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犆犐犘）數據新學衡．第三輯／朱慶葆，孫江主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２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２１４２１９Ⅰ．①新…Ⅱ．①朱…②孫…Ⅲ．①學衡派研究Ⅳ．①Ｉ２０６．６中國版本圖書館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１９）第００８８４５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榮書名新學衡（第三輯）主編朱慶葆孫江責任編輯王冠蕤張靜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刷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開本８８９×１１９４１／１６印張１５．５字數３４０千版次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第１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２１４２１９定價４５．００元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銷售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開卷語一九二一，西潮滔天，乎有席卷神州之勢。國立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前賢君子迎風而立，如砥柱中流，結學衡雜誌社，翌年刊行《學衡》。揭櫫旨趣曰：“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罵，以培俗。”學當融彙中西，思必究竟真理；求善求真，爾雅溫文；衡史造士，移風易俗。偉哉，斯言！
二一四，鬥轉星移，區域化與全球化，交互碰撞。南京大學後進承繼學衡傳統，設“學衡跨學科研究中心”，旋更名為“學衡研究院”。畛域其尚宏闊，術業務求專精；舊義新篇，靡曰不思，要皆言之有物：或曰概念史，或曰文化記憶，或放眼中西，或聚焦東亞，梳理知識之譜係，前瞻學術之大勢，預流國際前沿，樹立本土風範。謂其主旨曰“全球本土化”。洋洋灑灑，道術相濟。噫嘻，新矣！
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學衡者，學術之公器也。願與同道共勉之。
目錄東南學人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許小青）００３“李廣才難領一軍”：繆鳳林先生的生平與學術（顏克成）０２７向達先生傳略（王蒙）０４３胡煥庸傳（閭澤）０５４學衡講壇被管製的藝術：明代福建沿海地區的軍戶與衛所［宋怡明（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Ｓｚｏｎｙｉ）］０６５僧格林沁與英國的二等兵———英帝國主義是如何愛國的？［烏·額·寶力格（ＵｒａｄｙｎＥ．Ｂｕｌａｇ）］０７１新潮·舊潮梁啟超訪問澳洲述評（蔡少卿）０８５《得一齋雜著》在晚清時期的傳播（程善善）１０６儒家的“反帝”思想———以《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為中心（王瀚浩）１２７給男性的配方：製造化妝品和２０世紀１０年代中國的生產政治［林鬱沁（ＥｕｇｅｎｉａＬｅａｎ）］１３８近代中國政治學的知識方位與價值取向———以錢端升及其政治製度研究為中心（楊洋）１５７南雍藝海柳詒徵書法１８１端笏斂容、所持者正———柳詒徵先生的書法藝術（武黎嵩）１８４中外比較中西科學關係的未竟之聲？
———清初傳教士白晉、劉應的《本草綱目》法譯本與西人對中國博物學的興趣（吳蕙儀）１８９王守仁《大學古本傍釋》的日本受容———以佐藤一齋與大鹽中齋為中心（永富青地）２０６樸殷植與高瀨武次!的陽明學認識（金賢優）２１４董一元與泗川之役略考（孫衛國）２２２東南學新人學衡書東南學人·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００３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許小青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與北京大學，開啟了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曆來為研究者所重視，無論是新思潮的激蕩演化，還是北大人的集合與分化，均引發了學界的熱議。在五四一代燦若星河的名流之中，胡適毫無疑問地占據了新思想的中心位置。在五四時期的北大，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是胡適最為得意的幾個門生，經曆五四、北伐的政治風雲之後，顧與傅均走上了專業學術之路，而羅家倫最終卻棄學從政，加入國民黨陣營，作出不一樣的道路選擇。近二十年來，學術界對羅家倫的研究已逐漸深入，尤其是對其思想與辦學實踐方麵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①。但對於羅家倫在政治上為何選擇國民黨，於其基本的心路曆程與象征意義方麵，仍留下了相當大的探討空間。
本文則選取五四至北伐這一關鍵時期，依據時序脈絡，從其新思想的養成、在學生運動中初嚐權力的滋味、於學術與政治之間徘徊、棄學從政的最終選擇這四個方麵來探討羅家倫走上政治之路的過程，嚐試分析羅家倫這位五四健將走向國民黨體製之內的心路與人生曆程。
一、北大與《新潮》：羅家倫激進思想的養成１９１７年夏，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羅家倫考入聲名顯赫的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
羅家倫可謂恰逢其時，他求學之際的北大正值蔡元培時代，也是北大校風丕變，新的北大精神形成的關鍵時期。羅家倫本人後來對大學精神的形成有過總結：“一個大學的精神，可以說是它的學風，也可以說是它在特殊的表現中所凝成的風格。這種風格的凝成不是突如其來的，更不是憑空想象的。它造就的因素，第一是它本身曆史的演進，第二是它教職員學生組合的成分，第三是它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實施。”②這用來說明當年北大新學風的形成再恰當不過了。
蔡元培早在北大就職典禮上，就要求北大的學生確定新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許小青，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①主要有蕭勝文的《羅家倫與中央大學發展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２０００年；拙著《誠樸雄偉泱泱大風：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思想史與政治傳記研究可參考大陸兩篇博士論文：一是馮夏根的《羅家倫文化思想研究———以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新曆史觀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曆史係，２００４年；修訂稿：《文化關懷與民族複興———羅家倫的思想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二是張曉京的《近代中國的“歧路人”———羅家倫評傳》，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黨史係，２００７年；《近代中國的“歧路人”———羅家倫評傳》，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特別是張曉京提出“歧路人”這一概念，從中共特定的政治立場來立論，明確地提出羅家倫的政治道路選擇問題。
②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曆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上海：學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３１—１３２頁。
００４新學衡（第三輯）者也”，專為求學而來，徹底改變以前的舊觀念，“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①。
對於北大的改革主張則可歸納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其管理北大的方針則表述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②采用“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方針，努力將北大改造成“‘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③。
在蔡元培先生的引導下，北大師生很快形成了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當年北大師生集中討論的地方主要有兩個，一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樓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另一個是紅樓一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辦公室）。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來了就辯論，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每天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都是滿的。國文教員休息室裏多半為南方人，圖書館主任室裏多半為北方人，當時學生戲稱這兩個地方為“群言堂”和“飽無堂”（取自顧亭林批評南方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種處士橫議的態度，的確充滿了學術自由的空氣。羅家倫在１９３１年甚至稱：“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製度和舊思想的掊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於天天在那裏的，恐怕隻有我和傅孟真（斯年）兩個人。”④這種師生無間、自由討論的風氣，使得羅家倫等年輕一輩快速成長起來。
１９１７年秋天，新文化運動正在以北大為中心如火如荼地展開，進校後的羅家倫深受這股新思潮的影響，很快投身到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向最具前衛性的《新青年》投稿”⑤。１９１８年１月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青年學生》一文，這是一篇用文言寫的評論，指出許多青年缺乏目標（無主義）和溺於早婚的流弊，對不良學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對時代學生的使命提出反思：“今日何日，獨非中國處驚濤駭浪之中，而我學生枕戈待旦之時耶？風雨飄搖，戶牖將覆；為學生者，正宜凝神定氣，砥礪磨鈍，以攫得優勝位置於天演潮流中，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於教育與學風，他第一次明確提出教育的第一責任在於轉移學風———“今之教者學者，當以努力造成善良學風，涵養多數青年，使不知不覺間自然赴諸向上之途，此第一要義也”⑥。這種民族危亡的憂患意識，明顯打上了進化論的時代的烙印，也表現出青年學子羅家倫如火的愛國熱情，也隱約可見其以教育轉移學風的宏願。
羅家倫置身於新文化思潮之中，立刻引新文化運動為同調，其文采與能力得到了師長們的賞識。其中對他一生的思想與事業影響最大的就是蔡元培與胡適二位。蔡元培為北大創造了①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３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頁。
②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３卷，第４５１頁。
③同上。
④羅家倫口述、馬星野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９頁。
⑤羅久芳：《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６頁。
⑥羅家倫：《青年學生》，《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１號，“讀者論壇”。
東南學人·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００５一個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同時也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學術和社會活動。羅家倫入北大時基本上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生，其文采飛揚，努力撰文寫稿掙稿費成為他主要的生活來源。勤奮努力的羅家倫很早就引起了校長的關注，蔡元培對他栽培有加，為其提供鍛煉機會，並給予經濟上的扶助，讓其擔任“國史編纂處”助理，協助編纂通史、民國史和曆史辭書等，這可能是羅家倫進行曆史研究的起點。畢業前，經蔡元培介紹，羅家倫又與商務印書館取得聯係，商定翻譯兩本英文名著，這些經驗對於羅家倫一生的事業方向，都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至於胡適，則極有可能是羅家倫在北大三年中接觸最多的教授。除了學業方麵的請益問教外，羅家倫還曾被胡適派做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來華演講的筆記工作，共同翻譯過易卜生（ＨｅｎｒｉｋＩｂｓｅｎ）的劇本。
特別是胡適的文學革命與思想解放的觀點，引起了羅家倫的共鳴，這對五四時期的羅家倫的思想影響最大。年輕教授胡適的家很快就成了學生們新思想的發源地。羅家倫是這樣回憶他們去胡適家的：“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①除羅家倫外，常去的學生還包括中國文學係的傅斯年、中國哲學係的顧頡剛、數學係的毛子水，他們無拘無束地爭論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問題，在這種環境中請教胡適，也因此終身尊胡適為“先生”。
羅家倫受胡適影響最大的是新文學觀念和思想解放的觀點。羅家倫在五四時期從事外國著作的翻譯工作，最早就是由胡適啟發的。１９１８年，胡適邀請羅家倫同他一起合譯易卜生的作品《娜拉》，刊於《新青年》第４卷第６期《易卜生專號》上，宣傳個性解放和女性解放，鼓吹自由與民主。特別是《新潮》雜誌創刊時，胡適擔任顧問，更是從思想上將《新潮》與《新青年》打通。正是在蔡、胡等師長的提攜下，羅家倫很快成長為新文化思想的宣傳者與實踐者，在其實踐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新潮》雜誌的創辦。
１９１８年秋，北京大學一批激進的青年學生商議，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最好的途徑就是創辦雜誌。當事人之一的傅斯年回憶說：“六年（指１９１７年———引者注）的秋天，我和顧頡剛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號裏，徐彥之君是我們的近鄰。我們幾個人每天必要閑談的。
有時說到北京大學的將來，我們抱很多的希望，覺得學生應該辦幾種雜誌。因為學生必須有自動的生活，辦有組織的事件，然後所學所想不至枉費了；而且雜誌是最有趣味的，最於學業有補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動生活。再就我們自己的脾氣上著想，我們將來的生活，總離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麼，我們曷不在當學生的時候，練習一回呢。所以我們當時頗以這事做談話的資料。頡剛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羅誌希君，常加入我們這閑談。不過當時僅僅是一種希望的意思，覺得赤手空拳，何從做起，簡直和戲論差不多。中國的讀書人有一種‘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習慣；這個希望也是我們群居的一種消遣品。”②有一點未言明的是，這批青年學生中還有一種與北大師長爭勝的心理，他們私下裏並不太滿意《新青年》，認為如果由他們來辦一雜①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羅家倫先生文存》第１０冊，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９年，第７４頁。
②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２卷第１號，第１９９頁。
００６新學衡（第三輯）誌，定可以和《新青年》比比高下了。①在校長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的讚助下，經費問題得以解決。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專門將北大紅樓圖書館撥出一間房提供給《新潮》作編輯部，《新青年》主將胡適也樂意出任新雜誌的顧問。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新潮社的第一次預備會議正式確立了雜誌的名稱和性質。取名為“新潮”，有羅家倫的一份獨立思考。社員徐彥之建議把社刊的英文名字定作“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文藝複興），羅家倫則提出中文名字為《新潮》，兩個名字恰好可以互譯，珠聯璧合，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其他同學的讚同，名稱得以確定下來。其後，會議經討論確定了刊物的三大編輯方針：（一）批評的精神；（二）科學的主義；（三）革新的文詞。②１０月１９日，新潮社第二次會議召開，新潮社正式成立，社裏事務分為編輯部和幹事部兩大部分，編輯部由主任編輯傅斯年、編輯羅家倫和書記楊振聲組成，幹事部由主任幹事徐彥之、幹事康白情和書記俞平伯組成。
在前後三卷中，羅家倫一共發表了３６篇文章，僅次於傅斯年。其文章大體可分為四類：論著、評論（包括書評）、新詩和小說。這些文章集中體現了羅家倫在五四時期的文學觀、哲學觀、婦女觀、革命觀和社會觀。
《新潮》時期羅家倫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一）新的文學觀在《新潮》第２號上，羅家倫發表了《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正式加入方興未艾的文學論戰中，公開為文學革命助陣。他從西方學說中探尋文學的定義，在全麵羅列西方學者所提出的１５種定義後，提出文學的定義：“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象，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眾長，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極有趣的東西。”③顯然，這與陳獨秀、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十分契合，直接呼應了他們所倡導的文學革命觀。
其後他又發表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長文《駁胡先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回應學衡派主將胡先《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對新文學的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後，東南大學以《學衡》雜誌為中心，倡導“保存國粹、融化新知”，公開與北大新文化進行論戰，形成北大與東大“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競爭格局。胡先此文即為專門批駁北大新文化派尤其是胡適的新文化學主張的。此時，羅家倫勇於應戰，使出渾身解數，引經據典，逐條對胡文進行批駁，最後得出結論：“胡君此文全體，名為《中國文學改良論》，實是自己毫無改良的主張和辦法。隻是與白話文學吵嘴。而且意義文詞，都太籠統，不著邊際。所以我把各段分析開來的時候，多費了許多唇舌；實在對讀者不住。我駁此文的原因，雖然一方麵要辨明胡君對於文學革命和中西文學的①羅家倫口述、馬星野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增訂本），第１８０頁。
②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第１９９—２００頁。
③羅家倫：《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１卷第２號，第１９４頁。
東南學人·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００７誤解，一方麵也是借問難的機會，多說明一番我們文學革命的主張。”①另外，他還提出了對於文學、藝術和人生的一些看法，認為藝術是為人生而有的，人生不是為藝術而有的；要承認時代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就應該做這個時代的人，說這個時代的話；應該注重世界文學的分析和研究。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是與世界文學接觸的結果。
（二）實驗主義的哲學觀１９１９年春，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應邀來華講學之前，胡適就曾組織學生介紹杜威的學說，於是研討杜威的著作成為北大激進學生的風尚。羅家倫深受杜威的影響，其研究開始轉向思想史和哲學領域。他發表了《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一文，細致梳理了西方近代思想的演化軌跡，發現思想自由能發現科學精神的真諦，並提出“首先改革人生觀，以科學的精神謀民治的發展”，“苟思想自由，則不能不以堅強的意誌，熱烈的感情，作真理的犧牲”。顯然，這些信念多來源於他當時正在翻譯的柏雷（Ｊ．Ｂ．Ｂｕｒｙ）的《思想自由史》（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狅犳犜犺狅狌犵犺狋）一書。１９２０年，杜威在北大發表一係列的學術演講，由他的弟子胡適親自安排接待，並主持介紹及口譯工作，羅家倫與吳康二位學生則被胡適選派負責筆錄講詞。胡適事先擬定好了翻譯和記錄的程序，先請杜威打印成大綱，杜威每次講完後，由羅、吳與大綱核對，經胡適整理後，再由《新潮》開辟“杜威講壇”發表。一年之中，杜威的演說分成“思想派別”“教育哲學”和“近代的三個哲學家”三個主題，由羅、吳二人記錄整理成二十七篇。這種嚴格的訓練，使羅家倫對杜威的思想有了深切的認知。１９２０年８月，他專門寫了一篇《杜威博士的〈學校與社會〉》，介紹杜威的“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的觀念，為中國新教育改革作參考。１９２２年，羅家倫去美國留學，專門入哥倫比亞大學選修了杜威的課程，時杜氏新著《哲學的改造》剛出版，羅即時向國內寫回詳細的報道，在《新潮》雜誌的“世界名著介紹特號”中刊出，認定此書不但能打破哲學神秘的觀念，也能以“曆史法”來“引導人從抽象的到具體的，從普遍的到特殊的觀念上去”。這對於“救中國思想界的危機，尤為緊要”②。
（三）解放的婦女觀羅家倫對新文化運動中的婦女問題亦十分關注，在《新潮》創刊之前，他與老師胡適合譯過《娜拉》這一劇目，青年讀者對女主人公娜拉的命運反應強烈，紛紛展開討論，反思中國傳統的婚姻製度和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易卜生主義中的人格獨立精神在青年中迅速傳播開來。１９１９年《新潮》創刊後，新潮社同仁徐彥之、康白情、顧頡剛等對婦女解放紛紛發表看法。羅家倫３月也在《新潮》上發表了一個寓言性故事《是愛情還是痛苦》，敘述了一個男同學在婚姻與家庭中的痛苦遭遇。其後於５月１１日，他又在《晨報》上發表《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一文，提出“在①羅家倫：《駁胡先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１卷第５號，第７８１頁。
②羅家倫：《哲學改造》，《羅家倫先生文存》第１１冊，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１頁。
００８新學衡（第三輯）這個解放時代，女子問題實在最重要問題”①，唯有高等教育才能提高女子的地位，以及婚姻的自由程度。受杜威來華講學和胡適“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啟發，１０月羅家倫發表《婦女問題》長文，細致地分析了西方婦女解放的潮流及理論，並且對比中國婦女的實際情況，強調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婦女解放在中國實行的必要，目的是探尋中國婦女的解放之路，他最後提出通過教育、職業和兒童公有三個步驟來真正實現婦女自我解放和獨立。
（四）激進的革命觀《新潮》時期的羅家倫，思想激進，向往俄國革命，在《新潮》雜誌的創刊號中，發表《今日世界之新潮》，熱情讚揚俄國十月革命，稱俄國的革命開創了世界曆史的新紀元：“這次的革命是民主戰勝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戰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總而言之，以前法國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後俄國式的革命是社會革命。”他指出２０世紀一股浩浩蕩蕩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東，經重洋而到遠東，這就是俄國革命，凡是潮流都是無法阻擋的，中國遲早將被“世界的新潮卷入”，既然擋不住，“就不能不預先籌備應付這潮流的法子”。不過，羅家倫似乎對俄國革命進入中國又有所擔心：“若是傳到中國來，恐怕就可慮得很；因為中國的普通人民一點智識也沒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地照他人榜模做起來，中國豈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嗎？”②羅家倫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禮讚很可能是受到了李大釗先生的影響，他晚年回憶說，新潮社成員與李大釗先生關係亦十分密切，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是師生相互問難辯論的兩個聚會場所之一，而他與傅斯年幾乎天天都在那裏。③盡管他對俄國十月革命傳入中國有所疑慮，但羅家倫是繼李大釗之後，第二個撰文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人，已成為躍入時代潮流的前鋒。④五四學生運動後，羅家倫再次表明對俄國革命的肯定和欣賞，他將中國的辛亥革命和俄國革命進行了比較，發現兩者“有一個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的革命，是以金錢權位運動軍隊來的；而俄國的革命，是以思想主義征服軍隊的———其實不但是征服軍隊，並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國革命愈革愈好，中國革命愈革愈壞”。⑤（五）批評的社會觀在實現《新潮》宗旨之一的“批評的主義”方麵，羅家倫更是走在前列。在創刊號上，他開辟了《評壇》專欄，連續撰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和《今日中國之新聞界》兩文，以犀利的文筆，猛烈抨擊了中國社會尤其是文學界和新聞界的種種黑暗現象，對其予以無情的揭露與諷刺，如他指責小說界中的“黑幕派”“濫調四六派”以及言情、神怪、武俠一類作品泛濫成災，“欺世騙錢”①羅家倫：《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晨報》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１日，第７版。
②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１卷第１號，第１９—２３頁。
③羅家倫口述、馬星野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增訂本），第１７９頁。
④參見習五一：《羅家倫與五四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１８頁。
⑤羅家倫：《通信·複張繼》（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８日），《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２卷第２號，第３６６頁。
東南學人·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００９“喪盡天良”。①同樣，他諷刺新聞界盡是充斥著所謂“鬥方名士”“末路官僚”“墮落青年”，他們大多數“一知半解，便舞筆弄墨”，縱談天下事，結果造成新聞界的亂象，諸如新聞報道目光短淺，隻會抄襲盲從，而專欄評論則隔靴搔癢，讓人莫名其妙。②他特別點名批評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下的幾種名刊，批評《東方雜誌》“忽而工業，忽而政論，忽而工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是典型的“雜亂派”；批評《教育雜誌》落後的思想———“名教中自有樂地，綱常外別無完人”的名教觀；批評《婦女雜誌》的男權思想———“專說些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批評《學生雜誌》缺少少年銳氣，“以得任用者之歡”。③這些社會批評，充分顯示出羅家倫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與膽量。這種犀利的批評還引起了商務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的極大關注，他擇善而從，陸續起用胡愈之、沈雁冰、楊賢江、李石曾等一批青年才俊，對該館所發行的《東方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等進行改革。由此，羅家倫與張元濟還結成了忘年交，他不僅在出國前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兩本英文名著的翻譯合同，而且在留學經費困難時，得到了張元濟的多次援手解困。④與《新青年》雜誌一樣，《新潮》以批判中國舊文學、倡導新思想為主要任務，成為當時《新青年》雜誌最為重要的支持者。隨著影響的擴大，《新潮》日漸成為繼《新青年》之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第二份最具影響力的刊物。因此，有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甚至將一些人罵為《新青年》《新潮》的“孫子”，⑤倒也可從反麵證實二者的密切關係。守舊的文人政客紛紛出來發難，指責《新潮》“非聖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傅斯年稍後回憶這段經曆時，說得比較隱晦：“有位‘文通先生’慣和北大過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著兩本《新潮》、幾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個人看，加了許多‘非聖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的評語，慫恿這位地位最高的來處治北大和我們。這位地位最高的交給教育總長傅沅叔斟酌辦理。接著就是所謂新參議院的張某要查辦蔡校長，彈劾傅總長的議案。接著林四娘運動他的偉丈夫。接著老頭們唕當局，當局唕蔡先生。接著就是謠言大起。校內校外，各地報紙上，甚至遼遠若廣州若成都也成了報界批評的問題。”⑥當時引起舊勢力的激烈反應，主要集中在對過去舊的家庭製度和社會製度的批評上，尤其是婦女問題。羅家倫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對此和盤托出：“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了，拿去給徐世昌看，說近代的青年思想如此，那還得了。於是徐世昌拿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於蔡孑民，要他辭退兩個教員、開除兩個學生，就是當時所謂四凶，這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⑦由於官方①誌希：《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１９１８年第１卷第１號，第１０６—１１１頁。
②同上書，第１１８—１２０頁。
③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１卷第４號，第６２５—６２７頁。
④羅久芳：《父親和他的恩人張元濟》，收入《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２頁。
⑤時東南大學學生景昌極發表《隨便談談》一文，中有“請問罵的人可得有罵的理由，或者罵的人自己承認是《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的孫子”等句，見《文哲學報》１９２２年第２期，第２頁。
⑥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１９１９年第２卷第１號，第２０１頁。
⑦羅家倫口述、馬星野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增訂本），第１８０頁。
０１０新學衡（第三輯）上層保守派不斷施壓，教育總長傅增湘指責《新潮》的出版“將益起黨派新舊之爭”，“不能不引為隱憂”，要求開除傅斯年、羅家倫兩名激進學生，蔡元培則據北大當時“兼容並包”的實情，巧妙應對，稱：“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織之《新潮》出版之後，又有《國故》之發行，新舊共張，無所倚畸。在學生則隨其所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①守舊勢力並不甘休，攻擊新文化運動為“洪水猛獸”，蔡元培公開發表了一篇《答林琴南書》，為新思潮張目；又寫了一篇《洪水與猛獸》，主張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卻要先驅逐猙獰的守舊猛獸。
在當時的環境中，蔡元培以實際行動維護了大學不受政治幹預、學術自由的原則，表現出偉大的氣魄，使新文化運動以北大為中心迅速向全國傳播。
二、“權力的滋味”：五四學生運動的得失之間《新潮》不僅主張文學革命和思想解放，而且堅決反軍閥、反侵略。新潮社與五四運動的發生更有直接的聯係。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一年即１９１８年春，段祺瑞政府正與日本協商密約，準備出賣高徐、濟順兩條鐵路的利權，一批留日學生在東京示威反對，並毅然回國到各地演講，決意喚醒民眾，阻止北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北大學生在西齋的飯廳集會，當時羅家倫最後一個上台演講，他情緒激昂，提議第二天發起北大全體學生赴新華門請願，並舉行抗議活動，於是發生了５月２１日北京各校兩千多名學生遊行和新華門請願事件。此次事件引起了天津、上海等地的學生和商人的響應，一度引起了蔡元培辭職風波，羅家倫因此受到了一部分愛護學校的同學的責難。②不過此次風潮催生了《國民》雜誌社等學生社團的出現，這個由易克嶷、段錫朋、許德珩、周長憲、孟壽椿等為骨幹的團體，多半是“實行的人”，這與《新潮》雜誌社的成員多半是“偏重於學術的人”相區別，③這兩個社團聯手成為後來五四運動中北大的學生運動指揮中心。
１９１８年的新華門事件不啻次年五四運動的前奏。５月２日，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密令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簽約。北大校長蔡元培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將其透露給北大學生領袖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北大學生一千多人於５月３日晚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集會，決定於５月４日中午１２時舉行群眾大會，並齊聚天安門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當局的妥協外交政策。這次會議是五四運動的發難大會，會中推選了二十位代表，分別前往北京各大學聯絡，新潮社的負責人羅家倫與傅斯年和國民社的負責人段錫朋等當選。
５月４日上午１０點鍾，羅家倫剛從城外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回到漢花園的北京大學新潮社，正準備和同學一起去天安門遊行時，同學狄福鼎（君武）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遊行示威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所學校的同學推北大起稿，北大同學命羅家倫來執筆。由於當時時間緊①《蔡元培複傅增湘》，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第６６頁。
②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羅家倫先生文存》第１０冊，第６６頁。
③羅家倫口述、馬星野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１８２頁。
東南學人·思想、時代與個人際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０１１迫，也不容推辭，於是羅家倫站著靠在一張長桌的邊上，立即草成一張宣言，並立即由狄福鼎送到李辛白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要求加緊印刷五萬張，結果到下午１時，也隻印成兩萬張。①這就是五四運動那天學生所散發的唯一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由羅家倫起草的宣言隻有一百八十多字，宣言字雖不多，卻寫得義正詞嚴、大氣磅礴、鏗鏘有力，充分流露出愛國青年的正義感和救國熱忱，極富號召力，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街頭散發時被搶一空。宣言中慷慨激昂的詞句，如“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等不脛而走，成為激勵國民的有力號角；“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成為全國性的運動口號，同時也是五四運動基本目標的高度概括。這些充分展示了年僅２３歲的羅家倫的語言文字天賦和愛國熱情。後人將其稱為“揮如椽之筆，喚醒國民，名聞天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