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

第三章（1 / 3）

②1953140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85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實際上,在中國半殖民地的情勢下,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難有孰輕孰重的區別,而是中國近代化的統一體。但是,維新派在有關實現其正確綱領的具體方法及應當依靠的力量問題上,卻是非常簡單的,因此最終歸於失敗,並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極大的副作用。“從中國近代化曆史過程看,中國也有社會改革力量存在,也有政治改革的實際行動,但戊戌變法並沒有成功。中國人在危機麵前,先看到帝國主義者用來攻打中國國門的堅船利炮(實用科學),旋即在有識之士———洋務派的領導下,開始學習西方的製造技術,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中國近代化的起始階段。然而這一切並未能挽救大清王朝的覆滅,固守舊製的清王朝失掉了曆史的發展機遇,中華民族也與世界第一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①戊戌變法雖是失敗了,但它宣告和預示的近代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潮流卻是正確而真實的,那是晚清中國所處時代的世界性的曆史最強音。

總之,黃遵憲時代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和對外貿易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的必然事實,晚清中國的曆史命運必將以資本主義為意誌轉移,而非一味的封建專製,否則隻能自取其亡。因為,經濟關係是各種社會關係的基礎,“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②可見,黃遵憲作為近代中國的先進人物之一,能夠深諳世界大勢,疾呼國人大力經濟變革以“富國強兵”,誠為高瞻遠矚之士。

二、黃遵憲經濟近代化的六大方案黃遵憲在對日本明治政府所實施的各項經濟改革措施進行考察時,常常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財政政策為參照係,並與中國的時狀進行比較,從綱領和細節著手,充分認識到經濟的繁榮是國家的基礎,遠比政治和軍事力量更為重要。因此,在《日本國誌》中,黃遵憲以六卷“食貨誌”的篇幅著重闡述了他遍考東西洋而得的關於中國經濟近代化的方案,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有關經濟改革的建議。③很顯然,這些建議具有曆史承傳和橫向國別比較的突出特點。正如黃遵憲在《食貨誌一》的開篇就以“外史氏曰”寫道:“餘讀曆代史《食貨》諸誌,於戶口之編審,田畝之丈量,賦稅之征收,府庫之出納,錢法之鑄造亦隻言其大概。於國家全盛則日家給人足,於國家末造則曰比戶虛耗,苟欲稽其盈虛盛衰之況,則無所依據以確知其數。至於一國之利害與外國相關係,如通商出入、金銀濫出之事,則前古之所未有,尤曆史之所不及。餘觀西人治國非必師古,而大率出於《周禮》《管子》,其於理財之道尤兢兢致意,極之至纖至悉,莫不有冊籍以征其實數。其權衡上下,囊括內外以酌盈劑高淑娟:《近代化起點論:中日兩國封建社會末期對外經濟政策比較》,第頁。

①3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31995739例如,梅卓琳()在TheReformIdeasofHuangTsunhsien’sHistoryofJapan’③JocelynMilner-anditsInfluenceontheHundredDay’sReform(《黃遵憲的維新思想及其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中把《日本國誌·食貨誌》中的改革建議細化為十二條:(一)審戶籍以雇員;(二)用稅收以使富足;(三)年度預算、決算和賬目公開;(四)借國債必須慎重,寧可借於國內而不可借於國外;(五)加強幣製的管理;(六)做到進、出口數額平衡;(七)開荒墾地;(八)開礦;(九)獎勵產業和各種工藝;(十)增加稅收,特別是日用品和運輸稅,檢查土地稅和廢除;(十一)按金銀的流通量發行紙幣;(十二)發展國內日用品、商品的製造和在商品交換基礎上的貿易,提高輸入商品的入口稅。

08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虛,莫不有法。……日本維新以來,尤注意於求富,然聞其國用則歲出入不相抵,通商則輸出入不相抵,而當路者竭蹶經營,力謀補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頗善。觀於此者可以知其得失之所在矣。”考察《日本國誌》“食貨誌”中的“外史氏曰”,我們可以發現,黃遵憲有關經濟改革思想和實施內容的表述,更顯得言簡意賅,是以個字總括的。黃遵憲的經濟改革方案有六大18項,即“審戶口”“核租稅”“籌國計”“考國債”“權貨幣”和“稽商務”。六大方案分別陳述在《日本國誌》第十五卷到第二十卷的卷中,配有處“外史氏曰”的評論或歸納。其中,第67一處“外史氏曰”就旗幟鮮明地表達出黃遵憲的經濟改革方案:表

1-1方案序號核心詞全文國多遊民則多曠土,農一食百,國胡以富?群工眾商,皆利之府,欲問審戶口1地利,先問業戶,是在審戶口惟正之供,天經地義,灑血報國,名曰血稅。以天下財治天下事,雖操核租稅2利權,取之有製,是在核租稅權一歲入,量入為出,權一歲出,量出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絀,上下籌國計3流通,無壅無積,是在籌國計泰西諸國盡負國債,累千萬億,數無涯際。息有重輕,債別內外,內猶考國債4利半,外則弊大,是在考國債金銀銅外,以紙為幣,依附而行。金輕於紙,憑虛而造,紙猶敝屣,輕重權貨幣5由民,莫能柅止,是在權貨幣輸出輸入,以關為口,利來利往,以市為藪。漏卮不塞,勢且傾踣,雖有稽商務6善者,何法能救,是在稽商務當然,這六大方案並非是零碎地湊合在一起,而是有機結合的統一體,缺一不可。所以,黃遵憲強調說,“六者兼得則理財之道得而國富矣,六者交失則理財之道失而國貧矣”。

因此,開宗明義地提出字經濟改革綱領後,黃遵憲在隨後的每卷中,各分講一個方案,詳18略得當,深入淺出,並在每一方案的結尾,都以“外史氏曰”予以總結,以表明推行方案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富國”之情躍然紙上,令人敬佩。無可否認,六大方案涉及到在晚清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許多重要問題,反映出黃遵憲豐富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為了明確黃遵憲“富國”的經濟改革主張,有必要對六大方案進行詳述,以期獲得較為理性的認識。

(一)“審戶口”。“審戶口”本質就是改革戶籍製度,以促興“群工眾商”。黃遵憲所言“國多遊民則多曠土,農一食百,國胡以富?群工眾商,皆利之府,欲問地利,先問業戶”,是外延與內涵都很豐富的經濟改革方案。

首先,黃遵憲的經濟思想,是從人口問題出發的,強調人是最重要的,管理好人口,發揮人的生產熱情,是發展國家經濟的首要條件。顯然,黃遵憲已認識到人在生產活動也即是經濟活動過程中的重要性。按照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解釋,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

黃遵憲在討論國家經濟問題時,把人口管理放在首位,也就是把發展生產力擺在經濟活動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87的首位,因而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觀點。①其次,既然人口對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那麼國家財經的第一要義就在於“審戶口”。

維新以來,日本明治政府意識到“編審戶口,當務之急”,在廢藩置縣的同時還推行了戶籍製度的改革,將舊藩諸侯改稱為“華族”,藩士食世祿者稱為“士族”,同時廢除“穢多”“非人”之名,概稱為“平民”,並解除了各種人身限製。戶籍改革為日本加強人口管理、促進經濟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對此,黃遵憲深有感觸。他在《食貨誌一》的“戶籍”卷中,對明治五年至十二年期間日本戶籍人口年度總量、地區公布、農業戶口及人均耕地量,均以表格的形式一一羅列清楚,可見其對於人口問題的重視。而大清王朝入關以來,對戶籍管理十分紊亂,無法明確“地利”和“業戶”的平衡關係,社會問題與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因此,改革戶籍製度勢在必行。

再次,“審戶口”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解決人口增長與國家富強、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地利”即生產資料,“戶口”即勞動力,黃遵憲認為,一個國家要富強,必須發展生產,而發展生產又首先要解決好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他在《食貨誌一》(戶籍)結尾中的“外史氏曰”裏說道:“古之時土滿,今之時人滿”。所謂“土滿”,即“地利未盡辟,物產未盡殖,天下皆有用之民,故民寡者國弱,民眾者國強”。所謂“人滿”,即“土地不足以容眾,物產不足以給人,天下多無用之民,而民之眾寡乃無與國之盛衰”。從中國當時的情況看,人口壓力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人口與資源的比例嚴重失調,正所謂“土非不饒,物非不豐,而民多憔悴困窮,則亦人滿之患耳”。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過剩,以致“天下之耕而食、織而衣者百之一耳,天下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結果極易產生各種社會矛盾,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這種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盡管“為上者兢兢然以法維持之,僅及於無事”,但“稍或懈弛,則大亂作矣”。為了解決人滿為患的實際問題,實現“富國”的經濟目標,黃遵憲建議清政府借鑒歐美和日本的做法,大力發展生產,將人口優勢發揮出來。

從中國傳統的生產模式而言,最基礎的生產就是發展農業,所以要大力“移民墾殖”“廣興農桑”,以解決當時中國農村人滿為患所造成的社會危機。當然,“移民墾殖,廣興農桑”的農業生產,也能從根本上防止農民起義。黃遵憲指出,中國曆次農民起義,皆是由於沒有解決好人口與土地的分配問題而引起的,土地的激烈兼並,導致“民無恒產”,輕則“不得不詐偽奸宄,競爭刀錐之末,爭之愈甚,求之愈難”,甚至“結黨為盜,甘觸刑網而不顧”。因此,在“承平日久,兵革不聞,疵癘無患,民生其間者日增而月益,蓋十倍於中古、數十倍於上古”的人口增長下,晚清中國麵臨的危機不是地權平均不平均的問題,而是地少人多,土地不足以容眾,物產不足以給人,以致“極盛之後百數十年必一亂,亂之所由生亦勢之所使然,非必綱紀之敗壞、政事之闕失也”。黃遵憲舉例說:“惟歐羅巴人知之,故悉驅遊民使治曠土。惟日本人今亦知之,故力辟蝦夷,廣興農桑”,應當采取“移民墾殖,廣興農桑”以發展生產,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才是最有效的解決階級矛盾的方法。

最後,更重要的發展生產的途徑,就是發展工商業,即“群工眾商”,因為它是“皆利之府”。這就是明顯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旗幟。為了化解由於人滿為患而潛藏的嚴重的社會危機,“群工眾商”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要開采礦藏,獎勵工藝。對此可以比照歐美和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①1988623208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近鄰日本,“歐羅巴全洲之境,不及我國,而其民善於工商,無所不至”“山林藪澤不能封,礦穴寶藏不能秘,奇技淫巧不能禁,即其貿遷流散四出於海外者亦不能止”。黃遵憲指出,利用西方先進技術采礦,是解決勞動力出路和發展國家經濟的一種好辦法,“惟此造化自然之利,又有泰西開掘之方,使其利可不勞而獲,操券而得,轉移富強之機不在此乎”,而開礦之法主要“皆聽民為之,官特為設法以保護,派員以經理,歲課其稅十一二而已”。相對於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而言,黃遵憲更傾向於民辦,實際上是效仿西方和日本,采用民營資本主義大公司的方式經營工礦企業,政府應該設法提倡,保護和鼓勵民營資本主義工礦企業的發展,不應加以幹涉,“無庸鰓鰓代為謀也”。①所謂“工藝”,在黃遵憲看來,顯然包括工業和科學技術等內容。在海外任外交官多年,黃遵憲親身接受過歐美大工業的洗禮,使他認識到歐美的繁榮主要是經曆了近代工業革命,西方國家的一切科學技術都是建立在工業基礎之上的,“今歐美諸國,崇尚工藝,專門之學,布於寰區”,他們把“工藝”應用於醫學,“如望氣察色,結筋搦髓,破腹取病,極精至能,則其藝資於民生”;把“工藝”應用於農業:“窮察物性,考究土宜,滋榮敷華,收獲十倍,則其藝資於物產”;把“工藝”應用於軍事國防:“千鈞之炮,連環之槍,以守則固,以戰則克,則其藝資於兵事”;把“工藝”應用於交通建設:“火輪之舟,飛電之線,雖千萬裏,頃刻即達。則其藝資於國用”;把“工藝”應用於民間日用品製造:“伸縮長短,大小方圓,製器以機,窮極便利,則其藝資於日用”。凡此種種,都使西方國家和日本在“工藝”方麵取得了巨大成就。有鑒於此,黃遵憲疾呼清政府大力提倡發展工藝,應當用近代科學技術以革新傳統工藝,“舉一切光學、氣學、化學、力學,鹹以資工藝之用,富國也以此,強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實有其可重者在也”。②當中國的絕大部分封建士大夫知識分子還埋頭於詞章考據之學,沉浸於科舉之中時,黃遵憲能夠清醒地認識到科學技術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說他不但“明智通達”,而且堪稱時代的先覺者。他呼籲要用近代科學技術革新工藝以致富致強,無疑是對中國傳統以來的“道本器末”“貴義賤利”的價值觀念的否定與批判。③這點在黃遵憲對於洋務派興辦工業時專注“強兵”的批駁上得到更深的印證:“和戎以來,設局造炮,置廠造船,中外所措意,專以強兵為事,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遵憲在外十年,考求有素,以為今之中國,在興物產以保商務。……若煉鐵一局,尤今之急務……遵憲謂此一局,關係於億萬眾之脂膏,數十年之國脈,至遠且大。”④此外,黃遵憲還提及了興建鐵路和其他“殖產”,涉及發展農業、牧業、種植業及其他資源的開發,主張要開設農業、商業和工業學校,研究、翻譯和宣傳介紹外國的新方法與新技術,製定獎勵改進產品的博覽會,製定為保護本國產品和增加關稅的保護法,建立駐外領事館和派遣貿易團體以爭取民族商品進入國際市場等。

總之,黃遵憲站在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立場上提出“審戶口”的經濟變革主張,是日本明治維新中“殖產興業”的嫁接與移植,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潮流的國際對接,毫無黃遵憲:《日本國誌·職官誌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170黃遵憲:《日本國誌·工藝誌》,第頁。

②424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③19886235黃遵憲:《致蔡毅若觀察書》(光緒十六年),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④2003年月版,第頁。

10448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89疑問,他的有關開礦、修建鐵路、采用大機器生產、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革新傳統工藝、用科學方法指導殖產等改革建議,具有明顯的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時代意義,與同時代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富國”思想完全一致。

(二)“核租稅”。“核租稅”本質上就是正當征稅。在黃遵憲看來,發展生產首在富民,而民富當須“灑血報國”,是為“血稅”;“血稅”之繳,隻有“惟正之供”,方才“天經地義”,並且更重要的“天經地義”,乃是這些上繳的“血稅”,必須“以天下財,治天下事”。國家“雖操(征稅)利權”,但隻要“取之有製”,稅收之輕重就不以數量多少論處了。深入考察黃遵憲“核租稅”這項經濟改革思想,必須從經濟理論和稅收實踐兩方麵來考量。首先,我們知道,維持一個國家的運作和管理,必須依靠財政收入,而財政的最重要來源就靠稅收了,故租稅改革就勢在必行了。對此,黃遵憲十分明確。在《食貨誌二》(租稅)結尾中的“外史氏曰”裏,他肯定指出:“國之為國,非如人之一身一家之有恒產者可比,故欲以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舍租稅之外更無他法”。歐美國用富足,當取之於稅,“歐羅巴人之治國大抵如此,彼執政者惟皇皇然慮金錢之流出,若國中所用必豫計其歲出之數,悉征之於民”,日本亦不例外,“日本一島國耳,國家歲入之款至五六千萬圓,府縣之費又數百萬”,所以中國理應課稅,以使財政富贏。其次,為使國富兵強,不妨課以重稅。“世人徒見英、俄、法、美船炮之多,金帛之富,而不知其歲入租稅至七千萬磅之多”,日本人民亦“供之國者,征斂之重不待言。供之府縣者,乃下至一飲一食之細、一技一藝之末,莫不有之,極古人所謂逮及纖悉者,非民脂民膏何自來乎?”而且重稅的結果,卻是“令行政舉,非惟無害,而損富以益貧,調盈以劑虛,蓋又有利存焉”。原因何在?黃遵憲通過對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考察,深入了解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西方和日本雖然向人民征收的賦稅不輕,但終少人怨其國之橫征暴斂,究其原因,則為人民知道國家的稅收是“取吾國之財治吾國之事,仍散之吾國之民”,而且國家欲使人民信任政府,其方法是國家的財政管理實行了預算決算,賬目公開,“考其每歲出入之表,宮府所用皆有定數,果無蘊利厚藏之患”。有鑒於此,中國當局不僅可以效仿課以重稅,“假使中國歲人得有此數,比今日常稅驟增五六倍,即鐵甲輪路一切富強之具咄嗟而辦,亦複何難”,而且同時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對國家財政實行有效管理(預算決算),對稅收實行合理征收和使用,即“仿照西法,擇要而行之。取舊有之利,祛中飽之弊,還於朝廷而公於天下,可以舉百廢、濟貧民,安在其不可行也夫”。預算決算正是“籌國計”中的要點。最後,針對士大夫者對課稅“或微言刺譏詠歌而嗟歎,以為苛政之猛於虎”的言論,黃遵憲明確指出,士大夫不識治國理財之道,僅從書本中讀到古人有關“薄賦斂”的議論,於是“亦兢兢然議減漕、議減厘”,這種觀點是對“若惟知朝廷應設官以衛民,不知百姓應竭力以奉公者,豈非不達時務之甚乎”的不理解,而且事實是“上稽百世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輕賦者”,故而造成中國國庫空虛,財政拮據,百業不興,“臣嚐求其故而不得,既乃知為取之過輕,征之又不如額之故也”。清政府“正為歲人不足之故,無論外務,即內國政令,亦不得不苟且敷衍,能靜而不能動”,這樣下去,國何以能富,兵何以能強?隻有坐而待亡矣。當然,還須看到,黃遵憲既關注“重稅”,勢必對“低稅”不屑一顧,在他看來,清政府的低稅製度造成了政府官員薪薄,一些不法官員們常常“被迫”向人民征收額外費用以供養自己及幕僚,這樣助長了官僚製度的腐化,禍害了人民,因此要限製官僚製度的腐敗,高薪養廉也是一種選擇,“若自詡為催科政拙者,偏隅或蒙小惠,以博一己忠厚之名,則可相率而效尤,國09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何以立乎!”重稅不僅僅是權宜之計了。

簡言之,黃遵憲的租稅改革思想的理論根據和前提條件是“取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征稅乃至課重稅是天經地義的經濟行為,它不僅有助於促進生產與再生產,對人民沒有什麼害處,而且還可通過增加稅率,擴大財政來源,以便有效地調整國家財政因重大變革而造成收支不平衡狀態,從而有力推動國家改革的大政方針。顯然,黃遵憲是運用了西方資產階級理論中有關權利義務的觀點去論證國家向人民征收租稅的合理性,這與歐洲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原富》中的租稅理論是相互一致的,也可以這樣說,黃遵憲關於租稅改革的理論顯然是來源於《原富》的。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黃遵憲是中國最早注意到西方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人物。而黃遵憲提出“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事”的理財觀點,顯然突破了那種單純強調“薄賦稅”“節用”的傳統理財觀點的框框,從而使他的經濟思想具有濃重的近代資產階級的色彩。這是黃遵憲比與他同時代的某些改良主義者要高明的地方。①(三)“籌國計”。“籌國計”的本質就是規範財政管理,即“理財得當”。與改革租稅製度的同時,黃遵憲提出必須相應地改革財政管理製度。黃遵憲海外多年的考察,深刻地認識到:政治的治亂興衰與國家的財政管理製度是否合理具有密切的關係。黃遵憲雖然主張征稅,甚至課以重稅,但有一個前提,即必須做到“取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在所著《日本國誌》中“食貨誌”裏,他反複強調這一點,如《食貨誌三》結尾的“外史氏曰”開頭就說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亦惟以天下之財治天下之事,而理財之道得矣”;《食貨誌六》結尾的“外史氏曰”裏也說到:“失國者以聚斂,得國者即以其聚斂散之於民,而四海猶不至於困窮”。隻要理財適當,就能國富民強,也就能使政府不會隨意向人民“增租稅、重賦斂”的。

相反,黃遵憲認為政府如果沒有一個健全而又良好的財政管理製度,國家的租稅便不可能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樣,政府取之於民的賦稅愈重,破產的民眾就愈多,政府與人民的矛盾便愈加尖銳。因此,黃遵憲向清朝統治者提出頗為嚴厲的警告:“臣謂政治之要以理財為第一義,苟理財失其法,惟增租稅、重賦斂,使斯民不得安息,國亦隨而凋弊。民疲國弊,安得獨立?政府可不寒心哉?”②那麼,如何做到“理財”得其法呢?黃遵憲明確提出了他的理財主張“籌國計”,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權一歲入,量入為出,權一歲出,量出為入”,即整頓稅收,消減冗費,使收支平衡,甚至支出不能超過收入。對此,黃遵憲有較細致的闡述:“臣聞政治之要,以因國俗、適民情為貴。故施政者,不可不審時度宜,量出而製入,量入而製出。臣謂今日有司,宜省嗇而用,務減經費,使歲出無超歲入。自院、省、使、寮、司至於府、縣,考量其施設之順序而確定其額,不許分毫出於限度,如其負債紙幣,宜裁冗費,省冗祿,支消兌換,漸次行之。事不逐其序則不進,不求其實則無效。但使斯民得以蘇息,國步亦隨之而進可企足而俟矣。”③二是“多取非盈,寡取非絀,上下流通,無壅無積”,即希望清政府實行財政製度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采用歐美國家預算決算、賬目公開的方法。在該段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①19886241黃遵憲:《日本國誌·食貨誌三》,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198黃遵憲:《日本國誌·食貨誌三》,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③20012199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91提出了具體措施:“餘考泰西理財之法,豫計一歲之入、某物課稅若幹、某事課稅若幹,一一普告於眾,名曰豫算。及其支用已畢,又計一歲之出,某項費若幹、某款費若幹,亦一一普告於眾,名曰決算”。並十分推崇預算、決算製度的合理性和先進性,稱讚它“於理財之道尤兢兢致意,極之至纖至悉,莫不有冊籍以征其實數。其權衡上下,囊括內外以酌盈劑虛,莫不有法”(《食貨誌一》“外史氏曰”開頭),因為這種理財之道做到了“征斂有製,其出納有程,其支銷各有實數,於豫計之數無所增,於實用之數不能濫,取之於民,布之於民,既公且明,上下孚信”。這種預算決算製度在西方國家得到普遍采用,“自歐羅巴逮於米利堅,國無小大,所以製國用之法莫不如此”,日本的財政製度也仿效、引進了預算決算製度,“日本近仿泰西治國之法,每歲出入書之於表,普示於民。……此理財之法之最善者也”。明治政府之所以移植西方預算決算製度,顯然是與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有關,自由民權派在年提出《設1874立民選議院建議書》,要求頒布憲法和設立民選議院,其理論出發點就是“對政府有繳納租稅之義務者,即有了解和可否其政府之事之權利”,要求“納稅者的參政權”。①在與日本友人的筆談中,黃遵憲曾預測說:“敝國若以歐羅巴之法治之,利權皆操於上,則政府之富甲於五大部洲矣。”②很顯然,日本采西方理財之法對黃遵憲很有啟發,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預算決算製度就是由黃遵憲通過《日本國誌》最早介紹到中國來的。在黃遵憲之後,鄭觀應、何啟、胡禮垣、張謇等人亦提議過要采用預算決算製度。③除了征諸日本采納西方理財之道的曆史,黃遵憲還對中國自封建以來的賦稅製度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指出“秦漢以降,君尊而民遠”,“為百姓者不知國用之在何所,但以為日竭膏脂以供上用”,老百姓隻有納稅的義務,對財稅使用情況毫無知情權和監督權,而負責賦稅征收的地方官吏更是從中橫征暴斂、中飽私囊,致使老百姓以為“吾民膏血徒以供上官囊橐”,由此造成“上下阻隔,猜疑橫起,欲謀籌餉,勢處至難”的局麵。曆代統治者不願意將財稅收入、支出情況公布於民,根本原因就在於“秦漢後之不欲行者,舉所用以普示之民,則不便君上之行私故也”,“彼不願核出入之數明取之、實用之、公布之者,不謂此為紛擾多事,即謂此為聚斂言利。殆為相沿之陋規,陰便其額之無定,得以上下其手,百端侵漁;陽利其用之不敷,得以推諉敷衍,無所事事”,最後的惡果就是“坐視政事之弛廢,國家之貧乏,小民之困窮而漠然不顧,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焉。而天下之患將日久而日深矣”。因此,黃遵憲極力主張中國應該像日本一樣向西方國家學習,改革稅收和理財製度,“清查耗羨,核減陋規”“舉國用之數,公布之於民而明取之”“分別朝廷之上計,州縣之留支,核需用之額明取之,即舉應用之款實銷之,並列所用之數公布之,以惰庶政,以普美利,以昭大信,一舉而數善備焉,是在謀國者經理之而已”等。在黃遵憲看來,這樣的“理財之道,不過舉流通之財,行均平之政,無他道也”,換句話說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布之於民而已。而且,黃遵憲還確信,隻要如此施行,必將有“富國”“富民”的財政效果:“竭天下以奉一人,固萬萬其不可,誠[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強等譯:《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41頁。

297黃遵憲:《與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等筆談》(光緒五年九月一日,年月日),載陳錚編②18791015《黃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2005751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哈佛燕京學社年版,第—頁。

③193929429509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能以民之財治民之事,以大公之心行一切之政,則上下交利而用無不足,秉國鈞者其何可諱而不言?”“吾君吾上無聚斂之患,凡所以取吾財者舉以衣食我,安宅我,幹城我,則爭先恐後以納租稅矣。君民相親,上下和樂,成周之所以極盛也”“誠使以大公之心行一切之法,既令小民懷私有怫欲而逆情者,尚當強而行之,況又沿習陋規,小民既已收納,第取官吏之中飽為朝廷之正供,即以分給民之奉公者,吾民若之何不願乎”。凡此種種收益,同歸功於“財也者,兆民之所同欲,政事之所必需者也”。而這一點正是黃遵憲“兆民之欲”下的求富之路的愛國精神和民主意識的真實體現。

總之,黃遵憲“籌國計”的經濟變革思想,雖然沒有觸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即財產的所有權方麵的變革,因而隻是一種權宜之計的理財之法,但他主張學習日本及西方資產階級的財政管理製度,規定每年做預算決算,國家財政收支實行賬目公開,這對於防止封建官吏貪汙和巧立名目征斂人民等弊端,以及減輕人民的負擔,都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至於他強調國家財政管理必須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布之於民的理財之道,這實際上包含了充分利用國家的財力、人力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新內容,應當予以肯定。①(四)“考國債”。“考國債”的本質就是應時發放國債,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補充手段。

通過考察西方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國債曆史,黃遵憲認識到,國債起源於西方國家,主要是為解決租稅不足而產生的,因此,在合理地增加稅收和對國家財政收支進行有效管理之時,仍不能使國家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話,政府應當考慮適時發放國債,以為補救。

在《食貨誌四》結尾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邏輯明確地闡發了他的“考國債”的經濟主張。首先,黃遵憲指出西方國家“國債盛行”這樣的一個事實,即“泰西諸國盡負國債,累千萬億,數無涯際”。日本亦是如此。可見,發放國債並非新鮮事物,隻不過“中國未聞有國債”而已。同時,針對中國傳統以來把國債視為亡國之兆的錯誤認識,黃遵憲略舉西方諸國借國債之多,“餘考泰西諸國莫不有國債,債之巨者以本額計至八億萬鎊之多,以利息計乃至歲出二千七百萬鎊,以全國歲入計乃至盡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猶不足以償,以全國戶口計乃至每人負債一百一十餘圓,可謂夥矣”,卻不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俄羅斯、美國等國之滅亡,所以,“世人皆謂西戎樂戰,窮兵黷武,惟意所欲,蓋由於府帑之充溢,金穀之富饒。此其說誤矣。既而知其國債之巨,又謬疑府藏空虛,國計窘迫,一若負債累累不可計長久者。抑又非也”。因此,中國理應引進發放國債這個經濟變革措施的。其次,黃遵憲分析西方國家議借國債的情勢和國債種類及利弊,“泰西諸國必預計一歲出入之款,量出為入,無所蓄積,國家一旦有大兵革、大政事,乃大開議院,議加征重賦。重賦加征之不足,於是議借債。餘嚐考其故,大概有二:一則內憂外患,紛爭迭起,因以師旅,重以饑饉。當全國人民安危之所係,則議借債,此則暫紓目前之急,不得已而為之,如荷蘭之叛西班牙、米利堅之拒英吉利是也。一則汽車、鐵路、治河、墾田,經始大利,必集巨款。為全國人民公益之所關,則議借債,此則預計日後可獲利,有所為而為之,如日耳曼之開礦山、俄羅斯之造鐵路是也”。國債一般分為內債和外債兩種。內債往往可使國家與人民“患難與同,憂樂與共”,因為它把人民卷入了國家財政的窘境之中,使人民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緊緊勾連在一起,它們之間“相維相係之義日益深,而國本日益固”,所以“西人每謂社稷可滅而國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①19886243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93不可亡,國債亦居其一端。是故內國之債雖高如山阜、浩如淵海,西人視之若尋常不為怪也”。與內債可以促進人民關心國家未來的優勢相比,外債對民族國家的發展就顯得極為不利了。從解救眼下的燃眉之急來看,外債或許還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從長遠利益來考慮,外債則意味著一個富有國家對一個貧窮國家的命運的掌控或獨霸。黃遵憲以土耳其、埃及因負債累累、國庫匱乏,最終淪為殖民地的事例,告誡清政府,說明舉借外債的危險,“其覆轍可鑒也”,更批駁了那種企圖通過舉借外債來求得債權國保護的論調,“或者西人乃謂弱小之國,利於借債,負債愈重,則所借之大國慮其損失,必加保護,而國可賴以不亡。嗟夫,有國家者設想至此,是所謂自暴自棄不足有為者矣!尚足與言哉?尚足與言哉!”故從總體上來講,黃遵憲明確指出,“蓋內國債雖有利有害,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其利害係於一國。外國債則利在一時而害貽於他日,且利在鄰國,而害中於本邦”,此正所謂“息有重輕,債別內外,內猶利半,外則弊大”,因而對借外債必須十分慎重。最後,黃遵憲特別強調,國債不是國家財政的必然內容,隻是補救之計。發行國債雖可籌集到政府所需款項,但如果國債過重過頻則會帶來許多不良後果,故國債一事,“非出於治窮無術,則實不應舉”。對內而言,國債過重亦會激化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夫有國家者既不能如人之一身,有恒產,有生計;亦不能竭國家所有而抵償於人。負債既重,終不能不分其負擔於人民,取償於租稅。

租稅過重,民不能堪,國必隨弱”,荷蘭就是一例,它“因負債過巨,橫征暴斂以還國債,卒以弱國”。對外而言,外債過多實為誤國之謀,舍利求害之法,決不可為的,因為“泰西之譚經濟者皆比之蝥蠹,動色相戒,即時會方殷,後益極大,猶不敢不周詳審重,極之計窮策盡而後舉事”。因此,權衡利弊,量入為出,慎重國債是非常必要的。明治維新後,日本負債情況也非常嚴重,黃遵憲甚至為日本感到擔憂。近代以來,清政府亦多次向列強借貸,數額巨大,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影響甚大。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密切關注國債問題,充分反映出他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①總之,在清末的改良主義思想家中,黃遵憲是較早對國債問題做過認真分析和討論的人物,其中,他“重內債而薄外債”的國家理財思想對當前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有一定的曆史借鑒意義。

(五)“權貨幣”。“權貨幣”本質就是適量發行紙幣,取代金銀真錢,以利商業生產和商品流通。在《食貨誌五》中,黃遵憲詳細考察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貨幣製度改革的情形:“王政維新,特於大阪設造幣局,於明治四年始金、銀、銅三貨並鑄”,後來為維持新政的需要,明治政府又一度濫發紙幣,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致使“紙幣日賤,物價日昂,貧民之謀生者,日難於一日”,由此也引發了日本各界人士對政府幣製改革的功過利弊的議論紛紛。

為補救紙幣發行過濫之弊,明治政府采用井上馨、澀澤榮一的建議,裁減國用、冗費、發行公債證書,變流通之物為收藏之物,另方麵則采用伊藤博文的建議,創設國立銀行和民間銀行,使紙幣回籠。黃遵憲通過總結明治政府在改革過程中發行紙幣的利弊,在《食貨誌五》結尾的“外史氏曰”裏提出了自己關於貨幣改革的主張。首先,黃遵憲指出,發行紙幣是不可避免的曆史必然,從金屬貨幣到紙幣,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進步,它標誌著貨幣由商品等價物向價值符號的轉化,正所謂“金銀銅外,以紙為幣,依附而行”。日本“製造紙幣乃出於不得不然”,因為這是日本實行革故鼎新、推進近代化的需要,“若論紙幣功過,則維持新政、征黃升任:《黃遵憲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6831609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討叛徒、整頓海、陸軍之兵,經營華、士族之產,創電信、鐵道、礦山之業,為訓農、通商、惠工之益,皆其功之大者也。然於騰貴本國物價,增加外品輸入,使國民溺於驕奢、陷於困苦而不自覺,是則其害之大者也。蓋國家蒙其益而小民實受其害雲”。①顯然,發行紙幣利大於弊,值得推廣,“且萃五大部洲嗜欲不通、言語不達之輩,不約而同以此為利”。其次,黃遵憲指出,紙幣發行必須適量,它必須依據國家庫存的金銀銅總額的價值。也就是說紙幣不能脫離金屬貨幣而隨意發行,因為金屬貨幣是紙幣的使用依據,它必須由國家作為貨幣量的標準加以儲存。他說:“代以紙幣,則以輕易重,以簡易繁,而人爭便之。雖以中人之貲,設市易銀,紙幣尚足以行,況以國家之力,有不趨之若鶩者乎?誠使國家造金銀銅約億萬,則亦造紙幣億萬示之於民,明示大信,永不濫造。防其贗則為精美之式;救其朽則為倒鈔之法。設為銀行以周轉之,上下俱便,此經久之利也。”因此,紙幣的發行必須根據國家儲存的金銀總額,“金銀為真錢,紙幣為傍行金銀者也”。如果隨意濫發,極易發生通貨膨脹,造成經濟癱瘓之虞,“以紙幣代金銀則可行,指紙幣為金銀則不可行也。有金銀銅使紙幣相輔而行,則便於民;無金銀銅憑虛而造,漫無限製,吾立見其敗矣”,這正所謂“金輕於紙,憑虛而造,紙猶敝屣,輕重由民,莫能柅止”。接著,黃遵憲進一步分析了紙幣的功能,即“紙幣可以便民,不可以罔利者也”。既然不可“罔利”,就不可濫發。人們之所以用紙幣作為等價物進行交換,是因為“則以布帛菽粟之不可交易,乃擇一物之貴而有用者為幣以適用,而金、銀、銅實為適宜。若以紙為幣,則直以無用為有用”,因此,紙幣隻是一種價值符號,並且它的最佳用途,隻能在本國使用,它不被允許離開本國用以對外貿易,“然以本國之幣,購本國之產,自相流轉尚可強無用為有用,購他國之貨,則非以貨易貨不可矣”。最後,需特別指出的是,黃遵憲闡述了近代銀行在貨幣改革和經濟發展中的意義,以及它對發展商務方麵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他認為,“銀行者,集貲為商會,歐洲各國,莫不有之。凡金銀兌換、交彙、借貸、寄頓,皆銀行司理。國家每總其利權而稽其出入,蓋貨財以流通為貴,設銀行以資周轉,俾之無雍無匱,亦裕國便民之一事也”。②銀行不僅可儲備金銀與紙幣,減輕攜帶與商品交換之贅,“歐洲各大國又有國家公立之銀行,富商巨室舉其家所有之金銀,大者牛車、小者繈負,實輸於其中,予一張之紙則珍寶而藏之”,而且它更可為發展民族工商業提供借款,使貨幣的流通加速,同時就加快了商品交換的過程。因此,黃遵憲及以後的康有為等維新派無不大聲疾呼必須設立銀行,以促進國家經濟的繁榮和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總之,黃遵憲在《日本國誌·食貨誌五》中較為詳細地討論了貨幣問題,不但分析了貨幣的職能和使用貨幣的進步意義,同時還嚴正指出了濫發紙幣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弊端。他的有關貨幣、銀行等問題的主張,實際上就是通過總結明治維新的經驗而提出的仿效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製度來改革清朝幣製的建議,它對戊戌時期維新派建議清政府設立國家銀行、發行紙幣的改革設想有著直接的影響。③(六)“稽商務”。“稽商務”的本質就是振興商務,發展對外貿易,而核心在於對外貿易,是“審戶口”方案的自然延伸。黃遵憲是一位較早認識到振興商務對發展民族經濟所起重黃遵憲:《日本國誌·食貨誌五》,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215黃遵憲:《日本國誌·食貨誌五》,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214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③19886247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95要作用的維新派人士,因此他對東方國家一貫以來的“重農抑商”思想與現實政策予以激烈的抨擊。在《食貨誌六》的開篇一段,黃遵憲首先明確指出了亞洲農業社會的傳統概念與現代西方的概念之間的差異。他說,亞洲各國“以農立國”,重農而不重商,統治者在製定政策時,更往往采取“重農抑商”,這是由封建農業社會的政體決定的,即“亞細亞諸國重農而不重商,但恐貨物匱乏,或無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故立之製限,使貨不濫出則價不騰貴,意在保民不在通商。古來政體如此”。相反,歐美各國則“以工商立國”,“廣興商務以爭利益”,同樣是由其工商業資本主義的政體性質所決定的。兩相比較,自是後者遠勝於前者,日本明治維新中發展商務的經驗和晚清中國敗於資本主義英國的事例都可以證明之。正所謂“輸出輸入,以關為口,利來利往,以市為藪”,振興商務和發展對外貿易正成為當時世界經濟發展之潮流,無可阻礙。有鑒於此,黃遵憲明確提出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商務思想,他“提倡的發展商務,並不像一些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馬建忠等隻強調發展對外貿易的重商主義,它包括對外貿易以及商品生產、商品流通的一切領域,發展商務實際上可以說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同義語。就這點而論,它與薛福成的‘振興商務’和鄭觀應的‘商戰’論倒是非常相近的”。①首先,我們來看黃遵憲的“振興商務”的設想。黃遵憲認為要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必須實行民間與政府配合的方針,即政府大力提倡,民間積極響應,共同努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而在這方麵,日本“殖產興業”的經驗十分值得借鑒。黃遵憲詳細地介紹了日本自開國通商以來,商人在與西商的貿易競爭中,由最初因不懂經濟規律屢屢吃虧,到最後幾乎可與西歐各國並駕齊驅的商業發展史,並在《食貨誌六》結尾的“外史氏曰”中予以總結,“得者小而失者大,執政者初不料其患之一至於此也。……全國上下知金錢流出之大害,乃亟亟然議改條約,欲加進日之稅,免出口之稅,庶以廣財源而節財流,而大勢敗壞不可收拾,悔之晚矣。雖知其既晚,挽回於將來,補救於萬一,及今猶可為也”。對此,黃遵憲總結出日本商業由敗而成、由小而大的經驗有兩點,即民間豪商有識者能夠“集合眾商開商法會議所,設商法學校,以振興商務”,同時,日本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政府自通商以來,力以殖物產、興商務、為人民提倡。既廣開官工場……招集群工,日事興作”,努力發展商品生產。這些措施最終“非獨利商,實則裕國”。除主要采用官商合辦企業形式發展民族工商業之外,明治政府為了更有力地推動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又陸續出台了幾項積極的商務扶持措施,“由勸農局、商務局揀派官吏,往中西各國考求種殖之法,孳養之方,製造之事,歸以教人;開農場,設專門學校,日討國人教以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諸事。又設共進會,若綿、若絲、若茶、若糖,各令商人出品,每物不下千餘種,分別其精粗優劣,上者給以龍紋賞牌,次鳳紋賞牌,次花紋賞牌,又次給以褒賞之章,以內務卿監臨其事,拔其尤者以勸眾人;又開內國勸業博覽會,萃全國物產工作比較而賞拔之,則國皇與後均親臨會場以示盛典;於中國之上海、天津、廈門,英之倫敦、新加坡,法之馬耳塞,俄之華地雲士鐸,美之紐約、桑佛蘭須斯果,分設領事,命以時呈報商務;政府以本國製造物,如綿織物、絲織物、絲棉交織物、衣服、陶器、磁器、七寶器、漆器、竹器、銅器、搪器、紙扇、子團扇,於十二年布告一概免稅,許之輸出”。可見,明治政府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凡有可以拓商業、攬利權之法,皆依仿采擇,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①1988624809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一一舉行”,對發展本國民族工商業可謂不遺餘力。正是在政府與民間合力振興商務、發展貿易的過程中,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不久便出現了商業繁盛、物暢其流、貿易興旺的崛起情景,“通商十餘年,惟明治元年及九年輸出多於輸入,其他則輸入過於輸出者為數甚多也”。①黃遵憲細致羅列日本發展商務與貿易的曆史細節,旨在希望清政府能像明治政府那樣,推行“殖產業、興商務”的經濟政策,在國家資本的扶植下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扶助私營企業,增強抵禦外國資本主義商品輸出的經濟力量。

再看黃遵憲的對外貿易觀,這裏有兩個層次的觀念,一是適時開展海外貿易以利我,一是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以拒敵。前者勢必改變重農不重商的傳統思想,做到重農又重商,積極發展國內商品生產與促進商品流通,這實際上就是強化振興商務的思想意識。後者表明要抵抗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入侵,必須發展對外貿易,反過來說,對外貿易越發展,抵抗西方以商品輸出形式進行經濟侵略的力量就越強大,否則就是“漏卮不塞,勢且傾踣,雖有善者,何法能救”了。在《食貨誌六》結尾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認為西方商品輸入的實質在於“但求取他人之財以供我用”,而“金錢流出海外”的危害性比統治階級聚斂錢財要厲害百倍,這如同狐狸吸人精血,使人漸漸枯萎衰亡,“事變之極逮夫今日,乃有禍患百倍於聚斂,至於民窮財盡,雖有聖賢,實莫如何者……曰金錢流出海外也。挽近之世,弱肉強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貪其人民,威迫勢劫,與之立約。但求取他人之財,以供我用。

如狐媚蠱人,日吸其精血,如短蜮射影,日中其荼毒”。進而,黃遵憲警告當政者,如任憑西方國家大量輸出商品於我國,勢必是“以有盡之財,填無窮之欲,日膠月削,禍深於割地,數倍於輸幣,百倍於聚斂”,而嚴重的後果已有明證,“既經明效大驗者,印度則亡矣,埃及則弱矣,土耳其則危矣”。對此,黃遵憲提出了以發展經濟來抵抗外國商品輸出的經濟侵略的三大策略:一是加強本國產品的競爭力,爭取擴大本國商品的出口額,這是一個國家增長財富的方法之一,“欲我國之產廣輸於人國,則日討國人以訓農、以惠工,於是有生財之道”;二是盡量使本國產品能夠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以抵製外國商品的輸出,“欲我國所需悉出於我國,不必需者禁之絕之,必需者移種以植之,效法以製之,於是乎有抵禦之術”;三是通過加重進出口稅來限製外國商品的輸入,“欲他國之產勿入於我國,則重征進口貨稅,使物價翔貴,人無所利,於是乎有保護之法”。所提三大策略是逐步推進的,相互配合的,在盡量做到進出口平衡的前提下,拉動內需為首要,以關稅自主權來抵禦輸入而擴大輸出為補救,盡力保護本國經濟和國內市場。如果不及時去做和做得不到位,即“漏卮不塞”,西方商品輸入而引起金銀外流的泛濫,則我國在“十數年後,元氣剝削,必將胥一國而為人奴矣”。對“漏卮不塞”的危害,黃遵憲時刻警醒,在美國舊金山總領事職位的光緒九年曾稟書《上海美商擬用機器製造綢緞複書》中寫道:“通商伊始,不諳外情,每爭虛名,而損實利,馴至金錢輸出,浮於輸入者,歲至數千百萬元。從華僑輸資內地,無形彌縫,尚可挹注。今美之新例已行,海外僑民,頓失巨利,使各國尤而效之,輸出金錢,將無取償,漏卮不塞,其何以堪?然而我國人若未之知,我士大夫未嚐究之,即海關貨物之輸出入者,亦隻問其稅務之興衰,不問黃遵憲:《日本國誌·食貨誌五》,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219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97其輸出入種類之何若,民之窮,豈國之福乎?”①簡言之,黃遵憲“稽商務”是一種近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近代經濟變革思想,它重視發展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和致力於海外貿易,對當時清政府走出經濟困境和維護民族獨立有著重要的曆史影響,要對當前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事業都是一種積極的心理支持和站在曆史肩上的遠矚。

總之,黃遵憲通過《日本國誌》六卷的“食貨誌”詳細地介紹和評述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戶籍、耕地、租稅、財政、國債、貨幣、工商、外貿等方麵的經濟改革情形,而且利用大量精確的數字和表格的形式,直觀地反映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經濟管理製度的狀況,再現了日本仿效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製與經濟活動的特色,從而為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鑒。從“兆民同欲”的“求富”理想出發,黃遵憲肯定了明治維新過程中對於經濟富足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正確選擇,旨在呼籲清政府能夠從鴉片戰爭失敗中痛定思痛,仿效日本和西方國家來進行切實而高效的經濟改革,從“審戶口”“核租稅”“籌國計”“考國債”“權貨幣”和“稽商務”六大經濟方案中來推動順應世界潮流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變革運動。蘊含在《日本國誌》中的六大經濟方案,較之中國早期改良主義者的經濟理論,更顯出它的條理化和係統化的特點,也表達了黃遵憲對於晚清中國的整體改革要有係統化和同步化的深邃眼光與遠見。正因如此,《日本國誌》亦有巨大的經濟效益,正如在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後,總理衙門章京袁昶(—)得到延遲刊行的《日本國誌》,18461900脫口而出“此書可抵銀二萬萬兩”,“甲午之役,力勸翁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布,令彼二人見之,必不敢輕於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②很顯然,此際已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晚清官員黃遵憲的經濟改革主張,反映出上升時期的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爭取自身政治經濟權利的時代要求與願望,是進步的變革潮流。

第三節清王朝的近代經濟從近代的角度來談論清王朝,似乎有些辭不達意,但卻是一個實在的曆史話題。作為中國從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承載著太多的封建保守和近代開放的矛盾和統一,有清一代曆經著開拓、封閉、開關、鎖國、開國、競爭、鬥爭、變革等反反複複的頓挫與嬗變,直到覆滅。尤其自鴉片戰爭以來存續的清王朝期間,各種變革延綿不斷,中華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應變能力和改革訴求,能夠應付一個個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挑戰,使自己的生命頑強的延續下去而不中斷,展示了中國人民可持續而無限發展的勃勃生機。

就經濟的角度而論,清王朝的經濟成分繁多,交錯複雜,頗有此起彼伏之勢,矛盾和衝突更是不斷,對民族經濟和國家穩定都有不良的負麵作用。然而,從廣義的經濟利益的發展角度來看,晚清經濟無論在總量還是質量上看都是超越於它先前的封建時代,具有曆史黃遵憲:《上海美商擬用機器製造綢緞複書》,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①

年月版,第頁。

200310444吳天任:《黃公度(遵憲)先生傳稿》,香港中文大學年版,第頁。(注“據友圃丈言”,友圃②1972368為黃遵憲從弟黃遵庚的字。此說確證與否仍須待考。)09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的進步性,盡管與同時代的日本和西方國家的經濟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晚清能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後塵,順應了世界經濟潮流,並為中國近代的民族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晚清經濟的崎嶇前行應該是中國曆史上值得濃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因此,比照黃遵憲的經濟改革主張而言,晚清的近代經濟在農業、工業、金融業、交通業和外貿等領域裏都取得了相當的進展,既說明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呼籲的經濟改革措施在中國土地上有所實施,也說明了晚清經濟中已經包含著相當比重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繁榮起到了積極作用。故考察晚清的近代經濟發展的內容與成效,以及探討晚清資本主義經濟仍然落後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反省其中的是非成敗,必將有助於我國現代化經濟的避害趨利和實現民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提供一份最真切又最易接受的曆史經驗。

一、封建經濟對近代化的嚴重妨礙中國人引以自豪的民族特點是中國曆史悠久、地廣人多、文明開化、禮儀之邦等,誠哉斯言!然而,逮至鴉片戰爭之後,晚清中國人難免不得不放下架子,睜眼看世界,並在落後挨打的磨難中,逐漸學習和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套社會製度與近代規範。其中,在經濟製度和經濟活動等方麵的改弦更張,有力地挑戰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經濟體製和生產模式,使中國走向近代經濟拓開了一線前進的方向,延續著中華文明的頑強氣息和不衰生機。

可是,這樣的前行,實在是步履維艱,任重道遠,直到清朝覆滅仍不能成為大器,與世界經濟近代化失之交臂而令人扼腕歎息。百年瞬間,再探其中緣由:晚清經濟崎嶇前行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封建經濟對於近代化經濟的嚴重妨礙。

首先,漫長的世界領先地位,為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沃土,使各朝代的中國人,尤其終清一代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天朝上國的迷蒙中逍遙自在,而充耳不聞世界其他地區日新月異的變化與進步,以致不能懸崖勒馬,結果是東方從屬於西方,中華民族蒙受百年屈辱。回顧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曆史中的地位,是會有助於我們理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深意。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主要是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和與此有關的經濟總量的大小。距今一萬年前後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時期,是第一產業農業的起源時期,中國的栽培稻和農業大概出現在距今一萬年至九千年前後,略晚於或相當於西亞農業起源時期。中國是在新石器時期進入有早期國家的文明時代,從石器到金屬時代,再到鐵器時代,從春秋戰國到西漢,中國傳統經濟發展速度快,逐漸趕上先進國家。公元年,中國比歐洲高,人口比歐洲多,人均產值略高於歐洲(高50GDP20%17.64%)。東漢帝國(年—年)的經濟與羅馬帝國前期(公元前年—公元年)發1.8%2522030284展水平相當,它們是一個雄踞東方,一個稱霸西方,是世界上兩個發展水平最高、力量最雄厚的國家。從漢代開始,中國向世界頂峰攀升,到世紀的宋代中期,中國經濟處於世界11的頂峰。但從世紀中葉或年(明代宗景泰元年)以後,中國科技的、文化的、經濟的151450發展速度相對變慢了,歐洲則相對加速了,成為中西發展的分水嶺。年以後,中國的1500一直比歐洲多,但差距迅速縮小,中國與歐洲之比,年是,年是GDP1500100∶731600,年是,年是(中國總產值在世界中占的比重,100∶861700100∶1011820100∶82GDP年為,年是)。從世紀到世紀,中國從世界前列跌到後進國家行170023%182020%1619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099列。明代中葉在停止鄭和下西洋後,又罷市舶司,燒毀出口大船。進入清代,禁海禁教,統治集團對世界發展的大勢所知甚少,“康乾盛世”帶來的是驕傲自大和封閉無知。於是,生產技術停滯,與歐洲發展水平的差距擴大。—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暴露了這種差18401842距,中國因落後而挨打而失敗。從此時開始,晚清中國一步步淪為西方列強弱肉強食的對象。①當然,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中國傳統經濟,就自身而言,是在不斷前進的,也是加速發展的,隻是從世紀以後,相對於一些發達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中國經濟發展速16度較慢,世紀中葉以後,則顯得更慢,因此,從這段時期自身處在飛速變化的歐洲人看18來,中國經濟是處於停滯狀態的。對此,中國人並沒有什麼落後之預,反而不免有沾沾自喜之感。但是,歸根結底,從上述的經濟成就和漫長的自我優勢來看,如果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那從辯證的角度而言,成功不也是失敗之母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果不能順應世界和曆史的正確潮流,而一味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地依附在所謂的自滿、成功和優越的地位上,它終將輕則遊離於人類的邊緣,重則失卻自尊和延續,成為萬劫不複的曆史遺跡。

其次,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基礎和長期的封建剝削成為邁向近代的中國經濟最嚴重的障礙,使鴉片戰爭後的多種近代經濟成分的增長相對緩慢,經濟總量也是偏低的。與西方國家和東方日本相比,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不隻是因為閉關自守、與外界隔絕導致的結果,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其傳統社會結構的堅韌性。這種障礙在被迫對外開放、涉足近代化的曆程以後仍然長期存在。②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堅韌性,最主要的表現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和封建剝削。中國封建社會是單一性的農業經濟,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大部分土地,農民隻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滿族統治者入關以後大量圈占土地,除了皇帝、貴族占有和屯田等其他官田以外,全國大部分耕地為官僚地主和一般地主所有,廣大農民沒有或很少有土地,隻得租種地主的土地,淪為佃戶。到清中期便形成“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的局麵,土地集中達到嚴重的程度。同時,佃農以及自耕農、半自耕農都是小土地經營,在耕作時不可能有任何分工,也無法應用新技術,從而排斥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的分散和小規模經營造成了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在這樣的生產力很低的前提下,封建剝削更是為虎作倀,致使農民生活艱難和經濟擴張與更變無法進行。農民將自己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帝享用,年繳納賦稅和從事無償的勞役,複加以商人、高利貸者從中漁利,導致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甚至一些必要勞動,都被剝削而去,這樣的殘酷性從客觀上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前資本主義形態下的實物地租“可以大到這樣,以致勞動條件的再生產,生產資料本身的再生產都受到嚴重威脅,以致生產的擴大或多或少成為不可能的,並壓迫直接生產者,使他們隻能得到最小限量的維持肉體生存的生活資料。”③再次,中國封建經濟主要形態的自然經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它和封建專製製度一起,趙德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18421949200386772劉佛丁:《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1997322馬克思:《資本論》(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3196693110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禁錮和鉗製了中國傳統經濟向近代化經濟的轉變,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文明和進步。馬克思在談到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以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時指出:“在中國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是由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①這種統一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根本特征。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就是“耕”和“織”,即衣食這兩種主要生活必需品生產的結合,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分散的生產活動所對應的經濟基礎,就是自然經濟,它成為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對自然經濟的屬性,毛澤東同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明確指出:在中國封建時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即封建經濟主要是一種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形態內,一個經濟單位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自身的需要進行生產,“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②這樣,“他們(農民)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麼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③而且,不僅個體農民的經濟生活停留在自然經濟的範圍內,地主和貴族對於從農民那裏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很少用於交換。這樣的經濟格局,必然導致中國封建社會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就很難轉變成商品,也就勿提商品流通和市場了,商品經濟仍在那海市蜃樓之中。當然,不可否認的一個經濟事實是,停留在自然經濟範疇中的中國經濟,並不能漠視商品經濟的萌生與一定程度的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一定地區如中國東南沿海,一定時期如明末,就出現了並且在不斷地發展著,但那隻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形式存在和發展的。到了明清時期,傳統的商品生產和流通除了經濟數量上的增加外,在性質和結構上也有一些變化,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出現創造了前提條件。特別是從明代中葉之後,小農經濟與商品市場的聯係不斷加強,農民除出售一部分剩餘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換取某些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外,一部分農民家庭的手工業所用原料已經不能自產,而是向市場購買,形成了家庭手工業的商品生產的新模式。到清代中期,實物定額租成為地租的主要形態,貨幣地租形態也在逐漸增加,而且錢糧並征的多數是折銀繳納,迫使農民拿自產品到市場上出售,以換回貨幣來完成租稅呈交。這樣,商品生產、流通、交換和社會分工都日益擴大,為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奠下必要的基礎,正如列寧所言:“農業中資本主義的增長首先表現在自然農業向商業性農業的過渡上”。④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加深了經營者和市場的聯係,催生了行業分工和雇傭製,推動了國內貿易和海外貿易的明生暗長。盡管如此,縱觀有清一代,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但仍然是建立在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小私有製的簡單商品生產的基礎之上,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統治地位,起不了決定性作用。

最後,民族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緩慢和資本主義經濟難以主導生產關係的窘迫,強化了自然經濟的負隅頑抗,延緩了近代化經濟在中國社會植根和生長的曆史進程。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就是指在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產生的過程,亦即資本主義所有製和資本主義雇傭馬克思:《資本論》(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3196637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頁。

②2199162623馬克思:《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197260列寧:《列寧全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頁。

④22199012264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101勞動關係產生的過程。“隻有當這種剩餘勞動的產品采取了剩餘價值的形式,當生產資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勞動者———不受社會束縛和沒有自己的財產的勞動者———來作為剝削對象,並且為生產商品而剝削勞動者的時候,隻有在這個時候,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資料才具有資本的特殊性質。”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作為一個曆史過程,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中國從世紀中葉到世紀初,在東南沿海及其他一些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在1617某些手工業部門裏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滿族入主中原,一度破壞和延緩了這一過程,但自康乾盛世起,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有所恢複並且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絲織業、製瓷業、造紙業、茶葉、鐵業、礦業、鹽業、糖業以及一些農產品加工業中,都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且壯大了的社會力量、社會習俗以至人的價值觀念都有所變化,出現了不少卓越的科技人才,也出現了一批帶有初期民主色彩的思想家,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封建政府允許工商業和城市經濟的自由發展,為鴉片戰爭後掀起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打下了經濟理論和變法主調。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於手工業,隻是到了後來才使農業從屬於自己,而資本主義深入農業的過程是很緩慢的。傳統農業中的經濟作物種植區、新墾區和富裕棚戶中較早出現了資本主義雇工經營的現象,這裏幾乎不存在封建宗法的束縛,生產者受市場的支配,商品流通和貨幣支付相對盛行,對促進近鄰和相關地區的資本主義生產大量而普遍出現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事實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直到世紀中葉以前,還沒有形成能夠突破舊生產19關係的獨立力量。“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雖然已經出現,卻是非常微弱的,農業中資本主義經營難於立足是致命的弱點,手工業中的最主要部門棉紡織業仍是家庭工業的世襲領地。真正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隻是極少量地存在於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有限的幾個次要的手工業部門,而且是時生時滅、波浪曲折的發展。……就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全貌來看,不但封建農業仍然占著主要地位,而且就手工業來看,也還是以家庭手工業為主,城鄉個體手工業和官府手工業還占很大比重。所以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封建社會,它與產生資本主義的機器大生產,與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②簡言之,在以自然經濟為核心的封建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剝削,以及相對應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都使中國長期以來的小農經濟不致全麵崩潰,延續著封建生產關係,並竭力阻撓和延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和發展。從近代的視閾來看,正是由於中國的封建經濟的頑固和封閉,造成了天朝上國的不知世務,甚至全麵落伍於西方社會,引發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

二、近代化經濟在中國的明增暗長人類文明的曆史總是向前發展的,不管在這個過程中的某個民族或國家是否具備了與那段曆史相適應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清明。作為文明之一的經濟指標,往往落後於時代的潮流,或者說現實總在理想之後。馬克思曾把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比喻為一個小心謹慎恩格斯:《反杜林論》,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7020劉佛丁:《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199734610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地保存在密封的棺材裏的木乃伊,“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誠然,漫長的封建社會使中國經濟一度停留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滾滾洪流之後,不僅國內自生的資本主義沒有得到適宜的發展和繁盛,而且國外舶來的資本主義也沒有在中國播下變革傳統經濟的種子和希望,實在是錯失良機,以致於近代中國直接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邁向社會主義的階段依然麵臨著要肩負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中的優良品格的曆史重任。但是,馬克思同時也說道:“鴉片戰爭中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的密封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的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這樣的“解體”所帶來的曙光,就是晚清中國自年之後所產生的新變化,即近①1840代化經濟在中國的明增暗長!

晚清中國近代經濟的“明增”,開始於鴉片戰爭以後,尤壯於洋務運動的全過程中,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五大方麵:近代工業有了初步發展、近代農業已經出現、近代金融業日益興起、交通運輸與通訊業逐漸開辦、商業與外貿漸呈勃興之勢。比照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的“食貨誌”等“外史氏曰”之言,我們可以發現,在鴉片戰爭到清朝覆亡的六七十年間,中國經濟在以封建自然經濟為內核的基礎上逐漸誕生了近代經濟並有所發展,它的總量、水平和地位雖是微弱的,但畢竟是新事物、新生產力,代表著中國前進的號角和方向。

(一)近代工業有了初步發展,這與黃遵憲所言的“審戶口”密切相關。眾所周知,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而工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人的使用和人的智能,而工業是經濟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晚清經濟變革實際上最主要的就是工業化的過程,也就是機器工業替代家庭手工業的過程。中國最早的近代工業是西方列強於世紀年代在通商口岸1940開辦的船舶修造廠和出口加工廠,到年代以後,洋務派的軍事工業、民用工業以及民族60資本主義企業相繼創辦和出現,中國的近代工業由此發軔,甲午戰敗後的刺激,使各項近代工業獲得迅速發展。自同治初年,清政府開始主持創辦軍事工業(這點將在本書第四章“講武不可”裏有述)。同治末年起,洋務派開始由單純求“強”發展到求“富”“強”並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的口號,②以倡導興辦民用工業。此後二三十年間,中國機器工業逐漸發展,至甲午戰前已具規模。這些政府所辦民用工業,大體上采用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三種方式,而官督商辦在甲午戰前一直是主導方式。

清政府興辦民用工業的同時,我國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員開始投資民間機器工業,他們資本有限,主要投資資金少而見效快的輕紡工業,如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此外,糧油加工、火柴、造紙、印刷、木材加工、機器製茶、製糖、製冰、製玻璃、製藥、製煤磚等行業都有規模較小的企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灣地區出現。甲午戰後,中斷了近代中國軍事工業,卻未能打斷中國民用工業繼續和顯著的發展。到年,資本額1913在一萬元以上的新式工礦企業達家,資本總額為萬元。其中,官辦、官督商辦54912029.7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年),轉引自劉中民:《“重陸輕海”的海防觀與鴉片戰爭的①1853敗績》,《海洋世界》年第期,第頁。

2009273李鴻章:《試辦織布局折》,《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奏稿》(第卷),第頁。

②4343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103和官商合辦企業達家,資本額為萬元,約占這一時期新增資本的四分之一。同862949.6①時,民族危機下的“設廠自救”的實業浪潮,進一步使清政府被迫放鬆對民族工商業的限製,並采取一些獎勵措施,使民間機器工業涵蓋了礦冶、紡織、繅絲、食品加工、水電、火柴等行業。據統計,從—年間設立家企業,資本總額萬元,平均每年個單位,187218947220913資本萬元;而—年間共創設家企業,資本總額萬元,平均每年90189519114901113130個單位,資本萬元。很顯然,這些民用工業和民間機器工業的發展壯大,無不與勞動695②力密切相關,是勞動力價值的自然延伸,更是晚清中國內部孕育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具體體現,是中國的近代化經濟增長的最明顯而客觀的表現。

(二)近代農業已經出現,既是中國經濟近代化的一個基礎而根本的改變,也是推動封建租稅向資本主義商業化稅收轉變的前提條件。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的穩固性和頑固性,使中國經濟近代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到鴉片戰爭後,在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強力衝擊下,傳統農業開始衰敗,自然經濟急劇解體。這一過程開始於洋紗代替土紗,洋布代替土布。到世紀年代起,洋布以其低廉價格大1970量輸入中國,使中國手工紡織業進一步受到衝擊,到年代,則洋布“幅寬質細價廉,而適80於用,人皆便之,反棄土布而不用。其奪我之利,實為最巨”。到年代,外國商品大量③90傾銷,不僅破壞了手工棉紡織業,而且打擊了許多其他手工業部門,“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

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此為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也,外國用機製,故工致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④實際上,作為一種商品輸入的外力作用,它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並非隻是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的進程,更是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的過程;同時,外國資本在華企業和洋務派開辦的民用工業等對農產品和工業原料的收購,也刺激了農作物的商品化。農作物的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經濟作物的增加和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上。

農村商品增多與市場擴大,農業經濟的商品化性質增加,都要求對傳統農業進行適宜的時代改造。維新變法是對傳統農業進行調整的最重要步驟。年光緒帝下詔變法,涉及1898農業方麵的內容主要有“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編印外洋農學諸書”“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設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之為率”等,但這些措施基本停留在農業技術引進和改良的層麵上,未觸及清廷利益,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未被取締。年,慈禧懿旨勸農設學,派遣學生赴日、歐、美各地“學農”。年189919019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上奏朝廷說,近年來工商業均有所發展,“惟農事最疲,有退無進……今日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年月,奉命外出歐美日本考察⑤190210商務的慶親王載振歸國,向清政府提出設立商部,以加強官權對全國農工商各業的統一擘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57869919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5593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卷),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21962222鄭觀應:《紡織》,《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2715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四),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⑤1958475910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劃。次年月,南洋華僑張振勳上書稱:“現時政府財力竭蹶,國庫空虛,其能湊集巨資,承6

辦一切者,惟仰賴於商;農、工、路、礦諸政必須歸並商部一部,否則事權不一,亦非商戰之利。”在臣僚呼請和封建經濟日蹙下,年月,清政府降旨在中央初設專門性的產業行19039政機構———商部,地位僅次於外務部而列其他各部之首。商部內分設保惠、平均、通藝、會計四司,分別負責農、工、礦、交通、財政等事宜,其中“平均司”為專門執掌與農業相關的如“開墾、農務、蠶桑、山林、水利、樹藝、畜牧一切生植之事”的“農政機關”。這個新機構為中國傳統農業改良的製度化鋪平了道路。其中,農業教育和農業科技普及發展最快,如到年湖北全省共有高等農業學堂所,中等農業學堂所,初等農業學堂所,農業教19011640員講習所所,共計所,占全省實業學堂的以上。農業技術改進,引出新式農牧14871%①墾殖企業。盡管這些農墾企業同資本主義農場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畢竟是前所未有的農業形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管理性質的農牧墾殖公司從—年共有多個,分1904190950布在全國個省,到年已達個,分布在全國個省。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農14191217118②業經濟的近代化是大勢所趨,不僅有利於國家農業稅收財政的積累,更有助於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向資本主義商業化農業經濟的轉變。

(三)近代金融業日益興起,是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之一,對應於黃遵憲所倡導的“籌國計”“考國債”“權貨幣”等經濟變革內容,具有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時代特色。近代金融業最初和最基本的單位就是銀行,在鴉片戰爭前,中國還沒有歐洲的銀行,金融業務是由廣州的洋行兼營的。中國最早的銀行是外國人在華設立的,但商業機構兼營對外貿易的金融業務,難以滿足鴉片戰爭後西方工業資產階級擴大對華貿易與掠奪的需求,故第一批外資銀行開始進入中國。年,英國麗如銀行在香港和廣州設立分支機構,成1845為第一個進入中國的外國銀行,年在上海設立分理處,同年在香港發行鈔票,是最早1847在中國發行紙幣的外國銀行。此後,法國、德國等國的銀行紛紛在中國設立。截至甲午戰前,在華共有家外資銀行,即嗬加刺、有利、麥加利、彙豐、德華、大東惠通、中華彙理、橫濱8

正金銀行等。③這些在華外資銀行的金融活動主要有經營國際彙兌和國際貿易資金的儲存業務,廣泛吸納華人手中的遊資與發行貨幣,從事對清政府的貸款活動以便控製中國政府和財經命脈等。其中最著名、發展最快的銀行是英國的彙豐銀行,它的後台大部分都是在中國有長期侵略曆史的、進行多方麵活動的洋行老板,“本地利益集團的業主和股東”,如太古、沙遜、怡和、旗昌、禪臣等十大洋行。該銀行原定注冊資本為萬港元,而實際注冊500資本不到一半,然而經過短暫的發展,其擁有資本額迅速增長,年增資至萬元,1883750年增資至萬元,同時它還在漢口(年)、天津(年)和北京(年)開設18901000186818801885了分行。據統計,從年到甲午戰前的二十年時間內,清政府共貸款萬兩,其中④18744600彙豐銀行一家就向清政府貸款萬兩,占全部對華貸款額的以上;—年290063%18951911苑書義、秦進才主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①1999280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輯),三聯書店年版,第—頁。

②11957694697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2005128孫毓棠:《抗戈集》,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④1981146147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105間清政府又貸得筆款,共億多兩,彙豐銀行占強。受到外資銀行的影響,中國29227%①封建金融機構的錢莊的業務範圍和經營手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有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傾向。錢莊的貸放對象起初是以商業和外貿為主,中國近代工礦企業的發展也促使了錢莊的金融活動伸展到生產領域,民用企業也因之得到貸款而受益,還有一些錢莊直接涉足近代工商企業,如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開設錢莊的同時,兼營收繭業務,到年,因“籌思1900錢莊放賬,博取微利,不如自己投資經營,利益較大”,便與人合股創辦寶興麵粉廠,成為後來聞名海內外的榮家企業的奠基人。②在外資銀行和國內錢莊的近代金融活動的推動下,中國近代銀行日益興起。從本質上說,銀行是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它是經營存款、放款、彙兌、儲蓄等業務,充當信用中介的一種特殊企業。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它主要依靠貨幣資本的經營,通過存、放款間的利息分享剩餘價值,“銀行製度,就其形式的組織和集中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精巧和最發達的產物”。③針對英、法、德、俄、日本之銀行來華攘我大利的不利情境下,中國有識之士主張自開銀行。曾作為洋務運動主持者李鴻章的得力助手之一的盛宣懷曾因此上書清廷,請求成立銀行。年月日,中國1897527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經清政府批準正式成立,行址就在上海外灘廣東路(原大英銀行舊址)上。中國通商銀行先後在全國各地設立分行,涉及諸多通商口岸。中國通商銀行為中國銀行之嚆矢,開中國自設銀行之先河,帶動了近代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此後,自設銀行紛紛成立,主要有國家銀行(清政府戶部銀行、郵傳部交通銀行)、各省地方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等。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日(年月日),清政府的國家銀行,即戶部銀1905927行經戶部奏請在北京正式成立,以張允言為總辦,開辦時股本四百萬兩。年月,戶19082部銀行改稱為“大清銀行”,具有“中央銀行”性質的國家銀行,運行資本達一千萬兩,是唯一有權發行貨幣的銀行。辛亥革命後,改為“中國銀行”。年月日,郵傳部交通銀行190834在北京開辦,股本五百萬兩,是作為清政府的第二國家銀行而立,其分支機構同大清銀行一樣遍布全國各地,截至年底,其分行已有個。在國家銀行之外,各省均有自己的地191123方金融機構(官銀錢局),名義上為官辦,實際上多係官商合辦、官督商辦。與官辦銀行興起的同時,私營銀行業發展起來。年,中國第一家私營商業銀行信成銀行在上海出現,1906創辦人是無錫人周廷弼,後在北京、天津等地開設四處分行。隨後還有鎮江信義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四明銀行、殖業銀行等。據統計,在年以前,連同官辦、官商合辦以及1911私營銀行,全國共開設家。為了製止近代銀行發展初期的混亂狀態和濫發紙幣的嚴17④峻形勢,清政府在年和年相繼頒發了我國第一部銀行法和錢票管理法,即《銀行19081909通行則例》和《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明確了銀行的性質和監管的對象、措施、準備金製度以及暫準發行銀錢票的行號的條件等,具有合理性和時代進步意義。可見,晚清中國開展的經濟活動或多或少地都與黃遵憲在《日本國誌·食貨誌》中希翼的經濟主張有類同之處,李斌:《頓挫與嬗變:晚清社會變革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6980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629馬克思:《資本論》(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31975685686楊蔭溥:《五十年來之中國銀行業》,載《五十年來之中國經濟》(第頁),轉引自許滌新、吳承明④40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2200572710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或者說是黃遵憲經濟思想在清末的必然實踐,從而展示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近代化經濟意識和世界觀念。

(四)交通運輸與通訊業的逐漸開辦,是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國的移植過程,更為中國近代化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麵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下的西方航海業和通訊業的發達現狀,中國人經過了痛苦與思考,最終著手經辦中國自己的近代交通和通信事業。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近代交通與通訊業,是近代工農業的配套行業,非常有助於促進商業和外貿,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題中之義。交通業主要包括航運、鐵路。航運是近代中西方交流的主要紐帶,它在鐵路出現之前在交通發展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鴉片戰爭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華沿海航行輪船的特權。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兩艘外輪在香港、廣州間從事運輸業務,不久出現了經營定期班輪的省港小輪公司,這是外商在華創辦的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同治元年(),美國旗昌洋行出資一百萬兩在上1862海創辦了大型專業航運公司“旗昌輪船公司”。同時,各國在華沿海紛紛成立各種海運公司,它們活躍在中國沿海並相繼向內河滲透,很快排斥、取代了中國傳統而陳舊的帆船運輸,中國沿海及長江航運幾乎為外商所壟斷。到世紀年代及以後,包括沿海、內河和1970遠洋在內的外國輪船公司的在華勢力迅速擴張,加速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掠奪,“計十餘年來,洋商輪船日增,中國民船日減,獲利之後,得步進步,始而海濱,繼而腹地,終必支河小水,凡舟楫可通之處,皆分沾之”,以致出現“中國內河外海之利,幾為洋人占盡”的局麵。為打破外輪壟斷中國江海航運的現狀,清政府總理衙門於年告諭鼓勵華商置①1867買輪船,自主開辦航運,“與其聽任私買,將來必為洋人所挾持,自不如顯為告諭,任從買賣,則其權尚可歸華商自主”,隻有“開華商造買洋船之禁”,才可改變在航運方麵“洋通華滯,利權盡失”的局麵。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力倡由官方招商購置輪船以發展②1872航運事業,並被清政府委派主持創辦輪船招商局(年月日),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正1873118式成立。招商局除在上海設總局外,還先後在國內的天津、廣州、漢口等處及國外的長12崎、新加坡、呂宋等處口岸設置分局,其航線均以上海為中心。自此到甲午戰前,華商在7

外資輪船投資中的全部輪船總數不過餘艘,淨噸數萬餘噸,折合總噸數約六七萬1504噸。③盡管船隻不多,噸位有限,但它們終究為我國航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甲午戰後,中國人掀起興辦實業的高潮。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清政府放棄對設立民營輪運公司的禁令,航運業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起來。年,寧波紳商最先創辦了外海商1895輪局和永安商輪局,得以航行沿海和內河,但屬於小型輪船運輸企業。年開始,華商1902自辦大中型輪船企業,如年江浙名紳張謇、湯壽潛等創辦的大達輪步公司。據統計,1904從—年間,先後創辦的大中型輪船企業個,到宣統三年()能夠繼續運營19011911461911的達個。與航運業並步而行的是鐵路業的興辦,但鐵路興辦顯得比較曲折,整個世31④19紀年代,清政府上下幾乎一致反對在中國修建鐵路,意在阻止列強進京修約。到了601874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6189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輯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198313651366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85306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5419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107年日本侵台,到了關注海防問題的時候,清政府內外尤其是洋務派開始呼籲修築鐵路,如福建巡撫丁日昌、兩江總督沈葆楨等、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薛福成、王韜、馬建忠等、出使大臣郭嵩燾、崔國因等,從而再次引發興建鐵路的大討論。年月日,清政府發布上諭,188955第一次宣布鐵路“為自強要策,必應通籌天下大局……但冀有益於國,無損於民,定一至當不易之策,即可毅然興辦,毋庸築室道煤。……次第推行”。①由此,中國鐵路建設初創並迅速推廣至全國。甲午戰後,鐵路對加強國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會廣泛接受。

年清政府商部頒布《鐵路簡明章程》條,準許華商興辦,引發國內出現收回路權和興190324辦鐵路的高潮。據統計,自光緒七年()修築唐胥鐵路始,到宣統三年()清朝覆亡18811911止的年中,建成以北京為樞紐的京奉、京漢、京張、津浦四條鐵路幹線,以及與之相連的30正太、汴洛、道清、膠濟四線初步構成華北鐵路網,江南則有滬寧、滬杭、萍株、株長四線以及華南的廣九、廣三、潮汕、漳廈短線,在西南有滇越線等,總長約達公裏。通訊業主9292②要包括電報、電話、郵政。因為通訊在傳遞軍政情報和市場信息方麵具有無可比擬的快速度,不僅西方列強在華致力開辦,中國人也仿效和自辦各種通訊裝置,對中國近代化經濟和國防建設都有重要意義。中國人自行架設的第一條電報線於光緒三年()創建於台灣1877地區,始自日本侵台後的國防需求。第二條電報線由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於光緒五年在天津至大沽、北塘炮台間架成,全長公裏。年,清政府批準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401880總局,派盛宣懷為總辦,擔負籌設津滬電報及向全國推廣事宜。到清末,各省(官民)“鹹知電報之利,或本無而創設,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區則陸線、水線兼營,正線支線並設,縱橫全國,經緯相維”,③形成涵蓋沿海沿江、與鐵路相表裏和遍及除西藏以外各省區的電報通訊網絡。與此同時,中國電報通過與各國接線,已使電報直達歐美、日本、俄國、朝鮮、東南亞等地。電報業在年收歸國有後,已達到相當規模,電報通信機構遍及全國,電報1908線路華裏,電報局所。比有線電報較為輕巧便利且隨地可設的通訊工具是無90897394④線電報。無線電報是年由意大利人馬可尼試驗成功後,歐美各國軍艦、商船及軍政商1895等機構競相配置,迅速推廣,成為取代有線電報的有力通訊工具。世紀初,無線電報傳20入中國,年法國人在秦皇島等地首先設配了無線電。中國最先自行采用無線電報通1904訊的是廣東地區,約在年初。是年月,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天津開辦19056無線電訓練班,並分裝北京、天津等處行營和軍艦上,開拓了近代中國電報通訊的新領域。

與電報相比,電話則更為先進。緊隨電報入駐中國之後,年電話被引進到中國的上海1882租界內。年月,上海編印了中國最早的電話號簿《華洋德律風(即“電話”19001Telephone的譯音)公司行名簿》,按照中文筆畫順序和英文字母順序分別刊印用戶名和電話號碼。在清末新政的推動下,電話從上海租界逐漸擴展到上海市內以至全國各地,到年,中國1911建有電話局(所)個,電話交換機容量達門,電話用戶戶。與電報電話行業相50388728369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冊),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①11963117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曆年鐵路興建裏程表》,轉引自李斌:《頓挫與嬗變:晚清社會變革②

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2006996趙爾巽:《清史稿》(第卷第誌《交通誌·電報》),北京:中華書局年版。

③1511261977郵電史編輯室編:《中國近代郵電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46510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依存的還有近代郵政業的發展。鴉片戰爭後,古代中國主要的信件傳遞機構驛站逐漸被郵政所取代。隨著越來越多通商口岸的開埠,信件聯係日益頻繁,清政府於年決定由江1866海關兼辦郵政。年月,經總理衙門批準,在上海、北京、天津、煙台、牛莊設立海關郵18783局,從事收寄公眾郵件業務,並發行了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這是我國近代郵政的雛形,史稱“海關郵政”。年月日,清政府批準開辦大清郵政官局,大清郵政由此而1896320設辦。官辦郵政業務包括寄送信件、包裹及彙寄銀鈔等項目。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1906中成立了郵傳部,分管船政、路政、電政、郵政,第一任郵政總局局長由署郵傳部左侍郎、鐵路總局局長李經方兼任。據統計,到年底清朝已設有總局、分局、支局、代辦處等郵政1911機構處,建成了黑龍江至新疆,雲南、西藏到台灣、廣東的溝通全國的郵政網絡,使我6201國近代郵政體係初步形成。

(五)商業與外貿漸呈勃興之勢。在晚清社會變革的曆程中,中國商業的變化和外貿的發展具有錯綜複雜的曆史特點,對中國經濟的近代化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和作用。從一定程度上看,晚清發展商業和外貿,正是黃遵憲“審戶口”“稽商務”等經濟變革思想的最有效的近代化實踐,並且取得了重大的曆史成績。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進出口貨物的稅率大幅度降低,西方廉價工業品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廉價原材料出口劇增,中外進出口貿易呈直線上升趨勢。如—年從中國輸入英國的貨物為萬海關兩,—年增為18371839128218421846萬兩,—年更增為萬兩,—年又增為萬兩。到世1597185418582747185918622966①19紀年代,西方列強逐漸打開中國的大門,增辟更多的通商口岸,加上蘇伊士運河通航縮60短了東西方的航程,對華貿易進一步發展起來,商品輸入額迅速增加。年進口額為1864多萬海關兩,年突破億兩大關,年更突破億兩,同時中國的出口貿易也46001887118962有較多增加,年出口額突破億海關兩,年突破億兩。雖然,比較進出口值,1891119022②自年後曆年都是貿易逆差,這主要是晚清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下的必然結果。但1877是,我們還是看到外貿在中國的發展趨勢,是中國近代化經濟的一種體現,“中國人雖然保守,卻也不知不覺地使用起外國貨”,“現在不僅在口岸城市和沿海地帶,就是遙遠的內地,也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如棉織品、洋火、洋釘等)”。③同時,在貿易額互有增大時,貿易結構也變化很大,棉紡織品的進口逐漸取代鴉片占據主要地位,到年,棉紡織品已以1885的優勢壓倒鴉片的,居進口商品的第一位,並一直維持到世紀年代。

35.7%28.8%2020④此外還進口煤油、糖類、糧食、鐵、鋼以及其他裝飾品和奢侈品。中國出口仍以絲、茶等農產品為大宗,但比重逐步下降,其他貨物的出口無論是數量上還是種類上,都有所增加。對華貿易由英國壟斷變為各國共同占有,英國迅速減少,而美國、日本、俄國卻迅速增加。控製或操縱對外貿易的商業機構也隨著中國開放的規模和速度而逐漸增多起來,外商洋行早在鴉片戰爭前就在廣州出現,規模較大的有英商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和美商旗昌洋行,但到黃逸平:《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256王詢、於秋華:《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20046869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2196210031004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5589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109年,外商在華洋行數由年的家增加到家,年又增加到家。其187218552193431892579①中有一些是大洋行,較著名的有年開設的以經營航運為主的太古洋行、年開設18661875的以經營棉紡織品為主的老公茂洋行等。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由於航運、銀行、保險等業獨立發展,改變了原來洋行無所不包的代理業務,洋行開始逐步投資航運、金融、保險和工業等企業。在通商口岸增多和外貿發展的刺激下,中國國內的商業貿易也有較大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通商口岸為區域性中心的貿易網。統觀鴉片戰爭後的中國近代史,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中國是被動地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中國近代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和農業商品化進程在根本上正是源自於這種被動的貿易格局變化。外貿的結果不僅使商品流通總量增長和範圍擴大,更為重要的是它改變了傳統經濟的結構,為現代意義是哪個的經濟體係奠定了基礎。②晚清中國近代經濟的“暗長”,是伴隨著康乾盛世而來,以人口增加為起點,與西方資本主義破門而入中國及其剝削相始終,並孵卵在封建經濟之下的潤物細無聲的一種經濟潛流。暗長的近代經濟有力地配合並潛在地推動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進程,並為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轉向新民主主義經濟奠定了相當雄厚的民族心理和物質基礎。比照黃遵憲的“審戶口”“稽商務”等經濟變革主張,不難發現晚清中國在自覺不自覺中已然包容了與其經濟基礎完全異質的經濟成分與模式,是曆史的進步,因為人類的每一個進步畢竟都是披荊斬棘的,是新事物逐漸戰勝舊事物的一個漸進過程。

()人口增長的寓意。一般說來,經濟發展較之經濟增長是一個內容更為寬泛的概念,1

它除了包括一個國家人均生產的物質財富和提供勞務的增長以外,起碼還應包括國民經濟機構的不斷優化和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等方麵的內容,因此,人均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即用貨幣來計算人均生產物和提供的勞務的增長,目前仍然被公認為用來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最基本指標。而人口增長直接與人均國民收入密切相關,人口增長既是經濟發展的動因,又受經濟發展水平的製約,反之亦然。根據西門·庫茲涅茨()的研SimonKuznets究,人口增長的加速是近代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征之一。從世界範圍來看,這一階段是從年開始的,而年至年的年間人口就增加了倍,達到億,年增1750175019502002.425.09長率為。年更增至億。在年至年的年間,世界各地區之0.62%196030.1017501960210間人口增長是不平衡的,歐美和大洋洲這些發達國家所在的地區,人口增長率為每年增10加,而亞非等不發達國家所在地區每年隻增加。就中國而言,由於社會安定9.5%106%③和傳統經濟的繁榮,從世紀年代開始,中國人口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到世紀中葉,183019人口已經突破億,據《清文宗實錄》卷二十四記載,年約為億人,而該年世界的全部418504人口據估計約為億,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超過。此後,中國人口總量繼11.7135%續增加,隻是年增長速度越來越低於西方國家,到年底中國人口已經突破億。這種19495龐大的人口數是當時任何西方國家在開始近代化以及其後的發展過程中所不曾遇到的,它給土地和生產都帶來了巨大壓力,對中國近代化有正負兩種影響。巨大人口的生活和生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①219621000吳申元:《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31282劉佛丁:《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③199735911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產,勢必與經濟發展相一致的,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加,使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城市化、醫療和社會福利的增加,都可使各年齡段的人口死亡率普遍下降,並使嬰兒出生後的存活率增長,最終導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提高,人口總量必是增加的。正是因為人口的合理增加,突出反映了同期的經濟增長水平,促使黃遵憲站在時代的潮頭,看到了中國人口的積極方麵,故力主“審戶口”“稽商務”,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來達到“求富”的經濟目的。

()西方資本主義在華經濟活動的影響,極大地從反麵引導了中國近代經濟的轉型與2

發展。外國資本自世紀年代在通商口岸開辦船舶修造廠起,貫穿晚清,在華企業如1940雨後春筍的創立起來,為中國近代企業樹立了楷模。年在香港出現了第一家外資船1843舶修造廠,最先出現在中國內地的是由英國人柯拜於年在廣州黃埔設置的柯拜船塢,1845雇傭中國工人修理船舶。此後,西方列強相繼在上海、廈門、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建立船舶修理廠或修造廠,到年先後開辦過家。從年到年,船舶修造廠累計186025①18611894達家,其中香港家,上海家。自清政府發起洋務運動起,外國資本在中國為便於411612②掠奪原料和推銷商品,設立加工工業,主要有磚茶、繅絲、製糖、製革、軋花、打包等行業,其中,生絲是列強掠購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漸增加。為使中國發展機器繅絲業,增加產量,以便運銷歐美從事絲織,英商怡和洋行於鹹豐十一年()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機器繅絲1861廠,到光緒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國絲廠家,估計資產達萬元。到甲午戰爭前夕,外國7530③資本在華開辦的企業達家,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種加工工業占到總數的,且大多分19160%布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的漢口等地。④《馬關條約》不僅使列強原先擅自在華設立的企業獲得合法地位,更使它們得以急劇地增加對華投資,使外資企業迅速發展。其中,從年到年,創辦資本在十萬元以上的大型廠礦達家,總資本為189519131361.

億元,約相當於此前年投資的倍。如按國別劃分,這家外資企業中,英國占035013⑤136家,資本萬元;日本占家,資本萬元;德國占家,資本萬元;沙俄374968.149263312768.1占家,資本萬元;其他國家共占家,資本萬元。回顧晚清中國時期的17664.8211281.3⑥外國在華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我們可看到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曆史必然性,一種道路就是像印度、埃及等亞非國家那樣的殖民地化,一種道路就是像日本那樣的自我變革而進入資本主義陣營,而中國封建經濟勢力的頑固性,造成了近代經濟和封建經濟在中國並存而又此消彼長的發展形態,但最終封建經濟退出曆史舞台隻是時間問題,辛亥革命顛覆了清王朝,開啟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紀元。而這樣的曆史趨勢,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已有明確的表達,如列寧指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範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卷入世界經濟漩渦之中,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⑦黃逸平:《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2122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8346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57244李斌:《頓挫與嬗變:晚清社會變革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2006956黃逸平:《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⑤1992333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⑥19572《列寧全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⑦31972545第一章“兆民同欲”下的求富之路111可見,資本主義是以整個世界作為其活動舞台的,隨著它的成長,必然要衝擊並最後突破我們這個星球上由自然地理條件決定的各個相對封閉經濟區域的壁壘,建立起一個密切聯係、相互依存的國際新秩序,“從英國的產業革命到西歐的工業化,從宗主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到附屬國或早或遲的資本主義化,都是各國家和民族之間不斷加強的互相影響和互相依存的結果。在世界經濟的發展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封閉起來緩慢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的”。①()洋務運動和改良運動的失敗的警醒作用。晚清在麵臨著內憂外患時所進行的兩次3

重大改革次第宣告失敗,最主要原因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並未掌握到國家經濟的命脈。中國在它的前資本主義傳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較早地出現了西方封建製解體時期的許多征兆,如商品經濟發展和貨幣出現,土地自由買賣,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地租形態變化,但到清代中期,封建地主經濟在土地所有、租佃、剝削、賦稅等方麵,經過反複調整和變革而趨向成熟,較之西方中世紀僵化的封建領主製,顯示出極大的應變能力和堅韌性。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封建經濟,並未因為微弱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而動搖和分解,並將資本主義經濟掩蓋在傳統經濟結構之中。封建的生產關係仍能容納傳統生產力一定程度的發展,並無危機。如果沒有外來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將在原有的經濟軌道上繼續運行下去,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不可能發生社會革命,也不可能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鴉片戰爭以後,近代中國麵臨的內外情況有所殊變,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向高峰階段發展,對華要求更大的商品市場,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開始分解,有利於近代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向中國的移植。清政府中的洋務派進行的工業化運動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效仿。但是由於封建的政治勢力和意識形態仍然掌握著很大的權力和根深蒂固的影響,它根據自身的需要,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指導下,對資產階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傳入,多采取阻撓、同化、吸收等手段,在新形式下再一次進行自我調整,而極為堅韌的傳統經濟結構則對中外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殊死的抵抗,從而嚴重地阻礙了近代生產力的迅速成長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擴大,這導致了即便是清朝滅亡後,資本主義生產始終沒有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成分。清王朝完敗於蕞爾小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導致一時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最終破產,從反麵說明了沒有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指導,盲目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的不幸結果。同樣,維新變法的失敗在於沒有領悟到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作用力,即要想使中國經濟近代化,必須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反複鬥爭,徹底推翻封建的上層建築,特別要肅清封建意識形態及其形形色色變種的影響。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看到,自世紀中葉以後,中國舊有的經濟結19構已開始解體,傳統的經濟平衡遭到破壞,真正的社會變動開始發生。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和中國內部資本主義的逐漸增大,相互促進且越來越強地催動著中國近代化經濟的發展。這是不可回避的曆史進步因素。

總之,封建經濟到了清王朝後期開始遭遇到了主要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的時代挑戰,並逐漸喪失了它的壟斷地位,而成為近代中國經濟方式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使中國的自然經濟走向解體,中國逐漸被動地卷劉佛丁:《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199735511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國內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也開始逐步形成。晚清中國中的外國資本主義,在華始終具有重要的地位,並通過政治特權攫取經濟利益,而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由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構成,國家資本居於壟斷地位,私人資本長期處於不利地位,而且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的雙重壓製下呈現出衰弱的特征。

但這些不平衡和不利的發展態勢,都不能掩蓋晚清中國的近代化經濟萌芽和發展的客觀事實。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既是曆史進步和時代的使命,也將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必然選擇。所以,對應著黃遵憲在《日本國誌·食貨誌》中“外史氏曰”的期望,這正是“兆民同欲”下的經濟近代化!

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13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黃遵憲所著的《日本國誌》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專門研究日本的學術著作,除用篇幅六卷“食貨誌”等重點闡釋他的經濟近代化變革主張外,五卷“刑法誌”深切地表露出黃遵憲變革主張的邏輯原則和思想軌跡,即“以法治國”。在《刑法誌一》中,黃遵憲開篇就用“外史氏曰”的口吻說道:“餘聞泰西人好論權限二字,今讀西人法律諸書,見其反覆推闡,亦不外所謂權限者。人無論尊卑,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複立之限以使之無縱,胥全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之中,舉所謂正名定分,息爭弭患,一以法行之。餘觀歐美大小諸國,無論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國而已矣。”此段言論,至少有兩大重點:一是“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的立法思想,而是全國上下都“一以法行之”;二是唯有確立“以法治國”的公序良俗,才能保存得住“求富”既得成果和挖掘更大的經濟利益,即“正名定分,息爭弭患”,才能為最終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政體,奠定永固的社會根基。可以這樣說,黃遵憲通過《日本國誌·刑法誌》,較係統地闡發了“以法治國”的法製思想,第一次將西方的“法治”觀念引入中國,成為中國近代最早主張實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曆史已經證明,與“君臣父子”的傳統專製社會相比,“以法治國”下的法製社會是近代以來的世界文明的重要表現之一,代表著人類進步的曆史走向。作為晚清的外交官、維新派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黃遵憲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法製思想,及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對中國近代法製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值得可圈可點的貢獻有傳播近代西方法文化、批評治外法權、創設近代警察製度等。同時,黃遵憲更寄希望於“以法治國”下公序良俗的社會局麵的出現,這種必然的建設過程和逐步結果,正是法製社會的內在要求和最終價值趨向。對此,黃遵憲又在《日本國誌》中用了四卷篇幅“禮俗誌”來主要記敘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揚棄的民俗活動,借以希翼源自西方而傳自日本的資本主義民俗能在近代中國的流布,以實現中國社會安定與繁榮的公序良俗。

第一節黃遵憲筆下日本法製與民俗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以五卷“刑法誌”和四卷“禮俗誌”適時而詳細地載明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近代法製改革和社會民俗揚棄的維新史,為晚清中國的近代法製創設和公序良俗建設提供了一份現成經驗和具體路徑,對中國法製建設和民俗革新的近代化發揮了難以估量的曆史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日本國誌》中有關日本近代法製和民俗規範的史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黃遵憲的“以法治國”法製思想的西方源流和形成軌跡,以及以近代法治體製為基礎下的符合公序良俗原則的民俗思想。

11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一、明治維新進程中的法製化建設年月,黃遵憲隨晚清中國第一個使團抵達日本出任駐日使館的參讚。其時,187711日本明治維新已進行近十年了,他既震驚於日本維新後的大變化,也為日本的維新成就所鼓舞,於是在任內就極力搜集日本變法維新的有關資料,經過十年努力,終於在光緒十三年()寫成五十餘萬言的《日本國誌》,全書按照中國傳統史書的編纂體例,分為十二誌四1887十卷,而“刑法誌”即為其中一“誌”。“刑法誌”有五卷的篇幅,是由《治罪法》和《刑法》兩部分組成,合為日本當時的刑法典。從本質上來說,《治罪法》和《刑法》是日本效法法國現成法的直接結果,“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國拿破侖而益精密”,因為“泰西論者專重刑法,謂民智日開,各思所以保其權利,則訟獄不得不滋,法令不得不密。其崇尚刑法以為治國保家之具,尊之乃若聖經賢傳”。日本逐漸放棄中華法係的傳統,轉而學習采納歐洲大陸法係的法律製度,是“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①的西化結果之一,由“人治”向“法治”的治國方略上的新選擇,符合世界近代化的曆史潮流。

在《刑法誌一》的“外史氏曰”之後,黃遵憲用五卷篇幅詳細介紹了日本頒行《治罪法》和《刑法》的來龍去脈,並予以必要的注解,從而曆史再現了當時日本的法製改革的情狀和內容,對我們了解日本法製近代化建設的是非成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黃遵憲明確指出,收回治外法權是啟動日本法律近代化和司法改革的直接而根本的動因。幕府末年,如同中國等亞洲諸國一樣,不得不與西方列強簽訂了開埠的不平等條約,喪失許多國家權利,其中“治外法權”的喪失是難中之難,威脅著國家獨立與主權平等。明治四年(),日本曾派人出國考察,專議改約,但無功而返。為盡快收回治外法1871權,日本開始探索司法改革。顯然,這種探索是漸進式的,從反省中華法係弊端,到稍稍采用西律,再到采納更多西法,以至全部采用西律而根絕中華法係,表現出日本司法改革的徹底性和全麵西化以收回治外法權的決心。在《刑法誌一》中,黃遵憲指出日本近代以前皆以中華法係為法製依據,多采明朝法律:“日本古無刑法,上古有罪,去爪發、誦禊詞而已。神武已平東國,使天種子命祓除人民所犯罪,害稼穡、汙齋殿謂之天罪,奸淫、蠱毒,謂之國罪,皆從其輕重征贖物,使請神祗而解除之。至應神時有探湯聽訟之法,以泥置釜中煮沸,令訟者手探之,直者不傷手,曲則手爛。雄略時有焚殺黥麵之刑,而武烈帝用刑峻酷,遂至刳孕婦之胎、射殺人於樹。自古刑無專官,用刑則令物部司其事。物部,古為掌兵之官,蓋是時兵、刑不分職。亦無律法,及推古時上宮太子攝政始作憲法十七條,後世以為造律之祖,然法中僅為禁飭語,尚非刑名律也。迨孝德朝依仿唐製始設刑部省,省中分二司:日贓贖司,日囚獄司,於是始有刑律。律分十二: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製,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鬥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亦用五刑,別有八虐、即後世律所謂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六議即議親、議故諸條。等條,大概同唐律,其時遣唐學生頗有習律者,歸以教人而法製頗詳明矣。及王政衰微,將軍主政,刑罰或輕或重惟長官之意,並無頒行一定之法,數百年來政尚嚴酷,竊盜、誹謗往往罪至於死。近年王政維新,複設刑部省,明治三年十二月乃采用明律,頒行《新律綱領》一書,詔日:‘朕敕刑部黃遵憲:《日本國誌·自敘》,轉引自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①2005821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15改撰律書,乃以《新律綱領》六卷奏進。朕與在廷諸臣議,宜令頒布內外,有司其遵守之’。

明治六年五月,又頒《改定律例》一書,詔日:‘朕曩敕司法省,本國家之成憲、酌各國之定律,修撰《改定律例》一書,今編纂告成,朕乃與內閣諸臣辯論裁定,命之頒行,爾臣僚其遵守之’。比《新律綱領》頗有斟酌損益,然大致仍同明律”。但到明治八年()五月,日本“設1875大審院、諸裁判所,其職務、事務、章程,及頒發《控訴規則》《上告規則》,乃稍稍參用西律”,更到明治十年()二月,鑒於外交條約稱“泰西流寓商民均歸領事官管轄”,日本欲依通1877例改歸地方官。但這得不到西方列強的同意,“泰西各國鹹謂日本法律不完不備,其笞杖斬殺之刑不足以治外人”,於是“日本政府遂一意改用西律,敕元老院依擬佛律,略參國製,以纂定諸律”。曆時四年,到明治十四年()二月,日本政府頒行了《治罪法》和《刑法》。這1881兩部日本明治維新過程中的刑法典的頒行,標誌著日本建立起亞洲最早的近代司法製度,不僅為日本收回治外法權奠定了必要的法製基礎,也為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解除“治外法權之毒”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接著,黃遵憲用近三卷篇幅介紹了《治罪法》和兩卷篇幅講述了《刑法》,實質上是將之由日文譯成中文的,並對重要細節或西方法學新名詞進行準確而必要的注釋,極有助於時人的學習和後人的研究。《治罪法》共分為編,共計條,內容類似於現代意義上的刑6480事訴訟法。《治罪法》編纂凡例是“凡分六編,每編分章,章或分節,節又分條,惟編列條數自初編起至終編止連貫不斷,每章每節各有標題,獨‘第一編’不分章節,此‘總則’二字即其標題也下仿此”。而基本體例大致如下表:表黃遵憲《日本國誌·刑法誌》所載日本《治罪法》基本體例表2-1編數標題章節和條文數第一編總則第一條至第三十條第一章通則,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八條;第二章違警罪裁判所,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三章輕罪裁判所,第五十四條至第六十二條;刑事裁判所區第二編第四章控訴裁判所,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別及權限第五章重罪裁判所,第七十條至第七十六條;第六章大審院,第七十七條至第八十二條;第七章高等法院,第八十三條至第九十一條。

第一章搜查,第九十二條;第一節告訴及告發,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九條;第二節現行犯罪,第一百條至第百六條;第二章起訴;罪犯搜查起訴第一節檢察官起訴,第百七條至第百九條;第三編及預審第二節民事原告人起訴,第百十條至第百十二條;第三章預審,第百十三條至第百十七條;第一節令狀,第百十八條至第百四十二條;第二節密室監禁,第百四十三條至第百四十五條;第三節證據,第百四十六條至第百四十八條;11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續表2-2編數標題章節和條文數第四節被告人之推問及對質,第百四十九條至百五十七條;第五節檢證及勒押物件,第百五十八條至第百六十九條;第六節證人訊問,第百七十條至第百九十條;罪犯搜查起訴第七節鑒定,第百九十一條至第二百條;第三編及預審第八節現行犯預審,第二百一條至第二百九條;第九節保釋,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九條;第十節預審終結,第二百二十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四章預審上訴,第二百三十四條至第二百六十一條。

第一章通則,第二百六十二條至第三百二十條;第二章違警罪公判,第三百二十一條至第三百四十六條;第四編公判第三章輕罪公判,第三百四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一條;第四章重罪公判,第三百七十二條至第四百九條。

第一章上告,第四百十條至第四百三十八條;第五編大審院職務第二章再審之訴,第四百三十九條至第四百四十七條;第三章定裁判所管之訴,第四百四十八條至第四百五十八條。

第一章裁判施行,第四百五十九條至第四百六十九條;裁判施行、複權第六編第二章複權,第四百七十條至第四百七十六條;及特赦第三章特赦,第四百七十七條至第四百八十條。

黃遵憲所譯日本《治罪法》,章節分明,條文具備,內容豐富,包括了近代刑法學中的刑事犯罪的緝捕、審訊、監禁和刑事訴訟等主要環節,正如黃遵憲在《刑法誌一》開篇“外史氏曰”中所言:“所謂《治罪法》一書,自犯人之告發、罪案之搜查、判事之預審、法庭之公判,審院之上訴,其中捕拿之法、監禁之法、質訊之法、保釋之法以及被告辯護之法、證人傳問之法,凡一切訴訟關係之人、之文書、之物件,無不有一定之法”。

與《治罪法》相合而行的《刑法》也是黃遵憲極力翻譯推薦的日本近代法製內容之一。

《刑法》共分編,共條,內容包括總則、關於公益重罪輕罪、對身體重罪輕罪和違警之4430罪四個部分,是有關犯罪和量刑的近代法律。其基本體例如下表:表黃遵憲《日本國誌·刑法誌》所載日本《刑法》基本體例表2-2編數標題章節與條文數第一章法例,第一條至第五條;第二章刑例;第一節刑名,第六條至第十一條;第一編總則第二節主刑處分,第十二條至第三十條;第三節附刑處分,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四條;第四節征償處分,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八條;第五節刑期計算,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二條;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17續表2-2編數標題章節與條文數第六節假出獄,第五十三條至第五十七條;第七節期滿免除,第五十八條至第六十二條;第八節複權,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五條;第三章加減例,第六十六條至第七十四條;第四章不論罪及減輕;第一節不論罪及宥恕減輕,第七十五條至第八十四條;第二節自首減輕,第八十五條至第八十八條;第三節酌量減輕,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條;第一編總則第五章再犯加重,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八條;第六章加減次序,第九十九條至第百條;第七章數罪俱發,第百一條至第百三條;第八章數人共犯;第一節正犯,第百四條至第百八條;第二節從犯,第百九條至第百十條;第九章未遂犯罪,第百十一條至第百十三條;第十章親屬例,第百十四條至第百十五條;第一章對皇室罪,第百十六條至第百二十條;第二章關國事罪;第一節關國亂罪,第百二十一條至第百二十八條;第二節有關外患罪,第百二十九條至第百三十五條;第三章害靜謐罪;第一節凶徒聚眾罪,第百三十六條至第百三十八條;第二節妨害官吏職務罪,第百三十九條至第百四十一條;第三節囚徒逃走及藏匿罪人罪,第百四十二條至第百五十三條;第四節遁附刑罪,第百五十四條至第百五十六條;關於第五節私造軍用銃炮彈藥及私藏罪,第百五十七條至第百六十一條;公益第六節妨害通行音信罪,第百六十二條至第百七十條;第二編重罪第七節侵他人居處罪,第百七十一條至第百七十三條;輕罪第八節棄毀官署鈐印罪,第百七十四條至第百七十六條;第九節扡拒公務罪,第百七十七條至第百八十一條;第四章害信用之罪;第一節偽造貨幣罪,第百八十二條至第百九十三條;第二節偽造官印罪,第百九十四條至第二百一條;第三節偽造官文書罪,第二百二條至第二百七條;第四節偽造私印私書罪,第二百八條至第二百十二條;第五節偽造準照準牌及病患證狀罪,第二百十三條至第二百十七條;第六節偽證,第二百十八條至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七節偽造度量衡罪,第二百二十七條至第二百三十條;11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續表2-2編數標題章節與條文數第八節詐稱當身地位罪,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九節偽造公選投票罪,第二百三十三條至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五章害養生道罪;第一節關阿片煙罪,第二百三十七條至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二節汙穢飲水罪,第二四十三條至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三節關傳染病預防規則罪,第二百四十六條至第二百四十九條;關於第四節關危害品、傷生物、製造規則罪,第二百五十條至二百五十二條;公益第五節販賣傷生飲食及藥劑罪,第二百五十三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編重罪第六節私營醫業罪,第二百五十六條至第二百五十七條;輕罪第六章敗風俗罪,第二百五十八條至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七章毀棄死屍及發掘墳墓罪,第二百六十四條至第二百六十六條;第八章妨礙商業及農工業罪,第二百六十七條至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九章官吏瀆職罪;第一節官吏害公益罪,第二百七十三條至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節官吏待人民之罪,第二百七十六條至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三節官吏對財產之罪,第二百八十九條至第二百九十一條;第一章對身體之罪;第一節謀殺、故殺罪,第二百九十二條至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節毆打創傷罪,第二百九十九條至第三百八條;第三節關於殺傷者宥恕及不論罪,第三百九條至第三百十六條;第四節過失殺傷之罪,第三百十七條至第三百十九條;第五節關自殺之罪,第三百二十條至第三百二十一條;第六節擅逮捕監禁人之罪,第三百二十二條至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七節脅迫之罪,第三百二十六條至第三百二十九條;第八節墮胎之罪,第三百三十條至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九節遺棄幼兒及老者病者之罪,第三百三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條;對身體財產第十節略取誘拐幼者之罪,第三百四十一條至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三編重罪輕罪第十一節猥褻奸淫重婚之罪,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五十四條;第十二節誣告及誹毀之罪,第三百五十五條至第三百六十一條;第十三節對其祖父母、父母之罪,第三百六十二條至第三百六十五條;第二章對人財產之罪;第一節竊盜之罪,第三百六十六條至第三百七十七條;第二節強盜之罪,第三百七十八條至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三節關遺失物埋藏物之罪,第三百八十五條至第三百八十七條;第四節關家資分散之罪,第三百八十八條至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五節詐欺取財之罪及關受寄財物之罪,第三百九十條至三百九十八條;第六節關贓物之罪,第四百條至第四百一條;第七節放火、失火之罪,第四百二條至第四百十條;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19續表2-2編數標題章節與條文數第八節決水之罪,第四百十一條至第四百十四條;對身體財產第三編第九節覆沒船舶之罪,第四百十五條至第四百十六條;重罪輕罪第十節毀壞家屋物品及害動植物之罪,第四百十七條至第四百二十四條;違警第四編第四百二十五條至第四百三十條。

之罪從上述兩表的基本體例內容來看,《治罪法》《刑法》有些地方是共通的,或者說是相互強化或補充,前者四萬餘言,後者三萬餘言,基本上規範了近代日本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使“全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之中”,取得良好的法治效果。從表中章節標題,我們可以發現幾與現代國內法無大差別,隻是有待細密或完善而已。

最後,最值得提出的是,黃遵憲為將日本效法西方的這種法治經驗,迅速傳播到祖國,對日本《治罪法》《刑法》兩部近代法典予以闡釋。整個五卷的篇幅,所解釋文字近十分之一,可謂良苦用心。由於不能逐一枚舉,故在此隻將《治罪法》《刑法》的“總則”部分內容的解釋摘錄出來,以饗讀者:《治罪法》第一編總則第一條:公訴以證明罪犯依律處刑為主,檢察官按律分別行之。

黃遵憲謂曰:“犯罪者虧損公益、擾亂治道,則檢察官自為公眾原告人以護公益、保治道,故.

曰公訴。公訴者自告發裁判所而言。”第二條:私訴以賠償損害,歸還贓物為主。為照依民法聽被害者自便。黃遵憲謂曰:“謂罪質有止害公益擾治道、不係私益者,若謀反謀叛、偽造寶貨是已。有公、私俱害者,若鬥殺傷、強竊盜是已。至私訴原係民事,要償與不要償應聽被害者自主,故與公訴求刑者有殊。賠償歸還謂欠債者須賠償失物者,須歸還也。”第五條:公訴、私訴裁判,要依親管裁判所現行法律所定訴訟次序為之。黃遵憲謂曰:“如違警罪,輕罪、重罪於該管裁判所。又如一人犯重罪及輕罪,即於重罪裁判所。或犯輕罪及違警罪,即於輕罪裁判所。又如犯情重大、事係皇室、國家、外患,或犯者貴顯,並於高等法院裁判之類。”第六條:公訴、私訴並發於刑事裁判所,或並發於刑事、民事兩裁判所,不得將私訴先於公訴裁判,違者不成為宣告。黃遵憲謂曰:“此為回護被告者而發,謂先宣告賠償、還贓,勢有不免連及公訴裁判之累。宣告者謂案經判決,對眾宣讀。宣告猶日堂判雲。”第二十條:凡經過本律所定訴訟期限者,除特異事故外即為失訴訟之權。黃遵憲謂曰:“特異事故謂如交付宣告書不載上訴期限、或訴訟關係人遭水火厄災,至逾上訴期限之類。”《刑法》第一編總則第一條:凡罪名分為三:一,重罪。二,輕罪。三,違警罪。黃遵憲謂曰:“以刑輕重定罪輕重,違警罪即其最輕者。”第二條:法律無正條,雖所為有不合者,不得遽行其罰。黃遵憲謂曰:“刑法為一國公法,官民所共守,未有正條而遽罰之似為非理,然而舊法條例未備,不得不別設不應為一律以備臨時擬議。新法既刪此條並明示此語,所以防濫縱也。”第四條:凡應以海陸軍軍律處斷者,不得引用此法。黃遵憲謂曰:“軍律有正條者據軍律,軍律無正條而常律有正條者,據此法擬斷。”日本從中國唐朝起,到明治初年止,一直輸入中國的古代法律及相關製度,來製頒本國的法製體係。自年頒行《治罪法》《刑法》(當今日本通稱為《舊刑法》,以與它世紀18812012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初期頒布的《刑法》相區別),正式放棄中國的古代法傳統,采用西方新法律來規範社會,從而在亞洲率先邁入法製近代化。這種法製近代化的曆史進程,對於日本整個明治維新的最終成功和近代資本主義製度在日本的建成,都具有積極而重要的奠基和推動之力。由仿效東方中國的“人治”而轉向“法治”立國的近代日本,不僅做到“脫亞入歐”而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員,而且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近代強國,並追隨西方列強而進入殖民國家的行列,成為亞洲民族國家的共同敵人,帶來了巨大的曆史負麵影響,正應著“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這樣的中國古老的道家辯證法。

二、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民俗規範日本在向近代化轉變的曆史進程中,由於推行上層統治階級的君主立憲,中繼以法治國,下采西方生活方式,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西化趨向,逐漸改變了東方式的社會生活模式而脫亞入歐,成為典型意義上的亞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從一定意義上而言,近代日本社會的移風易俗,順應了日本資產階級政體和以法治國的發展潮流,逐漸使日本民俗有了西方近代化的要素,也為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對日本近代民俗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黃遵憲在《日本國誌》“自敘”裏開門見山地指出他身為外交官當有采風問俗的“小行人”之責,把研究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民俗作為一項自覺使命,以服務於時務而勸諫於國人以自強。黃遵憲寫道:“古昔盛時,已遣輶軒使者於四方,采其歌謠,詢其風俗。又命小行人編之為書,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國俗者,若此其周詳鄭重也。……丙子之秋,翰林侍講何公實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憲充參讚官。竊伏自念今之參讚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使者捧龍節,乘駟馬,馳驅鞅掌,王事靡監,蓋有所不暇於文字之末。若為之寮屬者,又不從事於采風問俗,何以副朝廷諮諏詢謀之意。既居東二年,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遂發凡起例,創為《日本國誌》一書。……竊不自揆,勒為一書,以其體近於史誌,輒自稱為外史氏,亦以外史氏職在收掌,不敢居述作之名也。抑考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書,掌四方之誌。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學問,考古即所以通今,兩不偏廢如此乎。書既成,謹誌其緣起,並以質之當世士夫之留心時務者”。在這裏,黃遵憲明確地表示,他雖身為參讚官,但願效法古代的“輶軒使者”,驅馳四方,“采其歌謠,詢其風俗”;又以《周禮》“小行人”“外史氏”自命,願為王者觀風俗、知得失、勤考證,即“考古即所以通今”,問俗“以副朝廷諮諏詢謀之意”。在“自敘”裏,黃遵憲還把“采風問俗”上升到學術研究的高度,“既居東二年,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遂發凡起例,創為《日本國誌》一書。……家居有暇,乃閉門發篋,重事編纂,又幾閱兩載而後書成。凡為類十二,為卷四十”。《日本國誌》中載有《禮俗誌》四卷,正是黃遵憲以“小行人”之責進行“采風問俗”的直接結果,並以“外史氏曰”之口吻給出總結,以期“副朝廷諮諏詢謀”的時務之需。因此,在《禮俗誌一》開篇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進一步強調說:“是故,先王之治國化民,亦慎其所習而已矣”。他認為,既然聖人能入國問俗,賢者能臨政采風,“古先哲王知其然也”,那麼,執政者要“治國化民”,就必須通曉和研究民俗,並且還要根據民俗的特點,“於習之善者導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嚴禁以防之,敗壞者設法以救之,秉國鈞者其念之哉!”由此可見,黃遵憲實際上已把研究民俗和“治國化民”、移風易俗直接聯係起來了。縱觀黃遵憲的十餘年的外交生涯,還能發現他出使英、美、新加坡等國時都能及時采風問俗,長期的實踐活動使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21他樹立了這種考風俗以備谘詢的指導思想,尤其自隨使日本以來,他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思想,並能用這種在當時頗為進步的思想來指導他的民俗研究,可謂相得益彰,成果斐然。

當然,值得提出的還有,黃遵憲以《日本國誌·禮俗誌》的曆史成就,奠定了他作為中國的民俗學先驅的曆史地位。黃遵憲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個人物,學術界曾從愛國主義詩人、外交家、思想家、史學家、政治活動家等不同的角度,對他進行成果不菲的研究和評價,而很少涉及他在民俗學方麵的貢獻。一般而言,民俗學是搜集、整理和研究流傳於各民族各地區的風俗、習慣、技術、文藝等文化事項的一門人文學科。我國是一個有悠久的民俗學傳統的國家,周秦以來,文獻上(如《詩經》《離騷》《山海經》等)就有大量民俗資料。但是,民俗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五四運動”以後才發展起來的。黃遵憲所處的時代,中國還沒有係統的民俗學,但在那個時候,他就開始做民俗的研究工作了。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和文學、史學實踐中,他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民俗資料,提出了不少有關民俗的理論和見解,涉及民俗形成的原因、民俗的特點、民俗研究的目的、內容、態度、方法以及民俗研究者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等。這裏應著重指出的是,黃遵憲把“治國化民”“移風易俗”作為民俗學研究的主要目的,這在當時來說是難能可貴的。黃遵憲有關民俗問題的理論,除集中在《日本國誌·禮俗誌》四卷外,還散見於“國統誌”“地理誌”“工藝誌”以及其他詩文和著述中,他對民俗研究的理論和見解,可以說是我國民俗學理論的雛形。①可見,黃遵憲在民俗學方麵的主張和實踐也是當前值得研究的一項課題。

考察黃遵憲在《日本國誌·禮俗誌一》開篇的“外史氏曰”的所言,可以發現,他主要闡述了民俗如何形成,以及民俗形成後的特點,進而指出民俗研究的目的。黃遵憲認為,民俗是一種曆史的沿襲,其形成主要是由不同地域的人民的生活習慣逐步發展而約定俗成的,這種約定俗成的生活習慣一旦形成,民俗就出現了,“雖然,天下萬國之人、之心、之理,既已無不同,而稽其節文,乃南轅北轍,乖隔歧異,不可合並,至於如此;蓋各因其所習以為之故也。禮也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因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情者何?習慣是也。川嶽分區,風氣間阻,此因其所習,彼亦因其所習,日增月益,各行其道。習慣之久,至於一成而不可易,而禮與俗皆出於其中”。民俗一經形成,就具有難於更易的特點,從而產生一種無形的束縛力,成為彼時彼地人民生活的規範,其對人民生活的製約,往往到了任何力量也難於改變它的程度,“風俗之端,始於至微,搏之而無物,察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與人相接,人與人相續,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雖其極陋甚弊者,舉國之人,習以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嚴刑峻法所不能變。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惡;旁觀者,或一覽而知之,而彼國稱之為禮,沿之為俗,乃至舉國之人,展轉沈錮於其中,而莫能少越,則習之囿人也大矣”。當然,這種難於更易的民俗,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在黃遵憲看來,各式各樣的禮俗,其實無所謂“是”“非”“美”“惡”,“彼此易觀,則彼此相笑,而問其是非美惡,各袒己國,雖聚天下萬國之聖賢於一堂,恐亦不能斷斯獄矣”,而往往隻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大致相同的禮儀,“一相見禮也,或拱手為敬,或垂手為敬,或握手為敬,或合掌為敬。一拜禮也,或稽首為禮,或頓首為禮,或俯首為禮,或鞠躬為禮,或拍手為禮。究其楊宏海:《黃遵憲與民俗學》,載中國史學會等編《黃遵憲研究新論: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周年國際①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2007524124224712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本原之所在,則天之生人也,耳目口鼻同,即心同理同,用禮之節文以行吾敬,行吾愛,亦無不同。吾以為異者,禮之末;同者,禮之本;其同異有不必論者”。既然如此,那麼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而成的民俗,盡管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但總有變異的可能,正所謂“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此因時而異者也;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此因地而異者也”。民俗既受時間、空間的限製,那它必然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因地域的不同而發生差異,但地域上的民俗差異也將會隨著時代向前而發生變化,甚至有同一化的趨勢。曆史已有證明,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相合之需成為壓倒一切民族差異之勢,世界近代化進程無一例外地使全球各民族之間的求同存異成為可能。所以,受到時間、地域限製的民俗在世界近代化的浪潮裏,也會發生與之相適應的變異。

黃遵憲對於民俗研究的內容有其界定,在《日本國誌》姊妹篇的詩集《日本雜事詩》中,他列舉了九方麵的內容,即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等。但在《日本國誌·禮俗誌一》開篇的“外史氏曰”結尾,黃遵憲明確地將民俗分類為十四個方麵,即朝會、祭祀、婚娶、喪葬、服飾、飲食、居處、歲時、樂舞、遊宴、神道、佛教、氏族、社會等,幾乎涉及今天民俗學研究所包含的整個範圍,甚至還把民俗之外的一些方麵也囊括進來了。

接著用四卷的篇幅較係統而詳細地敘述日本各種民俗的過往與移易情狀,間或以“外史氏曰”形式予以評論,以期拓展國內士夫和一般民眾的域外知識,接納和養成近代化的世界意識。

下麵簡略陳述黃遵憲在《日本國誌·禮俗誌》裏所闡釋的近代日本的民俗情狀。

(一)朝會:主要有新年朝賀(元旦日皇帝受群臣朝拜)、新年宴會(一月五日君臣歡聚)、紀元節宴會(二月十一日為紀元節,即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天長節宴會(十一月三日為今帝生日)。以上四大節,全國臣民每戶揭旭光旗章,以表慶賀。此外,還有每月賜宴(每月定日,帝於便殿召大臣、參議及有勳勞於國者,賜以酒食,或奏國樂,或奏西樂,序坐款語以舒君臣相悅之情,製以每月土曜日為定例)。上述四大朝會,始自明治元年三月,由明治政府重臣大久保利通上奏而被批準執行,並將舊儀繁重者大半刪棄。上表內容大致是“中世以還,天皇垂簾拱手步不履蚰。力,重深邃,得近禦座者公卿數人耳。所謂階前萬裏,其隔閡.

可知也。夫尊君敬上,人心所同。然尊之失其道,天理乖戾,上下否隔,是古今之通弊。請破俗論,勿飾邊幅,以從事於簡易輕便”。

(二)祭祀:主要有新年祭(一月一日,帝親祭賢所、皇靈、神殿)、元始祭(一月三日,祭尊廟)、祈年祭(二月四日,帝遣敕使式部寮官,奉幣於伊勢皇太神宮、豐受大神宮,及兩大神宮之別宮,祭告祈年)、春秋季皇靈祭(春三月二十日,秋九月二十三日,祭曆代皇靈)、新嚐祭(十一月二十三日)、祭禰廟、祭陵(每歲於一月三十日祭孝明天皇,儀如皇靈祭。二月二十一日祭仁孝天皇。十二月十二日祭光格天皇。十二月六日祭後桃園院天皇,儀如元始祭。

同日,即遣敕使祭山陵。敕使暨隨員均大禮服,祭文納之錦袋,或隨員掛於首,或敕使捧於手,派警部四敕使進奏祭文,禮成,複命)。對此,黃遵憲頗多感慨,用“外史氏曰”一千餘言對日本開國以來的祭司習俗予以評判,“餘考日本開國以來,國之大事莫大於祀。有大祀、有中祀、有小祀、有四時祭、有臨時祭。每帝踐祚必舉大嚐祭,典禮最重。即位之後,即簡內親王為伊勢大神宮齋主,曰齋宮;又簡內親王為賀茂大神齋主,曰齋院,以奉祭祀。凡時祭名有十三,行之十八,曰祈年、曰鎮華、曰神衣、曰大忌、曰三枝、曰風神、曰月次、曰鎮火、曰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23道饗、曰神嚐、曰相嚐、曰鎮魂、曰大祓。祈年於仲春,鎮華於季春,神衣於孟夏、孟秋,神嚐亦於孟秋,大忌於孟夏、孟秋,三枝、風神於孟夏,月次、鎮火、道饗於季夏、季冬,相嚐、鎮魂於仲冬。若其他臨時之祭,蓋不可勝數也”。由是可見,日本祭祀之俗,完全脫亞入歐而步向近代化,即“上以恪恭嚴肅事神,下以清靜純穆報上”,以達“化民成俗”之勢。

(三)婚娶:一是明治維新前,日本婚娶本多沿唐禮。明治以來稍稍廢矣,而民間猶存舊典。故王室、貴族與官吏之娶妻,別有名號,“古帝立後,又立中宮,置九嬪。諸侯妻曰禦台所,亦曰某君。士大夫妻曰奧姑。平民妻曰女房,曰山神。僧妻曰庫裏,曰大黑。諸侯妾曰部屋,士大夫、平民皆曰妾,外婦名曰幃。妾生子則為乳母,不稱母,不得配廟,聘妾不惰禮,不與親族交。有非妻非妾者曰權妻,亦不與親族交,計月輸值,朝張暮李,聽人去留。生子或留子去母後有為妻者,設宴饗親族,名曰披露,必設假父母,以生母賤也”。二是,起初“娶妻不避同族”,轉而“近世乃有禁同族為婚者”,並且“贅婿之風大行,因有男子嫁人之名,至今猶沿其俗”。三是婚嫁和生子情狀,“凡男子弱冠,其父母將迎婦,先立媒人”,婚定之日,先拜家廟,再拜其他,其間有歌曰:“錦屏四圍兮珊瑚交支,燭影迷離兮酒波參差,夜既央兮客未歸。釵掛冠兮袖拂衣,形影兮相隨。托微波兮通辭,在天為比翼兮在地為連枝。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大神兮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為我盟司,山摧海爛兮心不移”。夫妻禮終,後堂共牢而食。二日,招親戚內子及姊妹開宴,各攜酒肴來,如前日。三日,招朋友相知。過三月,歸寧母家,一宿而歸。有身,五月為帶祝,遺赤飯於肝煎。生子,每別築產舍,曰生衙。

初生逢五月,製旗如鯉,高插門楣,以祝多子。

(四)喪葬:中世紀日本盛行厚葬,“凡先皇之陵置陵戶,若陵戶不足,募百姓充役,十年一替。親者曰近陵,疏者曰遠陵,供幣之數亦有差等”。但自王室衰微,曆代帝陵多不可考。

明治以來,日本頒行喪葬令,自上到下一律薄葬,並“永停殉葬,以此代人”。而“平民全用火葬,故有棺無槨,其製甚薄,無大小斂,不齊、不衰、不哭、不踴,惟招僧讀經供蔬飯而已”。同時,廢除喪葬的繁文縟節,力求從簡,“近學西法,有大喪或大臣喪,則半懸國旗以示哀,他國亦如之以示吊。葬日鳴喪炮,隨其官等級,如一等官十九聲,二等官十五聲,會葬者皆大禮服如吉禮,惟佩劍蒙以黑紗”,“喪葬禮終,供之家廟”,“凡一戶必一廟”,服喪之期亦縮短,且服喪之內要服忌日,“凡忌日不治事,不會親友,不出門”。

(五)服飾:主要涉及古衣服(有冠、有帶、有裳、有褲、有手足纏,惟衣皆左衽,製略狹小)、瓠花(上古男子分發為二,左右結之,飾以貫珠,命為美珠羅。《古事紀》稱為瓠花,後世名為鬢福)、元服(元服本加冠之名,俗謂剃額為元服)、男子剃麵(維新之前,公卿以下皆剃麵不蓄須髯,蓋如僧俗。近學西俗,以髯為貴)、婦人剃眉、黑齒(婦人已嫁,剃眉,以墨畫於額上,亦多不畫者)、文身(舊俗今存,胸背手足刺為鳥獸鱗介、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繪人物故事,涅之以藍,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其象蛟龍者作鱗之而軒騰若生,雲入水可辟水怪。圉人仆禦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為之者)、丹朱坌身(今女子多傅脂粉)、肩衣(即直垂之除袖者,後遂為常服)、罩甲(武弁之服,便於騎馬)、半褂(蒙於袍上,比袍短數寸,冬用綢,夏用紗,士庶皆以為禮服。亦對襟,襟縫結以帶。其本族徽誌刺繡於袖,或一或三於背,非是不見客,亦罩甲類也)、襲(女服)、冪蘺(障麵)、帽絮(以絮為帽)、蓋頭(麵帽、麵衣之類)、曳地衣(女子盛飾衣)、彩衣(貴賤之服舊頗懸絕,朝會錦衣繡袞)、島田髻、天神髻、蛇盤髻(鬢分兩翼,如雅髻,名島田髻。或如蜂腰名天神髻。女也,作蛇盤髻,為一撮。婦也,橫亙以櫛,多用玳12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瑁)、釵、珊瑚簪(鬢髻插飾品,後惟妓家用之)、領巾、護領(頸脖飾品)、珠鬟、手玉、足玉(手足飾品)、涎掛(以潔飲食使不汙衣,即樞、襞袼、斕嘴、幃涎、擁咽、咚袷、頭樞、次裹衣,涎衣也)、腰襻、圍裙、臂繩(貧賤女子多習用)、帶(古用布帛,女人腰帶)、佩刀(幕府時藩士以上概佩雙刀,維新後,尋常佩刀下令革禁,然仿西製,文武勳臣遇朝會大典仍佩西式劍)、裳(上古女裳男禱,今女既不裳,男子以裳為禮服)、褲、禱、中單(在表曰裳,在裏曰禱)、足結(古之旅行及為農業者,結束禱端便於步行)、襪(舊幕府時賤者不許著襪,今亦解禁。近穿革履,無不襪者,穹官家居時或跣足亦出見客)、屐(出必屐,至人家脫之戶外。幕府時禁庶民不許穿屐,止穿草履,近解此禁)、傘(仿西洋製名蝙蝠傘)、折疊扇、被(有兩袖,長九尺有奇,臥則覆於上,更以其半覆足。《詩》《禮》所謂衾,《論語》所謂寢衣,正與此同)、西服(日本舊服皆隋唐以上遺製,維新以來,競事外交,以謂寬袍博帶,失則文弱,故一變西服,以便趨作)。

(六)飲食:主要列有火食(以灶名之,熟食)、稻飯(全國皆食稻飯,用瓦釜以米和水煮之,無用蒸飯者)、醬油、味噌(豆醬)、魚醬(所造魚醬有蝦醬、海膽醬、鰒魚醬、堅魚醬、烏鍘醬、沙噗醬諸品)、魚膾(日人喜食膾,尤善作膾)、蒲燒(炙鰉魚謂之蒲燒,諸國名曰江戶香)、山鯨(天武四年禁食獸肉,自非餌病不許輒食,世因名曰藥食。又隱名曰山鯨,所鬻之肉皆苞苴藏之。近年解禁,多學西人食法,國不產羊,人家亦不蓄雞鴨,官舍因是頗講求孳養之法矣)、蕃薯(本呂宋國所產,煨而熟之,貴賤均食之,所費不過數錢便足果腹)、豆腐、餅餌(碎雜米蒸曝為於餱,陸奧人製以充方物,河內道明寺所製最精,如雪之白,可稱為瓊卡長。

以蒸米搗為鋒,通謂之餅)、麥麵(以作饅頭,皆用豆沙餡,皮有黃綠白色,餡亦有黑綠之別)、瓊芝菜(即石花菜,生海石上,性寒,夏月煮之成凍)、酒(製酒之法同於中土)、茶(人無貴賤,無不嗜茶,邇年種植益盛,每歲西人購買值銀約四百餘萬圓)、淡巴菰(煙草始來日本,初亦設禁,卒不能行。名曰淡巴菰,沿西人語也。男女皆喜吸之)等。

(七)居處:主要涉及到穴居、冰木、足一騰宮(上古穴居,土穴各有名,如忍阪、大室,均可容數十人。始有宮室,於地之中央立柱,上以義字形木交互結縛,而覆以茅,名曰冰木。

又有樹一柱於地,以諸柱連結架造之為休憩所,名曰足一騰宮)、堅魚、鴟尾(屋角鴟尾名曰堅魚,尾張名古屋之天主閣上有鴟尾。古惟宮殿得用之。維新以來雖許模造,而用者甚少)、屋花(用瓦甚少,多以葦席覆之,草根盤結可以禦雨)、鳥居、榪(於神社佛寺門外樹柱如丌,名曰鳥居;於宮舍外樹木以懸榜者曰榪)、門、籬(富貴家門概髹以黑油,偶亦用朱,皆以白桑板數寸懸於棖,日某位某官某姓名。貧家則白板扉二扇,門小而矮,多鞠躬而後能人,門之旁設籬,或竹或木,亦有編為麂眼籬者)、牆壁(古皆木屋巨室,近日始有用磚壘牆者,呼磚曰煉化石)、樓(樓居)、園林(巨室必有園林)、室(其製始於韓人,室皆離地尺許,以木為板,藉以莞席,入室則脫履戶外)、席、蒲團、褥、氈、地衣(皆為室內地上用品)、幾案(相對於今之茶幾)、屏風(以雕象牙、雕木為屏風,貴人家偶有一二扇而已)、倉庫(以木屋,故多火災,富家別為石室,或傅以鐵,以藏器物玩好)、妻屋(古迎妻必造屋,名曰妻屋)、喪屋(因喪而築室)、產殿(今人亦有別築一室以居產婦者)等。

(八)歲時:與前朝會、政府祭祀之俗相並列的是民間風俗,故黃遵憲在此專紀民間風俗,而民俗亦四方各異,特紀京師(日本東京)風俗以覘其概。如元日(正月一日,夙興拜天地、神祗、祖先,長幼以次拜賀)、中元(十五日,為荷葉飯,士庶互相拜賀,略如歲朝俗)、八朔(八月一日,起於鐮倉氏士庶互相拜賀,饋送飲食為節,謂之田實節。十五日謂之中秋,為看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25月會,灑酒啖芋。自秋分前一日,凡七日謂之彼岸)、重陽(九月九日,以栗為節物,或作飯若糕,或蒸食之)、上無月(十月,亥日謂之元豬,士庶作糍糕以相饋送。是月二十日,商賈罷市,各具酒饌宴集,謂之蛭子會)、霜月(十一月,冬至之日,醫家作赤豆飯為神農會)、四極(十二月,又曰極月。歲暮親友相聚飲宴,謂之忘年;又互相饋遺以賀卒歲除夜,謂之大歲。

天地神佛祖先灶井牖戶以至溷廁,燃燈輝煌達於旦)、節分(立春前一日,至夕,家家燃燈如除夜,炒黃豆供神佛祖先,向歲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歲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謂之儺豆。

老幼男女啖豆如歲數,加以一謂之年豆)等。

(九)樂舞:主要闡述了倭樂、和歌、樂律、伶官、唐樂曲、樂器、猿樂(散樂名)、芝居(演戲)、楊花(設肆賣曲者為楊花)、踴子(西京俗,於中元後迄晦日,街童市女各盛飾彩衣,某街某坊揭旗為識,口唱中善猥褻之詞,所在相聚,且舞且歌)、影繪(影戲)、落語、演史、口技(演述古今事,藉口以糊口,謂之演史家)、揚弓肆(鋪氈於地,縛彩為棚,中蒙以皮,竹弓翎箭相去尋丈,中者鏗然作聲,雛姬供奔走擊鼓以判勝負,冶遊子弟以賭酒食,東京隨處而有,顏之日揚弓肆)、相撲(分朋角力,謂之相撲,亦曰角抵)、走索、上竿、戴竿、蜻蜓翻、拗腰、踏肩、拔河、躍圈、跳丸、跳鈴、躍劍、拋球、擲砣、轉桶戲、疊枕、旋盤、弄碗珠、履火、吞刀、教走獸、教飛禽、教蛇、教蟲蟻等種種雜耍遊戲。

(十)遊宴:主要闡述了賞花、茗宴、煙火、茶會、戲馬、犬射、流鏑馬、溫泉(相模之箱根,伊豆之熱海,皆有溫泉,均在山頂,林樹村落,棋布於下,朝嵐夕霞,氣象萬變)、博奕(角柢、競馬、千人會。皆以博錢,其他博戲有雙陸,其排馬之法分三道,每道五馬,合十五馬,移馬之法亦照擲骰點數多少而行,其勝負與中國同。有圍棋,亦用十九行三百六十一子,惟行棋不行棋雅勝負之法亦有別者。圍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風雅士夫,無不習之者,良朋夜宴,酒酣興豪,則楸枰羅列)、山車、山棚、陸船、酒樓、茶屋、遊舫、吉原(慶長十七年,莊司某上書請合散居各青樓萃於一花街,元和三年官如所請,給一地於葺屋坊側,以其鞭蘆覆簣,名曰蘆原,後更名吉原。娼妓例注籍於官,每月稅金三圓)等。上述所言樂舞、遊宴是日本人最常見的娛樂活動,黃遵憲用一卷(《日本國誌》第三十六卷)篇幅較詳細地記載之,並在卷尾用“外史氏曰”予以概括,實為精辟。“《後漢書》言倭人嗜飲食、喜歌舞,至今猶然。餘聞之東人,大抵弦酒之貲過於飯蔬、遊宴之費多於居室。……然當其丸泥封關,謝絕外客,如秦人之桃花源與人世曠隔,雖日過於逸樂,而一國之人自成風氣,要亦無害。及歐美劫盟,西客雜處,見其善居,積能勞苦,當路者始驚歎弗及。朝廷屢下詔書,兢兢焉以勤儉為務,佚蕩為戒,族長以勉其子弟,官長以教其人民,雖風氣漸積,難於驟挽,然可不謂知所先務乎!”可見,日人雖知行享樂,亦勤勞向前,開化之功猶如近代化之勢不可阻遏的。

(十一)神道:古日本尊奉諸神,更奉中華輸入之神靈。“神武之開基,崇神之肇國(崇神尊稱曰“禦肇國天皇”)。神功之遠征,一以神道行之”,“曆代詔書每日祭與政出於一,國有大事,若遷都、若遷宮、若與外國爭戰,必告於神。所得吳織、唐幣及新羅玉帛,必供於神;時有水火旱潦,疾疫荒歉,必禱於神,固不獨三種傳國神器之赫赫在人耳目中也”。逮於近年,德川氏奉還政權,朝廷下太政複古之詔。明治三年一月三日詔曰:“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惟治教明於上,故風俗美於下。而中世已降,時有汙隆,道有顯晦,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亟明治教以宣揚神道。朕故特遣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眾庶其體斯旨”。是月,又詔曰:“朕恭惟天祖創業,崇敬神明,愛撫蒼生,12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祭政一致,所由來遠矣。朕以寡弱,夙承聖緒,日夜怵惕,惟懼天職之或虧曠。今朕敬祭天神地祗、八神暨列皇神靈於神柢官,以申孝敬,庶幾使億兆有所矜式”。乃複設神祗一官以司祭祀,其後並神祗省於太政官,至今猶有教導職諸官。明治維新後日本所尊之神道,實為中國傳入之道教也,有如黃遵憲在此處的“外史氏曰”所言:“餘觀上古之世,清靜沏穆,禮神重祭,萬國所同。而一切國政皆出於神道,則日本所獨。世所傳方士徐福之說,殆非無因歟?自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來已越百載,凡百政事,概緣飾以方士之術,當時執政者非其子孫或其徒黨歟?曰劍、曰鏡、曰璽,皆周秦製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亦周秦語也。爾後國政以出納屬之秦,造以禊詞屬之東西漢,若有特重於秦漢人者,當亦有故也。抑餘考日本諸教流行,獨無道教,蓋所謂神道者即為道教,日本固早重之。彼張魯之米教,寇謙之符篆,杜光庭之科儀,反有所不必行矣”。如此秘而不宣之神道,亦是日本去粗取精、變革維新的必然結果,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風淳樸都有積極的精神扶助意義。

(十二)佛教:佛教傳入日本始自欽明帝十三年十月,百濟國王獻佛像及經論,大臣蘇我稻目舍宅為寺,名曰向原寺,此佛寺之始也。佛寺之在西京者五百三十九區,統海內寺宇,禪宗一萬九千三百八,密宗一萬一千一百,一遍教六萬七千一百,源空教十四萬二千,融通派一千五百,一向派本願門徒四萬五千,東本願門徒八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專修門徒七千五百二十,日蓮教八萬三千二十,合共四十六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寺,可謂佛國矣。但到明治維新以來,頗有減損。個中緣由,當為開國之後西方基督文化滲入,日本又加吸納,可謂博采眾長,有容乃大之。黃遵憲在此處的“外史氏曰”有言道:“餘考日本之僧,其倡為宗教者尤多俊傑。日本以神建國,排神說法,勢所不行,於是乎最澄、空海推佛於神,援神於佛,以佛為體,以神為用,體用歸乎一源。斯說一行而混糅神佛,舉國之神無不佛矣”,一旦基督東來,日本人同樣兼收並蓄,“夫天堂地獄之說,因果報應之談,愚夫愚婦之所易惑,天下愚夫婦多而賢士大夫少,知愚夫婦之所敬信,迎其機而導之,順其情而誘之,因其利便而徇之,而吾說自無不行之數。僧者其宗指不同,而其因國俗順人情以施教則無不同,可不謂聰穎桀黠之士歟?”與日本上下吸納西學之基督文化的盡力而為相比,中國人顯得愚鈍而保守,“近日耶穌教之盛遍於五洲,其所謂待人如己,於吾儒之道彌近理而彌亂真者也。然其教行於中國,竭智盡力僅能誘愚夫婦,而不能惑士大夫,蓋其教以祀祖先奉神祗為大禁,以中國聖帝明王四千餘年世世相傳之禮,欲一旦廢己而從之,勢固萬萬有所不能故也”。對此,黃遵憲比較佛教盛行的印度,竟能讓基督流布,進而歎息而深感不安,“耶穌一教競不難居佛之國,變佛之俗,而奪而有之矣。念及此不禁為之惴惴危懼也”。

(十三)氏族:近世前的日本人得姓,始於神武東征之後,於是有國造、縣主之號,子孫世守。國造之外各居其國掌國事,古有國造百三十餘。有伴造,謂諸部君長、首直史之類也。

縣主之下有村主、稻置等,各以官為姓,其後置大連大臣,即以臣姓為大臣,連姓為大連,皆世其官,並令統領氏族。若大臣闕官,使大連統臣、連二姓,至推古帝時始製官位,乃廢世官,連、臣、伴造專為姓稱矣。天武帝十三年,詔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以牢籠姓氏,所以明源委,分貴賤,使人知氏族之所主。但自洪武元年起,日本氏族之變遷亦與華同。姓之外,必有名。生子則七日命名。有通稱,有字,有別號,古來有名無字,學士輩仿唐人偶為之,而多用單字,合姓呼之。近世儒生輩皆命字,間有三字、四字者,又有別號,甚有多至十數者。日本命名與中國漢代以後之稱謂大不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27相類,且其命名如黑肩、黑背、黑臀、髡頑、杵臼、賓媚人、鬥穀、於菟,有僻陋可笑者,是因為日本國自古而今的不同風俗所致,猶況東西殊域,其俗豈能沒有差異,故察其源流變遷的不同,沒有可奇怪之論。

(十四)社會:黃遵憲在此所言的社會,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名稱,而是政黨、團體、組織等意,也是黃遵憲晚年“以合群之道”為途徑倡行立憲運動的知識起源。他認為“社會者,合眾人之才力,眾人之名望,眾人之技藝,眾人之聲氣,以期遂其誌者也”。這樣的“社會”在近代日本,就包括政治性的,如自由會、共和黨、立憲黨、改進黨、漸進黨等;有學術性的,如天文會、地理會、斯文會(漢學家之會)、蘭學會、英學會、詩會、歌會等;有刑法性的,如明法會、講律會、代言人會等;有宗教性的,如佛教會、神道會、耶穌會、天主會、希臘教會等;有醫術性的,如醫術會、漢醫會、洋醫會、剖解會等;有農業性的,如植物會、動物會、要術會等;有商賈性的,如商法會等;有術藝性的,如書畫會、名磁會、雕刻會、七寶會、女紅會、錦織會、銅器會等;有玩賞性的,如古錢會、觀古美術會、珍寶會等;有遊戲性的,如競馬會、角抵會、千人會等;有人事性的,如親睦會(團拜會)、輔助會、布施會、一錢會等。總之,日本人無事不有會,無人不入會。明治維新以來,政府又設立以啟民智、勸工業者,曰博覽會;有舉人工製造之物互相比較,謂共期進步,曰共進會;更仿效西方諸國開辦萬國博覽會、百年大會等,沿革損益,法益精良,有力推動維新以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縱觀日本的社會各組織的情狀,黃遵憲深悉西方之強盛皆源於合力的結果。在此處的“外史氏曰”裏,黃遵憲首先指出“合力”作用,“天之生人也,飛不如禽,走不如獸,而世界以人為貴,則以人能合人之力以為力,而禽獸不能故也。舉世間力之最巨者莫如聯合力。……凡世間物力皆有盡,獨聯合力無盡,故最巨也”,再引據日本與歐美實例,“餘觀泰西人之行事,類以聯合力為之。自國家行政逮於商賈營業,舉凡排山倒海之險,輪舶電線之奇,無不藉眾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聯合之故,有禮以區別之,有法以整齊之,有情以聯絡之,故能維持眾人之力而不渙散,其橫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術也”。最後呼籲中國之黨爭停息而“合力”改良政體而富強國本,“舉舊日之政體改而更張之,政令為之一變。譬之漢、唐、宋、明之黨禍,不啻十百千倍,斯亦流弊之不可不知者也”。誠哉斯言,今日仰讀,不可不深思而鑒戒之。

第二節黃遵憲“以法治國”思想黃遵憲關注“法治”問題與其所處的時代有密切而直接的關係。十餘年外交經曆和親身實地考察,使黃遵憲《日本國誌》中有關源自西方而傳自日本的近代“法治”思想更加縝密和富有邏輯,成為晚清中國法製變革最重要的參考對象和決策的直接路徑。“以法治國”思想由來已久,卻在處於長期的封建中國並未有切實的貫徹執行,總體上是紙上談兵的一種覬覦之策。時逮清末,值黃遵憲東往扶桑西赴歐美之期,才潛心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資本主義法製實踐和比較研究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法律製度,提出了嶄新的“以法治國”論,正式引進“法治”觀念,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並在中國法律製度近代化建設中具有特殊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以法治國”思想的曆史傳承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思想自古有之、中外有之。中西之間的法製原則12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與內容,有著某些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在強弱之分和長短之別外,它們有著實質上的歧異性。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席卷全球,中國封建法製的近代化進程也被迫啟動,是一種曆史性的進步。作為近代中國的史學家和維新派,黃遵憲也是中國乃至世界法製變革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法律思想家,是“法治”思想的曆史傳承者之一。

(一)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法律傳統。

中國有法律製度嗎?當然有,並且還有源遠流長的法律傳統。當羅馬法還隻不過是羅馬土丘上牧人們的習慣時,中國法早已蔚為莊嚴。它同樣始於習俗,“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以禮教治理而聞名的國家”①。而且,中國的習慣性規則的確較之其他任何國家都多。

早在帝舜時代(約公元前年—前年,比漢謨拉比要早一個多世紀),就有“象以典22552205刑,流宥五刑”之法。這樣簡潔明快的成文法典籍,完全是習慣的文字化產物。到孔子時代,諸多裁判案件已將習俗或先例作為法律的標準,而孔子本人更是創設習俗或先例的開山鼻祖,“人們援引孔子說過的話平息了許多爭議,解決了許多糾紛”。②就是今天,在“法無明文規定時”采用習慣(法),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無人抗議的法律原則之一。

從習慣(法)走向典籍化的法律製度,是中國人法律思想的一次飛躍。大約在公元前十世紀中葉時,頒布了《呂刑》。西周初年即有刑法,分“輕典”“中典”“重典”,合稱“三典”,用以鎮壓勞動人民。到西周中期,階級矛盾尖銳,西周統治者為緩和社會的矛盾,鞏固周王室的統治地位,接受了大臣呂侯(亦稱甫侯)的建議,廢止了嚴酷的舊法,以“明德慎罰”為指導原則,“作修刑辟”,製定的一部重要法典。因為是呂侯主持修訂,故稱之為《呂刑》。《呂刑》是西周的法典,有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共三千條。但這些刑罰主要還是用來鎮壓勞動人民的。《禮記·曲禮》(上)曾有言“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都說明古代的“禮”與“刑”都是有階級性的。《呂刑》原本今也失傳,今文《尚書》中現存《呂刑》一篇。但這既不能看成是一部成文法典,也不能看成是此次法律改革的直接結果,而隻是關於這次法律改革的曆史記錄。在《尚書·呂刑》中,曾記載有觸犯刑法的人可以上交一定財物而免除一定刑罰的案例。年陝西岐山縣董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晚期青銅器訓匜,其上有銘文字,1975157記述了周王重臣伯陽父依據當時的刑法處理的一件案子,因誣告上級訓,一位任牧牛的小官被判處鞭打一千、黥麵、免職,也可按照當朝法典交金(銅)鑀鞭打五百處理。訓最後300收到了金,製做了這件青銅器。整個事件用比較嚴格的訴訟程序,最後還要有結案書,說明當時的法律程序是比較完整的。《呂刑》除在《尚書》中遺存一篇外,《史記》卷四“周本記第四”中亦有記載,稱之為《甫記》。共章項的西周《呂刑》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的法律322文獻,開創了我國文明社會裏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文法之先河,而且它對西周刑罰的基本原則、刑罰製度作了概括闡述,提出了“明德慎罰”和“罪行法定”的主張,更是中國“以德治國”的成文法典,“敬德”思想成為中國社會民俗和法律製度的主流思潮。③與“敬德”思想相得或相悖的“法治”觀念和成文法典,同樣從很早起並連續在中國產(盛振為):(—),,①R.C.W.ShengSelectedcasesfromtheHanDynastyBC206219ChinaLawRev,,1924Ip.437.

王健:《西法東漸:外國人與中國法的近代變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200142茅彭年:《呂刑今釋》,群眾出版社年版,序言。

③1984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29生。在治國方略上,中國古代法家就創造了一套“法治”理論。管仲(約公元前年—前730年)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國”論的改革家,他認為,“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640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戰國時期的商鞅(約公元前年—前年)是法家“法①390338治”理論的實踐者,他認為:“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垂法而治”“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韓非(約公元前年—前②280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認為君主治國之術應“以法為本”,同時,應將“法”“勢”“術”233三者有機的結合起來進行統治。③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國古代關於用法治理國家的最典型的理論,該理論的最主要觀點是堅持君主“以法治國”,反對“德治”與“禮治”。法家的“法治”是當時一種新的中國治國模式的探索,曾一度成為戰國時期和秦國的立法指導思想。但是,隨著第一個封建專製國家秦朝的驟亡,法家“法治”思想開始由盛而衰,到西漢王朝鼎盛的漢武帝時期,由於采取“獨尊儒術”政治思想後,董仲舒新儒學“德主刑輔”論成為中國二千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法律思想。

在“德主刑輔”的封建社會裏,各王朝統治階級亦不失時機地推出條理化的成文法律,如戰國時期魏國改革家李悝編撰的《法經》、唐朝在隋朝《開皇律》基礎上修成的《唐律疏義》、明代的《明法典》和清朝的《大清律例》等成文法律文本。這些成文法典,無不彰顯著“人治”和禮教的魔影,貫穿著歸罪於私人和懲罰性的偏見,是剝削製度下的一種法製形態。

然而,就是這樣的充滿著剝削性、專製性的封建法律規範,卻對同時代的世界秩序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它跨越了當時中國的邊界,滲透到日本、朝鮮、安南、蒙古、滿洲、西藏等地區的社會秩序中,構成了獨特的具有東方色彩的中華法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古老的法律製度也就自然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法律體係。這樣,置身其中的中國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法律思想的熏染和約束,代代相傳,直至近代才因“西法東漸”而呈現出新的內容和特點,而這也意味著中國法的又一次飛躍。

在“德主刑輔”的中國傳統社會裏,中國古代法律製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法律出於1

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製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曆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誌的形式表現出來。法律的製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準權屬於皇帝,曆代帝王都淩駕於法律之上的。除法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諭、旨等應時之策。可見,“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2

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占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範,又是法律規範。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體係。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製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係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準,並為曆代田曉娜主編:《四庫全書精編》(子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年版,第—頁。

①1996297299田曉娜主編:《四庫全書精編》(子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年版,第—頁。

②1996334343田曉娜主編:《四庫全書精編》(子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年版,第頁。

③199639413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統治者所尊奉。()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製度出發,賦予貴3

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製,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沿襲下來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製度是集中的表現,而唐朝之後的宋、元、明各代的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4

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麵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簡言之,在封建專製主義製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製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審判權,審判機關隻是皇帝及受皇帝控製的行政機關的附庸。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行政兼理司法的製度,造成中國法律史上特有的立法、司法形態,既從根本上區別於西方社會的法律體係,又加劇了近代伊始中西方政治體製與意識形態間的直接而嚴重的衝突,促使了包括黃遵憲在內的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嚴正抨擊和法製變革運動。

(二)中西“法治”思想的同異性。

“法治”思想,中西均自古有之,既又相同或相似之處,更有大不相同之處。正如黃遵憲在《刑法誌一》開篇的“外史氏曰”裏所言:“(中外)上古之刑法簡,後世之刑法繁。上古以刑法輔道德故簡,後世以刑法為道德故繁。中國士夫好談古治,見古人畫象示禁、刑措不用則睾然高望,慨慕黃、農、虞、夏之盛,欲挽末俗而趨古風。蓋所重在道德,遂以刑法為卑卑無足道也。而泰西論者專重刑法,謂民智日開,各思所以保其權利,則訟獄不得不滋,法令不得不密。其崇尚刑法以為治國保家之具,尊之乃若聖經賢傳。然同一法律,而中、西立論相背馳至於如此者,一窮其本,一究其用故也”。黃遵憲之言,重在闡明中國人是以法輔德的,而西方人是以德輔法的,從而實質上做到“以法治國”。造成這樣的“相背馳”,需要從中西法律的相似點出發來“一窮其本,一究其用故”地發現西方社會的“法治”本質。

首先,中西“法治”的基本精神都是努力去掉主觀判斷,力求建立客觀的標準。古希臘哲學家和教育家亞裏士多德就已經有明顯而清晰的法治思想,他認為人都有情感、欲望;統治國家之人,如僅憑個人的主觀判斷處理一切國政,其情感、欲望的影響,將敗壞正常的意誌,如野獸之難於控製,雖賢者不免。然則極易使仁者暴,智者愚,公正者偏頗,廉介者貪鄙,而生心害政。為避免此種流弊,就必須去掉主觀的判斷,建立客觀的標準,而客觀的標準就是法律。一切依照客觀的法律行事,自不致受主觀的情、欲蒙蔽。所以,法律的優越乃是良好政府的標誌。被《漢書·藝文誌》列入法家代表之一的慎子,與其他法家人物如管子、商鞅和韓非等一樣,都堅信法律為客觀標準,是全民遵守的尺度,要崇尚法治而反對“人治”。《慎子·逸文》有言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其次,中西都重視法律的公布於眾,以便宣導而一體遵行。古希臘哲學家和思想家柏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31拉圖曾在《法律篇》中倡言法治,認為法律的效力不僅是事後的強製,並且也要發揮事前勸諭的功用,所以各種法律都要使人民易於理解。中國法家對此更是注重,《商君書·定分》(第章)中明確向大眾宣導的法律意識,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夫不待法令繩26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正名,愚知偏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危險。……行法令,明白易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最後,中西“法治”更多而更本質地表現為歧異性,重要而顯著的差異有兩點,即實質上不脫“人治”的中國法治和成為近代民主之體製的西方法治之間的差異和中國古無憲法和西方自上古即有多姿多彩關於憲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的差異。第一個差異在於依照中國法家的理論,君主掌握立法權,存廢由之,別無理發機構,仍不脫實質之“人治”,而西方法治及民主之思想相輔而進展,逐漸蔚成近代民主法治之體製。對此,梁啟超在其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曾對中國“立法權歸屬”評論道:“法家最大缺點,在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彼宗固力言君主當‘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力言人君‘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然問法何自出,誰實製之,則仍曰君主而已。夫法之立與廢,不過一事實中之兩麵;立法權在何人,則廢法權即在其人,此理論上當然之結果也。”法治與民主二者之間本有著密切關係,從理論而言,法治而無民主,則其所立之法,缺乏合理而穩固的基礎,民主而無法治,則放縱過甚,將形成暴民的統治;從曆史事實而言,西方法治思想之發展,也是與民主思想相輔而行的。久經曆代的闡揚與推進,終蔚成近代盛行的民主法治之體製,這與中國法家之宥於實質的人治政治者,顯有極大差異。第二個差異在於中國自古以迄於晚近與西方思想接觸之前,一直沒有一部國家的憲法。近代受西方思想影響之後,始漸有“立憲”呼聲,但到清亡之時,彼時中國仍無立憲之實。降至年南京國民政府草擬《五五憲法》開始,曆經研議會商,才1933在年月日由製憲國民大會製頒《中華民國憲法》,也是中國第一部憲法。而西19461225方自上古即有憲法的理論與實施,古希臘的城邦各有其憲法。亞裏士多德曾著《憲法論》,內載西方各國憲法即在種以上。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在西方已有深厚的基礎,150再益之以多年曆代不斷的研議發揚,乃終有近代盛行的憲政體製之產生的。①(三)近代中國法製變革的西方化傾向。

曆史的車輪是不可遏製的,席卷全球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越來越廣且深地將晚清中國卷入它的市場體係之中。西方法律體製自然是這場大規模輸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掌控著中國古老而軟弱的“德主刑輔”的“德政”命運的廢黜。曆史證明,逮至近代,中國封建法製變革的西方化傾向已經逐步明朗了。我們知道,中國曆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是我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中的法製精神與力量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大清律例》的製定工作,開始於乾隆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三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再經過高宗禦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張翰書:《比較中西政治思想》,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年月版,第—①20092105126頁。

13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遠遵行”,成為大清王朝的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結構、形式、體例、篇目與《大明律》基本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其中《律目》《諸圖》《服製》各一卷,《律例》正文卷,律文條。自乾隆五年頒律以後律文部分基本定型,極少修訂,36436後世各朝隻是不斷增修律文之後的“附例”。年,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期間,重新刊版新1877的《大清律例》,使之更為完備。對於晚清能苟延殘喘最後三十多年而言,《大清律例》在適應有近四億人口的國家需要方麵,確實立過汗馬功勞。但是,自年鴉片戰爭後,中國1840社會性質和革命重心的轉變,已經超脫於《大清律例》所維係的封建秩序,影響到傳統法律的存亡,從而內演為無法遏製的向近代化轉變的西方法製模式。這是一種異質性的變化過程,是對包括政體模式、科舉製度、對外關係在內的舊式法製框架的實質性摧毀和全盤性否定。事實上,近代中國在創製或修訂封建社會末期的法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觀念的衝突:是模仿或借鑒西方國家最新的法律概念、理論與製度,還是發展或改良中國古代傳統的製度和法律理論呢?這種矛盾的焦點是批評與辯護西法的基礎。如何接納西法的因素,並使之適應或融合到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去,這是一個顯見的大困難,然而卻是一個必須去為且必須為好的曆史使命,因為中國需要近代化的轉型!正如黃遵憲在《刑法誌一》開篇“外史氏曰”裏所言:“西人所謂民智益開則國法益詳,要非無理歟?餘讀曆代史,《西域》《北狄》諸傳每稱其刑簡令行,上下一心。妄意今之泰西諸國亦當如是,既而居日本,見其學習西法如此之詳;既而居美國,見其用法施政乃至特設議律一官,朝令夕改以時頒布,其詳更加十百倍焉。乃始歎向日所見之淺也!”因此,從總體上來講,世紀以來的世19界,充滿著重重複雜的矛盾與衝突,西方文化駸駸然而成強勢話語,中國在國勢窘迫的情態下不得不接受西學,被動地推行近代化,才能有一線生機。所以,要實現中國封建法製的近代變革,學習和借鑒外國法律就是不得不爾的首選,也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因為隻有這樣,才會出現“天下無冤民,朝廷無濫獄”的社會穩定與繁榮,“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國拿破侖而益精密,其用刑之寬嚴各隨其國俗以立之法,亦無大異。……日本有《治罪法》一書,自犯人之告發,罪案之搜查,判事之預審,法廷之公判,審院之上訴;其中捕拿之法、監禁之法、質訊之法、保釋之法、以及被告辯護之法、證人問之法,凡一切訴訟關係之人、之文書、之物件,無不有一定之法。上有所偏重,則分權於下以輕之,彼有所獨輕則立限於此以重之,務使上下彼此權衡悉平,毫無畸輕畸重之弊。窺其意欲使天下無冤民,朝廷無濫獄”。曆史已經證明,正是從鴉片戰爭之時起,在西學輸入的浪潮中,“西法東漸”,中國封建法律體係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而逐漸脫離傳統的範疇,而成為世界近代法律史的一部分了。這不能說成是中國人的一次悲哀、中國法的一種失落,而應是近代中國曆史的巨大進步,因為中國必須與世界同在,中國正將與世界同在!

(四)黃遵憲的外交經曆及其“法治”思想的形成。

推動中國傳統法的近代化,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國人往學,二是外人來教。這兩種方式往往同時並舉,交替而行,既加速了中外法界的交流,又帶動著中外關係的新調適。自從洋務運動開始某種意義上的主動外交以來,一批駐外使節、留學生等遠赴海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中國法向近現代轉變的實際過程,成為近代中國法律活動主體中的一分子,具有不可忽視的曆史作用。黃遵憲就是其中的一位出色的具有西方資產階級法律思想的先進人物。

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33在東、西洋異國的十餘年間,他以近代傑出外交家的敏銳眼光目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與繁榮,深悟到晚清政治的日薄西山,在痛定思痛中,他完成了從一位封建官吏向資產階級維新誌士的思想轉變,並在其史學巨著《日本國誌》中,提出了“萬國強由變法通”①的君主立憲改良思想。要最終實現君主立憲政體的理想,除發展對應的資本主義經濟外,確定“以法治國”的法製原則是至關重要的。世紀中葉到世紀初,包括西化而強的東方1920日本在內的外國列強用炮艦政策迫使清政府與之簽署了一係列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條約,並在華取得了割地、租地、賠款和領事裁判權等特權。麵對門戶開放以來中外摩擦爭訴不斷、法律衝突激烈的現實,早在年天津教案發生時,黃遵憲便開始關心研究時務,他曾1870“取《萬國公報》及製造局所出之書讀之”②,後又利用赴東西洋外交活動的餘暇,親身而認真地考察了日本、英美等國現時的法律製度,並仔細地研究了拿破侖法典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有關的法律著作,逐漸發現晚清中國現有的法律製度與西方法律製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導致中外發生糾紛和衝突時,西方列強以中國法律野蠻落後為名,用絕對優勢的近代戰爭迫使清政府做出放棄“治外法權”等方麵的讓步,從而形成了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隻受其母國法律的調整,而不受中國道德和法律之屬地管轄的不平等現象。在黃遵憲看來,要改變中國近代以來的主權受辱、外交軟弱被動的不利局麵,關注西方法律體係和改革中國封建法律製度就成為當務之急。首先,黃遵憲肯定中西之法律文本和實踐都是由簡到繁的逐步完善過程:“上古之刑法簡,後世之刑法繁。……餘嚐考中國之律,魏晉密於漢,唐又密於魏晉,明又密於唐,至於我大清律例又密於明。積世愈多即立法愈密,事變所趨中有不得不然之勢,雖聖君賢相不能不因時而增益”,而西方社會更是“數百年來觀摩、研究、討論、修改,(使法律文本)精密至於此,(故)能以之治國”,這種結果“固(中國)古先哲王之所不及料,抑亦後世法家之所不能知者矣”。其次,針對西方“以法治國”的良好結果,黃遵憲擬以日本自強為例,批駁中國士大夫的不諳時務。年黃遵憲出任清政府駐日1877第一任參讚,履職後實地考察日本的法製變化的進程,不僅發現了中國人對世界乃至近鄰日本的變化知之甚少,“中國士大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③為了盡快把日本明治維新“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④的經驗傳遞到祖國,黃遵憲以“外史氏曰”之責自勉,克服“考古難”“采輯難”“編纂難”“校讎難”等困難,著成《日本國誌》“以期適用”。在該著中,黃遵憲發現日本明治維新後在近代法律方麵最大的變化,就是日本為收回治外法權,逐漸放棄中華法係的傳統,轉而學習采納歐洲大陸法係的法律製度;日本在移植西方法律的過程中,在治國方略上也開始逐漸由“人治”轉向“法治”。

再次,是黃遵憲對西方“法治”思想的經典總結。他對泰西人好論的“權限”二字,進行反覆推闡,從而將西方國家的立法精神歸結為“權”“限”兩字。所謂“權”,即人權,“人無論尊卑,黃遵憲:《己亥雜詩》,載鍾培賢等編《黃遵憲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4427錢仲聯:《黃公度(遵憲)先生年譜》(同治九年條),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第頁。

②19黃遵憲:《日本國誌·自敘》,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下),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2005819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④2005613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是有效地保護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所謂“限”,即人人必須克己以奉法,隻有人人守法,才有可能使人人受到法律保護,“複立之限,以使之無縱”,也就是說,法律必須限製個人權力的濫用。做到以上兩點,就能使“全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之中,舉所謂正名定分,息爭弭患,一以法行之”。綜觀歐美各國,無論何種政體,其立法精神基本一致的,“餘觀歐美大小諸國,無論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國而已矣!”①很顯然,黃遵憲的“權限”理論是導源於穆勒《論自由》一書中的主要精神的。但他對西方立法精神的極其準確的概括,正說明他對“以法治國”的讚賞與接納,無疑是參透了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的底蘊。最後,黃遵憲極其推崇西方國家的立法製度,希望中國效仿並逐漸向法製化社會過渡。他指出,中國社會重道德而輕法律,道德的規範比法律的條文更為有效,實即是用“人治”去否定“法治”,這是社會落後的表現。而歐美各國正好相反,他們把法律當作治國保家的工具,尊之如聖經賢傳。因此,他主張要用法律來保護公民的權利,也使公民受到法律的約束。從“天賦人權”“分權自治”的人權角度出發,黃遵憲力勸中國當政者必須學習日本、歐美,建立近代法律製度,由政府主持立法,使製度合理化。這樣的“法治”思想,表現出黃遵憲要求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家立法製度來改革傳統封建的“祖宗之法”的願望。取消數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製,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國家製度,正是黃遵憲力主“以法治國”的最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

二、黃遵憲法製思想內容與意義在中國法律近代化史上,黃遵憲不僅首次向國人闡發“以法治國”思想,引入西方的“法治”概念,而且付諸實踐,在湖南新政中有所作為,對中國近代化法製建設和公序良俗的建立都產生了極大的推動力。黃遵憲近代法製思想的孕育和萌芽都離不開他的“拿來主義”,即他親身考察日本的近代法製建設,並與歐美諸國的法製體係相比較,最終以《日本國誌·刑法誌》為載體,較係統地闡明了自己的“以法治國”法製思想。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說,“刑法誌”是一部譯著,而非著作。五卷“刑法誌”主要由《治罪法》和《刑法》兩部分組成,是日本明治維新過程中頒布的最重要的兩部法典,而它們卻是日本政府決意改用西律,大量抄襲法國現成法典的結果。正如黃遵憲在《刑法誌一》開篇的“外史氏曰”中所言:“既而居日本,見其學習西法如此之詳……乃始歎向日所見之淺也!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國拿破侖而益精密,其用刑之寬嚴各隨其國俗以立之法,亦無大異,獨有所謂《治罪法》一書……窺其意欲使天下無冤民,朝廷無濫獄,嗚呼,可謂精密也已!”。在日本任參讚時,黃遵憲立即抓住日本時行的這兩部依照法國法而製定的新法,將其逐條譯成漢文,並加上自己的注解,以“刑法誌”之名,列入《日本國誌》中。同時,黃遵憲還用四卷篇幅羅舉了日本在“以法治國”法製規範下的近代民俗情狀,從正麵證實了法製社會的近代作用。可以這樣說,黃遵憲是中國第一個日本近代法的翻譯者和研究者,也是第一個輸入日本法的中國人。黃遵憲所輸入的日本法實際上是近代資本主義新刑法的經典,因此,“刑法誌”在中西的法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曆史貢獻,它不僅傳播了一整套西方法律的新名詞,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而且傳播了西方“法治”理念,如罪從法定,以法治國等,有利於中國法律觀念的近黃遵憲:《日本國誌·刑法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279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35代化。所以,當我們考察黃遵憲法製思想的內容和意義時,就必須從他“拿來”的譯著“刑法誌”中找尋他所觀察到的西方近代法製現狀和他的近代化詮釋,以及由此彰顯出來的他的法製思想。

(一)黃遵憲概括了法治內涵和特點。黃遵憲在考察研究日本仿學西方法律製度經驗時,發現日本所學的歐美國家法律製度有一個共同遵循的原則或精神,即是依據法律治理國家,“餘觀歐美大小諸國,無論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日:以法治國而已矣”。這種“法治”是“人無論尊卑,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複立之限以使之無縱,胥全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之中,舉所謂正名定分,息爭弭患,一以法行之”。他認為這種模式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此固古先哲王之所不及料,抑亦後世法家之所不能知之者矣”。日本原本與中國同屬中華法係,但是開國之後的日本為了收回喪失的“治外法權”而毅然脫離中華法係,轉植歐洲大陸法係,是進步而明智的曆史選擇。“法治”這一法律原則在治理國家中具有深層的價值,有著與“人治”截然相異的特點。黃遵憲在日本履職期間,正是日本以法國為模式製定法典的階段,此際日本外聘法國著名法學家保阿索納特先後為日本起草或製定部法典:年起草刑法典草案、年起草治罪法草案、年完成《日本訴訟財產查4187718781883封法草案》、—年完成民法典草案。其中,《治罪法》和《刑法》正式實施。黃遵憲18811890①及時將《治罪法》《刑法》翻譯成中文,既揭示了日本已改“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傳統法律模式,而開始程序法與實體法相分離的“法治”時代,又為近代中國法製變革提供新的立法體例與司法改革的樣板,具有積極而客觀的借鑒意義。對此,黃遵憲總結出源自西方譯自日本的《治罪法》《刑法》所引進的“法治”原則具有與中國傳統法製所沒有的四大特點。②一是法律形式的完備性,“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國拿破侖而益精密,其用刑之寬嚴各隨其國俗以立之法,亦無大異”,日本引進法國法典,亦具完備性,“《治罪法》一書,自犯人之告發,罪案之搜查,判事之預審,法廷之公判,審院之上訴;其中捕拿之法、監禁之法、質訊之法、保釋之法、以及被告辯護之法、證人問之法,凡一切訴訟關係之人、之文書、之物件,無不有一定之法。……嗚呼,可謂精密也已”。黃遵憲對法國法典完備性的認識是正確的,法國近代法製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拿破侖執政期間製定了一係列精致的成文法典,這些法典初步形成了法國近代法律體係,也奠定了後來歐洲大陸法係的基礎。二是法律內容的公正性,“上有所偏重,則分權於下以輕之,彼有所獨輕則立限於此以重之,務使上下彼此權衡悉平,毫無畸輕畸重之弊。窺其意欲使天下無冤民,朝廷無濫獄”。法律條文必須符合公平和正義精神,正是近現代世界法製化建設的“法治”原則的精髓之一。三是法律適用的普遍性,“人無論尊卑,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複立之限以使之無縱,胥全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之中”。這種普遍性就與現代所言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精神是同出一轍的,而與虛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中華法係法典維持“等級名分”的真實性是格格不入的。四是法律地位的至上性,“以法治國……自非舉世崇尚,數百年來觀摩,研究、討論、修改,精密至於此,能以之治國”,全麵取代“人治”模式,而成為社會形態和公共關係的常規。

(二)黃遵憲概括了法治作用和立法思想。黃遵憲在仔細研究源自西方譯自日本的《治何勤華:《日本法律發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933張銳智:《黃遵憲中的法治思想論析》,《日本研究》年第期,第—頁。

②20074686913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罪法》《刑法》等成文法典時,還注意到“法治”原則在實踐過程中的實際作用。這種作用主要在於依法規範公權、保護私權,“餘聞泰西人好論權限二字,今讀西人法律諸書,見其反覆推闡,亦不外所謂權限者”。“權”包括公權和私權,“限”就是限製或規範或保護。東西方中世紀裏,皆以公權為大,少有私權可論。當西方步入資本主義後,“分權立限”而廢“人治”之弊,舉國“法治”,深入人心,而近代以來,中國落伍於西方,“法治”附庸於“人治”的法製難辭其咎。為了實現國家安定和社會繁榮,確立法製規範,依法保障公私之權,成為世界各民族近代化的曆史使命之一。在對待公權力的態度上,黃遵憲認為日本仿照西方依法將“公權”分開行使的做法是明智之舉,可以有效地防止權力專製的產生,“泰西自羅馬一統以來,二千餘歲具有本末,其設官立政未必悉本於《周禮》,而其官無清濁之分,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其分職施治,有條不紊,極之至纖至悉,無所不到,竟一一同於《周禮》”。泰西諸國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分權立限”不僅能防止專製主義的泛濫,而且還會帶來一國之政的“平治”效果,“其國號稱平治者,蓋舉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仍散之一國之民,故上無壅財,國無廢政,而民亦無遊手”①。可見黃遵憲對西方“法治”的認識可謂深刻,對西方法治在“限製公權、保護私權”上的作用尤為欣賞,並希望清政府能夠效仿日本和歐美而推行“法治”,實現官民分權、公私分明的“平治”社會。正是在對近代“法治”作用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黃遵憲更側重於“私權”保護,認為這是一個民族國家走向法製近代化的立法思想,此即“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的立法思想。黃遵憲初抵日本,“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稍後便“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對此,黃遵憲加以深入考察,“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②。這種“卓然樹立”,正與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關係密切。明治維新後,日本斟酌損益於漢製、歐羅巴製,彬彬備矣,其中太政官權最重,後設元老院,國有大事,開院議之。而府縣在明治十一年()始選議1877員,以議地方事,亦略仿西法上下議院之意。對於日本“分權”議院的設立,黃遵憲曾有詩曰:“議員初撰欣登席,元老相從偶踦閭。豈是諸公甘仗馬?朝廷無闕諫無書”③。在他看來,日本政府設元老院和府縣開議院,正是“此固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的立法思想或精神的集中表現。“西法多民出政而君行政,權操之議院,故無諫觀”,盡管日本立法和法治施行伊始,但“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從而說明了立法“因民1890之所欲而為之”的曆史潮流勢不可擋。我們知道,世紀末,中國出現了以“天賦人權”論19為基礎的民權思想,民權思想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爭取和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思想武器,特別是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與革命派相繼在國內宣傳天賦人權思想,倡導自由平等,並進一步要求樹立“新民”榜樣,呼喚國民參政意識。這樣的立法思想,就是要求在法律上確定公民的基本權利,以憲政確保公民思想自由與身份獨立平等。在黃遵憲的整個法律思想中,“民權”“民欲”是高於一切的,他認為隻有立法確保“民欲”之權,才能使法律得到真正的黃遵憲:《日本國誌·職官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149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年),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②18902003年月版,第頁。

106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卷一第首),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年③322003月版,第頁。

1018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37實施,才能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一句話,“民欲”高於一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從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化角度而言,黃遵憲“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的立法思想,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去除官商壟斷,追求商品經濟與自由競爭;要求擺脫封建壓迫,爭取政治權利;要求反對西方列強經濟侵略,使民族工業成長的“民欲”觀。隻有“民出政”,開設議院,建立資產階級國家製度,才算從根本上做到“因民之所欲”。其目的是要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製統治、為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製造輿論,這對革除陳規陋製,弘揚時代思想具有曆史的奇光異彩。①(三)黃遵憲強烈抨擊“治外法權”,主張收回治外法權,以捍衛中國法製主權統一。鴉片戰爭後,中英兩國在年月簽訂《五口通商章程》,其中第款規定:英人與華民1843713“倘遇有交涉詞訴……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②。這是“治外法權”製度在華確立的開始。隨後列強又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強迫晚清政府承認了領事裁判權和會審公廨製度,使中國完全喪失了治外法權。黃遵憲對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會審公廨製度是深惡痛絕的。他在《日本國誌》中猛烈抨擊過這兩種有損國格的製度。在《日本國誌·鄰交誌下》(一)的“外史氏曰”中,他對“治外法權”的曆史由來和嚴重危害有深刻認識,“唯在亞細亞,理事得以己國法審斷己民,西人謂之‘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權也。治外法權始於土耳其……而今日治外法權之毒,乃遍及於亞細亞。餘考南京舊約,猶不過曰設領事官管理商賈事宜,與地方官公文往來而已,未嚐曰有犯事者歸彼懲辦也。……迨戊午歲與日本定約,遂因而及我,載在盟府,至於今而橫恣之狀有不忍言者”。

這是“治外法權”這一法律名詞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同時,他還針對“治外法權”製度下的“同罪異罰”“同事異處”的不平等現象,指出“同罪異罰,何謂公平?……同罪而異處,又何謂公平?既已許之不由地方官管轄,刑罰固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又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又有彼得此失之殊,彼外人者蓋便利極矣。而我之不肖奸民冒禁貪利,圖脫刑網,輒往往依附影射,假借外人以遂其欲”,結果是“不公不平之事積日愈多,則吾民之怨憤日深。……現行條約隱忍不改,流毒之深,安有窮期”,故而大聲疾呼國家平等和主權獨立,“夫天下萬國,無論強弱,無論大小,苟為自主,則踐我之土,即守我之令。今乃舉十數國之法律並行於開港市場一隅之地,明明為我管轄之土,有化外之民幹犯禁令,掉臂遊行,是豈徒臥榻之側容人鼾睡乎!”最後,黃遵憲出於對列強侵略行徑的抗議和對祖國主權完整的維護,他更是提出了收回司法主權的基本策略和具體步驟:“竊以為今日之勢,不能強彼以就我,先當移我以就彼。舉各國通行之律,譯采其書,別設一詞訟交涉之條,凡彼以是施,我以是報,我采彼法,以治吾民,彼雖橫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囂然以為不便,然後與之共商,略仿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圈禁罰贖代徒流笞杖,定一公例,彼此照辦,或庶幾其有成乎?

若待吾國勢既強,則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約,悉使商民歸地方官管轄,又不待言矣。”③在維護國家司法主權的精神與決心下,黃遵憲在對外交涉中確能做到不辱使命。甲午戰後,《馬關條約》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年,黃遵憲被委派主1896任鬆:《黃遵憲的政治改革思想初探》,《北方論叢》年第期,第頁。

①1995154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冊),北京:三聯書店年版,第頁。

②1195742黃遵憲:《日本國誌·鄰交誌下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③20012888913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持蘇州開埠談判,他以“蘇杭為腹地,非江海口岸比”為由,堅決否認日方企圖將蘇州辟為專管租界的無理要求,並親自擬定商埠議案,主旨在於“刻意收回治外法權”。①時北洋大臣王文韶稱讚此舉“保我固有之權,不蹈各處租界流弊。以議約大臣指為萬做不到之事”。②盡管清政府在日本壓力下最終廢棄黃遵憲的議案,蘇州最終淪為日本的專管商埠,但黃遵憲的愛國精神和維護國家司法主權的努力都是難能可貴的,值得充分肯定。當然,黃遵憲的收回“治外法權”的主張與實踐,是在承認不平等條約的前提下進行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清的衰敗和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但是,他作為我國較早要求收回治外法權,並最早提出具體措施的政治家,其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司法權獨立的愛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四)黃遵憲主張漸進地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君民共主天下”來推進社會的法製化。

從年底東渡扶桑後的四年時間內,黃遵憲親眼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不僅建立了1877君主立憲製的資本主義國家製度,而且擺脫了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危機,脫亞入歐,成為亞洲強國。黃遵憲認為這是“改從西法,革故取新”的緣故,所以建議中國要學習日本“維新之利”,並竭力撰述史著《日本國誌》,明確提出“中國應仿效英日走君主立憲之路,反對美國共和製”的主張,為戊戌變法指導思想的確立,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黃遵憲指出,中國封建專製政治已經弊端百出,其統治已經腐朽,無疑造成封建“禮治”“德治”的偏頗與無力,“以德去刑”已經不符合近代社會的發展規律了,而西方政治昌達的重要原因就在於重視“法治”。因此,隻有實行“分權自治”“以法治國”,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進而,黃遵憲又匠心獨運,把日本“君主立憲”與我國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並參考歐美等國法製的特點,設計了“百姓與政府分權自治”的政體模式,即“乃以我國政體,必當法英,而其著手次第,則欲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歸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之權歸於中央政府;盡廢今之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自朝廷,下自府縣,鹹設民選議院為出政之所(初仿日本,後仿英國)。而又將二十一行省劃分為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製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政府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誌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合眾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如此則內安民生,外聯與國,或亦足以自立乎”③。這種政體模式,既明顯地體現“君民共主天下”的立憲原則和“分權立限”的“法治”精神,又集中強調了“分權自治”的“民權”色彩,充分反映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要求參與政治、推行君主立憲改良,使中國迅速走上資本主義法製化道路的意願。需要指出的是,黃遵憲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並非一種速成,而是漸進。在他看來,所謂“立憲政體,蓋謂仿泰西製,設立國法,官民上下,分權立限,同受治於法律中也”④。很明顯,這樣的改良是循法而動的,漸進的,君臣民上下皆不得超越法律之上或被排斥於法律之外。因此,他極力推崇日本的“府縣會議”,認為它是國會開設的基礎,是資產階級議會製度的奠基石,“府縣會議之製,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59105陳錚:《黃遵憲全集》(上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2005370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黃遵憲致梁啟超③1983290書》,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200310491黃遵憲:《日本國誌·國統誌三》,(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2001246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39仿於泰西,以公國是,而伸民權,意甚美也”“是製之建,人人皆謂政出於民,於地方事狀宜莫不洞悉,坐而言,起而行,必有大可觀者也”“且府縣會之所議,專在籌地方之稅以供府縣之用,官為民籌費而民疑,民為民籌費而民信,民自以為分官之權謀己之利,而官無籌費之名,得因民之利以治民之事,其所議之當否,官又得操縱取舍於其間,終不至於偏菀偏枯,使豪農富商罔利以為民害,故議會者,設法之至巧者也。”①在詳細介紹日本采用議政官、行政官、刑法官“三權分立”的“君民共主製”的設置過程之後,希望中國仿效之,使“處士橫議,變封建為郡縣”“庶人議政,倡國立為共和”,惟此方能“治亂”。盡管這種設想過於朦朧、粗糙,但他提出的中央與地方“分權而治”、人民事務“自治”、設立“民選議院”“為民出政”等思想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黃遵憲曾在湖南新政中創立了省級基層議會南學會,就是這種設想的嚐試,顯示出較好的效果。上述設議院、開國會、“民分官權”的設想和立法、行政、刑法分立的“法治”實踐,雖然抽象、零碎,不夠徹底,但它從實質上否定了中國封建專製統治和等級製度,是“君民共主天下”理想的渲泄和追求。因此,黃遵憲所持的君主立憲思想,並非是其思想上的退步和保守,也是他對晚清國情深入了解的必然結果。在頑固保守勢力強大,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情況下,隻能通過漸變式的“自上而下”改革來實現強國之夢。君主立憲作為改良的手段和目標,在當時絕非道聽途說的政治投機,而是一種成熟的係統的堅定的政治選擇!

從“以法治國”法製化到“君主立憲”政體化,黃遵憲以《日本國誌》為載體將西方近代法製現狀與政體改革經驗傳遞到國內,不僅為清政府解決治外法權和對內法製建設提供切實可行的參考藍本,也直接或間接地啟動了戊戌變法中的法製建設及其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清末法律近代化和司法改革活動。盡管這兩場法製改革未獲成功,但它在客觀上次第打破了沿用兩千多年的中華法係司法傳統,為初步實現中國法律製度的近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黃遵憲法製思想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

首先,從當時政治與社會意義上來看,黃遵憲將西方民主和法律思想介紹和引入國內,有利於中國人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對促進我國封建法製向近代資本主義法製的過渡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黃遵憲將西方國家的立法精神歸結為“權”“限”兩字,立意正在於對封建專製權力的限製與否定。同時,黃遵憲對中國封建“人治”的否定,目的就是告誡國人“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向封建主義爭取政治權力的要求。但是,無可否認的一點是,黃遵憲“以法治國”法製思想從屬於維新政治的需求,是作為實現君主立憲政體這個大目標而漸進實行的“法治”化步驟,或說是他的維新政治思想的組成部分或一種補充,因而具有一定的改良傾向。

其次,從法學實踐的意義上來看,盡管黃遵憲“以法治國”法製思想隨著戊戌變法失敗而束之高閣,但他對中西法製文化交流的曆史貢獻是載入史冊的。近代法製文化是源於歐洲譯自日本的,而其中的橋梁性奠基人物就是黃遵憲。在近代化史上,世紀年代至1960年代是中日兩國同在西方的巨大壓力下為實現各自近代化而展開競爭的時期,在“大開90門戶吸納西學”上,中日之間呈現截然不同的反應態度與實踐速度,日本以全麵西化的熱情和采納資本主義模式,迅速崛起,至年代末,隨著出洋學生的學成回國、聘請外教造就1880黃遵憲:《日本國誌·職官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17814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的人才逐步開始任事,日本擺脫中譯本而徑直輸入西方文化的條件逐漸成熟,開始告別傳統中國文化,進入“脫亞入歐”階段。中日兩國傳統的文化關係開始逆轉,日本推行近代化的成功經驗引起一部分先進中國人的關注,經過日本化了的西方製度和知識也開始影響中國。這個轉折點,就是由—年甲午戰爭來全麵推進的,西方文化從此駸駸東來,18941895勢不可擋。但是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來講,日本西化以後的文化之影響中國,大約開始於甲午之戰十多年前,即出使日本大臣的觀察和記述中。如首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的《使東述略》(年)和曾赴外洋遊曆的兵部郎中傅雲龍的《遊曆日本圖經·餘記》(年)、18771887刑部主事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年)、首任駐日參讚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年初18881887撰,年刊行)等書籍當中,都不同程度地記載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靡然以泰西為式1895的製度、器物、語言、文字的新情況,而且內容越來越詳細。盡管《日本國誌》不是中文著作裏最早觀察記錄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製度變化的著作,但無論從內容之翔實,還是其後影響力方麵,它都是一部這一曆史時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溝通中西兩個世界的不朽之作之一。《日本國誌》按照中國傳統史書的體例,列有“刑法誌”五卷,其最有價值者是黃遵憲將日本明治十四年頒行的《治罪法》(即“刑事訴訟法”)和《刑法》(又稱舊刑法)全部翻譯成中文,並加以自己的注解。可以說,黃遵憲當時已是最權威的日本近代法律專家。將日本這兩部法律的日文原本與《刑法誌》裏的中譯本進行對照,可見原文中除夾雜以個別的假名之外,條文裏的名詞幾乎全部使用漢字。中譯本《刑法誌》除了將原文裏麵凡是有假名的名詞或術語裏的假名予以刪除,並按照中國人的表達習慣對一些字詞重新加以調整,餘者則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作為改革傳統法律的起點,日本的《治罪法》《刑法》都是在翻譯和仿照法國的法律的基礎上製定的,而這種新法不得不創造新詞以表達新的概念,漢字漢語的現有文字概念無法滿足其需,因而法律文本中實際已經包含著許多被日語化了的新的法律用詞。黃遵憲翻譯這兩部法律文本,自是要在譯文當中隨處針對西方新詞和日語化新詞進行必要的解釋,因此無可辯駁地成為向中國輸入西方化和日本化的西方法製文化的代表人物了。當然,日本明治維新過程中頒行的法律不僅僅隻有刑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是在其後頒行的。日本編纂民法典始於明治三年(),年草案告成,後經反複修18701888訂,直到年完成並予實施;商法典於年實施;民事訴訟法於年實施。黃遵189818991890憲在日本履職四年多,便於年調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故難在《日本國誌》中將日本民1882商法典寫入,隻得命名為《刑法誌》了。①不過,五卷《刑法誌》中所包含的新概念,已有或影射有關民商法典的詞彙。這些代表西方文化的法律詞彙和比較係統準確的想法知識,在譯出而纂入《日本國誌》中,已經充分表示出黃遵憲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貢獻了。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國誌·刑法誌》在語言概念上的創新新詞彙,有關於一般法律名詞,如法律、刑法、權利、法庭、保釋、權限、以法治國、法製、司法、總則、民法、刑事、公權、警察、司法卿、民權、監獄規則、義務、高等法院、犯罪、治安、檢察官、民事、防衛、配偶、傳染病、危害品、販賣、私營、瀆職、謀殺、故殺、自殺、逮捕、遺失、贓物等詞句;有關於訴訟審訊的名詞,如被告、辯護、訴訟、上訴、公訴、私訴、裁判官、書記、裁判、檢事、檢事長、控訴、拘引狀、拘留狀、傳喚、王健:《溝通兩個世界的法律意義:晚清西方法的輸入與法律新詞初探》,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①

社年月版,第—頁。

200110239243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41投案、收監狀、傳喚狀、物色狀、監護、訊問、陳辯、作證、延期、宣誓、保證金、訴訟文書、注銷、通報、翻供、回避、判決、職權、議會局、旁聽、代言人、辯護人、傳單、搜查、起訴、告發、反證、原告人、預審、監禁、自首、證據、被告人、對質、證人、鑒定、保釋、公判、再審、執行、複權、特赦、誣告等詞句;有關於定罪量刑名詞,如禁治產、附帶罪、外患罪、違警罪、罪名、罪證、釋放、罰金、拘留、現行犯罪、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懲役場、法例、刑例、刑名、主刑、附加刑、處分、刑期計算、假出獄、刑滿免除、不論罪、酌量減輕、再犯加重、數罪俱罰、共犯、正犯、從犯、未遂犯罪、囚徒、私造、妨害、信用、偽造、偽造罪、脅迫之罪、墮胎之罪、遺棄之罪、重婚之罪、教誘之罪、誹謗罪等詞句,不勝枚舉。上述新詞彙,對當時中國人而言,都幾乎是陌生的,故黃遵憲在翻譯和編纂《刑法誌》時,對其中新名詞予以必要而準確的解釋,在《刑法誌》中隨處可見,在此不作贅例。但需指出的是,黃遵憲的翻譯和解釋在今天看來,難免有不確切、甚至錯誤之處,有些比較繁瑣,如所譯《治罪法》第四五章的標題名為“定裁判所管之訴”和“為保安或避嫌移轉所之訴”,今天翻譯即可用“管轄”和“回避”之詞而簡練之;《刑法》第二編第五章中的“害養生道罪”,其實就是現在所言的“危害健康罪”。如此種種有待完善之處,我們當不可苛求,而應以“博雅君子,諒無哂之”①的胸懷,來發揚光大黃遵憲蘊含在《日本國誌》中的愛國之心和維新精神。《日本國誌》的不足是次要的,貢獻是主要的,畢竟瑕不掩瑜。我們“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②。黃遵憲在《刑法誌》中向後人提供的東西,正是這些西方法律的新詞彙,是中國人自己引進的第一批法學新名詞,也是中國人第一次理解並傳播了這些新法律知識,其中的一部分曆時一百多年,一直使用到今天,不但成為中國近代法學的有機構成部分,而且有被納入漢語詞彙,成為我們的通用語言。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黃遵憲譯纂《刑法誌》的價值正在於它為中國法律近代化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成為中國法律近代化的一塊磐石。

最後,從當今曆史借鑒的意義上來看,黃遵憲“以法治國”法製思想的合理內核與實踐經驗對當前我國的民主法製建設確實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益的曆史性借鑒。在中國近代史上,黃遵憲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麵、有影響的人物。他一生雖曆無數的內憂外患,卻增添和豐富了他比當時一般人所沒有或不同的經驗和思想。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是近代中國人寫的第一部綜合性的研究日本(尤其明治維新史)的巨著,同時又是維新派中第一部提倡仿效日本走變法道路的理論著作,盡萃其中的西方進化論、民約論和“法治”思想依然是當前中國人了解西方近代文化的理論前提。而黃遵憲在湘“新政”設立的保衛局,開創了我國近代警察製度的先河,是中國法製史上的一個創造,在倡導“民權”、加強“法治”方麵是具有積極的曆史意義的。黃遵憲也因之成為創建我國近代警察製度的先驅,其警政思想和實踐對當時戊戌變法的推動和我國近代警政工作的開展均產生過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功不可沒。最重要的一點是,黃遵憲“以法治國”法製思想最能給我們以曆史性借鑒的,當數他對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我們知道,維係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秩序,有兩個條件不可或缺:一是有一套現行有效的規範體係,二是有保障這套規範能夠良好運作的人。在向近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時務報》年版,序例。

①1896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8415414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現代轉型的文明社會裏,法律與人是不可分離的統一體,“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法可依”方期“執法必嚴”。作為晚清時期深諳中西法律秩序的一位外交家、維新政治家,黃遵憲在這兩方麵是頗有建樹的。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法製建設所遵循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等原則,都可以從黃遵憲的“法治”思想中找到萌芽或者說是影子。黃遵憲主張君主立憲的憲法、主張司法公正的審判原則,實質上就是“有法可依”之“法”的總綱;主張的整頓吏治、培養執法人才、創辦警察製度等,實質上就是對“有法必依”的執法人士的內在要求,是對“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製本性的客觀追求,目的全在於建設一個人人知法、人人守法的穩定而富強的社會。這種理想,能不說成是前人黃遵憲與我們所追求的共通之處嗎?正是因此,黃遵憲的“法治”思想和實踐在中國近代化建設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思想啟蒙意義。

第三節黃遵憲法治社會的良秩化實踐與傳統“人治”社會相比,黃遵憲力倡的“法治”社會是近代化公序良俗的理論基礎和法製變革的實踐產物。從“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的立法思想出發,黃遵憲否定了中國傳統的專製製度和等級製度,為促進中國由封建法製轉向資本主義民主法治做出了積極而具有時代意義的輿論準備。為了構建“以法治國”的近代國家體製和公序良俗的近代社會,黃遵憲從外交職位上卸職赴湘,與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一批資產階級先進分子一起,開創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前奏———湖南新政,一時“民智驟開,士氣大昌”,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的地方性法治社會的創建,為其他省份乃至全國性的公序良俗化建設提供了法治實踐的榜樣。

一、湖南新政期間的移風易俗從戊戌變法的廣義而言,自年公車上書之始,到年戊戌政變止,全國各省要18951898求變法的呼聲或實踐此起彼伏,而湖南新政是這個過程中的亮點,而且成效最大,影響深遠。其中,黃遵憲的貢獻至關重要。首先,他輿論準備的充足,除康梁鼓吹變法外,黃遵憲先期就完成了巨著《日本國誌》,主張效仿日本以變法自強,公車上書之前,該著又得到駐法公使薛福成賜序,並被稱為“奇書”,隨後出版就風靡一時,成為維新派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其次是他的身體力行。作為戊戌變法在基層的呼應,全國僅有湖南一省搞得風生水起,新政迭出,走在了變法的前列,成為戊戌變法的熱身,光緒帝亦多寄厚望。如果說巡撫陳寶箴是湖南新政的主將,那麼時任湖南按察使的黃遵憲則是湖南新政的靈魂,時維新巨擘之一的梁啟超已有言論,“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①。而整個湖南新政的卓有成效,與黃遵憲關係密切,“更為重要的是若幹製度方麵的變革,它們大部分是在黃遵憲指導下進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政變正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一),神州國光社年版,第①1953頁。

283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43的”。①最後,由於湖南新政有聲有色,黃遵憲先得翰林院待讀學士徐致靖保薦,戊戌年得蒙皇寵而被召命為三品京堂出使日本,惜上京奉旨時,染病滯留上海,後遭太後緝查險誅,因各國使館幹預才“放歸”桑梓而永不敘用。

傾向變法的陳寶箴在年月赴任湖南巡撫,是湖南新政的肇端。在此之前,學189510政江標已開始在教育領域進行了一些改革。陳巡撫蒞湘後積極發動同誌,大力推行新政,開礦辦廠,改革書院,發展文教,以“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根基,足備非常之變”②。湖南新政取得一些成效,但直到年夏黃遵憲赴湘之前,其種種舉措仍未脫世紀年代18971960以來洋務派自強運動的窠臼,主要還是局限於開礦設廠、修路造船等器物層麵的改革。③歸國後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的黃遵憲,於年月中旬奉旨入京。次月受到光緒帝的18969特旨召見。懾於內憂外患而決意變法的光緒帝垂問黃遵憲:“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他回答說:“泰西之強,率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④此語令光緒帝先是驚訝而後會意而笑,稍後命派黃遵憲為出使英國或德國大臣,不料卻相繼遭到對方拒絕。⑤對此,黃遵憲坦然處之,而同道者扼腕歎息,如汪大燮在致汪康年函中稱:“公丈(即黃遵憲)存心之公忠,辦理幹練,當世無與為比,而轉多波折……可歎可歎!……以公老之才,非南北洋即譯署當家,方足展布,而國家未必盡知,盡知之亦未必能如此破格,反惹出如此風波,真正可恨可恨!”直到年月,受帝師翁同龢舉薦,黃遵憲才被任命為湖南⑥18977長寶鹽法道。離京前,黃遵憲拜訪了翁同龢,暢談時局及應對之策,認為當務之急有三事,“第一事開學堂;二事緩海軍,急陸軍;三事海軍用守不用戰。三大可慮:一教案,一流寇,一歐洲戰事,有一於此,中國必有瓜分之勢”。⑦正是抱著這些當務之急的問題,黃遵憲是月就義無反顧地入湘,不僅以“變法”“民權”為旗幟,更使湖南新政明顯帶有日本明治維新的色彩,使先前類似洋務器物的變革改為為政教科技之革新。隨著徐仁鑄、梁啟超、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譚嗣同等人相繼入湘,湘省慷慨奮發之士如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樊錐、易鼎等人也紛紛彙集在一起。陳寶箴、江標、黃遵憲在這一大批維新誌士的推動和合作下,在湖南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湖南新政,使該省政治、經濟、軍事、法製、文化、教育等眾多方麵都出現了嶄新的現象,成為戊戌變法在地方上的唯一亮點。湖南新政期間,黃遵憲身兼數職,他曾致友人信函,言稱:“弟仍署臬篆,兼及保衛局、遷善所、課吏館及(南)學會、(時[美]張灝:《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年》,見[美]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①18901898曆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年》(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第180019111993頁。

354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錢文忠標點《散原精舍文集》(卷五),遼寧教育出版社年版,第②1998頁。

74王栻:《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86157黃遵憲:《己亥雜詩》“堯天到此日方中,萬國強由變法通”一詩及自注,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④

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19816838吳天任:《黃公度(遵憲)先生傳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⑤1972140147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⑥1986751752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六),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⑦1998301514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務)學堂各事,殊覺日不暇給。”①其中,黃遵憲對湖南新政中“辦有端緒”的教育、警察、司法等方麵的改革,貢獻尤巨。②與同時代的改良主義者,如鄭觀應、王韜、陳熾等相比,黃遵憲不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涉及政體、立法製度、司法程序和治外法權等“法治”觀念,而且更注重“法治”理論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實踐與應用。這不僅是他更深刻了解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地方,也是他在湘讚襄“新政”的一大特點。縱觀黃遵憲在湖南新政中的作為,其中關乎到法治社會下的移風易俗的變革細節,至今仍是研究黃遵憲作為政治維新家與法律思想家的重要對象。

(一)創設課吏館,目的是要以法治精神來規範吏治秩序,以法治學識來造就執法人才。

這是實現近代公序良俗的法治社會的最重要一環,也是湖南新政中較早舉辦的一項政治舉措。黃遵憲沿著科舉之路攀升,很早便涉足官場,較能係統地了解當時中國的官僚體製,對其特點亦頗為熟悉。加上多年的海外見聞,他深切地感受到這種官僚體製的僵化、沒落和自封,不利於維新變法事業的發展。所以,黃遵憲對中國封建製度的批判,就首先從分析傳統的封建官僚機構入手,抽絲剝繭,指出了官民關係如寇仇的根源。他認為我國封建官僚製度本身的建構已是相當嚴密,“郡縣之世,設官之治民,慮其不學也,於是有選法;慮其不法與不肖也,於是有處分之法,有大計之法。求官之治民,亦可謂至周至密至纖至悉矣”,但是這種官製,是“舉一府一縣數十萬人之命,委之於二三官長之手,曰是則是,曰非則非,而此二三官長者,又委之幕友書吏家丁差役之手,而臥治焉,而畫諾坐嘯焉,國烏得而治?故郡縣之世,其設官甚公,而政體則甚私也”③。如此弊端叢生,民不堪苦,故而官民關係緊張,對立,“積日既久,官與民無一相信,浸假而相怨相疑相誹,遂使離心離德,壅蔽否塞,泛泛然若不係之舟,聽民之自生自殺自養,官若不相與者,而不賢者複舞文以弄法,秉權以肆虐,以民為魚肉,以已為刀砧”,結果是“民反以官為擾,而樂於無官”。這樣的吏治腐敗,造成了官民關係不和諧,而封建官吏也隻不過是“宴會之生客,逆旅之過客”④,他們必然故步自封,盲目自大,排斥和詆毀西學,已是於民不利,於國無益,因此官製改革與吏治整肅自然是勢在必行的了。湖南巡撫陳寶箴銳意革新,他以“整頓吏治”為急務,在罷黜了好幾個貪官昏吏之後,專門指示黃遵憲設立“課吏館”,並總理其事。黃遵憲深以為是,“查政治賴乎人才,人才成於學問”,在“時事當需才孔亟之秋,朝廷已深知不學無術之弊”之時設立課吏館,“若統全省官吏而科之,推科舉之變格,宏課吏之規模,教於未用之先,詢以方用之事”,就可以“察吏之外,兼以所學之淺深,課其政之殿最,用以賢製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之意,一勸之以學”。因此,他竭力做到“吏治以肅,賢能以用”,為新政保證合格的執法人才。針黃遵憲:《致王秉恩函》(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年月日),載陳錚編《黃遵憲全①1898313集》(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2005414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湖南廣東情形》,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一),神州國光社年版,第②1953頁。

303黃遵憲:《南學會第一、二次講義》,載《黃遵憲文集》,日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③1991102頁。

黃遵憲:《南學會第一、二次講義》,載《黃遵憲文集》,日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④1991103頁。

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45對課吏館“雖有課吏之名,仍於吏治無裨”①的弊端,黃遵憲負責製定了《湖南改定課吏館章程》,其中規定:“館中各課,現分為六類,一曰學校(造士育才之法),二曰農工(務財訓農勸工興業之法),三曰工程(治道路通溝洫修城池之法),四曰刑名(考律例清訟獄處罪犯之法),五曰緝捕(盜賊會匪棍惡一切查緝之法),六曰交涉(通商遊曆傳教一切保護之法)。②此六項之課,前三項與啟蒙有關,以開導官僚們;而刑名、緝捕與隨後督辦的保衛局同旨,至於交涉,則為外交之法範疇。課吏館有培訓、監督等功能,更具吏治整頓的要旨,其間,“在任多年,匿比匪人,聲名甚劣”的常德府知府文傑被革職,湘潭縣丞代理等亦因“舉動荒謬”遭罷免。③實踐證明,課吏館的建立和嚴肅的整頓,對那些“胸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為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為何政”④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們的頭腦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思想啟蒙,目的就是“使政府官員能在省內的維新運動中起到帶頭作用”。⑤由是可見,課吏館中訓練官員,整肅吏治主要是圍繞變法而展開的,為封建官製的改革或多或少地掃除了一定的障礙,並造就了一批變法人才,影響力是不容抹煞的。在整頓吏治的同時,為培養執法的後繼人才,以黃遵憲為首的湖南省署官員和諸紳於年月在長沙創辦了時務學堂。它是湖南最早的一所新式學堂,也是引進和推行西18979方政法教育的新模式。時務學堂目的是開民智而育人才,同樣具有移風易俗的革新意義,但它主要關乎近代教育的,擬在第三章文教之革裏講述,這裏暫不贅言之。

(二)組織南學會,以開啟紳智和合大群,更在南學會帶動下組建更多學會,以加速社會的移風易俗。南學會正式成立於年月,並發布有《南學會大概章程》。最初建議應18982將南學會辦成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就是黃遵憲,頗具開化之勇。南學會從本質上屬於政體改革的實踐,擬在第五章政體之踐裏講述,這裏暫不贅言。南學會在開啟紳智方麵成果卓著,對法製社會下的近代公序形成有積極意義。在南學會之下,維新派在湖南新政中還設有各種專門學會,直接移風易俗,如學戰會、延年會、法律會、群萌學會、公法學會和不纏足會等。這些學會各自有其學習講授的內容,以自願參加為原則,對於普及國民教育,啟發民眾的思想,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新學和民主民權思想都起過一定的作用。這既是維新派用於思想啟蒙的一種重要的組織手段,也是用它來作為組織群眾和擴大自己力量的手段。其中,最體現移風易俗的當屬不纏足會。戊戌變法前夕,梁啟超在上海以《時務報》名義組織不纏足會,黃遵憲是湖南入會的第一人。而在任湖南長寶鹽法道、署湖南按察使時,黃遵憲多次發布告示和批文,嚴禁婦女纏足。在《湘報》第號發表的湖南開辦不纏足會董事題28名中,黃遵憲列名榜首。在《湘報》第號發表的《黃公度廉訪批》“勸諭論幼女不纏足示”53中,他指斥“纏足一事,貽害無窮,作俑千年,流毒四域”,明令禁止纏足,並誓將纏足之風“早黃遵憲:《黃公度(遵憲)廉訪會籌課吏館詳文》(《湘報》第號,光緒年月日),載《黃遵①1124226憲文集》,日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頁。

1991274黃遵憲:《黃公度(遵憲)廉訪會籌課吏館詳文》,《黃遵憲文集》,日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②1991版,第頁。

294譚元亨:《黃遵憲與湖南新政》,《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年第期,第頁。

③2009362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湖南廣東情景》,《飲冰室合集·專集》(卷一),中華書局年版,第④1989頁。

135[美]費正清等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⑤199335414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除一日,即早脫一日之厄;多救一人,即多得一人之用。以存天理,以敦人倫,以保人權,以全生命,以厚風俗,以葆種族”,否則“四萬萬人半成無用之物”,必將使民族衰弱。很顯然,黃遵憲將纏足之害上升到“人權”高度,認為纏足是中華文化退化的最顯著的標誌之一,提出“今以不纏足為富國強種根本”,主張加入不纏足會的同人“編列會籍,互通婚姻”。黃遵憲反纏足的思想一以貫之,反映了他要求解放婦女、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心情之迫切,深刻表現了他的愛國情懷和民族遠見。在《湘報》第號發布的《臬憲告示》(即“禁纏足告示”)55中,黃遵憲再次痛陳婦女纏足之害,嚴斥纏足風俗傷天害理,這種刖足割肉的“古之酷刑”使“幾席之間,忽來屠伯之酷;閨房之內,竟同獄吏之尊”,似此“借殺人以媚人,肢體何物,以供戲玩,骨肉至親,使之誨淫”陋俗,“何異乎劉?嗜殺,涎蛟而下酒;鬱林取樂,聚蠍以螫人”,接著他曆數婦女纏足之害有七:一曰“廢天理”,二曰“傷人倫”,三曰“削人權”,四曰“害家事”,五曰“損生命”,六曰“敗風俗”,七曰“戕種族”。纏足不僅是嚴重損害婦女健康和踐踏婦女“人權”的殘忍行為,而且也是國家富強的最大障礙,因為它把“四萬萬人半成無用之物”。他呼籲,為了建立一個能經得起生存競爭的強大民族國家,必須堅決禁絕婦女纏足的劣習。黃遵憲嚴禁纏足的告示,“反複千餘言,詞旨朗然可誦”,表達了他對婦女遭受痛苦和恥辱的同情,從某種意義上說,黃遵憲也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位熱心的倡導者。①與各類學會相呼應的湖南新政中,還需提及可與黃遵憲先前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媲美的《湘學報》(旬刊),該報創刊於年月日,早於南學會成立十個月,由學政江標、按察使1897423黃遵憲等擔任掛名督辦,實際編輯工作主要由唐才常、蔡鍾濬、楊毓麟等負責。欄目內容分為史學、時務、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類,以向湖南士紳係統地“講求中西有用諸學”,宣傳維新派的政治主張。為了適應湖南和全國維新變法運動的發展態勢,年月日,《湘189837學報》改辦日刊《湘報》,由唐才常任主筆,內容除《湘學報》所具之外,還增加格致淺例各門及國內外政治、學術、宗教、法律等。黃遵憲、譚嗣同等人在南學會的講演稿,皆在《湘報》裏刊出,廣為傳播。《湘報》出版後,湖南風氣為之一變,國內“讀者鹹仰湘才若在天上”②,有力地推動了湖南知識分子和青年一代的思想解放,也弘揚了湖南新政的近代化公序良俗的法治原則。

(三)創辦保衛局,推行官民共理天下的警察製度,致力實現法治社會的公序良俗,最終為成功改革封建政體服務。黃遵憲在遊曆日本與歐美等國的過程中,對這些國家社會安定、公共秩序井然深有體會,認為這與它們的警察製度關係密切,“餘聞歐美諸國,入其疆,皆田野治道途修人民和樂令行政舉,初不知其操何術以致此,既乃知為警察之功”。進而對此予以詳考,“餘考歐洲警察之製,大抵每一萬戶則設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數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廣衢要道,則持棍而立者,遠近相望,呼應相接。是故國家出一政布一令,則警察吏奉命而行,極之至纖至悉無不到。人民犯一法觸一禁,則警察吏伺其蹤察其跡,使不得或逃法網。地方有闕失,風俗有敗壞,則警察吏指摘其失,匡救其惡而整理之。蓋宣上德意以下行,察民過失以上聞,皆警察吏之是賴”。據此,他得出了結論,“然則有國家者,欲治國安鄭海麟:《黃遵憲傳》,北京:中華書局年月版,第—頁。

①20067376377譚嗣同:《上歐陽中鵠·十五》,《譚嗣同全集》(下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981472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47人,其必自警察始矣”①。基於這樣的考察和認識,黃遵憲形成了一套自已的警政思想,並特別專注於將這些製度移植到中國。在湖南維新誌士的支持和幫助下,他終於將自己的警政思想付諸實踐,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警察組織———湖南保衛局。黃遵憲對警察製度是寄予厚望的,“念警察一局,為萬政萬事根本。誠使官民合力,聽民之籌款,許民之襄辦,則地方自治之規模隱寓於其中,而民智從此而開,民權亦從此而伸”②。因此,在湖南推行新政時,他就視警察為“凡百新政之根底”,“若此根底不立,則無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③。在《日本國誌·職官誌》中,黃遵憲對警察在維護統治、打擊罪犯、促進治安、交通管理、戶籍管理、消防衛生以及服務百姓等職能方麵做過具體的論證,並對警察職能做出了總體概括:“凡警察職務,在保護人民。一去害,二衛生,三檢非違,四索罪犯”④。可見,他對保衛局和警察之於創建公序良俗和法製化社會的高度倚重。這些具體職能也幾乎一字不漏地被寫進《湖南保衛局章程》之中。與此同時,黃遵憲還重視對警察權力的防範與製約,“對於警察,既要授之以權,又須立之以限。既要充分發揮警察的職能作用,又要對其警察權力加以嚴格限製,防範警察權力被濫用。隻有二者兼顧,才能做到積久而無弊”⑤。在他看來,警察權力是一種很特殊的權力,“治民之最有實力者”,若“苟無保民之意貫注於其中,則數十輩嘯聚成群之虎狼,助民賊之威,縱民賊之欲,苛政之猛,必且驅天下之大亂”⑥。在《湖南保衛局章程》中就有不少條款是對警察權力限製的規定。所有這些都足以證明:黃遵憲創辦保衛局絕非一時衝動,也非照搬照抄,而是他長期積累的警政思想的結晶和體現,充分反映出他的務實求穩、孜孜於政的政治革新家的氣量和風範。湖南保衛局具有司法部門兼行政部門的作用,是踐行立憲政體的漸進性的政治舉措,又具備地方自治和軍事保障的意義,是對外交往和抵禦列強侵華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嚐試。這在其後的軍事近代化和立憲細節中予以別述。

(四)設立遷善所,規範刑罰製度,完善司法程序。遷善所對於安排社會閑散人員就業及改造犯人,穩定社會的治安秩序,能起一定的作用,是作為保衛局的一種組織補充。我們知道,清朝法律以酷刑著稱,其刑律不僅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還實行淩遲、梟首等酷刑。《大清律例》頒布後,統治者還采用比附審判製,使“判例”不斷增多,並經常與近代法律規範相衝突。特別是清朝末期,由於反清起義不斷爆發,清政府為維護其反動統治,常以嚴刑峻法來鎮壓人民,貪官汙吏愈加為虎作倀,胡作非為;再加上外國列強無視中國司法主權,致使晚清法製混亂不堪,人民苦不堪言。黃遵憲赴任湖南按察使後,除極力協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外,更在自己主管的司法工作(如刑獄裁判)中,積極進行社會的綜合治理,倡導社會改造,大力消除社會醜惡現象。針對當時湖南“獄訟之繁,人犯之多,積弊重之,久滋黃遵憲:《日本國誌·職官誌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175176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黃遵憲文集》,日本東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②1991298頁。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湖南廣東情景》,《飲冰室合集·專集》(卷一),中華書局年版,第③1989頁。

143黃遵憲:《日本國誌·職官誌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20012176黃遵憲:《日本國誌·職官誌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⑤20012176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第號),《中國哲學》(第八輯),三聯書店年版,第頁。

⑥33198238414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垢病”的不正常現象,他親自下獄觀察,目睹許多獄吏濫施酷刑,致使“十囚五死,若遇天災,更不堪問”。再審所積之案,見“有濫控之犯,如借故陷害,一紙牽誣多至數十人者”,“有暫羈候審,久而忘其所以者”①等荒唐之判獄時,極感憤慨,旋即對此進行嚴肅地整頓。在《通飭各州縣慎重刑獄劄》文中,黃遵憲提出了十五條裁判刑獄改革方案,責令嚴厲執行。這些措施主要表現有:()釋放被濫控者,及被久羈之輕罪者;()廢除一些酷刑,並設立檢查製12度,發現濫用酷刑吏者,嚴拿是問;()親審疑難案件,深入調查,依法判案,糾正冤假錯案;3

()對“難遂釋放者,由官設立公所,教以工藝,期有恒業,化莠為良”。這些改革無疑對刑事4

司法裁判程序的規範化和刑獄人道主義倡導,都起到一定警醒和促進作用。為了進一步使司法工作落到實處,黃遵憲在加強犯人的監獄管理方麵下足工夫。他設立遷善所,將“審實發落之犯人,發交遷善所”,而且親定《湖南遷善所章程》,進一步完善監獄製度,加強對犯人的管理和感化,以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穩定,有力地配合湖南變法的開展。遷善所規定了較為寬容的製度。在生活方麵,每個犯人定有床鋪,發給衣被,保證飯食,定期洗浴;在勞動改造方麵,規定工藝時程,督促犯人學習織布、製衣、加工竹木器等技術;在報酬方麵,規定“除歸還物料成本外”,“以五成彌補飯食,以五成使其出所時給為資本”②。遷善所肩負著懲治和感化犯人的任務,其改革後的監獄製度體現了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對於化莠為良、淨化社會風氣起過相當大的作用。盡管黃遵憲署理湖南按察使的時間不長,但他改革司法程序、完善刑罰的實踐活動,反映出資產階級法製觀念和“法治”精神對他的啟迪,體現了現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精神。從內容上看,這些新製度在中國裁判與刑獄製度史上應該是空前的一次重大改良,是對中國封建刑法的酷刑和懲罰無法限等原則的根本否定,是近代中國的依法審判、以法治獄的較早嚐試,無疑對此後的司法建設具有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上述湖南新政中關乎法製化社會的公序良俗舉措,是黃遵憲參與或主事而獲得較大效果的事項,而其他諸如農事、工業、商務等關乎公序良俗的事務,都由湖南紳民自己去講求,實際上是將以往政府與百姓一些矛盾下放給地方和民間去處理,以便培養百姓處理問題的能力和獨立性,所謂“自治其身,自治其鄉”,從而達於“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聯合之力,收群謀之益”③的公序良俗之效。綜觀黃遵憲在湖南新政中的活動,可以這樣說,他是湖南維新派中唯一對資產階級政治製度有切身體驗的人。正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言:“他對於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識,特別是他對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興起的理解,是年以後在湖南1895開始製度革新的靈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④他早些年寫成的《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在湖南維新派中廣泛傳閱,實際上成為湖南新政取法日本實行改革的標本。因此,湖南新政中凡一切改革章程條例,都是由他參酌東西各國製度親手訂定或被顧問而訂立。這些大膽嚐試,已經表明以黃遵憲為主要代表的湖南維新派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製度和法律文化的理解已然突破了觀念層麵而深入到實踐層麵,這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黃遵憲:《湖南署臬司黃通飭各州縣慎重刑獄劄文》,《湘報》(第號)。

①73黃遵憲:《遷善所章程》,《湘報》(第七、八號)。

②黃遵憲:《南學會第一、二次講義》,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③2003406頁。

407[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5352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49社會意義。

二、近代中國公序良俗的萌生中國近代史無疑是伴隨著西方社會的強烈衝擊而開始的,虎門銷煙未盡,中國就“被大炮轟出中世紀”,“可憐裹屍無馬革,巨炮一震成煙塵”。①西方列強不僅僅打開了中國的海關,也打破了幾千年來以中國為中心的迷夢。晚清時期,中國已經不再是曆史上那個威儀天下的泱泱帝國了,社會各方麵的矛盾在“千年未有之變局”麵前已經逐漸暴露出來。鴉片戰爭的肇啟和敗北注定了這個東方大國衰敗的濫觴,本來似乎可以用固有經驗來感知、解決的局麵竟然一下子變得完全無法收拾,傳統的各種資源因為所奠基的基礎發生動搖乃至坍塌,導致全社會各種思想上的糾纏、權力上的糾葛、利益上的取舍,變法、救亡、革命等呼聲此伏彼起,但最終都化為過眼雲煙,清政府的愚昧和顢玕耽誤了國家,也消弭了它的統治。但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並非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中斷或終結,相反,這種轉型至今遠遠未能結束,當下的各類變革正是過去的繼續,曾經麵臨的問題甚至以同樣的典型再次出現,“在東方國家(法律)近代化的曆史中,個人權利的保障與國家迅速強盛之間的矛盾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矛盾……如何既保障個人權利的全部實現,又使政府能夠有效地將個人組織成一個團結的社會是一個亙古謎題”。②由是可知,中國社會是一個未曾割斷而一直存在的有機體,所以任何以研究“木乃伊”的方式來看待中國近代的轉型問題都是不合適的;就中國這一社會來看,我們活在曆史中。③既然不能把晚清近代化轉型視作死水一譚或木乃伊,那麼中國在晚清的六七十年歲月中必然充滿著無奈的同時,也有著精彩的過程或瞬間,隻是絕大多數人看到屈辱血淚史而不忍發現包括滿族在內的中國人在痛定思痛後學習西方以自強的奮鬥史,“近代中國的曆史,即人們現在認為在那裏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充滿了爭論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們所了解,但對於它們的意義卻存在著爭議。同時,許多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略”。④這些“未被人知或者被忽略”的事件,自然包括近代中國公序良俗的萌生以及它對當時清朝社會及此後中國社會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

所謂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簡稱,是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大陸法係國家以及我國澳門和台灣地區民法典中使用的概念。在德國民法中,與公序良俗相當的概念是善良風俗。在英美法係中,與此類似的概念則是公共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並未采納公序良俗的概念和表述,但《民法通則》第七條、《合同法》第七條和《物權法》第七條關於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規定,通常被認為是承認了公序良俗原則。由是可見,公序良俗涉及到社會各方麵,並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非常廣泛,但作為一種民族意張應昌編選:《清詩鐸》,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①1960676王濤:《中國法律早期現代化保守性價值評析》,張晉藩主編《世紀中國法製的回顧與前瞻》,北②20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200236夏邦:《黃旗下的悲歌———晚清法製變革的曆史考察》,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③2009416頁。

[美]費正清等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譯室譯,④1800191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1993115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識、法製觀念、群體契約意義上的公序良俗,是衡量一個主權國家正義立場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指針。近代以前,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與阻隔,東西方文明是獨立發展的,沒有文明互動,隻是到了世紀初,西方主動東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晚清社會開始受到了西方資本19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影響,特別是鴉片戰爭後逐漸增開的條約商埠,“由沿海入長江;由下遊而上遊,並逐步進入內陸腹地。這些埠口,在中國封閉的社會體係上戳開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國資本主義的東西因之而源源不斷地瀉入、滲開……於是二千年來的清一色變成了斑斑駁駁的雜色。通過這些窟窿,中國被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城鄉社會的演變由此而緩緩發生”。①正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滲透過程中,中國原有的封建社會秩序受到了重創,也萌生了類似西方資本主義的公序良俗,盡管是逐步、微弱的,但畢竟是一種近代性質的公序良俗星火,增添了中國近代化的生機和希望。

(一)晚清中國經濟、政治領域的緩變,催生了民族主義的覺醒,近代國家的政治思想意識在萌動和興起之中。這一連串的公序衍生,正是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國統誌》結尾的“外史氏曰”中所熱切期望看到的前景,“(日本)維新以來,悉從西法。……(但)十年以來,朝野上下,之二說者紛紜。各執即主開國會之說,為遲為速,彼此互爭,或英或德,又彼此互爭,喧嘩囂競,嘵嘵未已。而朝廷之下詔已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論,其究竟不敢知矣”。

這正是黃遵憲民主政治思想的最真實寫照,所謂漸行的立憲政體就是民族國家意識的集中體現,是對自秦朝一統天下以來中國“家天下”國家觀的徹底否定。實際上,黃遵憲等維新派所力倡的立憲政體並非鴉片戰爭後就有的民族主義意識的國家理念,而是一個艱難而摸索得出的符合當時中國效仿日本明治維新的公序模式。在近代歐洲,已經有明確的關於民族國家的看法,這是一個“獨特的,要求國民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政治實體”,構成一個民族國家最基本的是主權,即“在疆域範圍內,國家至高無上,一切機構和組織,甚至包括教會,隻是在承認國家權力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存在”②。但在自古恪守“家天下”觀念的中國,到近代以降,都一直沒有建立代表國家的價值係統,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當然也就缺乏國家主義的內容,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東擴的前提下幾乎是被迫地應時而生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時期,資產階級一般說來是革命的階級,他們舉起民族的旗幟,用民族主義思想動員本族人民反對封建專製和割據,反對異族壓迫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推動社會進步,因而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一般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③,而且,民族主義國家的形成也使得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殖民活動向外拓展,直到對中華帝國產生巨大的衝擊。起初,“在介紹‘中國’的概念以取代‘大清’時,中國人發現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中國人也還不是民族國家的公民,這使許多有政治自覺的中國人感到不安”。④但是,麵臨著西方大舉入侵而造成的民族危機,麵對著與中國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模式,一批先進中國人認識到:西方那一套體係完全不同於任何以往的經驗,中華文化第一次麵臨了無法同化的並列係統。要保全獨立主權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2125[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上卷),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

②1993511《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92258陳誌讓:《現代中國尋求政治模式的曆史背景》,載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化論集》(第一輯),聯經④

出版事業公司年版,第頁。

1980281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51和民族球籍,新型的近代民族國家理念很快就在中國人中產生了,並最終超越了狹義上的滿漢民族矛盾,“中國自古並不乏種族思想,唯為天朝概念及文化唯我獨尊觀念所掩蓋。自上古以迄清代中葉,所表現的民族思想,重點在於族類之異與文化之優越感。兩者比較則文化意識特別深強,族類的分別,反居次要”①。為了建成一個民族主義的中國,擺脫外侮,先進的知識分子振臂疾呼要樹立明確的國家主權觀念。如王韜曾在年就上書李鴻1864章,提出“握利權、樹國威”思想,指出要保護自身,不能“因循自域,以外交為恥,而時作深閉固拒之計”,而要在開放中使自身不失“額外之利權”,對於不平等條約中失去的利權,他主張依據“西律”,通過談判挽回。②維新派巨擘康有為也宣稱要列世界民族國家之列,當今中國“當以列國並列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③。在民族國家的思潮裏,追求富強成為晚清時代的主旋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都推動了國家主權意識的全國性推倡,對世紀初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由近代國家主權觀念的建立而延展到20國民意識的生成,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陳天華指出,民族國家必以現代國民為基礎,“國以民為重,故稱國民。國民的講法,是言民為國家的主人,非言民為國的奴隸。所以國民對於國家,必完全享有國家的權利,也必擔任國家的義務”。④民族國家和國民意識的興起,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演化,而晚清垂暮之年的新政,在謀求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建設新國民的實踐中,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創造了公序良俗的社會前提,從而最終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樣的民族國家,以堪與西方國家並驅於世界民族之林。

(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東漸,引發了中國傳統城鄉統一模式的鬆動,新添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生活原素,使社會風俗越發西洋化,同時,伴隨資本主義經濟而來的“西學”又使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近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斷滲入中國,提升了中國人權觀,加速了民主法製下的公序良俗社會的形成。明代中國雖已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但真正對中國經濟生活造成翻天覆地變化的應從鴉片戰爭後開始,“溯自海禁大開,歐風美雨之浸淫我東亞大陸者,蓋有日矣”⑤。正是這“歐風美雨”衝擊著中國社會的基本麵,在腐蝕著傳統農業社會經濟的同時,也逐漸萌發出新的近代意義上的經濟活動。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在口岸城市出現、繁榮並向內地推進,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運作形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使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變得豐富起來,尤其是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一些沿海口岸迅速發展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各種商業店鋪林立,而且在廣大內地的城鎮,也出現了許多經營洋貨的大小店鋪。與此相伴而生的是出現了大批依靠商務活動謀生的人們……同時,在城鎮也隨之興起了大批服務性商業,如飯館、旅店、茶樓、戲院、妓館、煙館等,不少男女在這些行業裏作店主、店夥、招待、幫工。這些人形成了新興的商人和市民階級的主體。他們……來到城鎮謀生。有的地區如廣東、浙江、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200331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中原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8150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載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1981122陳天華:《國民必讀》,載《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2184《報關業公所落成記碑》,《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⑤198041315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江蘇的某些地方,甚至形成無論男女,紛紛棄學棄農,投親靠友,爭相入城”。①開放口岸中,上海更領風氣之先,“介四通八達之交,海禁大開,輪軌輻輳,竟成中國第一繁盛商埠。

邇來,事變迭起,重以滄桑,由同治視嘉慶時,其見聞異矣。由今日視同治時,其見聞尤異矣。更閱數十年,人心風俗之變幻必且倍甚於今日”。②同時,洋貨充斥中國市場,以致大江南北,莫不以洋貨為尚,而上海租界裏的西洋生活方式也很快以城市為中心,逐步向外擴大其影響的範圍。更重要的是,依附在洋貨和城市生活方式上的西方文化,隨著西方列強對華的優勢而不斷傳播,帶來了中國城市中人們觀念的變化。在價值觀上,市民對正統儒家的“重義輕利”觀進行尖銳的批評,質疑專製國家的公權力,並將利的觀念和財富權利等近代國家因素相掛鉤,大膽提出尊重私人的權利,“為今日而言,則家不妨私其家,鄉不妨私其鄉,即國亦不妨私其國,人亦不妨私其人……於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③社會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也對傳統婚姻家庭觀起到了重大衝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越來越受到指責。反封建勇士中甚至有一些女性開始突破傳統禮教的束縛,放棄纏足,並以婚姻自由為基礎,由一夫一妻及其子女為成員構成,實行分居、異財和人倫平等的新式家庭開始取代舊式的大家庭,這種模式實際上是仿照西方核心小家庭模式建立的,最初在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裏的中國居民中多見。④簡言之,隨著晚清近現代意義城市的出現和發展,以及城市生活的不斷豐富,一些中國人的謀生途徑慢慢從僅依附於土地,卷入了商品化的市場經濟的洪流,追求利潤的實用主義代替了保守的儒家義理,西方文化中平等、人權等觀念亦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從而推動了近代中國法製化的進程,對構建新的社會文化和良俗秩序有積極的引領作用。

(三)中國人法製認識的水平和法律文化的實踐,加速了近代中國公序良俗的建設,並在社會生活方麵突出法律調整和法治天下的實際作用,使中華法係的禮治原則向近代法治精神的轉型。中華法係在相對靜止的中國傳統社會裏有效地發揮過作用,以禮法並用為手段,天理、國法、人情為依托的一整套社會控製體係,非常契合以小農生產而組合起來的宗法等級社會,“宗法與農業經濟結構的結合,是中國古代社會穩固的基礎。專製主義的統治製度矗立於其上,以禮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籠罩於其中,它們之間互相促進,互相滲透,成為一個十分協調的、‘永恒不變’的整體”⑤。但到了歐風美雨飄搖中華大地的近代,這一傳統的中華法係失去了既有的效力,以致最終和社會現實需要脫節。物極必反,傳統法製的危機,反過來促使了中國那種靜態、有很大凝固力的封建社會不得不全部或部分的改弦更張,以竭力與西方法製化的公序良俗相暗合,企求某種意義上的枯樹逢春。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刑法誌一》中明確說過:“歐美大小諸國,無論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國而已矣”,即中國必須走“法治”道路,而不應再是“人治”慣例了。要實現傳統法製的近代化變革,首先必須明確它的危機所在。除卻中外法製的不對接,治外法權在不平等條約下逐李長莉:《晚清社會風習與近代觀念的演生》,《社會學研究》年第期。

①19936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2216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五編)之《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辯》,遼寧人民出版社年版。

③1994陳振江:《清末民初婚姻家庭變革運動的趨向》,《南開學報》(哲社版)年第期,第頁。

④1997425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頁。

⑤200510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53步喪失之外,傳統法製的對內弊端也是矛盾百出,積重難返,主要表現有兩點。一是法律觀念落後,不符合近代民族國家的要求,“中國人曆來(雖然可能是無意識的)將法律看作是對由於個人行為違反道德規範或宗教儀式,以及由於暴力行為而引起社會秩序紊亂的補救手段”①。更可悲的是,中國社會是等級社會,是以義務、服從與專製、獨裁來構建人與人的關係,乃至國家權力運作機製,人們考慮更多的是遵守法律,趨利避害,缺少依法保護自己權利的觀念,“古代的法律始終承認某一些人在法律上的特權,在法律上加以特殊的規定,這些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顯然是和吏民迥乎不同的”②。迄至晚清,沉重的專製主義和宗法式倫理法的傳統極大地阻礙了晚清社會的應變能力,無法適應以平等、權利為主旨的法製近代化的曆史潮流,變革已經難以給予清政府繼續執政的機會了。二是中國立法水平低,司法混亂而弊端叢生,妨礙了法製近代化的社會進程。中華法係的特征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並在“祖宗之法不可變”虛訓下,而委以增訂附例,導致律例並行。到同治九年,《大清律例》附例已達條,僵硬不變已跟不上近代千變萬化的社會實際,至年清廷最後17821870一次下令修律,此後,因“時勢多故,章程叢積,刑部既憚其繁猥,不敢議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③。加上君主在實際上掌握著最高的立法權,統治集團中的官僚執法與行政不分的司法運作,都使適時而為的修律變得難於上青天。近代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演進,勢必要求立法本身建立在科學調查與民主表決之上,這是閉目塞聽的專製主義者無法實踐的,而司法中的民事與刑事訴訟的株連和受刑已褻瀆了法律的正義,中國封建社會的所謂“法治”已走入了絕境。對於舊法製的弊習,中國人民不間斷地予以抨擊甚或起義反抗,而其中的地主階級改革派、早期改良派、維新派以及資產階級革命派等對封建法製的猛烈批判,代表了改革舊法製的曆史最強音,推動過中國近代法製的萌生和社會公序的法治保障。

而曾經絞殺資產階級維新派立憲變法的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卻在清政府苟延殘喘的幾年中展開新政,似乎有雪洗庚子事變之辱的發憤圖強之意,其中修律成為重中之重。清末修律主要參照西方國家尤其日本立法經驗和現成法典進行各部門法典的編纂工作。據統計,從年至年,清政府先後製定多部法典或草案,涉及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1903191130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訴法、監獄法和法院法等領域,其中由日本法學家直接參與製定的法典或草案主要有部,占全部新律的,如《大清新刑律》《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723%律》等,而年《欽定憲法大綱》則是參照《日本帝國憲法》自行製定的。其實,在清末修1908律之前,清政府已有一定的修律準備,間或成績不菲。黃遵憲《日本國誌》所呈現的“日本模式”為清政府法製變革提供了現成的模板和路徑,故清政府采取了“走出去”“請進來”兩手做法,積極漸進地走向法製近代化。清末修律伊始,就借鑒日本的經驗,通過多種渠道學習了解外國法製經驗,如派遣駐外使節,並要求使節撰交出使日記或著作,如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等;選派留學生,公派和自費生流向最多的是日本,據官方統計,年留日學生為1901[美]·布迪,·莫裏斯:《中華帝國的法律》,朱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DC199331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981208高尚:《論清末修律變法的曆史必然性》,汪漢卿主編《繼承與創新:中國法律史學的世紀回顧與展③

望》,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頁。

200184915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人,年為人,年為人,年達至人。在短短幾年27419031300190424061906800012000①時間中國有成千上萬學生東渡日本留學,形成了“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②在這股留學潮中許多學生專攻法學專業,這為中國近代法製改革提供了人才基礎。還有派出專門考察團赴歐洲和日本考察法製,光緒三十一年清廷詔命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東西洋,次年,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請求下,清廷又派員考察日本具體法製,進而認可日本模式的法製可行性。在“走出去”的同時,清政府更仿學日本“請進來”做法,首先翻譯外國法律,引進外國法律文化。據統計,修訂法律館在年1904至年間共翻譯各國法律書部,其中,日本的有種,占所譯書總數。再就1910692942%③是聘請外國法律專家幫助中國立法修律,沈家本在執行外聘專家決議時則全部聘請日本專家,時來華日本法學教授或立法專家有人,即岡田朝太郎、鬆岡義正、誌田鉀太郎和小河4

滋次郎。因此,從本質意義上來講,清末修律是受《日本國誌》中“日本模式”啟迪和戊戌變法被剿滅後的一種回歸,但它開啟了中國法製的近代化之路,傳統的中華法係開始解體,中國開始加入大陸法係,自此“中國法律的發展擺脫了孤立的狀態,而與世界法律的發展有了銜接”。④然而,清末修律和《欽定憲法大綱》預備立憲都沒有挽救清廷的統治,但就法製的近代化轉型與近代法律文化的構建來看,它激揚而起的法律文化觀念既奠定了中國近現代化法製的基礎,也依然成為世紀後中國法製近現代化的努力方向,正如美國大法官卡多20佐所言:“今天我們研究昨天,為的是昨天也許不會使今天無所作為以及今天又不會使明天無所作為。”⑤盡管有學者指出“清末的新政,是一次失控的現代化”,但它弘揚了法律文化的進步意義和時代精神,並在某種程度上極大地增強了近代中國人的法律意識、立法能力,為法治原則下的公序良俗社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隨著民族思想和國家主權觀的萌發,晚清中國開啟了收回自近代以來喪失的治外法權運動,盡管曆經波折和收效甚微,但這個過程最大可能地保障了中華民族的國際權益,有助於公序化的國際法律交流,並顯示了中國人對司法主權和人權的必要尊重。在民族國家形態的形成過程中,外來的屈辱也是一種強大的變革動力,“過去一百年,即是中國的‘屈辱的世紀’。天朝之敗於‘西夷’,是一屈辱,一敗再敗,則是大屈辱,敗於西夷,而又必須學於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國百年來之現代化運動,實是一雪恥圖強的運動。而此一雪恥圖強運動,分析到最後,則是一追求國家‘權力’與‘財富’的運動”⑥。自鴉片戰爭以來,領事裁判權等治外法權喪失就是其中的恥辱之一,也是慮遠智勇的近代中國人力圖雪恥的主要內容之一。晚清以前,中國政府在處理涉外案件的法律原則是“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但隨著越來越多進入中國的西方人聲稱“東方之國其文明程度與西方的基督教國家迥然不同,尤以家族關係與刑事法規及司法等最為張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2003330[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85342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002113114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2005405[美]本傑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

⑤19983132金耀基:《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曆史》,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曆史論集》(第一輯),聯經出版事業公⑥

司年版,第頁。

1980126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55差異。英美人居彼邦自以適用己國法律與法庭管轄為宜”①之始,東西間的維護差異和法律衝突日益加劇。到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後,清政府不得不拱手將領事裁判權送給西方列強。領事裁判權是指一國通過其駐外領事對於駐在國的本國國民行使司法管轄權,並依據其本國法律加以審判的製度。截至年,共約有個國家在中國取得了領事裁②191820判權,並在司法實踐中愈益擴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是在上海租界內會審公堂和工部局領事法庭的設立,其二是英美日等中國設立的專門法院。③這些治外法權的喪失嚴重損害了中國司法主權和國家尊嚴,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裏,清政府的政治和權力管轄不到,形成了所謂的“國中之國”。這種城下之盟的不平等之約,令眾多先進中國人扼腕歎息,或振臂而呼以廢除,就連清廷官方也從主權的高度意識到它的危害性,“西人所謂裁判權者,雖屬司法之一端而獨立不羈,即外國僑寓之臣民,莫不俯首就治,法權所在,主權係焉”④。

同樣,這樣的治外法權也是不符合國際法原則而弊端百出的,“在任何國家隻要是存在有一個法院係統,非由該國的政府和人民所設立和控製,而且執行著和當地國的法律在內容上和前提上大不相同的整套法律,那麼該國人民和官府對外國法律本身究竟是否得當、法律的運用是否公平、根據這種法律所作的判決是否有效地強製執行,都會發生懷疑”。⑤隨著國內收回領事裁判權呼聲的日熾,維新派挺身而出推動近代化意義的全麵變法,從變革法製的高度為收回治外法權做出輿論和法律上的準備,“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為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采羅馬及英、美、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舶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⑥。

雖然戊戌變法失敗,但清廷仍沒有放棄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努力。日本在經過三十年不懈努力而於年成功收回領事裁判權,給了清政府很大刺激或鼓舞,清政府遂屢次希望列強1899將該治外法權局限於通商口岸,“撤銷你們的領事裁判權條款,那麼商人和傳教士就可以定居在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但是要保留它,那麼我們一定盡量地把你們和我們的糾紛限製在各條約口岸”。但列強借口中國法製野蠻落後而拒絕,直到年中英在續訂《通商⑦1902行船條約》第款中,明言中國以西方模式為藍本改革法製,則領事裁判權可以廢除。次12年,在中美類似條約中,美國亦希望清廷法製改革成功而允棄在華司法權利,“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美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美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⑧。在英、美、強磊:《清代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轄》,遼寧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1184朱勇主編:《中國法製史》,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9479李貴連:《沈家本傳》,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000175177《法部、大理院奏核議大理院官製折》,載《大清法規大全·吏政部》(第卷下),高雄:考證出版④20社年版,第頁。

1972759[美]威羅貝:《外國在華法院及其法律適用》(年),載王健《西法東漸:外國人與中國法的近⑤1927代變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2001330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載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⑥1981214吳孟雪:《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版,第頁。

⑦1992122梁為楫等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年版,第頁。

⑧199352315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日、瑞典、葡萄牙等國的有條件承諾下,世紀初的清末修律活動欣然展開,它“既有法律20自身發展的邏輯動因,也有列強各國基於其自身利益考慮所形成的外部推動,而最終體現為由國家最高統治者發動、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的全方位法律改革”。①但它離不開收回治外法權,特別是為收回領事裁判權這一總目的及其於立憲籌備這一大背景,“臣等奉命修訂法律,本以收回治外法權為宗旨。……將來頒布新律,可以推行無阻”②。盡管曆終清末而無果,但收回治外法權的鬥誌和過程顯示出了中國人捍衛國家主權的偉大精神,更是尋求民族解放、國際平等和主權獨立的時代意義。

(五)晚清中國近代化的法製社會建設的最高體現,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推行自上而下的以確立君主立憲的近代國家政體為歸宿的戊戌變法,它揭櫫的憲政變革大旗和一係列周密的法製舉措,極大地加強了近代中國公序良俗的社會規範作用。其後,遭受亡命西逃之恥的清廷回到京師後,在國內外矛盾尖銳的形勢下自主新政,預備立憲,又一次將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推向前進。盡管兩次立憲以無果收場,但這個過程中蔓延全國的地方自治和合群意識的興起,進一步推動了法治化的社會良秩的形成。黃遵憲在湖南新政期間,創設南學會和保衛局,就是地方自治思想的集中體現。地方自治是憲政民主製度的基礎性結構,也是政治發展的重要標誌,是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資產階級為反對封建專製、要求參與國家政權而提出來的。到了近代以降,伴隨著西方民主思想輸入中國,最先是由西方傳教士和一批最早接觸西方的知識分子將它介紹到中國來,如美國首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出版他的中文著作《美理哥合省國誌略》中,介紹了美國地方各ElijahC.Bridgman自成立議會,由本地人選舉地方官之事,使中國第一次了解到地方自治的概念。百日維新前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黃遵憲、梁啟超等力將地方自治理論變成社會實踐,認為隻有推行地方自治,才能奠定立憲政治的基礎,挽救國家的危亡。戊戌變法旋敗後,在內外交困和日俄戰爭的影響下,強弩之末的清王朝不得不臨陣磨槍地開展了以收回治外法權和預備立憲為宗旨的修律運動,再一次將地方自治提上日程,“地方自治是憲政製度的最重要的成分,沒有地方自治,憲政製度隻是徒具其表的形式”。③地方自治的實施使地方士紳參與地方自治事務,分享了上自總督下至州縣長官手中的權力,打破了他們獨裁專斷的統治體製,有利於調解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關係,對近代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公序良俗形成與鞏固意義重大。以地方自治為立憲之根基,更在於自治能養成合群之力,而合群之力不僅有助於法治一地一國之事,而且又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衛國之威,正如黃遵憲在《日本國誌·禮俗誌四》結尾的“外史氏曰”裏所言:“天之生人也,飛不如禽,走不如獸,而世界以人為貴,則以人能合人之力以為力,而禽獸不能故也。舉世間力之最巨者莫如聯合力,何謂聯合力?如熾炭然,散之數處或數十處,一童子得蹴滅之;若萃於一爐,則其勢炎炎不可向邇矣。如束箸然,物小而材弱,然束數十百枝而為一束,雖壯夫拔劍而斫之亦不能遽斷。凡世間物力皆有盡,獨聯合力無盡,故最巨也”。黃遵憲晚年寄居人境廬,更加深入探究地方自治、合群之道的曆史價值和現實可行性,依然相信中國的最大公序乃是立朱勇主編:《中國法製史》,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9429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95854135414高旺:《晚清中國的政治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003130第二章“以法治國”下的良秩之望157憲“合群之道,始以獨立,繼以自治,又繼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實力,有善法”“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天祚中國,或六五年,或四三年,民智漸開,民氣漸昌,民力漸壯,以吾君之明,得賢相良佐為之輔弼,因勢而利導之,分民以權,授民以事,以養成地方自治之精神”。①前推到湖南新政中黃遵憲的作為,我們發現地方自治和合群意識在湖南興起後對今後中國曆史所產生的影響,“湖南新政雖隻這短短一年,在湖南曆史上卻是當用如櫞之筆寫下的。對於湖南在日後的辛亥革命、土地革命的影響,可謂深遠。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這一年的‘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又怎有日後黃興、蔡鍔、宋教仁等的脫穎而出,還有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等的衝天一嘯呢?……湖南在世紀出了20那麼多政治、軍事、文教的卓然而立的命世之才,也同樣托庇於新政年間(地方自治與立憲等)思想的活躍”。②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①2003506507頁。

譚元亨:《黃遵憲與湖南新政》,《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年第期,第頁。

②200936315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黃遵憲誕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八年,逝世於辛亥革命爆發前六年,所享年間正是晚清57中國國勢日蹙,東西列強肆意侵淩華夏,民族危機極其深重的年代。表現在文化及文化交流上,則是中西文化撞擊、融合和取彼之用的急劇變動的時代。對於近代文化以及它的傳播與教育問題,黃遵憲是一位積極的探索者和成功的實踐者,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還以開放心態接納西學,具有開拓兼容、革新進取的文化品格,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於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外史氏曰”裏提出的“西學源於墨學”的文化觀念,根本目的是為他宣傳介紹西方思想文化和鼓吹維新變法而服務的,正所謂“考求古製,參取新法,藉其推闡之妙”“正不得不藉資於彼法以為之輔,以中土之才智,遲之數年即當遠駕其上,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吾一為之而收效無窮矣”。即便到戊戌變法失敗後的世紀初,黃遵憲仍舊抱著“今且大開門戶,容納新學”的中西文化交流20的近代化主張,將西方文化之精髓和中國文化之真精神相結合,作為救中國時弊之策,充分表達了他的實事求是以自尊的時代性和海納百川以自強的前瞻性。麵對著近代伊始就“駸駸東來”的“西學”,黃遵憲通過兩卷“學術誌”較為全麵地向國人展示了日本和近代西方社會的文教麵貌,還力求使國人領悟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方麵都優越於大清王朝,以激勵中國人奮起圖強。因此,在所著《日本國誌》四十卷中,黃遵憲辟有兩卷“學術誌”來闡釋中西文化與教育的曆史差異與近代互動,並用僅次於評論經濟變革和法製良秩的四處“外史氏曰”來充分表達他的文教改革思想,這些文教思想也被他在外交活動和湖南新政中予以極大程度的施行,頗具成效。更重要的是,包括黃遵憲在內的中國先進分子倡導學習西學以為變法自強的文化思想在晚清中國開花結果,有力地推動了西方文化和文教事業在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對淘汰愚昧無知的晚清封建專製統治和開創資產階級民主與文教事業新局麵具有積極的啟蒙作用。

第一節中國文化的東進與西傳與近代以降百年間的西方文化東漸的駸駸態勢相反,晚清的中國文化外播不僅在整體上還是在速度上都不值一書,這是中華民族蒙受屈辱的時代,也是近代以來的中國人刻心銘骨而韜光養晦的時期。中國曆史沒有中斷,中華民族在百年沉寂後依然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個中原因,中國文化中的真精神真道理發揮著剛柔並濟的揚棄作用,為中國曆史上強盛和未來複興準備著堅不可摧的文化力量和民族凝聚力。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不僅東進而且西傳,為人類文明史做出過偉大貢獻,而這也是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引以自豪的愛國情結,並成為他的“西學源自墨學”中西文化觀和“大開門戶容納西學”中西文化交流論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59的曆史基點和文化境界。當然,中國文化從未停止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相信在全球所處的世紀,中國文化將以現代化的方式貢獻給世界文明。

21一、中華文化圈的地理圖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給一個具體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給任何一個事物命名定義的問題,幾乎又成為學術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維定勢。“定義”這種提法最初是一種西式思維的產物,自近代播入中國後,幾乎將世界各國不同情境下的學者們聯絡在一起而給予任何學科或事物以一定的定義。就“文化”而言,迄今不下餘種定180義,反倒說明了文化本身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無法給出一個恒定的定義,而隻能是臨時性或權宜命名而已,正所謂老子所言“名可名,非常名”之意。因此,為探討文化的活的靈魂,我們不妨在特定曆史和現實條件下給予“文化”新的理解。大致而言,文化可以分為廣義的文化和狹義的文化,所謂廣義的文化指的是人和環境互動而產生的精神、物質成果的總和,它包括一切經過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別具人文特色的物質對象;狹義的文化則主要指生活方式、價值觀、知識,及對人類具有積極意義的技術成果。由文化的定義而引發而來的問題之一,就是文化之間是否有優劣之分,具體一點來說,中西文化有否優劣之分?根據東西方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一般認為:站在中西各族人民互相尊重的人道主義立場上,中西文化不應有優劣之分;但是在許多具體政事與價值觀上,中西文化事實上有優劣之分。優劣與否,必經比較始能得到鑒別性結論。①由是可知,東方的中國文化和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是自有人類以來的文明史上的兩大文化類型,並以長期的文化圈繁衍而大,互相競爭或滲透,演繹為迄今仍在延續的中西文化新博弈。這個博弈過程也許要延綿很久很久,直到實現人類文化的大同。相比較而言,近代以前,中華文化顯示了極大的優勢,很早形成並長期強化了中華文化圈的外透力和曆史價值。

中華文化圈的形成和強化有一個漸進的曆史過程,是特定的中國地理環境和周邊地區人文環境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所謂“文化圈”,或稱“文化共同體”,是指某一大的地區以某種特定民族的文化為母體文化,不斷創新發展和衍生,即便這一地區各國文化雖各具一點民族特色,但最初的文化源是相同的。目前,世界上比較有影響的文化圈主要有中華文化圈、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東伊斯蘭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等。其中,中華文化圈的一般特點有: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為基礎,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取向和思維方式;努力接受和傳播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以中國的政治製度和社會治理模式為社會運行的基本機製;接受或吸收漢語的文字範式而創造出本國或本地區特色的語言文字。中華文化圈大致形成在隋唐時期,輻射地區包括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廣大地區,是東方文化中最大的一個文化圈,對世界文化格局產生了巨大的曆史和現實性影響。

我們常說的華夏文化五千年,是指從黃帝至今的整個曆史時期,是以龍為圖騰文化進而將龍作為民族精神的曆史。從黃帝時代到戰國時代,中華文化醞釀而出,逐漸發展壯大,並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向外輻射,漸進地形成具有東方特色的中華文化共同體。公元前331年,亞曆山大東征到興都庫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極遠的亞曆山大城”,此後的希臘化時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較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7915615716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代,從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亞曆山大裏亞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相對一體化的世界。一個世紀以後,秦始皇統一了戰國時代的六大諸侯國,書同文,車同軌,華夏九州也形成了一個政教、文物一體化的世界。這東西方的兩個世界之間,橫亙著一係列貫通中亞的高山峻嶺,偶有的險隘山口,維係著兩個世界間微弱的交流。當盛極一時的西方馬其頓帝國瞬間瓦解,羅馬帝國代之興起,而中華帝國延續了下來,由秦入漢。漢朝向西北擴張開辟了兩個世界的交通———絲綢之路,從長安到羅馬。公元前後,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是世界的兩個中心。

秦漢帝國的版圖約為萬平方公裏,羅馬帝國的版圖約為萬平方公裏,但前者的農390450業優於後者,而在貿易上大為遜色於後者。兩個帝國都試圖在自己的版圖上建立共同的價值與信念基礎、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與統一的政治經濟製度,而且都在曆史上曾創造過穩定的政治、富足的經濟與繁榮的文化,也都在後期先後陷入分裂與戰亂。當羅馬帝國衰敗以後,它所建立的文化共同體也隨之四分五裂,無法再複原如一,而秦漢帝國的文化遺產則被完整地繼承下來,三個世紀的戰亂之後,隋唐王朝重新統一了中華,在秦漢帝國的廢墟上重建了一個胡漢混血、梵華統一的世界性帝國。這個新帝國不是人類世界的兩大文化共同體之一,特別是盛世大唐則變成了世界的中心,長安是世界之都,四鄰藩邦歸附貢獻,萬裏商賈遠來貿易。大唐中國的文治武功,影響西到印度、波斯,東及朝鮮、日本。中華文化在東亞傳播同化,由中國而朝鮮、日本,越南而南洋諸島。這種文化共同體的最終形成,顯然是經曆了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大體從公元前世紀戰國時期開始湧動,至公元世紀左37右基本形成,曆時個世紀。在這個世紀裏,整個東亞與東南亞部分地區都經曆了一1010個“華夏化”的文化同化過程,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超越政治國家與民族、超越戰爭與敵意的“華夏文化圈”。禮製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為這個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義理想;漢字為這個文化共同體提供了語言基礎;建立在儒學科舉、唐朝律令、漢傳佛教基礎上的共同的政教製度,為這個文明類型創立了統一的製度體係。此階段中國文化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一個代表著當時最先進文化的“華夏文化圈”。①中華文化圈自盛唐時代奠基以後,中國文明輻射的版圖幾乎是一路高歌,直到康乾盛世之後的世紀伊始。隨後的一個世紀,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的閉關保守、科19技文化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在鴉片戰爭敗北下,中國進入了百年屈辱的時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迄今為止的五千年人類文明史中,近代西方國家的擴張衝擊過華夏文化圈的整體性並突然窒息了其活力,甚至晚清王朝也在西學影響下的資產階級革命炮聲中土崩瓦解,但並沒有消弭華夏文化圈固有的文明源泉和影響力。我們既不能把華夏文化圈的創立當作曆史的遺跡,也不能漠視五千年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和人類文化事業的巨大貢獻,更不能因為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退卻台島和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大陸建立與繁榮而不再堅信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和新鮮元素能給人類文明帶來更大的利益。曆史已經證明,無論中華文化圈是在形成過程中、鼎盛時期,還是百年衰敗期間,中華文化都不間斷地為世界文明作出過極大的曆史貢獻。大清帝國最後一個世紀痛苦的衰落,是在西方的衝擊下發生,在與西方的比較中顯現的。東西消長,大國沉浮。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文化國力基本周寧:《世界是一座橋: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建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74—頁。

25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61上停止了它兩千年持續不斷的世界影響,但在屈辱與抗爭中,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卻沒有到此終結,它在曆經許多劫難後必將迎來中國文化的生機和複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曆史進一步告訴世人,當東亞國家先後開始其現代化運動時,華夏儒家文化遺產則作為某種深遠的文化內核,不僅成為東亞現代化的動力,也成為東亞現代化的個性基礎。在世界現代化曆史上,除了率先而動的西方成功之外,可能就隻有東亞的現代化算是比較成功的,而東亞的現代化的成功,卻開辟了另一種現代化的模式。從文化角度考慮世界多元現代化曆程,除了西方現代化的外來影響,隻有東亞共同的華夏文化傳統才可成為這些崛起的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提供共同的文化基礎與解釋性理由。華夏文化不僅可以完成現代化,而且可以開創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現代化模式。日本和“四小龍”先後崛起,到世紀2090年代中國開始和平崛起,使華夏文化圈開始了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現代化複興,而隻有中國的崛起,才能最終證明華夏文化圈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複興與永恒活力。①當今全球化全景下的世界各國之間的博弈,有賴於主權國家的綜合國力的競爭,除經濟、軍事與科技實力的“硬國力”外,國家的文化影響力這個“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博弈的重要指標。中國人已開始在現代化曆史中找回一度失落的文化信心,將會在全球化浪潮中使中國昔日的光榮、現在的理想變成未來的真實。中華文化的創造力在半個世紀多以來所產生的複興效應,舉世矚目,到世紀中葉中國的綜合國力有望重新成為世界之強,正如沃勒斯坦所預言的那21樣,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將讓位於另一種或幾種後繼的體係,而“占人類四分之21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的作用”②。

中華文化圈以及它在近代以前的外傳,對圈內民族和有文化交流的西方民族都產生過豐富而深刻的影響,概括地說,主要有如下幾點:()豐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內容;()對各民12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激勵、刺激、開發、推動等作用;()為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借3

鑒和參照,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甚至是提供了文化的理想模式;()啟發了各民族進行文化創4

造的靈感和智慧;()促進了各民族文化參與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5

文化意義。這樣的中華文化圈的世界性影響,自然也會反過來成為中華文化吸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自我調整的激勵機製,從而使中華文化更加具有先進性、開放性和創造性。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傳中華文化圈開始於隋,奠基於唐,鼎盛於盛唐和兩宋時代,跨時五個世紀,不僅是中國文明自身曆史的巔峰,也是同時代世界文明的巔峰。其中蘊含的一個真理,即民族國家的強盛是文化國力的外傳的基礎和終極保障。從器物、製度和思想三個層次上來看待文化國力,我們可以發現中華文化在世界曆史上產生的影響,是通過外傳的途徑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國力,在兩千多年的外傳過程中,不僅建立了覆蓋整個東亞、遠播南洋與塞北的廣大而強大的中華文化圈,而且啟發了西方的近現代文明,為西方走出中世紀而周寧:《世界是一座橋: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建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74—頁。

1922[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係》(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月②120074版,尤來寅、路愛國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頁。

1998216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發展資本主義文明提供了動力和實際幫助。中華文化的外傳,主要有東進和西傳兩大方向,各具特色。

(一)中華文化的東進。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中華文化占有很顯著、很重要的地位,並且在很長的時期內居於領先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壯觀、風光無限的高峰。縱觀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外播,不提早期的如神農、堯、舜南撫交趾,箕子走之朝鮮、周穆王西狩以及後來徐福東渡扶桑等故事,就是到中華民國開創中國曆史新紀元之前,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就有四次大的高潮,其中漢代和唐代是以東進周邊為主、西傳為輔的文化外播時期,是奠定中華文化圈的關鍵性過程。漢帝國疆域廣大,中華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漸成熟,工藝學術全麵繁榮,出現了中華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鼎盛時期。中華文化也從東、南、西三個方麵與外部世界展開了多方位、多層次的廣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輝煌於廣大的地域,初步確立了在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中的地位。在這次文化外播史上,漢代的張騫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張騫出使西域,司馬遷最先於《史記》裏稱之為“鑿空”,譽其為首開中西交通之坦途。曆史學家方豪在所著的《中西交通史》亦讚“張騫出使西域,號曰鑿空,為中外關係史上空前大事”。張騫“鑿空”意味著東西交通大幹線“絲綢之路”的正式開辟。“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漢代都城長安出發、橫貫亞洲,進而連接歐洲和非洲的陸路大通道。這條交通大道猶如連接東方和西方的金絲帶,從漢至明曆經餘年,一直承擔著中國與歐亞國1800家政治、經濟、文化聯係的重要職能。以絲綢為代表的豐饒的中華物產、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藝術民俗等沿著這條大道不斷地傳到了中亞、西亞乃至更遠的歐洲,為人類文明做出了積極而重大的貢獻。到唐代,中華文化開始了外播的第二次高潮,突破東進而仰首西傳。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強盛、最發達的時代之一,中華文化也達到了一個興隆昌盛的高峰。在這個時期,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了多方麵的文化交流,長安成為一個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會融合的中心。各國龐大的外交使團出入長安,中外各國間貿易十分繁盛,成千的外國留學生在長安國子監學習中國典籍和學術文化,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和濡染。正如美國漢學家巨擘費正清曾讚揚說:“作為當時世界上的頭號大帝國,唐朝的軍事、政治和文化均成為鄰國狂熱效仿的對象。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①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文化麵貌,形成了“中華文化圈”的東亞文化秩序。

“中華文化圈”包括中國本土、朝鮮半島、日本以及越南北部,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具有使用漢字、提倡儒學、流行中國化佛教、實行中國式典章製度以及應用中國科學技術等共同的文化因素。中華文化的東進無疑是中華文化圈本身逐漸形成的過程,但不否認該圈中其他民族文化對華夏文化的潛在反影響,但這點不是本書討論的範疇而不贅言。中華文化東進的主要國家有日本、朝鮮和東南亞部分國家,其中,日本是中華文化被引進之後被同化最明顯的國家,並且成為近代以來亞洲最先進入近代化的民族國家。當然,必須承認,日本是一個非常善於學習外國文化的民族。麵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魏晉南北朝開始,日本就不斷從中國取經。公元年,《千字文》《論語》等文化典籍的輸入日本。此後,通過多種285渠道,輸入儒學,普及中國文化,至隋唐達到了高潮。公元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600[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2312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63國,實地考察研究中國文化。接著日本聖德太子仿效中國進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確立了中華式的社會體製。公元年,日本又推出全麵引進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製度的“大645化革新”,同時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多達次之多。有的遣唐使為了深入研修中國典籍,19可以留下來學習三五年不等,習慣上稱他們是“留學生”。到了奈良時期,加大了引進中國文化的力度,中國的文學、藝術、繪畫、建築、醫學、科技、生活習俗等都湧進了日本。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也在日本植根,鑒真和尚的東渡,成為日本佛教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到公元世紀左右,日本基本上效法中國而形成本民族文化,成為中華文化圈的代表國家。

9比較突出的表現有:()在漢字的基礎上,日本又創造出片假名,逐步形成了日本語言文字;1

()中國儒學典籍在日本廣為流傳,並成為學校的教科書文本,成為官僚、士子的精神食糧。

2世紀初,在日本流傳的儒學典籍就達部、卷。孔子成為日本的聖人,儒學變成9157916790了日本的官學;()日本的佛學經典基本由中國傳入,日本一些高僧還結合本國的實際,創3

造了神佛同體的日本佛教新模式;()日本的國家製度大多從唐朝引進,官製、兵製、田製、4

學製、稅收、法律等基本是唐朝的翻版。後來雖據其實際情況有許多改動,但基本精神實質是一承中國的;()一些社會生活方麵,如禮儀、服飾、節令節日、日常習俗、倫理道德等,日5

本也從中國吸收了很多營養,再結合日本的具體情況加以改進。可見,近代以前日本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再加以創造而形成其本民族文化的。即便到近代以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大力吸納西學,卻也沒有完全廢棄中國文化中的有益於其民族發展的文化元素,以中西文化相齊美的改革手段,以君主立憲為目標的改革進程,實現了日本的近代化轉型,成為首屈一指的東方資本主義強國。

中華文化圈中對中國文化引進吸收最便利的當屬朝鮮。由於與中國接壤,而不需要渡海傳播,交通便利優勢明顯。傳說中的西周箕子率眾赴朝的故事,真實性雖有待考訂,但中朝之間交往相對較早。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繁,往朝鮮逃避戰火者不在少數,中國文化在那裏不斷潛移默化,生根開花。漢代以後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朝鮮半島交流頻繁,直至隋唐達到了高潮,中國文化逐步變成了朝鮮民族文化發展的根基,朝鮮的語言文字、意識形態、社會製度、生活習俗等都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朝鮮很早就使用漢字,在漢語言文化方麵有很出色的造詣,包括書法藝術、歌詞詩賦等都頗有水平,出現過一些名家。世紀上15半葉,朝鮮又在長期使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文字“諺文”。這雖然是一種拚音文字,但漢字則具有承前啟後的功用。朝鮮對中國儒學十分推崇,許多儒學經典都傳入了朝鮮,成為官紳和士人的必讀書,《論語》《大學》《周易》《尚書》《禮記》《詩經》《春秋》《左傳》《文選》等是朝鮮的學生最基本的教材,以致於思想意識方麵,朝鮮和中國大同小異。儒學還是一種官學,是朝鮮規範政治模式、社會思想格局的重要思想武器。朝鮮的政製,基本上模仿唐朝,中央所設的執事省和位和府、倉郡、禮部、兵部、左右理方府、例作府,和唐朝的尚書省統帥下的六部大體一致。至於學製、官製,皆模仿唐朝,移植過來。其後的政製雖然有所變化,但實質上與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製度幾乎一脈相承。中國的佛教從公元年傳入朝372鮮之後,迅速發展,講經學佛,建寺廟,拜菩薩,變成了一種社會行為。朝鮮的倫理道德、服飾打扮、節令節日、天文曆法、音樂舞蹈、飲食起居、婚喪嫁娶等等,雖然有獨特的一麵,但和中國相同的地方很多,而生活習俗的相近,最能反映出文化的同源同根。

中國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相對而言略遲於朝鮮和日本,而且東南亞各國與中國16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文化發生關係的情狀也不完全相同,如越南與中國聯係非常密切,菲律賓則相對弱一點,但從總體上看,中國文化作為這個地區的一種主要的文化源流,是曆史所奠定的。遠在東漢末年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就有了較頻繁的交往,到隋唐、兩宋達到了高潮。中國的稻穀、絲綢、茶葉、陶瓷、漆器、醫藥等源源不斷地輸往東南亞,東南亞的棉花、煙葉以及各種熱帶植物被運往中國。和這種經貿往來相聯係的是大批華僑移居東南亞,直接在那裏傳播中國文化。特別是世紀上半葉鄭和下南洋的七次壯舉,一方麵促進了中國15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一方麵使更多的華人移居東南亞,加深了中國文化在這個地區的影響。據相關研究,東南亞在語言文字、思想意識到社會政製等許多方麵都有中國文化的基礎性功能。如越南的語言詞彙當中,幾乎有一半源於中國,中國的方塊字曾是越南的官方文字,長達一千多年,越南後創的新文字“字喃”,也是以漢字為基礎而改造成的;老撾語中,同樣可以找到許多中文詞彙,柬埔寨語、泰國語、緬甸語、馬來語都有較多的漢語成分,至少有不少粵語、閩語等南方華語的成分。菲律賓的語言中,漢語的成分相對要少一些,但也能找到許多閩南方言。由於語言的相仿、相通,就加速了思想意識的溝通,特別是中國儒家文化在東南亞的迅速傳播。孔子被這個地區公認為少有的聖人,儒學的很多經典在東南亞流傳。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做人的準則,為不少東南亞人所接受。儒學一度變成了左右東南亞人生活和追求的一種價值取向和審美判斷。東漢末年開始傳入東南亞的中國式佛教,曾經是東南亞佛教興起的一個重要渠道。中國道教也逐步傳入了東南亞的某些國家。中國發達而完備的封建的政治體製、官僚製度、法律製度、稅收製度、教育製度等曾被東南亞一些國家所認可,並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越南,其官製、法律基本模仿中國,其教育體製主要移植於中國,盛行於越南的科舉製度,幾乎和中國如出一轍。

(二)中華文化的西傳。如果把中國文化的東進看成是中國文化周邊影響的開始和奠定“中華文化圈”的文化國力象征,那麼中國文化迄今仍在不斷向外輻射和產生影響的西傳是中國文化自身創造動力、豐富內涵、在各個領域的輝煌成就、開放性和多方位交流特征等一係列重要原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眾所周知,在歐亞大陸有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古中國四大文明發源地,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但是隻有中華文化自從其初創期開始,就具有開放包容、積極開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長的同時也不斷地向周邊地區擴展,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保持活力,可持續為人類文明做著偉大的貢獻。中華文化外播的第三次高潮發生在宋元時代。中華文化到了宋代已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處處表現出它的純熟和深厚。宋代海上貿易發達,與日本、朝鮮、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海上貿易都十分活躍,中國商船甚至遠達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到元帝國時代,橫跨亞歐的帝國版圖以及驛站製度的完善,使使節往來、信息傳遞、商隊貿易、大規模移民絡繹不絕而相望於道,東西方開放空前和交往頻繁,形成了文化大交流與大融合的壯觀景象。宋元時期更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居於世界前列,如天文、地學、數學、生物學、化學、醫藥學、冶金技術、建築技術等,這些領域的成果都曾陸續傳播到海外。英國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列舉了近項中國向西方傳播的主要項目。特別是“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世30界並改變了整個人類曆史進程的偉大科技成果,其意義遠遠超出其自身的技術領域,對文化的傳承、對人類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對世界曆史的演變都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65指南針打開世界市場並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馬克思的論述幾乎耳熟能詳,而英國著名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曾在《新工具》中也更細致地評價過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改變了世界的麵貌。第一種在文字上,第二種在戰爭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引起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如此之大,以至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宗教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①明清之際出現了中華文化外播的第四次高潮,也是中華文化廣泛西傳並在近代歐洲社會的發展中留下相當影響的一個時期。康乾盛世之前的中國國力依然領先於世界,明末中國是世界上經濟技術最發達、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康乾盛世的清朝國力並不亞於漢唐盛世,也不亞於正如日中天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實體,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後於歐洲,這就成為中國文化西傳的根本基礎。中華文化第四次外播高潮的顯著特點是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充當了文化傳播的主要角色。他們把許多中國學術典籍翻譯介紹到歐洲,並通過撰寫專著和大批的書信,介紹中國的曆史、地理、政治製度、社會生活、民間風俗、文學藝術,在歐洲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對正在興起的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伏爾泰、狄德羅、萊布尼茲等歐洲的大思想家,都對中華文化表現出熱烈的讚許和傾慕之情。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成為一個令他們向往的“烏托邦”,用來對照批判當時歐洲各國的封建專製製度。歐洲中世紀(約—年,由西羅馬帝國滅亡開始計算,直到文藝複興後的極權主義抬頭時期為3951500止)被認為是在愚昧的教士主宰之下的“黑暗時代”“半夢半醒的一千年”。這個時期的歐洲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統治政權,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在毫無希望的痛苦中。歐洲人改變世界起源於歐洲的文藝複興,而歐洲文藝複興其實是善借中華文明的必然結果。蔓延歐洲兩百年的“中國熱”既造成了中國形象在西方達到高潮,也預示著中國的衰落即將開始。年前後是世界文明格局中大國勢力均衡的轉1750折期,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殖民擴張使西方文明在曆史上第一次勝出東方文明。在西方飛速現代化的曆史過程中,中國相對而言落後了。中國從發動世界的軸心逐漸變成被西方中心衝擊帶動的世界邊緣,它不僅降低了中國的國力,也一度動搖了華夏文化的價值與世界影響。中國落後的原因是封閉。②曆史已經證明,一種民族文化,無論它曾經多麼的豐富、多麼的先進、多麼的偉大、多麼的輝煌,如果把自己封閉起來,完全與外部世界相隔絕,不僅難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意義。西方工業革命創造的政治經濟奇跡打破了世界平衡,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從自身擴張的角度強調中國的文化自大與封閉,以致於以年開始的鴉片戰爭為標誌,度地改變了東強西弱1840180的世界格局,中國成為停滯與衰落的話語同義詞。盡管如此,中華文化即便在衰落的年代裏,也從未停止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迄今為止,中國形象進入西方將近個世紀,在現代7

程裕禎:《中國文化要略》,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頁。

①200382206周寧:《世界是一座橋: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建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②2007412頁。

16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化曆程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構築了西方的現代文明觀念,它一方麵證明世界現代化是一個多元發展、相互作用的係統進程,不僅西方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西方現代文化;另一方麵它也說明中國的文化形象蘊藏著巨大的“軟國力”,其知識體係、意識形態、社會製度顯示出的優勢,具有廣泛深刻的影響力,而且在世界現代化曆史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①中華文化能夠在世界各地廣泛而持久地傳播,並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根本原因在於它的豐富性、先進性和開放性。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過那些體現著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豐饒的物質產品(如絲綢、瓷器)來知道和認識中國文化的。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幾乎中華民族創造的所有文化成就,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藝術,從宗教到民俗等,都或多或少、或遠或近傳播到海外,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影響。人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媒介。所謂文化交流與傳播,就是人際之間的交流與傳播,文化傳播都是通過人的接觸和交流進行的。在幾千年的曆史進程中,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你來我往,共同構築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命之橋。

自古以來,中國不斷有人移居海外,早期的如前麵提到的箕子走之朝鮮、徐福東渡日本的故事,秦漢時代有大批“秦人”“漢人”移居日本。唐代發生在中亞的怛邏斯戰役,唐軍大敗,兩萬多唐軍士兵被阿拉伯軍隊擄往中亞和西亞地區,成為一個特殊的移民集團。中國的造紙技術就是由這些被俘的唐軍中的工匠傳至中亞和阿拉伯地區,而後又逐漸傳播到歐洲的。

宋元之際和明末清初,有許多漢族人不甘受異族(蒙古族或滿族)的統治,或是躲避戰亂,出現了兩次向海外移民的高潮。世紀又有大批華工出國,再次形成了向海外移民的浪潮。

19曆代移居海外的中國人與當地居民雜居相處,把中國的先進生產技術、生活方式、風俗民情、宗教信仰乃至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民族精神帶到那裏,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廣泛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此外,東西各國間使節、留學生的往來,以及穿梭世界的商人們、旅行險家和宗教界人士等,也是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重要途徑。中國文化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經曆了從器物到製度再到思想的三個階段,這樣的“東學西漸”與後來強勢的“西學東漸”在過程上是相同的。新鮮而先進的中國文化一旦傳播到海外,就受到高度重視和熱烈歡迎,它給那裏人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許多方便,並且對那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借鑒、刺激、激勵和開發作用。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鑄造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也使我們的民族永遠能經受曲折和挫折最終走向光明發展之路,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生命遷衍和歲月推移的曆史,更是文化進步和文明傳承的曆史。世界文明發展的規律之一是,大凡一個民族或國家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肩負起引領世界潮流的曆史責任,主要來自是文化的引領和民族文化強大的穿透力、影響力和塑造力。自近代以來,文化資源已經成為一種“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源”。特別是從世紀末開始,文化越來越成為②20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文化軟實力”競周寧:《世界是一座橋: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建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7418頁。

趙惠強,洪增林:《西部人文資源開發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200229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67爭是一切競爭的根本。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將文化看成經濟發展的1998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因素影響經濟行為和經濟選擇。由文化所構建的社會信任和合作製度已成為決定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

)說過:“今天,真正決定社會發展進程的,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和勞動,而是Huntington文化。”①站在曆史與現實、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交彙點上,我們明確認識到,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的時代趨勢更加明顯,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巨大,文化產業更成為世界公認的最具前途的朝陽產業。正如在年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大的200211報告裏所言:“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年月中20034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廣東視察工作時發表講話時又指出:“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民族,一個不能不斷進行文化創新的民族,是很難發展起來的,也是很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總之,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上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倫理道德之類從總體上優越於西方文化,而西方近代以來的器物文化,尤其是軍事、科技理論則優越於中國。一種文化觀的產生是對應民族應對自身所處的環境條件的挑戰而逐漸形成的,西方人站在西方文化大背景下看待西方的價值體係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文化,自然都是合理的,同理,中國文化也是如此。但是,從曆史上看,中國文化的東進和西傳不僅彰顯了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也蘊含著中國文化本身特殊的重要內涵和在世界整體文化價值中的領先地位。更有甚者,曾經說過“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世紀就是中國人192021的世紀”的英國史學泰鬥湯因比(,—)在世紀年代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2070就提出了“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的時代”的著名論題:“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的道21路。在這一點上,現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②當然,從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而論,還可以推導出曆史中國是一個開放而非閉關的國度,而現代中國正是在曆史中國的文化貢獻基礎上走向更大更理智的開放格局,不間斷地為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這點又正是《日本國誌》著者黃遵憲堅信而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動因和現實根據。

第二節黃遵憲與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古已有之,隻是到近代以來,各民族間文化交流之頻繁和規模越來越史無前例,而且還在不斷擴大之中,以致到世紀末開始的人類“全球化”了。其實,“全球20化”的時代話語並不是本世紀的特定用語,早在世紀末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人1516類已經開始了全球化的文明步伐了。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王韜就正式提出“地球合一”的全球觀,並認為這是一種“創局”,會給國勢日蹙、文化衝突嚴重的晚清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從本質上而言,“全球化”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提條件乃至題中譚仲池:《自覺擔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曆史責任》,《中國文化報》年月日。

①20110221[英]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世紀》,荀春生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年版,第②211983298頁。

16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之意。晚清許多出使和留學海外的官員和文人誌士們感受到與中國文化異質的西方文化的撞擊,不僅從自己本體文化的視閾來分析外來文化,而且借助相較而言優勢的異質文化來認識自身的固有文化,從而得出新的視角和理解,自覺不自覺地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全球化”進程。歲隨使日本開始海外生活十四年的黃遵憲,深知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29作用,而且身體力行並以曆時十年工夫撰成巨著《日本國誌》為標誌而名噪一時。在他的《己亥雜詩》(年)第一首“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自號風波民。百年過半洲遊四,留得1899家園五十春”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①的西方文化的駸駸東來及其中國人心理上的波瀾。從救亡圖存和自立於世界舞台的曆史責任感出發,黃遵憲毅然接受異質文化的新事物,並將之與中國文化進行有機融彙,開始他自身的中西文化觀轉型和資產階級文化維新中國的軌道。

一、黃遵憲中西文化觀與文化交流“西學中源”說是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過程中,中國人認識西方文化時出現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這種學說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創造出來的文化丟失了,卻被夷人學去了,學習西學隻不過找回祖先所創、後來丟失的文化遺產,歸根到底,學習西學本質上等於是學中學,是繼承祖先們遺產的一種途經,即《後漢書》謂“禮失求諸野”②。所以,西學是可以學的,不必以學習西學為恥,而保守的士夫則以之來否認學習西學的必要性。

“西學中源”思想萌芽於明末清初。為緩和中西衝突,在引進西洋天文算學的同時又避免“用夷變夏”之嫌,晚年的康熙帝對此說親加提倡,特別是他在南巡途中親自召見曆算大師梅文鼎,促成梅氏撰著《曆學疑問補》一書,對“西學中源”說加以專門論證,此後,“西學中源”說遂成為官方的一種學術觀點,迅速流布開來。清代中葉,此說載入《四庫全書總目》,加之阮元等知名學者的鼓吹,這種說法更進一步深入人心,成為清代朝野對待西學的根本態度。鴉片戰爭的炮聲將滿清中國拖入近代世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市場中,並首先使西方科技再次大規模地輸入中國。中國學術與西方科學在百餘年閉絕後重新麵臨著關係調適的問題,而西學的駸駸東來勢不可擋,中國處在被動的地位,必須對挑戰做出合適的反應。由於“西學中源”說是帝王欽定的,自然就被一些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重拾起來,作為接受西學的一種理由,甚至成為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指導思想。提倡西方科學技術的洋務派無不稱道“西學中源”,而維新派亦紛紛借助“西學中源”說鼓吹變法,以致有學者認為,“在資產階級改良派手裏,‘西學中源’說得發展達到高潮”③。黃遵憲作為在洋務派鼎定大清朝綱之際出使東西洋的滿清官員、又是近代中國為數不多的外交家,他也未能擺脫自明末清初以來認識西方文化這種奇妙的思維方式“西學中源”說,不僅認為西方科技來源於中國古代典籍,而且西方政治、宗教都能在中國古代找到源頭與相似之處,顯然有中國文黃遵憲:《人境廬詩草自序》(光緒十七年六月倫敦使署),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上①

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198163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第首小注),載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②155200553頁。

湯奇學:《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概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0056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69化“自大”“自尊”與近代“自衛”“自慰”的心理,值得深入探究。

首先,“泰西格致之學,莫能出吾書之範圍”。這是黃遵憲對中西文化交流以來的西學之自然科學的本質所作的基本結論。明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個較興盛的時期,西方傳教士來華,為便於傳教而帶來的天算知識及測量儀器均先進於中國,以徐光啟、李之藻等為代表的開明之士主張學習西方,並建議朝廷聘請外國傳教士協助修曆,這就引起了士大夫中的保守分子的竭力攻訐。為應對責難,徐光啟等人自然到古代聖賢的經典中尋找依據,以便證明西學和中國古學並不相悖。徐光啟認為,羲和、後稷、墨子等古代聖賢都重視技藝之事,發明創造不可勝計,秦始皇焚書坑儒,使風氣一變,至於今日工藝度數之學盡廢,傳教士的學問恰好可以“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①。在徐氏看來,禮失求諸野,學習西學正合於古訓,有力回擊保守派的攻擊,推動了明末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家之一的黃宗羲,曾著《西洋曆法假如》《授時曆法假如》等書,認為“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②。而清初學者王錫闡在把中西方的天文數學一一進行對比後明確地說:“西學原本中學,非臆撰也。”③顯然,這期間“西學中源”的範圍還局限在天文、曆法、數學等方麵,即所謂的“格致之學”。到近代洋務運動期間,上至朝臣疆吏,下至民間士子,仍襲舊說,更加強調格致之學出於中國。同治初年,淮軍統領、洋務大吏李鴻章曾說過,西方算術中的“借根方”來源於中國古代算術中的“天元”,而西方的代數學則是脫胎於中國的“四元之學”,並據此斷定,西方人“竭其智慧不出中國之範圍”;隻不過西方人精於製造,精於機巧,把這些從中國學去的東西發展得很新奇,以至於在這方麵中國已經比不上西方,“無論中國製度,事事非海外人所能望見。即彼機器一事,亦以算術為主。

而西術之借根,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士目為東來法,亦不能昧其所自來。尤異者,中術四元之學,闡明於道光十年前後,而西人代數之新法,近日譯出於上海,顯然脫胎於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國之範圍,已可概見。特其製造之巧,得於西方金行之性,又專精推算,發為新奇,遂幾於不可及。”④恭親王奕??在同文館設立天算館的爭論中,麵對倭仁等人學習西學就是“以夷變夏”的質難,他說道:“查西術之借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士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⑤在奕??看來,西學原本中學,中西本是一家,西法就是中法,隻是中國創其法,西人推陳出新而已。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之一的王韜也說:“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製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⑥而駐歐四國公使的薛福成也認為,歐美各國的興起不過是近百年中徐光啟:《刻幾何原本序》,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8475淩揚藻:《蠡勺篇》(卷第頁,同治二年南海伍氏刻本),轉引自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②317論》,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200245阮元:《疇人傳·三十五卷》,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

③1955436李鴻章:《同治四年四月八日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④

檔·機器局》(一),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四十六年()版,第頁。

195714奕??:《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奕??等摺》,載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二),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200024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原學》,上海書店出版社年版,第頁。

⑥2002217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的事情,而中國早在上古的時候就製造出船隻、車輛、弓箭、書籍等,比今天西方人的製作更為神奇。《堯典》定四時,《周髀算經》傳算術,西方人的天文和數學就是從這裏發展起來的。黃遵憲自年起遊曆日本,開始與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觸,但其最初印象仍是西方①1877文明在器物層麵上的發達與先進,所謂“百丈之船,萬鈞之炮,周環地球;頃刻呼吸之電音,騰山募澗,越林穿洞;日行數千裏之火車,飛淩半空之氣球,凡夫鄒衍之譚天,章亥之測地,齊諧之誌怪,極古人所謂怪怪奇奇者,莫不有之;極古人荒唐寓言之所不及者,又有之”②。

進而,他將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如“地圓地動、化學、光學、機器製作、天文算法、火器、電氣”等求證於中國古代典籍與史實,以言之鑿鑿之精簡詩篇呈予世人,“削木能飛詡鵲靈,備梯堅守習羊坽。不知盡是東來法,欲廢儒書讀墨經”,並在詩句的自注中,詳征博引,再予解釋:“相土宜,辨人體,窮物性,西儒之絕學,然見於《大戴禮》《管子》《淮南子》《抱樸子》及史家方伎之傳,子部藝術之類,且不勝引。至天文算法本《周髀》蓋天之學,彼國談幾何者,譯稱借根方為東來法(宋秦九韶作《數學九章》十八卷,中載立天元一之法,即借根之法所本也)。火器之精(火器始金、元間。趙甌北《陔餘叢考》有火炮一篇可征),得於普魯斯人,為元將部下卒,彼亦具述源流。”③這種格致之學源起中國的思想被黃遵憲不斷推廣,在給日本友人書刊作序時常常自覺流露出來,並形成自己明確的“泰西格致之學源於中國”觀點。

在《序》中,黃遵憲寫道:“餘嚐以為泰西格致之學,莫能出吾書之範圍。或者疑餘言,餘乃為之征天文算法於《周髀》蓋天,征地圓地動之說於《大戴禮》《易乾鑿度》《書考靈曜》,征化學之說於《列子》《莊子》,征光學之說於《墨子》,征電氣之說於《亢蒼倉子》《關尹子》《淮南子》,征植物動物之說於《管子》《抱樸子》,聞者始緘口而退。……司馬溫公之論佛法,謂其精微不能出吾書。餘謂西學無不如此。特淺學者流,目不識古,以己未所聞,遂斥為烏有,可謂蚍蜉撼樹,不自量之甚也。”④其次,西方政、教亦出於中學。這是黃遵憲為倡導維新變法而提出的驚世駭俗的西學觀。黃遵憲不僅認為屬於器物層麵的西方科技來源於中國,還認為屬於製度層麵和文化層麵的西方政、教亦源自中國。他甚至將源出中國的西學範圍不斷擴大,幾乎涵蓋了西方文明的全部。不管是與日本友人的筆談,還是在《日本雜事詩》《日本國誌》中,他都表達了這種觀念。其中,他認為西方的法律類似於先秦時期的法家、官僚製度同於《周禮》,而一些具體的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與《管子》十之七八相同。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結尾“外史氏曰”中,他寫道:“其用法類乎申韓,其設官類乎《周禮》,其行政類乎《管子》者,十蓋七八。”⑤這種觀念在他襄助湖南新政的過程中得到一定的貫徹,尤其在具議院與行政合一功能的保衛局機構中,“遍曆泰西,覘其國,觀其政,求其富強之故,實則設官多本乎《周禮》,行政多類薛福成:《西法為公共之理說》,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①1987頁。

298黃遵憲:《序》(年月),載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年版,第②188072005250頁。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第首),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③5420032425頁。

黃遵憲:《序》,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2003379380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⑤20012341342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71乎《管子》。考之《管子》,五家為軌,十軌為裏,四裏為連,十連為鄉,故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其聲相聞,足以無亂,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此齊桓所以霸諸侯者也。而西人法之,邑有邑長,鄉有鄉長,合之而為府縣會。考之《周禮》,有司救,有司市,有司虣,有禁暴氏,有野廬氏,有修閭氏,掌民之邪惡過失,市之治教刑政,而禁其鬥囂暴亂、矯誣犯禁者。此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也。而西人法之,有工務局,有警察局,國無論大小,遍國中無不有巡捕者,故能官民一氣,通力合作,相互保衛,事舉令行。此中國舊法而西人施之於香港、上海之華人,亦無不視為樂郊,歸之如流水,耳聞目見,其效如此。”①黃遵憲還將西方民主政治比附在中國經典《周易》有關內容上,並藉此駁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有關言論。年月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號上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一文,其中19022222說道:“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②對此,黃遵憲致函梁氏,明確表明西方政治理論多源出《易》經,他說:“吾讀《易》至泰、否、同人、大有八卦,而謂聖人於今日世變,由君權而政黨,由政黨而民主,聖人不啻先知也(以乾下坤上為泰,言可大可久之理也。以坤下乾上為否,則指未窮未變時之事矣。由否而同人,為離下乾上。由同人而大有,為乾下離上。序卦之意可見也)。而謂聖人之貴民,重文明,重大同,聖人不啻明示也。”將《易經》中的係辭“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理解為進化論學說,“所尤奇者,孔子係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此非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非猴為人祖之說乎?

試思此辭,在天地開辟以後,成男成女之前,有何吉凶變化之可言?而其辭如此,若謂品物既生,有類有群。此類此群,自生吉凶。由吉凶而生變化,而形象乃以成。達爾文悟此理於萬物已成之後,孔子乃采此理於萬物未成之前,不亦奇乎!”“往嚴又陵以乾之專直,坤之翕辟,佐天演家質力相推之理。吾今更以此辭為天演之祖”,因此,若不謂西方政論源自易經,則不諳中學之本性,“若謂以西學緣附中學,煽思想之奴性而滋益之,則吾必以公為《山海經》之山膏矣”,並告誡梁啟超曰:“凡上所雲,公意苟有所指駁,或有所引申,請刪潤其文,而藏匿其名字,如紀年論之作曰為宜。至禱勿忘。”當然,黃遵憲對西方政教源出中○○○③學的闡釋,遠勝於同時代未跨出國門的知識分子,是其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西學傳播情形,以及對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典型考察而得出的結論,較之一般人雲亦雲的論述更具說服力。洋務派隻重西方格致之學源出中學,妨礙了西學在華傳播,以致在甲午戰後,中國人對西學的認識從自然科學逐步擴展到社會人文科學領域,同時對“西學中源”的闡釋也從藝學擴大到政學。維新派巨匠康有為在光緒二十一年()於《上海強學會章程》中曾1895說:“近年西征西學,日新不已,實則中國聖經、古(孔)子先發其端,即曆代史書、百家著述,多有與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漸湮。”譚嗣同於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④1898黃遵憲:《楊先達等稟請速辦保衛局批》(年月日),載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①189839年版,第頁。

2005503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1984310頁。

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③2003月版,第—頁。

10489490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載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117417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在湖南《湘報》上發表《論今日西學與中國古學》一文,也提出同樣觀點,“絕大素王之學術,開於孔子。而戰國諸儒,各衍其一派,著書立說,遂使後來無論何種新學,何種新理,俱不能出其範圍。……蓋舉近來所謂新學新理者,無一不萌芽於是,以此見吾聖教之精微博大,為古今中外所不能越。”①唐才常的《曆代商政於歐洲各國同異考》《治新學先讀古子書說》《公法通議自敘》等係列文章在宣揚西方科技、哲學、宗教、倫理、政治製度、民主思想的同時,也不諱言皆由中國傳入西方的論點②。在維新派人士中,黃遵憲提出西方政教源自中學之說,顯然比康有為、譚嗣同、唐才常等人都要早,而且全麵,較為詳備地論述了西方文化與中國古學多所相合,具有獨到而又雷同的價值趨向。可以說,黃遵憲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即認為西方政教出於中學的觀點推動了戊戌時期“西學中源”說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引領時潮的思想啟蒙意義。

最後,黃遵憲倡揚“西學源於中學”觀,既有著時代的進步性,又有曆史的局限性,並辯證地統一於他的政治理想中。所謂時代進步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對反對學習西學的保守派人士予以批評,並促使其轉變思想,減少西學入華的人為阻力。曆來對“西學中源”說的正麵評價在於它具有認同西學,激活中學,會通中西文化的作用,黃遵憲亦如是。

他認為不要閉目塞聽而視西學為虛無之物,也不要皆視西學為中國古已有之而不屑一顧。

既然西學在中國早已有之,便無須排斥它,相反將中土已失之學學回來是名正言順之事,“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書。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師其長技”。由此而推,采用西學就不是什麼“以夷變夏”,而是采納西人更新之後的中學,無論格致還是政教方麵。二是警醒一批盲目趨新之士,批評他們一味追逐西方文化,而對傳統文化棄之如遺的不正確態度,“今東方慕西學者,乃欲舍己而從之,竟或言漢學無用,故詳引之,以塞蚍蜉撼樹之口”③,在他看來,既然西學是中國古學的餘緒,國人就不應該對本民族文化妄自菲薄,以免在中西文化交流或碰撞中迷失方向。“西人之學,每偏於趨新;吾黨之學,每偏於泥古。

……不究其異同,動則剿襲西人知新之語,概以古人所見,斥為芻狗,鄙為糟粕。烏乎!其可哉!餘故讀是編而歎息久之。”④同樣,黃遵憲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罷黜漢學而全麵西化之風不以為然,甚而對日本“益以漢學者流為支離無足用,於是有廢之之心”予以抨擊,“今朝野上下通行之文,何一非漢字?其平假名、片假名,何一不自漢文來?傳之千餘年,行之通國,既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離,即使深惡痛絕,固萬萬無廢理。況又辭章之末藝,心性之空談,在漢學固屬無用,而日本學者,正賴習辭章、講心性之故,耳濡目染,得知大義。

尊王攘夷之論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興之功,則已明明收漢學之效矣,安在其無用也耶?此其事當路諸公宜若未忘,吾是以知漢學之必將再興也。方今西學盛行,然不通漢學者,至不能譯其文。年來都鄙諸黌,爭聘漢學者為之師,而文人學士亦不如前此無譚嗣同:《論今日西學與中國古學》,載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年版,第①1981399頁。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98023094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第首),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③54200310頁。

26黃遵憲:《序》,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200310380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73進身之階,漢學之興,不指日可待乎?吾願日本之治漢學者,益騖其遠大者,以待時用可也”①。當然,黃遵憲批評日本欲廢之“漢學”,是指孔學,而非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在黃遵憲思想中,儒學並非孔學,他一生尊奉孔子、信仰孔學而反對立孔教。顯然這是一個有待考證的學術問題。“黃遵憲所言有用之漢學,既非宋學,也非考據學,而是沒有被儒學附會、歪曲的孔學。黃氏曾多次表示不喜舊學,即道鹹以來二三巨子所稱考據之學、義理之學、詞章之學耳。年輕時,他就斥責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和考據學的瑣屑餖飣,認為這二者都是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的無用之貨。年,黃遵憲在複函梁啟超品評曾國藩時,認為1902其學問能兼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古文堪稱清代第一,然而,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孔學之哲學,未夢見也。黃氏對曾國藩的評價雖從新舊關係立論,但其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先秦後的儒學,而非先秦孔門學說。此種做法,與當時古學複興運動晚清士人立足先秦學派思想相類。與對舊學的批評相對應,黃遵憲終生推崇孔學。”②晚年鄉居的黃遵憲仍極力推崇孔子,不惜以西方進化論闡述孔子學說的精義,並欲作《演孔》一書,後因病體拖累,雖未能成書,但否定中國文化主流地位的封建儒學是不容置疑的。這樣的曆史進步性,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開篇和結尾的兩處“外史氏曰”裏,還有極強的論證之語,下麵有述之,此暫從略。黃遵憲之所以對“西學中源”說津津樂道,目的就在於廓清當時反對學習西學之風,主張向西方學習,參照西法變革維新,因而其所論之“學”,更多地成為其所論之“政”的延續與補充,充分體現了他的誌在變法、誌在民權、誌在經世的政治夙願。同時,也須承認,黃遵憲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他無論追隨前人或同代人,還是獨創與演繹“西學中源”說,都不能掩蓋掉其說的許多矛盾或缺陷之處。

如對於中學何時、經由何種途徑、如何傳入西方並為西人所接受與創新等問題,他並沒有做出自己的回答,隻是沿襲《史記》“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③之語,而籠統地說:“當孟子時,天下之言半歸於墨,而其教衍而為七。門人鄧陵、禽猾之徒,且蔓延於天下。其入於泰西,源流雖不可考,而泰西之賢智推衍其說,至於今日。而地球萬國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④。

縱觀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中的論證,除了語氣用詞的確信度重與說理邏輯嚴密外,還有一些臆度與想象的主觀成分,故在中西文化比較上有直觀機械、甚或強詞奪理的不恰當比附之嫌,如他將包含了較多科技思想萌芽的中國古代典籍搜羅殆盡:先秦諸書(《大戴禮》《管子》《淮南子》《抱樸子》《墨子》《易經》《列子》《莊子》《亢倉子》《關尹子》《易乾鑿度》《書考靈曜》《周髀算經》,宋代《九章算術》與金、元年間的《陔餘叢考》等,來證明西方科學技術成果中國古已有之,將中國古代一些具體的原始的科技成就與西方近代科技成果畫上等號,沒有意識到近代科學更多的是一種思維方法,沒有看到中國古代文明與西方近代文明之間存在鮮明的時代差異,沒有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因而不符合客觀事實的臆斷較多。

“若從文化本質上而言,‘西學源於中學’,實際上是在文化尋根意識驅動下,以中國文化為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339張永春:《黃遵憲與晚清“西學墨源”論》,《江漢論壇》年第期,第頁。

②2009779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1998436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2001233217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本位對西方文化做出的一種帶有很大誤讀成分的解釋。黃遵憲對作為了解外國文化之工具的外文水平的低下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出使海外時間達十幾年之久,有機會接觸感受西方文化的許多方麵,此為他的優越之處,但是正如出使異邦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他不諳外文,雖身在海外,主要還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了解西方文化,無法直接了解異域文化深層的許多方麵,不能準確把握西學的精義,使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存在不少有意無意的誤讀曲解成分,時常將西學附會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麵來。錢鍾書曾這樣品評黃遵憲的詩歌:“‘差能說西洋製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於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也表明黃遵憲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體認主要尚處於較淺顯的層麵,確有見地之論。”①若從目前學術界有關中西文明是兩種完全異質的並行發展的文化形態觀看來,包括黃遵憲在內所倡興的“西學中源”說,或許在理論上很荒謬,經不起邏輯和曆史相結合的論證,在出發點上也有悖於不同種族文化發展多源多流的客觀事實,但卻是那個時代的實際思想啟蒙與政治實踐運動所能接受的一種思維方式和本族文化自衛心理的見證。我們不能否認“西學中源”思想既是當時社會思潮趨向的反映,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使然。它的出現固不排除策略和手段的因素,希望繼續在中國傳統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對西方文化采取溫和接受、部分認同的態度,這樣可在心理上保持文化優越者的地位,以圖獲得精神安慰和心理的微妙平衡。“西學中源”說也算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或交鋒下的派生物,是異質文化接觸過程中引發出的一種異常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意識,打上了民族優越性的時代烙印,這其間“未嚐沒有直覺的偶合與推理的解悟,並逐漸達到洞悉真相的程度。”②然而,黃遵憲的“西學中源”觀較之同時代之人,有著獨特的內涵和特征,其“中學”內涵單一,即“墨學”,正所謂“西學源自墨學”也。實際上,“西學源自墨學”也不是黃遵憲的首創,亦有曆史的淵源。中國最早將近代西方科技文化與墨子學說相比附的是清道光年間的鄒伯奇,他在《學計一得》卷下“論西法皆古所有”條雲:“梅勿菴言和仲宅西,疇人子弟散處西域,遂為西法之所本。伯奇則謂西人天學未必本之和仲,然盡其伎倆,猶不出墨子範圍。

墨子《經上》雲:‘圜一中同長也’。即幾何言圜麵惟一心,圜界距心皆等之意……至若泰西之奉上帝,佛氏之明因果。則尊天明鬼之旨,同源異源者耳。墨子《經上》雲:‘此書旁行,正無非’。西國書皆旁行,亦祖其遺法文故謂西學源出墨子可也”。這可以說是“西學源自墨子”說的首創。隨後,張自牧在《瀛海論》中亦提出“西學源自墨子”說。履職駐日使館的黃遵憲在年出版其《日本雜事詩》的“西學”篇裏,就有這樣的詩句:“不知盡是東來法,欲1879廢儒書讀墨經”,在小注中明言“餘考泰西之學,墨翟之學也”,並從宗教、科技方麵作比較。

《日本國誌·學術誌》所論當源於《日本雜事詩》。其後,又有王之春的《蠡測危言》(1885年)的“廣學校”,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皆提出“西學源自墨子”說。不過在以上各書中,論述得最透徹的還是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學術誌》。③左鵬軍:《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與文化心態》,載中國史學會等編《黃遵憲研究新論》,北京:社會科①

學文獻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20075197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20031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③1988631731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75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開篇“外史氏曰”裏,黃遵憲非常明確地道出他的中西文化觀,即“西學源自墨學”。“餘考泰西之學,其源蓋出於墨子。”具體論證有五點:一是西方資產階級提倡的平等,即是墨子的尚同之說,“其謂人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二是西方資產階級提倡的博愛,即是墨子的兼愛之說,“其謂愛汝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三是西方尊崇的基督教,即是墨子的尊天明鬼之說,“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明鬼也”。四是西方人擅長的技術器械,即是墨子的備攻備突、削鳶能飛的發揮與運用,“至於機器之精,攻守之能,則墨子備攻備突、削鳶能飛之緒餘也”。五是西方的科學,來源於墨子的經說,“格致之學,無不引其端於《墨子·經上下篇》”。上述五點可分兩大層麵,前三點是指政治、宗教,後兩點是談技術、科學。而這些幾乎就是西方文明或文化的全部。黃遵憲作這樣的比附,充分洋溢著中華文化的優越感,“地球萬國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因而在他看來,西方文化(或西學)自近代伊始的“駸駸東來”,不過是“二千餘歲之前”“蔓延於天下”的墨學“入於泰西,源流雖不可考,而泰西之賢智推衍其說,至於今日”的結果,並且入西之墨學在被西方化之後又回歸到中國,這是“何其奇也”①,又是毫不奇怪的。

為充分展現墨學是西學之源的世界性功績,黃遵憲在本卷三處的“外史氏曰”裏又對之詳加闡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首先,黃遵憲指出源自墨學的西學在西方社會已產生了巨大成效,不僅科技發達、經濟繁榮,而且政治製度合理、社會和諧,“餘聞東西之人,盛稱泰西者,莫不曰其國大政事、大征伐,皆舉國會議,詢謀僉同而後行。其薦賢授能,拜爵敘官,皆以公選。其君臣上下,無疾苦不達之隱,無壅遏不宣之情。其人皆樂善好施,若醫院,若義學,若孤獨園,林立於國中。其器用也,務以巧便勝;其學問也,實事求是,日進而不已。其君子小人,皆敬上帝,怵禍福。

其法律詳而必行,其武備修而不輕言戰”,多麼美好的一幅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現實畫卷。這樣的欣欣向榮正是西學之功。但是,西學是淵源於中國墨學的,西學之功自是中學之功,“餘初不知其操何術致此,今而知為用墨之效也”。這種“用墨之效”,具體而言,又是與墨學的眾多方麵密切相關的,“其說之善者,容亦有合於吾儒,而獨其立教之要旨,專在於尚同、兼愛,則大異。彼謂等天下而同之,擻遂萬物而利之,天下之人喜,人人得自伸其權,自謀其利,故便其說之行而樂趨之。交相愛則交相利,苟利於眾,則同力合作,故事易舉。無所甚親於父兄,無所甚厚於子孫,故推其愛於一國,而君臣上下無甚差別。相維相係,而民氣易固。學問則相長也,工巧則相示也,故互相觀摩,互相競爭,而技藝日新。而又慮其以同裨同,無所統而易於爭亂也,故稱天以臨之,使人人知所敬而不敢肆,由是而教誡修焉。明法以範之,立義以製之,使人人知所循而不敢逞;講武以防之,使人人有所憚而不敢犯。由是而政令肅焉,由是而武備修焉。彼欲行其尚同、兼愛之說,而精詳如此,行之者其效又如此,胥天下而靡然從之,固無足怪”②。

其次,黃遵憲論證源自墨學而西方化後的西學,並不是盡善盡美的,特別是他不讚賞西方資產階級的平等博愛思想,認為“流弊不可勝言”。在他來說,所謂平等(尚同)之說,即“人人有自主權利”就將會導致“君民同權,父子同權”;所謂博愛(兼愛)之說,即“愛汝鄰如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332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33217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己”就將會導致“父母兄弟,同於路人”。其理由是“天下之不能無尊卑,無親疏,無上下,天理之當然,人情之極則也”。顯然,黃遵憲是在用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倫理道德去評判西方資產階級的平等博愛思想的。他認為,尊卑親疏上下的等級序列,是聖人為防止社會動亂而製定的,如果實行平等、博愛的主張,勢必要打破這種等級秩序,造成天下大亂,“聖人者知其然而序以別之,所以已亂也。今必欲強不可同、不能兼者兼而同之,是啟爭召亂之道耳”。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平等博愛之弊在於“行均貧富、均貴賤、均勞逸之說”,實際上是鼓勵懶惰,而懶惰在治亂之世有迥然不同的發展趨勢,即“今日泰西各國物力尚豐,民氣尚樸,其人尚能自愛,又恃其法令之明,武備之修,猶足以維持不敗”,而“浸假而物力稍絀,民氣日囂,彼以無統一無差等之民,各出其爭權貪利之心,佐以鬥狠好武之習,紛然其競起,天之不畏,法之不修,義之不講,卒之尚同而不能強同,兼愛而無所用愛,必推而至於極分裂、極殘暴而後已”。對亂世之象的擔憂,使黃遵憲對法國大革命抱有仇視,認為是講求平等博愛的惡果,“每一交鋒,蔓延數十年,伏屍百萬,流血千裏,更有視人命如草菅者,豈人性殊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①顯然,這是一種對法國大革命曆史性質的誤解。由此上升到對資產階級平等博愛的誤解,是黃遵憲沒有把平等博愛看成是政治與文化雙重性質的西方思想,而僅視為倫理道德範疇的概念。本來,民權自由之說和平等博愛思想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不可分割的資產階級理論體係的組成部分,但在黃遵憲看來,民權自由之說是重要的政治問題,他承認資本主義製度取代封建主義製度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不僅讚賞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更是極力鼓動清政府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而純屬倫理問題的平等博愛則是不可施行的。他認為,倫理問題是維持一個國家或社會正常秩序之綱,是不能輕易變革的,“萬國工藝以互相師法日新月異,變而愈上,夫物窮則變,變則通。

吾不可得而變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凡關於倫常綱紀者皆是也。吾可得而變革者,輪舟也,鐵道也,電信也,凡可以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者皆是也”②。這雖然難脫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窠臼,但黃遵憲在此處並非一概否定平等博愛,主要因為當時洋務派勢力之強,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接受程度有限,更主要是不能全言西學之靈丹妙藥,而失去“西學源自墨學”的立論原則。

再次,黃遵憲從曆史角度論證了近代以前中學發達和西學不昌,而近代之後相反情況的原因。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西學”項結尾“外史氏曰”中,黃遵憲很精確地例證了近代以前的西學除主要源自墨學外,更源於其他範疇的中學,“西人之學,未有能出吾書之範圍者也”,“以餘討論西法,其立教源於墨子,吾既詳言之矣。而其用法類乎申韓,其設官類乎《周禮》,其行政類乎《管子》者,十蓋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學,散見於周秦諸書者尤多”,以致於“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書也”,這主要是因為“蓋中土開國最先,數千年前環四海而居者,類皆蠻夷戎狄,鶉居蛾伏,混沌芒昧。而吾中土既聖智輩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無不備。其時,儒者能通天、地、人,農夫戍卒能知天文、工執藝事,得與坐而論道者,居六職之一”。但是,近代以來“中土泥古不變”,特別是西方人引以為傲的近代科技成就,讓中學顯得頗為遜色。這是有很大的曆史原因的,黃遵憲指出有三點:一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332333黃遵憲:《日本國誌·工藝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424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77使中國古代的許多科學技術知識被湮滅,從而發生斷裂和失傳;二是魏晉時代士大夫崇尚清談,不重視科學技術,使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知識逐漸淡忘;三是宋明理學的空談心性,士大夫把科學技術視為雕蟲小技,以致於“詆工藝之末為卑無足道,而古人之實學益荒矣”。

正是由於三代以還的不重視科學技術,造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屢遭受西方“船堅炮利”打擊的事實,鑄造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很明顯,找到了近代落後於西方的原因,就需要引進西學在科學技術方麵的長處,以便學習而趕上之,“正當考求古製,參取新法,藉其推闡之妙”,而且麵對“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藝術之精,資以務財、訓農,資以通商、惠工,資以練兵,遂得縱橫倔強於四海之中”的不可規避的現實,更要求中國人“以收古人製器利用之助”。如此做法,並非是“以夷變夏”,而是“譬之家有秘方,再傳而失於鄰人,久而跡所在,或不憚千金以購還之”。因此,黃遵憲對那些“惡西法者”的頑固守舊思想予以批判,認為他們對西學西法“不考夫所由來,惡其異類而並棄之,反以通其藝為辱,效其法為恥,何其隘也”,這種狹隘而愚昧的思想,等於時至今日還不知“夫弓矢不可敵大炮,槳櫓不可敵輪舶”①的閉目塞聽,後果之嚴重已是不言自明了。

最後,黃遵憲明確指出,當前西方人恃其科學技術的先進,“挾其所長,日以欺侮我,淩逼我”,是不能僅與之大講平等博愛之道的,這會“往往理反為之屈,我不能與之爭雄”,而“終不能有簪筆雍容、坐而論道之日”。麵對這樣的“勢所不敵”,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早采用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生產,訓練軍隊,才可強國保種:“思所以捍衛吾道者,正不得不藉資於彼法以為之輔,以中土之才智,遲之數年即當遠駕其上,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吾一為之而收效無窮矣。”憂患意識和自信感發自肺腑,溢於言表,表達出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經世致用、包容開放和救國救民的民族精神。為了強調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黃遵憲隨後列舉了兩大實例予以說明,一是西方諸國之間的相互學習,“器用之物,原不必自為而後用之,泰西諸國以互相師法而臻於日盛”,二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脫亞入歐之舉,成就斐然,“日本蕞爾國耳,年來發憤自強,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既然西人和日本都是不恥而學,那我泱泱大國在國勢日蹙之下,為何不能“低首下心、沁沁睨睨”來學習西人之長,而這並不是“民吏羞(事)”,原因很簡單,就是現在所學的西方科學技術隻是已失傳而被西方化後又“複古”回到中國的我國“掌故”。“謂格致之學,非我所固有,尚當降心以相從,況古人之說,明明具在,不恥術之失其傳,他人之能發明吾術者反惡而拒之,指為他人之學,以效之法之為可恥,既不達事變之甚,抑亦數典而忘古人之實學,本朝之掌故也已”②。這樣論說,再次回到“西學源自中學”大論調之中,顯示出黃遵憲著書立說的很強的論戰色彩和鼓動說服的邏輯能力,同時更匠心獨運地實現他的宣傳西學的政治目標。

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漢學、西學)中,黃遵憲幾乎將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術乃至人文思想、政教理論都與墨學做了全麵而精簡的比較或比附,既是在清末維新思想界和文教界裏的比較典型和匠心獨運的一次政論發抒,也是他把在日本、歐美等國考察所得的零碎記錄進行係統化、學理化的一次學術整理。概括起來,黃遵憲認為西方科技和政教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341342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34234317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都是出自墨學,即墨學是西學之母。

首先,黃遵憲強調了西方科技與墨學的關係,“仆向讀《墨子》,以謂泰西術藝,盡出其中”。①與中學源遠流長相比,西方之科技隻是近些年來的成果,其進步符合進化論觀,無足奇怪,“彼之學術技藝,極盛於近來數十年中,古不及今,其重今無足怪也。吾開國獨早,學術技藝,數千年前已稱極盛”,而西技出於“墨學”之古,必要重視中國古人,“吾之重古人,古人實有其可重者在也”。②進而,黃遵憲詳加解釋說:“他如化徵易,若龜為鶉(動物之化)。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金合之腐水。木離木(金石草木之化)。同,重體合類。異,二,不體,不合,不類。此化學之祖也(以百物體質之輕重相較,分別品類之異同。

西人淡氣、輕氣、炭氣、養氣之說仿此)。均,發均縣。輕重而發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學之祖也。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非半弗斫。倍,二尺與尺,但去一。圜,一中同長。方,柱隅四歡。圜,規寫攴。方,矩見攴。重其前,弦其前。法意規圓三。此算學之祖也。臨鑒立。景,二光夾一光。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鑒近中,則所鑒大;遠中,則所鑒小。此光學之祖也。皆著《經》上、下篇。《墨子》又有《備攻》《備突》《備梯》諸篇,《韓非子》《呂氏春秋》備言墨翟之技,削鳶能飛,非機器攻戰所自來乎?”③故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開篇“外史氏曰”中,他就有“機器之精,攻守之能,則墨子備攻備突、削鳶能飛之緒餘也。而格致之學,無不引其端於《墨子·經上下篇》”的總結之語。一般認為,鄭觀應在五卷本《盛世危言》中對西方格致之學出於中國的係統論述是洋務運動時期“西學中源”之說的代表。④但深入比較可知,在係統性上,黃遵憲的“泰西格致之學,莫能出吾書之範圍”與鄭觀應所論相差無幾,但從推布此說的時間前置性上,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正式刊印於光緒二十一年(),與鄭氏《盛世危言》幾乎同時,但光緒五年1895()就以同文館聚珍版刊印的《日本雜事詩》以及與日本友人學者筆談時就對此說有零1879星而係統論述,足見黃遵憲比鄭觀應更早論述這類問題了。

其次,黃遵憲認為西方政教亦多源自墨學。他指出作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源自墨子學說,因為它們之間有很多相同之處,“仆考耶蘇之學,盡同於墨子”,因而不必再反轉施導其源之中國,“耶蘇之教施之未經開化之國則可行,必欲施之於東洋諸國聖賢早出之邦,抑又愚也”。⑤在《日本雜事詩》中,他將墨家學說中的“尚同兼愛明鬼事天”等同於基督教教義的“耶穌十誡”,“餘考泰西之學,墨翟之學也。尚同、兼愛、明鬼、事天,即耶穌《十誡》所謂敬事天主,愛人如己。……古以儒、墨並稱,或稱孔、墨,孟子且言天下之言歸於墨。其縱黃遵憲:《複中村敬宇函》(年月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年版,第①18819172005332頁。

黃遵憲:《序》,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②200310380頁。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第首自注),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③54200310版,第頁。也見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小注)第252001342頁。

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④200248黃遵憲:《與岡千仞等筆談·光緒五年二月筆談》(年月),載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中華書⑤18793局年版,第頁。

2005794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79橫可知。後傳於泰西,泰西之賢智衍其緒餘,今遂盛行其道矣”。①故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西學”項結尾“外史氏曰”中,他就有“餘考泰西之學,其源蓋出於墨子。其謂‘人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其謂‘愛汝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明鬼’也”的總結之語。

最後,黃遵憲“西學源自墨學”的良苦用心,最深刻的意義在於利用西學內涵來為晚清正在興起的維新運動提供精神鼓舞和變法依據。從《日本國誌》中鄭重提出並且係統論證“西學源於墨學”,直至終老故裏,黃遵憲始終堅信中學乃是西學的淵源。概括起來,黃遵憲采用這種理論形式,是為西學傳播入華並產生作用開辟的一條順暢之道,故在當時有促進西學在華傳播的曆史作用。這表現在兩點:一是在頑固守舊勢力仍是很強大的情況下,明言西學之優越自會受到更大的排斥,而借“西學源自墨學”之說,指出西學為中國古代已有之物,用不著去排斥它,這樣一來,種族意識便會在無形中除去,西學便容易為中國士大夫所接受,甚至上至君主下至一般民眾都會歡迎,這是為西學東漸減少阻力的最好方式,西學傳播阻力越小,西學入華而產生潛移默化的社會效應就會越大。二是提出“西學源自墨學”,隱喻著一種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即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曾經超過西方人,至少與西方人不相上下,即便在近代科技文化落後的條件下,近代中國如能“考求古製,參取新法”,仍可學而優之,“以中土之才智,遲之數年即當遠駕其上,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

這樣說法,自然會使士大夫們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為西學傳播打開方便之門。而西學傳播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中國的變法維新,以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這是包括黃遵憲在內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最神聖的曆史使命和政治理想。因而,黃遵憲用“西學源於墨學”論調,更深密地向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尤其維新派,傳達了另一種信息,即墨學遠勝於儒學,西學也優越於儒學,作為封建專製統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到近代以來已走入窮途末路了。要適應世界近代化的曆史潮流,儒學的傳統完整性和適應性已經不能推動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了,唯有進行維新變法,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和經濟模式,才能在列強覬覦的世界格局下自保自強,而維新變法的最好思想依據就是西學。也就是說,西學傳播入華越多越大,就會越滿足於中國資產階級維新變法事業的需要,從而能實現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近代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黃遵憲的“西學源於墨學”之說,是一種“以複古求西學”的理論形式,它與日後維新派巨擘康有為在政治改革方麵提出的“托古改製”理論是相通的。②而這種相通,客觀地說明了當時中國變法維新的最大阻力來自以儒學為思想圭臬的保守頑固勢力。前已有述,黃遵憲一生尊奉孔子,信仰孔學,而非儒學,故他的“西學源自墨學”,就將儒學的主流地位一概否定,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義。概而推之,晚清中國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所一般主張的“西學源於墨學”理論形式,都是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利益出發,對封建專製和儒家思想進行柔性批評的一種策略,是為西學東漸打開方便之門的一種權宜之計,更是寄希望於西學傳播能對包括封建士大夫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的守舊思想有所更易,而盡可能地減少變法過程中的人為阻力。顯然,黃遵憲在“西學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第首自注),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①54200325頁。

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②1988631918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源自墨學”中隱喻著一個問題,即對西學“擇善而學”的問題,即學習與墨學相諧的西學內容,從而排斥了固守儒學的根基。西學是個龐大的文化體係,魚龍雜陳、善惡並存,“凡托居地球,無論何國,其政教風俗,皆有善有不善”①。這樣,就要擇善而學,“不善者無論矣,其善者各就其性情之所偏近,學問之所偏到,此長彼短,此是彼非,吾不知所擇而一一學之,則驅車於蟻封馬垤,且執鞭洋洋,欲與康衢大道同其馳騁,其敗績壓覆也必也”“學他人之法,不擇其善者,而茫茫昧昧,竭日夜之力以求其似,不求其善,天下之事,無一可也,豈獨文章也哉!”②黃遵憲如此委婉地相較而論,就易於突出君主立憲政體是西學中政治的最善部分,必須加以學習貫徹,加上“西學源自墨學”,在中國漸進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就像學習西方文化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那不過是自學祖先已經失傳的政治學問而已。可見,黃遵憲的政治理想就在這層層邏輯解析中得到有的放矢的展現,而易於獲得更多人的相信,思想啟蒙意義重大。

“西學源於中學”的“中學”在黃遵憲思想中卻變得很狹小,即“墨學”一家,其中的學理方法和政治用意都值得深究的。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中,黃遵憲不僅提出了“西學源自墨學”的理論形式,更較為全麵地向中國人展示了日本和近代西方社會思想文化與教育的麵貌,這份曆史資料又向中國人闡釋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以及日本學習西方卓有成效的成功經驗。對著者自身而言,黃遵憲也從西方開放與文明程度和中國守舊而落後的現狀比較中,逐漸拋棄“中體西用”的觀念,而產生了效法日本以推動變革封建製為資產階級民主製的維新思想,成為一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家。因此,他站在世界近代化的曆史潮頭,以客觀真實、開放包容的進步心態,正確而明智地處理中學和西學的辯證關係,從大處和益處著眼,致力於有善和有益的西學傳播入華,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戊戌變法做出了重要的輿論準備。從最本質的思想深處而論,黃遵憲的中學與西學交流並不局限於“西學源自墨學”的理論形式,這不僅僅是他推進西學在華傳播的文化策略,也是為了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進接納、支持和參與資產階級君主立憲體製的政治建設運動之中。作為學貫中西、遊曆四洲的外交官、思想家和維新者,黃遵憲豈能不知中學與西學交流是相互的、多層次性和逐步演進的,靜止而單向的流動是不存在的,“從宏觀上看,地球人的文化具有地球人才能創造的文化的一切共性,因此,地球人文化具有一元性;從微觀上看,地球人文化呈現出千姿百態,因此,地球人文化又具有多元性。顯而易見,地球人文化是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統一體,我們應該既是文化一元論者,又是文化多元論者。在人類文化已經高度發展的今天,隻強調人類文化的一元性將導致文化虛無主義,壓抑人類文化多方麵的發展潛能;在地球人具有強烈的文化自我意識的時候,隻強調文化的多元性則又將導致文化分裂主義,進而導致文化沙文主義。從本質上看來,對於中西文化的關係問題,亦當作如是觀。

……簡而言之,中西文化發展有七大規律可循,即:()中西文化互根律;()中西文化互構12律;()中西文化互補律;()中西文化互彰律;()中西文化互抗律;()中西文化互證律;3456黃遵憲:《皇朝金鑒序》,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310頁。

372黃遵憲:《日本文章軌範序》,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②200310頁。

376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81()中西文化陰陽循環互進律”。黃遵憲的“西學源自墨學”的理論形式,正是上述“中西7①文化互根律”中的一根向的適時表達,但他主張學習西學以為變法之用,本身就是上述“互根律”“互構律”“互補律”“互彰律”“互抗律”“互證律”“互進律”關係的一般性反映。

簡而言之,既然“西學源自墨學”,學習西學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那麼西學之君主立憲政體思想也是當為學習內容之一,就在情理之中的了。黃遵憲在與日本友人筆談、詩集《日本雜事詩》和史著《日本國誌·學術誌》中極力渲染這種觀念,目的就是希望借助這種學理化的邏輯論證來促進這種思想的傳播和被接納,根本目的就是為西學在華傳播服務,為中國創建君主立憲政體的政治變革服務,具有感人肺腑的深刻用意。

二、黃遵憲日本觀與中日文化交流黃遵憲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和詩人,是中國近代較早係統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少數先進中國人之一。他的一生,與日本的關係密切。年冬至1877年春,他擔任第一任駐日使館參讚官,是首屆中國駐日使館中的核心人物。年,18821898他被光緒帝任命為出使日本的大臣,但因病未能就任。戊戌政變後,黃遵憲從此退出政壇,南歸故裏以詩相伴終老。其間,他曾編纂了近代中國最全麵而係統研究日本的巨著《日本國誌》和詩集《日本雜事詩》,成為近代中國了解日本的第一人,也是最早明確提出“以日本為師”的中國人。綜觀黃遵憲一生的經曆、思想及政治、外交活動,都與日本關係甚巨,因此,近代中國的日本觀,當屬黃遵憲的認識最為周全而深刻。當然,黃遵憲的近代日本觀是一個漸進漸熟的認識和形成的過程,它起初草稿於《日本雜事詩》中,隨後定型於《日本國誌》中,為後來學者研究他的近代日本觀,提供了極其可靠而豐富的曆史資料。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晚清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進一步遭到破壞,特別是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更方便了西方列強直接加強對華的影響和控製。清政府被迫對外建立使館和派駐使節。黃遵憲適逢其時,遵命東渡扶桑,成為中國首任駐日使館參讚官。在日本履職的四年多時間裏,黃遵憲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以“古之小行人外史氏職”自勵,采風問俗以為朝廷決策參考。但長期生活在天朝上國的迷夢和閉關鎖國政策的桎梏下的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和了解存在著很大的誤區,“餘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稍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②同時,在黃遵憲之前,中國人對近在咫尺的日本根本不了解,尤其對日本效法西方而確立君主立憲製的一係列變革更是一無所知,“如鬆龕徐氏,默深魏氏,於西洋絕遠之國,尚能誌其崖略,獨於日本考證闕如。或稍述之,而惝怳疏闊,竟不能稽其世係疆域,猶似古之所謂三神山者之可望而不可至也”③。對此,黃遵憲感觸頗深,認為完全有必要深入而係統地了解日本的曆史和現狀,尤其是明治維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較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7952黃遵憲:《日本國誌·自敘》,鄭海麟等編《黃遵憲文集》,東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②1991頁。

125薛福成:《薛福成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8752418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新以來日本社會的巨大變化,以期中國人能更清晰地認識日本。在駐日使館公職之餘,黃遵憲還利用外交官身份和條件,廣泛接觸和了解日本社會,“走上州、過北海、抵箱館,他日歸途,更由陸達西京,經南海諸國,訪熊本城,問鹿兒島而後返”,①“遊屐所經,名山勝水,靈秀蔥倩,都見所未見,頗覺胸中塵悶之盡洗”②。黃遵憲通過采風問俗,搜求逸事,獲得了大量有關日本的文獻資料,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日本的一些成果,包括中日兩國史籍中的正史、野史、筆記、雜錄、政府檔案等,采書至餘種,特別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政治沿革、典200章製度以及各項新政,進行全麵而係統考察與研究,分別於年和年完成了反映18791889日本曆史和發展現狀的兩部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這兩部著作對近代中國曾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黃遵憲亦因之而名震一時。

確切地說,《日本雜事詩》是以詩論史、綜論今古、熔曆史性和現實性於一體的優秀組詩。作為晚清一位先進的知識分子,黃遵憲的近代詩詞高揚愛國主義信仰,極富民族憂患意識和正義感。在詩歌創作上,黃遵憲力主改革,“熔鑄百家,斟酌樂府”,提倡詩歌的通俗化,“我手寫我口”③,這種“我手寫我口”的詩歌創作,使他成為近代詩界的一麵旗幟,並從理論上、實踐上均為“詩界革命”開了先路,在中國近代文壇上享有盛譽。而且,黃遵憲不斷擴大創作題材,把筆觸伸出域外,著力描繪神州大地以外的令人耳目清新的異域風光。《日本雜事詩》以七絕詩的形式全麵介紹了日本社會近代化發展的形勢,盡管還流露有作者某些保守觀念,但對於中國人了解外域、開闊眼界、推動晚清中國的變法維新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蒙作用。甚至可以說,《日本雜事詩》是一集引人“睜眼看世界”的醒世詩,是一組力圖改變國人“閉目塞聽”心態的進行曲,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世代修好的一部史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他所追求的是政治革新,熱望在政界上有所建樹,不甘心以詩人自居,隻是“窮途竟何世,餘事作詩人”④。戊戌政變後被“放歸”故裏,“劫餘驚撫好頭顱”,隻得在“人境廬”中做起詩人來。於是一個不奢以詩成名的人,結果竟以詩名世,詩成了黃遵憲一生最大的業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日本雜事詩》不僅是黃遵憲在詩歌革新方麵取得的豐碩成果之一,更是他考察和研究日本社會的政治詩情化的產物。《日本雜事詩》寫成於光緒五年(),初稿時首,最先由北京同文館聚珍板印行,稱“官本”,後來王韜在香港《循環1879154報》館又以活字版排印,稱“弢園叢書”本,即“原本”。光緒十六年(),黃遵憲在駐英使1890館的倫敦又親自對此書重加刪定,刪去首,增加首,其餘詩作和注釋有改動的達75336處。詩集定稿時為首足額,由長沙富文堂於光緒二十四年()刻板印行。上海古籍2001898出版社於年編輯《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時將該詩集收入《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卷的附錄1979一,在年月正式出版。同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走向世界叢書》時,黃遵憲的《日19816本雜事詩》被全文編入,並按類列目加注精審,書名《日本雜事詩廣注》,其封麵上題“最早介黃遵憲:《致王韜函年月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中華書局年版,第①18807252005320頁。

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東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1154黃遵憲:《雜感》(第二首),載鍾賢培等編《黃遵憲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③19854304頁。

黃遵憲:《支離》,載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④19816773頁。

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83紹明治維新,主張學習日本經驗”兩行字,提示此詩集的論旨與意義。《日本雜事詩》采取的是竹枝詞加注文的形式,根據內容可分為兩卷。第一卷記述日本的曆史、國勢、刑法、賦稅、政治、氏族、山川、物產等,第二卷則是描述日本的風俗民情,包括飲食、居室、服飾、工藝等,其中對明治維新有關內容的介紹最多、最力。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初刻本排印即竟時,曾為之作序,不僅盛讚黃遵憲搞外交工作穩健,“折衝於樽俎之間,戰勝於壇坫之上”,而且“又以政事之暇,問俗采風,著《日本雜事詩》二卷,均首。敘述風土,紀載方言,錯綜事跡,154感慨古今;或一詩但論一事,或數事合為一詩,皆足以資考證。大抵意主紀事,不在修詞,其間寓勸懲,明美刺,存微旨;而采據浩博,搜輯詳明,方諸古人,實為多讓”①。

在此,還有必要說明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的關係。《日本雜事詩》成書比《日本國誌》早,是著述《日本國誌》的原始素材,但定本比《日本國誌》遲。《日本國誌》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日本通誌,敘述日本古往今來各方麵的發展變化,尤其明治維新以來的巨變;《日本雜事詩》是用文藝筆調寫成的日本史,以利國人了解日本,開啟民智,促進改革。

兩著體裁有殊,其誌則一,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可視為姊妹篇。它們都是以愛國主義為主線,史和詩有機統一,生動地構勒出日本國的近代化全貌,黃遵憲也因之成為近代中國係統研究日本的第一人。正是通過《日本國誌》和《日本雜事詩》,黃遵憲為中國的維新變法提供了“借觀鄰國,作匡時之策”②的藍本,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並指明了方向,從而影響了從光緒帝、翁同龢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整個維新派,對清末的變法運動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的確,黃遵憲並非為了表現自我、獨抒性靈而作詩,他隻是借用詩歌的體裁,用形象化的筆去勾勒事物,向國人介紹日本,使國人了解日本,了解變法維新的重要性。可以這樣說,寫詩成為黃遵憲政治活動的延續和政治意念的一種表達方式。也許他是一個徹底的功利主義者,但他也是值得尊敬的,因為黃遵憲是一個抱著滿腔熱情希望中國富強起來的愛國主義者!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曾對黃遵憲兩部著作評價甚高:“而講其沿革、政教、學俗,以成其《國誌》,而聳吾國人,用意尤深,宜其達政專對綽綽也。《雜事詩》者,亦黃子威風之一羽而已。”最早對《日本雜事詩》原本和定本做比較研究的周作人先生在年曾說過這③1936樣一段話:“日本人做漢詩,可以來同中國人唱和,這是中國文人所覺得頂高興的一件事,大有吾道東矣之歎。……這種意思,定本全改了……上文所舉兩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變換。蓋當初猶難免緣飾古義,且信且疑,後來則承認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也。黃君對於文字語言很有新意見,對於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雜事詩一編,當作詩看是第二著,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記錄。這末一點從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曾鈔錄詩注為《日本雜事》一卷,又王韜:《日本雜事詩》序,轉引自張德鴻《吟到中華以外天:談黃遵憲及其》,《雲南師①

大學報》(哲社科版),年第期,第頁。

1996368黃遵楷:《辛亥初印本跋》,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②1981頁。

1091湯誌鈞:《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198118218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王之春《談瀛錄》卷三四即《東洋瑣記》,幾乎全是鈔襲詩注的。”①由是可見,黃遵憲編寫《日本雜事詩》的良苦用心了。

黃遵憲編著《日本國誌》和《日本雜事詩》,其最終目的是希望晚清政府能借鑒日本的明治維新,實行富國強兵的君主立憲變革。在《日本國誌》“凡例”中,黃遵憲寫道:“日本自維新以來,舉凡政令之沿革,製度之損益,朝令夕改,月異而歲不同。至明治十一二年,百度修明,規模較定,而以時更張者仍複不少”,“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

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其適用也”。當時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在《日本國誌》“稟批”中也予以讚譽:“敘述具有條理,如職官、食貨、兵刑、學術、工藝諸誌博稽深考,於彼國改法從西原委,訂證尤為賅備,意在於酌古之中為匡時之具。”②黃遵憲如此不辭艱難而撰成《日本國誌》,“其最可貴者,以外史氏之名義,或於誌前,或於誌後,論其得失,旁及中外古今,美刺互見,旨在通變借鑒,勵我自強”,“日本取法歐洲而致強盛,因主我國亦宜就近取法日本”。③除在《日本國誌》“凡例”中闡明此意外,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自序”中更加明確了這種希望:“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久而遊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

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而“中國士夫,聞見狹陋,於外事向不措意。今既聞之矣,既見之矣,猶複緣飾古義,足已自封,且疑且信;逮窮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後乃曉然於是非得失之宜,長短取舍之要,餘滋愧矣!況於鼓掌談瀛,虛無縹緲,望之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又況於排斥談天,詆為不經,屏諸六合之外,謂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乎!覘國豈易言耶!”④可見,黃遵憲不僅是中國近代主張走日本明治維新之路的首倡者,而且他的日本觀躍然紙上,成為我們了解當時日本和晚清之間曆史與現實差異的重要史料。

概括來說,黃遵憲的日本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黃遵憲稱讚和肯定明治維新的曆史作用,並向往西學、民權,主張學習日本的先進性。現實的外交活動,開拓了黃遵憲的視野,“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他明確指出日本能夠“脫亞入歐”,富強之機,全在變法維新,而且“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如此奇跡何以取得?“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一語道破天機!明治十二三年(—)時,日本的民權之說極盛,黃遵憲“初聞頗驚怪,既而取18791880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誌為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⑤而西學之精髓正是在民主、在科學,因此向日本學習,進而學習西方,便成了中國人打破儒家傳統文化的框架,吸納西學的當務之急。黃遵憲十餘年奔波於風雲際會的外交舞台,更是敏感於“日本模式”的周作人:《風雨談》,嶽麓書社年版,第—頁,轉引自左鵬軍《錢鍾書論黃遵憲述說》,①1987104105《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年第期。

19993李鴻章:《日本國誌·稟批》,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434吳天任:《黃公度(遵憲)先生傳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728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④198161095頁。

1096丁文江、趙豐田:《黃遵憲致梁啟超函》,《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⑤1983290頁。

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85功德無量,因之筆而書之成《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其目的就是要喚醒國人,學習日本的先進性以圖變法而自強。

第二,黃遵憲強烈希望中國步日本後塵,變法改革,實行君主立憲,達於富國強兵的目的。初到日本,黃遵憲對日本的擴張主義雖有所覺察,但認為日本乃區區小國,“鼎舉而臏絕,地小而不足迥旋”①,不足以造成大危害,更不說欲霸天下了。然而甲午戰爭的敗北,《馬關條約》的屈辱,在中國激起軒然大波。此時黃遵憲“學習日本”的觀點受到重視,也使得黃遵憲更加確信他自己在日本所見到的、又在英國得到實證的那種君主立憲式的改革值得仿效。他曾充滿自信地說過,“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所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也,要之必變。將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後,其言必驗”②。言下之意,他所追求的正是如日本那樣的自強。更何況,黃遵憲這種以日本為模式的維新變法思想,不像康有為、梁啟超等來之書本加之想象,而是“黃之痛感中國有改革的必要,乃是得自在外國實地考察與研究”③,因而其感悟之深、實踐之真是超越一般人之上的。這種實行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君主立憲政體的思想,在晚清時期是先進的政治思想,即便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到終老離世,黃遵憲依然堅信這樣的立憲思想,“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並預言“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為立憲政體”,是“風雲所趨,時勢所激”的曆史發展的必然。④最後,黃遵憲在痛斥並強烈反對日本侵略性的同時,依然希望中日之間消仇化怨,世代友好,共築“興亞”大業。光緒初年中國士大夫中出洋遊曆者甚少,黃遵憲有此東渡良機,自然忘不了瀏覽異國風情,又鑒於中日乃一衣帶水之隔的鄰邦,視為同文同種,故親近之情溢於言表,“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譬若輔車依,譬若掎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

同類爭奮興,外侮自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千萬億”⑤。盡管後來日本侵台、發動甲午戰爭,對中國危害極深,但黃遵憲對日本人民仍抱有友好感情,對中日之間的無謂戰爭表示痛心,詩雲“皇帝問東皇,兩國非寇仇。元元一家子,所願兵革休”⑥。即便到了晚年,“盟好複如初”⑦的期待依舊,“列國縱橫六七帝,斯文興廢五千年。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黃遵憲:《日本國誌·地理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105黃遵憲:《乙亥雜詩·自注》,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②1981第頁。

826左舜生:《中國近代史四講》,《中國近代史()》,北京:人大複印資料,第頁。

③19981118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第號),《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④352003507509頁。

黃遵憲:《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棲川熾仁親王》,載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⑤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19816247黃遵憲:《題樵野丈運甓齋話別圖》,《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⑥19816版,第頁。

739黃遵憲:《馬關紀事》,《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⑦1981667618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千”①“赫赫紅輪上大空,搖天海綠化為虹。從今要約黃人捧,此是扶桑海道東。”②黃遵憲未來的理想世界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人的崛起。麵對西方殖民,黃遵憲體會到“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③,認識到日本免遭厄運,家國如故,在於能夠臨危知變,轉弱為強,進而把日本“改從西法,革故取新”之路看成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中日提攜抗禦外侮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黃遵憲“亞細亞主義”的中心觀念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黃遵憲不僅是一位增進中日友誼的友好使者,而且其著《日本國誌》和《日本雜事詩》本身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

黃遵憲的近代日本觀是符合日本的實際情狀,且合乎認識規律的。他既看到和承認日本的先進性,主張向其學習並用以改造中國,又認識到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危害性而主張奮起抵抗並力求保持中日友好以共謀振興亞洲。這種可貴的認識,經曆著一個不斷變化、逐步深刻的過程。《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都始撰於黃遵憲東渡扶桑後的最初二三年內,“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他自謂當時所交多日本舊學家,微言譏刺,谘嗟太息,充溢於耳,故“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誌序論》往往與詩意相背。久而遊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不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從詩集的年“原本”到年“定本”的“頗悔少作,點18791898竄增損,時有改正”④的編撰態度上,也能明晰他的日本觀的形成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的。這個過程就是黃遵憲逐步走出以儒學為中心的文化氛圍,接觸到西方民主、民權思想的過程;就是黃遵憲逐步走出天朝上國的所謂優越感,認識到日本正在崛起並有對華擴張傾向的過程;就是黃遵憲逐步從認識日本維新的具體事項,轉向主張學習日本、確立自身政治理論的過程;就是黃遵憲逐步拋卻個人名利得失,轉向呼籲和追求中華民族變法圖強的過程。這樣的日本觀,在當時是順應了世界進步的潮流,就是對今後的中日文化思想交流也有積極的意義。

從黃遵憲的日本觀的角度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認識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無可置疑,黃遵憲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貢獻卓著的傑出代表人物。作為中日友好的使者,他廣泛結交日本各界人士,進行各種中日文化交流活動,留下了不少與日本友人的唱和詩篇、筆談記錄、題字和序跋,深受日人的極大尊敬和讚譽。而黃遵憲對中日文化交流的最大貢獻還是他的巨著《日本國誌》和詩集《日本雜事詩》,它們是作者對日本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和分析思考的結晶,也是近代中國人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代表作。

從某種學科意義上看,黃遵憲當屬中國日本學研究的先驅者、開拓者和奠基者。因此,對黃遵憲和“黃學”進行宏觀或微觀的縱深研究,無論對於中國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學史,或黃遵憲:《贈梁任父同年》,《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①19816715頁。

黃遵憲:《乙亥雜詩》,《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19816828黃遵憲:《錫蘭島臥佛》,《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③19816503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人境廬詩草箋注》(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④19816頁。

1095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87是中日關係史與中日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加深中日人民的相互理解,促進中日友好,推動中日文化交流,也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可見,回顧和研究黃遵憲有關中日文化交流的思想與活動,成為認識黃遵憲日本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可以窺見當前及未來中日關係的根本走向和中日文化交流的現實性內容與方式。

首先,黃遵憲指出,在明治維新以前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是中華文化流向日本,漸漸擴大中華文化圈。同時,日本也是積極吸納更新而形成本民族特色的國學文化。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從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來說,應該是在公元年(漢建武中元二年)漢光武帝賜57倭奴國王印綬開始的。印綬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漢字,是為漢字流入日本之始。古代日本本無自己民族的文字,自公元世紀輸入漢字到世紀僧空海創造假名文字之前,日本19朝野上下概用漢文字。由於漢字輸入,引起了漢籍的不斷傳入,漢學(或稱中學)在日本流行開來。關於百濟國的王仁將漢籍傳入日本,《日本書紀》有記:“(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仍征王仁也”“(應神天皇十六年)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除《日本書紀》外,日本的《古事記》《大日本史》等史籍也有類似的記載。①據黃遵憲考證,漢字和漢學傳入日本,當從應神天皇(—)時期開始的。《日本國誌·201310學術誌一》“漢學”開篇就寫到:“日本之習漢學,蓋自應神時始。時阿直岐自百濟來,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經典。十五年,又征博士王仁。仁始齊《論語》十卷、《千文》一卷而來”。

由此開始到隋唐遣使,是漢文化傳入日本的第一時期,因流入日本的漢籍數量有限,僅供貴族大臣閱讀受學而已,民間並未流行漢籍漢文,“然漢籍初來時,僅令王子大臣受學,第行於官府而已”。盡管漢籍普及的層麵有限,但中華文化對日本已開始產生深刻的影響,如日本聖德太子製定的《憲法十七條》就表現出儒家思想的潛在影響力,其中有雲:“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卿百僚,以禮為本”等。日本正史“六國史”,其中如《日本書紀》卷一開篇論天地之成由這段文字便是節簡並雜拚《淮南子》和《三五曆記》上的文字而來的。②隋唐時期是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第二時期,更是日本全麵吸收漢文化並醞釀成熟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時期,以致迄今的唐風不減。著名的“大化革新”(公元年)就是在留645唐學生歸國後幫助下實現的,它實際上是一次模仿中國唐代的典章製度的革新運動,深受儒家文化的啟迪而變革成功。日本經大化革新後,“典章日備,教化益隆”,中華文化的影響開始普及全國,及至文武天皇大寶年間(—年),日本舉國“益崇斯文,自京師至於邦701703國,莫不有學”,且“學必藏經典”“才必為貢人”,漢籍除五經外,還有《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等。大學和國學內以儒學為主要課程,《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這七經為學生必修之學,《孝經》《論語》為兼修之學,儒家經典作為倫理準則和政治思想被日本人完全接受下來,成為日本人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因素。

時跨千年,所傳漢文化在日本幾起幾落,影響時大時小,而自德川幕府政權建立至明治維新這二百六十年間,是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第三時期,同時也是儒家思想影響日本的極盛時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①19886321汪向榮:《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長沙:嶽麓書社年版,第—頁。

②1985798018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期。黃遵憲首先介紹德川幕府政權初期大力提倡儒學的情形,“德川氏興,投弋講藝,專欲以詩書之澤消兵革之氣。於是崇儒重道”,並且建祠江戶,有德川常憲親書“大成殿”三字於上。諸藩聞風效仿,大建學校講習儒術,出現了一大批講經論道的儒學大家。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漢學”項下皆以小傳予以介紹的。接著,黃遵憲還介紹了德川時代在中國文化強烈影響下日本國學的昌盛,學者“著述之富,汗牛充棟,不可勝數”,並列舉了在日本德川時代流傳的“經說書目”共多種,“《讀易私記》一卷;《讀易圖例》一卷……《四400書大全頭書》二十二卷,藤原肅著;《孝經翼》一卷,中村和著”,寥寥數千言將所傳漢學之影響昭然於史上,其中“如山井鼎作的《七經孟子考文》一書,開日本校讎學的先河,啟東西古籍溝通的機運”①。最後,黃遵憲用“外史氏曰”口吻,簡要總結了中華文化傳入日本的曆史:“日本之習漢學,萌於魏,盛於唐,中衰於宋、元,複起於明季,迨乎近日,幾廢而又將興。

蓋自王、段博士接踵而來,於是有《論語》《五經》而人始識字。隋唐遣使,冠蓋相望,於是習文章辭賦,而君臣上下始重文。惟中間佛教盛行,武門迭起,士夫從事金革不知有儒,漢學一線之延,僅賴浮屠氏得以不墜。而迨德川氏興,投戈講藝,藤、林諸人,卓然崛起,於是有為程朱學者,有為陸王學者,有為韓柳之文、王李之詩者,益彬彬稱極盛焉。”其次,黃遵憲肯定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改從西法,擴大了文化交流的西方原素的變革活動,並身體力行地為推動和加強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文化貢獻。黃遵憲作為和平的使者,與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日本履職的四年多時間裏,他用真誠和才智結識了很多日本朋友,其中有漢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詩人、散文家、書法家等,著名的有伊藤博文、木武揚、大山岩、淺田惟常、重野安繹、宮本小一、大詔元、南摩綱紀、龜穀行、蒲生重章、青山延壽、小野延壽、小野長願、岡千仞、鱸元邦等。②同時,黃遵憲更用卓越才識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贏得了日本人民的尊敬,“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鬥;執贄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先生為之提倡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紕繆所在。每一篇出,群奉為金科玉律,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③。因此,黃遵憲的許多著作也順理成章地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如《日本雜事詩》,“此篇草創於戊寅之秋,脫稿於已卯之春。

日本名宿若重野成齋、岡鹿門、青山鐵槍、蒲生子訚諸君子皆手加評校,丹黃爛然,溢於簡端”④。在編撰《日本國誌》時,黃遵憲也得到許多日本友人的鼎力相助,順利獲取各種日本文獻資料,並把這些優秀的日本文化傳回中國。如此同時,他也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介紹到日本,如將《紅樓夢》傳入日本,就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成就之一,黃遵憲認為,“《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論其文章,直當與《左》《國》《史》《漢》並妙”,因而他不辭辛勞,將《紅樓夢》親自圈點後送給日本友人,這是完整的《紅樓夢》全書首次被介紹到日本。⑤從外交崗位上退職回國後,黃遵憲仍舊與日本友人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現存的黃遵憲故居“人境廬”,就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誼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

①198514《我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黃遵憲》,《廣東文史資料》(第輯),第頁。

②29161鍾賢培等編:《黃遵憲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94457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載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④20055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東京: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版,第、頁。

⑤19914133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89的象征,“人境廬”的門匾,是近代日本著名漢學家和書法家大域成瀨溫出於對黃遵憲的敬仰而書寫的。在近代中國,黃遵憲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使者,“我國人知日本者莫若黃遵憲,而知黃遵憲者也莫若日本人”①。

再次,黃遵憲非常稱譽日本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效法變革的正確態度,呼籲中國人“以日為師”來推動西學在華傳播,並效法日本進行順乎世界潮流的近代化變革。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漢學”項下的“外史氏曰”裏,黃遵憲將日本所傳入的漢學分為四大類,即程朱之學、陸王之學、韓柳之文、王李之詩。但他認為,所傳日本之漢學皆無用之學,“夫日本之傳漢學也如此其久,其習漢學也如此其盛,而今日顧幾幾欲廢之,則以所得者,不過無用之漢學,芻狗焉耳,糟粕焉耳,於先王經世之本,聖人修身之要,未嚐用之,亦未嚐習之也”。

進而又指出:“自唐以來,惟習詩文,自明以來,兼及語錄。夫辭章之末藝,心性之空談,皆儒者末流之失,其去道本不可以道裏計。”這些空疏無用之學,是不可能抵擋西方的“船堅炮利”進攻的,一旦西方勢力東侵,西學東漸之際,日本人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力之盛,其根源在於文化昌明、科技發達,就會自然放棄延續千餘年的中華文化。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舉國崇尚西學,倡言否棄漢學之論一時甚囂塵上,認為漢學是“支離無足用”之學。對此,黃遵憲的思想有個根本性轉變的認識過程。他在未出國門之前,已隱約包含有對晚清現狀進行改革的願望,他鄙視被當時士大夫尊為正統學術的漢宋之學,認為“均之筐篋物,操此何施設”。他不願意埋頭破屋,畢生鑽研那些經籍,而主張“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②,表達了對晚清政府的腐敗政治製度及科舉製度的嚴重不滿,決意走經世致用之路。但此際的黃遵憲仍然屬於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範疇,與洋務派處於同一認識水平。年,黃遵憲奉命出使日本任參讚官,在抵達日本之初,由於又受到一些日1877本守舊文人的思想影響,他對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舉國西化”之風是不以為然的,還時常譏諷明治維新後的社會變化為民風衰敗,以致“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論者或謂日本外強中幹,張脈僨興,如鄭之駟;又或謂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鵬,紛紜無定論。餘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谘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然而,隨著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各方麵情況的全麵考察和了解,尤其實際考察了日本實行“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國家日益走向強盛,呈現一派生機,“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③。這給黃遵憲極大震動和重新思考的機會,使他開始相信“萬國強由變法通”,中國應該學習日本的“維新之利”。正值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黃遵憲得以接觸和閱讀在日本非常流行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盧梭和孟德斯鳩的著作,“心誌為之一變,以為《我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黃遵憲》,《廣東文史資料》(第輯),第頁。

①29161黃遵憲:《感懷》,載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1981618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年),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③189020036頁。

19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太平世必在民主”①。在他看來,中國改從西法勢在必然,並且斷言,“三十年後其言必驗”。

他在《己亥雜詩》中寫道:“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並在該詩的自注裏,黃遵憲特別寫道:“在日本時,與子峨星使言: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將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後,其言必驗”,而古直箋曰:“由先生光緒三年隨何如璋使日本至辛亥革命,恰三十年後也,知幾其神矣乎!”②所有這些,足以表明黃遵憲的思想感情已然傾向於維新變法了,其政治觀亦由地主階級改革派轉變為資產階級改良派。

這種思想的轉變,使黃遵憲毅然地自覺擔負起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介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日本國誌》由是誕生,並曆經十多年的纂編修訂而問世,對中國文化思想界的萬馬齊喑局麵無疑是一劑強大的清醒劑,推動了西學在華的傳布和影響。

最後,黃遵憲對明治維新之初日本廢棄漢學和輕視中華文化的做法不以為然,認為這種不可取的文化交流方式將傷害日本的進步,漢學之興必有益於日本,是自古亦然,至今亦然的事。明治維新之初,舉國學習西學而初具成效,大多數日本人否棄漢學之風開始抬頭。

對此,黃遵憲實事求是地予以理解,甚至肯定。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漢學”項結尾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指出,從日本漢學史上而言,以儒家學說為理國之道,儒生未必重用,“千餘年來,豈謂無一人焉欲舉修齊治平之道見之施行者?而以武門竊權、仕者世祿之故,朝廷終不能起儒者於草莽,破格而用之。儒者自知其無用,亦惟窮而在下者,區區掇拾而逐其末”,造成了深諳儒學者極少,隻是裝裝門麵而已,因為“舉國之人,以讀書者少,群奉為難能可貴;而儒者以少為貴,遂益高自位置,峻立崖岸,詡詡然誇異於人曰:‘吾通漢學’,而究其拘迂泥古,浮華鮮實,卒歸於空談無補”,以致“有識之士固既心焉鄙之,一旦有事,終不能驅此輩清流,使之誦經以避賊,執筆以卻敵”。特別是到了近代,日本人“複見夫西人之槍炮如此,輪舶如此,聞其國富強又如此,則益以漢學者流為支離無足用,於是有廢之之心”,這種“廢之之心”在日本各階層都有反映,有學習漢學者,“亦彼習漢學者有以招之也”,有無知偏見者,“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有漢學專家者,“彼徒見日本之學者,亦遂疑漢學不過爾爾”,有仰西抑東的宵小之人,“至使狂吠之士,詆謨狎侮,以儒為戲”,更有人“甚且以仁義道德為迂闊,以堯、舜、孔、孟為狹隘,而《孝經》《論語》舉束高閣”。如此不屑甚至鄙視漢學之風,有導致全盤西化的文化危險。對此,黃遵憲予以嚴正的反駁。他指出明治初期日本否棄漢學而走向全盤西化是片麵而錯誤的,認為漢學無用論者是“其見小不足與較,吾哀夫功利浮詐之習,中於人心,未知遷流所至也”,即便到近代以來,“日本漢學論,亦未嚐無用也”。舉例來說,一是“今朝野上下通行之文,何一非漢字?其平假名、片假名,何一不自漢文來?”漢字漢文“傳之千餘年,行之通國”,離開中國文化,明治以前的日本將沒有文化可言,若否定中國文化的地位與價值,也就等於否定日本自身的文化價值。中國文化深入影響日本,“既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離,即使深惡痛絕,固萬萬無廢理”。二是如果現在就否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光緒卅年七月四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①2005年版,第頁。

453黃遵憲:《己亥雜詩》,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②19816826頁。

827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91棄漢文,日本人就不能讀本國的曆史,研究本民族的文化,即便“辭章之末藝,心性之空談,在漢學固屬無用”,但“日本學者,正賴習辭章、講心性之故,耳濡目染,得知大義”,故從事學術工作和熱愛各民族文化的日本人都深知其中漢學非無用的道理的。三是,從根本上講,明治革命和維新變革能次第地成功展開,與中華文化深入日本社會關係緊密,追根溯源,正是由於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武士階層,他們深明大義,提倡“尊王攘夷”之論,才成今日“倒幕維新”之功:“尊王攘夷之論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興之功。則已明明收漢學之效矣,安在其無用也耶?此其事當路諸公宜若未忘,吾是以知漢學之必將再興也。”四是,在西學盛行的時代,如果不掌握中國文化,就不可能翻譯西學西書,勿談學習和領悟西學內容和精髓了,“方今西學盛行,然不通漢學者,至不能譯其文。年來都鄙諸黌,爭聘漢學者為之師,而文人學士亦不如前此無進身之階”。所有這些,都足以使黃遵憲滿懷信心地預言“漢學之興,指日可待”,並規勸日本治漢學者,不要自暴自棄,要高瞻遠矚,“吾願日本之治漢學者,益騖其遠大者,以待時用可也”。縱觀人類文化史,黃遵憲上述對明治初期日本人廢棄漢學的評論應該說並無偏見,而是采取了一種冷靜而又客觀分析的學術態度,因為他“既不偏袒中國而拒絕承認本國之外任何有價值的事物,又不偏袒日本而一股腦說它的維新全盤值得讚揚”。①在這裏,黃遵憲再一次回答關於中西文化論爭的時代課題。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伴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紛遝而至東方,從此,以古老農業文明為特征的中國文化與以近代工業文明為特征的西方文化發生了全麵的衝突,這是一場落後與先進、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在文化衝突麵前,近代中國人的反映多種多樣,或主張全麵排外,或主張中體西用,或主張全盤西化,或主張中西會通。黃遵憲做出了自己正確的反應:既肯定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又強調學習西方要擇善而學;既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又強調繼承和發揚其中的真精神。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和西方文化傳入日本,關鍵在於日本人如何“擇善而學”而知其中的“真精神”,“通經所以致用也,苟實事求是,歸於有用,則雖郢書燕說,而亦無不可,又何必一字一義之必求其當也哉?”“德川氏末造,二三有誌之士……以蔚成明治中興之業。何也?蓋聖賢之書,忠孝之道,習之者眾,人人有忠君愛上之心,團結而鬱發,不可抑遏,以克收其效也。……書固小道,然孔孟之道,即於是乎屬,此吾願習字者益思精其義而察其理也。”②實際上,這就是黃遵憲對中西文化及其文化交流的科學的辯證態度,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即便戊戌變法失敗後,黃遵憲被放歸故裏,仍不改初衷。在離世前三年的年,黃遵憲仍致函梁啟超,進一步闡述了他對傳統文化與西方文1902化的態度,他說:“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屆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棄或取,或招或拒,或調和,或並行,固在我不在人也。”③如此說法,誠對中華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變法自強都有激勵的心理作用,更有意義鄭海麟:《黃遵憲傳》,北京:中華書局年月版,第頁。

①20067305黃遵憲:《春秋大義序》《中學習字本序》,吳振清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2003頁。

374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第號),吳振清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③592003頁。

49519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的是,黃遵憲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實際上還觸及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前景問題,他已經預見到中西文化經過相互比較、相互競爭,將達到彼此融合的趨向,從而創造出一種更高境界的新文化,顯然是一種遠見卓識,與新民主主義時代文化論爭的主旨意義相仿,即便在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今天,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仍不失其積極的借鑒意義。

總之,黃遵憲是一個從封建主義陣營中脫穎而出的近代知識分子,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意識自然在其身心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後雖出使東西洋而接受新思想新觀念,但畢竟難以清除傳統思想意識的汙垢,如他在抨擊封建士大夫妄自尊大的同時,卻以西學比附中學,時刻流露中華文化至上的自大情結,而且以封建外交官和省級大吏身份時時體現忠君報國的理念,使向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和立憲政體改革的願望受製於封建君臣大義的羈絆等,導致他的中西文化觀和中日文化交流都處在一種曆史的矛盾之中。不過,對待包括黃遵憲在內的近代中國先進人物的缺點或不足之處,我們應該用曆史的眼光分析看待,既不能刻意掩飾,也不應過分苛責,畢竟一切曆史上的先進思想家都“沒有能夠超過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製”。①但是,我們很清楚,黃遵憲身處中國新舊文化交替之際,飽受中國近代社會的動亂,學貫中西的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碰撞之時,能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文化發展的新方向,無疑具有文化的近代化特征。正如毛澤東在談到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時,曾經指出:“自從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1840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的外國,隻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②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和所進行的文化交流活動,正是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所走過道路的一個縮影。通過他的文化思想的遺產,我們不僅可以了解黃遵憲在晚清維新走向興起的過程中所推進的文教改革,更能看到中華文化將會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相互砥礪下推陳出新,始終把握時代的脈搏,為人類文化發展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第三節黃遵憲的文教改革思想文化需要教育作為途徑來傳播與滲透而發生作用,而教育本身更是一種事業。進行適時而適當的文教改革是世界近代化思潮和實踐的召喚,也是晚清中國意圖維持其統治地位的必要手段,更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獲得傳承,並融合先進的西方文化而為中國人民和世界文化謀取福祉的重要內容。黃遵憲關於文教改革的近代化思想,具有深刻的傳統文化根基和鮮明的西方文化觀念,彰顯了經世致用、啟蒙個性、包容開放和救國救民的曆史特點,是中國傳統的文教思想向近代資產階級文教思想轉型過程中的極具代表性的先進理論。因此,認真細致地考察黃遵憲對於晚清中國進行文教改革必然性的認識和積極參與或主持文教變革活動,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吸納西學以變法自強的時代精神,並從中發見一貫因循守舊的晚清中國在近代文教改革潮流下的某些曆史性進步,看到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①1997頁。

40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11470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93中華文化的曆史傳承性和對人類文明的可持續貢獻。

一、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與實踐依托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新認識和實事求是的近代日本觀,黃遵憲較當時國內先進中國人更加理解西學傳播與教育實踐的內在關係,並通過對以“中體西用”為原則的洋務派近代教育思想的批判而確立了他的文教改革思想,具有曆史的進步性和可操作性,對近代中國的文教事業做出過積極的貢獻,特別是晚年息養故裏而從事“教育救國”事業,成為地方性教育事業的近代化楷模。近代以降“西學東漸”的巨大影響和他在日本和歐美深入考察資本主義文教事業的親身體驗,是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形成的必要條件,而他投身維新運動期間的文教活動和晚年致力於家鄉教育事業則能凸顯出他堪稱近代教育家的曆史地位。

(一)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形成的時代條件。

十九世紀的中國,處在民族災難深重、階級鬥爭激烈、社會矛盾複雜和政治變革急劇的時代。鴉片戰爭後八年出生的黃遵憲,幾乎與晚清中國風風雨雨相始終。年鴉片戰1840爭和由此而起的“西學東漸”滾滾洪流,既是他的曆史知識,也是他麵臨的現實,而中國半殖民地的形成和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侵華,無疑是他揮之不去的民族屈辱。踏上外交之路,既是他預測西方和日本對華更大衝擊的抉擇,也是他政治和文教變革的近代化思想形成的首選源泉。正是與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和晚清中國的國運相連係,如同他最終形成漸進的立憲思想一樣,他的文教改革思想也逐漸形成和成熟,並予以不斷的推行和實踐。

西學東漸下的文化推動力和中國洋務運動的失誤與失敗,成為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1.

形成的最重要的時代背景。通常而言,西學東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美及日本等國的各種近代思想和學術傳入中國的過程。這個進程藉由來華西人、出洋華人、各種報刊書籍以及新式教育等為媒介,以港澳和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為重要窗口,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近代知識和學術思想大量傳入中國,對晚清中國的文化學術、社會思想、政治經濟都產生重大影響。在中西文化交集的時期中,中國人對西方事物的態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漸接受西學甚至要求全盤西化,既反映出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又彰顯了中國人民為民族存亡而學習西方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自古以來的“家天下”觀念的根深蒂固,使近代以前甚至到十九世紀末的中國“一直沒有建立代表國家的價值係統”,“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當然也就缺乏國家主義的內容”。①但是,“隻要讚成把社會實體作為民族來保衛,並極力把這個目的擺在其他價值觀念和信仰之前加以考慮……明確的民族主義意識就登上舞台了”。②從由鴉片戰爭揭開的西方列強侵華序幕之時起,中國人就開始了以尋求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來挽救自身文化的危機,民族意識因此而勃發,“民族主義思潮是近代中國思想領域的一個強光點,也是攝取並折射那個時代雷電風雲的一麵聚光鏡。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思潮因其漫長的流程和廣闊李良玉:《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民族主義的曆史考察》,《江海學刊》年第期,第頁。

①1994418[美]本傑明·史華慈:《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葉風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1989頁。

1819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的流域,它幾乎就是一部濃縮別裁了的中國近代史或思想政治史”①。出境遊曆達十餘年的詩人和外交家黃遵憲的文教改革思想就是在這樣一個民族國家觀念覺醒的曆史背景下揭開序幕的。在年草撰,九年後初刊和年麵世的《日本國誌》中,黃遵憲辟有兩18791895卷“學術誌”,通過介紹日本的近代文教改革事宜和經驗來“借端伸論”他的文教變革思想。

當然,黃遵憲的文教改革思想,還與西學東漸後中國洋務運動的是非成敗有關。曾被清朝封疆大吏的李鴻章驚呼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年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是中國1840曆史的標誌性注腳,也給晚清中國人極大的震動:“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裏外之逆夷所困,至文武將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興言及此,令人發指眥裂,泣下沾衣。”②如此屈辱,在民族國家形態形成的過程中,也是一種強大的動力,雪恥和追求富強成為晚清時代的主旋律,而文教變革就是其中的雪恥圖強的一項很重要的任務。然而,由於清廷的反應遲鈍,第一次敗北的炮聲顯然無法震動天朝龐大而慵懶的身軀,與“日本社會因炮聲震撼而驚醒”後的奮起直追不同,“中國社會卻在炮聲沉寂後又昏昏睡去”。這一睡就是二十年,“讀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直到世界年代,統治階級內部的洋務③1960派開始興起,並以“中體西用”為旗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在洋務派看來,對付外侮,必須“借法自強”,既要“修明義,以忠義之氣為根本”,又要“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其盡窺其中之秘”,這同“用人行政之長經,其有關聖賢體要者”,並不衝突。④這種引入西學之一抹亮色來彌補中國文化之做法,確實取得了一度的“同治中興”。

但是,一度的“同治中興”並沒有消弭持續的民族危機,年的甲午之戰,使慘淡經營了1894三十餘年的洋務付之一炬,再次充分暴露了僵化與垂死的晚清政府的曆史本性。西學,更因西方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日益受到了中國人的重視,儼然要以全新的體係取代傳統儒學思想的地位,一躍而為顯學,其整體的科學架構和細密的分科設置,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模式。伴隨著洋務運動而生的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開始超越洋務派“中體西用”的羈縻或模仿,認為中國的弊端並非炮不利、船不堅,而在於政治上的閉塞和民智未開,正如黃遵憲有詩曰:“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⑤晚清政治上的“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使得維新派呼籲“君民共主”的立憲政體的建立,而民智未開,使得維新派對延續千餘年的文化專製主義和科舉製度予以激烈抨擊,要求發展近代教育,正所謂“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⑥近代西方社會由工業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產力以及相應的政治製度、經濟模式、價值觀念、思想意識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對小農為主的傳統中國產生巨大的衝擊,給中國人從生產方式到思想意識上均予以前所未有的壓力,而這種壓力的根本性質仍是文化因素,“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並不是西方的槍炮兵艦,而是西方的工業技能。侵入中國的西方文化(近代的與現代的)在基調上是工業的,這個工業性的唐文權:《覺醒與迷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31《退密齋文集》,《鴉片戰爭》(二),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983598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9265寶鋆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卷),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④48197925黃遵憲:《東溝行》,載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⑤19816650湯誌鈞:《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⑥1988211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95西方文化逼使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解組與崩潰”。①“中體西用”隻是從中華文化自尊的角度解決學習西學的手段問題,“遺其體而效其用”隻能是病急亂求醫的一種權宜之計,很快就會失去它的輝煌與功用。淮軍將領、總督和通商事務大臣的張樹聲年曾在1884其遺折中明確說:“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教育文化遠遜中華,然馴至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布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②這段話,實際上已把“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等有關“廢科舉”“興民權”等要害問題尖銳地擺到清朝最高統治者麵前,以改變“數百年不變之法”為救國的根本之計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昭示著中國人應該從根本上尋求一種中國近代化之路。黃遵憲就是站在西學東漸的潮頭,勇敢接受西學的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家,曆史賦予包括他在內的維新派,將著力從根本上來推動晚清的文化更新和近代教育事業,以漸進達到立憲的政治目標。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文教改革的成功經驗,成為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形成的最直接的2.

現實素材,激勵了他將日本和西方結合起來審視晚清文教現狀。在道光鹹豐年間,中國原比日本較早開始接觸西方和西學的,因此,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日本人起初經常透過中國的譯介,如魏源等人的著作來了解西方文化的。但是,隨著日本人開始接觸學習西學,特別是明治維新的推行,使得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對西學的學習開始超越中國。日本在西學傳入中國過程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引起了中國洋務派代表李鴻章等人的注意。

而同期正在履職駐日參讚的黃遵憲,及時而詳盡地撰述《日本國誌》,介紹日本的曆史及進步發展的情形,年傳入國內,可惜並未受到清朝上下的足夠重視。直到甲午戰爭敗北1887後,中國人開始注意到日本人學習西方的成功,地緣之便使大量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學習。

加上文字的接近,許多粗通日文的中國人也能大致閱讀甚至譯介日本的西學譯著。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在大量介紹西學的文字方麵,便得自日本相關西學譯著,和引自日本學習西方政體製度的範例。很顯然,日本成為清末中國學習西方學術文化的最重要媒介,而黃遵憲所撰《日本國誌》成為晚清朝野向日本學習的重要著作。西方文化為大眾接受,離不開教育的重要一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就著力推行近代文教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明治初年推行的學製改革,是日本引進西方資本主義製度,實行“文明開化”政府的一個重要環節。這項學製改革有三點方針:一為提高國民知識水準,普及初等教育;二為培養科技指導人才,創辦科技教育機關;三為通過教育迅速掌握攝取來自歐美的先進科學技術。明治政府於年月頒布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法令《學製》,其主要精神,首先是以小學為基礎,18728大力普及國民教育,目標是使“今後一般人民(華族、士族、農、工、商,以及婦女)必使邑無不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載《港台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重慶出版社年版,第①197822頁。

張樹聲:《張靖達公奏議》(第八卷),轉引自陳旭麓《近代史思辨錄》廣東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1984頁。

5619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①對明治政府推廣西學和發展近代教育的情狀,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中予以全麵的介紹。在《學術誌一》“西學”項中,黃遵憲記述了日本自明治五年開始的大辦國民教育的情形:“有小學校,其學科曰讀書、曰習字、曰算術、曰地理、曰曆史、曰修身,兼及物理學、生理學、博物學之淺者,益以卦畫、唱歌、體操(謂秋千、蹴鞠之類,所以使身體習勞者)諸事”,規定兒童自六歲至十四歲為學齡期,務使就學,不學罪其父母。

有中學校,其學科亦如小學,而習其等級之高者,術藝之精者。有師範學校,則所以養成教員,以期廣益者也。有專門學校,則所以研究學術,以期專精者也。”這裏的小學、中學、師範、專科學校,屬於日本的“實業教育”範圍,是明治政府“文明開化”政策的基礎舉措,對國民進行科學文化教育,為日本的近代化培養大批的科學技術人才。特別是師範教育和專門學校的作用很大,黃遵憲對此加以小注,“自學製改習西學,苦於無師,舊日師長惟習漢經史,而於近時之地理、曆史、物理、算術,知者甚稀。故文部省議以養成教師為急務。美國有師範學校,所以教為人師者,特仿其學製並聘其國人開師範學校。凡小學教師皆於是撰取焉”“庚午十一月,始議置專門學科,先於所聘外國教師中,舉其尤者為專門校長。壬申正月,遂開專門學校。四月,設立法學、理學、工學、諸藝學、礦山學,為專門五科,定以法、理、工之三科以英語教授,諸藝學以佛語教授,礦山學以獨乙語教授。月,建築專門講習校於錦町。甲戌九月,改正教規,更以法學、化學、工學,分本科、預科,別編課程。於是生徒得入本科,總計二十四人,法學九人,化學九人,工學六人,是專門生徒嚆矢也。乙亥八月,選拔文部省本校生徒十一名,命留學各國,米國九名,佛國一名,獨國一名,令各於所習之學科,分門研究,此專門學生留學外國之始也”。除實業教育外,日本還創辦大學教育,如“東京大學校,即舊幕府時之洋書調所,維新以後改稱為大學南校。……至明治六年,定為法學、理學、文學三學部。於是學中規模頗近似歐美大學。……各科課程分為四年”,專門為政府重要部門培養輸送人才,又擇專門學生、大學生學之小成者,以官費留學。專科學校和大學裏,“有動物室、植物室、金石室、古生物室、土木機械模型室、製造化學諸品室、古器物室,羅列各品以供生徒實地考驗之用”。在《學術誌二》“學製”項中,黃遵憲更詳細地羅列了日本“學製”改革以來的成效:日本“以全國地為七大學區,……分司其事於府知事、縣令,而受轄於文部卿”,各類學校分為官立學校、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三種,“學校直轄於文部省,以官費支給者,稱官立學校,即東京大學、東京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東京外國語學校、大阪英語學校是也。以地方稅或町村公費設置者,曰公立學校。其一人或數人以私費設置者,曰私立學校”。但辦學規則由文部省議定,“開設之方,仍依文部省所頒教育令而行”。通過一係列學製改革,日本西學教育呈現蒸蒸日上之勢,近代教育蓬勃發展。據日本文部省統計,明治十年全國學校數量達所,其中小學校所(公立校所),中學26268254592428131所,專門學校所,師範學校所,外國語學校所,女子手藝學校所。全國教員達1892558名,其中,男子名,女子名。學生達名,其中男生名,女6217060340186622030501627938生名。黃遵憲如此著墨幾乎全麵介紹明治政府的文教改革,目的乃是希望清政府575112能取法於此,廢除科舉製度,開辦新式學校,培養大批近代科學技術人才,正如戊戌變法期明治五年八月二日太政官布告第號,《法令全書》,載[日]大久保利通等編《近代史史料》,吉①214川弘文館年版,第—頁,轉引自鄭海麟《黃遵憲傳》,中華書局年月版,第頁。

197598992006724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97間,梁啟超所鼓吹的,“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①。

這樣的文教改革的期望也是包括黃遵憲在內的維新派致力於民智開啟、效仿日本以變革傳統教育的政治理想,更是從人才立國、革故鼎新的民族高度來推動中國近代化的指導思想,在湖南新政中,黃遵憲一行人辦湘報以開風氣,設時務學堂以育人才,成為了晚清文教改革的先聲。

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科舉製度的曆史作用的絕境,成為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形成的3.

最真切的變革欲望。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遠流長,無疑離不開儒學體係的堅不可摧,它們互為表裏,榮辱與共。一般而言,儒學是一套探究有關人與宇宙、人與社會的關係的龐大思想體係,其中蘊含著某些與現代化因素似乎並不完全排斥的價值,如對人的終極理想的追求,對違反人的終極追求的現存社會現象的反抗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還有著對人的主體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對人的自由意誌的肯定,這與西方近世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似。②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儒學體係受到挑戰越多,其弊端顯露越多。梁啟超曾比較客觀地指出:儒家尊重民意,奉天為最高主權者,天可選擇天子,“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者,恰如立憲國無責任之君主,所謂天子者,則當其責任內閣的領袖”,但是,傳統儒學對於如何實現民意,則始終未能從製度上解決好,“故執政若違反民意,除卻到惡貫滿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時更無相當的製裁之法”,“此吾國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陷也”。③梁啟超之後半言,實質上指明了儒學和封建政體間的因果關係,即儒學本身給專製集權以最有力的支撐,所提供的價值理念直接維護了專製統治的合法性。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曆經調整,但始終以和專製權力相結合而保持了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它通過“天道”宣揚君權神授,同時政治上宣傳的“大一統”觀念又從集權的角度加強了專製的權威,又以“忠”“孝”等倫理觀念美化專製權力。因此,作為長期維係中國社會穩定支柱的儒學一旦與西方文明遭遇時,表麵上看起來似乎與現代民主政治並不矛盾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就無法轉化為維護公民自由與平等的現代民主製度,儒家隻在傳統社會中發生功能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必然要走向沒落或變革。十九世紀以來的西學東漸,逐漸納入到了中國版圖之中,而西方的那一整套文化體係完全不同於任何以往的經驗,中華文化第一次麵臨了無法同化的並列係統。在異族文化的壓力下,新的民族主義觀念在中國人心中應運而生,它超越了中國內部的單純的滿漢民族矛盾,是作為國際法意義上的一個獨立主權在屢遭西方強權踐踏後的應急反應和近代化所求,特別“至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以後,因主權觀念的認識及列強瓜分中國之威脅而增強中國的民族思想。主要由於增加了主權觀念,使中國民族主義具備了族類、文化與主權三個因素”④。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晚清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民族等方麵的重重危機,卻反過來刺激了中國人覺醒起來為中國的近代化和救亡圖存的民族運動而進行前赴後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源之害》,《戊戌變法》(第三冊),上海書店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200021[美]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演進》,顏世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1990頁。

114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民本思想”),上海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

③19235056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20033219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繼的鬥爭。這個鬥爭過程包括對外反抗侵略的正義鬥爭、對內要求全麵變革以推動資本主義的近代化運動。其中,廢除科舉製度是中國近代化運動中的重要一環,因為建構在文化專製主義羽翼下的中國封建特色的科舉製度,到了清末已然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嚴重障礙。眾所周知,以儒學體係為根基而構築的專製政體,統治了兩千年的中國小農社會,而這個社會的長治久安,也得力於自隋唐開始確立的科舉製度。科舉製度是維係中國專製社會的經過不斷驗證了的最好的“可持續”的動力,它在各方麵都以日益精良的自身發展而發揮更為有力的作用,其對傳統社會無論從內涵上還是外延上都體現了富有成效的能量遞補的功能,“科舉製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麵功能的基本體製,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係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聯係和中介作用”①。科舉製度為曆代封建政權的官僚機器貢獻出一大批具有高度知識素養的人才,“中國的國脈之所以曆久不墜,純粹地完全地是由於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於能啟用賢能有學識的人”。②通過科舉製度,不僅實現了專製主義政體的自我複製,也將個體的精神力量有機地彙入了構建與鞏固“大一統”政權的活動之中。開科取士一千多年來,科舉製度無疑取得了“維係傳統的社會精英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傳承儒家文化、保持社會凝聚力的作用”。③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科舉製度的維係與穩定之功不可沒,以致於有人堅定地相信“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④然而,科舉製度對於中央集權體製來講,不僅通過精英們的有序流動確保了相對水準的官僚隊伍,更為關鍵的是,它有效地遏製了官僚階層的獨立化傾向,從機製上杜絕了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貴族群體”在中國社會的形成。而這一點,其實成為中國近代化道路上的一個先天性硬傷。對比西方以至日本的豐富的中間權力群體,中國的“貴族群體”以及類似權威的缺失,使得任何的變動對於中國社會來講都成為涉及一個全局性的、喪失靈活性的、非此即彼的艱難命題。表麵上的全局規劃,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落實到位。企圖在維持專製主義“大一統”的條件下來實現近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⑤科舉製度的優勢到鴉片戰爭前後,就變成強弩之末了。在鴉片戰爭痛敗後的國難之秋,顢頇無能的政府,腐敗低能的官僚,無不暴露出國家權力運作中的種種弊端,到“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⑥麵臨著全新的西方文化的駸駸東來和西方堅船炮利的威逼,沉浸天朝上國迷夢裏的滿清政府也深切感受到專製主義的極權體製的難以自存,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科舉製度的曆史作用已經走入絕境。戊戌變法初步取消了科舉製的主要內容,到清末新政中,即在滿清覆滅的前幾年,清廷主動而徹底廢棄科舉製。但是,晚清的一切努力並沒有挽救它的最終覆亡。自鴉片戰爭以來開始的近代意義上的挽救民族國家危亡的種種活動,彙集成席卷全國的辛亥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意義,“最主羅誌田:《清季科舉製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年第期,第頁。

①1998489金諍:《科舉製度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16蔡宇:《科舉製的廢除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斷層》,《理論觀察》年第期,第頁。

③2003433梁章钜:《浪跡叢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369夏邦:《黃旗下的悲歌:晚清法製變革的曆史考察》,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⑤20094205頁。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海口:海南出版社年版,第頁。

⑥19944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199要的乃在它結束了二千餘年的‘朝代國家’的形態,而代之以一‘民族國家’的形態;亦是結束了傳統中國以文化為基底的‘天下性’結構,而代之以政治為基礎的‘國家性’結構,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一個突破與創新。這在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一極重要的裏程碑”①。清朝的覆亡,徹底地革除掉了科舉製度生存的專製政治文化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為中國的近代文教改革和近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基礎。這種現實是黃遵憲生前未能見到的,但他的近代文教事業的理想卻在身後有著開花結果的景象,足以令他的在天之靈深感欣慰的。

(二)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與實踐活動。

通過鴉片戰爭,西方列強不僅打開了長期閉關自守的“天朝”大門,使封建的老大帝國開始發生質的變化,逐步淪為資本主義列強的世界市場之一,而且西方文化的越來越強勁的衝擊,幾近顛覆了幾千年輝煌而傲視東西方群雄的中華文化。在這樣的風雲激蕩的年代裏,黃遵憲不僅成就了他的愛國主義和維新精神,而且在文化和教育的近代化道路上為中國文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些貢獻主要表現在文字改革、婦女教育和國民基礎教育三大方麵,並結合必要的實踐活動,取得一定成效,對後來的文教改革具有很好的示範作用。

推動中國語言文字的近代化,使作為中西文化載體的語言文字成為大眾易學易用的1.

工具,提高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素質。在推介日本學製改革的同時,黃遵憲提出了改革語言文字的主張。在《學術誌二》“文字”項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首先明確說明語言和文字的內在關係,“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雖然,語言有隨地而異者焉,有隨時而異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時而增益,畫地而施行。言有萬變,而文止一種,則語言與文字離矣。居今之日,讀古人書,徒以父兄、師長遞相授受,童而習焉,不知其艱,苟跡其異同之故,其與異國之人進象胥、舌人而後通其言辭者,相去能幾何哉?”但是,中外古代各國的語言和文字不合的史實無法回避,這對傳播文化和知識是不利的。明治以前,日本語言與文字不合的形勢最為嚴重,“餘觀天下萬國,文字、言語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日本之為國獨立海中,其語言北至於蝦夷,西至於隼人,僅囿於一隅之用。其國本無文字,強借言語不通之國之漢文而用之。凡一切事物之名,如謂虎為於菟,謂魚為陬隅,變漢讀而易以和音,義猶可通也。若文辭煩簡、語句順逆之間,勉強比附以求其合,而既覺苦其不便,至於虛辭助語,乃倉頡造字之所無,此在中國齊、秦、鄭、衛之詩,已各就其方言,假借聲音以為用,況於日本遠隔海外,言語殊異之國”。與此同時,泰西各國亦多如此,“餘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接著,黃遵憲在考察日本明治維新後語言文字過程中,發現日本的假名文字的優點,能夠使語言和文字相合,這乃是“豪傑之士”將之變革的結果,“日本之用漢文,至於虛辭助語而用之之法遂窮,窮則變,變則通。假名之作,借漢字以通和訓,亦勢之不容已者也。昔者物茂卿輩倡為古學,自愧日本文字之陋,謂必去和訓而後能為漢文,必書華言而後能去和訓。其於日本顛倒之讀,錯綜之法,鄙夷不屑,謂此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必不能肖其祖父。又謂句須丁尾,塗附字句以通華言,其禍甚於侏偶馱舌,意欲舉一切和訓廢而棄金耀基:《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曆史》,載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曆史論集》(第一輯),聯經出版事業①

公司年版,第頁。

198013120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此為和人之習漢文者言,文章之道,未嚐不可,苟使日本無假名,則識字者無幾。一國之大,文字之用無窮,即有一二通漢文者,其能進博士以書驢券,召鯫生而談狗曲乎?雖工亦奚以為哉?”日本如此變革語言文字當與泰西近代語言文字變革密切相關,“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舉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然則日本之假名,有裨於東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廢乎?”如此變革就會大大方便了人民群眾掌握文化知識。最後,黃遵憲希望中國能夠借鑒日本和泰西諸國語言文字改革之法,改進中國的文體和文字。在他看來,中國語言和文字相差太遠,漢字難寫難認,老百姓學文化受教育極為困難:“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所以,他建議要創造一種“明白曉暢,務期達意”“適用於今、通行於俗”的新文體,以便“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對於變革一種新文體,黃遵憲充滿希望,他認為中國自古就在不斷彌補語言和文字不合之狀,如文字書寫體演進,“中國自蟲魚雲鳥,屢變其體,而後為隸書、為草書,餘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為愈趨於簡、愈趨於便者”;如周秦以來的“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如小說家撰書“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複合”;等等。這種“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的語言文字相合的變革,必然有利於廣大勞動人民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對開啟民智、變法維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這在當時洋務派和改良派思想家當中,極少有人注意到改良文字和文體的重要性。黃遵憲以學貫中西的知識視野和世界潮流的前瞻目光,將文字文體變革作為文教變革的起點或基礎,充分說明了他對廣大人民長期處於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愚昧狀態深表同情,也對封建時代少數人把持文化教育的壟斷局麵表示不滿。在後來的湖南新政中,黃遵憲與一批維新派人物通過從事辦報紙和辦學堂的文教實踐,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新文字文體的變革進程,對資產階級思想啟蒙和戊戌維新運動都產生積極的影響。

資產階級維新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功績之一,就是所做的大量的思想啟蒙工作,他們向當時的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宣傳介紹西方先進思想,並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這些思想啟蒙的基礎工作主要包括創辦報紙、譯介西學著作、開辦新式學校教育等,其中“借以啟發進而拯救之”的報紙之用,是潛在的思想啟發之功。黃遵憲晚年曾致書梁啟超寫道:“自吾少時,絕無求富貴之心,而頗有樹勳名之念。遊東西洋十年,歸以告詩五曰:‘已矣!吾所學屠龍之技,無所可用也。’蓋其誌在變法、在民權,謂非宰相不可,為宰相又必乘時之會,得君之專而後可也。既而遊歐洲,曆南洋,又四五年,歸見當道者之頑固如此,吾民之聾聵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覺為己任,借報紙以啟發之,以拯救之。”①在湖南新政之前,黃遵憲就曾在上海首創《時務報》就是借報紙啟蒙國人的主要舉措之一,也是將他的新文字文體變革思想付諸實踐的事項之一。年月,黃遵憲結束了為期三年的新加坡總領189412事任期回到祖國,便很快目睹到清朝在甲午戰爭的敗北。民族屈辱讓他更加認識到晚清政府的腐朽無能,而義無返顧地走上了反封建的變法維新道路。年月他由南京往上18959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第號),吳振清《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①102003—頁。

498499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01海,列名參加維新派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並得與當時名噪一時的維新大師康有為謀麵,兩人“自是朝夕過從,無所不語”①。以此為發端,黃遵憲便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而變法自強的維新浪潮中去。同年十一月,各地強學會遭到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查封,朝野士大夫們“漸諱新政”,②部分維新誌士也一時情緒低落,而黃遵憲力排眾議,“憤(強)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為倡始”,又“自捐金一千元,為開辦費”,“創辦時所出印(同誌)公啟三十條,係由(梁)啟超初擬草稿,而公度(即黃遵憲)大加改定。其後聘請英文翻譯張少塘,係公度托鄭瀚生司馬代請者;東文翻譯古城貞吉,係由公度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請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其致函各處勸捐,托處派報,亦多公度之力。當時公度在上海,至九月始北行。數月之中,報館一切事,公度無不與聞,其捐款之獨多也如彼,其開辦之出力也如此”③。在黃遵憲、汪康年(字穰卿)、梁啟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時務報》在上海正式刊行。該報是旬刊,有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1896報譯等欄目,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維新變法理論。《時務報》衝破了頑固派嚴禁士人議政的堤防,較為係統地闡述自己的變法理論和主張,如梁啟超在是年底發表於上的《變法通議》,文字通俗,議論新穎,觀念鮮明,對戊戌時期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有巨大的影響。《時務報》成為維新派在南方的輿論喉舌,“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④在《時務報》的宣傳鼓動下,變法維新運動以上海、湖南、廣東等地為中心得到迅速發展,粗略統計,僅在至年的一年內,維18961897新派在各地創辦的學會團體就有多個,報刊也有多家。《時務報》初刊之時就有如此2020成效與影響,不僅與當時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維新運動這個大氣候有關,更與《時務報》的辦刊宗旨和報館機製關係密切。在整個創辦《時務報》過程中,黃遵憲著力將西方資產階級的立憲原則和三權分立思想運用於辦報機製中,並把報館當作一種國家機構來實行管理。

故在開辦之初,針對汪康年的“依傍洋人”“廣譯西報為主”的主張,黃遵憲明確《時務報》的宗旨應重在論政,“此報本意原為當路諸人發聾振聵也”,意指思想啟蒙,即要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也。對於報館管理,黃遵憲特別強調立法的重要性,要求立法、議政、行政三權分立,他說,“《時務報》既為公眾所鳩之資,既為公眾所設之館。非有盡一定章程不足以垂久遠,昭耳目,故館中章程為最要矣。此館章程即是法律,西人所謂立憲政體,謂上下同受治於法律之中也。章程不善,可以酌改,斷不可視章程為若有若無之物……憲縱觀東西洋各國,謂政體之善,在乎立法、行政,歧分為二,竊意此館當師其意”,⑤又說,“此館既為公眾所設,當如合眾國政體,將議政(於館中為董事)、行政(於館中為理事)分為二事,方可持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198161康有為:《康有為自編年譜》,台灣:文海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6837梁啟超:《創辦時務報源委》,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四),上海書店出版社年版,第③2000—頁。

524528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368黃遵憲丁酉二月十日《致汪穰卿書》,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三聯書店年月版,第⑤19886頁。

38920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久。”①《同誌公啟》是報館的章程,館中無論何人,皆須“守此章程”,旨在使參與辦報的維新人士獲取對西方立憲製思想的親身體驗,並通過他們的變法輿論,極有利於戊戌時期士大夫們的思想解放。盡管黃遵憲在《時務報》創刊兩個月即離滬北上,《時務報》也隻存在兩年時間,後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易名《昌言報》,但黃遵憲創辦《時務報》之功和他的經營理念以及《時務報》的輿論影響力是不容抹煞的,它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重要的一筆遺產。

戊戌變法失敗後放歸故裏的黃遵憲,依然對中國新文字文體的變革難以釋懷。光緒辛醜年()黃遵憲在《梅水詩傳序》中再次談及中國語言文字問題,並將之上升到民族存亡1901和國家興盛的理論高度,他寫道:“語言者,文字之所從出也。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餘於《日本學術誌》中,曾述其意,識者頗韙其言。五部洲文字,以中國為最古。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裏,語言或積世而變,或隨地而變,而文字則互古而今,一成而不易。父兄之教子弟,等於進象胥而設重譯。蓋語言文字扞格不相入,無怪乎通文字之難也。……自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之說行,種族之存亡,關係益大。凡亞細亞洲古所稱聲明文物之邦,均為他族所逼處。微特蒙古族、鮮卑族、突厥族苶然不振,即轟轟然以文化著於五洲,如吾輩華夏之族,亦歎式微矣!文章小技,於道未尊,是不足以爭勝。凡我客人,誠念我祖若宗,悉出於神明之胄,當益騖其遠者大者,以恢我先緒,以保我邦族,此則願與吾黨共勉之者也。”光緒二十八年(),他又在給嚴複的一封信中,迫切地提出了②1902創造新文字文體的問題,更提出了自己設想的具體方案:“第一為造新字,次則假借,次則附會,此則漣語,此則還音,又此則兩合。……第二為變文體,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數,一曰夾注,一曰倒裝語,一曰自問自答,一曰附表附圖。”③黃遵憲設想的新文字文體,最早起源於他的“我手寫我口”的思想。在黃遵憲早年的詩歌中,最值得稱頌的是收在《人境廬詩草》卷一的《感懷》和《雜感》兩首,詩中他大膽否定束縛和禁錮人性發展的漢宋之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傳統的思想啟蒙意義。在歲時,黃遵憲在《雜感》一詩中喊出了“我手寫我21口,古豈能拘牽”的口號。這句詩,向來被文學史家推崇為近代“詩界革命”的宣言,成為新文字文體變革的先聲,“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到年④1887初刊《日本國誌》時,黃遵憲在其中《學術誌》裏,明確提出了簡化文字,創造新字體、口語體的文字改革問題,到晚年作《梅水詩傳序》《致嚴複書》中還談新文字文體之變事,都說明了黃遵憲的這項變革思想是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也是逐漸成熟而正確的改革建議。黃遵憲設想的新文字文體,與胡適在年提出的關於白話文的八點建議大致相同,實際上就是1916我們今天所通行的白話文。年底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將其《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稿寄給1916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發表在年第二卷第五期上。《文學改良芻議》應該視作白1917話文向文言文挑戰的發難之作、開山之作。這篇語氣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個時代掀起了黃遵憲丁酉四月十一日《致汪穰卿書》,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三聯書店年月版,第①19886頁。

388黃遵憲:《梅水詩傳序》,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②200310390391頁。

黃遵憲:《致嚴又陵書》(),載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③19022005434436頁。

黃遵憲:《雜感》,載錢仲聯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198164243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03巨浪狂風,成為白話文運動的第一炮。隨後,陳獨秀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刊出了自己撰寫的《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年月,魯迅又在該刊第四卷第五期發表了《狂人日記》,19185揭開了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大幕。胡適所謂的白話文“八事”為:“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其中,屬於“形式上之革命”的五事是“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屬於“精神上之革命”的三事是“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須言之有物”。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正式提出了上述主張。後來,胡適把他的“八事主張”概括為“四條主義”:一是“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是“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是“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在世紀末的中國,改革文字文體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不可忽視的一個①19重要環節,特別在封建士大夫長期壟斷著文化知識的中國,其意義尤為重大。雖然,維新派還僅僅是提出任務,但正是因為這一任務的提出,才給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道路。

黃遵憲提出的關於創造新文字文體的主張,客觀上對“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起著橋梁的作用,其意義是深遠的,這不能不說是黃遵憲在理論上的一大貢獻。②黃遵憲的婦女權利與教育思想,是他的文教改革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和必要舉措,2.

對於革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落後原素、推廣教育以促進民族素質提升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眾所周知,中國婦女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被壓在社會的最低層,“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腐朽愚昧的卻又根深蒂固的觀念,給她們套上了重重的精神枷鎖,使她們受盡了屈辱,曆盡了苦難。這幾千年來的痼疾積重難返,盡管多少有識之士、傑出人物對此鞭策、奔走呼救,但收效微乎其微。因而,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推進婦女的解放,婦女真正地取得“人”的地位,真正地取得“女人”的地位,一直是中國社會所急於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降至近代,由於歐風美雨的東漸,封建桎梏下的覺醒力量再次提出了婦女問題,並為之作出了曆代所不及的努力。作為晚清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愛國外交官,在長達十多年海外生活經曆和外事活動中,黃遵憲始終密切關注婦女解放和教育問題,而且由於對西方文化的體認較之當時一般士大夫自然深入得多,因而對包括婦女問題在內的中國封建文化的評判,常常以西學為參照係,顯示出獨特的文化視角和價值取向。在他看來,中國婦女受難之禍源正是中國文化專製主義。在晚年致梁啟超信函中,黃遵憲從傳統學術演變的角度,指出周公乃是中國文化專製主義的罪魁禍首,“仆嚐謂自周以後,尊崇君權,調柔民氣,多設儀文階級,以保一家之封建,致貽累世之文弱,召異族之欺淩者,實周公之過也。至周末而文勝之弊盡見矣。於學術首唱反對者為老子,然老子有破壞而無建設。至墨子而尚同、尚賢,乃盡反周道,別立一宗矣。於政治首立異說者為管子,然管子多補苴而少更革。至商鞅而教戰教耕,乃盡廢周製,而一掃刮絕矣。是四子者,皆指周公為的而迭攻之。而孔子則介乎四子之間者也,曰通三統,曰張三世。於文獻也有征,杞征宋之言;於禮之損益也,有繼周之胡適主編:《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年版,第①191719271935—、頁。

3233128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②1988626220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想;其於周公不必盡反,亦不必盡從,蓋一協於時中而已。”①明清以降,中世紀專製主義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都予以強烈的抨擊,其中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對封建文化的批評成為晚清民權思想的重要思想資源,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曾將該書摘錄印刷數萬份,作為討伐專製主義的檄文,廣為散布,造成很大的影響。滿清入關後,專製主義更加變本加厲,在文化方麵大興文字獄,致使思想被禁錮,學術受閹割,民氣遭壓抑。黃遵憲認為這是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此進行猛烈而深刻的批判:“二百餘年,政略以防弊為主,學術以無用為尚。有明中葉以後,直臣之死諫諍,黨人之議朝政,最為盛事。逮於國初,餘風未沫,矯其弊者,極力剗削,漸次銷除,間有二三骨鯁強項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獄,今日西市,明日南麵者,踵趾相接,務摧抑其可殺不可辱之氣,束縛之,馳驟之,鞭笞之,執乾綱獨斷之說,俾一切士夫習為奴隸而後心安。其文字之禍,誹謗之禁,窮古所未有。由是愚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為要,以無事自擾為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於民心者至於深。故上至士夫、長吏、官幕、軍人、乃至吏胥、走卒、市儈、方技、盜賊、偷竊,其才調意識,見於漢唐曆史、宋明小說者,今乃蕩然烏有。總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無知、碌碌無能之輩。

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幾希。”②由文化專製主義而長年累月積養而成的國民奴隸性,在婦女身上尤為明顯,成為清除封建落後原素和提升民族文化素質的重大障礙。

黃遵憲自幼接受過封建傳統教育,對其教育內容及其方式較為熟悉,也逐漸對這種封建教育的脫離時代、背離實際感到極為不滿。其後他遊曆世界,近代西方文化的前沿文明給了他異域的新鮮的啟迪。因此,黃遵憲的婦女權利和婦女教育觀(乃至他的全部思想與主張),一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臍帶相連,一端又與近代西學的精華相接。在這種舊與新、保守與進步、消極與積極的中外文化雜糅的對立中,他的婦女教育思想猶如處於一種過渡狀態的複雜體,但從他的整體文教思想的辯證角度來看,他的婦女教育觀是真實而正確的思想亮點,必要而先進的時代脈搏。首先,黃遵憲認為合理的婦女社會地位是婦女接受教育的前提與社會基礎。他對歧視婦女、男尊女卑的舊觀念表示強烈反對,更加批評延續千餘年殘害婦女身心健康的陳規陋習。就拿婦女纏足來說,黃遵憲視之為慘酷的刑罰,呼籲取締,而盛讚天足的自然美。有《己亥雜詩》雲:“窅娘側足跛行苦,楚國纖腰餓死多。說向妝台供媚妾,人人含笑看梨渦。”尖刻地諷刺了纏足的這種病態的“金蓮之美”,從而批判了視女人為玩物、取媚的可恥行徑。黃遵憲曾將纏足與鴉片並提,視為同樣可憎可惡的現象。

在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下,他還深責纏足的始作俑者,把鬥爭矛頭直指千年前始立而今的封建專製,足見其對纏足仇恨的深切。與反對這種傷天害理地殘害婦女的纏足陋習、關注婦女社會地位提高的同時,黃遵憲著力讚揚並提倡夫妻間的相親相愛,以之為男女平權、婦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第號),吳振清《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①252003—頁。

515516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第號),吳振清《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352003—頁。

50750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05女因而獲得教育權的家庭權利。在《日本雜事詩》定本第首“得寶無須聘婦錢,新弦唱徹90想夫憐。同牽白發三千丈,共結紅絲一百年”;第首“三千大神監誓詞,萬億菩薩作盟司。

93君看壺頭雙蛺蝶,夫夫婦婦不相離”;第首“駘蕩春風士女圖,妾眉如畫比郎須;並頭鸚104鵡雙雙語,此喚檀那彼奧姑”等詩文中,黃遵憲對青年男女恩愛、夫妻共白頭的讚美與祝願,都表現了他對男女平權的追求和對婦女地位的關切。此外,黃遵憲還從西方婦女與中國婦女地位的參差之別相比較,認識到中國女權的絀劣的現象,從而發出了追求男女平等,給婦女應有權利與地位的改革呼聲。在《乙亥雜詩》中,他寫道:“世守先姑《德象》篇,人多《列女傳》中賢。若倡男女同權論,合授周婆製禮權。”這既充分肯定了我國婦女的賢良辛勞,又指出了我國婦女地位低下的不合理現實,同時把追求男女同權置於世界潮流而非囿於中國一隅,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眼光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與發展。當然,這種進步還是有限的,依然追求的隻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方向上的男女平權論,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婦女的真正解放。這種矛盾是必然的,對黃遵憲當時的思想認識水平,我們現在不能苛求,畢竟他已經看到了婦女的曆史作用和婦女合理地位的現實意義,這對倡導婦女教育、培養種族根本,顯然見解深刻,功不可沒!其次,婦女的解放,尤其是婦女自身爭取解放是婦女獲得教育權利的重要條件和內在基礎。黃遵憲希望的婦女不再纏足、男女平權、享受教育權利,除求社會風氣之進步外,還需要婦女自身的覺醒與解放。婦女幾千年來受壓迫遭奴役,也有其自身的蒙昧、懦弱、自暴自棄、甚至甘受而不覺得痛苦等因素。所以,黃遵憲一麵痛斥纏足的無人道,一麵痛心於某些女子麻木於此的醜態。《寄女》詩雲:“江南二三月,夾道花爭妍,誰家女如雲,各各扶婢肩。……婷婷複嫋嫋,纖步殊可憐。笑謂蠻方人,半是赤足仙,指船大如許,伸腳笑欲顛。……父母誰不慈,忍將人雕鐫,幸未一缸淚,買此雙拘攣。邇聞西方人,設會同禁煙,意欲保天足,未忍傷人權……該詩勾勒出一幅慘狀:深受纏足之苦的女子渾然不覺其辱,反倒為美,竟然嘲笑大腳姑娘,如此愚頑足見封建陋習毒害之深,可悲可歎,又見婦女解放之任重,“籲嗟複籲嗟”“作俑今千年”。這裏,詩人顯著地提出了一個關於婦女自身覺醒的問題,婦女精神上的自我解放是獲得“人權”的首要的自我評價,沒有這一點自知、自重,人何其為人,女人何其為女人?因為婦女的解放,並不全在於別人的解救,更重要的是靠自身的覺悟、自我的解放,這才是最根本意義上的解放,唯此民族方興,國本可立!最後,婦女的解放、享受教育權利是全社會的責任以及全社會合力去實踐而達於實現的產物,而受教育的享有與德才培養將成為婦女解放的巨大推動力。這兩者相輔而生,相得益彰。黃遵憲先後到過日本、美國、英國和新加坡從事外交活動,閱曆之深、感悟之多自不待言,尤其他深受西方自由民權之影響,從男女平權的政治高度認識和關注現存社會、國家與民族的興衰,正確指出婦女是在人口占一半的任何國度之下的一支重要力量,婦女“生而就具有的權利”已然決定了她們的現在應該有的社會地位,任何視女人為玩物的不平等待女子者皆一孔之儒見,當以鏟除。在《為同年吳德瀟壽其母夫人》一詩中,黃遵憲就比較了中外女權的現狀與天壤之別,詩曰:“西域重婦女,安居如天堂,一簪值十萬,一衣百萬強,登樓客持裾,試馬夫引韁。夢中不識役,矧乃身手當,雖則同女身,苦樂何參商?呼嗟三代後,女學將毋忘。執業隻箕帚,論功惟酒漿。所詒或寒微,持身備嬪嬙,拳拳事女君,縮縮足循牆。人權絀已甚,世情習以常。”尖銳地指出西方婦女地位之高的原因就在於“重”視,這在全社會已成風俗,是責任使然,合力使然;而偌大中國卻“世情習以常”,漠視婦女的悲慘處境,以致民氣蕭落,20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婦女權利每況愈下。對此,黃遵憲強調,不僅全社會要注重婦女地位的提高,更要采取措施來保證和加大婦女受教育的權利,倡導女學。他認為,婦女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兩支生命力量之一,其所受的教育狀況如何,其德才培養的程度如何,將直接關係到全民族的興衰成敗。這在當時是很有眼光和膽量的見解。

正是建立在上述婦女權利與教育觀的基礎上,黃遵憲在其著作中時時流露出培養女子德才兼備的思想與實施方案,如鼓勵興辦學校,注重婦女師資的培養,目的是使女子增長知識,提高覺悟,求得婦女的真正解放。黃遵憲參考日本近代教育改革和對洋務派教育實踐進行反思與批判的基礎上,明確表達了發展婦女教育的先進思想。首先,他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舊觀念,讚賞女子的才學,提倡婦女讀書識字。他從“立國”的思想高度,考察過西方社會婦女得到教育後的情形,極力介紹西方婦女的新狀況。如在《日本雜事詩》定本中描寫了與中國婦女迥然不同的日本女子:“不環不釧不釵光,鴉頭襪子足如霜”,特別在第、首詩中他以讚揚的口吻描繪了日本女子師範裏的女學生:“深院梧桐養鳳凰,牙簽5859錦帡浴恩光;繡衣照路鸞輿降,早有雛姬掃玉床”“捧書長跪藉紅毹,吟罷拈針弄繡襦;歸向爺娘索花果,偷閑勾出地球圖”。這種輕盈愉快的筆調,足見作者對女子才學的讚賞之情,言下之意是作者對女學的肯定與提倡。把這種新氣象、新人倫的進步介紹到國內,不僅表明自己對幾千年來壓製婦女權利和才學的專製主義的蔑視與挑戰,也是指出中國婦女要獲得解放可以據引的世界性論證。看到中國婦女之學的落後與窘境,鼓勵興辦女學的遠見卓識,在當時來說,無疑是黃遵憲教育思想上可以大加讚賞的改革亮點。要倡女學,黃遵憲認為當從日本和西方諸國,“予曆使海邦,詢英法美德諸女子,不識字者百僅一二,而聲名文物為中華,乃反異於是,嗟夫!三代以後,女學遂亡,唯以執箕帚,議酒食為業,賢而才者,間或能詩,他亦無所聞焉。而一孔之儒,或反持女子無才是德之論,以諷議之,而遏抑之,坐使四百兆種中,不學者居其半,國胡以能立?”所欣喜的是,西學東漸的衝擊,中國婦女教育亦步亦趨地開展起來,“近者風氣甫開,深識之士,於海濱創設女學,聯翩兢起”。①其次,針對清末女子教育及學前(尤指幼女)教育極為落後,以及師資力量的匱乏的狀況,黃遵憲著力介紹了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實際狀況。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西學”項中,黃遵憲描述了日本近代的女學校興盛之情形:“女學校,以教婦職(多習纂組縫紉之工,並及音樂。初,開拓次官黑田清隆歸自美國,極陳教育婦女之要,政府從其言,選女子五名,命以官費留學美國,又於東京設女子師範學校,其後各地慕效,女學校益多)。凡學校無論官立(出於官費者為官立)、公立(各地方、郡區、町村聯合而設立者為公立)、私立(出於私費者為私立),皆受轄於文部,學規教則命文部卿監督之,朝廷既崇重西學,爭延西人為之教師。”②黃遵憲履職駐日使館參讚期間,有幸參觀了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及其附屬幼兒園,之後曾作詩記道:“聯袂遊魚逐隊嬉,捧書挾策雁行隨。打頭栗鑿驚呼暮,悵憶兒童逃學時”,並注釋曰:“附女子學校,有幼稚園,皆教四五歲小兒。鳥獸草木,日用器皿,或塑形,以教之以名。教剪紙畫卦,摶土偶,壘方勝,以開其知識。教之唱歌,說話,習字。陳一切蹴鞠秋千之類,於放學時,黃遵憲:《古香閣詩集序》,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310389頁。

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一》,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341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07聽之遊戲。以繡掖其心,節宣其氣。課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皆若以兵法部勒之,泰西之教法也。校中有保姆、有訓導。”①這些介紹對清末創立女子教育及學前教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盡管如此,黃遵憲還敏感到這種教育有其後力不足的問題,即師資。

所以他在倡女學之時,重中之重地強調了師範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一》“西學”項中,黃遵憲介紹日本的師範教育:“(日本)有師範學校,則所以養成教員,以望廣益也。自學製改習西學,苦於無師。舊日師長唯習漢經、史,而於今時之地理、曆史、物理、算術知之者甚稀,故文部省議以養成教師為急務。美國有師範學校,所以教為人師者。

特仿其學製,並聘其國人,開師範學校。凡小學校教師,皆於是選取焉。”②明治時期的日本師資若此不足,晚清中國則更差。盡管黃遵憲欣喜國人醒而興女學(盡管是極少數的),但“然求其能為女師者,猝不易得”,因而“中國女學之陋”足見一斑。③這種介紹與反比,對清末創設師範教育,是頗具提醒、敦促之價值的。最後,值得重提的是新文字文體的應用文體。中國婦女千百年來一直作為社會最低層的民眾,讀書識字似與無緣、也似奢侈,這不僅源於專製主義的摧殘與毒害,也源於古言文的繁瑣與艱深不化,難以為大眾接受,女子接受就更不容易了。所以,黃遵憲文教改革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簡化漢字和變革文言體。

這項改革對於普及國民教育的意義是重大的。青年時代,黃遵憲主張的“我手寫我口”,就深含著要以民眾日常生活口語來改造古文言文的新思想。出使日本後,黃遵憲受日文假名文字的影響與啟發,設想簡化繁體字,創設新字體,直陳文字應該“愈趨於簡,愈趨於便”,文體應該“明白曉暢,務期達意”“適用於今,通行於俗”,這樣不僅有助於“半邊天”婦女的文化教育,更有利於普及國民的基礎教育,即“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女子、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④批判科舉製度,在湖南新政中推行國民基礎教育,晚年以“教育救國”為己任而在家3.

鄉推廣義務教育,都是黃遵憲對中國近代文教事業發展的重要作為。黃遵憲生長在一個中世紀君主專製製度逐步走向解體、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不斷擴張的大變局時代。這個時代卻給他樹立遠大抱負的底蘊,“自吾少時,絕無求富貴之心,而頗有樹勳名之念”,其誌在經世致用、救國救民。然而,盡管黃遵憲有“誌在用世,有經世才”,⑤時運卻很是不濟。要想揚名濟世,封建士子必要沿著科舉之路攀升。同治六年()春,歲的黃遵憲參加院試,186720被錄取為生員(秀才),錦繡前程似乎正向他展開。這年秋天,他意氣風發地趕赴省城廣州參加鄉試,結果卻是名落孫山。鄉試三年一次,考中的便是舉人,有了舉人的頭銜,就可以躋身於官場。首次鄉試失敗令飽讀詩書的黃遵憲始對科舉頗起怨言,有詩曰:“籲嗟製藝興,今亦五百載。世儒習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虛榮逐冠蓋。勞勞數行中,鼎鼎百年內。束發受書始,即已縛扭械。英雄盡入彀,帝王心始快。豈知流寇亂,翻出耘鋤輩。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聯袂遊魚逐隊嬉”一詩),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①

年月版,第—頁。

2003102728黃遵憲:《日本國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②20012340黃遵憲:《古香閣詩集序》,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③200310389黃遵憲:《日本國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④20012347陳衍:《石遺室詩話》,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⑤19816頁。

128120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誦經賊不避,清談兵既潰。儒生用口擊,國勢幾中殆。從古禍患來,每在思慮外。三代學校亡,空使人材壞。”①但是,一次科場失意難卻向上之心,畢竟中舉是封建時代讀書人登上仕途的第一步。為謀求一個正途出身,在家人師友的勸勉下,年秋,黃遵憲再赴廣州應1870鄉試,仍然落第。第二次科場失意卻在友場得意,他結識了青年才俊羅文仲(字少珊),一見如故。時值中秋佳節,黃遵憲遂邀少珊和好友梁詩五三人同登貢院的明遠樓賞月相談,唱詩酬和,也不免抒發對科舉不滿之情,黃遵憲有詩曰:“少珊少珊我且與汝共登越王之高台,白雲往來駕兩驂……不然泛舟南海南,乘風破浪張長帆……使君於此自不凡,何苦徒作風月談。要摶扶搖羊角直上九萬裏,埋頭破屋心非甘!噫嘻乎,埋頭破屋心非甘!”②為排遣心中鬱悶,在返回家鄉之前,黃遵憲轉道遊覽香港。這個孤懸海外小島如今變成繁華富麗的大都會拓寬了黃遵憲的域外視閾,對他心靈的衝擊和此後人生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年,黃遵憲在州裏補了稟膳生,取得了享受官費的待遇,第三年又考取了拔貢生。拔1871貢生經過朝考,即可直接充任京官、知縣或州縣教職。③拔貢生的考取,又一次燃起了黃遵憲對科考的一線希望,並在是年以新科拔貢的身份,第三次赴廣州參加鄉試,結果還是敗北。在《榜後上餘蓉初(祚馨師)》一詩中,黃遵憲總結他三次科場的時運不濟:“又被風吹九下天,神山將近忽回船……有人用我思投筆,無地求仙且煉丹。平生三戰既三北,頻道文章未足憑。彈指流年三十近,驚心知己一人曾。”④黃遵憲才華出眾,但命運並未垂青於他,第三次鄉試失敗對他來說是個難以承受的重大打擊,他一度有投筆從戎的打算,也使他對百弊叢生的科舉製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發出了廢除科舉製度的強烈呼籲,堅信“後有王者興,張網羅賢俊,決不以文章,此語吾敢信。”⑤在他看來,僵化的科舉已經不能羅網賢能、治國安邦了:“祖宗養士恩,幾費大官錢,徒積汗牛文,焉用扶危顛?到此法不變,終難興英賢”⑥麵對正統仕途的窘境,黃遵憲仍不墜青雲之誌,他廣交朋友,激濁揚清,博覽群書,究心時務,以積極入世的態度磨礪自己,為日後的事業奠定強固的基礎。年春,黃遵憲1874以拔貢生的身份,利用其父親黃鴻藻在京城戶部做官的機會,選擇了北上順天鄉試這條科舉之路。按照當時科舉考試的辦法,凡秀才在北京落籍的,或者已取得“監生”“貢生”頭銜的,都可以參加順天府鄉試(清朝以北京為順天府)。進京之行,黃遵憲領略祖國山河與風土人情,也感受到西方淩辱和中國落後的社會窘態,並結識一批洋務大員,如丁日昌、張蔭桓、鄭藻如、李鴻章等人,是他走向人生成熟的重要經曆。光緒二年()秋,黃遵憲在北1876京參加應試,中式順天府鄉試第名舉人,實現了他“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子入官宦之141風塵路。但是,中舉前就被時在煙台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商議馬嘉理案的清廷封疆大吏黃遵憲:《雜感》(一詩),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1981647黃遵憲:《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一詩),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②19816月版,第—頁。

101103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20043440黃遵憲:《人境廬詩輯補》之《榜後》,載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年版,第—④2005206207頁。

黃遵憲:《雜感》(一詩),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⑤1981645黃遵憲:《述懷再呈靄人樵野丈》(一詩),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⑥19816版,第頁。

17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09李鴻章“許以霸才”①的黃遵憲,並沒有沿著這條科舉進士試入宦途之路走下去,而是審時度勢,認為海禁大開,當留心外交,在年將“而立”之時毅然出使,於年跟隨首任駐日公1877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任使館參讚,主管清廷對日文教工作。這是黃遵憲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轉折點,不僅是他現身說法地表達出對於沿襲千餘年科舉製度的蔑視、不屑與徹底背棄,又是他邁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開始了他作為“沿海早期改革者”的輝煌曆程。②效仿日本和西方在中國推行近代文教改革就是這個“改革者”輝煌曆程中的重要一環。

從身受科舉之害,到背離科舉之誘,再到科舉之廢,是中國曆史進步的一個氣象標。因襲至清,八股內容已然終結封建“道統”,恰如木乃伊,“八股有罪可以分兩股說,一是這文體集中了漢文化傳統中的一些習慣程式又固定下來,達到頂峰,因而僵死如木乃伊,不能再有發展;二是它成為中國科舉傳統中最後的限製最嚴的工具,又重腔不重意,不顧詞句通不通,隻準代言,不許露出己意,在狹隘天地裏摸轉圈子,於是重複說空話廢話,對皇帝說假話,成為習慣,出現定式,永恒不變,因而也成為木乃伊”。③從人才摧殘而國無良才而論,“自清嘉道以來,士氣衰惡,文人一則無實無用,二則惟利是求,這其中又以癢序科舉之士為最,導致統治人才枯竭。”④梁啟超就認為科舉製度要對士紳社會的政治意識的衰退負重要責任,主張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完全廢除科舉製。⑤因此,站在世界潮流前沿而憂國憂民的黃遵憲,就將反對科舉和普及國民教育相結合,在近代維新運動的時代浪潮裏,以湖南新政為發端,揭開了中國地方文教改革的新篇章。湖南新政早於康梁在京師的百日維新,是真正賦予中國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以實踐意義的變法,“中國變法,自行省之湖南起”。⑥湖南新政的改革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文教、軍事等各方麵,“湖南省會,既大張新學,有若南學會,有若校經學會,有若時務學堂,有若武備學堂,有若方言學堂,有若課吏館,有若保衛局,有若機器製造公司,有若旬報館,有若日報館,有若各書院之改課,駸駸乎文化日辟也”。⑦年月,黃遵憲被派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兼署理湖南按察使抵達湖南,遂使湖南經濟、18976政治和文教方麵的改革大刀闊斧地推廣開來。其中卓有成效的一項改革就是創設時務學堂。當時的維新派一致認為,變法必須興民權,興民權必先開民智,開民智必先育人才,育人才必先變科舉、興學校,興學校又必須改課時務、提倡新學。是年月,時務學堂正式在9

長沙設立。它是湖南最早的一所新式學堂,也是引進和推行西方政法教育的新模式。校名定為時務學堂,就是應時事之變,這與黃遵憲先前在滬創辦《時務報》意旨同,可見“亦出公黃遵憲:《李肅毅侯挽詩》自注,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①19816頁。

1064[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年②1994版,第—頁。

247248金克木:《八股新論·說八股》,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200096龔書鐸:《中國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868[美]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崔誌海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⑤189019071995頁。

55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⑥198161譚嗣同:《群萌學會敘》,《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⑦198143021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度之意”。①這一建議得到學政江標和陳三立、王先謙等紳士的讚同或首肯,並受到巡撫陳寶箴的支持。陳“劄委黃公度觀察為總理官”,負責學堂的草創工作。②最先提議延請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李維格為西文總教習的,也是黃遵憲。他力薦梁啟超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是基於深知梁啟超的思想與才華的。在《致汪康年書》中,黃遵憲直言不諱說到:“憲經到湘,即聞湘中官紳有時務學堂之舉,而中、西兩院長鹹屬意於嶧琴(即李維格)、任公(即梁啟超)二君子,此皆(上海時務)報館中極為重要之人。以嶧琴學行,第所見通西學者凡數十輩,而求其操履篤定、誌越純粹、頗見儒者氣象者,實無其倫比……任公之來,為前議之所未及,然每月作文數篇,付之公布,任公必能兼顧及此。此於報館,亦無損礙,並祈公熟慮而允許之。”幾經交涉,梁啟超於年月終於來到湖南。黃遵憲親自賦詩給梁啟189711超,稱:“青者皇穹黑刼灰,上憂天墜下山潰。三千六百釣鼇客,先看任公出手來。”③梁啟超被授權厘定了《時務學堂功課章程》十章,其中,將學堂科目設為博通學和專門學兩種。前者為學生通習,是“經學”“諸子學”“公理學”及中外史誌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後者分為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三門,每人各選一門。其中在“公法學”中,“憲法、民律、刑律之類分內公法,交涉公法、約章之類為外公法”。“公法學”與“掌故學”互有一定的交叉,公法學主要涉及西方的政治法律及曆史知識,掌故學則略為傾向本國傳統的法律與典章製度,一定程度上是中西法律思想教育的磨合,或者說是取長補短,“以六經諸子為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之道;以曆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為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④時務學堂所采用的政法教育之書大多是選自年起即陸續漢譯出版的西方政治法律的主要1860著作,且與本國的曆代刑法誌、《唐律疏義》、《大清律例》等並列兼習,使其融會貫通,這在近代中國法律教育史上是有開創性的。繼時務學堂之後,南學會也組織起來了,它不僅作為一個救亡禦侮的政治組織,甚至帶有地方議會的性質,當是萬馬齊喑的封建王朝裏驚世駭俗之舉。年月南學會首次招生,額為人,報考者竟達人,足見湖南新政的影18982404000響力。對於時務學堂和南學會的功效,梁啟超日後在其所著《戊戌政變記》中寫道:“湖南向以守舊聞天下,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誌不可奪矣。”由於時務學堂“創為民主民權之說”“大抵皆非聖無法之言”,以致“風俗人心,因之大壞”,頑固派借此叫囂要將黃遵憲、熊希齡、梁啟超等人“從嚴懲辦,以杜後患,而絕亂萌”。⑤從這些叫罵聲中,我們反而聽出了黃遵憲在創辦時務學堂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他的文教改革思想正先:《黃公度: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逸經》(文史半月刊,上海)年第期,第頁。

①19361023鄭海麟:《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年月版,第頁。

②19886398黃遵憲:《贈梁任父同年》,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③19816718頁。

梁啟超:《上南皮張尚書書》(年),《飲冰室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年版,第—④18961989104106頁。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神州國光社年版,第—頁。

⑤1953303304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11在學堂教育中的分量和影響。戊戌政變後,時務學堂被迫解散。在僅存不足一年的時間裏,它先後招收三批學生,約有師生人。盡管短暫,但它在湘培養變法人才,傳播西學200和維新思想,開創中國近代新式學堂之風方麵對當時和以後都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時務學堂解散後,一部分學生轉赴日本繼續求學,其中就有蔡鍔、林圭和範源濂等人。

戊戌政變使得年僅歲的黃遵憲息影政壇,歸隱故裏“人境廬”。但這並未使之消沉,51反而促使他更深刻地認識到政治製度改革、民族國家獨立自強必須從改造國民做起,“教育救國”便成為他最終的選擇。①黃遵憲已有病在身,亦不能大張旗鼓地與外部聯係而宣揚其主張,顯得有些“不預世事”。②然而,他“早夜奮勵,務養無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學術”,③用相當積極的人生態度認真思考和探究改革國家的道路,主張當時社會應該大力引進西學開啟民智,並付諸實踐,在家鄉普及小學教育就是他“教育救國”思想的一項具體實踐。

年針對清末新政中推廣教育的某些誤區,黃遵憲以其海外見聞和理論高度對之予以1902嚴正的批評,“天下嘩然言學校矣,此豈非中國之幸?而所設施所經營,乃皆與吾意相左,吾以為非有教科書,非有師範學堂為之先,則學校不能興,而彼輩竟貿貿然為之,一也。吾以為所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學校,而彼輩棄而不講,反重大學校,二也。吾以為所重在普通學,取東西學校通行之本,補入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學,然後乃能立國,乃能興學,而彼輩反重專門學,三也。吾以為五經、四書,當擇其切於日用、近於時務者分類編輯,為小學、中學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為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為重,四也。吾以為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鑒》,畢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

吾以為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興學校乃專為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電、醫、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俟業成而用之治民蒞事乎?

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年,黃遵憲以嘉應興學會議所會長的身份發布《敬告同鄉④1903諸君子》一文,明確闡述了他在家鄉創辦小學校的初衷和根由:“鄙人環遊海外,曆十數年,深知東西諸大國之富強,由於興學,而以小學校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謂無地無學,無人不學也。又名之曰義務教育,謂鄉之士夫,族之尊長,各有教子弟之職,各負興學之責也。

又名之曰強迫教育,謂子弟既至學年,而不就學則必施罰於其父兄也。……近日日本戰勝俄羅斯,論者謂日本之地,僅占俄羅斯五十四分之一,日本人民僅占俄羅斯三分之一,而日本反勝者,由於日本小學校學生之數,轉多於俄羅斯也。強國之策,莫善於興學,其效如此。……凡興辦學務,必須有師範生,有教科書,有地方,有款項,四者缺一,不能興學。

……東西各國小學校中,普通應有之學,曰修身,曰倫理,曰國文,曰算術,曰曆史,曰輿地,,ReforminChina:HuangTsunhsienandtheJapaneseModel①NorikoKamachi-.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p.253.

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②19811237頁。

徐永端:《黃遵憲》,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8996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光緒二十八年五月),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④

年月版,第—頁。

20031049149221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曰理科(以天然物及自然現象啟誘兒童,凡動物、植物、礦物等曰天然物,一切地文學中各事為自然現象,又有人身生理之學等類),曰體操(務使兒童健全無病,俾易於發榮滋長。又有手藝一科,英法美等國均重之,日本初行而中止,今複編入學製。別有附加二科曰畫圖,曰唱歌,則習與不習,聽其自便者也)。綜其大綱,曰德育,曰智育,曰體育。今以之比較中國舊時教法,舊法第令讀書,然以高深之理,施之稚昧之年,或怖其言,如河漢之無極,或塞其心,如冰炭之不相容。……普及小學校,係專為大局計,專為將來計。”①由上可知,以普及義務教育為途徑,以國民基礎教育為目標,是黃遵憲教育改革思想的最大特色,“專以普及教育為目的,既發端於一鄉,並欲運動大吏,使遍及全省。雖責效過緩,然竊謂此乃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在這樣的教育思想指導下,黃遵憲在年邀集地方人士,設立嘉應②1903興學會議所,自任所長,積極倡辦新式學校。首先在梅州首倡設立師範學堂,以培養合格的小學新學師資,光緒二十九年()東山師範學堂正式開學,成為梅縣地區中等專業學校1903創辦之始。其次,他在梅州首倡成人教育。年,黃遵憲為使“有心向學之士”,不致“無1904地就學”“玩時而棄日”而倡辦成人補習學堂,授予新學知識,使地處偏僻之區的小縣逐次設立講習所。更重要的還有,黃遵憲對這些學堂教學方法和內容上都有明確的民主精神和西學元素,這在他所寫的《敬告同鄉諸君子》中都有較為詳細的陳述,說明新學教育在他的文教改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除在家鄉倡辦新式教育並期望推行全省全國之外,黃遵憲還重視留學生教育問題,這與他的使外生涯有著直接的關係。黃遵憲在日本和美國舊金山時都對留學生事表示過關注,在《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詩中,他就批判了清政府罷撤留學生的做法,認為“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所以在晚年家居生活中,黃遵憲積極聯絡和選派家鄉子弟,如黃遵庚、楊徽五等人出國留學,以往日本為最。③凡此所舉,都直接促進了嘉應州的近代新學教育,也增加了客家地區的“文化之鄉”的美譽,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倡導新式教育之功的黃遵憲當以名載史冊,值得後人仰崇。

與黃遵憲反對科舉製和推進新式教育的思想與實踐相呼應的曆史性成果,便是自戊戌變法時倡廢科舉以來到辛亥革命前的中國近代文教事業的蓬勃發展情狀。科舉製度的廢除經曆了廢八股、減名額、罷科舉之後,自隋以來實行了曆經多年的科舉製度終於宣1300告結束。它最積極的意義,就是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大發展。開辦近代學校成為時代所趨,“古今中外,學術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則一,值智力並爭之世,為富強致治之規,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學校,則不能不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④時人對“轉向以西學為主流的新學”和新式學校教育也充滿希望,“盛矣哉!革千年陳痼之積弊,新薄薄之臣民之視聽,驅天下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鹹出於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黃遵憲:《敬告同鄉諸君子》,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310407頁。

411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光緒三十年七月四日),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②

年月版,第頁。

200310515韓小林:《論黃遵憲與日本》,載《黃遵憲研究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月版,第③20075302頁。

朱有讞:《中國近代學製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763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13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一時間,大批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興起。到年,在長江流域1909各省中,最少數之安徽也有學堂所,而最多之四川學堂達所;就全國來講,科舉86510661廢除時的年新式學堂僅有所,年新式學堂遞增至所。新式學堂不僅19058277191152500在中心城市大量湧現,而且也輻射到農村地區,相應的學生數量也迅速增加。據統計,—年十年期間,以年廢科舉為界劃分前後兩個階段,在年以前,全國新1901191119051905學堂的學生總數為人,年激增到人,年達到人,及辛亥2588731907102498819091639641前夕,學生人數高達人,相比年增加了近萬人。

29333871905270①二、晚清中國文教事業的近代化滿族入主中原之後,很快承傳了漢文化衣缽,再次擴容了中華文化內容和延伸了它的輻射範圍,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延續和發揚。在文化教育領域裏,清朝以儒家經典作為學習的內容,以科舉製度作為增容統治階級力量的選拔人才之法。科舉製度是一個龐大的文化傳播和世俗教育的係統工程,實施上千年以來,有效地順應了中國幾千年封建專製政體的運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明顯的維護社會穩定的曆史作用。但是,康乾盛世之後,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的洋務運動初興,傳統文化和科舉教育越來越受到自覺不自覺的抵製,效仿西方器物、製度和思想意識的一浪高過一浪的變革呼聲,加速了晚清中國文教事業近代化的步伐。曆經清末三四十年的文教變革,無論是受外力而激發的籲請變法,還是自上而下的清廷“自改革”,都不同程度上改變或廢止了晚清文教領域中的一些僵化與落後的規範與製度,增添了一些文教近代化的元素,新式教育得以漸次地在中華大地上揚播開來,對中國人的近代文化素質提升和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有積極的時代意義。

(一)語言文字的變革與進步。語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世俗教育的重要媒介,語言文字的近代化是晚清中國走向世界和實現中華文明普惠人類的一項重要的曆史責任。

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裏,中國人所交流和使用的語言文字是文言文,它晦澀難懂,一般老百姓是很難掌握和閱讀使用的,這就不利於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中華文化圈的相對狹小,阻礙了中國遠眺世界的胸襟,而錯失了與世界資本主義潮流並存甚或領先的地位,落伍於人類文明的代價,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百年屈辱。可見,語言文字的變革不僅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內容,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要求。在當代中國,現代漢語基本上是言文合一的,日常語用文字表達出來就是書麵語。但在中國古代,口語與書麵語是相互分離的,差異很大。逮至晚清,隨著西學東漸、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的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文化危機意識被日益喚醒,他們認為,文言文繁難,言文分離是造成民智不開的主要原因,以致在戊戌變法前夕,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要求推廣白話文、廢除文言文的變革呼聲,而黃遵憲首開此聲。光緒十三年(),他正式提出言文一致的問題。在列舉了西方各國語言變遷的例子後,探討1887了普及白話文的可能性:“餘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舉舊約、新約就各國文夏邦:《黃旗下的悲歌:晚清法製變革的曆史考察》,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94213頁。

21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也極力提倡新文體,自覺注意言文通俗化,年他在與①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合辦的上海《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一文中,就談到解決言文分離、提倡白話文與俗語在普及教育中的重要性:“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古人之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

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無不以讀書為難事。”②光緒二十四年(),白話文運動主將裘廷梁在《蘇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首次提1898出“崇白話廢文言”的口號:“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話”“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為有用之學,何止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為我用乎?抑將窮老盡氣,受役於文字,以人為文字之奴隸乎?”在論證白話文有“省目力”“除驕氣”“免枉讀”“便幼學”“練心力”“少棄才”“便貧民”等八益之後,他疾呼“若吾中國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天下,而猶以文言樹天下之的,則吾前所雲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敗壞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興而後實學興。實學不興,是謂無民。”③在呼籲和實踐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言文合一的過程中,還須解決用哪種白話方言統一讀音的問題,許多有識之士主張以北京方言的標準來統一讀音,解決拚音方案中的技術問題,以達到音言文統一的文教變革目的。從效法西方拚音文字和發展實學以促國富強的關係的角度出發,自世紀末開始,現代漢語拚音文字開始出19現,“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心遂即達於心。又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捉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自第一部漢語拚音方案的書籍《一目了然初階》(年)問世④1892後,先後有《切音新法》(盧贛章)、《傳音快字》(蔡錫勇)、《盛世元音》(沈學)、《拚音字譜》(王炳耀)、《數目代字訣》(田廷俊)、《合聲簡字》(勞乃宣)、《中國音標字書》(王小航)等書出版,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拚音運動的發展。

與言文合一運動相呼應的,是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的以宣傳西學為主的新聞報紙和以倡導白話為主的報刊。近代中文報刊濫觴於年月日創辦於澳門的《察世俗每月181585統計傳》,這是來華傳教士在華創辦的。滿族入主中原後,主要以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歐美商人紛至遝來,待立足較穩後,基督教傳教士亦隨之寓居商館。出於宗教、商業或政治目的以及閱讀習慣,寓華西人把他們本國的辦報模式設法移植到中國來,“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此後,報刊在華迅速創設,到年甲午戰爭時,外國傳教士和商人創辦的中⑤1894黃遵憲:《日本國誌·學術誌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①2001234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卷),(林誌鈞編)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19894854《近代史資料》,年第期,轉引自李斌《頓挫與嬗變:晚清社會變革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③19632年月版,第頁。

20069326《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582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⑤21972頁。

6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15文報刊有多種(不包括海外),外文報刊約有種。有外國學者甚至認為在鴉片戰爭80130①後的年裏,外國人在華就創辦了餘種報刊。這些報刊中,尤以英國人奚安門於50300②年在上海創辦的《北華捷報》(NorthChinaHearld)、美國人林樂知於年在上海18501868創辦的《萬國公報》和英國人美查於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等最為著名。受西人在華1872辦報的影響和刺激下,從世紀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等商埠也先後出現了1950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最早的一批中文報刊,如香港有《中外新報》(年)、《華字日報》1857(年)、《循環日報》(年),漢口有《昭文新報》(年),上海有《彙報》(年),1864187418731874廣州有《述報》(年)、《廣報》(年)等。這些國人自辦報刊多由初具資產階級維新18841886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所創辦,向國人宣傳了一些新知識和新思想,對開啟民智極有影響。

其中,以《循環日報》最具代表性。《循環日報》由王韜主筆,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個以政論為主的報紙,“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言時事”,“言惡行”。③該報每期之首必有論說一篇,借諷清廷以改革,王韜由此成為我國最傑出的報刊政論家。甲午戰敗後,維新變法由微弱的呼聲到形成一股洶湧的潮流,促進了旨在宣傳西學和鼓動變法的報刊創辦的新一輪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年間,國人新辦中文報刊達種。其中影響較大的1895189894④報刊有《中外紀聞》(年月)、《強學報》(年月)、《時務報》(年月)、《知新189581896118968報》(年月)、《湘學報》(年月)、《國聞報》(年月)和《湘報》(年189721897418971018983月)等。這些報刊遍及沿海與內地許多城市,打破了外人在華報刊的優勢,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輿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時務報》在推動維新運動發展方麵的作用尤為突出。《時務報》是黃遵憲捐資發起,由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任主筆的旬刊,年月日在上海創刊,189689以宣揚變法圖存為宗旨,其中梁啟超所撰長達七萬言的《變法通議》,從創刊號開始起連載期,全麵闡述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發行量銳增,由初印四千份,到一年後的一萬二千21份,最高達一萬七千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國人自辦報紙,共出版期。戊69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武裝鬥爭的同時,也創辦了許多報刊進行革命宣傳,年在日本東京創刊的《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在上海也相繼出版了《民呼日報》《民1905籲日報》《民立報》,主要創辦人是於右任,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報刊。與以政論與社會要聞為主的報刊相應而生的,是推動文言文變革和普及一般知識的白話報刊。白話報刊最早可追溯到年月日《申報》館創辦的《民報》,周三刊,存在時間不長,但其特點是1876330“用白話寫的,可以幫助讀者容易懂得它的內容。每一句的末尾都空著一格,人名和地名的旁邊均以豎線號(———)和點線號(……)表明之”,“達到《申報》所不能達及於的階級,譬如匠人、工人和很小的商店裏的店號等”。⑤維新運動期間,從開啟民智和培養新民的變法角度出發,維新派開始倡導運用白話文和白話報刊,作為傳播新學新知和他們政治主張的文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1992430,MassMediainChina:TheHistoryandtheFuture,,②WonHoChangfirstedition1989Lowa,

StateUniversityPressp.7.

王韜:《上潘偉如中丞》,《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1959206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9592上海通誌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上海書店年版,第頁。

⑤198432121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化載體與輿論工具,影響較大的白話報刊有年月日創辦的《蒙學報》、月日1897111117創辦的《演義白話報》、年月日創辦的《女學報》(中國第一份婦女報紙,旬刊)等。

1898724從世紀初到清朝覆滅時的十年間,革命派、改良派和立憲派都積極創辦白話報刊進行挽20救民族危亡與喚醒民眾的宣傳,以致開通風氣,人人得閱白話報。粗略統計,北起哈爾濱,南達廣州,東自上海,西至伊犁,白話報刊陸續問世,著名的有《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中國白話報》《童子世界》《預備立憲官話報》《湖南地方自治白話報》《寧波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京話報》《啟蒙通俗報》《吉林白話報》《平湖白話報》《通俗報》《紹興白話報》《國民白話報》《北京白話報》《伊犁白話報》《蒙古白話報》《西藏白話報》等,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報導有評論,有遊記、曲調等各種文藝樣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時事、風俗人情、曆史背景和時代脈搏。上述的近代報紙,有別於邸報。邸報是中國最早的報紙,大約肇始於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機關報,其新聞來源與內容主要是皇帝的詔書、命令、起居言行,封建王朝的法令、公報,皇室的動態,政府官員的任免、升黜、賞罰、貶斥等消息,各級臣僚的章奏疏表和皇帝的批語,但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社會新聞和言論。鴉片戰爭以後,在華各類報刊的創辦和刊登內容打破了官府獨占言行的壟斷地位,所刊新聞從空間上分為國際、國內和本地三大類,從內容上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大類,有關民間實業發展、商情漲落、社會風潮、社團活動、體育競賽、名人行蹤、民情疾苦、水旱災害、治安狀況、案件審理等占據大量版麵,從報刊欄目上分為論說、函告、政法、學術、教育、實業、軍事、曆史、地理、礦務、財政、科技、醫學、外交、女界、時論、文件、紀事、小說、叢錄等一般欄目,更辟有科技、文藝、商業、醫學、天文等專刊。顯然,這些近代報刊已不再單純是政府的喉舌,它大量增加的國內外新聞信息和各類評論文章,內容豐富,論點新穎,對社會輿論和重大新聞的解讀,不僅為當時知識精英所嗜好,也因兼及閭裏瑣聞而為農工商賈們所喜愛,成為社會各界表達自己意願的代言者。

晚清白話文運動和由此興起的報界活動,不僅使艱澀難讀的文言文逐步變革成普通大眾較易於接受的現代白話文,有利於國民文化素質的不斷提升,而且加速和擴大了西方文化與世俗教育理念在中華大地上的流布,特別是晚清以來維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傳普及,更新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時代內容和發展方向,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晚清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成為中國近代化曆程中的一大亮色。

(二)晚清教育的除舊與布新。近代以降,逐步落伍的大清王朝到世紀末已經弊端19叢生,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開始喪失它對中世紀社會的整合與激活能力,而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麵,並與人類文明的時代發展格局格格不入,全麵危機或清朝宿命已是為時不遠了。

在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庚子之變的西力壓迫下,專製主義集權傳統的僵化、儒家道統的分崩離析、科舉製度整合能力的式微都清晰地讓國人感覺到維新或革命的時機漸次成熟,山雨欲來風滿樓。維係清王朝權益和欺善愚民的科舉製度成為國難之秋的罪魁禍首,幾乎所有深受其害或順應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先進人士都同仇敵愾,欲除而快之。在他們看來,傳統以科舉製為核心的精英選拔機製就其內容來講漸漸步入僵死的境地,無論在人格感召力上,還是知識結構上,科舉考試都喪失了曾經的那種能夠將精英人物整合到國家體製內的功能,所選拔出來的士人大多不合時用,更多的是小心翼翼的庸才,“讀書人,最不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17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三通、四史,是何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①這就是當時科舉士人的一般肖像,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更對科舉製度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而且,中試之人中,即便是心存古風的偉岸人士,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治生存和維係各種利益關係,也不得不屈服於庸俗的大多數,如果有人膽敢違反庸俗的潛規則,則會被激怒的大多數驅逐出權力的舞台,而這正是專製主義政權的必然產物,也是科舉製弊端百出的真正禍源。從這個意義上講,科舉製度作為一種選拔官員的考試製度,使“學而優則仕”成為現實,讀書做官的根源是專製集權體製和小農生產模式及儒家學說的傳統相結合的結果,若撇開其狹隘的學習與考試內容,科舉製度無疑是晚清專製主義政權企圖在原有集權體製框架內擺脫內外危機的替罪羊。但是,在一譚死水的封建專製體製下,科舉製契合了中世紀的需要,而晚清時期的“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非常情況,就預示著廢除科舉製成為大勢所趨。科舉庸才和無能政府,在曆史變局來臨的時候,怎能指望這樣超低素質的官僚群體來作出卓有成效的應對。反觀近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主政的中下級武士群體,有出國的經曆,具有開放意識,又富敬業精神,對社會改造富有激情和信心,“一律受過高水平教育和特殊訓練,大多數都在自己的藩內以軍事技能或學問而得到承認”。②與一衣帶水之近鄰日本相比,能不令人扼腕歎息?科舉和專製對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拖累之至,已不言自明了。故欲倡西學,促變新法,必首廢科舉,繼而變政體而為近代民族國家,乃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的除舊的重要步驟。嚴複在年撰寫的《救亡決論》中說:“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1895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而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錮智慧……其二害曰:壞心術……其三害曰:滋遊手……夫數八股之害,有一於此,則其國鮮不弱而亡,況夫兼之者耶!……無人才,則之數事者,雖舉亦廢故也。舐糠及米,終至危亡也。然則救之之道當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東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③梁啟超在其文《變法通議》中也明確首廢科舉:“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④作為晚清文教領域裏變革的首舉,科舉製度的廢除是漸次進行的,是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質的改革,影響深遠。在湖南新政的鼓舞下,以康梁為首的帝黨維新派展開了名震一時的戊戌變法運動。年月日,借變法之機,1898623光緒帝下詔廢除八股,凡鄉會試和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稍後又明令取消詩賦小楷,要求鄉會試時兼考中學和西學,科舉製的主要內容至此全部更改。但這次變法曇花一現,隨後八國聯軍侵華占領京津,《辛醜條約》將清廷推向危亡邊緣。為挽救大清統治,落魄回京的後黨集團重提舊事,企圖通過廢除科舉製度以求苟延殘喘,於年自導“新政”,其1901中一項就是建立教授西學的新式學堂體係。年,臣僚張白熙、榮慶、張之洞在《奏定學1903鄧雲鄉:《清代八股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433[美]約翰·惠特尼·霍爾:《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鄧懿、周一良譯,商務印書館年版,第②1997頁。

206嚴複:《救亡決論》,《嚴複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964447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卷),林誌鈞編,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④119892721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堂章程》中提出“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才,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①同時認為科舉有礙學校的推廣,疏請漸行罷廢科舉,“稗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到年月日,清政府頒發上諭,“著自丙午科②1904113始,將鄉試中名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再到年月日,清政府終頒上190592諭,“方今時局多艱,儲才為急,朝廷以提倡科學為急務……著即自丙午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學堂本古學校之製,其獎勵出身與科舉無異”。至此,在經曆了廢八股、減名額、罷科舉之後,自隋以來實行了多年的科舉製度在形式上被1300完全廢除,成為中國教育史乃至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事件之一。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科舉製度在當時中國社會上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被視為“政治體係和社會體係的核心”,③很急速而完全地廢除它,在短期裏確實引起社會的不穩定感,大批知識分子失去了通過原有的儒學知識獲取仕途的指望,而又由於年齡、知識結構、經濟能力等種種原因而無法進入新學堂,產生群體性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清末新政的)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終止科舉製度的行動,斬斷了2000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強起來的社會整合製度的根基。這個行動逐漸呈現出來的事與願違的後果,遠比推行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年所明顯預見到的那些後果來得嚴1905重。”④但是,從長遠利益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意義上來看,廢止科舉是晚清中國處置深重的內外危機的果敢決策,並非一時權宜,它打碎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精神枷鎖,搬掉了嚴重阻礙新式教育發展和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大絆腳石,“科舉製度的廢止使國家喪失了維係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係的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⑤與廢止科舉的除舊相並行的,是晚清文教領域裏的布新,即大力大規模地推廣新式教育,旨在培養適合時務的各類人才,由此開辟了晚清中國“轉向以西學為主流的新學”的近代教育的新領域。這種新學教育在人才培養途徑、學製規範和學科內容等方麵都較科舉製豐富而進步,適應了中國文教變革的近代化要求。新式教育是伴隨著洋務運動而興起的,並為它的發展提供極大的人才服務與智力支持。新式學堂和海外留學是晚清新式人才培養的兩大主要途徑,對中西文化的溝通交流和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先看新式學堂的教育概況。以洋務派創辦的京師同文館為肇端,新式學堂在清存續的時代裏紛紛創設出來,逮至清末新政及科舉廢止,學堂遍設,數量猛增,中國近代教育得到長足的發展。新式學堂首先從舉辦培養翻譯和外交人才的外國語學校開始的,其原因皆源於國門洞開、西學東漸日盛、外交不可不為等客觀形勢所迫,特別是中外交涉議定條約或往來文書,須用英文或法文書寫,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或法文作為正義,這在中英《天朱有王獻:《中國近代學製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8778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六),上海書店出版社年版(重印本),第頁。

②2000335鄭曦原:《帝國的回憶:晚清觀察記》,北京:三聯書店年版,第頁。

③200190[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陶驊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④1988336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上海三聯書店年版,第頁。

⑤1999235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19津條約》第五十款和中法《天津條約》第三款已有明確規定。年恭親王奕??、大學士桂1861良、文祥等人遞交一個統籌全局的奏折,並附章程六條,其中一條就是設立外文學堂,培養熟諳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均以重請中國人講解中文,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①奕??的奏折很快得到批準。年月日(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京師同文館正式籌辦,月186231611日正式開學。同文館是洋務派創建的第一所新式學堂,以培養外語翻譯和外交人才為宗旨,附設於總理衙門。最初開設英文館,聘請英國人包爾騰()為英文教Rev.J.S.Burdon習,徐澍琳任漢文教習,後又聘法國人司默靈為法文教習,俄國人柏林為俄文教習。初開各館時,隻有學生人,生源最初是在天資聰穎的—歲八旗子弟中挑選,後逐漸擴大到101314漢族子弟。年月,在英文館、法文館和俄文館之外,分別增設天文館和算學館,招收18676歲以下的滿漢進士、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生和科舉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員,入30館學習天文算學以培養自己的科技人才。年增設德文館、日文館,年製定“八年18721876課程計劃”,年增設格致館和翻譯處,至此同文館由專門的外語學校變成了綜合性學1888校。京師同文館前後辦理餘年,入館學員約人,成績優秀者被授予官職,在政府各40300部擔任辦事人員,或被派往各省任職,或出洋從事外交工作,其中有名同文館畢業生擔14任過駐外公使。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從而完成它的使命。

1902仿照同文館之例的外文學堂還設有上海廣方言館(年添設,年月改稱此名)、1863186711廣州同文館(年)、新疆俄文館(年)、台灣西學館(年)、琿春俄文書院(1864188718871888年)、湖北自強學堂(年)、雲南東文學堂(年)、兩廣方言學堂(年)、吉林外國189319041906語學堂(年)、奉天方言學堂(年)等,都為外國語授學於華開辟了渠道,培養了一19071908批熟諳主要外文的近代人才,自覺架起東西方溝通的語言文化橋梁,意義巨大。

與語言文字學堂並行不悖的學堂,還有西藝學堂、軍事學堂、普通學堂和女子學堂。西藝學堂的創設,是配合洋務派創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需要而興起的,年,左1866宗棠在奏設福州船政局時,即確定了聘用洋人設廠製造的同時教授生徒的方針,以期能夠自造。福州船政局開辦伊始,就設立船政學堂———求是堂藝局,培養製造、繪圖、管輪、駕駛等專門人才。此法在清末新政中,被迅速推廣到其他實業之中,以為富國裕民之本計。實業學堂主要有農業、工業、商業、商船、水產、藝徒學堂和實業教員講習所等,由各省酌量地方情形隨時擇宜興辦。②在學部《奏定實業學堂章程》宗旨的影響下,商部也以推廣實業學堂為己任,鼓吹“今欲振勵才能,精求實學,應先從設立學堂下手”,並以“能奪西人所長為主”。據不完全統計,到年全國共有實業學堂所,學生數人;年有③190713786931908189所,學生數人;年有所,學生數人;年達所,學生數13616190925416649191244536615人。迄年,全國還先後創辦高等工業、農業、商業等學堂計處。其中較為著名的191117④實業學堂有廣東實學館(年)、福州電報學堂(年)、廣州西學館(年)、天津電188118761878寶鋆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卷),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①8197929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81751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五),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③19585162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開明書店年月版,第頁。

④1934514522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報學堂(年)、天津西醫學堂(年)、上海電報學堂(年)、金陵同文電學堂188118811882(年)、吉林表正書院(年)、兩廣電報學堂(年)、廣東西藝學堂(年)、湖1883188318871889北方言商務學堂(年)、招商局駕駛學堂(年)、山海關鐵路學堂(年)、江南製189118941895造局工藝學堂(年)、南京礦務學堂(年)等。在洋務運動開啟的軍事學堂和實業18981898學堂興辦浪潮的影響下,具有全民化的新式教育———普通學堂也應運而生,特別是在清末最後十年,《辛醜條約》下的民族恥辱和垂死之際的晚清“自改革”所刺激而起的新式教育狂潮席卷全國。各類學堂的紛紛成立,推動著晚清教育改革的深入,使籌建大學堂和統領各地普通學堂的規劃提到文教改革的議事日程。年,刑部侍郎李端棻首先奏準設立京1896師大學堂。年月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準在北京景山馬神廟建立京師大學1898611堂,不僅以為各省學堂的表率,而且還有統領各省學堂的大權,具有教育行政機關的職能。

朝廷派管學大臣一人作為最高領導,聘用總教習主持教務。首任管學大臣是孫家鼎,首任中文總教習是許景澄,西文總教習由主持京師同文館多年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京師大學堂停辦。年初,清政府下令恢複,任命張百熙1902為管學大臣。張百熙大力興學,遷校址至北京和平門外琉璃廠附近,擴建校舍多處,包括藏書樓、師範館,於是年月日首次招生,其中師範生首批錄取人。此後又建立了醫101256學實業館、法政學堂等專門學院,京師大學堂遂真正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辛亥革命後,它改名為北京大學,益發成為中國最具盛名的高等學府。在這些各級學堂中,女子學堂的意義更顯得突出而進步。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對於中國婦女來說,不啻於一場仿佛無止境的夢魘,“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和“三從四德”的儒學倫理使女子喪失了平等社會地位和接受教育的權利,社會沒有公開而平等的女子學校,隻能在家裏接受有限的文化教育,而學習內容也與男子迥異。因此,中國女子要獲得解放,取得平等的地位,首要的是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而得到教育卻是以來華傳教士開設的教會女子學校為發軔的。早在世紀年1930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華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嚐試。隨著晚清國門被西方堅船利炮打開並日益擴大以後,傳教士在華創辦的女子學校教育也逐漸興辦起來,同時也激發了中國人自辦女子學校教育的熱情。年月,經正女學在上海正式創辦,開啟中國自辦女學的先河,同年189857月日,女學會還獨立出版了中國近代第一份女報《女學報》。中國近代女學的創辦,標誌24著中國女性解放的萌芽。從年到年清政府頒布女子學堂章程時止,全國各主要19011907城鎮大多出現了女子學堂,且主要是民辦女學的性質。據中華教育改進社的統計,除教會女學生外,年全國自辦女子學校學生名,年達到名,年更達19071853190826791909名。年月日,清政府學部頒布《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章條和《奏定12164①190738426女子師範學堂章程》章條,從學製上承認了女子應受一定教育的權利,這是中國女子636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學堂教育製度的開始。女學教育的合法化,不僅使女學堂和女子師範學校得以興辦如潮,而且直接提高了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提升和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的巨大推動力。綜觀晚清各級各類學堂,由於條件限製而使數據統計總難一致,僅舉一表以觀其貌。

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85306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21表清末全國學堂統計表3-1學堂初等學堂中等學堂高等學堂師範學堂時間學堂數學生數學堂數學生數學堂數學生數學堂數學生數19073465091858639830734132838541360911908417391192921420250061944925813307219095167815327464383888124412741528572(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教育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開明書店年月;璩鑫圭《中國近代史19345資料彙編》。)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自洋務運動以來,特別是在清末十餘年,以開民智為救國主旨的各類學堂在中華大地蓬勃地發展起來,學堂和學生數遞增趨勢明顯,教育內容和教學質量也有所改進,成為晚清文教改革和世俗教育的重要內容和巨大成就。

再看新式教育的學製建設和行政機構設置的情況。近代各級各類學堂數量遞增的形勢下,由於培養目標和主辦者的觀念各異,在課程設置和學習年限等方麵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因此統一學製係統就成為規範新式學堂的標尺,這是晚清政府和辦學者的共同願望。

近代中國的新型學校是從年京師同文館設立開始,根據年公布的京師同文館的18621876八年製課程表,標誌著這所近代學校在辦學方向和教育體製上去的重大突破,也標誌著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趨勢是以新式教育逐漸取代傳統教育。年月,刑部左侍郎李端18966棻奏《請推廣學校折》,主張把學校分為府州縣學、省學和京師大學堂三級。年月戊18987戌變法中,梁啟超起草《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明確提出學校分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三級,是年月日,清政府頒布諭令:“至於學校階級,自應以省會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710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①這就形成了中國近代學製的雛形。繼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中曾詳細介紹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推行近代教育和學製建設的情形後,直到世紀初,我國著名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等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著重介紹日本學20製,同時也刊載歐洲各國的教育狀況,從而在思想和理論上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變革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和導向作用。年月日(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管學大臣張1902815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申言學校和學製改革的重要性:“古今中外,學術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則一。值智力並爭之世,為富強致治之規,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學校,則不能不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國二百餘年舊製。”②所列章程共六份,即《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經朝廷批準後,以《欽定學堂章程》頒行,因年為農曆壬寅年,史稱“壬1902寅學製”。“壬寅學製”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全國性的學製係統,具體規定了各級各類學堂的性質、培養目標、入學條件、在學年限、課程設置和相互銜接關係等,從理論上標誌著中國實行近代教育製度的開端。但因學製自身的不完善以及滿清權貴對新式教育的自覺不自覺朱有王獻:《中國近代學製史料》(第輯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1983442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五),北京: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1958490222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抵製,壬寅學製並未真正實行就被迫廢止。到年月,清廷再次頒布上諭,以急辦京19036師大學堂為肇端,準朝臣再擬各級學堂章程。年月日,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在1904113《欽定學堂章程》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後,再呈《重訂學堂章程折》,此即《奏定學堂章程》,因光緒二十九年為農曆癸卯年,史稱“癸卯學製”。“癸卯學製”較“壬寅學製”更加完備而詳細,對整個國家的學校教育係統、課程設置、教育行政及學校管理都有明確界定,它由個文17件組成,如《各學堂管理通則》《中學堂章程》《大學堂章程》《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實業學堂章程》《譯學館章程》等,還頒布《學務章程》,實際上是“癸卯學製”的總綱。“癸卯學製”是中國第一部由政府頒布並得以實施的近代學製,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它初步構建了以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實業教育為主幹的國民教育體係,標誌著中國近代學校教育製度的正式確立,體現出中國近代學校教育製度的正規化、體係化,有效地解決了先前各地辦學無章可循、無法可依的矛盾狀態,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性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的向前發展,尤其在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和提升教育程度上貢獻卓著,如清政府還在“癸卯學製”基礎上補充或修正“女學”章程,鼓勵興辦女校或男女同校實踐。為了使近代學校教育走上有條不紊的發展道路,在各種學校章程頒布的同時,清政府也在全國學校教育的領導或管理方麵推進教育行政工作。傳統教育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教育行政,清末新政以前,清政府沒有設置專門的教育新政機構,僅以禮部監管科舉事務,國子監雖然有一定的行政職能,但主要是作為最高學府來起示範作用,後來的京師大學堂也有類似的功能。年清廷準張之洞之奏請特設1903總理學務大臣以統轄全國學務,年底,清政府諭令設立學部,任命榮慶為最高長官尚1905書,熙瑛、嚴修為左、右侍郎,下設五司(總務司、專門司、普通司、實業司、會計司)廳112科,分掌本部事務及全國各項教育事業。此外還設有視學官,輪流出京視察全國各省教育。

學部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的中央教育行政專門管理機關的誕生。年19064月日,清政府諭令裁撤各省學政,改設提學使司,作為省級教育行政機關,專管全省教育25事務,主管長官為提學使,下分設總務、普通、專門、實業、會計、圖書課,分掌本司事務及6

全省各項教育。同年月日,學部又奏定《勸學所章程》,令各府廳州縣設立勸學所,每515所設總董一人,每府、廳、州、縣劃分若幹學區,每學區由總董選舉本區熱心教育的紳士充任勸學員,負責推行本區的一切學務。年,學部頒布《視學章程》,將全國劃分為個視190912學區,派視學官輪流巡視各區教育。就其形式而言,晚清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機構已頗為完備了。綜觀晚清的新式教育,已然具備了我們當前所熟知的德智體“三育”的雛形。

年月日,清政府學部在《奏陳教育宗旨折》中說:“中國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虛,1906325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機,則非尚公尚武尚實不可也。”這裏的“尚公、尚武、尚實”就是近代中國新式教育的最高宗旨,所謂“尚公”,就是“務使人人皆能視人尤己,愛國如家。蓋道德教育莫切於此矣。”此即為後來的德育的模範;所謂“尚武”,就是“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以勵其百折不回視死如歸之誌”,“以造成完全之人格”。此即為後來的體育的模型;所謂“尚實”,就是教育須“勖之以實際,課之以實用”,“以期發達實科學派”,“必人人有可農可工可商之才”,而求“下益民生,上裨國計”,此即為智育的模型。①很明顯,這種教育宗旨下的新式人才已與科舉時代的埋頭故紙《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製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1536538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23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大相徑庭了,為近代以來晚清社會的全民教育事業的高端,也為日後中國的現代化教育奠定了實事求是而堅實的思想基礎。

最後略述晚清中國的留學教育新模式。如果說各級各類學堂的興辦是晚清國內的新式教育的重要模式,那麼一種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交流的教育模式,當屬海外留學教育了。

而留學肇始又是來華傳教士和在華教會大學的首功。眾所周知,當英美等傳教士踏上中國國土之始起,就遭受到晚清中國閉關禁教的嚴格限製,興辦學校以播西學就成為傳教士借以擴大影響、進一步實現傳教目的的重要手段。最早專門為華人開辦的教會學校是馬禮遜學堂,它是由美國傳教士布朗(,—)於年月在澳門開辦SamuelR.Brown18101880183911的,年停辦。年月,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成為香港剛剛開埠後的第一所學1850184211校,中國近代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閎、黃勝、黃寬等即是該校學生。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集中在五個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門等地,通常為附設在教堂裏的洋學堂,規模很小,程度均為小學。這些學校不僅免收學費,還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費,學生主要是貧苦教徒子弟或無家可歸的乞丐。估計在這一時期,設於五口的教會小學有所,入學人數在人左右,到年,天主教耶穌會在江南一帶有天主教小學501000186090所。①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洋務運動興起後,中國人自辦學堂和傳教士或其他來華西人所辦的學校都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部分敏銳的傳教士也改變傳統的辦學模式,刺激了教會學校的再度興辦。到年,教會學校總數約增加到所,學生約萬人,18758002其中基督教傳教士開辦學校約有所,學生約人,其餘為天主教開設。這個階段的3506000教會學校仍以小學為主,但教會中學也開始出現,約占總數的,女學校也有所增加。

7%②教會小學、中學的發展,勢必促進教會大學的興起。基督教大學在華出現約在年前1880後,當時的大學生主要是在教會中學的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基督教在華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所,即登195州文會館(年)、北京文彙書院(年)、通州華北協和大學(年)、上海聖約翰學188218881889院(年)和杭州長老學院(年),皆為美國教會所創辦。在晚清的最後十年,教會大18901893學仍在增辦,年,美國衛理公會在蘇州開辦了東吳大學。年,美國南浸信會和浸19011905禮會合辦了上海浸會大學(年正式開學,年更名為滬江大學)。年,美國衛190919291910理公會、北長老會和基督會創辦南京金陵大學。同年,美國美以美會、浸信會,加拿大衛理公會和英國公理會在成都合辦了華西協合大學。清朝覆滅後,西方教會繼續在華創設浸會大學。年,美國的歸正會、美以美會、公理會和英國聖公會四個差會在福州合辦了福1915建協和大學(年月日正式開學)。年,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創辦了嶺南大學。

1916216③1916年,美國聖公會、歸正教會和英國倫敦會、衛理公會在武昌合辦了華中大學。這些教1924會大學基本上都是由基督教新教在華創辦的,成為基督教在華教會大學的主導力量。截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基督教新教在華創辦的著名教會大學有所。

16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①1991107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1227有關福建協和大學的相關概況,請參閱拙著《大德是欽:記憶深處的福建協和大學》,北京:中國大③

百科全書出版社年月第版。

200712122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表中國基督教(新教)大學簡況表3-2在華學院設置地區城市校名起止時間首任校長立案時間—19461950北京燕京大學—高厚德文理神華北191619511930濟南齊魯大學—赫士文理醫商190119521931廣州嶺南大學—晏文士文理醫農商神191019521927華南福州福建協和大學—莊才偉文理農191619511931福州華南女子學院—程呂底亞文理191419511933南京金陵大學—包文文理191019511928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德本康夫人文理農工神191519511930上海聖約翰大學—卜舫濟文理醫工神190519521948華東上海滬江大學—柏高德文理商神190919521929上海上海女子醫學院醫學1924T.T.Wang蘇州東吳大學—孫樂文文理法190119491928杭州之江大學—裘德生文理工商191119511931武漢華中大學—孟良佐文理教神華中192419511931長沙雅禮大學—胡美合辦理醫19141951華西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啟爾德文理醫神191019511933東北奉天奉天醫學院—醫學19121941D.Christie此表中所列中國基督教新教大學的起止時間以大學首次開學時間為準,不包括開始籌辦時間,也不包括大學之前身的初級學院建製的時間。除了所列的公認的所基督教新教大學備注16外,還有天主教在華創辦的所大學,即上海震旦大學,北京輔仁大學,天津工商學院(年31922辦,年易名為津沽大學)。

1947(資料來源:[美]芳衛廉著,劉家峰譯:《基督教高等教育在變革中的中國—》,珠海出版社18801950年月版,導言第頁;附錄第—頁。)200593248263在清朝滅亡前,教會大學的學生數達人,其發展使中國的教育有了曆史性的進1000步。清末以教會大學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從根本上突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陷,在辦學模式、教學內容、人才培養、適應社會等許多方麵都為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嶄新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近代教會大學無疑是中國人自辦新式大學教育的先導和樣板,使中國人自辦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並且得到了教會大學培養出來的師資力量。顯然,教會大學的出現使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縮短了幾百年,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過不可否認的貢獻。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各級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一般來說有三大方麵,包括宗教教育、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和西方科學知識與實業教育。前兩者似乎是中西合璧的內容,有助於中西文化交流,而後一種要開設數理化之類的新式科學課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25程,在當時清代極少重視西方科技的情況下,具有意義重大的啟蒙作用。

與各級教會學校的教育發展相適應,晚清社會的世界化趨勢益加顯現出來,留學教育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筆。肇始於晚清的留學潮是從教會學校開始的。最早的中國留學生是馬禮遜學堂的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寬和黃勝,年月抵達美國紐約,由原校長布朗318474保薦進入麻省芒鬆高中就讀,除黃勝因病回香港後,其他二人於年畢業。黃寬前往蘇1850格蘭,考取了愛丁堡大學,學習醫科年,畢業後回國,成為經過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第一7

位中國西醫。容閎則考取了耶魯大學,年以優異成績取得學士學位,並於是年月185411返回祖國。年根據《蒲安臣條約》的相關規定,“近代中國留美第一人”的容閎發起了1868中國幼童赴美留學的運動,在得到清廷封疆大吏曾國藩的支持下,首期留美幼童名,從120年起每年派出名,至年派完,預計留學時間年,經費一律由清廷支付,即開187230187515辟中國官費留學的先河。這批留學幼童,在美國小學、中學所接受的完全是一種全新的教育,加之小孩特有的適應能力,他們很快融入了美國社會,卻引起了國內朝臣的猜忌與不安,以致於在年被清政府全部撤回,留美計劃中斷,令人扼腕歎息。對此,黃遵憲深感1881憤慨與遺憾,即便在晚年與梁啟超書函來往時,仍舊對留美計劃抱有讚譽。在對曾國藩的評價上,黃遵憲指出曾國藩雖是清廷名臣,但他一輩子所成的偉業僅有兩事,其一就是遣派留學生,“仆以為國朝二百餘年,應推為第一流。即求之古人,若諸葛武侯,若陸敬輿,若司馬溫公,若王陽明,置之伯仲之間,亦無愧色,可謂名儒矣,可謂名臣矣!”“(曾國藩)一生篤誌守舊,然有二事甚奇。以長江水師立功,而所作《水師昭忠祠記》,乃以為不變即無用,遣留學生百人於美國,期之於二十三十前歸為國用。苟此公在今日,或亦注意變法者乎?未可知也。”①盡管留美幼童計劃中途夭折,但這些見識過西方文化的幼童回國後,逐漸成為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各個領域的骨幹力量,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社會的過程中,發揮過向導和纖夫的曆史作用。據夏東元的統計,在名學生中,除早夭人和私人經商等事約1201220人外,其他的在實業界鐵路、電報等企業任工程師、經理等技術和管理者有人,外交官和44翻譯官人,海軍、海關官員、學校教員、醫生等方麵工作者餘人。晚清留美的高潮是1620②在清末新政期間,正逢美國政府擬將一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以作派遣中國學生留學美國之用的時期。年月,清政府擬定《遣派留美學生辦法大綱》,並在美國華盛頓設立留19095美學生監督處,在北京設立遊美學務處,是年月考選並派出第一批留美學生梅貽琦等1047人,次年又選派第二批學生趙元任、竺可楨、胡適等人,年再派第三批學生薑立夫701911等人,都在歲以下,來自國內各教會大學和省立高等學堂。為使庚款留學取得更好6320效果,由外務部和學部共同管轄的遊美學務處獲得了清政府撥給的清室皇家“賜園”———清華園,作為遊美肄業館的館址。年月,又在清華園成立了清華學堂,月日正式19112429開學。清華學堂的西學教師基本上來自美國,課程設置、教材選用、教學方法、學生生活習慣都仿效美國大學辦理。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清華學堂是中國留學史上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所留學預備學校,對提高中國留美學生的層次和係統引入西學起到了重要黃遵憲:《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吳振清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310497頁。

498夏東元:《洋務運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241622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作用。在公派留美的同時,自費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也逐漸增多。據不完全統計,至1900年前往美國留學的人數共計人,多為教會資助。進入世紀後,特別是在清末新政的5920鼓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他機構陸續派出留學生,僅年到年,赴美留學生就19011908達人。在留美的同時,留歐和留日學生也日益增加。留歐學生皆由洋務運動的軍事281①工業需要而興起的,是清政府自強新政的一種祈求,留歐學生回國後都成為洋務派在實業、外交和教育等方麵的重要力量。而與留美和留歐相比,晚清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掀起了留學日本的熱潮,這是謀求便捷和速效的學習西學以圖強的重大舉措:“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戛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二、去華近,易考察;三、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四、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近代中國學生東渡留學日本,肇始於②1896年月日清朝派出的名首批留日學生,這是當時駐日公使裕康推薦的,得到了日本61513外交大臣兼教育大臣西園寺公望的支持。到年月,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提供了189833000個由日本政府負擔經費的留學日本的名額。此後,留日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初期主要是官費生,主要學習軍事知識,年以後,由於清末新政的近代化需求,大批赴日學習師範、1903政法和實業的學生日益增多,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競派”留日的局麵。日本方麵亦同樣予以配合,據日本曆史學家實藤惠秀的記載,從至年,日本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專18981906門學校、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部、速成科達所之多。曆史也許會開玩笑,自選派留日15③學生開始,一直到清朝滅亡,中國留學潮都是以留日為主體,原先寄望留日歸國才用於變法圖強的人才,卻在主體上成為顛覆滿清政府統治的力量,而留學之地的日本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宣傳和集聚革命力量的重要基地,這是清朝統治階級所不曾預料到的曆史客觀。

總之,站在中國傳統文化悠久與文明史的顯微鏡前,又站在審視中西文化內涵和發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時代望遠鏡前,黃遵憲以足跡幾遍五洲的見識和海納百川的氣度,不僅客觀而辯證地看待了中西文化在世界近代化和人類文明進程中的獨立而生的異質性,又是相互促進的統一性,更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到近代以來的明顯落伍和更新緩慢,從而疾呼進行實事求是而嬗變有效的文教改革。這種改革既是世界曆史的進步之聲,也是中華民族保種保國的現實之需。從煩瑣的文言文進化為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從僵化而禁錮的科舉製廢除到興辦仿效西方與日本的新式學堂教育,從傳統的所謂精英教育發展到國民普通教育和女子教育的社會化,從國內教育到走出國門外的留學教育,不僅彰顯了黃遵憲有關近代文教改革思想的積極而重要的思想,也是曆史性地考察到晚清中國在歐風美雨半個多世紀裏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第—①1986372373頁。

張之洞著,李忠興評注:《遊學第二》,《勸學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②1998117[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年版,第—③19834452頁。

第三章“駸駸東來”下的文教之革227的文教思想的變遷與一定規模和程度上的實踐與成就。黃遵憲不僅可以教育思想家的名望而載入中國近代史冊,而晚清也以它盡可能大的文教變革成就為日後中國的文化延續和國民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較為雄厚的基礎,至少是近代中國在遭受百年屈辱之後,中國的文教事業不致於落後於西方社會很大而令國人無法承受。自晚清覆滅後到今日,又跨一個世紀,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延綿五千年的中國文化的魅力和中國現代教育事業的蒸蒸日上,都說明了中國曆史不可割斷的文明特征,進步就是其中的要義。

228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第四章“練兵備戰”下的衛國之力在所著《日本國誌》裏,黃遵憲不僅用六卷的篇幅實錄了明治維新進程中的日本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與成效,也同樣用六卷的篇幅闡述了日本明治政府高度重視近代軍事變革的曆史以及借端伸論而來的有關晚清中國開展兵戰和近代軍事變革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在《日本國誌·兵誌》開篇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開宗明義地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處在達爾文進化論“生存競爭”規律下的近代世界,在以“商戰”迎擊東西列強經濟侵略的同時,必須使軍隊盡快實現近代化,以“兵戰”抵禦列強的武力侵略。此即“非練兵無以弭兵,非備戰無以止戰”的戰略理論,亦也可稱為“練兵備戰”的“講武”或“尚武”軍事變革思想。與經濟、法製、文教、政治、外交、科學六大主題不同,在對應的《日本國誌》“外史氏曰”中,唯在軍事一項下,黃遵憲的“外史氏曰”語氣凝重感最深厚,愛國情感最激昂,憂患意識最強烈。這種“講武”思想是當時晚清國勢衰微、兵力無恃的窘境下一聲平地響雷,成為先進中國人救國救民的絕不可廢棄的必要而有巨大力量的手段。在黃遵憲看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遭遇的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過去彼此隔絕、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麵不同,當今世界各國交往日益頻繁,沒有一個國家能閉關自守,自絕於世界潮流之外,“事變之極已至此極,雖使聖複生,必不能閉關而治。無閉關之日,即終不能有投戈講藝、解甲歸田之日,雖百世可知也”,因此,黃遵憲大聲疾呼:“今日之事,苟欲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非講武不可矣,非講武不可矣!”兩次明確呼籲“非講武不可矣”,充分凸顯出黃遵憲對於國家“尚武”精神的提倡,和對晚清輕視軍事與國防建設的明確抨擊。而且,黃遵憲是站在民族防禦戰略的“講武”角度上,突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的真實內涵,而不是列強那樣的窮兵黷武、欺淩弱小或弱肉強食的霸權行徑。所以“講武”,就是以“兵戰”保國報民,就是構建近代國防,就是陸軍海軍並建,尤其是要發展海軍,“欲英吉利安富尊榮,願吾王於萬機中以海軍一事為莫急之務,至要之圖。嗟夫,有國家者其念茲哉,其念茲哉!”這裏的又一處重複的“其念茲哉”,與上述重複的“非講武不可矣”,在語氣、感情和理智上都無疑飽含著黃遵憲的強烈的反帝愛國主義思想,與當時“戰爭超出和平”時代潮流和以民族戰爭挽救中國危亡的自強禦侮要求相適應,具有客觀而偉大的進步性和正義性。

第一節黃遵憲講武思想的形成背景作為近代中國的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和曆史學家,黃遵憲似乎無法與“尚武”精神聯係到一起。但事實卻是他不僅主張以民族戰爭保家衛國外,更對當時中國身處列強覬覦的侵略戰爭壓力下,顯露出他對近代戰爭的獨到看法和戰略理論水平。黃遵憲的“講武”思想,第四章“練兵備戰”下的衛國之力229啟蒙於自小見聞的祖國動蕩不已的社會戰亂,發軔於在日本和歐美的親身所見與深思,成熟於國內外斡旋活動中的比較與鑒別,而最終成型於曆時十餘載嘔心而就的《日本國誌》之中。特別是在隨使日本任參讚官四年多時間裏對日本軍事漸盛情狀的目睹耳聞,以及對曾給中華民族巨大恥辱的甲午戰爭的深切反思,有力地促進了黃遵憲“講武”思想的形成,而這樣的曆史背景又反過來成為他呼籲清政府實行軍事變革而寫作《日本國誌·兵誌》的動機,以及他後來致力湖南新政的思想動力。

一、近代中日軍備廢盛的情狀鴉片戰爭爆發後的八年,黃遵憲出生在廣東省東北部“客家之都”的嘉應州。黃家四世同堂,家境殷實,其父黃鴻藻中舉後一直在官場攀升,曾供職戶部。黃鴻藻一生官位不高,但抱負不凡,常自勉道:“士大夫平日讀書養氣,當自任以天下為重。一旦值國家大計,在所必爭,則批鱗犯顏,不顧禍福,稍一瞻望,便貽千古之譏。若區區一小政之得失,一庸臣之進退,連章入告,以市恩而沽名,即其心無他,亦不免自視過輕矣。”①在政務之餘,他還喜以詩文自娛,著有《逸農隨筆》《二筆》《三筆》《四筆》《五筆》,以及《思恩雜著》《退思書屋詩文稿》等。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也結識了一批官紳士夫,其中與鄧承修、鍾孟鴻、何如璋、龔易圖等人尤友善。父親的為人為學和官場人脈關係對於黃遵憲日後詩學和政壇道路的選擇有著直接而巨大的影響。

然而,自來到這個人世間到成人之際,黃遵憲感受最深重的乃是國家的外患內憂。道光二十八年(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是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英國利用堅船炮利打開晚1840清帝國閉關門戶的一場近代化的侵略戰爭,最終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而使中國曆史進程發生了重大轉折。之後,中華民族的外患連綿不斷。

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侵略軍攻陷大沽口,進犯北京,不僅掠奪和焚毀1856了圓明園,還強迫清政府簽訂了更加屈辱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盡管這樣的侵略炮火未燃及僻處粵東一隅的嘉應州,但外患之禍對黃遵憲後來的人生曆程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侵略戰火的外患相並行的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國起義的正義戰爭。在黃遵憲出生後三年,即鹹豐元年(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場農民戰爭策源於兩廣,1851在客家人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的率領下,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橫掃從珠江流域到長江流域的大半個帝國版圖,使清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年天京變亂後,翼王石達開率部離開1856天京,獨立轉戰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年其部屬石鎮吉率領太平軍進入粵東地區,並1859於月攻陷嘉應州城。年,天京陷落後,江南太平軍餘部在康王汪海洋、侍王李世賢41864等人的率領下,南下轉戰閩、贛、粵邊境。年冬,汪海洋引太平軍從福建經江西入廣1865東,再次攻克嘉應州城。左宗棠急調諸路清軍前來圍攻,太平軍與清軍激戰後終因孤城難守而失敗。這一年,黃遵憲正好歲,月,娶同鄉葉氏為妻。由於兵荒馬亂,他還未來1811得及好好體驗新婚生活的甜蜜與幸福,就被迫與家人(其父官居北京)避亂大埔,接著又逃往潮州。在逃難途中,初為人夫的黃遵憲初嚐了人生離亂的悲苦,他在詩中寫道:“七年創黃鴻藻:《逸農筆記》(卷八),轉引自麥若鵬《黃遵憲傳》,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年版,第①19573頁。

230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痛記分明,無數沙蟲殉一城。逐鹿狂奔成鋌走,傷禽心怯又弦驚。爺娘弟妹牽衣語,南北東西何處行?一葉小舟三十口,流離虎穴脫餘生。”①如果說幸免於外患之殃而仇恨侵略者,是出於黃遵憲個人的本能的愛國主義情感,那麼直接使之深受其害而顛沛流離的太平天國運動在黃遵憲年輕的心靈上所留下的創傷是難以磨滅的。同治五年(年)月,曆經磨難的黃遵憲一家大小回到了自己的家園,但18662一切已是麵目全非。從曾祖起聚族而居的房屋已成焦土,滿院青苔,滿室殘書,長期積累的珠翠財寶都散失無遺。家道由是驟然中落,生活愈發艱辛,迫使成年的黃遵憲不得不遵守母親教誨,沿著父親走來的科舉之路,取得高官厚祿,藉以重振家業。從其家庭的階級地位和自小所受的封建教養出發,對這些變亂與狼藉之相,黃遵憲自是撰寫了不少敵視和汙蔑太平天國的詩歌,將叛亂的農民視如“困獸”“群蛙”,斥為“寇”“賊”,如《乙醜十一月避亂大埔三河虛》《拔自賊中述所聞》《潮州行》《喜聞恪靖伯左公至官軍收複嘉應賊盡滅》《亂後歸家》等。當然其中也有個別篇章,表現了清軍驕奢淫佚、殘害人民的真實麵目,“昨日賊兵移,我軍尾其後。道有婦人哭,挾以上馬走。夫婿昨傷死,還遣行杯酒。耶娘欲牽衣,手顫不敢救。今日報戰功,正賴爾民首!”②該詩揭露了大清官兵任意擄掠婦女、屠殺人民,把老百姓的腦袋砍下來去虛報“戰功”的醜惡嘴臉。但總體上,而立之年前的黃遵憲對於戰亂而起的戒心,使他長久地流露出這樣的矛盾心理,即對人民革命的仇視和對人民力量的恐懼,使得黃遵憲終其身隻能成為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③然而,在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和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這樣一個外患內憂的時代裏,黃遵憲除有仇恨與仇視外,更多的是看到了清王朝麵臨的曆史危機和它的腐朽無能或強弩之末。《人境廬詩草》的第一首詩便是《感懷》四組詩,黃遵憲指出了晚清外患之源是由於不能做到“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而內憂之源在於不能“補弊偏”。④所以,黃遵憲批判了昧於大勢,盲目複古尊古的世俗儒生,主張研究現實,知今閱世,睜眼看世界。這樣,在中舉和踏上外交之路前,黃遵憲就已經把自己和那些死守祖宗成法的地主階級頑固保守派區別開來,從而對日後在國外接受西方民主、科學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礎。由是可見,外患內憂並沒有消弭黃遵憲的人生意誌,卻益發刺激了他想為清王朝建立一番補偏救弊的“功業”,而這個“功業”的基礎便是外遏列強的侵略,內仿列強以變革自強,而且兩者是相互依從的時代使命。在亙古未有的大變局下,為了實現這樣的“功業”,黃遵憲使自己的科舉之路缺少了傳統的仕途之望,而增多了睜眼看世界的雄心壯誌。隨著年齡增大,以及在科舉道路上的跌撞和感悟,黃遵憲感到非常有必要遠赴海外親身探究西方強盛和中國衰敗的根源,特別是中國屢遭西方侵略而敗北的原因。中國“文治天下”的軍備廢弛,使黃遵憲在光緒三年()隨使日本之前,就已經本能而模糊地認識到抵抗侵略的重要性。在《和鍾西1877黃遵憲:《乙醜十一月避亂大埔三河虛》,《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①198117頁。

黃遵憲:《古從軍樂》(一詩),載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②200310290頁。

楊天石:《黃遵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頁。

③197989黃遵憲:《感懷》(一詩),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④1981613頁。

第四章“練兵備戰”下的衛國之力231耘庶常津門感懷詩》中,黃遵憲寫道:“東西南北走舟車,虎穴驚看插邑閭。七萬裏戎來集此,五千年史未聞諸。考工述物搜奇字,鬼穀尊師發秘書。教訓十年民力盛,倘排犀手射鯨魚。”①該詩前半部談及列強侵略已經登堂入室,內亂也隨之而起;後半部闡釋了要欲拒侵弭亂就必須改革傳統戰備,發展近代軍事,以能保家護國。為實地考察效仿西方而強的日本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麵的變革成果,黃遵憲中舉後便自棄仕途而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近代國際外交的大舞台。“先兄感懷時局,以海禁大開,外人足跡如履戶庭,非留心外交,恐難安內。旋舉京兆試於光緒丙子,適何子莪太史膺出使日本大臣之命,邀之行,遂棄舉子業,充參讚官。”②其實,從客觀而言,黃遵憲赴日開始外交活動,隻是順應清帝國與世隔絕的局麵被打破後中外交往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的一個結果,而這個順應卻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一位傑出的外交家、史學家和政治家,或某種意義上的軍事思想家。

在年黃遵憲隨使日本之前,或更早移前至年鴉片戰爭爆發前,晚清中國的18771840停滯蹣跚已然成為西方世界觀察中國的一個結論,盡管處在天朝迷夢中的大清官民並未意識到這些衰敗征兆。遠涉重洋赴華的歐美商人和隨之而來的新教傳教士們的在華的見聞和自身對華的貶低之語,成為西方向中國進攻的號角,使盛行歐美等西方世界幾百年的“中國熱”也漸漸喪失光芒,西方覬覦中國的欲望也就在中國逐漸的敗勢下不斷地被激發出來。

晚清中國麵臨著亙古未有的大變局在所難免了。晚清中國的衰弱征象主要表現在政治專製、經濟落後、社會封閉、文化固守和軍備廢弛等幾大方麵,其中,軍備廢弛是晚清國門洞開的直接原因,導致了無法回避的中華民族百餘年屈辱史的肇端。“東亞病夫”這個屈辱的稱號,並非僅僅是鴉片泛濫後中國人體質的表達話語,更是近代中國武力與軍事上失敗的象征。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軍事力量是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國防等一個國家實力綜合體中的最根本因素和最潛在的保障或進攻基礎,也是近代以來中外曆史轉折點時的開場白和壓軸戲的近身較量之保國保種之力。在悠久、璀璨的年文明史上,由西方販運至華的鴉5000片罪惡而引起的—年中英鴉片戰爭,第一次震撼了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根基,並18401842給她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與恥辱。大清王朝的軍備廢弛是這場戰爭失敗的罪魁禍首。封建帝國走向近代化發展,並非一定要靠西方強力的推動。如果近代中國根本就沒有在西方列強的侵華戰爭中失敗,就像悠久文化強大地輻射周邊一樣,軍事力量亦強大到防禦有餘而外戰必勝(和平禮儀之邦當是輕言外擴)的情況,我們相信中國也會自動走向世界,像英、法、美資產階級革命一樣。不過曆史是中國戰敗,那麼我們回溯這段曆史時,可從當時交戰雙方的一些數據看看軍事力量的重要性。清朝曆史從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算起共有年,296入關年,曆個皇帝:“天天順”(崛興期。清太祖努爾哈赤天命建立後金、太宗皇太極26812天聰改國號為清,定都北京),“康雍乾”(鼎盛期。奠定中國版圖,多民族國家統一),“嘉道鹹”(衰落期。白蓮烽火,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同光宣”(危亡期。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道光時起,大清統治的中國已經處於封建社會晚期,呈現危機四伏的衰落景象。危機黃遵憲:《和鍾西耘庶常津門感懷詩》(一詩),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①1981月版,第頁。

6169黃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實述略》,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②2003803頁。

232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之一就是軍隊裝備陳舊,軍備廢弛。年夏,鴉片戰爭首先在廣州海麵開戰。當時清朝1840迎戰之船是兩個帆的戰船,英軍則是鐵甲戰艦。中方兵器是鳥銃和長矛,還有冷熱兵器混合,鳥銃射程米,更換率低,一般一支槍用幾十年很平常,有一支槍竟然用年尚未100166更換。英國使用的是熱兵器,滑膛燧發槍米,滑膛擊發槍米。而所用的炮彈,中方200300用的是威力最弱的實心彈,而英軍則有實心彈、霰彈、爆破彈等。清軍火器射程和威力都遠遠小於英軍,清軍在戰爭的全過程中未能擊沉英軍的一艘戰艦或輪船,而岸上炮台幾乎被夷為平地。很多時間還沒有看到英軍時,就遭到火力殺傷,英軍則是在擊潰清軍後才出動步兵進攻。整個交戰時達兩年,沿海各重鎮都有戰火,清朝投入總兵力萬,包括八旗兵80約萬,綠營兵萬,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一隻最龐大的常備軍。英國總兵力萬,包206020括正規軍萬,擔負內衛任務的國民軍萬。中英兩國遠隔萬裏,英軍士兵自然不能全數146派往中國。但從實際戰況來看,這種兵力人員上的優勢也沒有發揮出來。清朝軍隊是由八旗和綠營組成的。八旗兵初建時確實戰鬥力很強。八旗軍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八旗,這些都是大清的正規軍,直接隸屬皇帝,八旗兵為世兵製,在歲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16挑選。“餘丁”和不滿歲的“幼丁”,可以挑補為養育兵,即預備兵。入關之後,尤其康熙16年間,力圖以和為貴,於是軍備廢弛,萎靡不振,八旗兵可以無償領取俸祿,養尊處優,慢慢遊手好閑,不思進取,成為寄生蟲。三藩起事臨陣磨槍亦難振軍威,故鎮壓三藩之功實屬綠營兵,並逐漸取代八旗兵。雍正登基後,立誌彰顯滿軍尚武精神,乃三令五申“八旗為滿洲根本”,大動幹戈,整軍治軍,終於使得士氣大振,維護了當時的國家統治。綠營軍則是為彌補滿軍的不足而建立的漢人組成的漢兵,是清入關後改編和新招的漢人部隊。這種軍隊以綠旗為標誌,以營為建製單位,故稱綠營兵,也叫綠旗兵,簡稱營兵。八旗軍同綠營兵雖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衛國,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朝廷的定製,八旗兵大部分衛戍京師,為國家精銳部隊,掌管京師安全;綠營兵則遍布全國各地,數量要比八旗兵多幾倍乃至幾十倍。然而,綠營兵的武器配備在鴉片戰爭之前是最弱的,加上吸食鴉片,根本沒有戰鬥力。所以,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英軍的死亡人數特別少:大角、沙角之戰受傷人,虎門38之戰受傷人,定海之戰戰死人、受傷人,鎮海之戰傷亡不足人,吳淞之戰死人、5227102受傷人,鎮江之戰是英軍傷亡最慘重的一役,死亡人,受傷人,失蹤人。從今25391303天的角度去探討多年前的鴉片戰爭,我們首先看到,是這場戰爭把中國拖入世界。鴉150片戰爭的最深刻意義,就是用火與劍的形式,告訴中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順應世界近代化潮流,當然包括軍事近代化。同樣,曆次反對外敵入侵的戰爭,都以清朝的敗北而告終,並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民怨鼎沸,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越發變得突出而無力解決,直到大清滅亡。

赴日之前對晚清中國軍事力量衰弱和國防建設薄弱情狀的認識,刺激了黃遵憲在抵達日本履職參讚官的四年多時間內,積極而深切地考察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軍事與國防建設的理論規劃和具體措施,並錙銖必較地編入其精心編纂的巨著《日本國誌》之中。在《日本國誌·兵誌一》“兵製”項下,黃遵憲記錄了日本倒幕成功、實現太政歸於朝之後,明治政府“乃盡收列藩兵權,廢武士世祿”以改革兵製和加強軍事力量的基本史實。“明治五年十一月詔曰:‘朕賴天地祖宗之靈,行吾邦二千餘年未有之變,革封建之製複為郡縣,海陸兵製亦不可不因時而製宜。往者太阿倒持,兵權歸於將門,迨乎季世,將驕卒惰,國亦隨弱,朕心痛第四章“練兵備戰”下的衛國之力233之。今源本吾邦兵農合一之製,斟酌海外各國之式,設全國募兵法,以保護國家無疆之基。

汝百官眾庶,其體朕意。’……(後)頒行征兵令數十條,大概分三種:一為常備兵,一為後備兵,一為國民兵。行之四年,至明治八年複有所更正,行之又複四年,至明治十二年十月,太政官又廢舊令定為今製,凡分八章,統七十一條。”在“有國即有兵”思想和“征兵製”原則指導下,日本大力效仿西方列強,推進兵製改革,創設陸軍、海軍係列,並時常訓練,以便提升防衛國土甚至侵犯他國的軍事實力。在《日本國誌》六卷《兵誌》中,黃遵憲用一章篇幅記錄了日本征兵製、三卷篇幅記錄日本陸軍建設情況,二卷篇幅記錄日本海軍建設情況。明治政府“凡征兵以全國丁壯充之”,所征之兵,分遣而為陸海軍。其中,陸軍分為“常備、豫備、後備、國民軍”四軍,又“各從其身材,分屬之步、騎、炮、工等部”。所謂常備軍“選男子年二十歲者,征集於各軍管下國郡,抽簽選定,乃編隊伍。俾服役三年,分置於所管鎮台,其有未及三年精熟技藝者,特恩許其畢役。其身材強壯,品行方正,能曉暢技藝者在管六個月,擢為近衛兵。使服役三年既畢,編入豫備軍。已經二年六個月編入後備軍,有願充士官者,照檢查例合格,送之人士官學校及教導團。能熟技藝及有異才者,亦可優擢下士官”,所謂豫備軍“以常備軍畢三年役者編製之,亦定三年期,惟平時在家,遇有事變乃編列常備軍使從軍,每年一回召集於屯營,使演習技藝”,所謂後備軍“以豫備軍滿三年者編製之,更定四年期,遇有事變征集在豫備軍之次,每年一回召集於便宜地方使之演習”,所謂國民軍“查全國十七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男子盡編入兵籍,當全國大舉時臨時編列隊伍以充守衛”。這些征兵是在全國範圍內征募的,“凡全國分七大征兵區,隸各軍管征兵區。為軍管征兵區,軍管所轄分各師管,師管所轄分各旅管,旅管所轄分各聯隊,聯隊所轄分各大隊,大隊所轄分各中隊,各從所轄分劃征兵區。惟旅管以下征兵區尚未設置,現從使府縣轄地為使府縣征兵區,使府縣所轄地跨兩師管界者,每使管各設一征兵區”“每歲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一日,由各區戶長引之人營。方入營時,或因疾病,或因犯罪不能來者詳記其事由上呈,其罹病者必以地方醫師診斷書為憑,由戶長捺印,速訴之鎮台,至於十月一日猶不能入營,則俟下次征兵檢查時再行檢查,比尋常征兵先令入營。凡征兵官員於四月十日複命,所有關係一切征兵文書均繳呈於陸軍省”。陸軍省下轄七大軍區,職責各異,合為一體,“第一軍,管東京鎮台常備步兵三聯隊,騎兵一大隊,炮兵二大隊,工兵一大隊,輜重兵一小隊,海岸炮兵三隊,總員七千二十人,此中一歲征員二千三百四十人,管下府縣:東京、神奈川、崎玉、靜岡、山梨、群馬、千葉、茨城、櫪木、長野、新渴”“第二軍,管仙台鎮台常備步兵二聯隊,炮兵一大隊,工兵一中隊,輜重兵一小隊,總員四千二百六十人,此中一歲征員千四百二十人,管下諸縣:宮城、福島、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第三軍,管名古屋鎮台步兵二聯隊,炮兵一大隊,工兵一中隊,輜重兵一小隊,總員四千二百六十人,此中一歲征員千四百二十人,管下諸縣:愛知、岐阜、百川、靜岡縣內遠江、滋賀縣內越前國一郡、長野縣內信濃國四郡”“第四軍,管大阪鎮台步兵三聯隊,炮兵二大隊,工兵一大隊,輜重兵隊,海岸炮兵二隊,總員六千七百人,此中一歲征員二千二百三十三人,管下府縣:大阪、兵庫、埽、和歌山、京都、滋賀、三重、岡山、島根縣內因幡、伯耆、隱岐”“第五軍,管廣島鎮台步兵二聯隊,炮兵一大隊,工兵一中隊,輜重兵一小隊,總員四千三百四十人,此中一歲征員千四百四十六人,管下諸縣:廣島、島根、山口、高知、愛姬、岡山縣內備中全郡”“第六軍,管熊本鎮台步兵二聯隊,炮兵二大隊,工兵一大隊,輜重兵四隊,海岸炮兵二隊,總員四千七百八十234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人,此中一歲征員千五百九十三人,管下諸縣:熊本、鹿兒島、大分、福岡、長崎、衝繩”“第七軍,管海岸炮兵一隊,現今屬第二軍管,總員八十人,管下:開拓使管下,函館支廳管下”。以上七大軍區的陸軍總數,“總計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人,此中一歲征員一萬四百八十人,但輜重輸卒、看病卒及職工等未定征額,故今不算於此”。對於每年二十歲以上應征兵源,政府了如指掌,征募適當,如“是年全國二十歲丁壯共二十九萬六千零八十六名,應征者僅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名,屬於免役者乃有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名”“明治十年,全國二十歲丁壯共二十九萬四千二百三十一名,附九年應征遲延一年者七千零二十八名,合三十萬零一千二百五十九名,應征者僅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名,屬於免役者二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名,內嗣子十六萬一千零二十名,戶主七萬二千零二十四名,未滿定尺者一萬零八十名,其他五千六百五十七名”。為有效管理陸軍,日本政府“即於明治元年戊辰二月,建軍防事務局,閏四月廢之,更建軍務官,二年七月又廢軍務官,設兵部省,皆兼轄海軍。四年二月別設海軍省,始改兵部省為陸軍省,又於東京置近衛局。辛未二月置親兵,壬申三月改為近衛局。於各營設鎮台。辛未四月始置鎮台於東山、西海二道,癸酉正月定為六管鎮台。比年以來益增兵,設官規製益廣,而所有各官廨、各軍營,初皆統轄於陸軍省,於是陸軍卿之權又偏重。後於明治十一年十二月置參謀本部。十二年一月又設監軍本部,分轄六軍管。監軍本部,時司檢閱,戰時充團長,有事乃設,現無官署”。黃遵憲在一卷兵製、三卷陸軍中多用表格形式,記載著征兵數、官兵職銜、陸軍省與下轄機構的組織設置,以及軍費和訓練情況,說明了日本近代陸軍創建既有效仿西方建製特色又有日本本土化國防建設的特點。

由於日本“海軍別設方法以征集”,即“兵卒統稱曰水兵,多募壯勇充之。海軍之役自屬專門,欲於人民賦兵撰充甚難,且年限較長,人數較少,故用賦兵不如募壯兵也”。對此,黃遵憲用二卷篇幅記錄日本海軍建設的情形,並表現出對於海軍建設的高度關注。“日本古無海軍,安政二年六月,和蘭人始獻蒸氣船,德川將軍家定遣矢田崛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汽船術,複遣梗本釜次郎、赤鬆太三郎等往和蘭國習海軍法,又購觀光艦於和蘭。其後相踵購幡龍、鹹臨、朝陽、富士山、開陽諸艦於和蘭、於美利堅。慶應丁卯,德川氏還政,設三職隸八課,始有海陸軍務之名,而未設專官。明治元年戊辰二月,改為軍防事務局,閏四月複改為軍務官,二年七月,又改為兵部省,皆以海軍隸其中,而別設海軍大將、中將、少將等官。四年四月,複置大、中、少佐,大、中、少尉諸官。八月,於兵部省中分陸軍、海軍二部,各設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廢兵部省,與陸軍分,專設海軍省。六年六月重定官職,沿為今製”。日本海軍設文官、武官,級別各異,“大、中、少將為將官,大、中、少佐為上長官,大、中、少尉為士官,少尉補及掌炮、水夫、木工三上長為準士官,下士以下凡分五等,共十五等”“凡海軍武官專以備指揮船艦之用,平時將官皆不在艦,惟有事乃受命焉。上長官佐官充艦長者長居艦中”。由於“日本海軍之興為日尚淺,明治十年(年),悉索諸賦購1877扶桑、金剛、比睿三艦於英國,稍能成軍”,故日本海軍章程“均依仿英國,非役官甚多,國家均給以祿”,“艦長專司一艦之事,整飾船械,教練水夫,皆其專責”,“明治七年,奏任以上武官有二百二十二員,八年之間增二百八十餘員”。由於海軍增擴,以致船艦數量驟增,除“雲揚、第二丁卯、陽春、河內、武藏、和泉等艦,今皆廢毀”外,根據船艦等級的分類標準,即“辨其製造之新舊,分其種類,驗其材質,度其首尾之長短,中幅之廣狹,船與身吃水之深淺,測其全身之重量,所容受之噸數,審其機關之運轉,別其車輪之明暗,算其馬力之虛實,胝其裝第四章“練兵備戰”下的衛國之力235炮之多少,較其煤炭之容積與費用,區其官兵之數目”,“凡軍艦等級分為七階:統官員兵士以四百五十五人以上為一等,三百十五人以上為二等,百七十人以上為三等,百人以上為四等,六十五人以上為五等,四十人以上為六等,三十九人以下為七等”。從明治元年到明治八年六月(—)間,日本船艦有扶桑艦、金剛艦、比睿艦、龍驤艦、淺間艦、富土山艦、18681875東艦、築波艦、清輝艦、日進艦、快風丸等艘,而其間的海軍軍費逐年增加,“自明治元年27至明治八年六月,海軍省費共金五百六十七萬五千一百三十三圓八十六錢,又買軍艦費一百七十七萬一百八圓六十四錢,購兵器費一百七萬四千七十九圓八十三錢。明治八年自.

八年七月起,至九年六月止下同。費共金二百七十萬圓,九年費三百五十四萬九千七百.

圓,十年費三百二十一萬七幹五百圓,十一年費二百六十四萬一千六百圓,十二年費二百六十三萬六千三百圓。十三年費三百零六十五萬圓”。如同陸軍訓練一樣,日本海軍還創設了最高機構海軍省、海軍裁判所、海軍兵學校(日本自明治九年定例,凡在航海人,必須海軍試業給以文憑,然後準行。爾來人益眾,合計前後官私學校,試業既入選者共有一千二百餘人)、海軍水路局、海軍造船所等機構。明治政府如此重視海軍,讓黃遵憲甚為感佩,在此卷結尾的“外史氏曰”中,黃遵憲認為這是日本的先見,“日本三島之國有似乎英,欲如英之強,固萬萬其不能,然當今之時,列國環伺,眈眈虎視,故雖艱難拮據,亦複費二千萬之金銀竭蹶經營,以成此一軍,可謂知所先務矣”。曆史已經證明,到世紀末,日本的近代軍事力①19量堪與西方列強相媲美,甲午戰爭中日本陸、海軍對大清軍隊的完全勝利就證明了這一點。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軍備一廢一盛的曆史實際,勢將引起東亞局勢的新變化,又由於晚清對世界資本主義大勢的懵懂無知,錯失了許多加強國防力量的軍事變革時機。作為隨使日本、歐美的外交官,黃遵憲對日本這個自明治維新以來蒸蒸日上的小島國,雖抱有一種同文同種結盟的外交考慮外,更對它的侵略擴張野心時刻抱有警惕之心,並思考日本何以能強的維新之舉,苦心著就《日本國誌》呈遞朝廷以期效仿而自強衛國。—年中日18941895甲午戰爭爆發及其敗北,是中華民族的失敗,而敗於蕞爾小國,則是全體中國人的又一次莫大恥辱。這個恥辱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黃遵憲及其著《日本國誌》的無視的結果。梁啟超在《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中說過:“而所成之《日本國誌》四十卷,當吾國二十年以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當其衝者為吾中國。”②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必將稱“霸”,首戰於中國,再戰於俄國,至大清滅亡時,已成為東亞首屈一指的西方化資本主義強國了。

二、對甲午戰爭反思和兵戰觀黃遵憲赴日兩年後,就草撰《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以近代詩文和學術文章方式記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經濟、法製、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麵的變革舉措和巨大成就,並於年初刊付梓,呈送疆臣朝官和總理衙門,卻被擱置多年而無人問津,直到日本維新之1887效成則且霸而挑起甲午戰爭之時,才引發朝野對黃遵憲和其著《日本國誌》的重視。而對黃以上引文皆見黃遵憲:《日本國誌·兵誌》,王寶平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①20012233頁。

278梁啟超:《嘉應黃先生墓誌銘》,載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②20051571236黃遵憲《日本國誌》“外史氏曰”與晚清近代化研究遵憲個人來說,甲午戰爭及其戰敗的刺激使他長期處於激憤的情緒之中。自年底奉1894調回國以來,黃遵憲對甲午戰爭的整個過程做了認真而嚴肅的回顧和深刻的反思,對戰爭的經驗教訓做了深入的總結,並激勵他進行國內的社會政治變革,愛國救國激情首先化為一首首悲憤的詩篇,《人境廬詩草》卷八主要就是詠這場戰爭的,“甲午之役,我陸軍一敗於牙山,再敗於平壤;海軍一敗於大東溝,再敗於旅順,三敗於威海;遂至一蹶不振,鑄成今日之大錯。黃公度按察於牙山外皆有長歌當哭。”①這些當哭長歌有《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馬關紀事》《台灣行》《度遼將軍歌》等,及時而全麵地反映地了甲午戰爭的過程,鞭撻了清王朝腐敗無能、不戰而敗的可恥行徑,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麵目。黃遵憲所寫的詩歌,特別是詠史詩,如果不從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容易忽略它的現世意義,僅僅成為抒情詩了。梁啟超評論說:“公度之詩,詩史也。”②從這個角度上將,黃遵憲的詩歌常被許多近代詩集所選編,稱其為“感人肺腑的反侵略的愛國詩章”“在這些作品裏形象地體現了詩人反對日本侵略,譴責清政府頑固派屈膝投降和為祖國危亡擔憂的愛國主義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維護主權,反抗侵略的英雄氣概。”③黃遵憲“四十(歲)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即《人境廬詩草》),藉以自娛”,以致於以詩明世,成為中國近代“詩界革命”的旗手和中流砥柱,“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但是,他“不屑以詩人自居”。④黃遵憲的詩歌,包括《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人境廬詩草補遺》等,不僅感情豐富,而且充滿理性,尤其社會意識濃烈、變革思想專注,“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少概見”。⑤就在病逝前一年,黃遵憲在給梁啟超信中回顧自己的一生時,仍提到“這裏所談的是變法,是民權,而不是詩”。⑥在家學淵源的熏陶下,自幼而來的寫詩習慣,將平時思考所得串之於詩,如《日本雜事詩》,再以史歌體裁寫史,構造煌煌巨著《日本國誌》,從而將其詩史之誌躍然紙上,成為他日後投身中國的變法維新事業的最直接而深刻的思想基礎。

通過詩歌記載戰爭內容,抒發情感寄托思想,是黃遵憲反思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形式,並站在“海外經驗”的全局性“現實關懷”的視角上,得出了他獨特的近代軍事觀點。所謂現實關懷,是黃遵憲作為一位中國人本能的民族情感,結束使外生涯回到國內,目睹著山河破碎和外敵瓜分國土的危境,激發起他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正如他在晚年病中,曾致信梁啟超所言:“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應盡之義務,王蘧常:《國恥詩話》,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①19811287頁。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則),轉引自龔喜平《黃遵憲詩歌的“詩史”特征及其意義》,《天水行②79政學院學報》年第期,第頁。

2000512鍾賢培等選注:《黃遵憲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③19947梁啟超:《飲冰室詩話》,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版,第④19816頁。

1260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頁。

⑤1261鍾叔河:《千秋鑒借吾妻鏡:黃遵憲與其日本研究》,《鍾叔河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年版,第⑥1999頁。

209第四章“練兵備戰”下的衛國之力237於此而不能自盡其職,無益於群,則頑然七尺,雖軀殼猶存,亦無異於死人。無辟死之法而有不虛生之責,孔子所謂‘君子息焉,死而後已。’未死則無息已時也。”①因此,甲午戰後,救亡圖存、求富求強不僅是整個中華民族更強烈的共同願望,也是黃遵憲致力探究中國戰爭敗北和投身變法維新運動的必然的現實關懷。所謂“海外經驗”,這是黃遵憲歸國參與政治探索的一個極大的優勢,它很多時候更主要是“日本經驗”,這不過這種“日本經驗”往往已經過他與歐美經驗的比較。黃遵憲將許多“海外經驗”轉變為國內的新思想、新觀念,來指導或參與國內的各項近代化變革。②十九世紀末,晚清中國麵臨著政治轉向和社會轉型,黃遵憲的“海外經驗”以《日本國誌》的學術成果廣泛地被中國社會所認識和接受,成為指導國人用世界眼光看待曆史發展的潮流的一份寶貴的啟蒙讀物。通過對甲午戰爭的考察,黃遵憲逐漸形成了他的近代軍事思想。首先,“講武不可”的尚武思想是當時中國必要的民族精神。黃遵憲曾有詩曰:西方列強“今年問周鼎,明年索趙璧,恫疑與虛喝,悉索無不力。”③晚清中國遭受著全麵的侵略而難以得到一個國家同情,幾乎處在四麵楚歌的危亡之際,民族危機超越於一切社會危機,首要的是用“尚武”的戰爭手段取得“保國保種”,有此存在基礎才能談及穩定與發展。在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先進的中國人較為容易地接受了嚴複所譯《天演論》中的物競天擇的“尚武”思想,而對有十餘年外交經驗的黃遵憲來說,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年退出政壇歸隱故裏的黃遵憲依然題寫《己亥雜詩》組詩,其中有“亂1899草刪除綠幾叢,舊花別換日新紅。去留一一歸天擇,物自爭存我大公”的詩句,自注:“種月季花。嚴複譯天演論: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為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而獨存。”④從某種意義上說,黃遵憲的“尚武”精神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西方進化論的另一種詮釋。他強調,隻有“尚武”才能使中華民族巍然聳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世人別顏色,或白亦可黃。黑奴汝所知,汝曾至南荒。”⑤也許在二十一世紀看來,用戰爭消除戰爭的思想是不道德和不科學的,“那些用戰爭去防止戰爭的提法是一種文字上的遊戲,是好戰者可鄙的托詞”。⑥但是,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關頭,中國不采用民族戰爭的手段就無法得到任何的獨立和起碼的尊重。其次,黃遵憲認為敢於打民族戰爭才能免除戰敗後患而能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早在日本履職期間,黃遵憲就對日本外擴野心有所戒備,確切指出“文治天下”的中國在“強權即公理”的近代是難以立國的,“居今日五洲萬黃遵憲:《致梁啟超函》(年月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中華書局年版,第①190522120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