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書名：亞洲新未來——中外學者論國際關係與地區秩序
作者：石斌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12
ISBN：9787305178283
編輯委員會
何成洲 石斌
蔡佳禾 華濤
學術委員會
陳嶽（中國人民大學）
陳誌敏（複旦大學）
洪銀興（南京大學）
秦亞青（外交學院）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
王緝思（北京大學）
王寧（清華大學）
楊潔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張宇燕（中國社會科學院）
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
David M.Lampton（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Vali Nasr（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總序
《禮記·學記》有雲：“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教與學原本一體兩麵，是師生共同的事業，非獨教師單方麵的“傳道、授業、解惑”。進而言之，教師亦須不斷追求新知，一流的教學有賴於一流的研究。
育人與問學，乃高等教育的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大學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養成人格”，非徒灌輸知識、傳授技能；大學之根是學問，學問之道，在“善疑、求真、創獲”。兩者之上，更需有一靈魂，是為大學之魂。大學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內核，即人文價值與“大學精神”：獨立、開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與信念。大學之為大學，蓋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國和美國的兩所著名大學共同創辦的教學與研究機構。它於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開始創建，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建立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機構，旨在培養從事中美事務和國際事務的專業精英，專業方向涵蓋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法、環境-資源-能源、美國研究和中國研究等領域。
自1986年以來，聯合證書項目已連續招收了28屆學生。自2006年以來，聯合碩士項目已招收八屆學生。來自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近三千名具有傑出才能的學生從“中心”畢業，他們活躍在中美兩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媒體、非政府組織等部門。
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交流氛圍，中外學生共同學習、生活，中外教授聯合執教、相互切磋，以及與國際教育體製接軌的管理製度等特征，構成了“中心”迄今在全國仍屬獨一無二的運行模式。在兩校領導人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幾代人的辛勤耕耘，“中心”如今已成為國際知名的跨國教學與研究機構，被海內外譽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典範。
時光荏苒，物換星移。唯有與時俱進，方能長盛不衰。在“中心”即將“三十而立”之際，為了更好地利用“中心”獨特的國際化學術資源，加強對外交流，凝聚研究團隊，促進學術發展，展示“中心”師生的學術成果與研究心得，反映南京大學的學術風格與研究水平，“中心”的幾位中方教授經反複商討，決定編輯出版《中國·美國與當代世界論叢》。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辦教育、興學術，蔡元培先生主張“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本叢書的編纂，亦將遵循此種方針。
“中國·美國與當代世界”之命題，其義有三：首先，基於“中心”學術架構與辦學特色，我們鼓勵就中美關係以及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的各種具體問題展開全方位、多層次、跨學科的研究。其次，鑒於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各類問題密切關聯的現實，我們不但要研究中美兩個大國各自的發展狀況及其相互關係對當代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更要把中國、美國以及中美關係問題置於當代世界的大環境中加以考察。複次，當今世界各種關乎人類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無論是全球與地區層次上的政治、經濟、貿易、金融問題，還是諸如暴力衝突、武器擴散、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移民、難民以及環境、生態、資源、能源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乃至國際體係的製度變遷與秩序改良、多元文明的對話與交融，也理當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總之，探討各類國際與國內問題，考察各種雙邊與多邊國際關係，我們不僅強調中國視角與本土關懷，也倡導全球意識與世界眼光。
我們不僅期待海內外校友惠賜大作、玉汝於成，也歡迎學界同仁不吝賜教，共襄此舉。
舉凡個人專著、合作成果、優秀論文、會議文集，乃至特色鮮明、裨利教學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學術前沿的移譯之作，隻要主題切合，立意新穎，言之有物，均在“網羅”、出版之列。必要時我們還將出版各類專題係列成果。我們希望，將來集腋成裘，或可蔚為大觀。
一事之成，端賴眾力。讓我們攜手澆灌我們的精神花園，共赴思想之旅，同鑄大學之魂。
論叢編委會
上篇 共創亞洲新未來：理念與政策
東亞合作與中國：基本瓶頸、新近困難和調試方向
時殷弘 韓彩珍
引言
東亞區域合作的增進遭遇一係列基本和深刻的瓶頸問題，它們主要是：組織規模與成事效率之間的悖論；區域合作前景麵對的深刻的不平衡；“內部人”與“外部人”之爭，或曰大國間相關的基本戰略疑懼；嚴重和多重的“安全禁區\/準禁區”問題；東亞各國民族主義的加劇或複興趨勢。
與此同時，與晚近數年來的一係列重大事態相伴，中國在東亞區域合作領域遭遇複雜難解的新困難，其中有些到了令相關的多邊合作努力暫時癱瘓的地步，其中包括：中日激烈對抗且持續不已；南海爭端甚為凸顯且僵持不下；美國在東亞多邊主義領域大事伸張；TPP談判被高調倡導、迅捷發動且進程頗快。
在上述大多經久存在和甚為頑固的瓶頸和困難麵前，中國應當嚐試透視和反思基本問題，積極而不失審慎地從事方略和政策的調試，在相當程度上揚棄關於東亞區域合作的舊路徑，踐行以兩大要點為主要特征的新路徑（即著重於確實可行且對中國有益的一部分多邊合作和多邊體製建設，尤其是那些“次次區域”性質的，同時著重中國與東亞國家的雙邊積極關係，包括作為雙邊合作之前提的雙邊關係緩和或雙邊爭端緩解），持之以恒地大力加強周邊外交和改善周邊關係。
一、東亞區域合作的基本的瓶頸問題
東亞各國正在從事增進區域和次區域多邊合作（特別是經濟方麵的多邊體製性合作或曰一體化）程度的努力，但麵臨著一係列基本和深刻的瓶頸問題。
首先，規模與效率之間的悖論。
組織涵蓋的範圍越大，成員間潛在和實在的情勢差異、利益差異和立場差異就很可能越大越多樣，因而組織的效率就很可能相對越低。這是個常識。主要由於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出自戰略\/外交私利的鼓動和推進，東亞區域多邊機構性安排的地理涵蓋範圍越來越大，成員越來越多，所涉議題愈益多樣，互相重疊、分野不明、使命含糊的組織體製也愈益增多。因而，大凡全區域和跨區域的多邊組織（APEC、東亞峰會、東盟安全論壇等）幾乎都過於鬆散，缺乏明確細致的規範、規則和政策製訂程序，很難形成真正的效率。例如，曆屆APEC峰會和東亞峰會本身大都僅僅象征性地發表個宣言，大體上沒有什麼真正實質性的成果和可以貫徹的共同政策。與此同時，大致除東盟和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之外，同樣由於一些國家的幹擾和有關國家間爭端或對立的阻礙作用，規模較小、效率則很可能較高的東亞次區域體製性合作與往昔相比，得到的關注和建設努力有所減小。
其次，區域合作前景麵對的深刻的不平衡。
巨型中國在民族國家規模上遠遠超過嚴格意義上東亞的任何其他國家，這與歐洲的情況大相徑庭，構成東亞的根本不平衡之一，而如何在區域一體化合作的意義上處理這“自然的”不平衡，則缺乏真正的東亞本地曆史經驗。不僅如此，在東亞還有與此相關的國家間實力的大不平衡。特別是，東盟十國即使合在一起集體地衡量，在實力、物質性影響和區域政治能力方麵仍相當有限，再加上東盟內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實在和潛在的歧異甚或競爭，令它充當東亞一體化進程的“唯一司機”的曾有的抱負愈益無法實現。與此同時，實力和影響大得多的大國（中國或美國以及將來可能的印度）若要成為這樣的角色，卻“天然地”會引發較小國家的疑忌，還有區域內外的同等的大國的抵製和為難，而這反過來又可以抑製這樣的大國帶領一體化努力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