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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在東亞地區主義理論化進程中的作用
張振江
引言
東亞地區主義已成為冷戰後世界最顯著的現象之一，並逐步成為國際關係學術界最為廣泛討論和爭辯的話題之一。作為世界上區域化和一體化最成功和最值得稱讚的範例，西歐的一體化政策與其理論內涵對於任何政策製定者和區域主義的理論研究者都是非常重要且是不可回避的。東亞和西歐都是由眾多民族國家構成的獨立地理區域，這兩大地區都有著悠久的曆史，各國之間人員和商品往來不斷，但也存在因衝突和戰爭而引發的邊界變化。西歐的民族國家從衝突到合作，從敵對到友好，從無序到聯合，從力量均勢到地區一體化的案例，為任何含有敵對國家的地理區域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的國際關係樹立了榜樣。此外，西歐引人注目的成功和成就為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一體化實踐不僅樹立了榜樣也確立了標準。因此，學者們在研究東亞地區主義時會自然而然地想起西歐一體化。
然而，有些人也許會感到震驚，當他發現東亞地區主義與西歐一體化除了擁有共同主題——區域化研究外，它們的研究是完全分離的。這一現象在中國尤為典型。許多大學和智庫，包括不同級別的社會科學院，均分別設立了歐洲研究與亞洲、東亞或亞太地區的研究中心與機構，其中許多中心和機構都包含地區研究。不過，盡管它們都研究地區主義，但卻很少進行學術交流。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第一，東亞地區主義是一種新現象，這個概念於冷戰後提出並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才開始有相關研究。東亞地區主義的學者們在地區主義研究上初來乍到，他們通常忙於描述這個新生的、不穩定的和快速變化的東亞地區主義，而在進一步的比較研究上投入時間較少。第二，研究西歐一體化的學者們認為西歐一體化是最成功的地區主義範例，其他地區很難複製這一模式。相對而言，他們看不起新興的東亞地區主義和東亞地區主義研究。默裏（Murray）極力呼籲這兩大地區間的互利，並主張“歐洲和亞洲可以互相學習”，尤其是西歐一體化可以學習亞洲開放的區域主義。但他發現關於歐洲如何向亞洲學習的資料少之又少。
幸運的是，隨著東亞地區主義的快速和持續發展，這一狀況在過去的兩三年裏正在改變。在國內外學術界中，比較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的文獻越來越多。筆者歡迎並呼籲在東亞和西歐的比較研究上有新的進展。正如以上所提到的，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都是有關地區主義的案例研究，並且對二者的比較可以加強彼此間的相互理解。然而，正如此前擔心沒有二者的比較研究，筆者如今擔憂存在太多不恰當的東亞地區主義與西歐一體化的比較研究。一位英國學者也表達了同樣的想法，他評論道“當談到構建一個真正的研究區域一體化的比較方法時，如此主導性的存在[將歐洲聯盟視為典型模式]有多大用處是值得商榷的”。作為研究東亞的一名學者，筆者更擔心的是東亞地區主義從西歐一體化中可以學到什麼以及學不到什麼。
麵對這個興奮的、崛起的、令人難以滿意的發展，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東亞地區主義與西歐一體化的不同之處，而不是其相似之處。論文的第一部分將簡要回顧東亞的地區化進程及其成就。第二部分通過關注國際背景，探討在東亞區域化和西歐一體化中哪些部分是不可以比較的。在注意到二者不同之處的基礎上，論文的第三部分試圖就危機驅動型地區主義、開放型地區主義、小國主導型地區主義和競爭型地區主義四個方麵，從理論上闡述過去十年的東亞地區化進程。最後，這篇論文呼籲在解釋東亞地區主義上的理論創新。
一、崛起的東亞地區主義及其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伴隨著西歐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開展，從20世紀50年代起，世界呈現出一股地區主義運動的趨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由於中美雙方的對抗和美國的雙邊軍事同盟體係，東亞國家並沒有效仿西歐。東亞地區主義的最初設想來自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賓·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他在1990年提議建立“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簡稱EAEG），以此應對冷戰後在歐洲、北美和亞太地區持續發展的地區主義。然而，包括美國、日本和中國在內的大國都對此設想興趣索然。在東盟的努力推動下，東亞經濟集團改名為“東亞經濟論壇”（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簡稱EAEC），被納入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議程並每年在東盟（ASEAN）上進行討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成為東亞地區主義的轉折點。該年年底，東盟成員國與中國、日本、韓國舉行了史無前例的首次領導人峰會，這成為東亞地區主義的標誌——東盟10+3峰會的開端。2005年，首屆東亞峰會（East Asian Summit，簡稱EAS, “10+6”）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這意味著東亞地區主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010年第五屆東亞峰會做出歡迎美國和俄羅斯加入的決定，因此從2011年起，東亞峰會參與國由“10+6”擴大至“10+8”。
盡管東亞地區主義的進程仍有諸多負麵評價，但自從其誕生起，東亞國家間的地區合作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簡而言之，其成就主要有三項。第一項是地區金融合作領域取得的成就。東亞地區主義始於金融危機，其標誌性成功是“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簡稱CMI）的簽署。“清邁倡議”是一項貨幣互換協議，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由10+3建立的雙邊協議網絡，該協議下東盟和中國、日本及韓國之間可以進行貨幣互換和中央銀行外彙儲備的回購。盡管許多分析家對此持有疑惑和懷疑，清邁倡議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4年3月24號，它由最初的雙邊互換協議發展為一個多邊貨幣池，即清邁倡議多邊化協定（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簡稱為CMIM）。亞洲外彙儲備池總規模達到了1200億美元。其中，“10+3”國家中的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國占了80%，而剩餘的20%由東盟10國分擔。在總數額中，日本和中國分別出資384億美元，而韓國出資192億美元。東盟成員國的出資方主要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各自出資47.6億美元）和菲律賓（出資36.8億美元）。“清邁倡議多邊化協定”（CMIM）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對東亞地區主義最不看好的分析家們也認識到清邁倡議多邊化協定“代表的質變（material qualitative change）可能會帶來真正的地區機製的建立”。許多觀察家們將清邁倡議多邊化協定視為“邁向1997年倡議創建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簡稱為AFM）的一大步”和“標誌著成熟的‘東盟+3’合作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清邁倡議多邊化協定：簽署國在儲備池中的出資額和借款乘數
資料來源：www.mas.gov.sg\/news_room\/press_releases\/2010\/Joint_Press_Release_CMIM_Comes_Into_Effect.html.
東亞地區主義的第二項成就是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rrangements）的快速發展。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n Vision Group，簡稱為EAVG）提出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簡稱為EAFTA）的設想，並於2002年正式采納為10+3峰會的目標。此後，各種各樣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為東亞自由貿易區奠定了基礎，現已基本確立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 FTA，簡稱為AFTA）的建立就是其中之一。通過《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簡稱為CEPT）機製，東盟成員國在降低區內關稅上取得了顯著進展。東盟最初6個成員國的“CEPT列入清單”（Inclusion List，簡稱為IL）上，99%以上的產品關稅已降低到0%～5%。四個新會員國（關稅協議實現）的截止日期為2015年。其他可能對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有用的“敲門磚”是一些複雜的自貿協定網絡，包括以東盟為主的自由貿易協定及東盟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比如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hina-ASEAN FTA）。最近主要的製度合作協議是在第19屆東亞峰會上由東盟領導人宣布的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為RCEP）。它是一項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該計劃囊括了十個東盟主要成員國以及與東盟已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即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和新西蘭。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的願景是成為一個高質量的經濟互惠夥伴關係協定，並可以擴大和深化當前自由貿易協議中的已有協定。
一項驚人的發現是，相比於世界其他地區，東亞國家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簽署了更多的雙邊、多邊和地區的特惠貿易協定與自由貿易協定。20世紀90年代初，東亞基本上沒有這些協定，但如今，東亞的許多國家及其國家領導人與學者都認為當前的“10+3”自由貿易協議網絡將有助於東亞自貿區（EAFTA）成為可能。實際上，一個真正的亞洲共同體正從複雜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中浮現出來。
就事實而言，一項由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進行的研究表明，除了貿易與金融合作外，包括直接投資、貨幣政策合作、人員接觸和宏觀經濟在內的很多指標都表明東亞的合作強度相較於1997年金融危機前在不斷增強。
東亞地區主義的第三項成就是地區多層合作機製的誕生與迅速發展。東盟10國指的是東南亞國家，3國指的是東北亞的中國、日本與韓國，三個10+3分別指的是東盟—中國，東盟—日本和東盟—韓國，最終，形成“10+3”（東盟加三國）。有趣的是，這六個機製都獨立運轉，並有自己的獨立議程、領導人峰會、部長級會議、高官會議及不同的工作與領導小組。以“10+3”機製為例。“10+3”合作機製在1997年應運而生後迅速擴大並不斷深化了地區合作，如今開展了在食品與能源安全、金融合作、貿易便利化、災害管理、人員交流、縮減發展差距、農村管理與扶貧、販賣人口、勞工流動、傳染性疾病、環境與可持續發展、跨國犯罪與反恐等多領域的合作。截止到2010年1月，共有64個機製在協調著“10+3”合作的進行：1個峰會，16個部長級會議，23個高官會議，1個理事會，17個技術層麵會議和6個其他軌道會議。
除了上述提到的機製外，東亞峰會（East Asian Summit，簡稱為EAS）也是東亞合作機製之一。從2005年首屆峰會以來，東亞峰會，也稱為東盟+6，以論壇的形式，為與東亞相關的以及其他地區與國際事務上的眾多戰略性問題提供了對話平台。其關注的領域有國際恐怖主義、能源、傳染病、可持續發展、削減貧窮及其他問題。2010年的第五屆東亞峰會采納了邀請俄羅斯與美國加入峰會的提議。從2011年起，東亞峰會從“10+6”擴展為“10+8”。
二、東亞地區主義與西歐一體化的不可比性
在簡要回顧東亞地區主義的當前進程後，應當考慮的是我們能從西歐一體化的經驗中學到什麼。正如之前提到的，在過去五年裏，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的比較研究越來越多。這篇論文的任務並不是去評價這些比較研究的價值和適當性。正如一些人合理地指出“在分析（和預測）世界其他地區一體化時，歐洲一體化的經驗日益凸顯的事實並不令人驚訝。畢竟，在國家同意先邁向正式的經濟合作與協商，再進入更廣泛的政治一體化這件事上，西歐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筆者的目的在於理清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之間不可進行比較的地方，以及有哪些經驗是東亞地區主義不可以從中借鑒的。比較研究是可以理解的，筆者的不滿在於，在東亞地區主義研究的初始階段，不是幹脆沒有對兩者的比較研究，就是兩地區主義的比較研究是分離的。但是正如所引學者所追問的“當談到構建一個真正的研究地區一體化的比較方法時，如此主導性的存在有多大用處是值得商榷的”。
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存在許多不同之處。最常見的不同之處是其正式的與非正式的製度化，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認為的“歐洲的地區合作範圍廣，有密集的正式機構與法律規範。在歐洲，正式的條約或協商的產生先於國家間的交流——使得歐洲成為政治主導的或者政治誘導的地區主義。相反，亞洲的地區主義是在沒有政策協調或政府間談判的背景下由非正式交往與經濟交易驅動的”。
這兩種地區主義的另外一個不同之處是二者的驅動力量。由於特殊的曆史與地理因素，歐盟一直以來受政策驅動。相反，東亞地區合作則由市場驅動。此外，東亞的強政府與弱商業傳統以及西歐政府-商業間的相對平衡關係也很重要。正如一位學者所認為的“歐洲的經驗表明：商業團體有能力製定影響深遠的議程並能夠通過對國家政府施加壓力以實現議程是一體化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而當前的亞洲並不是這樣的。阿查亞（A. Acharya）認為西歐地區主義的成功在於它克服了民族主義，但東亞地區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進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種“共生關係”。亞洲民族國家的角色與歐洲明顯不同，因為東亞地區主義的一項基本準則是成員國之間互不幹涉。
上述提到的西歐一體化與東亞地區主義之間的不同點對於東亞地區主義的理論研究與實踐都非常重要且意義非凡。顯然，相比西歐而言，東亞國家間存在更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差異，同時也有宗教、文化、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結構和規範上的不同，如卡讚斯坦（P.J.Katzenstein）認為亞洲和歐洲存在“地區性特定的、係統性不同的政治與政策模式”。
顯而易見，東亞和西歐的一體化實踐差異巨大。然而，關於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的比較以及“東亞地區主義可以從西歐一體化學習到什麼”這個問題，本文堅持認為兩地區不同的曆史背景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這點是無法比較的，也是無法學習和複製的。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都不是憑空誕生的，而是在特定曆史背景下發生的，這決定了東亞地區主義不能複製西歐一體化。這裏所說的背景包括不同的國際體係、外部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美國在地區主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因素。
眾所周知，西歐一體化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期，西歐是美蘇爭鬥的前沿陣地。處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同時也為了應對感知到的來自蘇聯的威脅，法國和德國盡力去解決它們之間的曆史宿怨。在當時的情況下，美國和蘇聯都在西歐的區域倡議中起到了激勵性作用，無論是正麵積極的方式抑或負麵消極的方式。西歐對蘇聯威脅的感知與來自美國的鼓勵，以及馬歇爾計劃中的資金管理方式，都有利於並最終促成了西歐地區主義及一體化的興起。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關於“冷戰對西歐一體化的貢獻”的分析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他認為“歐共體（EC）內部關係繁榮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經濟的相互依賴，而是冷戰。冷戰“以兩種不同的但是相互加強的方式”促進了歐洲一體化（EAI）的進程。西歐國家普遍感受到來自蘇聯的威脅，“促使西方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應對共同的威脅。英國、德國和法國不再擔心彼此，因為它們都麵臨著來自蘇聯的更大威脅。蘇聯的威脅降低了歐共體成員國對經濟合作相對收益的關注，歐共體中每個民主國家的既得利益通過其同盟夥伴的逐漸強大得以確保，因為力量的每一次增長都有助於鉗製蘇聯。同時，蘇聯逐步向東方逼近，準備坐收西方爭吵的漁翁之利的舉動，給每個國家施加了強有力的激勵從而避免了其彼此間的衝突，因此蘇聯的威脅降低了西歐國家對相對收益的恐懼”。至於美國對西歐一體化的貢獻，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在北約（NATO，歐共體的軍事對應）中的霸權地位減緩了西歐民主國家無政府狀態的影響，並促進了它們的合作……美國不僅僅充當了對抗蘇聯威脅的保護傘，同時也確保歐共體國家不會相互進犯……由於美國充當了守夜人的角色，西歐國家對相對收益的擔心由此減緩，此外，這些國家也願意讓它們的經濟變得更加緊密的相互依賴”。
相反，東亞地區主義開始於冷戰後時代。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其對地區主義的態度和政策在冷戰後明顯轉變，甚至對西歐一體化亦是如此。一些學者發現（冷戰後）美國在兩地區並不受歡迎。它在兩個地區發揮的作用至少在以下兩方麵是顯著不同的，“第一，美國在每個地區回應區域化趨勢的本質；第二，它在每個地區的硬實力隨著時間推移的變化”。通常而言，對於冷戰後的東亞地區主義，並沒有來自大國強權的任何激勵性因素。一些學者認為東亞地區主義是在美國忙於反恐期間崛起的。事實上，“當東亞地區主義的倡議初露頭角時，美國和亞洲國家間就已經發生了一些小衝突”。第一次衝突是1990年美國對馬哈蒂爾關於東亞經濟集團（EAEG）倡議的否定答複。第二次衝突是1997年對日本提議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強烈反對，因為美國將亞洲貨幣基金視為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潛在的致命性威脅。甚至在清邁倡議上，美國繼續堅持任何這樣的區域性安排都必須與全球製度秩序保持一致，並且“希望清邁倡議的貸款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項目掛鉤，而這種限製條件正是一些亞洲國家想要避免的”。在貿易領域，美國對東亞集團的前景越來越不安，因為它的發展可能會極大影響美國的出口。它的其中一個對策是以美國-新加坡和美國-韓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來對抗亞洲內部的自由貿易協定。
從2005年第一屆東亞峰會起，美國政府不僅反對東亞地區主義（EAR），而且開始與其周旋並試圖將東亞地區主義（EAR）納入美國的領導範圍之內。簡而言之，美國意圖構建自己的亞太倡議並以此來拉攏東亞國家並取代其努力成果。從戰略層麵上來看，喬治·W·布什在2006年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正式提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由於美國的地位及其努力，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倡議最終列入了亞太經合組織的議事日程並成為一項長遠的發展目標。從政策層麵上來看，美國在2009年開啟了關於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談判，這是美國以進入並主導亞太地區為目標的一種更為現實主義的做法，如今它對現存的東亞地區主義（EAR）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東亞地區主義（EAR）同樣也處於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全球化這一新現象始於20世紀70年代，但冷戰後才達到發展頂峰，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說的那樣：“（新的經濟）世界10歲了。”經濟全球化指的是國內市場與囊括了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自由交換的國外市場、地區性市場和全球性市場的一體化。它的先決條件是國際社會中大多數國家的市場經濟實踐。總之，經濟全球化需要民族國家具有全球視野。邏輯上來講，全球視野與國家和地區視野相互抵觸，彼此衝突。顯然，經濟全球化對東亞地區主義（EAR）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麵，東亞國家通過地區主義來滿足地區內各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的需要。此外，地區主義也是應對經濟全球化即將帶來的挑戰的一種途徑。實際上，一些學者指出，包括東亞地區主義（EAR）本身在內的新地區主義是應對全球化挑戰的一種回應。與被稱為“內向型”經濟的歐洲一體化相比，東亞地區主義（EAR）是由“外部”力量驅動的。另一方麵，在進行地區主義的同時，經濟全球化也要求東亞國家密切留意區域外國家並繼續向全球市場開放。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西歐和東亞都在尋求地區間的經濟布局並以此來應對全球化挑戰，但是，它們各自取得的成效卻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差異性就在於，西歐基本上完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與此同時，東亞卻在地區內合作和地區間合作上舉棋不定。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不僅規定了東亞地區主義（EAR）的職能，而且還決定了東亞地區主義（EAR）的形式。結合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發展於冷戰後時代這個新國際背景下的東亞地區主義（EAR）無疑是“開放型”地區主義的一種新形式。
三、怎樣建立東亞地區主義理論
怎樣將興起於不同國際背景下的東亞地區主義進程理論化？盡管東亞地區主義的有效性和取得的成就受到學術界激烈的爭論，但是其實際發展進程將繼續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廣泛關注，這就向理性思想家和剛正不阿的觀察家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什麼是東亞地區主義（EAR）以及我們怎樣從學術的角度來建立其理論？當然，如何解釋推動東亞地區主義（EAR）發展的力量同等重要。然而，筆者認為，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在了解東亞地區主義（EAR）為什麼重要之前更有必要先了解它是什麼。姑且不論東亞地區主義（EAR）和西歐一體化（WEI）的差異性，本文初步認為，危機驅動型地區主義、開放型地區主義、小國主導型地區主義以及競爭型地區主義可以用來描述和建立當下東亞地區主義的理論。
1．危機驅動型區域主義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賓·穆罕默德於1990年提出了東亞經濟集團的概念，以回應世界其他地區興起的地區主義。從20世紀80年代末歐洲單一市場建成開始，西歐的地區主義步入了新的階段，一些學者認為“新的地區主義”即將到來。在這一時期，貿易集團紛紛湧現，其中不僅包括西歐，還有受到熱議的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由澳大利亞提出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其他區域性倡議的不斷出現向東亞國家構成了挑戰。冷戰的結束徹底摧毀了來自兩極世界的壓力並給予了國家和地區發展地區主義的自由，這一曆史現象不僅是時代進步的潮流，也帶來了一種危機感，即如果其他國家組織在一起，那麼東亞就麵臨被孤立的危險。不幸的是，地區性大國對東亞經濟集團這一倡議不是持反對意見就是對此毫無興趣。然而，東盟（ASEAN）繼續討論並推動了地區主義的發展，它一係列的前期準備為1997年東亞地區主義的誕生提供了契機。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是一次深刻的教訓，為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地區穩定，亞洲國家應加強自身的地區經濟合作。顯然，光靠各國加強自身的經濟基礎遠遠不夠，事實上它們需要全球性或地區性的努力。加強國際經濟關係的全球倡議表現差強人意，特別是停滯不前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阻礙了任何多邊協議的製定。與此同時，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在提出合適的救助措施上猶豫不決並且毫無效率，這嚴重傷害了東亞各國領導人的信心。因此，亞洲各國的普遍看法是：區域內必須建立自身的“自助”經濟管理機製。於是，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在一係列的共同挑戰下孕育了“區域意識”。用一個學者的說法就是，經濟危機促成了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的牽手，卻埋葬了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
危機不僅催生了東亞地區主義（EAR），而且還推動其發展進程。根據一位學者的調查研究，2003年非典（SARS）的迅速傳播為東亞區域主義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它起初是一場典型的地區性危機而隨後發展成為全球性危機。危機期間，一些地區性框架如10+3和東盟，由於各成員國的強烈鼓勵而紛紛開始改變消極態度，積極加入到2003年4月抗擊非典的行列中。實際上，在經曆了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3年非典（SARS）危機之後，東盟發現經濟因素已不足以給地區內帶來更緊密的地區一體化，並由此得出結論：東亞地區主義（EAR）正在從經濟驅動型地區主義向危機驅動型地區主義轉變。
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來說是不幸的，但是對東亞地區主義來說卻是幸運的，因為危機再次引起了區域內各國對地區金融穩定的關注。很大程度上由於危機本身和危機驅動的地區合作需要，2009年2月召開的財政部長會議上，10+3國家最終達成了將長達十年之久的清邁協議中現有的雙邊互換協議換成1200億美元的地區外彙儲備池“以解決區域內短期的流動性危機和補充現存國際金融安排”。以清邁倡議多變化協定（CMIM）著稱的外彙儲備池於2010年正式實施。
2．開放型地區主義
“開放型地區主義”在C·佛瑞德·伯格斯坦分析研究之後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流行術語。他聲稱這個概念本身“是為了確保地區協議為進一步的全球自由化鋪墊基石，而不是阻礙其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地區主義（EAR）是開放型地區主義的一個典型例子。東亞國家的任何地區化努力不是阻止而是幫助他們擴大與區域外國家及全球其他行為體的聯係。
以亞太經合組織為主要案例，伯格斯坦要求把“開放型地區主義”變成“一項可運作的意義重大的政策計劃”。文章中，作者用“開放型地區主義”這一術語來描述東亞地區主義（EAR）進程，而這一進程表明東亞地區主義（EAR）不僅向區域外國家開放，同樣也應向其自身成員國開放並以此來資助區域內外的雙邊性的、多邊性的、地區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計劃。
從理論上講，任何覆蓋整個地區的安排都是不切實際的。然而，地區內大多數現存的東亞地區主義（EAR）安排都是局部性的。東亞自由貿易協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很難推進，即使是達成“將它作為一項長期目標”這一共識也花費了多年的時間與努力。不管怎樣，許多雙邊性的、多邊性的，以及次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議在東亞地區內不斷增加。在過去的十年裏，東亞各國的自由貿易協議（FTAs）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增長。2000年，東亞地區內僅僅隻有三項自由貿易協議實施生效（包括東盟自由貿易協議），其中一項還停留在與剛提出的其他三項協議的談判階段中。然而，在短短九年的時間裏，這些數字增加了十倍之多；2009年2月，東亞處在了世界自由貿易協定活動的最前列，其中37項自由貿易協定的倡議已經實施生效，還有72項處於不同的準備階段。東亞所有國家都是地區合作的參與者。東亞國家中，日本已經履行了與8個國家的雙邊經濟夥伴關係協議（EPAs）以及與東盟的一般自由貿易協定。此外，日本正在與韓國、越南、印度、澳大利亞磋商以達成貿易協議。中國與韓國也分別於東盟實施了自由貿易協議。在這方麵，東盟表現得更為積極。繼與中日韓三國實施自由貿易協議以來，東盟最近結束了與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FTA談判，並且正在考慮與歐盟進行談判。一些東盟成員國，例如泰國和新加坡，正積極尋求建立一係列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東亞自貿協議網路不僅僅局限在東亞地區，還逐漸向全球範圍內擴展。東亞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是其他國家加入東亞地區主義（EAR）的一大前提條件，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在2005年第一屆東亞峰會（10+6）上成功地加入了東亞地區主義合作。令人詫異的是，美國和俄羅斯也於2004年獲得了加入東亞區域主義的門票，10+8東亞峰會也將於今年年底舉行。在這裏引用伯格斯坦的概念，就是東亞地區主義的自由貿易協議是通向更為廣泛的地區貿易安排甚至是全球貿易安排的跳板。從這一點看，東亞地區主義是非常“開放的”地區主義。
3．小國主導型地區主義
回顧過去20年東亞地區主義的發展曆程，其顯著的特征是：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都是由東盟主導——一個小國俱樂部。從描述性觀點而不是規範性觀點的角度來看，盡管關於東盟主導地位的有效性和持續性存在許多的爭論，但是在過去的20年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曆程中，確實存在關於東盟發揮主導作用的共識。實際上，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專業術語總結東盟角色，其中有“領導者”、“駕駛員”、“中心輻射式”、“核心”、“中心”等等。
以下幾個方麵可以反映東盟在東亞地區主義中的主導作用。首先，東盟是東亞地區主義的發起人。如上所述，東亞集團最初的想法——東亞經濟集團是由東盟核心成員國馬來西亞於1990年提出的。建議無果後，東盟在隨後的幾年裏一直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和東盟會議上呼籲、研究和宣傳東亞理念，這一做法一直持續到1997年。第二，盡管10+3和10+6是一般地區性安排，但它們都是由實際生效的雙邊協議組成，在這些雙邊協議中，東盟是中心，所有其他大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美國是輻條。因此，不管是10+3會議還是東亞峰會都不得不由東南亞國家舉辦，僅僅除了東盟+X是一年在東南亞舉辦，下一年在其他國家舉辦。第三，東盟不僅主持峰會和各種相關會議，而且還設置會議的議事日程。在越南召開的10+3外長會議準許美俄參與東亞峰會（EAS）是顯示會議主席國的議程設置權的一個典型例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東盟作為決策者，它為加入東亞地區主義的新成員國設立了三套準則：（1）加入國必須是東盟的對話夥伴；（2）它必須加入東盟友好與合作條約（TAC）；（3）它必須和東盟有“實質性關係”。
由於東盟的主導地位以及它在東亞地區主義中的顯著影響，各式各樣的地區機製，包括10+1,10+3，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ARF），甚至APEC均采用“東盟方式”。東盟方式逐漸變成了“亞洲方式”和“亞太方式”。
4．競爭型地區主義
“競爭型地區主義”在這裏至少涉及了兩個方麵。一是東亞地區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性地區主義中應運而生。眾所周知，由於冷戰環境下的國際局勢，東亞地區主義是地區主義中的後來者。從20世紀80年代末歐洲單一市場建立，隨著冷戰的結束，新地區主義迅速擴展開來，而東亞地區主義就屬於這股新地區主義潮流。新地區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同時在多個地區擴散。所有的地區主義之間相互激勵、相互影響，並且掀起了一場全球範圍的地區主義新浪潮。“對受排斥的恐懼或者在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談判籌碼的損失刺激了”東亞地區主義的誕生。而且對這些典型範例的學習也造就了今日的東亞地區主義。許多東亞研究者注意到：不斷擴散而又複雜多變的自由貿易協議引起東亞地區內的競爭性地區主義不斷增多。
競爭型地區主義也意味著如今在東亞地區內不隻存在一種地區主義，而是存在著多個地區主義。10+3形成於1997年，自那以後，除了1999年發表的關於東亞合作的聯合聲明和在清邁倡議框架下雙邊互換協議的緩慢發展，東亞地區主義合作沒有較大的進展。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並且中國—東盟宣布它們計劃於2011年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的大膽創新像一枚催化劑一樣在東亞區域內引起了迅速的連鎖反應。盡管其形式有所區別，日本和韓國如法炮製地迅速加強了與東盟的經濟聯係。傳統意義上，日本和韓國在追求自由貿易的同時，其國內政治中有著很大影響力的農業部門成為它們唯一致命的弱點。隨著雙邊性、多邊性和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議的迅速擴散，東亞地區主義由此獲得了新動力並且其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大國爭奪東盟的努力並沒有停止。印度、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經過一係列的努力後，終於在2005年參加了首屆東亞峰會並成功加入東亞地區主義合作，這意味著它們不得不成為東盟的對話夥伴，加入東盟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與東盟建立實質性關係。隨著美俄於2011年請求參加東亞峰會，大國間的激烈追逐遠遠沒有結束。再加上歐亞會議，如今東亞已成為世界上所有大國的角鬥場。在東亞地區主義的大框架下，所有大國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爭奪與東盟的密切關係。從這點來看，東盟不僅僅是東亞地區主義的中心，而且還是整個世界的中心以及世界範圍內的大國的中心，就如在東盟地區論壇（ARF）中一樣，這些大國不僅爭奪自由貿易協議和經濟利益，而且還爭奪安全和戰略利益。
總而言之，由中國-東盟“10+1”引領的“雪球”觸發了一場由多層麵地區主義組成的東亞“競爭型地區主義”，包括3國、10國、“10+1”、“10+3”、“10+6”及未來的“10+8”。
結語
首先，在東亞地區主義問題上做出更好的研究是每位學者的責任和義務，特別是亞洲學者，因為西歐一體化已經為地區主義合作提供了許多的經驗和教訓。當我們進行東亞地區主義研究時，學者們必須熟知西歐一體化的具體運作，特別是在其理論方麵。這些理論是西歐學者一代又一代地在解釋地區化實踐中持續不斷、永無止境的努力和創新中積累的。這讓作者想起100多年前，在麵臨來自西方研究帶來的挑戰時，中國一位著名的曆史學家圍繞中國的傳統研究方法與西方學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他聲稱，對於中國研究和西方研究來說，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榮俱榮，一毀俱毀，如今是時候雙方研究彼此相互強化，互惠互利了。對於今天的學術界來說，日益衰退的西方研究不可能帶來繁榮的中國研究。同樣的，不斷發展完善的西方研究也不會使中國研究遇上滑鐵盧。簡言之，如果我們想要開展優秀的東亞地區主義研究，就必須充分了解西歐一體化理論。這是東亞地區主義與西歐一體化之間有“豐碩成果”的前提條件。
第二，做出好的比較研究以及從西歐一體化中學習合適的經驗並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相反，是充滿了挑戰。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PSA）比較政治組織部的時任主席艾弗林·胡博（Evelyne Huber），通過呼籲“確立精煉的概念理論以及跨區域比較研究在我們研究設計中的中心地位”，從而指出比較不同區域研究的挑戰和極大的好處。顯然，她的呼籲得到了東亞地區主義研究的回應，盡管這一回應還比較緩慢。綜上所述，現如今關於比較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的研究成果似乎越來越多，在東亞地區主義研究中，西歐一體化經驗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探討，許多學者主張東亞可以向西歐學習。這類發展應受到極大的鼓勵和熱烈的歡迎。
第三，在我們開始這項偉大事業之前，了解“什麼不能比較以及什麼不能照抄照搬”是最重要的。因為已經存在一些不恰當和錯誤的比較成果了。事實上，過度地依賴西歐一體化標準，使得研究東亞地區主義的學者不可避免地沉浸在東亞地區主義過去進程的悲傷中，並且對其未來持悲觀態度，而且學者們也易於批判東亞地區主義，忽視東亞迥然不同的背景和取得的相對成果。可以肯定地說，東亞地區主義和西歐一體化有著不同的發展過程，它們由不同的原因誘發，以不同的方式向前發展，同樣也產生了不一樣的結果。除了這種內部結構的差異，文章討論了外部環境問題並且主張東亞地區主義不能照抄西歐一體化。我們生活在全球化時代——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同樣也是地區主義的時代。正是全球化與區域化並存的時代背景決定了它的產物——東亞地區主義，和產生於冷戰但在新時代仍然續存的西歐一體化是非常不同的。從這點來看，“怎樣最好地運用西歐經驗作為一體化的範例，而不是唯一的經驗或者被認定的原始模型”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最後，文章倡導用最初的理論創新來描述和解釋東亞地區主義的發展曆程、取得的成就、發展動力和存在的問題。當涉及歐洲經驗以外的地區主義時，理論極其匱乏仍是事實。文章中諸如危機驅動型地區主義、開放型地區主義、小國主導型地區主義和競爭型地區主義，這些概念是關於地區主義的一次大膽嚐試。看到研究西歐一體化理論的學者們通過不懈努力所得出的這些理論成果（包括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聯邦主義、政府間主義以及製度主義等等）是極其鼓舞人心的。考慮到西歐一體化與其他地區研究，借用彼得·J·卡讚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的一個術語，建立東亞地區主義理論的未來依賴於“分析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由此看來，本文隻是提出了問題，並沒有給出答案。
中美競爭與韓國的戰略
全在晟
引言
對於2013年6月的“習奧會”，人們用“新型大國關係”這一值得玩味的短語來加以讚揚。兩國元首共同表示，希望在重大問題上合作並創造出共同的利益，減少戰略不信任帶來的大國間競爭。兩個大國間的核心利益被解釋為兼容的，並能夠保證共同和平發展的可能性。
對於因兩個大國在幾乎所有領域都有可能發生衝突而惴惴不安的東亞國家來說，它們十分歡迎兩大國的這一積極舉措。不過，中美關係的未來之路還不太確定，特別是在最關鍵的領土完整問題上它們不會有任何讓步，在這一問題上兩個國家可能會有不妥協的對抗行為。美國不太會直接受到領土爭端的影響，卻一直陷入來自同盟國領土問題的威脅。在南中國海和中國東海，中國和美國的盟國共同分享海洋領土會危及美國和中國的新型關係，還會導致美國更新和加強與盟國的關係。
這篇文章分析了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演變以及後續合作的前景，同時考察了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本質，以及變化的中美關係對東北亞國家形勢的啟示。還探討了理想的韓國外交政策的問題。
一、中美關係的演變
東亞有很多曆史遺留問題。由於不完整的現代過渡，我們有領土爭端問題、曆史教育問題還有政治記憶問題。主權爭議問題隻能通過完成民族和國家建構過程以及對主權規範的共同尊重得到解決。
就均勢的現代邏輯來講，最重要的安全挑戰是中美之間的對抗。源於中國崛起以及中美關係變化的最重要特性是不確定性。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在純粹的競爭和多層次合作之間波動。潛在的對抗性導火索有韓朝關係、海峽兩岸問題、南中國海問題以及其他領土爭端問題，這些都增加了東亞國家的憂慮。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Panneta）在新加坡講話中提到了從軍事方麵包圍中國的問題。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實力在政治軍事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擴展將會繼續，那麼仍然是全球領導者的美國和中國的均勢狀態也將隨時發生改變。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美國和中國是否會交換領導地位，中國崛起的結果又是什麼，兩個大國是否會有劇烈衝突，以及不隻是兩國之間而是在這一區域內是否會有新的合作基礎。
導致高度不確定性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在單元層次，美國和中國都是獨特的，兩者相較，前者是實力超群的霸權國家，而後者則是有著豐富自然及人口資源，有著深厚曆史底蘊的國家；在結構層次，此次權力轉移有具體的特征，比如軟實力和製度等新的權力領域的興起，國際政治的後威斯特伐利亞轉型以及全球化。
對未來的不確定導致了眾多事情中有兩個有趣的現象：關於未來的理論數量太多、種類多樣，我稱其為過度理論化現象（overtheorizing）；兩個國家的保守主義都有所加強，因為他們都在為將來最壞的情況做準備。如果把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我們會發現保守主義的過度理論化現象。對美中雙邊關係的未來有很多過度理論化的悲觀主義，它們是基於事實分析的不確定性以及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對抗而提升安全警備級別的需要。
從韓國角度說，無論是兩個大國最終走向衝突，還是長期在混亂中尋找共同戰略合作的過程都是令人痛苦的。位於兩國的前沿，韓國不但要忍受全麵的最後對峙，還要忍受基於戰略不信任產生的瑣碎的、程序性的分歧。對於韓國來說，更多的問題在於它的無法作為，或者說是對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沒有能力施加重大影響。這個困境對很多相對弱小的中國鄰國來說是很普遍的。
美中關係從21世紀伊始可以被劃分為幾個階段。在2008年經濟危機以前，中國似乎著力采取快速全麵發展經濟的國家戰略，並推動形成有利的國際環境。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出於進一步發揮中國作用的期待，中國在區域和全球層麵都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現在中國在區域和全球架構內更堅定地提高了聲音，這也導致了其與美國更加不和。比如，中國在倡導以通用另一種貨幣來解決美元體係帶來的問題時，在指出現有環境機製的不足時和在試圖擴大在鄰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時不再那麼猶豫不前了。這加劇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戰略不信任，最終導致了在下一階段要緩和雙方的不信任和減輕競爭性的思維模式。美國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沒有意願履行全球和區域責任，要求中國在重大問題上負起應有的責任。中國的自信也引發了鄰國高度警惕中國“和平崛起”這一修辭的真實性。
中美關係隨著兩國各自對外戰略的演變也一直在變化，如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和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就再平衡戰略而言，它似乎有三個最核心的部分。第一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在國際政治領域，當兩國實力差距縮小時，現有實力大國通常不會坐等到挑戰國實力上升到與其平等的水平。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當上升國家的實力增長到和主導國整體力量相差正負百分之二十左右後，會引起主導國家的不滿，就會出現霸權戰爭。就這點而言，霸權國家會首先采取行動並幹涉，甚至充當修正主義國家。在經曆了中美兩國集團（G2）這一措辭引起的困惑後，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建立關係時似乎更加堅定。借用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Hilary Clinton）在2012年3月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講話，美國希望通過上升國家和既有主導國家的共存來挑戰霸權衝突的曆史趨勢。“大國之間的新型關係”正在變為一個新術語。但這也有要求，中國需要尊重既有的遊戲規則。全球秩序能一直維持是由於美國的霸權角色給全球和地區提供了公共產品，中國如果不尊重這些規則，不遵守分擔責任的承諾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話，它就無法成為領袖。軟實力要求在不斷地彰顯，這意味著一個大國要想得到霸權地位，必須使自己在人權、自由貿易和民主領域成為一個有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的領袖。現在的較量不僅局限於軍事實力或經濟影響力，還涉及遊戲規則，正在變成一種元遊戲，這導致了一個時期的模糊狀態。在這方麵，美國作為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回歸了。
第二是經濟利益。2000年以來，亞洲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區域，也是排在南美之後的第二大出口區域。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亞洲對美國經濟的未來更加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奧巴馬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跨太平洋合作關係，目標是把亞洲國家作為它國內出口的主要對象。回顧過去十年的發展趨勢，東亞經濟的重要性非常明顯。2010年亞洲成為全球商品貿易區域份額中排名第二的區域，美國商品貿易中亞洲的出口份額比例從2000年的22%上升到2010年的23.5%，進口比例從2000年的百分之28.9%上升到2010年的百分之32.2%，使亞洲成為僅次於北美的第二大貿易出口區域。隨著結構性的聯係以及美亞經濟總量的增加，對於美國更難離開這一區域的期待也更大。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它將來會發揮更多的作用。
第三是安全結構。很明顯美國再平衡戰略的重點之一就是對華政策，即如何反擊中國政府的區域性拒止和反介入戰略。其基本動機似乎不在於遏製中國，而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的安全結構，以使美國能夠和平應對權力轉移。美國反複聲明，它的雙邊聯盟是它改進單邊及多邊機構的作用以保障安全結構的關鍵。發展多方麵、多層次的爭端解決機製對於防止衝突升級為重大軍事交鋒而言至關重要。迄今為止，美國在這一區域一直保持所謂的軸心輻射狀的安全結構，這似乎在轉型中的安全環境裏顯得不足。美國過去的輻射模式逐步讓位於由其在東亞不同的戰略同盟組成的更複雜的網狀結構。其他因素也很必要，比如內部輪輻合作、美國與盟國的合作，還有多中心的網狀合作。這些“關鍵環節”讓美國重要的盟國秉承集體認同和共同價值，擔起重要責任。
另一方麵，每次提到發展戰略時，中國總是圍繞“核心利益”這一概念。從2003年起中國政府官員們就開始對核心利益發表聲明。眾所周知，在2009年7月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的講話中，時任中國國務委員的戴秉國對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行了羅列和排序。他說：“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製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2011年以“中國和平發展”為標題的白皮書重申了國務委員戴秉國列出的原則，並且是針對中國核心利益基本原則的最權威表述。
二、新型大國關係？
2011年1月奧巴馬總統和胡主席之間的峰會開啟了基於兩國需要和各自利益更加現實的合作的新篇章。中國接受美國是一個亞太國家，作為交換，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
習近平主席在他的任期內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短語來定義中美關係。習主席在2012年2月訪問美國時開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概念。他當時的意思是：（1）“堅定推進互相理解和戰略互信”；（2）“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3）“努力加深共同利益合作”；（4）“堅定推動在國際事務和全球領域的協調以及合作”。
習主席和中國政府想用這個概念達到什麼效果還不能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概念和習主席努力創造中國擴大經濟和戰略利益的良好環境緊密相關。
在有了官方關於“新型”的表述之後，許多中國官員更靈活地界定了這一概念。共同的含義可以總結如下：
·如果有危機出現時，要不斷增進深化有彈性的交流渠道以增進兩國共同應對危機的能力。
·給美國施加壓力，使其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而核心利益被中國政府定義為中國的政治製度和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濟社會發展。
·提升中國作為一個尋求解決地區熱點及全球性問題上的建設性角色的形象。
·聲明中國在和美國積極主動地建設和平合作的關係，並沒有從軍事上挑戰美國的意圖和能力。
·向美國施壓，使其停止軍事偵察和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勘察活動，減少對台軍售，放鬆對雙邊軍事合作的限製，尤其是2000年國防授權法案涉及的內容。
美國對習主席一直是審慎地正麵回應。在奧巴馬第一個任期內，美國官員們表達了他們希望中國和美國能夠避免先前的霸權競爭模式，以及權力轉移時期的全麵戰爭。根據巴德（Bader）的回憶錄，奧巴馬總統的主要外交政策顧問試圖扭轉低估東亞重要性的趨勢。他們意識到了前布什政府太過於強調反恐和國家安全的隱患。
有著穩定的環境，經濟維持開放和尊重人權的地區秩序，華盛頓歡迎習主席提出的“新型”關係。這一態度在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會晤時達到頂峰。習主席宣布：“現在，中美關係到了新的曆史起點。我們兩國有很多共同利益的交彙點，從推進各自國內經濟增長到維持世界經濟的穩定；從應對國際和區域熱點問題到各種各樣全球挑戰。在所有這些問題中，我們兩個國家需要增加交流與合作。雙方應該推動雙方人民的基本利益，並且心懷人類發展和進步。我們需要創造性的設想，積極的行動，通過共同合作建立起新型大國關係。”
美國方麵做出了回應。奧巴馬總統說：“不可避免的，我們兩國在有些領域有分歧，但是我在過去四年中得知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想要強有力的合作關係，我想我和習主席都強烈地認識到了我們的共同利益，是一起合作來應對我們麵臨的全球挑戰。我非常盼望這一點成為我們接下來幾年要建立的新型合作關係的堅定的基石。”峰會之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倫（Tom Donilon）回憶起兩國元首“熱切希望為兩國關係變為現實規劃一條路徑，以實現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所說的新型大國關係”。
如果我們聚焦於中美關係的合作方麵，不可否認的是它給其他亞洲國家創造了很多的機會，使它們能去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用擔心兩個大國的衝突。然而，這並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隨著2011年以來兩大國的權力再平衡，兩個國家都采取了防範戰略：華盛頓繼續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鞏固它傳統的和新的軍事同盟關係以製衡中國的軍力上升；中國政府一方麵尋求與美國的合作，另一方麵快速實現內部平衡，即軍事現代化，逐步引導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建立起戰略聯係。如果新型大國關係意味著兩個大國會用其他手段提升製衡的級別，那麼其他亞洲國家也需要承擔起責任。比如，日本預期會和中國有更多衝突，為了製衡中國，改革傳統軍事角色，重新解讀憲法，允許日本自衛隊擴充，以承擔更多的責任。當兩個大國再平衡並且互相防範時，對其他國家來說自我保護的空間就更小了，隻能受製於兩個大國選擇特定的角色。
最近，有聲音質疑再平衡戰略的可持續性，特別是對奧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內對中東和東歐（比如克裏米亞）的“再再平衡”政策頗為懷疑。再平衡帶來了以下的問題：美國收縮在其他地區的安全事務，影響了美國對亞洲盟友承諾的可信性。美國的同盟國因為美中的新型合作承諾感覺到了背叛，日本利用中國聲明防空識別區表達了這一看法。美國給同盟國太多可以操縱的空間而使自己因為過度的內訌掉入了陷阱。美國與盟國之間對於盟國的角色與合作的理解也隨之有了分歧。當美國加強和盟國的聯係時，中國對美國的意圖產生了懷疑。
為了解決再平衡戰略帶來的問題，美國試圖通過對不同問題的安全承諾向同盟夥伴展示自己的承諾，比如美日安保條約覆蓋釣魚島問題，華盛頓在首爾的提議下再次推遲作戰指揮權的移交。美國也盡力協調同盟夥伴之間的關係，比如在韓國和日本之間的調停。美國的確努力想要使中美新型關係可操作化。不過，美國的行為在中國看來是為了解決再平衡戰略帶來的問題並積極地包圍中國，因此這種新型關係將來是否牢固還有待觀察。
三、中美關係的未來及相關解讀
1．中美關係的未來
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和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相遇會怎麼發展仍有待觀察。如果未來雙邊關係被定義為霸權競爭，全麵競爭就無法避免。如果可以預見的競爭和合作的穩定模式可以成功建立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或好或壞的變化。不同領域的問題會帶來特定的合作和競爭邏輯，這也很重要。在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和中國的發展戰略之下，至少在經濟領域似乎會出現強烈的一致。然而，經濟互相依賴和軍事競爭以及相互平衡邏輯是共生的。盡管兩個國家不打算因為領土問題而對峙，中國和美國盟國之間關係的惡化將導致兩國關係的惡化以及加強軍備建設。
中美在不同權力遊戲裏的關係
美國和中國直接的海洋對抗來自於專屬經濟區（EEZs）問題。中國和美國對於沿海國家有權利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專屬經濟區的自然資源持有相同的觀點。然而，中國聲明在自己的專屬經濟區內有權利管製外國軍事活動，不管是演習、軍事調查、偵察或其他軍事行動。美國則堅持認為沿海國家共同擁有這些權利。對海洋權利還有航行自由的不同解讀可能導致雙邊矛盾，並使其他領土和軍事相關問題惡化。
美國和中國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否會在未來緩和軍事競爭還不明朗。盡管兩國目前已達成共識要互相尊重核心利益，為共同發展找到共同的基礎，為經濟一體化建立基礎，但是揮之不去的戰略不確定會加速持續的軍備建設，為可能的海洋衝突做好軍力準備。
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不但會增加它的反介入優勢，而且還會把這種優勢擴大到太平洋、東北亞直到東南亞地區。另外，中國網絡和反衛星能力可能遲早會打亂美國自動化指揮係統C4ISR，然後損壞其直接的防禦體係。總之，美國前方作戰軍隊可能更加脆弱。
美國再平衡戰略也不意味著它會削弱在亞洲的軍事準備。華盛頓改變計劃，把部署的11艘航空母艦縮減為10艘。並且它也支持繼續製造攻擊性潛艇，在製造方麵僅有臨時的減慢，並且支持發展可以被大量安放到潛艇上的新巡航導彈。另外，它號召繼續製造更多類型的艦艇，包括相對“高端”的裝載雷達的宙斯盾（Aegis）驅逐艦，還包括盡管數量在減少的瀕海戰鬥艦（LCS），這是一種相對較小、操作靈活的多功能小型艦艇。最後它還包括為了維持海軍陸戰隊設想的全部數量的33艘水陸兩棲戰艦。有人號召更多的軍艦——例如海軍陸戰隊的目標是38艘戰艦——但是目前一直都是33艘，現行計劃也仍舊是33艘。
2．不同的解讀
從現在開始局勢會怎麼演化，部分取決於兩國人民對未來關係的設想。這是喜憂參半的。在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者比如米爾斯海默認為，中美關係可以被定義為大國關係。理論假定是大國通過國家權力最大化來追求國家安全，美國和中國實力差距的縮小注定了會在20或30年以後帶來激烈的安全競爭。在這個思維邏輯下，有一個重要的假設是不管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戰略是什麼，中國的崛起會繼續，因為國力由人口和財富代表。中國比美國多四倍的人口，快速發展的經濟會變成軍事實力，能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安全競爭是無政府邏輯規則下大國的本質，美國將沒有選擇餘地，隻能應對來自中國的最終會導致霸權競爭的挑戰。
這些基於對過去霸權競爭軌跡的觀察所產生的有意義的預言相當有啟迪性。然而，對過去的重複卻因為下列理由值得懷疑。首先，中國不可能強大到可以挑戰美國的霸權，僅僅這樣假定也會對現有政策的製定蒙上對未來悲觀的持久陰影。有很多方法可以預見未來中國的國力，如用一些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然而，中國在不斷崛起的過程中也會麵臨各種難題。中國會明智地控製這些問題，而且意識到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特別是和大國的良好關係，比如美國。中國有可能會發展成區域性主導國，而不是一個世界霸權國，將中國視為世界競爭者將會使政策選擇變得狹窄，不僅對美國如此，對中國的周邊國家亦如此。為了避免進攻性現實主義自我實現不良預言，更多地采取以進程為導向的方法是必要的。
第二，中國崛起的現象會持續，但是中國未來的形態還不能確定。在美國締造的自由國際政治經濟框架內中國能保持繼續發展經濟。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實際上在很多重要經濟領域內，比如金融和貿易，把自己變得符合國際標準，更不用說市民社會中的很多團體了。至少到現在世界還是單極的條件下，當中國不可避免地“參與式崛起”（engaged rise）時，結構性的規則會使中國顯示出相似的模式。如果中國的參與和中國對美國領導下的國際體係輸入雙重增強的話，那麼米爾斯海默認為的不可避免的衝突是無法確定的。會有更多的機製處理特定領域的衝突，以免直接升級為戰略性對抗。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更多的衝突會幫助阻止最終毀滅性的衝突的發生。
中國悲觀主義的最佳代表為閻學通。他認為中國和美國的雙邊關係經曆了長時間的起伏，這主要是由於衝突和利益的不一致。即使在後冷戰時代，這一事實也很難改變。他說執迷不悟、一廂情願地相信真正的友誼，會阻礙務實地處理雙邊關係。基於所謂的“表麵友誼理論”，他做了如下總結：第一，從心理上準備好另一方可能做出不友好或不受歡迎的決定，可以減輕衝突升級的危險。第二，增加雙方威懾戰略的可信性，會使雙方產生更多防禦性的安全合作。第三，減少對另一方的不切實際的期待，會令他們的關係更加穩固。第四，可以根據其關係的特定方麵用不同的原則來穩步推進他們的關係。
在兩個國家，樂觀主義在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的表述中還是有效的，它相信經濟相互依賴的力量、國際製度、民主和平等各種理念。有些自由主義者認為雙邊經濟關係創造共同利益能在國家間營造良好的關係。兩國的貿易額和投資額越多，兩國中會有更多的群體因為自身利益來避免衝突，保持和平。除了相信經濟導致的相互依賴是和平的工具以外，自由樂觀主義者把更多的期待放到各種國際機構的角色上。這些國際機構可以幫助增進國家間的聯係，減少關於意圖的不確定性，增強政府互信、相互負責的能力。這樣做，它們可以幫助安撫或抵消國際無政府的危害，為更高層次的合作和信任鋪平道路，如果沒有它們的話，這將無法達成。
民主和平論者也表示，希望中國政治既有發展又能跟美國有更良好的關係。在中國的政治改革過程中，很大一部分受經濟發展影響，中國更為開放的貿易相應地加速推動政治改革。
四、韓國的戰略
作為區域的弱國，韓國在大國競爭問題上的選擇相對有限。韓國需要記住下列事項。
第一，過度理論化以及對大國關係太過草率的悲觀，將會對弱勢利益相關國產生更糟糕的效果，比如對位於關係前沿位置的韓國。然而，在特定的過渡時期，更重要的是國際政治性質的改變能給韓國更大的操作空間。它可以努力減輕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略不信任，可以提供針對具體問題的爭端解決機製，促進合作製度化，承擔召集者與合作促進者的角色。還有，作為一個全球中等國家，韓國在該地區其他中立國家或地區（東盟、澳大利亞、中國台灣，可能還有日本）的幫助下能促使其采取國際規範來解決地區問題。
第二，韓國需要推進東亞體係的靈活性。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實力的不平衡發展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體係是否有靈活性和權力分布調整是否有適應性。增進體係靈活性指的是：（1）阻止大國間戰爭或者區域大國的軍事衝突；（2）和平處理大國競爭導致的棘手的區域問題；（3）建立權力轉移之外的普適的國際準則；（4）增強中立國的角色來降低大國間的戰略不信任，特別是中國和美國之間。
第三，關鍵任務是發展韓美中三角關係的新等式。最困難的挑戰是如何與美國和中國同時保持戰略關係，並且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對該過程的平穩做出貢獻。韓國一直在巧妙地轉變韓美同盟。21世紀的同盟不僅是用來反對預先設定的對手的軍事夥伴。新角色將包括處理不確定的安全威脅，還有基於普適價值和準則之上的安全問題。那麼，21世紀韓美戰略結盟的概念包括共同價值、信任還有規範等未來結盟的重要元素。當共同的準則支撐聯盟的基礎時，它在地區和全球的作用會獲得多個國家包括中國的支持。
價值和準則中，例如核不擴散、持久和平、現代化失敗的國家還有解決安全問題都是最突出的例子，因為韓國的市民社會可以簡單地用過去的經驗來處理朝鮮和東北亞的安全問題。當這些特定經驗的普適價值以聯盟的形式實現時，新聯盟的作用將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韓國與中國的戰略性合作在很多領域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僅是指雙邊問題，還在朝鮮問題、區域問題和全球問題上。中國是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在解決朝核問題和半島和平問題上是最重要的一分子，和韓國一樣有著很多共同的傳統的和現代的價值觀，和韓國有著很多相同的戰略利益。而且韓國和中國都不希望地區有任何的衝突，都同意將地區秩序和平地向更加和平、成熟、負責的方向轉變，在許多問題領域可以合作。在東北亞中部的區域關係中，韓國應該和中國有平衡的互惠互利關係，這對韓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如果羅列一些韓國與中國有關的利益的話，韓國需要增進經濟合作以及尋找良好的環境來解決經濟糾紛。其他目的還包括：發展社會經濟交流以增進對彼此的理解，比如文化交流、各種層次的人員交流；發展多層次官方交流和各種戰略對話會議以促進政治合作；找到更好的途徑用共同價值來遏製地區內的民族主義，比如經濟發展和繁榮、地區合作、民主、新後現代文明、人權以及和平地解決重大問題；建立多邊東北亞國家合作機製，並增強開放和透明來解決至關重要的區域問題，比如環境問題、難民問題和核擴散問題；在全球領域合作，比如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環境保護、貧窮、傳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全球性問題。
第四，韓國需要充分利用全球性變化給予非政府行為體一定權利，比如市民社會、國際製度，使國際準則和東亞多層次合作網絡地方化。伴隨著美國和中國以及東亞其他國家在多層次行為體的網絡中聯係更加緊密，中美關係中會有更多的利益相關方。而且在全球層麵和區域層麵上製度背景和準則的密切交流將在東亞架構和全球治理產生關聯效應。比如，當韓國處理與朝鮮問題時，不僅僅要從東亞國家的關係背景來看，還要從全球規範、核不擴散框架或者非法國家正常化來看，所有的大國別無選擇隻能遵守。這樣把純粹的權力導向型權力轉移到有更多行為體和不同層次的以準則為導向的路徑之上的過程會更靈活。
第五，韓國需要發展針對特別問題的戰略。有趣的是中美關係在不同問題領域有很多不同的邏輯在起作用。它們在軍事和安全問題上競爭激烈，而在經濟問題上就相對緩和，在社會文化領域幾乎沒有衝突。從地緣戰略角度把競爭不那麼激烈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問題安全化是非常草率和危險的。培育在不同領域的合作的可能性時，我們可以遏製危險因素的外溢，甚至把重大問題去安全化。
第六，韓國可以在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中發展“中等國家外交”的大戰略概念。在其他中等國家幫助下，在東亞建立複雜的網絡結構以超越均勢機製帶來的兩難境地，是區域中等國家取得主動權的動因。因此韓國需要建立有凝聚力的國內社會來支持這一範式，並讓韓國作為一個全球中型國家為全球治理發展做出貢獻。
韓國的信任外交與東北亞
辛星昊
一、東北亞地區的結構變化
21世紀東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比20世紀90年代冷戰環境下的困境還要複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變化和19世紀後期的巨變一樣激烈，幾個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秩序被西方帝國主義的到來和日本的崛起所推翻。在約100年前的那次權力轉移中，朝鮮半島處於中心位置。在21世紀這一次權力轉移中，朝鮮民族再次發現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但是，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特性與以往都不同。
首先，東北亞的平衡因中國的崛起而發生了改變。許多專家都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否以及何時將超過美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2010年中國已經在經濟規模方麵超越日本。中國正在回歸其地區霸主的地位，其失去這個地位是在大約100年前，19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中國的國防開支在2005年已經超過了日本，到2013年達到1143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是日本508億國防預算的兩倍。到2015年中國的國防開支預計將是日本的四倍，預計將達到2382億美元。這個總數超過亞洲地區12個國家的國防支出總和。今年中國的國防開支將從美國的20%上升至美國的50%。美國在全球投射其軍事力量，在區域範圍內按照國防開支考慮的話，中國正在迅速趕上美國的防禦能力。近日，中國的軍事戰略重點是培育反介入和區域拒止（A2\/AD）能力，這將阻止區域外國家挑戰中國的領土或主權權利，北京方麵認為這是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核心利益。美國國防部關於中國日益增長的軍力報告聲稱，中國不僅努力提高了軍隊的規模，同時也提高其質量，尤其是，一直專注於尖端的隱形戰機、核潛艇、反衛星激光武器、反艦彈道導彈的發展。此外，2012年中國推出首個航母，雖然是從俄羅斯買來經過翻新的，但可以看作中國對加強亞洲以外的力量投射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與此同時，由於陷入經濟和金融危機，美國在2012年宣布，計劃在未來10年裏將削減10%的國防開支。政治現實主義者們警告說，中國的崛起將使得其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緊張和對立，包括美國在內，從而加劇區域內的矛盾和糾紛，並最終導致霸權戰爭。
其次，也有一些學者相信，盡管中國崛起和地區權力結構轉型，但在東北亞地區再發生一次像19世紀末期那樣的霸權戰爭的可能性相當遙遠。2012年新上任的習近平，繼續強調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和諧的外交關係。然而，中國與日本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領土爭端，讓外界對中國迅速崛起又增加了新的擔憂。某些專家還提請人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衝突，涉及了民族主義的領土爭端，伴隨著兩國力量平衡的逆轉過程。現在的情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前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哈佛大學的斯蒂芬·M·沃爾特（Stephen M.Walt）指出，雖然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小範圍小規模衝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之間爆發全麵戰爭的可能性仍然很低。這是因為崛起的中國並不具有領土野心和掠奪鄰國的欲望，與19世紀末期的日本和20世紀初期的德國不同。同時，東亞國家，包括中國，都明確強調其目的是經濟發展。因此，他們都敏銳地意識到，確保一個和平的環境是最重要的。此外，核武器的存在也已經使得東亞國家之間全麵戰爭的可能性降低。在這方麵，強國之間的傳統霸權競爭的性質已經不可避免地被20世紀出現的核武器和21世紀的全球化趨勢改變了。因此，即使如現實主義者所說東北亞地區正在進行權力轉移，但在這一地區全麵範圍的霸權戰爭似乎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美國繼續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奧巴馬政府最近強調了他的“重返亞太”政策。美國的亞洲再平衡信號表明，美國願意采取必要的措施來約束任何國家，特別是中國，同時由於其經濟拮據而努力減少軍費負擔。
第三，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相對穩定，但可能會因為北朝鮮問題的發展而遭到破壞。最近的一係列事件使朝鮮的威脅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朝鮮成功發射了遠程導彈後，又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深化了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和威脅。朝鮮於2013年2月12日進行的第三次核試驗，表明朝鮮的核能力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盡管缺乏數據，以確認核試驗的實際規模和特點，但似乎這最新一輪的測試在規模和能力方麵更先進。此外，如果這個實驗是利用濃縮鈾的話，許多核專家預測朝鮮的核武器能力超越單純象征性的階段。本次測試，並結合2012年12月成功發射的遠程導彈，許多人得出結論，朝鮮在成為實際的核國家方麵邁出了顯著的一步。這是一個裏程碑式的轉變，不僅改變了南北朝鮮之間的軍事平衡，而且改變了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形勢。
平壤的領導層正在經曆關鍵過渡。未來朝鮮具有不確定性。朝鮮經濟沒有任何大的改善跡象，隨著時間的推移隻會進一步加劇朝鮮內在的不穩定性。朝鮮最近的核試驗，將進一步破壞經濟改革，由於國際社會加強了給朝鮮的製裁，便阻斷了朝鮮體製賴以生存的關鍵。因此，朝鮮核能力的進步已經在本質上成為一種工具，以抵消現有的朝鮮體製的弱點。不過，這種情況加劇了矛盾，其中隨著近年來核能力的加強，朝鮮的經濟隨卻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朝鮮半島上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不穩定或朝鮮政權的崩潰，甚至比朝鮮核武器的潛在威脅更為嚴重。
第四，韓國提供了一個非常不同的途徑。19世紀的朝鮮半島和當今的朝鮮半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在於韓國的全球能力和地位顯著提升。雖然它在地緣政治上仍然被強大力量所包圍，但到2013年韓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十五大經濟體和第十大軍事強國。作為一個擁有5000萬人口的經濟發達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為2萬美元，韓國也是世界上的技術引領者，尤其在高新技術領域和電子、通訊、半導體、汽車、造船、鋼鐵和建築等重點行業。韓國軍隊是由60萬人組成的擁有高昂鬥誌和尖端武器係統的精銳部隊。除了保衛朝鮮半島，韓國軍隊積極參與維和行動為世界和平和穩定貢獻力量，自1991年海灣戰爭第一次派遣部隊以來，已經在世界各地超過20個國家參與過維和行動。近來，韓國電影、戲劇和流行音樂在世界範圍內引發韓流，已經明顯地提升了韓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實力。韓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發生了顯著轉變，其中包括從受援國轉變為援助捐助國，擁有成熟的民主和非凡的經濟發展，吸引了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向韓國尋求學習。韓國的情況與混亂黑暗的李氏朝鮮末期有很大的不同。2005年韓國釜山成功舉辦了高規格的APEC峰會，2010年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2012年核安全峰會，都顯示了21世紀韓國從外圍高調轉向新的國際秩序的中心。韓國的快速發展意味著它現在有能力與其他大國一起，在促進朝鮮半島和世界和平與穩定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樸槿惠總統的信任外交
作為韓國現代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像大多數其他大國領導人一樣，樸槿惠麵臨的是解決國內問題和外交事務的挑戰。在她競選期間，樸槿惠強調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和日益擴大的經濟不平等的狀況下，要加強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社會安全體係建設。她希望通過振興韓國經濟，實現“漢江第二奇跡”。她的政策也將通過協調大小企業以實現“經濟民主化”。
至於外交政策，樸槿惠總統承諾將與鄰國采取新的信任外交舉措。被稱為“信任政治”的政策，旨在通過以信任為基礎的更高層次的合作促進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與繁榮。信任是總統的政治哲學的核心價值，是促進個體乃至國家合作的不可缺少的資產。信任被定義為“國際合作的資產和公共基礎設施，沒有它，持續的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實現的”。既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也不是一個天真的政治浪漫主義，信任政治來自韓國獨特的曆史經驗，以及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現實，因為這裏信任非常稀缺。由於韓朝之間的對峙，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進程更使得朝鮮半島內及周邊的衝突的性質複雜化。建立信任也是解決“亞洲悖論”的途徑，它道出了經濟相互依存、落後的政治和安全合作之間的失衡。
樸槿惠的信任政治旨在解決韓朝對抗和東北亞的安全問題。為此，樸槿惠政府追求朝鮮半島信任構建（KPTBP）和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NAPCI）。首先，建立信任被視為打破朝鮮挑釁—補償—再挑釁這種惡性循環的基本要素。建立信任的過程會首先確保和平，對朝鮮的任何挑釁都會采取堅定和果斷的安全態勢。同時，將努力促進國際關係的穩定發展。而不是要麼輕易接受、要麼無奈忍受朝鮮的自我放縱行為，而是堅持一貫立場，即朝鮮必須遵守國際標準和規範並信守諾言，對於失信則需支付違約金。其次，建立信任也是應對東北亞安全動態的關鍵，其原因則是日益加深的經濟相互依存，與曆史和領土問題上的爭端正在加劇之間的不平衡。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旨在把現存的不信任以更柔和的方式轉化為信任和合作，這些更柔和但同樣重要的問題包括，氣候變化，環境，救災和核安全。該倡議旨在逐步培養區域內國家合作的習慣，所以它最終可能會有助於解決更嚴重的安全問題，如領土和曆史糾紛。
樸槿惠政府認為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朝鮮半島信任的構建和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倡議相得益彰。他們知道建立信任是不容易的。隻是單方的努力不可能建立信任。為了建設更持久的信任，一方必須清楚地表明意願，那就是對違反協議的另一方將使用有效可靠的威懾，同時不排除建設性合作的可能性。在政治現實麵前需要時間和耐心去堅持運用信任政治的原則。
三、在朝鮮半島信任構建（KPTBP）
樸槿惠總統強調有必要重建與朝鮮的信任，把開展與朝鮮對話作為她的朝鮮政策的一部分。在競選期間，樸槿惠承諾結束李明博的強硬政策以結束朝韓緊張局勢。在他的5年任期內，李明博總統對朝鮮的核試驗采取不妥協的政策，堅持無核化優先於朝韓接觸。然而，李明博的做法激怒了平壤，使其進行了兩次核試驗和三次遠程導彈試驗。與此同時，朝韓緊張局勢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朝鮮軍方擊沉韓國軍艦，並在2010年炮擊延坪島。
在承諾對朝鮮的挑釁保持強大的防禦姿態和報複能力的同時，樸槿惠呼籲與朝鮮領導層對話和緩和敵意。為了做到這一點，樸槿惠強調以信任為基礎的外交。她指出，缺乏信任長期破壞著朝鮮和韓國之間的真正和解的嚐試，樸槿惠提出了首爾會采取“信任政治政策”，希望基於全球規範建立相互製約的機製。然而首爾必須對平壤的軍事政策和核政策做出反應，此外還必須保持開放以改善雙方的關係。信任可以建立在增量收益上，如以加強經濟合作為目的的合作項目、人道主義援助及新的貿易和投資機會。對於這種情況，建議采取積極措施增進互信。例如，人道主義問題將同政治問題分開，如對嬰幼兒的援助等。韓國也將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朝鮮的電力、交通、通信網絡，支持朝鮮加入國際金融機構，加強對韓國—朝鮮—中國，韓國—朝鮮—俄羅斯的三邊經濟合作，幫助開城工業園區實現國際化，共同開發朝鮮的自然資源，提升社會和文化交流。為了推動這種工作層麵的交流，樸槿惠提出建立“韓朝交流合作處”。為了討論這些建議，她還建議韓朝首腦進行會晤。
然而，一旦當選，新總統很快就發現自己麵臨著來自平壤—朝鮮的核試驗和軍事危機的挑戰。2012年12月在樸槿惠當選前一個星期，朝鮮成功發射了衛星運載火箭。在樸槿惠就職典禮的前兩周，朝鮮進行了地下第三次核試驗。這些事件加劇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也對樸槿惠政府恢複朝韓對話日程造成挑戰。在她的就職演說中，樸槿惠稱朝鮮的最新核試驗“挑戰朝鮮人民的生存和未來”，並表示朝鮮將是“最大的受害者”。樸槿惠也警告平壤，她將“不會容忍威脅生命的任何行動”。新總統在首爾呼籲朝鮮停止把資源浪費在核武器和導彈開發上，承諾“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在可信的威懾力基礎上打造南北之間的信任”。
沒多久平壤就對韓國還擊。在2013年3月初，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北方委員會（CPRK）宣稱，“朝鮮廢除南北之間達成的有關互不侵犯的所有協議”。此外，“完全取消1992年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聯合聲明”。今年四月，朝鮮當局暫停開城工業園區（KIC）建設，撤回所有員工。經過數月談判，朝鮮同意在九月重開開城工業園區（KIC）項目。到年底張成澤被處決後，朝鮮當局的結論是樸槿惠的（信任）政策比李明博政權更狡猾和惡毒。
2014年3月在德國德累斯頓，樸槿惠提出通過經濟交流和人道主義援助為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她的信任外交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把德國的統一模式作為樣板，樸槿惠總統敦促朝鮮擴大離散家屬團聚和增加雙邊經濟文化交流。她建議，韓國將投資於朝鮮的交通運輸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為此，她建議朝韓雙方將共同建立“南北交流合作辦公室”。不過，樸槿惠總統的建議，被朝鮮嚴厲批評為“心理變態的白日夢”。朝鮮國防委員會（NDC）發言人表示，德國統一是因為西方吞並東方，並指責樸槿惠乞求外國幫助韓國吞並朝鮮。他譴責樸槿惠的建議，稱“德累斯頓宣言”（Dresden Declaration）為“無稽之談”，充斥著“虛偽和欺騙”。他在平壤官方媒體發表的一項聲明還說，“樸槿惠在那個特定的地方談統一，暴露了她的陰暗心理”。
自2014年2月韓國推出與美國年度聯合軍事演習以來，朝鮮半島的局勢依然緊張，被平壤形容為一個入侵朝鮮的演習。為了表達對演習的抗議，平壤進行了一係列的火箭和導彈發射，其中包括3月26日的中程導彈測試，這是自2009年以來的首次類似測試。朝鮮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進行海上射擊演練，3月31日兩國在邊界海域交火。朝鮮威脅它可能進行“新形式的”核試驗——極有可能是以鈾為基礎的設備或小型化彈頭以適應彈道導彈。
問題是，在核問題上南北之間存在很大的分歧。平壤認為其核計劃是對抗美國軍事威脅和其政權生存的最終保障。因此，核問題應該而且隻能與華盛頓討論。首爾認為，朝鮮的核計劃是國家安全的威脅。首爾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平壤核問題，認為這能夠促進朝韓兩國真正的和平和重新結合。但是，首爾解決核問題的願望已被平壤忽略了，平壤隻尋求與美國的雙邊會談。然而，華盛頓無意承認朝鮮為有核國家，而這正是朝鮮想要的東西。朝鮮的核問題隻會增加來自美國的更多製裁，這使得核談判更加困難。除非朝鮮和韓國改變其在核問題上的立場，朝韓建立信任的前景依然黯淡。
截至4月29日，朝鮮在西部海域北方界線（NLL）附近海域進行射擊演練，發射另外50發炮彈。專家認為，金正恩在尋求與韓國的全麵戰爭。最近的挑釁行為可能是他為了鞏固政治地位，應付人們對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的不滿。平壤知道，它的前蘇聯式的軍隊敵不過美韓聯合部隊。畢竟，朝鮮政權不會自取滅亡。但仍有誤判的風險。金正恩和他的軍事顧問也認為，現有的核能力和導彈，足以阻止韓美同盟的報複。年輕的金正恩經驗不足，加之軍中將領鬥爭，可能會引發對韓國魯莽的挑釁。即使是很小的軍事挑釁行為也可以很容易地升級到朝鮮半島的戰爭，因為韓國由美國支持，現在已經明確表示將對朝鮮的攻擊進行還擊。最近，首爾曾表示，如果威脅被判定為迫在眉睫的話將考慮在軍事上先發製人。因此，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組織，發出警告說：“在最壞的情況下，任何一方的軍事演習或故意軍事挑釁，而另一方做出的報複性反應會迅速導致戰爭和成千上萬的傷亡。”
四、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NAPCI）
1．韓美：信任中亦有憂慮
樸槿惠總統的信任政治政策的另一個支柱是與東北亞國家建立信任外交。迄今為止韓國與美國、中國和日本的信賴外交取得的成就不同。從韓國的領導層換屆以來，韓美關係仍然比較紮實。李明博政府時期，韓美關係也不錯。樸槿惠總統和奧巴馬總統之間的首次首腦會晤，標誌著共同安全同盟建立60周年，兩國領導人宣布，“我們將繼續加強和調整我們的聯盟，作為亞太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去迎接21世紀的安全挑戰”。在奧巴馬總統最近訪問首爾時，他重申美國保衛韓國的安全承諾，警告朝鮮，進行導彈和核試驗的挑釁行為今後將隻會進一步孤立平壤。兩國領導人還決定提高應對朝鮮核威脅的能力，並提高韓國導彈防禦係統（KAMD）的互用性。奧巴馬總統也同意樸槿惠總統的德累斯頓願景（Dresden vision），“人們在整個半島都可以享受像韓國一樣的政治和經濟自由”。與此同時，兩位領導人通過批準韓美FTA認可深化雙方經濟關係，在朝鮮半島以外首爾和華盛頓合作開展搶險救災，人道主義援助，發展援助和氣候變化等項目。
雙邊關係更有前景的表現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沒有任何摩擦地得到解決。首先，防禦責任分擔的問題已經最終確定。2013年，為了確定2014年和2018年之間韓國的財政支持水平，兩國之間進行一係列談判，但是未能達成一致。但是在2014年年初，兩國圓滿結束談判，韓國同意提供9200億，這大約比上年多8.66億美元，增長了5.8%。韓國的國民議會打破了長期的政治僵局，於2014年4月16日批準了修訂後的SMA。其次，兩國重新考慮作戰控製權轉移問題。雖然這兩個國家認識到，作戰控製權的移交標誌著新的同盟關係的開始，移交後韓國在軍事上將起著主導作用。安全環境現狀阻礙了作戰控製權移交。朝鮮針對天安艦的魚雷攻擊和延坪島炮擊事件，讓原定於2012年的作戰控製權移交推後了。2013年朝鮮第三次核試驗，韓國要求進一步推遲作戰控製權移交，華盛頓沒有做出正式回應。然而，在這次訪問期間，奧巴馬總統明確表示，如果平壤繼續進行核威脅的話，即使必須討論移交時間和具體條件，華盛頓也同意首爾再次推遲的請求。
然而，華盛頓似乎對首爾和北京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安。2013年12月副總統拜登同樸槿惠總統會晤時說，“對抗美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而美國將繼續支持韓國”。該言論給韓國外交製造了麻煩，很難給予那些質疑美韓合作夥伴關係地位的人以滿意的回答。但後來，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給首爾製造了另一個焦慮，他告訴韓國一家報紙說，“雖然他歡迎樸槿惠總統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然而美國是韓國安全與繁榮的基礎”。該評論，連同他的另一份聲明中說的“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句話，被解釋為是對首爾的警告，原因則是首爾過於接近中國。
2．韓中：信任但沒有足夠的利益
韓國正在變得越來越依賴中國，自2004年以來中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境外投資的首選目的地。據中國官方統計，自1992年外交正常化以來，每年的貿易額飆升了近50倍，在2012年達2650億美元。兩國繼續致力於自由貿易協定（FTA），預計兩國之間的貿易會進一步增加。2012年自由貿易協定（FTA）已正式開始談判。談判過程包括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和議價。在2013年9月，雙方完成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在第一階段達成的協議基礎上，兩國將討論自由貿易的具體商品的範圍。然而，韓國農民發動抗議活動，如果中國漁民繼續非法在韓國海域捕魚，韓國希望建立一個禁止從中國進口魚類的條款。不過，作為兩國領導人呼籲進行更廣泛互動的體現，兩國都在繼續努力進行談判。針對朝鮮和韓國—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合作措施，是樸槿惠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兩次峰會中討論的主要問題：一次是2013年6月27日至30日在中國，另一次是2014年3月23日在海牙。這兩個峰會被認為是成功的，加強了韓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至於朝鮮，樸槿惠總統說，首爾和平壤之間的對話仍然開放，但韓國仍然會以“嚴厲”的警告回應朝鮮的“挑釁”。如果朝鮮積極響應國際社會的要求，“首爾將加倍努力，提供協助，實現這兩個國家的共同繁榮”。據新華社報道，在樸槿惠為期四天的中國之行中，習近平在會見樸槿惠時說，“中國堅決維護朝鮮半島和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反對任何一方破壞這種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與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韓聯社引述樸槿惠的話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容忍朝鮮擁有核武器”。本次海牙峰會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對記者說，“我們高度稱讚習近平主席與韓國總統樸槿惠在海牙的會晤”。“我們相信，這次會議將推動中韓關係的發展。”“韓國和中國需要對地區事務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維護區域內外的和平與穩定。”
至於朝鮮問題，盡管兩國領導人的公開聲明一致認為，朝鮮的核計劃對地區穩定構成威脅，兩國應密切合作以解決朝鮮帶來的困境，但韓國和中國似乎對朝鮮半島統一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中國似乎對美國和韓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感到不安。關於韓美針對平壤的軍事演習，中國駐韓國大使邱國紅說：“我希望華盛頓和首爾將避免進行軍事演習，這些演習應該不是針對第三國的。相反，我希望他們對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發揮積極的影響作用。”
盡管在社會和政治以及經濟領域的關係日益密切，但是當涉及核心戰略利益時，北京似乎並不足夠信任首爾。隨著聯係越來越緊密，北京一直十分重視與韓國的關係，但仍不能夠代替其與平壤傳統聯盟的關係。盡管如此，他們對平壤的魯莽和危險更為關注，中國領導人仍把朝鮮作為其應對（如果不是韓國的話）美國和日本等潛在對手的戰略資產。
3．韓日：隻要彼此可以信任
在國際關係中，韓日關係的關鍵問題就是信任問題。韓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政治自由化、文化—社會交流方麵有共同之處，這本應該使他們成為彼此的理想合作夥伴。然而，曆史上日本的殖民統治與經常性的曆史和領土糾紛加強相互猜疑，雙方陷入失望和仇恨的惡行循環之中，其代價便是犧牲巨大的相互合作和建立信任的機會。韓日關係經常被描述為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注定要永遠做無意義的工作，重蹈覆轍地推巨石上山，然後隻能眼看著它再次滾下去。
從樸槿惠任總統初期，韓日關係陷入危機。總統就職典禮後的兩個月，2013年4月21日副首相麻生太郎參拜了靖國神社。為此韓國外長尹炳世取消了原定的日本之行，這本來是樸槿惠總統和安倍政府的就職典禮後兩國的高規格會晤。2013年4月22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就村山談話，他的內閣不會完全繼承”，暗示可能會修訂該談話，導致兩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第二天也就是在4月23日，安倍晉三說“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和國際社會還沒有定論。這屬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取決於看待這個問題的是哪一方”。接下來在十二月，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毀滅了恢複首爾—東京關係的希望。這一連串的挑釁行為激怒了韓國民眾，並加劇本已嚴峻的雙邊關係。自那時起，韓國政府幾乎停止了與日本的所有聯係。在2013年在印尼巴厘島的APEC峰會在印尼巴厘島和緊隨其後的文萊東盟+3峰會上表現最為明顯，樸槿惠總統和首相安倍晉三都出席了峰會，但兩位領導人幾乎沒有任何互動，更不用提雙邊峰會的倡議。
2014年3月迎來破冰時刻，安倍首相在參議院預算會議時顯示出沿襲村山談話的意願，他說“安倍內閣將繼承曆代內閣的立場”。在奧巴馬協調下，樸槿惠總統和安倍首相終於在海牙核安全峰會期間參加了美日韓三國峰會。這兩個事件，打開了日本和韓國之間的高級別會晤之門，討論棘手的“慰安婦”問題。第一次高級別會議在4月16日舉行，然而仍有許多揮之不去的障礙，因為韓國堅持隻談判“慰安婦”問題，而日本則想把竹島\/獨島的領土爭端也列入談判之中。此外如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和應對朝鮮的導彈和核武器問題等仍有待解決。
結論
樸槿惠總統的信任政治政策，目的是為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帶來和平與穩定。盡管經濟聯係增多，但該地區已成為冷戰後在地緣政治上來說最危險的地方，朝鮮頻繁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活動以及中國崛起帶來的權力轉移都是誘因。擴軍，再加上揮之不去的曆史和領土糾紛隻能加深該地區成員國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信任是最需要的，至少是安全動力學中的基本要素。樸槿惠總統的信任外交，迄今為止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國家之間取得了不同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朝韓關係和以前一樣持續緊張，而韓日關係短期內也沒有複蘇的跡象。樸槿惠總統說，信任是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很多時間和耐心。韓國將從與平壤建立信任開始，試著與鄰國建立信任。朝韓雙方需要重新談判。韓國應該起帶頭作用。樸槿惠的個人背景在處理朝鮮問題上有一定的優勢。朝鮮權力從金正日傳到金正恩，樸槿惠總統是樸正熙總統的女兒，樸正熙與朝鮮開國元勳金日成都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在冷戰時期，樸正熙派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厚洛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去平壤秘密會見金日成。這次會議很快就達成了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南北聯合聲明。事實上，2002年樸槿惠以平民身份訪問平壤，並與金正日會麵。盡管與平壤緊張關係升級，2013年3月樸槿惠政府批準私人組織給朝鮮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符合她對朝鮮的政策。據統一部說，醫療救助包可以幫助治療朝鮮500名結核病患者。韓國政府發言人說：“我們期待著這一措施，以幫助建立南北之間的信任。”平壤將何時以及如何對韓國呼籲對話做出回應目前尚不清楚。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溫斯頓·丘吉爾所說，“吵吵鬧鬧總比戰爭好”。
印度的“東向政策”及其在東亞日益增長的作用
馬恒德拉·高爾 西爾維婭·米什拉
“我必須讚揚我們的東亞和東南亞鄰國在全球化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應對方法。——這不僅是外部的經濟政策，也是印度的戰略轉變以及印度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2006年3月18日孟買召開的第16屆亞洲合作會議（the 16th Asia Society Corporate Conference）上的發言。
一、今天的東亞
冷戰後的單極格局正在轉向東亞多極化格局。這種轉變是令人不安的，因為不確定是否會免於衝突和緊張局勢，因此使本地區保持和平與穩定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持續的經濟活力和發展。在任何情況下，毫無疑問東亞地區是全球的焦點。東亞地區的崛起代表了整個地區的崛起。因此，它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也顯著增加，這裏的發展將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此外，擁有18億人口的東盟地區，占地球總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為3.8萬億美元，經濟景況非常好。“今天印度是東亞地區一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區域內的作用不斷擴大。這表示該地區正在經曆深刻而根本的轉變。”東亞是印度的國家安全戰略優先考慮的地方，因為印度與東亞的貿易占到三分之一，並且該地區安全問題對印度有長期影響。
二、充滿矛盾的東亞地區：經濟活力與岌岌可危的和平
東亞正日益成為一個矛盾的區域。一方麵，它已成為全球關注的中心，由於該地區日益重要，全球經濟與全球政治重心轉向東亞。
另一方麵，外交緊張局勢和一些領土問題爭端使該地區未來的和平與穩定充滿變數。事實上，東亞領土爭端已成為更加關注東亞這一整體之未來的導火索。換句話說，東亞的和平仍岌岌可危；繁榮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
如果不能以正確的和有節製的方式進行管理，這些領土糾紛將嚴重破壞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東南亞和東北亞的爭端各方都需要認識到，亞洲世紀太寶貴了，不能因領土衝突而被削弱。”
能源因素幾乎是所有這些糾紛（北方領土除外）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東海和南海有大量未開發的海上油田和天然氣田，誰優先探索和開發就能帶來財富。據估計，在中國東海有6千萬到1億桶石油，有1萬億到2萬億立方英尺天然氣儲量，在南海大約有110億桶石油和190萬億立方英尺天然氣儲量。
印度和美國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作為其“東向政策”的一部分，新德裏希望通過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與越南的關係，解決印度對能源不斷增長的渴求，並幫助東南亞國家開發油氣資源。
三、印度的“東向政策”
東亞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場所。印度獨立前尼赫魯前往東亞將印度的命運與亞洲人民聯係在一起。作為印度首任總理，在他的領導下，印度重新融入東亞。1947年4月2日在新德裏舉行的亞洲關係會議（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是泛亞洲身份的最早嚐試之一。但冷戰時期，印度的當務之急是關注邊界安全。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起了“東向政策”，不僅僅是作為其對外經濟政策，也是其戰略轉移到亞洲，是印度合作能力的一種體現。這一政策本身在印度被大多數利益集團廣泛接受，被新的政黨堅持執行，而且被作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1．LEP印度的戰略轉移
“東向”政策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說這是政策上的非常大的變化，而其他人認為這是更專注於在此之前沒有受到應有關注的區域：
·毫無疑問，印度的未來在東方而不是西方。（A.P. Venkateswaran，前外交大臣）
·在現代化背景下恢複印度傳統的商業、思想和文化聯係真的是一種嚐試，東亞地區人口稠密，與印度在曆史上、社會上、文化上有緊密的聯係。（C.V Ranganathan，大使）
·“東向”政策代表印度對該地區新的和不斷變化的戰略環境的回應。（Ranjit Gupta，大使）
·然而，從更寬廣的曆史角度看，“這不是一個新的變化，因為這又回到了我們的過去，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有遠見地告訴我們，我們的命運是塑造亞洲身份和團結”。（Rajiv Bhatia，大使）
·東向政策不是犧牲其他利益而實行的戰略轉移，而是更專注於在此之前沒有受到應有關注的區域。因此這是“更具有包容性的參與而不是排外”。（Pradeep Kaushiva，退役海軍中將）
·“這是政策上的非常大的變化，幾乎是180度的轉身。”東向政策和經濟自由化，是總理納拉辛哈·拉奧（Narasimha Rao）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是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形勢（包括亞洲）的適應與認可。（D.R.Sardesai，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
·與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相比，東向政策代表了印度的戰略轉移。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20世紀40年代尼赫魯已經提出“太平洋有可能取代大西洋成為未來世界的神經中樞。雖然不是太平洋國家，但是印度將不可避免地發揮重要影響”，因此在某些方麵“這種影響已經存在”。（Walter C.Ladwig III）
2．東向政策的範圍擴大
進入21世紀，印度更是雄心勃勃地把眼光放在南亞地區以外，經過20多年的演變，東向政策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麵發展都非常好，並已成為印度最成功的一個外部政策。在不久的將來，它可能會被豐富和調整，以覆蓋更廣泛的區域，特別是整個亞太地區及其周邊地區。再加上與亞太地區國家合作的新舉措，在不久的將來印度可能會宣布東向政策進入第三階段。
四、印度和亞洲大國的關係
在未來數年，亞洲的安全將取決於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美國的盟友與中國發展了建設性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但他們繼續依賴華盛頓的安全承諾。中國與美國開展經濟合作，以維持其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但存在與美國在亞洲爭奪霸權的問題。目前，“美國驚慌的是中國可能謀求成為亞洲霸主，中國的焦慮是美國有意限製中國實力的增長”，這種態勢將塑造未來幾年亞洲戰略格局。觀察家警告說，“重返亞太”很可能陷入與中國的冷戰，而這是中國不希望看到的。除非美國願意跟中國發生重大武裝衝突（美國公眾未必支持），否則美國就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與中國和平相處。
建立一個新的東亞架構或共同體應考慮大國關係這個背景。競爭與合作是現實的不同方麵。亞洲國家認識到穩定是本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因此，近幾十年來建立了各種區域集團和對話機製來處理這些多層麵的關係，推動區域一體化和化解潛在的矛盾。而側重點不同，所有這些區域集團存在的根本理由是管理大國之間日益複雜的關係。
1．印度—中國
兩者都是文明古國，都有著深厚的文化記憶和巨大的抱負。雖然雙方有著一些不愉快的經曆，但這並沒有停止雙方的合作。雙方都采取了務實的態度，並學會了管控分歧，同時尋求互惠互利的合作。例如，兩國貿易繼續快速擴大。目前雙邊貿易達到654億7千萬美元（2005年為150億美元），希望到2015年雙邊貿易將達到一千億美元的目標，中國已經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這兩個大國之間的能源和原材料的競爭很可能加劇，但是有令人鼓舞的跡象表明雙方都希望避免衝突，注重經濟發展。
中國稱印度的“東向”政策失敗
印度東向政策“起源於印度左右逢源的冷戰戰略的失敗”，“今天，印度正老調重彈，但應明智地避免走調……”
中國對印度的東向政策解釋如下：中國知道從長期來看印度是可能挑戰其亞洲主導地位的唯一國家。“這一切不能不使中國謹防印度的崛起。”事實是，這兩個國家有競爭的現實因素：“印度想要一個多極亞洲和多極世界，而中國似乎更喜歡一個單極亞洲和一個兩極的世界。”“印度東向政策的成功似乎使中國感到自己的後院受到威脅。”中國對印度的東向政策持懷疑態度，印度在亞洲可能不會局限於貿易和投資的經濟效益，新德裏可能會尋求美國的援助，阻撓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由於經濟增長速度和國防開支情況的不同，一般來說中國分析家不把印度太當回事。然而，最近的東向政策的軍事合作已引發了一些關注。”
曆屆印度人民黨和國大黨領導的印度政府都支持東向政策，已經擴大到包括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東向政策已經製度化，作為印度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即使在2014年5月的大規模選舉過程中有跡象顯示，外交舉措可能變化，執政黨希望“在我們的經濟合作和多邊合作不斷發展壯大的時候，繼續與中國共同努力解決邊界分歧和邊境實際控製線（LAC）問題”；主要反對黨的總理候選人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敦促中國“為了共同發展要采取更加平和的心態”。
2．印度—美國
·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她在2011年7月20日訪問印度期間，表示讚成東向政策。
·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新德裏，2012年4月17日）勸告印度要“思考和采取東向政策”，並說：“我們亞太地區戰略最重要的環節是幫助印度發揮在亞太地區的重要作用。”
·美國南亞和中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尼莎·德賽·比斯瓦爾（Nisha Desai Biswal）（新德裏2014年3月6日）重申：“其實我想說的是，東向政策已經超越了它本身的內涵，這是一個可喜的發展。”
為什麼在東亞美國有意與印度緊密合作？
據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
（1）“美國對印度在亞洲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應該從21世紀初印度與主要大國和主要區域集團大大改善關係的背景來看待。”
（2）“美國希望鼓勵盡可能多的國家製定有利於保護美國地區利益的政策。”印度在該地區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們是兼容的，兩者之間展開多維合作是可取的，不可避免的，完全可以理解的。
（3）“美國和印度利益的趨同；美國和中國，以及中國和印度也出現利益趨同。亞洲的外交一向複雜，又是以利己為唯一目的。印度無意給亞洲帶來新冷戰。”
（4）美國正在尋求印度的幫助，探索亞太地區“區域架構”的可能性，這將有助於執行國際標準，確保集體安全，尤其是海上安全，並幫助打擊海盜。
（5）加強印度的地區義務與地區聯係，並支持印度遏製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
（6）“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印度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力量。他們承認印度肯定會在區域決策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但新德裏沒有興趣破壞或傾覆已有的穩定的和經濟繁榮的亞洲區域秩序。”
（7）“印度保持獨立的政策更合適，而不是與美國或西方國家牽扯在一起，因為這樣可能隻會導致印度的不幸。”
印度“東向”是為了“西向”美國嗎？
在過去20年間印度與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國家的互動顯著擴大，涵蓋所有可能的領域。印度日益參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活動。印度沒有必要通過東向政策討好美國！東向政策的範圍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增加，但西方列強都肯定看到它所帶來的好處。在過去十年中，在變化的地緣政治情況下，較小的東南亞國家也期待印度發揮地區平衡的作用。印度的東向政策可以說已經升級到2.0版本，開始與東盟地區發展貿易和投資聯係，現在的重點是更深層次的經濟關係和安全磋商問題。印度也涉及了更廣泛的東亞（亞太）地區及太平洋航運（南太平洋）。事實上，出於經濟原因美國計劃在該地區削減其義務，華盛頓很高興印度承擔一些消耗中國的責任。2003年東向政策的“第二階段”涵蓋更廣泛的亞太地區，也從經濟領域擴大到了政治和戰略領域。作為一個主要的地區力量，參與美國在亞洲的存在，自然是源於印度的東向政策。
在什麼情況下新德裏將為了美國與中國決裂仍有待觀察。比如，當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在訪問新德裏時聲稱，印度是美國在東亞地區“再平衡戰略”的關鍵，新德裏的恐慌是很明顯的，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它喪失自己所珍視的“戰略自主權”。此外，“印度不參與安全結盟”也“不直接針對另一個國家”。
美國拒絕與印度談論中國
有理由相信美國在亞太地區或東南亞的利益和作用沒有下降。美印攜手具有戰略意義，除了核問題兩者之間沒有利益衝突。但印度要當心美國的“戰略意圖”問題。在過去的一年裏美國一直拒絕與印度舉行東亞對話。通過東亞對話，美國和印度討論了有關中國問題及其他問題，而在南亞對話中則與中國討論印度和南亞問題。2013年有消息稱，美國一直在拖延所有東亞對話的嚐試。印度官員甚至提出在第三國會晤，但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Daniel Russell）以沉默應對。印度將此描述為奧巴馬政府的“戰略意圖”。美國和印度交往總還有一個日本作為第三方。不過如果日本和印度不保持努力的話也不能持久。“美國想尋找通過啟動與印度的關係與中國進行三邊對話。但北京認為這沒有任何價值。不過北京並不反對在阿富汗問題上與印度和俄羅斯保持三邊對話。”對於中國來說，“到目前為止，美國平衡安全和經濟關係的策略、言行、盟友和合作夥伴仍然不確定。美國應該認識到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領導作用”。
3．印度—日本
建設東亞共同體
印度的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地區仍然是亞洲，因其處於印度和日本之間。把印度和日本之間的關係發展成決定性的夥伴關係，這種可能性是極大的。東亞共同體建設中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是特別重要的。基於對東亞地區主義的曆史貢獻，“最發達的國家和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之間展開合作，目標是必須在目前的區域建設中發揮核心作用。
全球趨勢，大國戰略關係的互動，中國的崛起，以及互補的經濟利益，驅動印度和日本走向更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目前正在穩步擴大政治參與、經濟互補性和安全合作。印度和日本建立對抗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安全同盟是不可能的。“遏製中國不是關鍵。”“互惠互利”的關係對於亞洲地區主義的新浪潮意義重大，而亞洲地區主義似乎正從“亞太”轉而聚焦於“更廣泛的東亞”。
印度與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得到了加強，雖然轉變過程有些混亂，但“戰略自主”已經顯現。印度需要加強與世界領先大國的緊密聯係，以加強其單獨一極力量的地位。但印度不能孤立地創造“新的和替代性的普遍性”或“不結盟2.0版本”，它必須準備在國際體係中承擔更多的責任。
新德裏應該小心不要與日本糾結於爭奪區域權力，正如絕不能因為所謂中國因素而影響印度與其他國家在該地區的關係。
五、印度與東亞的戰略合作
處理好當前的過渡時期並創建一個新的東亞安全秩序是至關重要的，這正是印度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大多數國家希望印度在安全方麵特別是海上安全方麵發揮作用，並且希望印度在大國平衡中貢獻力量。在大國重新調整其東亞戰略的時候，印度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作用是顯著的。當然，美國重返亞太備受矚目，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晉三的新再平衡戰略和中國在該地區的抱負。另一方麵，印度也想重返東亞。如今，印度已成為地區事務的關鍵一員。這可以通過其與大多數國家在該地區的安全合作得以證明。
印度與東亞的戰略合作既是多邊的也是雙邊的。在雙邊層麵上前景是廣闊的。印度加強了與整個東亞地區（除朝鮮外）的防禦和戰略聯係。與安全相關的多邊框架，如東盟地區論壇（ARF）和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s），一直因為缺乏相互信任而遺憾至今。一個更可靠的安全框架是時刻都需要的。印度在東亞的平衡作用將是非常顯著的。
2014年印度感覺東亞不及幾年前和諧。原因如下：（1）幾個大國同時出現給區域的新的平衡和均勢帶來壓力；（2）過去幾十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使該地區一些國家在軍事上強化了自己；（3）技術和政治已經消除了大國之間的距離和分離；（4）一個新近出現的現象是消除了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意識形態製約。在該地區持續的不確定性或對抗顯然對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我們需要的是在該地區建立一個開放的、包容性的安全架構。當然，這會是具有亞洲特色的安全架構，開放的相互關聯的經濟秩序已使地區受益，地區安全問題尤其是海洋問題糾紛要服從集體解決方案。對於印度來說，地區安全框架的指導原則是：沒有遏製，沒有霸權，沒有共管。讚成一切以對話為主要方式的外交政策。
印度在東亞的作用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學者們對印度的東方政策已經進行了深入分析和廣泛評論。他們認為新德裏在外交、經濟和軍事上都努力推行了東向政策。印度可以扮演“外部平衡者”，“有能力的大國”，“參與者”，一個多元的大國和一個“穩定力量”的角色。然而，印度的“外交姿態”需要“包容性，包括所有大國——與亞洲安全有關的區域內和區域外國家”。但在中國南海，印度突然停止與越南的聯合石油勘探，這無疑對其在該地區平衡作用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問題提出了質疑。
印度的選擇
預計美國的影響力會下降，日本已經開始與區域其他國家（最引人注目的是與印度）建立經濟和軍事區域合作夥伴關係。但分析家們對日本、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東亞地區合作潛力表示懷疑，原因如下：印度與東亞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限，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爭端，中國對被圍困的擔憂和對國外媒體輿論的誤解。印度有限的外交表明無法實現其良好願望。為了實現真正的權力和影響力，印度需要優先發展與東亞的外交關係，並致力於行動。
另一種看法是，與20年前對比，印度參與東亞的大量機構表明印度希望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隨著與東亞貿易的增長，假以時日印度對多邊合作也會有大的貢獻。由於其在東亞曆史上作用有限，印度要努力“追趕”，也需要區域內其他成員的支持。但是，中國不希望印度參與東亞事務，懷疑“印度不能起到真正的地區平衡的作用”。隨著與中國經濟和軍事差距的擴大，印度必須依賴美國和日本的夥伴關係，以保持戰略平衡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六、印度與東亞關係的前途
印度是亞洲大國
一些分析人士對此結論持有異議。其他一些人則認為印度絕對是一個區域外的大國。美國已經清楚表明它試圖與印度在更多的區域尋求合作關係。“美國和印度之間越來越多的合作，印度和美國的亞洲盟國之間的合作，如日本和澳大利亞，顯然表明美國承認印度在亞洲的地位。”無論是能力、經濟、政治、軍事，還是在東亞的作用方麵，印度在所有的大國中也許是具有最大成長空間的國家。即使目前印度可能是活躍在東南亞的最弱的大國，但它已經顯示出力量的增長，正在承擔起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東盟國家所期待的地區安全的責任。似乎很清楚，印度已經是一個亞洲大國，但是如果它要提高其國內和國際的能力和責任就必須更加努力。毋庸置疑，印度可以說是建立了一個積極的機製去完成其策略。即使印度隻是斷斷續續地發展了其整體戰略的能力，由於其切身利益在亞洲，因此才增加了在那裏的參與度。
人們經常感歎說印度是一個缺乏自信的大國。這強調的其實是，“印度一直非常審慎地與外國打交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拒絕以‘負責任’的名義要求我們做別人希望我們做的事情。這說明我們清楚自己的力量和潛力，清楚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目標之間的優先次序。”“甚至在解釋現實政治方麵，其他人告訴我們，我們的政策是規範的、道德的和學術的。我們甚至被稱為‘說教’！理解印度外交政策的關鍵是印度對權力的用途、範圍和性質的理解。”
然而，隻有該地區國家或者在該地區發揮影響力的國家認識到印度的參與與他們的需求有關，印度在該地區才能發揮作用。因此，這些“挑戰”極大地限製了印度的行動範圍；這更多地取決於該地區各國和在該地區發揮作用的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讓印度牽涉進來。通過“東向”政策，印度釋放了其重新融入東亞的願望。此後，該地區各國建立更多的機製，印度也積極參與其中。在處理南亞和東南亞出現的新情況中，中國因素無疑起到了顯著的作用，但該地區其他國家也擔心中國的強大。
七、印度和東亞——2014年後
2014年5月上任後不久，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曾與日本、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舉行峰會。會議標誌著印度與日本、中國和美國開始實質性的經濟合作，因為莫迪政府把經濟和貿易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在重振印度的東向政策方麵，印度外交部部長斯瓦拉傑（Sushma Swaraj）曾表示，印度不僅要“向東看”，也要有實際行動。這進一步表明印度想參與進這一地區的願望。印度在該地區不是謀求霸主地位，而是代表著和平與發展合作。
對當前情景的幾點看法：
1．東亞在印度經濟複蘇中的分量。
印度的複蘇可能進一步擴大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她的經濟恢複將對亞洲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
2．印度占據東亞外交博弈的有利位置。
由於中日之間領土爭端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美國堅定地致力於維護其盟國日本的國家安全。美國正在努力維持美日聯盟和與中國進行接觸之間的微妙平衡。
3．印度希望通過更多的與中國和日本合作，使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不削弱自己的核心利益。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作為亞洲兩個最大的國家，印度認為兩國一起可能會帶來亞洲經濟轉型，也有助於世界和平。然而，印度反對“擴張主義心態”，並將通過更堅定的確保邊界安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有學者指出，日本可能是亞洲遊戲規則的改變者。印日戰略夥伴關係可能會改變該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在莫迪訪問日本期間，日本承諾在印度的製造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大量投資，但目前不願意去支持民用核協議。
4．有人擔心，印度與日本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美國正在推動對中國的包圍之勢。中國學者認為，印度應避免與美國和日本合作遏製中國。但關鍵的問題是：美國是這樣想的嗎？實際情況表明，美國對中國—印度衝突沒有興趣，也不會推動印度與中國的任何對抗。但是同樣實事求是地說，印度的東向受到美國在東亞作用的影響。
要注意的是，印度在領土爭端問題上不選邊站。而印度與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夥伴關係是多維的：外交、政治、經濟和文化。印度的外交政策是由它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決定的。印度的政策製定者不懈地努力去加強印度與美國、日本和中國的雙邊關係。
八、結論
總之，印度仍然致力於進一步加強與這一地區的關係。追求區域經濟一體化，強調南南合作，推動通過文化合作和教育交流的社會聯係，以及更加注重安全合作，對付威脅國家安全的事件，仍將是印度融入東亞地區的重要舉措。
由於曆史、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等原因，印度離不開東亞。其中關鍵一步是在亞洲恢複和建立印度的曆史和文化遺產，並且不以尋求霸權為目標。
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新興大國，印度顯然會在亞洲發揮重要作用，在不斷變化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中也會發揮重要作用。但它需要解決一些困難的挑戰，以確保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與其戰略潛力相匹配。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印度隻有製定政策來應對。如果在這些領域取得進展，印度將相應地提高其全球地位。這些努力需要時間、耐心和毅力，印度的古代文明並不缺乏這些美德。
澳大利亞通往亞太區域主義的中等強國路徑
托馬斯·威爾金斯
引言
本文關注的主要內容是，澳大利亞作為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局外人”，如何協調它自己的泛亞太觀念和來自亞洲國家相對狹隘的亞太觀。為了平衡它深度參與亞洲事務的願望，同時讓其主要的太平洋盟友美國也加入其中，堪培拉一直在亞太區域一體化的問題中扮演著一種過大的角色。這種角色大多數情況下在“中等強國行動主義”（middle power activism）的旗號下得以實施。
在本文中，我認為自由製度主義者最準確地完成對澳大利亞自我定位的“中等強國”外交政策的闡述，抓住了澳大利亞通往亞太區域主義路徑的特點。這些澳大利亞“中等強國身份”的自由製度主義觀念（尤其是在工黨政府執政時期）最好地說明了堪培拉對於區域一體化所帶來的挑戰之解讀與應對措施：它考察了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領導之下的澳大利亞政府是如何多次運用中等強國身份，通過地區交流和製度化來創建“亞太共同體”的。雖然陸克文的倡議後來陷入僵局，它仍體現了前工黨政府為推動亞太一體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另外，為了探討和評估澳大利亞對區域化態度和政策動議，本文同時揭示了“中等強國”和“區域化”的概念如何引發顯著的協同效應，尤其是在澳大利亞案例中。這項發現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一個重新煥發生機的中等強國概念以及理解這些國家在推動亞太區域一體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按照狹義的定義，澳大利亞經常被視為東亞區域一體化的“局外人”。然而，為了確保它自身及美國、印度等盟友在區域一體化動向中的地位，澳大利亞一直努力突破狹隘的地域限製，尋求將這一區域重新定義為更寬泛也更具包容性的“亞太地區”。事實上，基於寬泛的亞太區域概念，澳大利亞一直尋求利用它的“中等強國”身份在區域一體化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並希望確保自己在任何涉及區域製度設計的問題上都能獲得“一席之地”。就此，何包鋼教授（Baogang He）證實“澳大利亞一直都是東亞區域一體化的推動者”。
區域主義仍然是一個寬泛、複雜且多麵的概念，在不同學者和政策製定者之間也尚未形成共識。在本文中，“區域主義”指的是覆蓋並界定某一特定地區的政治、策略和經濟領域的宏觀過程。因此，它包含著一係列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於從傳統\/非傳統安全威脅到經濟\/政治一體化和“複合型相互依賴”（隨著經濟因素的刺激，這一過程常常被稱為“區域化”）的多個方麵。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它的常規維度，正如何包鋼和豬口孝（Takashi Inoguchi）所指出的：
不同的行為體將各自的區域觀兜售給其他行為體，為自己的觀念尋求支撐，同時與競爭性觀念抗衡。雖然區域主義常常看起來隻是隱藏在國家利益之下的淺薄表述，但亞洲所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區域觀是否可以跨越狹隘的國家利益而形成一種普遍的共同體意識。針對區域主義，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亞洲概念。
因此，一個獨特的澳大利亞區域主義觀念才顯得如此重要。麵對著多種多樣的區域主義挑戰，陸克文和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2007—2013）領導下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一直利用自身的中等強國平台去推進其獨特的“亞太共同體”願景。因此，本文尤其關注澳大利亞實現基於穩固多邊製度之區域共同體的抱負（一般被稱為“安全體係”）。後述的補充強調是十分恰當的，正如肯尼斯·布廷（Kenneth Boutin）所言，“區域主義尚未完全成形，尤其是在安全問題領域”。
為了給澳大利亞之亞洲區域主義政策的相關討論增加一些概念性提示，我引用了中等強國理論中的一些內容，但僅涉及其中自由製度主義的方麵。這一係列根植於多邊機構和共同標準的中等強國理論，十分有助於闡明目標在於建立一個穩固區域秩序的“中等強國外交”政策。事實上，根據詹姆斯·馬尼康（James Manicom）和傑弗裏·裏夫斯（Jeffrey Reeves）的理論，澳大利亞的“中等強國行動”首先應被定義為“為推進東亞地區一體化和培育區域強權角色而做的努力”。正如我們所知，“中等強國”的概念完全被前總理陸克文引用為“創造性的中等強國外交（creative middle power diplomacy）”政策的一部分，並在建造“亞太共同體”的努力中得到實踐。
另外，這一概念也“將成為”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研究的學術理論基礎。在卡爾·昂格雷爾（Carl Ungerer）看來，“中等強國概念是澳大利亞提出的最具自覺意識的外交政策理論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本文所說明的那樣，中等強國的概念和區域主義如此緊密相連，使得前者成為對後者進行理論研究的有效途徑。堪培拉早期提出“亞太共同體”動議的理由之一便是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中等強國能夠提出“善意的”區域主義議題，而強權國家所提出的議題都會因為被疑為霸權製度而遭到抵製。
還有，隨著學者們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及其對地區活力之影響的討論，中等強權理論正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目前，中國崛起是地區政治中最突出的問題，這引起了澳大利亞國內外的政治界、學術界的共同熱烈討論。將這一理論應用到與亞洲區域主義相關的概念中，我們同樣可以從側麵發現堪培拉與北京之間的重要關係。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引用中國學者的觀念指出，“中澳關係是從澳大利亞方麵得以推進的，澳大利亞利用‘中等強國需要維持現狀’的國際機製將中國的崛起控製在中等強權的範式內”。
本文的文章結構如下：在簡要回溯澳大利亞的區域主義（根據澳方對“區域”的界定）發展途徑之後，概述“中等強權”的核心概念。“區域主義”和“中等強國”的概念是緊密相連的，尤其是在澳大利亞一例中。文章主體分析部分為澳大利亞的當代區域主義路徑提供了一個自由製度主義的解讀。本文以寬泛的視角看待澳大利亞對區域主義問題的參與，然而重點關注共同體的建構和相關區域機製（或“安全機製”）的構成，至於經濟和法律方麵的解讀將會由相關專家學者進行。受篇幅限製，本文僅能從澳大利亞的視角提出一些經過挑選的重要見解，大致地規劃出這個國家在“亞太區域一體化”問題中的位置、實現路徑以及過去已經取得和將來可能取得的成果。雖然最近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度—太平洋”區域的關注有些令人困惑，但“印度—太平洋”區域應被視為寬泛的“亞太區域”的次區域。
一、目前為止的澳大利亞和亞洲區域主義
為了精確地定位澳大利亞最近朝區域主義所做的各種努力，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澳大利亞在這一區域內所處位置的曆史根源。在被亞洲團體明確接納之前，澳大利亞曾經曆過一些曆史困境，這種審視工作可以揭示出它的政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其身份在過去的一代中如何進行了激烈的重新定位。安·卡普林（Ann Capling）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年裏，‘與亞洲結合’曾經是澳大利亞公共政策和關於澳大利亞在世界中位置的公共討論的核心議題”。因此，本文回溯了澳大利亞區域主義背後的文化、社會和政治要素，同時揭示了澳大利亞區域主義建構路線是如何在偏理想主義、積極主動的工黨政府和偏保守、低調參與的聯合黨派之間來回搖擺的。
自從1788年第一艦隊到達之後，數量較少的盎格魯人（Anglo-population）就敏銳地意識到了他們與亞洲鄰居之間的巨大文化差異和孤立地位。作為定居在大陸島嶼岸邊的白人殖民者，他們對北方的當地人產生了一些不信任的、矛盾的或者恐懼的心理。正如內維爾·米尼（Neville Meaney）指出的，“澳大利亞人為將他們的歐洲曆史背景和亞太地理位置聯係起來而做的努力是一個漫長並充滿曲折的故事”。這種在一個自然區域內部分被接納又部分被排斥的狀況被稱為“閾限（liminality）”。在此基礎上，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將澳大利亞歸類為“撕裂中的國家（torn country）”（在自身歐洲文化與身份與其亞洲地理位置之間無所適從）。澳大利亞國內政策，如1901年移民限製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曾試圖將可能到來的亞洲入侵者擋在門外，狂熱地捍衛一個“白人的澳大利亞（White Australia）”。上述政策直到1973年才被正式廢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殘暴事件——主要是在日本人手中所遭受的暴行——進一步地破壞了澳大利亞對亞洲的印象。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後，隨著亞洲移民的進入，澳大利亞將歐洲人和美洲人當作“自己人”而將異於自己的亞洲人當作“外人”的觀念逐漸消退。同時，隨著與母國——英國的經濟紐帶的喪失以及轉型與亞洲進行貿易的模式，澳大利亞經濟（和社會）不得不轉而與亞洲結盟。這些轉型在20世紀70年代變得越來越明顯，但直到80年代才在澳大利亞的實際政策中反映出來。20世紀80、90年代，米尼指出“絕大多數澳大利亞領導人相信澳大利亞的未來在亞太地區”。
在鮑勃·霍克（1983—1991）工黨政府的領導下，澳大利亞開始有意識地，或者說一開始是非常謹慎地開放自己，更深入地融入亞洲。這項活動是由一個致力於加深與北方鄰居互動的國內經濟、財政全麵重構方案開始的。在隨後接任的保羅·基廷（Paul Keating）（1991—1996）和他積極的外交部部長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的帶領下，“融入亞洲”變成了一項優先政策（在“新區域主義”的旗號下）。卡普林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澳大利亞努力讓自己被接納為這個區域裏完全平等的一員”。事實上，通過區域製度建構的努力，再加上澳大利亞加速促進“區域一體化”的角色（通過十分雄心勃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基廷政府堅定地尋求“將融入亞洲政策與重塑澳大利亞身份這一更宏大的政策目標結合起來”。澳大利亞希望新塑造的“亞洲化（Asianized）”的身份能幫助它越過“閾限（liminality）”，進而更加順利地融入這一區域內。
逆轉傳統的孤立政策標誌著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一個分水嶺。澳大利亞政府迎來了與亞洲更深入的貿易和政治聯係，並且尋求在國內社會層麵（包括重要的移民問題）確認這種明顯的“亞洲化（Asianization）”。斯圖爾特·弗斯（Stewart Firth）指出，“埃文斯和基廷反複強調澳大利亞的經濟和戰略未來存在於亞洲這一主題”，關鍵的議題之一是通過某種泛區域的製度模式將澳大利亞綁定在這一地區。正是始於經濟領域開始的製度模式最終讓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得以形成（在下文中將會進一步討論）。自此之後，澳大利亞不再是“從亞洲（from Asia）”尋求安全，而是“在亞洲（in Asia）”或“與亞洲一起（with Asia）”獲得安全。這種思想在堪培拉參與東盟（ASEAN）地區論壇的建立中有所表現。隨後，澳大利亞開始與東南亞國家一起努力建造泛區域的安全對話。
事實上，我們在此時可以非常恰當地說，這一政策重點已與澳大利亞作為“中等強國”的概念緊密地結合起來了。雖然戰後初期的澳大利亞人（例如外事部長伊瓦特，H.V.Evatt）已經定義了“中等強國”的概念，埃文斯尋求讓“中等強國地位”的政策獲得新生——通過“一係列的高調政策動議，從保護南極生態環境、在柬埔寨重建和平到軍事控製和非武裝化，澳大利亞自我定位的中等強國地位獲得了廣泛的國際認可和支持”。中等強國外交政策和澳大利亞努力實現區域主義之間的重要關聯，在安德魯·庫珀（Andrew Cooper）和其他人員的創造性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在《重新定位中等強國》（RelocatingMiddle Powers）一書中，作者們比較了冷戰之後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姿態轉換。
這些從澳大利亞方麵展露出來的區域主義努力既遭到了抵製也獲得了支持。一方麵，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直白地拒絕承認澳大利亞是亞洲的一員，同時提出了一個更為狹義和民族化的“亞洲”定義以將澳大利亞排除在外。馬哈蒂爾提議建立東亞經濟論壇（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然而這一提議由於美國的反對而被擱置，後者（當然）更傾向於建立APEC。相反的，日本（聲稱自己是亞洲的“局外人”）尤其希望在地區論壇中加入澳大利亞、美國和印度，東京對APEC和ARF的建立都給予了全心全意的配合。
工黨政府領導下的澳大利亞麵向亞洲的激烈政策變革在隨後的聯合政府（1996—2007）時期被中斷。為了服務於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首相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和他的外交部部長亞曆山大·唐納（Alexander Downer）明確地否認了將自己的國家歸類為中等強國，並讓脫離了中等強國含義的亞洲區域主義和亞洲身份變成了一種外交說辭。為了讓自己與工黨特色的政策內容有所區別，新的聯合政府根據1997年國防白皮書將政策重點轉回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等西方夥伴方麵，強調雙邊合作而非多邊合作才是區域主義的“基石（building blocks）”。正如詹姆斯·科頓（James Cotton）指出的：
在霍華德-唐納（Howard-Downer）時期，政府從現實主義的前提假設出發，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對各種製度化和規範化的“亞洲（Asia）”實體持批評態度，並表明了對雙邊主義的偏好（先是經濟領域的雙邊主義，後來又發展到戰略層麵的雙邊主義）。
聯合政府同樣也從基廷所過度使用的“亞洲化說辭（Asianization rhetoric）”中倒退回去，因為這種說法明顯已經嚴重地超越了大眾觀點。拋棄了前工黨政府“情緒化的區域主義（emotional regionalism）”，聯合政府轉而追求以澳大利亞利益而不是身份認同來定義的“務實區域主義（practical regionalism）”[以及通往多邊主義的“可選路徑（selective approach）”]。
最開始，霍華德的政策行為威脅要將澳大利亞排除在不斷加強的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之外。馬哈蒂爾再次反對將澳大利亞納入2005年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該峰會被當作建立“東亞共同體”的跳板），並且獲得了中國的支持，後者希望將會議成員限製在ASEAN+3（東盟+中日韓）國家之內。雖然這些擔憂最後都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邁克爾·韋斯利（Michael Wesley）在他定義的“霍華德悖論（Howard paradox）”中表示，雖然聯盟政府的政策被廣泛認為會導致澳大利亞與亞洲之間塹壕（estrangement）的形成，他們在事實上卻是非常成功的。明確地將自己定位為“西方”國家不但沒有給澳大利亞帶來任何危害，它的經濟和製度化整合反而都得以飛快進行：澳大利亞加入了ARF, EAS並（極不情願地）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ASEAN''''s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以及加入其他特別協議，如防擴散安全動議等）。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持續敵視，1997至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保麗娜·漢森（Pauline Hanson）對一黨製（One Nation Party）的憎惡，對東帝汶的軍事幹涉[隨後被指控為充當美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實施“預防原則（preemption）”的“治安副官（Deputy Sherriff）”]，這些都沒有造成長期的不利影響。雖然堪培拉自己並未尋求支持高調的地方主義者動議，區域主義和區域化進程直到2008年霍華德的第二個任期都並未減弱。事實上與之相反，卡普林證實，到這時“澳大利亞已毫無爭議地融入了東亞地區的任何領域”。
通過上述區域政策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澳大利亞自身是如何理解“區域”的。隨著他們認識到“‘亞洲—太平洋（Asia-Pacific）’和‘東亞’是構建不同地域身份的兩個核心概念”，澳大利亞人無疑將“東亞”作為一種可識別的地理或政治區域，但是絕大多數的國家話語都有意識地優先使用“亞太（Asia Pacific）”一詞來描述他們所處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環境。科頓指出，
雖然“我們的區域（our region）”一詞常常出現在保羅·基廷的演講中，它準確的地理範圍卻並沒有被很好地進行界定。即便如此，他也非常注意不將“太平洋一翼（Pacific wing）”（以此來暗示與美國的關係）排除在澳大利亞的經濟和安全關係網絡之外。
這的確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將政治話語塑造得更有利於讓澳大利亞獲得一種包容的區域邊界——不管是從製度層麵還是其他層麵。這種“包容性（inclusive）”解讀的另一個目的是鞏固堪培拉的盎格魯聯盟地位：否則美國就會成為一個“區域外（extra-regional）”行為體，新西蘭也是如此，即使澳大利亞幾乎不與其他的美洲國家進行互動（比如加拿大）。印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同樣可以利用這個框架方便地參與其中。這種所謂的“開放式區域主義（open-regionalism）”目的是反對任何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美國（還有印度）排除在外的製度安排。何包鋼總結到，“澳大利亞總是傾向於一個寬泛的、以海洋為中心的亞太地區概念。太平洋主義（Pacificism）承認美國的重要地位，但是盡量避免澳大利亞在區域內的身份這一敏感話題”。
二、中等強國
雖然工黨政府和聯合政府在接納或拒絕“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概念時表現出了明顯的區別，這一描述符號（descriptor）卻被廣泛地用來描述澳大利亞的地位和外交風格。丹尼爾·鮑迪諾（Daniel Baldino）等人堅稱，“中等強國的框架是界定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它決定了國際體係的總體形象並以服務於國家利益的方式影響地區與國際反應”。比如，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將2006至2010年外交政策進展的五年報告命名為《中等強國夢》（Middle Power Dreaming），這五年是澳大利亞政府實施“中等強國行動主義（middle power activism）”的鼎盛時期。那麼當澳大利亞人或其他談話人使用“中等強國”這一術語時，他們表達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學者們仍然在努力解決這一熟悉的，但本質上充滿爭議的中等強國概念問題。隨著“新興的”（或“正在出現的”）中等強國，如巴西、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逐步加入既有的或“傳統的”中等強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韓國等的隊伍，這一概念開始複興起來，雖然此前學者們曾對這一概念的持續有用性有過質疑。即使如此，在一個當代的致力於解釋這一術語的研究中，布魯斯·吉利和安德魯·奧尼爾（Andrew O''''Neil）宣稱，“中等強國一詞在現實世界的政治爭論和外交政策中被持續使用，說明它有一種基於客觀特點的相關性和有效性”。這裏並不適合對這一術語做所有定義上和理論上的深入探究，原本用於解釋這一概念的語義係譜如今也由於上文中所列出的“第二代”中等強國的出現而被擴大了。我會在寬泛的學術知識之內挑選一些內容來解答眼前的問題——通向亞洲區域一體化的澳大利亞路徑。
對於這一術語最新的解釋來源於吉利和奧尼爾：“中等強國是指那些現實能力弱於超級大國但仍然遠超過世界體係中大多數二等國家的那些國家。”粗略的量化標誌（qualitative marker）將中等強國界定為經濟排名從6—8名（排名以上的被認為是超級大國）到20—30名左右的國家。
隨著中等強國一詞理論化的加強，它的概念可以從三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分別進行解讀：首先，源於現實主義理論“地位分析（positional approach）”更多的是關於能力的定量分析，一定程度的能力賦予了一個國家中等強國的稱號。與之相對的行為主義路徑（Behavioral approach）根植於自由製度主義的傳統，關注“中等強國外交”的典型模式。這是下一節的理論基礎（見下文）。最後，“身份路徑（identity approach）”基於建構主義並且試圖尋找“決定一個國家可以被國內的智囊或外交精英定位為中等強國的標準”。這些標準很明顯地在某種程度上相互依存、彼此交錯。毫無疑問，在安德魯·卡爾（Andrew Carr）、馬尼康、裏夫斯以及作者自己用來分析澳大利亞作為中等強國的複合術語中，這三種中等強國的形象一直被結合起來使用。
本文主要關注其中的第二種形象——即基於自由製度主義的“行為主義路徑（Behavioral approach）”——因為它通過共同體和製度建構的方式最恰當地抓住了澳大利亞區域主義動議的重點（見下文）。正如上文所表明的，結合了三種理論的總體概念對於區域互動的研究仍然是十分貼切的，吉利和奧尼爾都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中等強國在他們的地區內扮演著言過其實的角色”。換句話說，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中等強國，雖然並不是全部（例如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加拿大等），同樣也被視為“地區強國（regional powers）”。
三、澳大利亞區域主義中的自由製度主義：中等強國路徑
詹姆斯·理查森（James Richardson）證實，“澳大利亞政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自由製度主義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中存在著長久的現實主義傾向，這些傾向在聯合政府時期就已經嶄露頭角。根據米尼的說法，“在外交政策中強調權力和國家利益的作用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觀念在澳大利亞曆史中擁有深厚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基於自身的能力大小和對現實主義政治的偏好[雖然這也可以頗具諷刺意味地被描述為對中等強國概念的“定位（positional）”或現實主義解讀]，聯合政府曾努力讓澳大利亞外交政策辭令從“中等強國”框架中解脫出來，試圖將澳大利亞身份重鑄為“重要國家（considerable nation）”或“關鍵力量（pivotal power）”。雖然如此，現實主義範式並不能很好地分析澳大利亞在區域主義中所做的努力，正如基於現實主義假設的聯合政府卻並不積極地推進相應政策一樣。同時，現實主義強調本土的軍事力量和擁有強大外部盟友的防禦聯盟。因此，聯合政府的區域主義路徑嚴重地依賴於美國“舊金山體係（San Francisco System）”的區域雙邊安全條約。自由製度主義與現實主義\/聯合政府的路徑相對，它指向了確保澳大利亞在區域內獲得安全的其他道路。事實上，約翰·伊肯伯裏（John Ikenberry）和邁克爾·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將製度主義視為獲得安全的（自由主義）“通道”。
一般來說，自由主義風格的（Liberalist-styled）中等強國外交政策采取了一條通往國際政治的獨特道路。根據馬尼康和裏夫斯的觀點：
傳統意義上界定的中等強國外交政策行為包括多極偏好，信奉調解或確保和平的行動，在製定和遵守規則時充當良好的國際公民，並且這些行為都在健康程度的自利引導之下。
簡要來說，自由製度主義的中等強國概念強調以下幾個維度。首先，“為了加強他們在國際政治中的相對地位，中等強國努力增加他們在多邊機製中的影響力，這是不言自明的”。這與區域共同體和製度的建構有著直接關係。正如布廷所主張的那樣，“區域主義不一定與多邊主義是同義詞，但它們密切相關，區域主義的實踐多通過多邊主義的方式”。進一步說，中等強國是典型的“積極組建聯盟者”，同時他們也積極地參與所謂的“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通過如軍備控製和人權保障等的公益條款。另外，它包含著一種“橋梁（bridging）”或“中介（intermediatory）”角色——“提供良好的會談場所或在地區戰爭、核心衝突中調解緊張局勢”。上述方麵令中等強國行為的細微差異之處增多，下文將會進行詳細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外交辭令不斷引入“中等強國”的標識和相關身份說法來為上述行為提出例證，規範的自由製度主義路徑已在某種程度上融入了建構主義的中等強權概念。
本文將討論限製在區域議題之內，而不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綜述[因為這也是南京研討會（Nanjing workshop）的核心關注點]。正如裏基·克斯騰（Rikki Kersten）所指出的，“陸克文領導之下的澳大利亞在區域和全球範圍內追求更大的中等強國存在感”。雖然澳大利亞也通過G20、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地位或“凱恩斯集團（Cairns Group）”等機構在世界範圍內施展它的中等強國力量（middle powermanship），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它在亞太地區的作為。在這一區域內，澳大利亞的中等強國外交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同時也反映了它作為一個典型的中等強國處理與崛起中國關係的方式。後麵的分析主要針對，但不局限於2007—2013年陸克文（還有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領導的工黨政府。根據馬克·比森（Mark Beeson）的說法，陸克文首相所推動的中等強國行為暗示著他相信“中等強國的時機”已經到來。因此他評價說，“陸克文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目標，正如他們所言是關於所謂的中等強國尤其是澳大利亞麵臨的機遇和挑戰”。
我們可以使用自由製度主義的中等強國路徑中，那些與澳大利亞區域主義相關的關鍵因素，來建構下文的分析結構。這些因素大致可以被歸類到以下三個標題中：（1）區域共同體的建構；（2）“安全架構（security architecture）”[多邊製度主義，包括輔助的“聯盟建造（coalition-building）”行為]，以及（3）秩序或規範的強化。這些類別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和互相支撐性將在下文的討論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1．建造一個區域性的“亞太共同體”
何包鋼（He）和豬口孝（Inoguchi）宣稱，
區域主義的理念為區域共同體的大體形式，以及創建、組織區域共同體時應設定怎樣的指導原則這些問題提供了建設性的視角。它們涉及組建什麼樣的區域組織，如何組建和如何運轉等基本問題。
以澳大利亞前首相陸克文在2008年開展的“亞太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整合計劃為中心的一係列促進共同體建設的行動將這些問題十分清楚地呈現了出來，這也代表了自由製度主義的中等強國對多邊方案（multilateral solutions）和公共物品供給（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的強調。陸克文很明顯地受到了東南亞國家努力建立區域共同體行為的啟發（ASEAN政治和安全共同體，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而該共同體則源於已有的歐洲模型。為了實現這個願景，陸克文使用了“亞太世紀”的宏大辭令[該詞起源於現有的“太平洋世紀（Pacific Century）”一詞，同時受到“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的啟發]。霍克和基廷領導工黨時期采取了很多類似的區域主義路徑，陸克文肯定也曾將自己視為他們“參與亞洲（Asian engagement）”和“重新定位（relocating）”政策的後繼者，這些政策在他的任期中將得到拓展（陸克文明確地將這項政策稱為“創造性的中等強國外交”）。
正如前文討論澳大利亞的“區域（region）”傾向時所預計的那樣，“陸克文的亞太共同體（APC）建議表明，相對於亞洲觀念，澳大利亞一直更偏向於太平洋觀念下的區域主義。這是一種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宏觀看待亞洲地理區域的觀念”。雖然陸克文並沒有尋求修改澳大利亞的核心國家利益，但他確實曾力勸澳大利亞人以積極的態度變成具有“亞洲文化（Asia literate）”的西方國家[這在傑拉德的白皮書《亞洲世紀的澳大利亞》（Australiainthe AsianCentury）中得到重申]。他的政策願景在於尋求解決多種多樣的區域主義挑戰：包括建立開放貿易體製和打造應對諸如恐怖主義、自然災害、疾病、能源和食物安全等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的能力。換句話說，陸克文政府尋求將解決諸如區域安全、身份認同和利益問題的各種努力具體整合起來。總體而言，這位前首相致力於“增強安全共同體意識”，他希望在2020年完成建立像ASEAN這樣的安全共同體。他的特使理查德·伍爾科特（Richard Woolcott）強調采取一條積極路線的必要性，不應該“形勢消極地發展，卻簡單地期盼最好的結果”。
陸克文的大膽提案確實反映了“區域主義是一項鼓舞人心的事業”這一格言。比森卻悲觀地指出，“然而令人傷心的是，正如很多世界性理論一樣，陸克文政府擅長理論，但實際應用方麵十分不足”。這樣一個共同體到底應該采取何種形式仍然是十分不清晰的——比如它包括哪些成員？（如何界定“亞太”成員？），它的主旨（substance）是什麼？陸克文在這個宏大方案的具體細節方麵顯得非常簡略。他宣稱，“現存的機構雖然能服務於特殊目的，但是卻不足以應對這個區域麵臨的可能挑戰”。他的特使不久之後便展露了所有現存機構的不足之處。放棄早期的資本化共同體（capitalization of Community），即歐盟形式的區域整合（雖然他意不在此），陸克文聲稱他渴望“一個能夠將對話、合作、政治經濟相關行為以及涉及安全的未來挑戰等全部領域都包含在內的區域機構”。十分明確的是，任何理想的設計都必須通過現實途徑來實現。陸克文非常希望能夠“為亞太區域建構展現一個長期願景”。但如何將所有這些整合到一個單一的論壇中還不明確。
由於陸克文的設計存在明顯缺陷並缺乏連貫性，雖然伍爾科特十分努力地彌補這些缺陷，亞太共同體卻仍然隻得到了微弱的支持並且遭到了大量批評（既有來自澳大利亞國內，也有來自國外的）。首先，雖然陸克文非常注意雄心壯誌的言辭，但他忽視了與區域內其他國家進行前期協商來夯實自己動議的基礎。除非是作為假設，否則諸如澳大利亞一般的“外部”勢力不大可能會被當作整合亞洲分散文化的合適人選。《時代報》（The Age）雜誌中有一篇文章警告說“區域內國家可能會認為陸克文的動議過於驕傲自大”。東盟國家對於任何想要奪取他們在區域共同體建造中主導地位（driving seat）的行為都是特別敏感的——雖然陸克文確實承認“ASEAN+”（ASEAN-plus）的努力成果。另外，東盟國家還擔心澳大利亞所提出那些動議隻是維護美國利益的“障眼法”，因此應該謹慎對待（比如APEC）。第二，伍爾科特準確地指出：“目前在亞太地區尚不存在一個具有全麵解決經濟、戰略挑戰資格和強製力的單一機構。”同時，即使有一個這樣規模龐大的單一機構，它也會因為包含著許多互為對手的強權國家而不能在任何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類似於聯合國）。由此，伍爾科特並沒有看到“任何在現有論壇基礎上創建新機構的欲望”。亞太共同體如何為一個已經高度機製化的區域（見下文）帶來新的價值是不明確的。第三，伍爾科特聲稱，“相信某種形式的亞太共同體已經迎來了適當的時機”。事實也許如此，但澳大利亞的時機已經過去了。由於與日本首相鳩山（Hatoyama）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概念十分類似但又相互衝突，澳大利亞的“亞太共同體”概念變得更為複雜而難以被人接受。
基於上文中提到的聯合政府偏好，當時的“影子外交部長（shadow Foreign Minister）”朱莉·畢曉普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地將亞太共同體稱為是一個“在亞太地區建立歐盟型機構的失敗嚐試”，是一件“徒勞無功的事”。由於收到了冷淡的回應，建立亞太共同體的願景被降級為一個“展開對話”的嚐試，而非一項具體的設計。當時的評論人員稱這項計劃已經“擱淺”，隨之而來的批評也毫不留情地說它是一個“失敗”。陸克文也許可以說，2011年擴大的東亞峰會將美國、印度和俄羅斯包括在內之時，上述願景就已經實現了，但這並不十分具有說服力。
2．致力於打造區域安全架構
雖然在成員眾多且各不相同的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緊密共同體的宏圖大誌失敗了，堪培拉在組織和參與區域製度化的活動中卻一直十分積極主動（陸克文將這些行動預想為亞太共同體建立的基石）。從中不難看出，“區域共同體”的理想化概念雖然總是處於各種偽裝之中，但是它也總得以某些實際的機構形式表現出來。“安全共同體”作為一個兼具學術和政治含義的術語，同樣也作為典型被預測將會出現在NATO、EU及ASEAN等機構中。陸克文自己好像開始（緩慢地）意識到，任何區域共同體都是現存製度機構的具體化。為了推進這一進程，澳大利大一直都是一個主要的行動者。東盟前秘書長比素萬（Surin Pitsuwan）評論道，“澳大利亞在過去一直是那些區域架構與合作的催化劑和支柱”。
布雷丹·泰勒（Brendan Taylor）和威廉·托（William Tow）在一項專門的研究中將“區域安全架構”定義為“某一地理範圍內總體、連貫並且全麵的安全結構，它服務於地區政策關切的解決以及地區安全目標的實現”。亞太地區的這一安全結構是由一係列廣泛的機構組成的（包括一些雙邊或多邊防禦聯盟，比如ANZUS和FPDA等，澳大利亞也是聯盟中的一員）。由於其他部分已經對這些機構進行了說明，這裏沒有必要再進行一一列舉，本文希望做的是檢驗澳大利亞對區域安全製度化所做的貢獻，評估其中的收益，並且指出這些機構的不足之處。伍爾科特有根據地指出，所有的區域安全機構，“近來沒有任何一個擁有強大凝聚力，能組織一個區域內關鍵國家領導人都參與的峰會來解決各種地區熱點問題”。按照維克托·查（Victor Cha）的說法，我們現在擁有的不是一個真正包容並有凝聚力的安全架構，而是若幹勢力範圍（remits）和成員相互重疊的眾多區域組織的“複雜拚湊物（complex patchwork）”，其中很多機構都隸屬於寬泛的“ASEAN+”體係。這些機構有時被諷刺地稱為區域內的“字母湯（alphabet soup）”或“意大利麵碗（noodle bowl）”，它們五花八門，且不總能奏效。事實上，與前麵的討論相符，弗蘭克·弗羅斯特（Frank Frost）提示我們說“理解‘區域’的不同方式一直是組織和對話不斷增多的原因之一”。
然而，正如人們對一個中等大國的預期一樣，澳大利亞的政策製定者深深地卷入到了推動和參與區域機構化的大環境中去。費洛梅娜·默裏（Philomena Murray）稱，“澳大利亞一直尋求實現一個新區域架構的概念。這個架構體係將會包括安全合作、經濟和政治合作，同時尋求重塑區域內權力平衡”。理查德·希戈特（Richard Higgott）和金·諾薩爾（Kim Nossal）補充說道，“在重新定位自己的亞洲地位過程中，澳大利亞通過PECC、APEC、CSCAP和ARF等平台，一直處在努力加速亞太跨區域經營互動的前線”。20世紀80年代，堪培拉和東京一起，為建立一個泛區域的經濟論壇而努力。澳大利亞和日本的兩位前首相馬爾科姆·弗雷澤（Malcolm Fraser）和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成功地建立了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一個成員尋求協調經濟政策的包容性的區域國家組織。澳大利亞打造全麵區域架構的政策，被後來繼任的首相霍克和與其同期的日本首相堅持下來，並在1989年形成了APEC。雖然近些年APEC的光芒變得有些黯淡，且澳大利亞也沒能成功地遵循美國利益為論壇製訂出一個以安全為重心的議程，但它的成立仍然可以被看作堪培拉的中等強國行動主義的區域主義道路。澳大利亞也一直很熱心地在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中繼續推動區域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將中國排除在外），然而它還同時獲得了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成員身份，這與一直以來的太平洋偏好相對：RCEP包括了中國卻排除了美國。從一個有意思的側麵來看，這似乎暗示著華盛頓和北京正在為爭取澳大利亞這個中等強國的忠誠而競爭，也暗示了堪培拉在平衡它和這兩個強國關係中的艱難境地（將會在下一部分討論）。在安全方麵，澳大利亞是1994年（基廷\/埃文斯政府領導下）ASEAN區域論壇——一個泛亞太區域的安全論壇（以及ADMM+會議）的成立者之一，它曾持續參與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會議（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還是第二輪跨區域對話的東道國。這些又構成了安全架構的另一層麵。
堪培拉一直都大力支持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建設路徑，雖然它也曾尋求拓寬許多論壇的範圍以將美國及印度等盟友國納入其中。當霍華德政府意識到澳大利亞可能會被一個重要的區域論壇——東亞峰會（2005）排除在外的時候，它開始變得十分警覺。據雷文希爾（Ravenhill）稱，這迫使霍華德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澳大利亞政府曾經拒絕簽訂TAC，但是它如今意識到自己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如果想要被邀請參加第一次東亞峰會），然而它要求在‘所有條約下的義務都被完全說明’的情況下才尋求加入”。在明顯不能超越諸如ARF等其他機構的情況下，並且為了讓堪培拉滿意，2011年EAS成員範圍被擴大到將美國包含在內（還有俄羅斯），這使得它與澳大利亞所偏好的開放區域主義更加吻合（並且略有爭議地驗證了陸克文的總體亞太共同體概念）。
威廉·托暗示出了強調建立亞太機製的動機——“澳大利亞參與寬泛的多邊安全合作機製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中等強國常常可以在這些集團內發揮重要的調解作用”。事實上，堪培拉希望積極地引領區域主義的塑造過程。正如伊曼紐爾·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所證實的，“澳大利亞向它的鄰居們說明開放區域主義、多邊主義以及市場引導的一體化之好處的行為，同樣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重新界定政治參數以使亞洲對它更加安全的嚐試（雖然並不是非常成功）”。為了保護並增加澳大利亞的利益，它必須努力避免在權力政治主導的環境中被大國所支配（關於操控區域秩序的努力見下文）。
但是由於威廉·托所說的“競爭多邊體（competing geometries）”的存在，製度領域也並不是不受限製的合作。他反對建立一個和平的區域共同體，並表示，“一些亞洲國家並不將一個新的區域架構看作是一種合作性的嚐試，而是作為競爭性的行為”。他指出，“如今，區域主義已經變成了可能影響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的一個新的因素”。雷文希爾補充說道，“中日之間的競爭已經外溢到對‘區域’一詞的不同理解，並且影響了將來可能與彼此進行競爭的區域機構的建立”。另外，正如此前所提到的，澳大利亞的區域主義野心有些時候會遭遇直接的反對：比如馬來西亞努力將它排除在EAEC（後來是EAS）之外。格雷格·謝裏登（Greg Sheridan）指出，“基廷—馬哈蒂爾之間的競爭以及二者都希望組建機構生活（institutional life）的願景證明了區域機構可能會成為不同國家和單個領導人之間的權力爭奪點”。區域內國家對不同機構論壇有選擇地依附或抵製（adherence\/resistance）不但影響了機構的效率，而且使得建立一個泛區域共同體的前景變得十分暗淡。
另外，澳大利亞路線和一些東盟領導的論壇在形式上也有所區別。據何包鋼（He）所言，“東盟領導的區域主義是一種分享權力的機製，一種基於規則和靈活參與的一致性聯合管理安排”。基於一致性和信心而構建的“東盟路線（The ASEAN way）”是這些機構的指導原則，它們如今已被貼上了“軟區域主義（soft regionalism）”的標簽。堪培拉（以及美國）更傾向於功能導向的（functionally orientated）、“基於結果（outcome-based）”而不是“基於過程（process-based）”的機構，這為澳大利亞方麵帶來了一些麻煩。
澳大利亞尋求在區域背景中維護其中等強國地位的另一條附加路線是通過“聯盟建造（coalition-building）”來鞏固自己的行為能力。默裏指出，“澳大利亞可以建立自己作為‘誠實的掮客（honest broker）’的身份，通過組織寬泛的聯盟——正如它在APEC和凱恩斯集團（Cairns Group）中所做的那樣——以吸引正式和非正式的討論”。近來澳大利亞將目光放在了與想法相似的其他中等強國合作的可能性之上，因為這些國家能分享澳大利亞在區域共同體、組織和製度強化中的利益。類似於KIA（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同時也有世界範圍內的“MIKTA”）的組織形式已經被權威人士提出來討論。根據2010年IISS的研究，“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似乎對於中等強國磋商會的形式非常感興趣，想以此來保障他們在一個多極亞洲中的利益”。羅裏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和C．拉賈·默漢（C.Raja Mohan）已經指出了澳大利亞—印度之間中等強國合作的可能性。作為對長期存在的堪培拉和東京雙邊合作的補充（當日本施展“中等強國外交”之時），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合作也許意在建立一個中等強國“聯盟”，整合資源和外交能力來追求實現與上文中描述的、澳大利亞希望獨自實現的那些願景相類似的目標。
3．建立穩固、持久區域秩序的挑戰
澳大利亞的區域主義路徑也可以從區域秩序的角度進行分析和解讀。這也許可以被理解為上文中討論的區域共同體或區域製度主義的“終點（end point）”或理想“結果（outcome）”。穆西亞·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將其定義為“規則主導的互動帶來國際交往中的可預測性、穩定性和非暴力型轉變”。中等強國的語義預測這些國家會對區域秩序的波動非常敏感，同時會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倡導者和擁護者的身份”尋求塑造和支持區域秩序。吉利和奧尼爾指出，“總體而言，一個具有自主化和多樣化傾向的典型中等強國會尋求維持一個有秩序的國際體係”。在澳大利亞案例中，這已經得到了肯定的證明。因此，陸克文宣稱，“澳大利亞希望通過有創造性的中等強國外交政策來鞏固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正如它建造區域共同體和設計製度以支撐前者的行為已經證明的那樣，澳大利亞希望保障美國在區域內的存在，同時適應崛起中的中國以及其他的中小國家的抱負。就此而言，澳大利亞一直積極地尋求引導建立一個公正的、基於規則的並且持續穩固的區域秩序，但是在此之中，澳大利亞的利益（還有其他盟國及合作夥伴的利益）必須得到保障。事實上，“中等強國為人所廣泛知曉的外交動議特點是，強調限製大國通過‘規則和機構’來施展強權”。伊夫林·戈（Evelyn Goh）指出了“ASEAN+”的路徑和澳大利亞的中等強國路徑之間的共同點，即他們都希望在一個全麵製度化和標準化的環境中“羈絆（enmeshing）”大國權力，同時維護中小國家的利益。馬尼康和裏夫斯證實，“與誌同道合的國家一起努力，這些中等強國可以通過將大國和霸權國家羈絆在規則和製度之內來限製強權的過分施展”。
在尋求削弱一種更具工具性的、中美等大國可以在其中主導中小國家的“權力政治”區域主義路徑之時，澳大利亞還希望“抵製那些會破壞國際秩序並致使基於規則的國際體係失效的行為”。外交部長朱莉·畢曉普最近譴責中國政府單方麵建立覆蓋韓日雙方領空（爭議區域）的防空識別區（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她宣稱，“在目前緊張的區域局勢中，中國發表公告的時間和方式都無助於維護區域的穩定”。雖然受到了來自北京的尖銳斥責，但澳大利亞仍然堅持了自己的立場。
對於堪培拉是否應當利用它中等強國的“良好會談場所”來調解中美關係這一問題的論辯，與澳大利亞建立穩定區域秩序的努力同樣是相符的，這個秩序不但包括了它的美國盟友，而且符合中國崛起的關切。事實上，何包鋼從這一方麵出發而認為，“陸克文建立亞太共同體的建議是他嚐試適應中國在區域內崛起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到休·懷特（Hugh White）在《中國的選擇》（China Choice）一書中對上述問題的強調（我們在這裏會稍微提及此書），這已成為澳大利亞學術和政治圈內廣泛討論的一部分。懷特表示，對澳大利亞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美國和中國能夠通過某種“協調（concert）”在區域內共享權力、避免衝突（正如1815年的維也納和會那樣）。（奇怪的是）即使如澳大利亞這樣的中等強國不會成為“G2”和會的主角，它的（中等強國）中介地位似乎也並不穩固，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等學者卻相信堪培拉可以利用它在北京和華盛頓雙方中的信用來協助提升二者的戰略對話。但由於美國和中國擁有對立的區域主義路徑，雖然上文中例證了許多“搭橋”的努力，澳大利亞能將他們會聚在一起的空間也是非常有限的。正如何包鋼總結的，“澳大利亞被置於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一個亞洲版本的區域主義符合中國利益但卻對美國不利，而一個太平洋版本的區域主義符合美國利益卻對中國不利”。
結論
從一個中等強國或自由製度主義者的角度，來分析澳大利亞對亞太區域主義的介入，為我們帶來了三個重要的結論。
首先，在中等強國行動主義（middle power activism）的旗幟之下，澳大利亞工黨明顯地尋求推動並全麵介入區域主義的進程。正如何包鋼和豬口孝所證實的，“常常是中等強國主導亞洲的區域化，因為這能增強他們在區域內對大國的地位和影響”。指出“中等強國”和“區域主義”兩個概念在外交實踐與學術運用層麵的相關性，是一個具有啟示性的發現。考慮到國家的“閾限（liminal）”身份，澳大利亞案例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嚐試調和區域主義路徑中的“亞洲”和“太平洋”兩大因素。馬修·薩塞克斯（Matthew Sussex）說到，“亞太共同體建立在一個值得稱讚的目標之上：精簡亞太地區那些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但又能為美澳提供席位的各種峰會、安排和雙軌對話（Track-II dialogues）”。這不但反映了堪培拉持久的區域主義問題，而且還說明上文中所描述的陸克文的宏觀願景並不是全新的思想。根據何包鋼的說法，“20世紀90年代，保羅·基廷在發展、促進和建立亞太共同體上做出了開創性的進展”。可以說，基廷在建立一個重要的泛區域經濟機構（APEC）方麵是更加成功的，而陸克文專注於將區域內國家聯結為一個（安全）“共同體”（APC）的努力卻並未成功。
不論上文中做出的評價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建立一個緊密而和平的共同體是一項令人敬畏的事業。陸克文的亞太共同體動議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於堪培拉試圖單方麵完成這一壯舉的行為既不可行也不明智。也許僅僅是因為這超越了一個中等強國應有的外交政策，即使是最有技巧性的中等強國。對此，何包鋼表示，“澳大利亞缺乏塑造區域準則的資源和能力”。另一方麵，陸克文麵臨著來自其他持有不同觀點和各自製度偏好的中小國家的競爭，而他幾乎不與這些國家進行協商。何包鋼（He）總結到，“APEC的失敗大體上是由於這個概念是對以東盟為中心的亞太區域主義路徑的根本挑戰”。單獨的澳大利亞式的和“ASEAN+”式的區域主義都必須跨越艱難的障礙，考慮到二者的許多目標的一致性，因而相較於彼此競爭，他們相互協調可能會使這些目標得以更好的實現。上述的合作方式被何包鋼稱為“混雜的區域主義（hybrid regionalism）”。按照這種方式，“亞洲的混雜區域主義不是被大國所支配，而是會被中小國家支配”。
無論是單獨的或是團結在一起，中等國家尋求整合一個區域的努力麵臨著無法抗拒的問題：規整或取代目前所有機構組成的複雜拚接物（patchwork）。卡普寧就此指出，“如何為這樣的雄心壯誌尋找到合適的實現途徑仍然有待深思”。區域內方方麵麵的多樣性，文化\/種族同質性的缺失，加上（相較於歐洲）泛亞洲或泛亞太“共同情感（we feeling）”的薄弱，所有這些讓亞太共同體的建立成了一個幾乎不能完成的任務。弗羅斯特又從另一方麵指出，“許多國家之間都存在長期的曆史差異、領土糾紛和政治對抗，它們會損害作為多邊合作基礎的信心和信任程度”。這些不但是澳大利亞成功建立區域共同體的重要障礙，也是其他國家所需要克服的問題。
亞洲地區秩序願景
艾大偉
一、地區合作的需要
目前，亞洲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占世界年均增長率的40%。經濟增長的預測顯示，到2050年，亞洲將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鑒於在1950年它大概隻占世界GDP的10%，這一增長的確是疾速的。然而，這光明的前景並非確定無疑，該地區仍麵臨著許多挑戰和潛在的陷阱。
全球治理可以應對亞洲的持續增長嗎？目前，聯合國在力爭合理地代表並有效地服務其194個成員國。每個成員國都在努力推進自身的國家利益，總體上，他們麵臨著一個充滿新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前所未有的複雜世界。毫不奇怪，194個成員的多樣化集合很難在一些問題的應對上達成共識，如核武器，日益惡化的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增長的食品、淡水和能源匱乏，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以及公正平等發展的需求。聯合國安理會、G7和WTO之類的全球論壇往往關注緊急危機或是有限的功能性議程。聯合國安理會當前集中於解決伊朗的核發展計劃以及烏克蘭和中東地區的衝突。在經濟領域，G7一直在憂慮歐元區問題，而WTO則陷入無休止的談判之中。這些論壇並沒有義務來滿足亞洲的發展願望——促進區域貿易和投資的措施；基礎設施的發展；合作應對淡水匱乏、食品安全、能源安全和貨幣穩定問題；不斷增長的戰略不信任以及具體的領土衝突的管理。
如果亞洲各國政府僅以其狹隘的國家利益行事，同樣無法成功應對這些地區利益。若每個國家都以其狹隘的自我利益行事，它的鄰國將以同樣的方式回應。那麼這個相互依存的地區將會變成不信任國家的集合，它們原本可以經由合作而共享的安全和發展也將蕩然無存。
盡管地區的共同努力是確保亞洲未來的最可靠方式，但亞洲仍然缺乏一個包含其主要成員在內的，以創建經濟、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地區行為規則為主旨的正式機製。如果缺乏這種區域治理的能力，整個地區，及其任何成員國，都將很難享受和平、安全和持續的發展。
二、市場的區域治理
思考區域治理的一種方式是：假設隻有哪裏有需求，哪裏才會有供給。在亞洲存在著區域治理的需求（即指導鄰國之間關係的行為規則）。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區域治理已經出現並得到發展。20世紀60到80年代，在東亞，由日本主導，開始了快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因而產生治理的需求，以便鞏固跨太平洋貿易開放和促進貿易的進一步增長。滿足這種需求的想法出現在60年代末，在PBEC和PAFTAD等論壇上，北美、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提出建立“太平洋地區共同體”（Pacific Basin Community）的建議。這一跨太平洋的構想在80年代通過PECC論壇涵蓋了工業化進程中的東亞，最終在1989年促成APEC亞太經合組織政府間論壇。APEC目前擁有從澳大利亞到智利的環太平洋沿岸的21個成員。它的設立是為了促進貿易自由化，但目前其實際的工作是貿易便利化。
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賓·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ed）提出由東盟成員國、中國、日本和韓國組成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這個構想是將南南合作集團集中於發展政策的成果，而非建立深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新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然而，由於它排除了美國，徒有需求並不足以保證製度的表達。但在亞洲金融危機凸顯了這些國家之間貨幣互換的潛在價值之後，這種分組作為東盟“10+3”再次出現，創立了著名的“清邁倡議”。
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拓展了東亞合作的想法，將南亞和澳大拉西亞包含進來。這個以東盟為中心的理念展望了東盟與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自貿區協議的多邊化。談判開始於2012年11月，計劃到2015年年底完成。
亞洲存在著深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需求，但這一進展在全球層麵上被WTO所擱置。因此，美國將這一議程帶到區域層麵，提出了TPP倡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是APEC構想的一個變種。它並非要求成員國對環太平洋的任意一個國家開放，而是讓區域成員根據他們的意願自主選擇對一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做出承諾，這套規則將以前所未有的和充滿爭議的方式進一步開放經濟對外貿易和投資。TPP排除了中國，因為其經濟體製的性質使它無法做出必要的會員承諾。
2013年，在日本同意加入談判之後，TPP也僅獲得了地區重要性。通過自貿區協定，日本和美國的聯合創造出轉移亞洲經濟重心的潛力，並在實質上深化了成員之間的經濟一體化。TPP最初是2006年生效的智利、文萊、新加坡和新西蘭之間的貿易協定。2008年，美國加入並主導其跨太平洋成員的擴展，深化了一體化條款，重新製定了外貿和投資的許多政策領域的法律、行動和規則。今天，TPP談判涉及美國、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他們在2013年年底做出決定，但目前仍在繼續。
可見，不同的設想都在回應亞洲區域治理的需求，以便更好地支持其貿易和發展。三個主要的建議是：以東盟為中心的“印度—太平洋RCEP”（the Indo-Pacific RCEP）；同樣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APT”（the East Asian APT）；以美國和日本為中心的“跨太平洋TPP”（the Trans-Pacific TPP）。由於擁有不同的成員和不同的促進貿易開放的方法，這些倡議共存於分離的路徑，雖有共同的源起，卻指向不同的方向。
三、構建真正的區域共同體
構建區域經濟治理的努力是令人鼓舞的，但對一個區域共同體來說，僅僅分享貿易規則是不夠的。共同體以共同的安全、認同和利益為基礎。一個自我維係的共同體需要三個元素齊備，因為這些元素是相互依存的。每一個都需要平衡他者，其中一個發生改變亦會影響其他。
1．安全
共同體的最明顯的需求是安全，起碼要有和平解決鄰國之間的分歧的信心。更廣泛地說，在一個共同體中，一國安全的增加並不以鄰國為代價，而是與鄰國共享。
一旦安全建立起來，共同體的其他基礎也可以得到增強。鄰國可以投資於共同利益的發展。鄰國聯手建立共同未來的經驗將發展出身份的認同。相反，如果一個共享安全的共同體發現來自內部的行動使其安全弱化，他們共享的價值觀和利益也會遭到質疑。
在亞洲，軍事優勢，雙邊聯盟，對貿易自由、航行自由以及美國的國際法律原則的可預見承諾，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來防止戰爭。因而該地區可以集中於貿易和發展，這促成了之前所討論的區域經濟治理的觀念。尤其是東盟成員國感到足夠安全，專注於他們的內部發展，創造自由貿易協定，並在提升印度—太平洋地區區域經濟治理中處於主導地位。
到目前為止，由美國霸權秩序的規範和製度所提供的地區安全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如果地區安全的這一基礎現在遭到反對，就需要新的相互接受的規範和製度來保障國家擺脫武裝侵略的恐懼並允許他們對鄰國開放。否則，我們可能會看到地區秩序建設的進展發生逆轉，並削弱亞洲的持續上升的前景。在一種新的安全製度的構建中，由於所有區域成員都利益攸關，要想取得最佳效果，這種努力必須是多邊的和包容性的。
2．認同
共同體另一個最明顯的需求是共同的認同感。這是分享生活經曆和對彼此間如何行事達成共識的人們所擁有的“我們”（we-ness）意識。這種意識把共同體成員聯合在一起並帶給他們共同命運的感覺。如果共同體認同缺失，很難發展出共同體共享安全和利益的基礎。但如果存在共同的安全和利益，則有可能創造出共同的認同。
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這樣廣闊和多樣化的區域，共同認同的基礎不會是語言或土生土長的本土文化的神話。本土賦予其與眾不同之處並定義其核心認同。但本土認同是一個有多重層麵的彈性概念。例如，一個人的本土認同可以是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美國、北美、西半球，或是地球——甚至是以上全部！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認同隻是個體所能擁有的多種本土認同中的一個層麵。在更大的領域中，每一層認同都是由相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關係構建的。
這一觀察表明，要構建亞洲區域的認同，需要首先構建一個具有社會和文化關係背景的有意義的區域範圍而非一個更寬泛的關係領域，例如，印度—太平洋地區不同於歐洲、中東或非洲。
然而，亞洲是由仍在努力爭取政治合法性和製度能力的後殖民國家構成的。為此，他們積極提倡民族主義，而對於增進其他層麵認同的興趣不大。事實上，這些國家也許會發現利用對鄰國的敵意是加強國內的忠誠度、民族認同和政治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但這種政策將阻礙構建區域認同、區域安全共同體和確保共同利益的區域合作的集體努力。
3．利益
當參與者試圖合作時，如果預先存在的共同認同減弱或消失，如果不信任離間了他們，那麼，訴諸物質利益來構建地區秩序將是合理的策略。如果人們合作的目的是掙錢，當其他條件相同時，這一策略可以奏效。如上所述，合作的製度化可能（但不必然）發展出共同體在安全領域的基礎（通過建立信任），正如認同一樣（通過建立共同的經曆、價值觀和願望）。構建一個區域共同體所麵臨的挑戰是製度化其經濟合作並以此作為基礎來發展區域共同體中的其他元素，即共同安全和共同認同。
亞洲經濟的區域化，以及使其保持下去的願望，提供了足夠的物質利益來嚐試區域經濟治理。如果取得成功，這一努力可以產生信任、合作的習慣以及發現“溢出”到相關問題領域的新的合作機會，新的規範和製度也許可以由此建立。因此，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治理有可能在包含安全在內的各種問題領域展開。例如，在打擊海盜和航行安全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可以保護區域貿易的增長，從而提升安全環境。加強政治和經濟互動可以在可辨識的區域範圍內定義新的社會群體，並且增加該地區居民在新的層麵上的認同。
然而，建立共同利益並非構建區域共同體的萬應良藥。它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取決於安全和認同領域不出現消極的事態發展。如果參與者選擇製造一種恐懼或分裂的氛圍，合作能力將會降低，而如果衝突爆發，使區域建設沒有任何理論和實踐基礎，合作能力將終止。區域建設的前進道路要求各國保持克製，在謀求為區域共同體現有合作形式創造更廣泛的基礎的過程中，避免意氣用事和對抗。
四、設想亞洲地區秩序
今天的亞洲彙集了五種地區秩序的願景。它們反映了主導參與者所持的不同的價值觀、利益需求和社會關係，而且參與者希望將其投射到更廣泛的地區。然而，這也導致區域成員不得不在不同的前景和行動議程上進行調解。
1．門戶開放
門戶開放是美國對亞洲秩序所持的持久願景，其名稱源於1899年和1900年門戶開放照會，這一照會標誌著在亞洲地區發展問題上獨特的美國願景的開啟。最初的門戶開放照會表明，美國希望所有外國列強在中國遵守無差別自由貿易原則，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以防止中國被列強瓜分為不同的殖民地。如此，美國的利益便可以暢行無阻地進入亞洲市場。
美國在亞洲拓展其存在的願望並不局限於貿易往來的物質欲望。由於美國起源於一片新大陸，其宗教、經濟和政治實踐都打破了古老歐洲的傳統，在自由中成長，因此美國希望和世界其他國家共享它關於宗教、經濟和政治生活的願景。美國人堅信，在國內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們擁有特殊的使命向世界別國展示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而為了保護美國在亞洲不斷擴展的貿易利益和不斷蔓延的影響力，美國開始在亞洲建立軍事基地，這一過程首先從1898年美西戰爭之後美國從西班牙手中獲得的菲律賓開始。
這一美國願景的重點包括：連接美國到亞洲的跨太平洋的地理維度；不受政府管製的開放市場；美國海軍力量保障的航行自由以及民主和人權的提升。
2．雁行理論
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是一種日本的亞洲發展願景，該理論於20世紀80年代由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官員大來佐武郎（Saburo Okita）提出而廣為人知。雁行理論認為，處於工業化進程不同階段的亞洲各國在產業發展方麵呈雁陣模式，不同國家因工業化程度的不同而處於雁陣的不同梯次。這其中，日本是投資資本、產業技術和政府發展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在雁陣中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雖然美國在雁行理論中的地位並不突出，但其作為亞洲國家的重要出口市場和區域安全的提供者，是雁行理論得以實踐的基礎性影響因素。
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經曆了“失去的十年”，伴隨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是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此背景下，日本作為地區發展領頭雁的光環開始衰退。同時，日本放棄了以貿易和產業政策來整合亞洲經濟發展的初衷，代之以對自由貿易協定和新自由經濟政策的追求。雖然日本依然把亞洲視為由日本企業生產網絡整合起來的由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組成的集合體，但事實並非如此。除了在日本大型跨國企業的總部，人們依然認為日本有能力扮演亞洲經濟發展領頭雁的角色外，在其他場合該種觀點已經變得了無意義。出於對亞洲地區秩序的框架性考量，日本和美國結盟一道尋求構建跨太平洋亞洲共同體的路徑，同時也在努力實踐“印度—太平洋”願景（Indo-Pacific vision）。在日本的地區發展觀中，美國始終是區域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亞洲經濟發展所依賴的產品市場。
在傳統安全領域，日本正加速涉入地區安全事務。反戰情緒在日本公眾中深入人心，但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主權爭端的衝突升級使日本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而美國在爭端中不願意選邊站的做法使日本感覺在與敵意情緒日增的鄰國競爭中未能受到“保護”。作為不安全感導致的結果，日本基於自助原則加大了軍備建設的力度，通過修改和平憲法來拓展簽定軍事同盟協定的空間以增進國家安全，但日本的上述做法在國內外充滿爭議。與此同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美國及其他有相似戰略利益的國家之間加強了安全合作。
3．東盟的中心地位
東盟建設地區共同體的願景依賴於東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的維係和實踐，這意味著東盟成員國在處理東南亞事務和亞洲其他事務時須采取集體行動，維護各成員國的共同利益。東盟成員國集體行動的重要性在東盟借助聯合國的功能來解決柬埔寨衝突的進程中得到有力證明，也為冷戰的結束發揮了重要作用。隨後，東盟吸收柬埔寨、老撾、越南和緬甸成為成員國，在致力於實現東南亞地區一體化的同時也在努力提升東盟在亞洲地區秩序構建中的作用。
東盟各國希望亞洲各國相處能夠遵循平等、合作與互不幹涉內政原則，以此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從而為東盟各國專注於國內經濟和政治建設創造條件。實際上，東盟也致力於運用東盟峰會和對話夥伴國機製來發展與地區內主要大國的關係，努力構建如“東盟+3”、東亞峰會等地區性框架性機製，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等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的多邊聲明。此外，東盟推動和舉辦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議來磋商地區安全事務，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單獨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並牽頭組建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RCEP）。
冷戰後東盟在塑造地區議程方麵是成功的，其主要源於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各成員國能夠在相關關鍵議題上保持步調一致，同時各成員國意識到集體行動對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這是各成員國的共同利益。二是地區內主要大國沒有把東盟的集體行為視為一種阻礙或者威脅從而加以阻撓，事實上，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域內主要大國對於東盟增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努力持支持態度，對於東盟提出或主導的貿易、投資方麵的倡議和機製也做出積極的反應。
然而，2012年的東盟部長會議沒有發表聯合聲明，這是東盟中心地位麵臨挑戰的一個象征性信號。東盟各成員國在南海主權爭端中對於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立場各異，這是個不祥的征兆。目前東盟麵臨的挑戰是在大國分化成員國的情況下，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能否維係在塑造亞洲未來地區秩序方麵的共同意願和一致性。
4．印度“向東看”戰略
自1991年提出“向東看”（Look East）戰略始，印度便尋求加強與東盟和亞太各國在經濟和文化方麵的聯係，以此積極促進本國經濟自由化及對外貿易投資往來。在當時背景下，印度“向東看”戰略的意圖之一是抵消緬甸因被西方孤立而導致的中國在緬甸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推進“向東看”戰略的外交主線之一是提升印度與東盟之間的關係水平。1992年印度成為東盟的部分領域對話夥伴國，1995年成為全麵對話夥伴國，1996年印度成為東盟地區論壇成員國，2002年成為東盟峰會夥伴國。印度於2003年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5年參加了第一屆東亞峰會，同時也是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談判的關鍵成員國。
中印關係是印度推進“向東看”戰略的另一條外交主線。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對於雙方的戰略互信造成了嚴重的負麵影響。1993年，雙方同意發展信任構建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來緩解緊張的雙邊關係；2006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期間發表了關於中印關係的10點聲明，這為雙方拓展各領域的關係打下了基礎，但中印之間的領土爭端並沒有解決。
隨著印度與亞太各國貿易量的增長，印度將近一半的海運需通過馬六甲海峽，與東盟各成員國以及亞太地區的其他貿易夥伴（包括新加坡、越南、菲律賓、韓國和日本）加強戰略合作符合印度國家利益。此外，印度相較於以往更加支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所闡述的關於航海自由、海運發展等方麵的基本原則。
南亞和東亞之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印度是否能夠成功推進“向東看”戰略的關鍵影響因素。孟加拉國和印度東部省份基礎設施的落後是個極大的問題，此外，緬甸由於軍政府主政下長期經濟孤立導致的基礎設施落後，同時在地緣上是“向東看”戰略的重要節點，因而緬甸也是印度關注的焦點之一。“向東看”戰略的若幹重要項目，如印度與東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India-ASEAN FTA）項目、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經濟合作計劃（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項目以及湄公河—恒河合作（Mekong-Ganga Cooperation）項目都依賴於暢通的地緣通道所帶來的低成本且可靠的交通運輸。2012年5月時任印度總理辛格訪問緬甸後，印度和緬甸之間開始諸多領域的合作。這其中，印緬泰三方共同建設的公路項目是一個優先議程，該條公路始於印度經濟較發達地區，連接印度東部內陸貧困地區，經由緬甸、泰國再通至南海。印度政府給緬甸政府提供的5億美元貸款包含了對這一項目的資金支持，當項目完工時，印緬泰三國共建的該公路體係預計長達3200公裏左右。
此外，中緬印之間的交通運輸走廊對於印度的“向東看”戰略而言也十分重要。目前，從孟加拉灣海岸皎漂港口（Kyaukpyu port）到中國昆明的能源管道和公路項目已經在建；中印緬孟經濟走廊（China-India-Myanmar-Bangladesh Economic Corridor）倡議推動建設的連接中國昆明和印度加爾各答的長達2800公裏的公路網絡，為沿線國家共商共建特殊海關和自由貿易區提供了前提條件；此外，從孟加拉灣海岸土瓦（Dawei）到泰國邊境的公路將會動工，該公路網絡配有海關設施，建成後可連接曼穀、胡誌明市、金邊和歸仁（Quy Nhon）等城市。
5．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提出了在亞洲建設“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的理念。“命運共同體”理念代表了中國與眾不同的亞洲地區主義願景，該理念的產生是中國對於國際體係認知的一種回應，即國際體係處於曆時性的轉型階段，如，冷戰後的國際體係正由美國主導下的“單級”格局重新轉回到“兩極”格局。隨著中國的周邊鄰國日漸依賴於中國的貿易、資本和GDP增長（更不用說中國的戰略行為），中國正致力於構建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主義願景及其實踐路徑。
中國地區主義願景的實踐路徑基於不對稱政治經濟關係所形成的輻射型結構。中國依托對雙邊關係中環境、能力、需求和利益的特殊平衡，成為經營周邊關係的絕對性中心力量。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觀，伴隨著當今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清晰地呈現出的對於儒家思想的重新尊崇和對於中華民族複興的渴望，使人們重新想起“天下”觀，即以儒家文化主導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理想化的國際體係觀。這種“天下”觀，在國內表現為“天子”（皇帝）統治的中央集權官僚體製下的協調性等級秩序，對外呈現為通過謹慎的、有區別的政治經濟聯係從而與鄰國形成的非對稱性依賴關係。
“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始於胡錦濤執政的後半期，他在談及兩岸關係和上海合作組織問題時曾使用了這個概念。習近平在2013年10月初訪問東盟成員國時重點強調了“命運共同體”理念，期望本著雙贏和互惠互利原則來增進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安全與經濟關係；但在2013年10月24至25日中國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運用“命運共同體”概念來表述關於中國與周邊國家未來關係的框架性願景，習近平指出：“把中國夢同周邊各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願望、同地區發展前景對接起來，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北京的戰略是運用中國經濟發展的吸引力來輻射周邊區域，從而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該戰略的達成依賴於中國的地緣中心地位（geographical centrality）、龐大的市場、推動巨額資本輸出的能力、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的創新性技術以及外交工作的運籌帷幄。在具體的實施路徑方麵，中國正致力於建設由若幹重要邊境省份輻射中國周邊國家的經濟走廊；回顧中國到目前為止所做的事情，中國在建設經濟走廊建設方麵是卓有成效的，其經濟和戰略輻射麵已經拓展至亞洲邊境和歐亞接壤地區。中國能否成功在亞洲地區構建更廣範圍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地緣經濟走廊的作用舉足輕重，其會影響到中國實踐亞洲地區主義觀其他方麵的努力。
五、結論
上述五種地區秩序願景內容各異，但也並非注定相互衝突。亞洲各國可以通過創新性的對話機製來協調各方立場並達成新的集體願景，或是五種願景僅僅在各個層麵持續性的相互共存，也可能實踐證明其中的一種比其餘的四種更加符合亞洲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們處於一個國際體係大變革的時代，亞洲各國需要分享和理解彼此的觀點和立場來尋求向前發展的路徑。當然，這其中牽涉到各國的重大利益，耐心的磋商和成功的相互妥協會讓亞洲地區朝著更加光明的未來前進，而焦躁導致的對抗和衝突則會分裂亞洲地區，減少域內各國對於地區安全和繁榮能夠實現的預期。
中篇 大國關係與地區秩序新態勢
中美在東亞的戰略共識與分歧
石斌
本文試圖表達這樣幾個觀點：（1）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自進入第四個二十年以後，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提升和美國“轉向亞洲”戰略的展開，中美結構性矛盾與信任赤字均呈上升趨勢，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認知差距或政策分歧。（2）中美雙邊關係最大的難題在於政治互信與軍事互信的缺失，最大的共同利益來源於經濟上的深度相互依存與地區穩定所提供的共同發展機遇。（3）作為兩個巨型國家，中美關係選擇合作而非對抗範式符合兩國和東亞各國的共同利益，同時也具備若幹有利條件。（4）如果雙方決策層都有政治決心和戰略眼光，充分利用現有合作基礎，努力克服國內外製約，在戰略層麵上就彼此的目標與角色定位形成共識、增進互信，在功能性領域通過雙邊協調與多邊對話，尋求合作共贏，並共同管控危機；在思想觀念上求同存異、相互包容、摒棄意識形態偏見，中美兩國完全有可能與其他國家一道，為東亞地區創造一個和平、共贏的未來。
一、中美戰略合作對東亞的重要性及其結構性困難
1．東亞戰略格局的變化
當今世界政治中的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態發展，是中美兩個大國的力量在亞太地區的交彙。中國迅速崛起於亞太，美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高姿態致力於“重返”亞太。
首先，中國崛起於亞太。
中國（以及中國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已成為亞太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和影響國際事務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機製變革尤其是國際金融製度改革、世貿組織談判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反恐、防擴散等全球性議題上，參與度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客觀上對現有國際體係與秩序構成了衝擊。從2000年開始，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幾乎每個亞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夥伴國。目前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第一貿易夥伴。大多數亞洲國家同時也直接投資於中國經濟，不斷參與和利用中國的經濟增長。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自金融危機以來，中美經濟實力的差距進一步縮小。2007年，美國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4倍，而2012年僅有2倍。未來十年內中國還有可能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國防開支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軍力得到顯著改善。最重要的改觀是軍事投射能力，特別是海軍、空軍和導彈部隊的能力也有提高。
與此同時，中國通過調整外交戰略，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塑造國際秩序。近年來中國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做出了一係列重大戰略決策與戰略部署，特別是倡導“一帶一路”建設，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推動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等，引起舉世矚目。中國的戰略調整與外交態勢對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所構成的直接或潛在影響，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關注熱點。
應該指出的是，盡管中國不斷走向世界，全球影響力越來越大，然而其地緣政治、經濟重心仍在亞洲或者說“周邊地區”。可以說，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力首先體現在亞太地區，中國崛起於亞太。
其次，美國“重返亞太”。
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出於經濟狀況不佳、海外義務壓力、地緣戰略失衡等原因，逐步調整全球戰略：在歐洲、中東和西亞進行戰略收縮，在亞太則采取積極參與的態勢。2011年11月，奧巴馬政府公開宣布要“重返亞洲”，要投入必要資源維持在亞洲的領導地位。2012年年初，美國開始從伊拉克撤軍，同時按日程表從阿富汗脫身，並且對亞太政策進行再平衡調整。
政治上，美國全麵參與東亞現有多邊國際合作機製。2009年和2010年美國相繼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亞峰會。
經濟上，美國積極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試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圈。
軍事上，美國積極鞏固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的同盟關係，同時尋找新的夥伴關係，包括與越南、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國建立某種準軍事關係。
這反映了奧巴馬總統的基本觀點（他甚至自稱“第一位太平洋總統”）：對美國的未來而言，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因此維持並鞏固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
總之，中國迅速崛起於亞太，而美國也決心“重返亞太”，顯示世界的重心正越來越向亞洲轉移。近些年來海外還出現了所謂“北京共識”、“中美共治（Chimerica）”、“兩國集團（G2）”等提法或議論。由於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美國是頭號強國，因此（用基辛格的話說）“中美秩序觀的異同和互動”，已成為當今世界秩序發展演進中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世界秩序正處在某種曆史轉折點上。
東亞乃至亞太戰略態勢的上述變化，進一步凸顯了中美戰略關係的重要性，並使兩國之間的戰略穩定問題，尤其是看來正在增加的戰略互疑問題成為一種核心關切，同時也引發了亞洲各國對中美各自在該地區的戰略動機、意圖和未來角色的關注。
如果聯係中美關係的發展曆程，可以進一步看出，中美關係正在進入一個更為複雜的新階段。
2．中美關係的四個階段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65年裏，中美戰略與安全關係一直在“衝突”與“合作”之間搖擺。有時以衝突為主，有時以合作為主，但兩者始終並存。
第一個20年（1949—1969），中美是“完全敵對與衝突”的關係。其間，美國奉行對華全麵遏製政策，中美在朝鮮、越南進行過兩場軍事較量，雙方都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第二個20年（1969—1989），中美是“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中國擺脫了與美國和西方的冷戰對抗關係，頂住了蘇聯的壓力，國際戰略環境大大改善，為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戰略的實施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個20年（1989—2009），除了1989—1992年的低穀，中美是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兩者的比重在不同年份此消彼長，很難說哪方麵分量更重。在此期間，中美之間各種衝突不斷，如美國阻止中國申辦奧運會、“銀河號”事件、老布什政府大幅增加對台軍售、“誤炸”中國駐南使館、2001年“撞機事件”、2009年南海“無瑕”號事件，等等。但中美並未因此完全走向敵對，官方正常關係仍然得以維係，中美關係保持了總體穩定。
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進程不斷加快。這一方麵得益於中國在麵對蘇東劇變、冷戰結束等重大國際格局變遷時，始終奉行“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的基本方針，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致力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另一方麵，客觀上也是由於美國遇到了一係列困難，如先後經曆海灣戰爭、“9·11”襲擊並因此陷入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乃至“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以至美國國勢走向相對衰退。
如果對上述60年的中美關係史做一個整體觀察，不難得出兩個基本結論：其一，“合作”符合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衝突”則使兩國都付出巨大代價，正所謂“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其二，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或戰略“互信”對於保持兩國關係穩定至關重要。
第一個結論容易理解，第二個結論需要稍加說明。
總體來講，自中美緩和以來，除了1989—1992年的短暫動蕩外，雙方先後經曆了兩個長期穩定的、基於明確角色定位或者說具有明確戰略基礎的廣泛合作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1—1972年基辛格、尼克鬆相繼訪華到1989年，這個時期雙方的戰略基礎在於共同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這個階段的中美戰略合作以及由此造成的所謂“大三角”關係，對於中美關係的改善、美蘇關係的緩和乃至全球格局的發展產生了非常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第二階段是從1992年到2009年，這一時期雙方的戰略定位也很清晰，並逐步形成了某種“融入—接納”模式。中國努力謀求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重要標誌。中方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在國內推行市場化，在外部融入並拓展國際市場。美國則願意接納並試圖塑造中國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夥伴。美國國內雖然經常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雜音，但大體上也還是樂見中國加入它所主導建立的一係列國際體製之中。雙方在這一階段的戰略合作是雙贏的。中國“搭”上了美國推動的全球化“便車”（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實力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
由於兩國在重大戰略利益方麵存在基本共識，各自的角色定位比較明確，自正常化以來，中美之間雖然合作與競爭並存，甚至出現一些嚴重的突發事件或較為尖銳的矛盾，但並未因此走向完全敵對；相反，兩國關係最終總能夠走出低穀，中美關係基本穩定的大局能夠得到維持。
第四個20年（2009—2029）：然而，自2009年以來，情況似乎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局麵。到目前為止，大致情形是：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關係態勢得以延續，但兩國關係沒有出現不斷改善和提升的理想趨勢；正麵衝突或對抗雖然暫時得以避免，但彼此戰略疑慮有增無減，強硬派觀點在兩國均有所上揚。這就意味著，如果出現嚴重突發事件，是否還會像第三個階段那樣得到有效控製，抑或導致較為嚴重的政治危機，使雙邊關係出現顯著倒退，看來大有疑問。
中美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大概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這次會議很失敗，但也很特別。以中國為主要代言人的“基礎四國”及77國集團（實為131國），與美國帶領的“傘形集團”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發生了陣線分明的正麵對峙。西方媒體認為中國是攪亂大會的禍首，而中國則感覺這場大會更像是“富國集團”遏製中國發展的陰謀。
2010年，美國宣布新的對台軍售、穀歌事件、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美國炒作人民幣彙率問題、貿易摩擦等相繼發生，引發了中美關係自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風波。
與此同時，在應對自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美無論是在發展模式還是對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張方麵，都已出現明顯差異。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可能不再簡單認可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則，或不再滿足於“融入—接納”模式，而是試圖充當一批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領頭羊，與美國抗衡。如果美國（更不要說雙方）這樣看問題，此前以“融入—接納”模式為核心的戰略基礎和角色定位就可能發生動搖，相互猜疑就會增多。
這就是說，中美這對重要的戰略性關係，看來已經出現了“信任赤字”問題。基本戰略互信的喪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雙方戰略基礎的缺失和戰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在中國快速崛起的背景下這種“信任赤字”日益明顯，兩國的民眾與部分精英之間都有一種深刻的不信任態度。例如，據CNN2010年1月的民調報告顯示，58%的美國民眾認為擁有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的中國是美國的巨大威脅，而這一數字在2000年僅為35%。在2011年年初，權威民調顯示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感到反感的人群達50%，而這一數字在上世紀末不到20%。2012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調顯示，74%的美國成年民眾把中國看作至少是經濟方麵的巨大威脅，其中25%的人甚至把中國描述為“敵人”。再看中國方麵，網上各種論壇上總能看到對所謂“美分黨”、“帶路黨”的攻訐，甚至有部分人把讚賞美國文明成就的言論視同“崇美”心態甚至“賣國”行為。
雖然這些數據和網上言論未必代表主流民意，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兩國民眾當中相當一部分政治積極分子的態度，並對兩國政治構成影響。無論美國還是中國，民粹的力量都在抬頭，隻不過美國的民粹政治是產生於社會經濟困難的大背景下，而中國方麵則是緣於民族自信與自尊的某種膨脹。
3．當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當前中美關係中的各種困難，一般被認為與崛起國家與守成大國之間的一種結構性矛盾有關。這種矛盾過去通常被稱為“安全困境”，現在的流行說法是“修昔底德陷阱”。
在那些對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發展前景較有信心的評論者看來，問題的實質，其實就是國際體係中的“老大和老二”如何相處的問題，即現存國際秩序領導者和最具潛力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不過，對於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或者說對於中國當前所處國際地位的微妙性質，中國國內與國際社會之間存在著某種認知差距。在中國知識界與輿論界，多數人還是傾向於合理看待中國“GDP第二”這一事實，認為中國在許多方麵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應該謙虛謹慎，不可盲目自大。
與此同時，盡管外部世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確有相當一部分輿論傾向於高估或放大中國的發展速度和水平，認為中國正在成為“超級大國”。國際上的一種主流觀點還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0年前後超過美國；中國貿易總量將在2015年前後超過美國。換言之，今後10年間，中國最少在經濟及貿易總量兩個主要領域替代美國。至少就國際權勢的經濟基礎而言，中國可望從世界“老二”上升為“老大”。較之過去中國趕超德國、日本，這種“冠軍換位”更容易引起戰略緊張和誤判，使中美關係的變數更大。對此中國人應有全麵的理解和體認，並做出合理回應，不能僅僅滿足於自我謙虛與自我克製，哪怕這確實出於客觀、真誠的自我認識。因為，國家間關係具有互動性，如果缺乏有效溝通和充分理解，也許你越謙虛別人反倒越困惑、越緊張（正如“韜光養晦”、“戰略機遇期”等提法曾引起某些誤解一樣）。
事實上，對於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向與性質，國內外都有多種看法，其中既有“悲觀論”、“中美衝突論”，也有“樂觀論”、“中美合作論”。長期以來，兩國決策層以及對中美關係的曆史與現狀有較深理解的精英層，在承認中美關係存在衝突因素的同時，一般都對中美關係持謹慎樂觀態度，並以積極推進中美合作、互信為基調。但目前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媒體、普通民眾及部分知識界和政界精英，對中美關係持“悲觀論”、“衝突論”觀點呈上升趨勢。
在整體戰略基礎欠缺、結構性矛盾上升的情況下，中美關係事實上處於一種“權力轉移”情境或語境下的戰略“敏感期”，各自的合理行為很容易被對方誤讀為具有進攻性。西方媒體把中國外交的許多言行認定為“咄咄逼人的”；中國許多輿論則把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以及在中日等周邊爭端中所持的立場，視為“遏製”、“包圍”中國的陰謀。兩國社會中對未來中美關係持悲觀態度的人有增無減，華盛頓一些政治精英的對華立場似乎也趨於強硬。
無須贅言，中美關係不但對於中國而言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對美國以及對全世界也是如此。當然，強調中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關鍵作用並不是排斥、否定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印度、東盟的作用。但東亞目前缺乏全區域集體安全體係或機製，隻有一些（在安全目標上並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次區域機製，在這種形勢下，中美如何在合作與衝突之間做出“範式”選擇，不僅深刻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直接影響美國在東亞的地位、作用與實際利益，也事關東亞的和平、穩定與繁榮。曆史上，從一戰前的英德到冷戰時的美蘇，這種關係從來都很難處理。但中美兩國在領土與人口規模，軍事、經濟、技術等綜合指標方麵的“超大性”，決定了它們必須設法確立基本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對抗關係，否則給東亞和整個世界帶來的後果難以預料。
二、中美在幾個關鍵問題上的認知差距與政策分歧
中美都是“洲級”超大型國家，因此兩國關係所牽涉的問題肯定比一般大國關係要多。在中美這兩個“糾纏的大國”之間，有一些長期存在的分歧或爭議性議題（如所謂3T或4T問題，即台灣、西藏、貿易、技術），隨著形勢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如地區領導權競爭，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構成的壓力，中國科技現代化導致的太空、電子、網絡等無形空間競爭，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新的貿易摩擦，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的多元化導致對美政策缺乏共識，以及眾多涉及第三方的問題），某些老問題則可能有新的表現形式。對於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期可能影響中美關係的眾多問題，我們在此無法做詳細討論，隻能對其主要方麵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和描述。
1．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與亞太“領導權”之爭
當前頗為流行的一種代表性觀點，是中美正麵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sidedies Trap）。例如，阿隆·弗雷德博格在《中國特色的霸權》一文中認為：
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最深刻、最真實的起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這種增長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
美國和中國正陷入一場靜悄悄的，然而越來越激烈的爭奪權力和勢力範圍的鬥爭中，不僅在亞洲而且在全世界。
正在形成的中美爭奪似乎不僅僅是錯誤認識或錯誤政策的結果，相反，它受製於國際體係的結構性變革。
從曆史上看，老牌強國和新興國家之間……往往充滿激烈的對抗。地位已經鞏固的大國傾向於把自己看作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它不僅幫助確立了這個秩序，還從中繼續獲得利益，而新興大國則感到現有秩序的限製甚至欺騙，因此要反對現有秩序，以便獲得自己覺得理所應當的權利。
由此造成的雙方利益衝突很少可以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認識到新興國家對自己地位日益嚴重的威脅，老牌強國（或者現狀國家聯盟）偶爾會在挑戰者越來越強、成為真正的威脅之前試圖攻擊它或者幹掉它。
但中國人並不認為這種“曆史經驗”具有絕對、普遍的意義。2014年1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記者專訪（原標題：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中指出，中國不會落入兩個“陷阱”：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將在未來10—20年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崛起的中國將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強國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但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使美國產生了危機感。中國目前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第一貿易夥伴。在中國的周邊鄰國中，中國是其中18個國家的第一貿易夥伴。當前整個東亞地區都是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倚靠美國，這種形勢十分微妙。
盡管中美在客觀上可能形成地區影響力的競爭，但中國沒有任何主觀意圖要把美國趕出亞洲。事實上，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堅持“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對美關係原則。一旦發現美國擔心中國的戰略意圖，北京總是試圖向華盛頓說明，中國不會尋求挑戰或者代替美國的世界地位。許多時候，中國政府甚至寧願主動采取措施管理大眾輿論，以減少對美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麵，盡管由於曆史原因，中國對美國也不乏戰略疑慮，但自1989年以後的20年裏，三代領導人一直采取謹慎而非對抗的對美方針。因此在北京看來，中美之間的“信任赤字”主要是美國的政策行為或者對華誤解所導致的。
2．中美在事關中國主權問題上的政治分歧
這主要涉及台灣和西藏這兩個地區。
（1）中國台灣：雖然由於近年來兩岸的緩和，台灣問題當前暫不構成中美改善關係的主要障礙，但不能低估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必須始終關注台海形勢和美台關係的發展。中美兩國每年都要圍繞“對台軍售”展開爭論。美國的一些政治分析家指出，美國實際上將售台武器視為“關鍵利益”，類似於中國的“核心利益”，對台售武事關美國對於亞太安全同盟的承諾，美不會做出讓步。此外，長期而言，美國仍將是我國完成統一大業的主要外部幹擾。
（2）西藏：美國等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借西藏問題炒作、批評和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甚至借此妖魔化中國現政府。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做文章，既可以達到在現實政治層麵適度幹擾中國穩定與發展的目的，還可以滿足美國人“替天行道”的“使命感”。因此該問題仍將在中美關係中長期存在。不過，美國政府關注西藏問題的熱情，與中美關係的起伏有關。美國一般不再孤立看待西藏問題，而是將其作為必要時“敲打”中國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2月21日，奧巴馬在白宮會見了達賴喇嘛；3月奧巴馬夫人米歇爾訪華。盡管此行以教育與文化交流為主題，但最後一天（26日）美方卻刻意選擇到隸屬於中國西藏自治區政府駐成都辦事處的西藏飯店用午餐，其用意自不待言。據《紐約時報》報道，米歇爾的工作人員事後坦承，這是為了委婉表達支持藏人權利和“宗教自由”的政治立場。
3．中美在軍事安全上的不同關切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曾長期自我克製了作為一個大國應有的軍事力量發展。因此近年來從戰機到航母等軍力建設水平的加速發展，很大程度上隻是多年壓抑之後的自然釋放或“補課”。
例如，李克強總理2014年3月宣布，該年的軍事預算將提升12.2%，總值達到1316億美元（8082億人民幣）。但他同時強調，中國軍費預算的增幅與經濟增長速度大致相符。對此，簡氏防務（IHS Defence）、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軍事專家也認定，中國軍費預算“雖然每年都在增長，但與經濟增速相適應”，考慮到通脹因素，隻是略高於中國GDP的增長速度。
但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和中美軍事實力差距縮小的趨勢，加深了美方的戰略憂慮。美國所持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態，以及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超過美國，從而為軍事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工業基礎的事實，也使得這個問題更加複雜化。
中美在軍事安全方麵出現了許多認知差距，表現出不同的安全關切。在美方看來，中國不斷增加軍費，優先發展特別針對美國作戰平台的武器係統，最近又獲得了反航母導彈、隱形戰鬥機和航空母艦，增強了在西太平洋的戰力投射能力，對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與靈活性構成了威脅；由於中美軍事互動與軍事互信的欠缺，美方擔心這些事態發展將來會危害美國的聯盟關係以及外交和商業利益。美國還擔心，解放軍希望控製鄰近海域的強烈願望，可能對美國在公海的行動自由構成挑戰。
隨著中國科技的發展，中美競爭開始擴展到太空、電子、網絡等領域。美方認為中國空間技術的發展已經足以對美國的新空間安全構成較大威脅，並指責中國在網絡空間開始了對美的敵對行動。在最新一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表現出對網絡安全和信息知識產權保護的強烈興趣，並向中國施加壓力。
但中國方麵對美國的作為也有一係列的困惑。例如，自2008年5月國民黨上台後海峽兩岸關係已經大幅改善，但美國仍堅持向台出售先進武器；盡管奧巴馬政府宣稱沒有遏製中國的打算，但美國海、空軍對中國沿海的近岸軍事偵察以及明顯針對中國的軍事活動有增無減，而在當今世界恐怕隻有中國受到這樣的軍事壓力。因此，中國軍方將進一步加強對美國的警惕和防範措施。中美軍方實質性交流與互信合作的前景也不容樂觀，雙方的戒備心理都在增強。
此外，美國亞洲政策“再平衡”或“戰略重心在亞洲”的說法，使中國愈加懷疑美國已把中國視為最大安全威脅。美國近些年在亞洲的一些實際舉措強化了這種懷疑，例如：美國與其亞洲盟國不斷加強聯合軍事演習；在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輪流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加強與菲律賓的軍事聯係；美國加強了與中國許多周邊國家的安全關係，包括鼓勵緬甸放鬆國內政治控製，加強與印度和越南的關係（這兩國都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並發生過邊境戰爭。美國稱印度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中國看來這具有言外之意）；近幾年美國插手南中國海領土爭議，為有關國家撐腰打氣，更使中國產生了強烈的受困感；雖然美方一再聲稱在中日領土爭端中不選邊占隊，但在中方看來，其政策的兩麵性乃至偏袒日方的目的昭然若揭。眾所周知的一個最近例子是，2014年4月，奧巴馬訪日，美日發表聯合聲明，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所有日本施政下的區域（暗指包括釣魚島）；聲明還對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一事表示“強烈關注”。安倍事後表示，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共同聲明，表明了美日將為確保亞太和平與穩定發揮“主導”作用。
而中方的立場係眾所周知：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無法改變釣魚島屬於中國這一事實。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應有權利，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美國、日本幾十年前就劃設了自己的防空識別區，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對中方此舉說三道四。中方還認為，利用《美日安保條約》來強化集團政治、損害第三方利益的做法，不僅不合時宜，而且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4．經濟、貿易與金融領域的問題
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經濟相互依存度還在上升，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上升更快。雙方經貿合作空間還很大，美國在擴大出口，積極引進外資，而中國在擴大內需，推動資本輸出。與此同時，中美在經貿領域的摩擦已成為一種“常態”，這不足為奇。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尚待時日；美國則試圖通過出口倍增計劃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赤字。因此兩國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存在結構性矛盾。兩國在出口補貼、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稀土出口、開放金融市場等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中國國企在美投資、並購美國企業，遇到相當多的政治障礙；一些美資企業則抱怨在華投資和經營環境正在惡化。
同樣，中美在經貿問題上也有許多政策分歧或認知差距。例如：
美國擔心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將損害美國經濟複蘇的機會；中國則認為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優勢，采取保護主義措施，對中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美國指責中國盜竊知識產權、把人民幣價格控製在低於市場水平、對市場準入的嚴格限製，認為這直接損害了美國的經濟成本。中方則認為，美國迫使中國人民幣升值，是以中國經濟和中國勞動力為代價、服務於美國利益的一種霸道行為；中美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其對華政治偏見導致對華出口管製造成的。
美國總體上不再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考慮到中國的GDP總量和雄厚的外彙儲備，因此認為中國不能隻重視貿易、資源、現實利益，希望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真正展示和平崛起的功效、善意、好處。但中國國內普遍還覺得中國很窮，不應該也不能夠為全球提供那麼多的公共物品。
2011年11月以來，奧巴馬政府決定擴大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其“門檻”很高，地理範圍比原先更廣，並明確宣稱隻要中國維持當前國內經濟體製，將被排除在外。在中國看來，美國積極推進TPP的目的是要恢複美國在亞太的貿易優勢，同時削弱中國的經濟和外交影響力，並限製人民幣的流通。隨著TPP談判進程的加快，以中國和東盟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間的競爭趨勢日益明顯。
從長遠看，中美經濟摩擦還可能出現新內容。目前中美經濟關係中的摩擦主要停留在傳統的貿易、彙率和債務等方麵。隨著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加速進行、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中美貿易關係可能逐漸從互補性走向競爭性，從而出現中美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總之，中國工業和資本力量的迅速增長可能給中美經濟關係結構帶來巨大衝擊，這是雙方都需要設法適應的一種趨勢。
5．意識形態領域的現實與潛在衝突
政治現實主義者（無論真誠的還是自封的），往往傾向於貶低或忽視意識形態對國家間關係的影響。然而，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在中美關係中，包括政治、文化與宗教價值觀在內的廣義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不僅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廣泛和深刻的。
對此，阿隆·弗雷德博格倒是直言不諱：“與某些現實主義者宣稱的觀點相反，意識形態至少和決定國家關係的國家實力同樣重要。”中美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已成為兩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的障礙，“成為造成互相敵視和猜疑的根源”。他甚至認為，“實際上，意識形態比純粹的戰略考慮使美國對中國具有更多的懷疑和仇視”。
中美兩國政治製度、價值理念、意識形態不同，曆史上有過戰爭與衝突，兩國都一度把對方視為主要敵國，敵對主張在兩國均有一定的情感基礎、民眾基礎及政策基礎。兩國國內迄今都存在影響頗大的所謂“鷹派”、“極端派”或“悲觀派”，主張把對方視為敵國，采取強硬的、對抗式的政策，甚至認為中美必有一戰，不惜準備中美一戰。
在中國方麵，近年來以《貨幣戰爭》、《中國不高興》等書籍為代表，褒揚“中國模式”、批判美國模式、抵製美國政治文化影響的觀點日益上揚。否定“韜光養晦”外交思想和質疑和平發展道路的論調，在國內媒體中也屢見不鮮。
國內普遍認為中國外交太軟，一味忍耐遷就。但在國際層麵，美國等許多國家卻傾向於認為中國變得比較強硬和武斷，在氣候問題、大國博弈、周邊海洋爭端、全球話語權等方麵莫不如此。近年來，美國輿論界除了繼續談論“中國威脅論”之外，又出現了“中國傲慢論”，渲染中國外交的“過分自信”（Assertiveness）。這一結構性反差非常大，對雙方領導層的戰略謀劃與政策選擇都構成了挑戰。
網絡等輿情顯示，中國社會輿論、價值觀正日益多元化。而中國沒有類似於美國那樣的中產階層，社會核心價值觀也處於轉型、重建時期，要在對美決策上，乃至更廣泛的國際問題上形成廣泛共識比過去更加困難。中國社會階層和公眾輿論的多元化趨勢，也被美國的一些觀察家視為社會缺乏穩定性和凝聚力的表現。
此外，盡管中國政府並不使用“中國模式”來概括中國的發展道路，而且，有沒有所謂“中國模式”（即建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對社會和經濟事務進行有效管理；其表現形式簡言之就是政治穩定加經濟增長），該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在國內外學術界也一直有爭議。然而西方媒體卻日益頻繁地使用這個概念。
但中國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西方民主及市場經濟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與那些出現“顏色革命”導致國家分裂、西方侵犯其主權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這也經常被解讀為對美國所倡導的“普世價值”的一種挑戰。例如阿隆·弗雷德博格就認為：“至少從現在看，中國大陸成功地把權威統治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了。如果這個模式逐漸被看作發展的另外一條途徑，中國在權威體製下的繼續增長，就可能使美國延緩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製度的長期努力，並使其變得複雜化。”
6．中美安全關係中的多邊國際因素與第三方問題
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已超過美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大體穩定。但是，中國同某些鄰國的領土領海爭端，印度、日本、越南、菲律賓、韓國等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都給美國提供了可乘之機。隨著美國對華防範心理加強，中國周邊某些與中國有矛盾的國家也會設法利用中美矛盾。
近年來，中國周邊海洋問題的升溫，就體現了美國與其東亞盟友們在對華戰略上的相互利用，體現了外部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與不適。日本、菲律賓、韓國等美國東亞盟友，在羨慕、忌憚中國的同時，又想借助美國的力量來牽製中國，趁中國羽翼未豐之際伸張自身利益。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一定程度上也是應這些國家的“邀請”。一些東盟國家甚至曾公開表示，為平衡日益強大的中國，東南亞地區歡迎美國更強有力的存在。美國則對盟國采取成本—收益比最佳的“放縱”策略，通過默許、暗助它們在中國周邊製造麻煩，讓中國疲於應對，便於保持美國操控局麵。
作為具有漫長海岸線的陸海複合型國家，作為經濟和軍力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走向久被忽視的海洋是一個不大可能逆轉的曆史趨勢。對此美國一時難以“適應”。美國一向認為自己是海洋國家，海洋是其傳統勢力範圍，而把中國看作陸地國家。冷戰後美國依靠三條島鏈牢牢掌握著西太平洋的製海權，因此對中國開始發展海洋力量非常敏感，認為這是對秩序和現狀的挑戰。
當然，中國應該與鄰國處理好關係，因為一個與鄰國爭吵不休的國家難以成為一個讓世界放心的大國。但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也應該避免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中國、將中國的合理舉動理解為對區域安全的威脅。
美國並非東海還是南海問題的直接相關方，隻要中國沒有把美國擠出亞洲的計劃和行為，美國不大可能公然代理某個亞洲國家與中國直接對抗。實際上，中美兩國在維護航海自由和海洋公共安全等問題上並無分歧，在處理索馬裏海盜問題上雙方都出力保障了印度洋的航海安全。中美兩國也應當在涉及中國的海洋問題上達成相關共識，共同促進相關各方協商溝通，從而保障各方利益，管控分歧和糾紛。
7．中美東亞安全策略的差異
上一個問題實際上還表明，在東亞安全合作中，同時並存著兩種進程，即以雙邊主義為特征的美國亞太同盟體係，以及以夥伴關係戰略和多邊主義為特征的東亞地區主義。這兩種進程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呈現出互相交織的趨勢。
中國一向在倡導東亞多邊主義方麵擁有較多主動權，但在東海、南海爭端以及台海關係等事關主權的問題上，中國不能接受通過多邊談判去解決；美國一方麵不允許其東亞雙邊軍事同盟體係受到任何多邊機製的製約，另一方麵又開始主動介入東亞多邊主義進程。
美國的全球基本戰略，仍然是政治上倚重歐盟和東盟，軍事上鞏固北約和美日韓同盟，經濟上推動G20合作。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仍然是以雙邊聯盟為基礎，著力鞏固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的同盟關係。全麵提升與日韓和澳大利亞的盟友關係，包括在澳大利亞駐軍。其中與日韓的同盟關係是重點。美日同盟更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石。奧巴馬和希拉裏都將首次亞洲之行的首站選在日本。與此同時，美國又試圖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包括與越南、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國建立某種準軍事關係。
但美國在堅持雙邊聯盟的同時，也開始主動介入和利用亞洲多邊主義進程。例如，美國堅持通過多邊談判解決南海爭端，試圖用多邊框架來約束中國。
因此，中美通過戰略對話，厘清、調整並規範彼此在東亞的戰略關係、戰略目標與安全策略，對於東亞安全合作的有效開展以及集體安全體製的建設具有關鍵意義。
三、中美建立新興大國關係、擺脫“大國政治悲劇”的可能性
當前中美關係確實麵臨諸多困難和嚴峻考驗，其複雜性、新穎性恐怕是兩國在曆史上都不曾經曆過的。不過，事情總有兩麵，從另一個角度看，中美兩國如果決心建立以合作為基調的新型大國關係，也有許多曆史上的大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
1．中美發展合作關係的有利條件
首先，在國家層麵上，中美兩國都擁有一些有助於合作共贏的主體特性：
（1）中美兩國都是巨型國家和文明代表型國家。兩國都擁有雄厚的物質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這不僅意味著衝突代價巨大以至於沒有“勝者”可言，也意味著權力競爭可以通過文明的多元性、深厚性和包容性而得到調節，能夠在功能性領域以多種途徑、方式來尋求諒解與合作。
（2）中美兩國文化都有與外來文明融合的豐富曆史經驗，兩國社會都有較強的包容性，而且都是平民社會，兩國民眾實際上都信奉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這些都是合作與妥協的有利基礎。中美兩國在文化價值觀方麵的差異，並不構成難以調和的“文明衝突”，相反，各自獨特的曆史、文化對對方民眾都有很大吸引力。
（3）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主流是防禦性的，迥異於西方的殖民文化。中國傳統裏沒有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彌賽亞傳教士情結。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國。中國確實希望與美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共同建設“新型大國關係”。
其次，在雙邊關係層麵上，中美關係內容廣泛、深刻，相對比較成熟。
兩國有廣泛的利益捆綁和戰略共同利益。雙方當前在經濟、社會、政治領域都已建起進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礎。
在經濟領域，5300億的中美貿易總額以及中國1.3萬億的美國國債持有，都表明中美已形成“相互確保的經濟摧毀”，“合則兩利，鬥則兩傷”並非虛言，雙方乃至全世界都經不起中美“新冷戰”。
在功能性領域，如反恐、打擊跨國犯罪、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等領域，雙方擁有廣泛的合作空間。在G20等全球治理機製中，兩國的合作實際上大於摩擦。
在社會聯係上，除了數額龐大的相互直接投資外，兩國民眾的聯係、交往日益增多。如每年有數百萬人員往來，雙方建立了220多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國有近19萬學生在美留學，美國有2萬多學生在華留學。因此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具有深厚民意基礎。
在政治領域，雙邊關係基本建成了各個層麵的機製化、專業化磋商。雙方已有近百個雙邊多層次對話機製，其中包括最高級別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軍事防務磋商。
兩國領導人及高層官員交往頻繁，了解彼此在所有重大問題上的立場，清楚哪些問題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哪些問題則可能帶來分歧。例如，從2012年1月開始，胡錦濤與奧巴馬已有10餘次會麵，並經常通電話。習近平與奧巴馬也成功會麵。中美政府官員每年舉行60多次正式對話。
最重要的是，在東亞安全的根本目標，兩國關係的基本性質與長遠目標，以及政治、經濟與安全領域的眾多具體問題上，中美之間實際上都不乏共識。
（1）雙方都有維護東亞“和平、穩定、繁榮”大局的共同目標。
主觀上，中美雙方都希望從東亞地區穩定、和平與繁榮中獲益，這決定了中美在維護地區政治穩定、保持經濟增長與市場繁榮、消除朝鮮半島核擴散、阻止日本右翼政治的極端政策動向等問題上具有重要的合作利益。兩國領導人都不希望陷入類似美蘇那樣的一場冷戰，更不要說真正的戰爭，包括中國與亞洲鄰國的戰爭。
美國人應該很清楚，中國一旦和亞洲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國發生戰爭，美國將會陷入兩難境地：不卷入，美國在亞洲甚至全球的信譽會受到嚴重損害；卷入，則會冒著和另一個核大國發生戰爭的風險。因此，美國既不希望中國對鄰國動武，也不希望亞洲國家主動挑釁中國。
中國根本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日本那樣的擴張計劃，更沒有像前蘇聯和美國那樣的稱霸全球的計劃。中國隻是想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即使這些較少妥協空間的核心利益問題上，中國也保持了一定的靈活性。例如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已經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島嶼主權糾紛區分開來，並且表示願意積極參與有關南中國海共同行為準則的討論和談判。再者，盡管隨著中國在亞洲的崛起客觀上形成了某種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但中國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的力量擠出亞洲；相反，中國早已經意識到，美國力量在亞洲的存在，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亞洲其他國家都有其積極的一麵。
（2）雙方都希望發展一種長遠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事實上，兩國領導人都反複強調，發展合作關係對未來意義重大。例如：2012年2月，習近平（時任國家副主席）訪美，就如何建設好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提出四點看法：一要鏡鑒曆史。40年來中美關係發展有4條曆史經驗：雙方共同利益是內生動力；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製度保障；相互了解和戰略信任是重要前提；與時俱進的開創精神是前進推力。二要登高望遠。中美建設合作夥伴關係是當今世界大國關係的一次偉大嚐試，事關兩國人民福祉和世界前途命運。三要互尊互信。中方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發展對美關係的意願是坦蕩的、真誠的、一貫的。希望美方客觀理性看待中國，慎重妥善處理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四要互利共贏。兩國經貿合作具有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的本質特征。
奧巴馬連任後，鑒於“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係的負麵影響，美國朝野出現要求“再再平衡”（rebalance within rebalance）的呼聲。2013年1月17日，美國頭號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布題為《大賭注與黑天鵝》的報告，為奧巴馬第二任期提供政策建言。其中，前白宮亞洲政策高級主任李侃如等建議對“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微調，建議奧巴馬盡早同習近平建立穩固的私人關係，采取主動措施鞏固和加強中美關係，“把中國拉回來”。
2013年6月7—8日，習近平和奧巴馬舉行了“莊園會晤”，雙方同意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奧巴馬在2014年4月訪問日本和菲律賓等國期間，也多次表示：“我們歡迎中國持續穩定、繁榮與和平地崛起，並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負責任的角色”，“我們和中國之間具建設性的關係。我們的目標並非是要反製（counter）中國，我們的目標也並非要遏製（contain）中國。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國際規則及規範得到尊重”。
（3）中美雙方領導人都多次強調，兩國在振興全球經濟、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抗擊重大疫情、反恐、防擴散等眾多領域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廣闊的合作空間。例如，奧巴馬在2014年4月在菲律賓的講話中就提到，華盛頓和北京可在雙方擁有共同利益的課題，如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協助朝鮮實現無核化等方麵進行合作。2014年11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與奧巴馬會談時也指出，麵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美應該合作，能夠合作的領域更加廣闊。
第三，在國際體係的層麵上，國際環境中的眾多曆史性變化，也決定了中美發展合作關係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西方對華強硬派總以一戰前的英德關係來類比今天的中美關係，這種脫離時代背景的曆史類比過於簡單化。
（1）在核時代，“安全相互依賴”是一種現實。大國武力衝突的危險性和危害性不言自明。中美都是核大國，雙方領導人（或者說任何理性的、負責任的政治家）都不會輕易選擇用武力來解決彼此間的分歧。
（2）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的經濟聯係日益緊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經濟相互依賴”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3）在工業化與現代大眾政治的時代，外交與內政關係密切。隨著市民社會的興起和民眾政治意識覺醒，大國之間很難以非和平、對抗的方式來實現政治目標。伊戰和阿富汗戰爭在美國國內引起的震蕩就是例子（且對象都是中小國家）。
（4）當今國際製度、國際規範的發展程度及其對國際關係的調節作用、對國家行為的約束力，已遠非距今100年的一戰時期所能相比。完全無視聯合國憲章等國際製度與規範的行為，可能會付出重大代價。
總之，中美關係不乏實際基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具備眾多條件，但這些條件能否得到有效利用仍存在不確定性，中美兩國都需要轉變自己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以適應世界形勢和雙邊關係的眾多變化。
2．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必須解決四個難題
在中美兩國國內政治、實力消長與國際地位均發生變化的新形勢下，兩國之間的戰略關係框架麵臨重大調整。中美關係要擺脫曆史“魔咒”，避免落入傳統大國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途徑隻能是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含義，按照中國政府的表述，就是“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種新型關係還可以這樣來理解：第一，顧名思義，基本目標就是要打破所謂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走向對抗的曆史“定律”。第二，與曆史上的崛起國不同，中國自身的定位是現行國際體係的參與者和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顛覆者。這一自我定位還應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理解。第三，這還意味著中國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第四，這同樣意味著美國要平等地對待中國，把崛起的中國視為國際政治經濟體係中的一種積極力量與合作夥伴，至少不把中國當作一種嚴重威脅。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大意是說，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之所以最終變得不可避免，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和相應的過激反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判斷經常被解釋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於是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進而又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崛起國身上，從而忽視了守成國的反應方式。換言之，其中所涉及（以及書中所具體描述）的雙方或兩大同盟之間的一係列互動關係經常被省略了。實際上，現存大國無視權力結構的變遷，不願與崛起大國分享權力以及與此相關的戰略應對行為，往往也是造成困境的原因。
修昔底德隻是說，戰爭的根源是因為雙方關係中出現了一種結構性的矛盾或安全困境，而這個矛盾或困境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並不是說雅典要為戰爭的發生負全部責任。實際上，修昔底德認為戰爭的起因，即有遠因或潛在原因（underlying cause）——體係層次的安全困境（雅典權勢增長與斯巴達的恐懼）；個人層次的人性因素（貪婪和野心），也有近因或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兩大聯盟成員的變化，例如科孚倒向雅典、波提達受斯巴達的引誘。
在現實中，這意味著一種可能性，即隨著力量對比的變化，兩個大國的戰略判斷與情感好惡等因素相結合，陷入某種惡性（而不是良性）互動的軌道，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惡性互動會導致健康的競爭逐步變成敵對，乃至走向你死我活的戰爭。
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如果我們無視人類在經濟、技術和社會條件等方麵的巨大變化，片麵地理解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進行簡單的、教條主義的曆史比附，是十分輕率的。如果把責任簡單地歸咎於崛起的一方，那麼“發展”作為每個民族的自然追求，就成了一種不值得提倡的“原罪”。這種邏輯顯然是荒謬的，也是不現實的。
世界上處處有陷阱，但不是每個人都必然會掉進去。在曆史上，大國和平共存、大國之間權力和平轉移的例子也是存在的。所謂“結構性矛盾”有其客觀性，但人類可以通過觀念上的與時俱進以及合理的政策選擇來避免其消極後果。美國在走向全球性大國的過程中雖然與他國發生過許多戰爭，但沒有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重大戰爭（與英國的衝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老大老二間的爭霸戰爭，英國當時的主要關注對象甚至不是美國，而是歐陸強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也可以說是“和平崛起”。
事實上，許多學者並不同意所謂新興國家與現存大國之間一定會產生對抗、戰爭不可避免的曆史“遺訓”。他們認為，中美兩國在反恐、阻止核擴散、促進經濟金融穩定、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環境方麵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個大國之間產生的任何分歧都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
更重要的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並不隻是崛起國家的任務，也是守成國家的責任。中國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老大與老二之間會形成怎樣一種關係，是雙方互動的結果，並不單獨取決於那一方。要避免重蹈曆史上大國關係的“覆轍”，實現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目標，雙方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
首先，中美關係需要尋找新的戰略定位，解決戰略互信問題。
中美關係的關鍵問題是彼此需要有一個清晰、合理的戰略定位，從而確立牢固的戰略基礎和戰略互信，進而實現戰略穩定。如果相互能夠做出類似斯坦伯格所建議的“戰略再保障”，經過相互妥協、適度改進的“融入—接納”模式大致仍可以作為中美關係的大戰略基礎，即美國不僅歡迎一個“繁榮成功的中國”，而且願意給中國發揮建設性作用留下更多空間；而中國不僅應從被動適應國際體係轉變到“創造性介入”，而且應本著對外部世界負責的態度來實現其發展。簡言之，美國要向中國“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中國要為美國“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
顯然，中國單方麵要求分享權力，或者美國單方麵要求承擔義務，都是不合理也不現實的，中美之間需要達成某種“戰略妥協”。
例如，中國應該意識到，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訴求與軍事存在，包括雙邊同盟體係，即有其曆史連續性，在現有條件下對於維持亞太秩序的穩定也不乏積極意義。
中國理應在國際社會上主動承擔更多的義務，但同時也需要設法消除中外雙方在“中國責任”、“中國角色”上的認知差距，讓世界理解自己的實際目標、困難以及承擔國際義務能力方麵的有限性。
一方麵，中國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也應該追求合理的目標。實際上，即使就經濟實力而言，盡管中國在發電量、工業總產值、貿易總額等重要數據上超過了美國，中國經濟的質量仍然遠低於美國，中國的先進技術、品牌擁有量、大公司的核心競爭力等諸多方麵都與美國有相當大距離。考慮到美國作為東亞傳統的主導性國家在該地區所建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紐帶與影響力，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仍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例如，如果以同盟國數量作為戰略影響力和資源動員力衡量標準的話，美國在全球擁有64個同盟國，而中國最多隻有表麵上的一個，中美處於完全不對等的地位。中國作為亞太地區權力與財富格局中的“後來者”，不可能隻憑借經濟影響力來取代美國的影響力。因此中國應追求合理、有限的目標。
另一方麵，美國也應該認識到中國發展訴求的合理性。例如，美國應該認識到，中國並非純粹的內陸國家，而是擁有1.8萬千米海岸線的陸海複合型國家，維護其東亞沿海地區的合法海上利益是理所當然之事。如果美國希望中國承諾不以武力方式解決領海爭端，它也應該承諾對其東亞盟國的單邊挑釁行為或試圖單邊改變領海及島嶼爭端現狀的企圖進行必要的約束。此外，美國還需要學會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國，正視中國力量客觀發展的現實，並在其主導的國際體係中為中國釋放更大的發展空間。
總之，中美雙方隻有“相互尊重”，才能找到和平共處的有效途徑，避免惡性競爭，特別是軍事競爭的升級。實際上，雙方都表達了這種願望。例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最近也表示，“中美正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亞太應成為其起點和試驗田。這一關係摒棄以往大國間的‘零和’關係，尋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互利共贏”。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Daniel Russel）等政要也曾建議雙方共同采取克製政策。一些學者還提出了“相互確保克製”（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的思想，即雙方采取相互尊重的外交政策，各自限製其權力投射範圍（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區）。
包括前助理國務卿克勞利（P.J.Crowley）、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際事務教授阿米塔·伊奧尼（Amitai Etzioni）等“確保克製的中美關係框架研究小組”的成員承認，中美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解乃至緊張局勢。他們提出“相互尊重”的建議：兩國厘清彼此的戰略意圖，為軍事發展和強製外交設立一個終極界限，以此為基礎製定對外政策，使得雙方都能夠自我克製，有章可循。
其次，中美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爭端解決和危機管控機製，通過雙邊協調與多邊對話來共同維護東亞秩序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