光緒十三（１８８７年）年，趙元益———也就是《得一齋雜著》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版的校刊者，給友人鄒寄去了黃?材的這一著作，為此鄒還特意寫了一首詩刊登在報紙上來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①近來有學者考證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著者不詳的《三洲遊記》實則為鄒的虛構之作，②鄒對異域有著強烈的興趣，曾發願要“遍曆異域”而未成，故而趙元益寄給他《得一齋雜著》一書，可謂正合其胃口。
郭嵩燾在其日記中也記載了黃?材將其所著《得一齋雜著》中的四篇文章寄給他的事，③此事發生在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年），此時的郭嵩燾已經從駐英、法公使的職務中卸任回到國內。
郭嵩燾在其出使日記中同樣記載了自己路過印度時的所見所聞，與黃?材注重地理、邊界的劃分相比，郭嵩燾對印度的記述要簡要得多，且多為自己所見異域風俗的記述。相似的閱讀途徑還有沈曾植，據其日記所載，黃?材曾送給其所著的三冊書。④維新派的旗手梁啟超在其《讀西學法》一文中，大談閱讀西學書目的途徑，在文中，梁氏列舉了一係列他認為是“佳者”的西學書目推薦給讀者。在“中國人所著言西事之書”一欄，黃?
材的三篇著作《印度劄記》《西日記》以及《遊曆芻言》也被列出。梁氏的文章，在當時深受歡迎，這篇文章也不例外，被時人當作閱讀西學書目的門徑，⑤由此可以推論出通過此文，當有眾多讀者了解到黃?材的這一部著作。巧合的是，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也讀過黃?材的著作，在１９０１年因為寓居之地檳榔島不適合養病，故而前往印度的大吉嶺，並趁此機會遊曆印度。其所作的《印度遊記》中，康有為認為黃?材的記述，“頗能考藏、滇之山川，而不能言印度之教俗”，原因在於黃?材“非深於教俗政治者”。⑥不得不說，康有為對黃?材一書的評價確為中肯，《得一齋雜著》的著眼點放在輿地方麵，在記載印度政教方麵確顯不足。
《得一齋雜著》以其“敘記?而不支，考證博而能覆”成為研究相關問題的必備參考資料，例如在光緒年間出版的晃西士加尼撰《柬埔寨以北探路記十五卷》一書中，有關緬甸曆史的描述文字的注釋部分，就引用了黃?材《西日記》中的內容，⑦以此作為補充。陳其昌在其《藏蜀界務圖說》書中，在考證巴塘一地的分界問題上，也同樣引用了黃?材《西日記》作為依據。⑧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當時的士人徐兆瑋在其日記中還記述了他閱讀《得一齋雜著》的記錄，認為其“述印度地理頗詳”，⑨可見這本書流傳時間之長。
①《書得一齋雜著後》，《申報》１８８７年５月２２日。亦可見於《益聞錄》第６５２期，第１６０頁。
②張治：《異域與新學———晚清海外旅行寫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３頁。
③《郭嵩燾日記》第４卷，第１６７頁。
④沈曾植撰，許全勝整理：《恪守廬日錄》，陳建華主編，上海圖書館曆史文獻研究所編《曆史文獻》第１１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８頁。
⑤《江西義甫縣仁義書院變通冬課詩賦改為策論啟》，《湘學新報》，第２２８—２２９頁。轉載於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１６卷第３期，２００５年９月，第１５７頁。原文為：“近譯西書，及中人所著言西事之書，其目具見《西學書目表》（附《讀西學書法》，梁啟超著）。”⑥康有為：《印度遊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列國遊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