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六卷）——國共內戰

第三章（1 / 3）

９８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法原則及複決法律之權。（二）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關係，立法院對行政院之不信任權，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權取消。（三）省得製定省憲改為省得製定省自治法規，或省單行法規。關於以上各點之製訂憲草技術問題，如國大之職權等項，將由憲草審議會協商之。①隨著二中全會議程進入尾聲，自１５日起各項決議案陸續被審議通過，但王世傑發現“一部分委員叫囂之氣益張。今日又要求罷免翁詠霓等。日昨外間有人向二中全會請願罷免熊式輝，亦為黨中一部分人所指使。此種作法顯示黨中紀律之惡化”②。王世傑對於ＣＣ係人馬動輒於會中強硬批評，或對執政團隊做人身攻擊以引起內部紛爭，頗不以為然，但也無力改變。

蔣介石於１６日上午９時親自主持二中全會第十八次大會，大會通過對政協報告之決議案。由於東北問題餘波蕩漾，原審查意見要“公告蘇聯撤兵，要責成蘇聯負責，要撤辦熊天翼，要撤銷政治經濟委員會”③。蔣介石於會中力稱“此事不可以和平以外之方法求解決，要求全會信任其本人，並行起立表決”④。在全體與會代表起立之下，會中的爭議在表麵上獲得平息。

當日下午換由戴季陶擔任主席，大會首先通過國民黨總裁將於國民大會開會時，“以國家元首之資格當然出席指導外，並應為本黨出席國大代表之一”，接著又通過主席團的三項提案：（一）關於國府委員之產生辦法如下：國府委員由國府主席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選任之。如各黨派人選在二中全會閉會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府主席提請常務委員會選任之。（二）戰事業已結束，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銷，恢複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其組織及人選，由總裁提請常務委員會決定之。（三）關①《政協及審查小組開會商決定改變修憲原則》，《大公報》（天津），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６日，第２版。

②《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５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５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２８６頁。

③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６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５頁。

④《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５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６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２８７頁。蔣介石於會中指出，“熊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按照他的指示辦的，所以東北局麵的責任不在熊將軍，而是他自己的責任”，並認為“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是沒有必要的，無須通過。他將負責處理東北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６８—６６９頁。

９９國共內戰於國大本黨代表之產生辦法，決定如下：（１）本黨應出代表二百二十名，以一百五十名分配於中央委員，由到會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候補監察委員，用無記名限製連記選舉法，就第六屆全部中央委員名單中圈選三分之二，即每人圈選二○○名，以得票較多者當選。

（２）以七十名分配於非中央委員之黨員；及青年團團員，在中央或地方負有重責，曾為黨奮鬥，著有成績者；（包括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由常務委員會選定之。①隨後與會委員開始票選中常委和國大代表，由於尚有許多議案討論未畢，全會會期再延後一日。自３月初開始，曆經１７日，舉行１９次大會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終於在１７日下午閉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國民黨指定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結果也分別被揭曉。王世傑認為此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常務委員，均由執監委員選舉，不由總裁提候選人，亦不用記名投票。結果有眾多資望能力薄弱之委員，趨附黨中所謂ＣＣ派者，均當選。黨內、黨外均不免失望。實則黨中既惟彼一派有組織，此種結果自屬當然”②。

此外，在閉幕當天黃宇人批評全會工作公報的草稿內容是老式的官樣文章，引起陳布雷的極大激動。③加上派係和人事選舉間或明或暗的較勁，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自始至終都彌漫著緊張的氣氛，亦使得在政府中的國民黨籍行政官員對於處理中蘇關係或是國共關係，態度都漸趨保守。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落幕以後，於１８日上午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蔣介石對於二中全會中的若幹爭議提出看法：“首闡述建國大綱總理之遺意，均權即有中央集權之意，因當時地方分權之說甚盛，均權所以反分權，反分權即是有限製之中央集權也。其次論東北問題，需要尋求外交途徑和平方法以求解決，共黨欲造成事實，由外交變為內政問題，中央政府絕不承認，如果不能由①《國防委會應即撤銷恢複成立中政會》，《大公報》（天津），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第２版。

②《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５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２８７頁。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７０—６７１頁。

１００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蘇聯手中完全接受，政府寧願撤退。”①徐永昌認為蔣氏此論係在“辟聯省自治說之謬，以為必須有限度中央集權。……並引昨日吳稚暉言中共對協議並無誠意，而與吾人爭論憲法，實則在□分中國為若幹獨立區，並把利用一種憲法以達其最後之目的雲”②。王世傑認為蔣氏論黨務革新運動時，“指斥此次黨中所謂‘革新派’（即陳立夫、梁寒操、劉健群等），其目的隻在攫取中央常務委員”，蔣對於ＣＣ係操控二中全會黨內選舉，可說是頗為憤慨。

此次的全會可以說是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國民黨要落實相關協議的開始，故各方均寄予高度的期待。然而國民黨內軍係原本在戰場上就與共產黨相對立，加上ＣＣ係對於政學係在戰後於行政係統擁有多數重要職務不滿，故陳立夫雖為國民黨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但其在會議期間發言不多，陳布雷在政協開會的發言亦多為枝節，多半忙著做記錄以提供報告，讓蔣介石於幕後掌控會議情形，張厲生雖參加施政綱領和國民大會兩分組，但多在力保舊國會代表繼續有效。因此當國民黨內保守勢力在二中全會提出堅守《建國綱領》和《五五憲草》原則，並試圖對政協憲草協議進行翻案後，中國的政治情勢又趨於緊張。這使得積極斡旋於各黨派的孫科頗為不滿。

此外在二中全會時，國民黨內的ＣＣ係運用“黨政革新與黨內民主”的訴求，在檢討會中大肆批評行政官員，並通過主導選舉方式，擴張其在國民黨內的勢力。期間由於氣氛過於緊張，何應欽、吳鐵城、陳誠、陳立夫、張治中和朱家驊等人擔心會議進程失控，影響蔣介石的威信，因而共同出麵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宴請黨內中級幹部，勸大家不要責難太過。會場中打倒官僚主義的口號壓倒了一切；要求民主，要求革新的空氣，籠罩了一切。打倒官僚主義，要求清算責任，要求辭職，這是國民黨開新紀錄的壯烈的檢討。③天津的《大公報》也於１９日以“對二中全會的觀感”為題發表社評，該文認為二中全會“大致方向不差，而其精細與強度似乎稍嫌不足”，並指出①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８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７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７１頁。

②《徐永昌日記》，第８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８日，台北，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４—２４５頁。

③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６日上星期反省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５—５５６頁。

１０１國共內戰社會一般人士的憂慮，怕二中全會對政協會議的決議有異議；其又認為二中全會雖決定信守政協決議，“惟對憲草問題有異議，堅持‘權能分職，五權分立’的原則，這一點與政協的協議頗有出入。這縱使不致牽動其他幾項協議，然必成為將來國民大會的重大爭議。在這一點上，希望各黨派就學理與國情再作協商，莫為將來的國民大會留下禍根”。①《大公報》的社評道破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主張恐將引發更多爭論的事實，特別是在互信基礎薄弱的國共關係上，國民黨的翻案，將徒增共產黨的戒懼，讓先前眾人努力的成果難以持續。

第四節憲政理想與扭曲一、製憲的實施在幾經折衝之後，國民政府於１９４６年年初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人士，共商國是，與之達成若幹政治共識。但國民大會在政協憲草原則中被“無形化”、不信任案和省憲等問題，在國民黨所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中，引發激烈的討論和翻案，這使得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接受國民黨的修正意見。然此舉遭到共產黨的質疑，加上雙方在軍事上的對峙未曾稍減，共產黨和民主同盟遲遲不願提出國民大會代表的名單，使原定５月５日召開的大會隻得延期。

國民政府複於７月４日公告，將於１１月１２日召開國民大會，並於１０月１２日通知代表自１１月２日起開始報到，唯共產黨和第三黨派仍不願提出代表名單。②為避免影響製憲國民大會的舉行，１０月下旬蔣介石在準備和夫人赴台巡視前，特地接見自滬來京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青年黨代表曾琦、陳啟天、左舜生，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勱、黃炎培和社會賢達胡霖等人，希望各黨派①《對二中全會的觀感》、《中全會與政協決議中共曾與國民黨代表會談請按決議實施商談無結果》，《大公報》（天津），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９日社評、２１日，第２版。

②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５５６—５５７頁。

１０２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能盡快提出國代指定代表的名單，以俾召開製憲國大。然由於國共雙方缺乏互信，共產黨和第三方麵仍持續杯葛，於是蔣介石一麵指派孫科、吳鐵城、邵力子和陳布雷等人繼續斡旋，一麵表示不願再做讓步。

（一）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９日上午，美國特使馬歇爾專程由京飛滬，麵邀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返京商談，卻被拒絕。周恩來仍堅持“必須政府立即無限期停止對張家口之軍事行動，將軍隊撤回原防，方可允重開談判”，並批評馬歇爾調處不公。馬歇爾在協調不成之下，表示：“共方既謂餘調處為不公，則餘應退出調人之地位矣。”遂於下午６時獨自返京。①１０月１１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大會代表到南京報到時間。內政部長張厲生對記者說明：（一）政府為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不惜以最大忍讓，求得國民大會之早日召開，在政府協商會議中，對於其他問題所以一再讓步，亦在促成國民大會之召開，以期頒布憲法，達成還政於民之目的，現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大會代表定於十一月二日開始報到，自為各方所樂聞。

（二）各黨各派之國民大會代表名單，政府盼望其早日提出，並隨時接到隨時公布。（三）此次召開之國民大會，為製憲會議，憲法通過後半年，即召開第二次國民代表大會，實行憲政。②不過到了１１月１２日，其他黨派仍未提供代表名單，國民政府遂再展緩三日。在國共內爭的紛擾中，幾經延宕後，製憲國民大會終於在１１月１５日召開，審議立法院通過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於是年１２月２５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的三讀，完成製憲的工作。有關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與延會經過如表１５。

①蔣介石聞悉後曰：“此次馬歇爾特使飛滬，與周恩來商談，竟遭如此侮辱，彼或可覺悟共黨之不可與同群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７００９。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７０１１。

１０３國共內戰表１５製憲國民大會籌開經過決議／公告單位預訂開會時間召開情形展延原因１９３５．１１國民黨五大１９３６．１１．１２延期各省代表未能全部選出１９３７．２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１９３７．１１．１２延期抗戰爆發１９３９．１０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１９４０．１１．１２延期代表因戰亂集會困難１９４５．５國民黨六大１９４５．１１．１２延期共產黨要求先改組政府１９４５．１１國民政府１９４６．５．５延期共產黨等拒絕提交名單１９４６．７國民政府１９４６．１１．１２延期等待其他黨派提交名單１９４６．１１國民政府１９４６．１１．１５召開共產黨、民盟未提交名單由於受戰亂影響，是次國民大會代表產生的時間先後不一。在政治協商會議時，各黨派對原選代表的代表效力問題，看法不同。後經協議，取消當然代表及指定代表，而另行增加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代表７００名，其分配方式為：中國國民黨２２０名，中國共產黨１９０名，民主同盟１２０名，中國青年黨１００名，社會賢達７０名。①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召開國民大會之前，全國各地、各職業與特種團體之選舉及遴選陸續辦理完成，國民黨的遴選代表由蔣介石領銜，青年黨和民社黨分由曾琦及李大明居首，社會賢達則以但懋辛名列前茅。②其實際選舉與遴選代表名額包括：（１）區域選出者共計７７０名；（２）職業團體選出者共計４３７名；（３）特種團體選出者及遴選者共計８４３名。總計製憲國民大會代表共２０５０名，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製憲國大閉幕前，實際報到的代表人數為１７０１名，報到率為８２．９８％。各類代表出席情形統計見表１６。

表１６製憲國大代表出席情況代表類別法定人數公告人數報到人數備注區域選舉７７０７５４７３５由各省人民直選產生職業選舉４３７４１８４０６由各職業團體選舉產生特種選舉１４３１４３１４２由政府遴選產生①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６１１頁。

②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６３２—６３５頁。

１０４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續表代表類別法定人數公告人數報到人數備注國民黨２２０２２０２１６共產黨１９０００共產黨拒絕參加派黨民主同盟８０００民盟拒絕參加表代民社黨４０４０３９民社黨脫離民盟單獨參加青年黨１００１００９９社會賢達７０７０６４主要為無黨派參政員總計２０５０１７４５１７０１到會率８２．９８％，超過３／４資料來源：《國民大會遴選代表暨當選統計表案》，台北，《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３９。

如以公告當選代表的黨籍來看，國民黨籍者１２３５人，超過七成的比例，在製憲議題上具有主導優勢；如以性別比例來看，女性有８２人，僅占４．７％，在後續訂定有關婦女參選保障時，此問題曾引起熱烈的討論。①有關製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黨籍統計見表１７。

表１７國民大會公告代表黨籍統計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類別國民黨青年黨民主社會黨黨籍不明共計區域選舉６１２９９１２３７５３業職農工商２６５——９５３６０舉選自由職業４６——１２５８蒙藏２３——１９４２特外僑３５——６４１選種軍隊２２——１８４０舉婦女１２——８２０國府直接遴選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７０４３０總計１２３５１０９４９３５１１７４４資料來源：此統計表為會後製作，區域國民大會代表原有７５４人，其中一人報到後在南京去世。《國民大會遴選代表暨當選統計表案》，台北，《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３９０００１。

（二）製憲國民大會中的爭論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國軍戰事雖尚平穩，但因內戰擴大，通貨膨脹，人民①《國民大會遴選代表暨當選統計表案》，台北，《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３９。

１０５國共內戰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①而延擱多次的製憲國民大會，在國民黨獲得青年黨和民社黨的參與下，終於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上午舉行開幕典禮，隨即進行預備會議討論議程。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於２８日正式向大會提出憲法草案，並由立法院院長孫科報告憲法草案內容，然後大會開始進行憲法草案的審議。因各方意見頗繁雜，第一讀會在曆時６日後，１２月５日國民大會舉行第九次會議，決議延長會期１０日，預定至是月１９日閉幕，並決定憲草審查委員會的召集人。②有關此階段各代表出席的情形如圖１１。

150014851455145014211400138213501318129613001250120011A1A1A　1A1A1A1A1AA1N1AN1AN1　ANA圖１１製憲國民大會代表出席概況圖國民大會提案審查委員會分為９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審查有關之憲法草案條文。蔣介石於１２月１６日紀念周時，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不能通過憲法，……唯有引退之一途。”③國民大會於１８日續開大會，聽取各委員會報告，並就審查報告書進行討論。蔣介石則於是日接見華北各省代表張蔭梧等人，張等欲指定北平為首都，蔣介石以孫中山所主張奠都南京為由，婉拒張等的要求。國民大會於２０日舉行第十二次會議，蔣介石親自出席聽取憲法草案①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１９０７—１９４９）》，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４８頁。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０５。

③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１１頁。

１０６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綜合審查委員會之審查報告，並指示國民黨籍代表相關方針。是日國民大會主席團會議，決定大會再延期二日閉幕，並通過實施憲法之準備程序要點。

是晚，蔣介石邀宴出席國民大會之軍隊代表。

國民大會第十三次會議於２１日上午完成憲法草案之一讀。下午，國民大會續開第十四次會議，蔣介石受主席團之推請，針對憲法草案二讀中之爭論點，加以說明，包括憲草所載國都地點、各民族名稱、西藏政製和婦女代表保障名額等問題。其中有關國都的問題，蔣介石主張：草擬憲法草案的時候，本席的意思，認為國都原沒有列入憲法草案的必要，現在第一審查委員會對於定都南京，有許多意見，而且決議定都北平，各位代表諸君，我認為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不容有一點個人的感情，或者有一點地方的觀念在內，應該以國家為前提。我們不可有一點感情用事，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因此我重提過去的主張，憲法內可不必規定國都地點。①蔣介石還針對憲法草案第五條，指出“中華民族一律平等”這一句話的文字不必修正。而蒙藏自治問題，他認為“在地方製度一章，應有這個規定”。

至於在規定婦女當選保障名額的問題上，蔣介石主張應逐步實行婦女代表占２０％名額的規定。在蔣介石說明之後，大會開始進行憲草二讀，直至六時散會。是晚，蔣介石宴請各黨派代表３００餘人，並與之欣賞西康歌劇。②２３日上午，蔣介石主持總理紀念周，並對國民黨籍國民大會代表致詞，表示：“１．憲草中所規定立法院之人數，未免過多，恐開會不易。２．憲草第二十八條規定現任官吏不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亦恐有困難，最好能設法補救。”是日國民大會第十六次會議，繼續進行憲草二讀。中午，蔣介石主持國民大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下午，國民大會第十七次會議續就憲草進行二讀，由國民黨籍代表簽署複議“現任官吏不能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案。③２４日國民大會第十八和第十九次會議，繼續憲草二讀，下午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２１。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２１。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２３。

１０７國共內戰並討論憲草第二十八條，“現任官吏不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之複議案，經修正通過為“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選為國民大會代表”，至傍晚六時，完成憲草二讀程序，並通過憲法實施準備程序案。①完成二讀之後，主席團根據議事規則第三十六條規定，推選孫科、王寵惠、胡適、陳啟天、蔣勻田、王世傑、王雲五、陳誠、林彬、潘公展、洪蘭友和雷震等１２位代表為決議案整理委員會委員，負責整理憲法草案修正案之條項文句。１２月２５日第二十次大會進行第三讀會，整理委員會推舉胡適報告整理結果，經討論和進行若幹文字修正後，大會接受整理委員會之意見，主席於右任宣告將修正通過之憲法草案整案提付表決，在場代表１４８５名，全體一致起立鄭重通過，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之製定。是日下午３時製憲國民大會舉行閉幕典禮，在吳敬恒主持和各國使節觀禮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接受了新製定的憲法。②會後各代表陸續離京，惟受限於交通和戰亂，部分代表隻能在南京留候。

表１８國民大會代表離京暨留京人數表（１９４７年１月３日）國民政府公布之代表人數法定人數合計甲、報到代表人數：１７０１在京供職者４８０已離京者６６６已登記接洽交通工具準備離京者１６８住招待所未登記交通工具者１１９未經洽辦交通工具或自行離京者２６６死亡者１因案被捕者１乙、未報到代表人數：４４資料來源：《製憲國民大會（二）》，台北，《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１１４００００２。

①對於製憲過程中的許多爭議，大會均能按照蔣介石的主張修正。其謂：“四十日來所引以為憂者，至此始盡釋，回憶十年前在西安蒙上帝保佑，於聖誕節脫險歸來，而於十年後之聖誕節前夕，竟能製定立國之大憲，此非天父之賜恩，曷克臻此。”《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２４。

②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７２９—７３０、７３４—７３６頁。

１０８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三）行憲國代和立委的選舉風波１９４７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且聲稱於三個月內製定相關選舉罷免法，以從速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並選舉正副總統，好還政於民。不過國民黨自身從六屆二中全會到製憲國民大會過程中，黨內對於許多議題的看法紛紜。元月上旬胡適向熊式輝表示，國民黨“（１）軍隊紀律不如前。（２）經濟之紛亂可怕。（３）國民黨內太複雜，將來必分，不如在蔣先生領導時任其分為兩個黨，舊招牌無論那一部分承繼，其他一部分名目可新設，領袖可暫超然”①。

在國共關係方麵，由於共產黨杯葛國民黨之召開國民大會，並嚴加批評，彼此難有回旋空間。３月２日下午３時，王炳南帶著周恩來致蔣介石的信函拜訪吳鼎昌，周恩來在函中強調南京衛戍司令部及重慶警備司令部公布之限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員於３月５日前撤離之通知不可行，對於共產黨是否繼續參與後續行憲，已不再是其所顧慮之事。而蔣介石為了擴大政府組成的正當性基礎，遂以拉攏民、青兩黨為主。蔣介石於５日中午，邀宴民社、青年兩黨主要領導人張君勱、徐傅霖、左舜生、餘家菊等，就進一步改組政府問題交換意見，②並由孫科、吳鐵城、陳立夫和張厲生等人，持續負責和民、青兩黨協調各選舉事宜。

到了３月下旬，立法院陸續通過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等。國民政府於是月底，明令公布行憲十項法規：“１．國民大會組織法；２．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３．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４．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５．監察院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６．行政院組織法；７．立法院組織法；８．司法院組織法；９．考試院組織法；１０．監察院組織法。”③行憲相關的配套法規逐一公告實施，國民政府亦著手改組。

４月１８日國民政府委員改組，原定４０席次，僅公布２９席委員，國民黨仍①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１９０７—１９４９）》，１９４７年１月９日，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６３頁。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３月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５。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三月》，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８、３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２８、０３１。

１０９國共內戰掌握多數。①而在各項選舉辦法公告之後，各方人馬躍躍欲試，國民黨和青年團更是互相傾軋，蔣介石特地召見三青團書記長陳誠，指示：“對青年團各級幹部競選國大代表一事，應誥誡製止，青年幹部應以服務為目的，不應著眼於名位之爭奪也。”②７月間，國民黨一方麵考慮實施動員“戡亂”，與共產黨完全決裂，另一方麵則持續和民社黨、青年黨商談選舉事項。蔣介石於３日晚間約集黨中元老，商討對中共發布討伐性之文告；次日，國務會議通過全國總動員案，實施“戡亂”。１８日的第七次國務會議，決議“撤銷共產黨國民大會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國民參政員名額，今後任何選舉，不再為共產黨保留名額”，至此國共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互相敵對。

７月１１日，國民政府公告，國民大會代表定於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３日選舉，立法委員定於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３日選舉。不過王世傑認為，雖孫科和陳立夫等“均力主舉行大選舉，實行憲法”，但此後“立法院委員將達七八百人，監察院亦有民選之委員二百餘人。如此龐大之政治性機構，幾乎長年集會，則負行政責任者，勢必終日困於應付這許多人，不能作事；而立法、監察兩院本身亦因人眾而工作無法上軌道”。③吳鐵城於７月２１日根據青年黨和民社黨對於各種選舉的要求，向蔣介石建議將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席次分別進行規劃。蔣介石認為：“此數字尚合理，本黨可以同意此為基數。但選舉結果如何？在事實上無法保證，其確數隻可以此為標準，共同努力，相互協助。惟不能以此為本黨對友黨作負責之保證。總之對二友黨，凡選舉事一切皆可公開協商，決不存有任何私圖。

以最近情勢，本黨本身亦絕無把握也。”④國民黨後續又擬定《指導黨員參加選舉辦法》，期能掌握黨員參選情形。

①國民黨１２席、民社黨４席、青年黨４席、社會賢達４席和五院院長（當然委員）５席，國民黨實際掌握１７席。《國民政府公告改組後政府之施政方針》，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頁。

②國民黨中央常會至７月９日通過黨團統一組織案。《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３０１９。

③《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６冊，１９４７年７月７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５頁。

④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８０４—８０５頁。

１１０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上旬，因局勢不安，吳鐵城請示是否要將大選延期，不過蔣介石裁示“選舉不能停辦，應如期舉行為宜”。因此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選舉均在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３日舉行，部分地區因戰亂或其他原因未能如期選出，最後總計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應選３０４５名，依法選出２９６１名，有８４名未能選出，其統計如表１９。

表１９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情況統計表代表類別法定人數選出人數其中婦女人數縣市區域２１７７２１４１４０蒙古５７５７６西藏４０３９３邊疆地區各民族３４３４２海外僑胞６５２２１職業團體地方性２１６２１６２４全國性２７１２６８５０婦女團體地方性１４８１４７１４７全國性２０２０２０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１７１７０總計３０４５２９６１２９３資料來源：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８１６—８２０頁。

由於選舉熱烈的情形遠非國民黨所能掌控，故結果與其原先和民、青兩黨的共識，有頗大差距。國民政府於１１月２３日公告由孫科等人組成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而“一般教育程度之低，人民之無組織，政治理解之不發達”，致難有滿意成績，①加以各黨候選人受限於提名辦法，使得開票後得票高者，未必能公告當選，衍生問題紛擾不斷。

國民政府於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公布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當選名單，並定於１８日開始報到。國民黨中央常會於１５日討論國民大會代表退讓問題，但次日部分代表即登啟事否認非法代讓。蔣介石於２１日晚間，約見陳布雷和①《國代選舉順利完成》、《社評：國大選舉完畢》，《大公報》（天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４、２６日，第２版。

１１１國共內戰陳立夫，“決定國民大會代表之糾紛，仍以得票最多者，嚴給證書”①。蔣介石在２５日上午１０時，直接晤見國民黨提名國民大會落選、退讓之代表６０餘人，“苦心勖其體認革命環境，互讓互諒，犧牲小我，顧全大局”，曆時一小時。

然聽者藐藐，被迫退讓者甚至以絕食等激烈手段繼續抗爭。３０日晚間，蔣介石另約見國民大會代表於斌和胡適等人，商討對絕食代表之轉圜辦法。②４月１日蔣介石指示中央黨部，“關於立法委員選舉問題，中央常會應速即擬具妥慎之解決辦法，於商同友黨後，連同名單於三日內呈核”③，以期能將問題盡速解決。

二、總統、副總統選舉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下旬，隨著國民政府公告行憲國民代表大會定於次年３月２９日召開，戰後中國政治製度的轉型進入實際運作的階段，各方紛紛揣測正、副總統可能的參選人，媒體亦紛紛進行報道，尤其是副總統的人選，更是各方揣測的重點。是時《南京晚報》即報道：“總統一職預料除蔣主席外，尚無人可當此重任，至於副總統，則角逐者頗不乏人，截至目前為止，據悉將參與競選者有現任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長孫科，監察院長於右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民社黨黨魁張君勱及青年黨領袖曾琦等，將來副總統人選究屬誰人，實難逆料。”④有意參選的人士，隨著召開國民大會時間的臨近，也開始通過媒體表態。

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於１９４８年元月８日上午，在一外籍記者招待會中，回答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００６。

②蔣介石是日曰：“自愧不知組織，以致今日黨務、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皆無幹部，一經危困，所有基礎，完全動搖。黨務幹部更為愚拙，國民大會代表問題之惡劣至此，而彼輩尚不知負責自恥，以致最後皆須由餘一人承當處理，痛苦極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５、３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０１０、０１５。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１。

④《未來總統候選人蔣主席當選無疑》、《看誰當選副總統》，《南京晚報》，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６、３０日，輯於《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剪報資料（一）》，台北，《外交部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２０９９０１００００１９。

１１２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美聯社記者的問題，公開表示若獲當選，可協助總統做不少事。①李宗仁參選副總統的消息一經披露，立刻引起各方人士的重視。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特地於元月１１日致函李宗仁表示讚同。李宗仁於１４日親筆複函致謝，並呼籲胡適亦參加總統競選，以資倡導。

李宗仁為了爭取蔣介石的認同，特別要幾位“親近”代為致意，白崇禧於元月１３日致函蔣介石要求蔣核允。②李亦於２６日，親自致函蔣介石，表達參選副總統的意願。其函稱：竊以憲政實施，為我國曆史之創舉，開中華民族之新運。凡屬國民，莫不感奮興起。職在鈞座領導之下，許身革命，亦既有年。

欣逢行憲之始，益勵輔弼之貞。因擬參加副總統競選，曾托健生部長、吳委員禮卿先後代達微忱，諒邀睿察。倘承俞允，俾得追隨鈞座，勉!馳驅。少分宵旰之勞，襄成“戡建”之業。③隨著國民大會召開的時間迫近，各團體陸續為所支持的人選，辦理聯名造勢活動，有意競選者，也相繼表態。因角逐者均誌在必得，除了通過各場合宣示，爭取媒體的有利報道外，拉攏國民大會各代表的運作也逐漸浮上台麵。

各競選者開始在南京進行布局，展開激烈的競逐。

２月下旬，第一屆國民大會展開籌備工作。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２３日發表談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協助政府，完成政治改革”，並希望各界能支持國大的召開。國大籌委會繼續以３月２９日為召開國大之目標，積極準備，包括在各地設置接待站，負責各地代表來京交通接洽，並考慮簡化報到手續，以及加速大會法規的擬訂，如總統副總統提名程序、議事規則和主席團選舉辦法等草案。④由於國大召開期近，競選副總統聲浪漸高，李宗仁在向蔣介石表態之後，於３月１１日在北平公開表示決定參加副總統競選。除李宗仁、於右任、程潛①《李宗仁昨宣布將競選副總統》，《新民報》，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輯於《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剪報資料（一）》，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９９０１００００１９。

②李宗仁曾托白崇禧和吳忠信，“請他們便中轉報蔣先生，希望蔣先生同情我的競選”。《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７３頁。《革命文獻—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３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６６。

③《革命文獻—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６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６７。《副總統人選推薦》，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６日，台北，《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１２１２０００１。

④《總統選舉程序草案國大籌委會已擬定》，《中央日報》（南京），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８日，第２版。

１１３國共內戰三氏陸續聲明參選外，稍晚京滬等地又傳出何應欽及國民政府委員莫德惠等人亦擬參選。是時何應欽尚以軍事代表團團長身份在美，其侄昆明警備司令何紹周，分別致函在京西南籍之政界人士，請支持何氏競選。而傳聞有意角逐的國民黨副主席孫科則遲未表態。雖孫科的態度模糊，但不少粵籍人士早已四處奔走。相較於副總統選舉的踴躍情形，蔣介石對於是否參選總統則遲未表態，各處擁戴蔣介石參選總統的信函則紛湧而至。

國大代表於３月１８日開始辦理報到手續，各地國代絡繹抵達南京，有意角逐副總統的人馬亦陸續抵京造勢。於右任於１９日正式宣布參選副總統，表示得失成敗在所不計，並在２３日上午９時報到時，以堅決的語調表示：“餘之參加競選，意在本四十餘年來輔助總理總裁之素誌，求一部憲法之實現，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華民國。”①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於３月２２日率領競選團隊搭乘專機南飛，下午３時於上海龍華機場降落。到機場歡迎的有上海市長吳國楨，各機關、團體代表及中外新聞記者不下數千人。２３日在幕僚的策劃下，李宗仁出席記者會，出席者頗眾，這讓李氏信心大為增加。是晚１１時李宗仁一行人搭乘京滬快車前赴南京，翌晨抵達下關車站，受到熱烈歡迎。

武漢行轅主任程潛一行，在２３日下午４時乘江平輪由漢抵京，在碼頭受到孫連仲、張鎮、賀衷寒、李俊龍和湖南同鄉會代表２００餘人的歡迎。程潛表示參加副總統競選，完全是由於友好的敦促，並尊重黨的意誌。一直未正式表態的孫科，也表達了參選之意，但要求兼現任之立法院院長一職。蔣氏認為孫科“無禮要挾，深覺可歎，惟有聽之”②。孫科在粵、港、澳及華僑等方麵的國大代表的籲請下，於２４日透露參選副總統之意。次日，孫科對新聞界宣稱其有三項優勢：“１．對製訂憲法，始終參與其事，故對憲法真諦，具有深切之了解。２．對國際問題有認識。３．今日以副主席之地位，而參加副總統之競①《於右任正式宣布參加副總統競選》，《東南日報》，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０日，輯於《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剪報資料（一）》，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９９０１００００１９。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００６。

李宗仁評估認為，“孫是總理的哲嗣。他如出馬，可能得到蔣先生和ＣＣ係的支持，同時廣東方麵人士與孫科有極深淵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這一方麵的選票”。《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７４頁。

１１４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選，乃極自然之事。”①是時，各路人馬聲援各自的支持者，未來國家副元首究將誰屬？各界人士紛紛猜測。

由於蔣介石不希望軍人參選，其在２５日中午，宴請李宗仁、程潛兩位主任，表達他的看法。不過各有意參選者，在２７日均廣泛展開活動。例如“孫科曾在私邸召見抵京之粵籍國代；李宗仁則宴請陳立夫、陳果夫、蕭錚、賴璉，並往政大發表競選演講；莫德惠亦曾邀集在京東北同鄉，籌劃進行競選事宜；於右任不擬公開發表競選演說，但亦進行側麵活動；程潛除下午往政大演講外，並約見兩湖人士，有所商談”②。

薛嶽向蔣介石報告副總統的選舉動態，稱：“一般民意，認為孫院長具有充分政治能力經驗與民主作風，於院長老成持重，能孚眾望，武漢行轅程主任，為公忠體國，具有政治頭腦之軍人，北平行轅李主任，為一英武忠誠之軍人”，並對各參選人之動態進行分析。③表１１０副總統參選人的政治主張和競選動態比較表（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副總統參選人政治主張競選動態對其國際聲望與政治風度，各方反應良好，京孫科協助總統推行憲法，建立中友好、全部立委、文化界及美方人士與海外良好民主基礎。代表等，均願竭力擁護，有後來居上之勢。

於文化界、新聞界分別作宣傳活動工作，邵力於右任求一部憲法實現，造成民子、劉哲、林雲陔、徐勘等，均竭力讚助，並得有、民治、民享的中國。錢新之經濟上幫助。

（一）派員分赴川、滇、閩、台各地，倡其“大西南主義”，以資號召。

（二）拉攏民社黨重要幹部，為其支持。

李宗仁喚醒人民對政治的重視，（三）散布“領導自由分子組自由政府”謠言，徹底實行民主主義。以爭取小部不滿中央之分子。

（四）積極聯絡西南及華北在京代表。

（五）獲有上海杜月笙等助力甚大。

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０１０。

②《大剛報》，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８日，輯於《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剪報資料（一）》，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９９０１００００１９。

③《革命文獻—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８。

１１５國共內戰續表副總統參選人政治主張競選動態（一）湘省各界與在鄉軍人均一致支持。

以“戡亂”為行憲第一前（二）閩省劉主席發動助選。

程潛提，黨員競選，應聽命（三）湘省民社黨員一致擁護支持。

於黨。（四）錢大鈞為其讚助奔走。

資料來源：參見《革命文獻—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８。

在國民大會開會前夕，居正表示：“為倡導民主風氣，決不計較成敗，參加競選總統”，同時支持蔣介石競選總統。在國民大會正式開幕之後，各參選人紛紛通過集會、餐敘等活動，闡述參選動機和理念，各媒體也持續分析和預測。３月３０日，蔣介石召見外交部長王世傑，研商總統人選，蔣介石“屬意推選胡適，並囑王詢胡之意見”①。是日下午３時，王世傑拜訪胡適，轉達蔣介石之意，胡適“感覺百分不安。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胡適相信蔣介石是很誠懇的，但其顧慮甚多，未予承諾。②３月３１日國民大會代表吳敬恒、於右任、張伯苓等，向大會發起聯署，提名蔣介石為候選總統。蔣介石決心排除萬難，推胡出任總統。胡適則在上午８點，約周鯁生商談，下午又與王世傑、周鯁生續談三個多鍾頭，表示仍不敢接受。到了晚上８點一刻，王世傑再訪，胡適雖表示接受，但可惜沒有多大信心。同時他請王向蔣轉達：“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③是晚，王世傑立即向蔣介石回報胡適允接受總統之候選。蔣介石擔心此必遭多人阻擾，但自信非貫徹此一主張，則無以利國。蔣立即召見陳布雷，囑其先告戴傳賢、吳敬恒，詳述其意旨與決心，盼勿加反對。④除了布局胡適參選總統外，蔣介石持續通過情治係統，掌握各副總統候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０１５。

②《胡適日記全編》（７），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０７頁。

③《胡適日記全編》（７），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１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０７頁。

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０１６。

１１６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選人的動態，並探詢各方的反應。

表１１１副總統競選最近動態彙報表（３月３０日至４月１日）副總統參選人宣傳攻勢競選動態各方反應１．積極拉攏黨方人士。

１．利用黨報製造輿論，２．與陳部長立夫成立協議，以立以達由黨提名目的，法院長作交換條件，由中央合宣布讓自由競選，足作金庫為其經濟支持。１．青年黨抨擊甚烈。

孫科以影響國際聲譽與３．要求部長穀正綱發動職業團２．粵穗代表感氣氛太美國援華。體代表為其投票。重，其他方深表２．發動新聞記者，利用４．農工部馬部長以部長身份控不滿。

各種報紙刊物為其製農工代表，馬夫人以婦女代宣傳。表身份積極拉攏婦女代表。

１．邵力子以民主及容納各黨派組聯合政府為餌，向民社黨徐於右任複旦大學同學會等五傅霖要求全部選票。１．年齡過大。

十一單位為其宣傳。２．請喜饒嘉措等發動西藏代表２．不適於戡亂任務。

予以支持。

１．派員攜其親筆函赴蓉，訪民社１．津貼京中民營報紙黨川主委張淩高協助競選。１．司徒大使認為其與為其宣傳。２．利用人民厭戰心理，散布其能自由分子較為接李宗仁２．成立競選事務所，以調和李濟深與政府關係，團結近，當選後可讚襄支持鈞座競選大總本黨陣營，並透過李濟深與中主席擴大政府基統為號召。共洽商和平等空氣，爭取思想礎，增加民主作風。

左傾代表同情。２．青年黨願意支持。

在京設立宣傳委員會，１．滬市由賀耀組負責，已與杜月由和平日報社社長黃笙、楊虎等密取聯係。一般民眾認其為一公程潛少穀主持，以加強宣傳２．京市成立黨團軍三組，分別與忠體國，文武具備，具工作。本黨代表聯絡。有政治頭腦之軍人。

資料來源：《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五）》，１９４８年４月２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３２８００６。

４月１日蔣介石與行政院長張群研究推舉胡適出任總統之事，“張雖表讚成，惟以為胡性格有武斷之缺點”。晚上，蔣氏續約見戴傳賢，“說明推胡之意，最後戴亦不持異議矣”。①不過是日晚上，胡適卻反悔了，因此去找王世傑，告以“我仔細想過，最後還是決定不幹”。胡適認為“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１。

１１７國共內戰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①。

為了勸退李宗仁和程潛，蔣介石於２日約見白崇禧，“告以軍人不應競選，以垂範後世，而勿蹈民國初年軍人把持政治之覆轍”，並表示其本身“不任總統之決心，希望轉告李宗仁主任不再競選副總統”。是日晚間，蔣氏召見陳立夫等，決定４日召開中央六中臨時全會。３日晚間，蔣介石約見李宗仁，明示“本人不擬競選總統，並勸其停止競選副總統之意”。李宗仁激動地反駁蔣氏的意見。蔣氏繼之約見程潛，程氏“態度較佳，然亦不肯放棄其副總統之競選”。②蔣介石複與陳布雷、陳立夫、吳鐵城等人商討，得知桂係為李競選副總統，如不遂意，則以國民黨廣西代表不出席國民大會為威脅。蔣介石不禁歎曰：“其不惟不擇手段，抑且絕無廉恥，無恥如此，真不可救藥矣。”連番勸退遭挫，讓蔣介石於是晚終夜不能安眠，深憤桂係。③蔣介石於４日上午約見白崇禧，白氏不以李之跋扈蠻橫為然。稍後蔣約見孫科、於右任、李宗仁、程潛四位副總統候選人，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提名之辦法，彼等主張采取自由競選方式。上午１０時，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大會，討論“本屆副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提名，抑自由競選問題”④。蔣氏提出選舉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之意見書，並鄭重說明：（一）餘對總統事，未於事先表示參加與否之原因，乃因本人為一黨員，應尊重黨之決策，接受黨之命令，在黨未決定以前，餘個人不能有所表示。

（二）近有人擅自競選副總統，餘認為違反黨紀。如餘為總統候選人，亦必先由黨公決，否則，亦違反黨紀。在其他黨員或可違紀，而餘自①《胡適日記全編》（７），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０８頁。

②根據《李宗仁的回憶》，是日於右任、居正、吳稚暉、程潛、吳忠信、張群、陳果夫、孫科等人，出席協調會。張群表示：“總裁深恐由於副總統競選引起黨內的磨擦，為防患於未然，總裁有意使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由黨提名。”唯該提議未獲李宗仁接受。不久蔣介石召見李宗仁，希望其放棄競選，以免黨內分裂。《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３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３。《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７７—５７８頁。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３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３。

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４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４。

１１８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為黨魁，決不能違反黨紀，故餘業已決定不參加總統之競選，今後雖不任元首之職，但仍將鞠躬盡瘁，為國效勞，貫徹黨之政策，繼續與共匪鬥爭。

（三）總統一職，最好由本黨提出一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此一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甲）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乙）對中國之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丙）對憲法能全力擁護，並忠心實行。（丁）對國際問題，國際大勢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戊）忠於國家，富於民族思想。①蔣介石表示其不參選總統，呼籲黨中同仁，“今日宜以黨國為重，而不應計較個人得失，以達成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為民主憲政奮鬥之本旨”。下午３時，蔣氏續出席臨全會，再度提請繼續討論選舉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案。

不過除吳敬恒委員讚同外，全場仍推舉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②是日散會後，熊式輝邀徐永昌到寓餐敘。熊氏頗推崇蔣介石不參選的主張，其表示：“總裁今日宣布不願為總統候選人，至為高明，此乃黨國新生命之轉捩，知予之為取，乃足以為政，今當戰後百孔千瘡，危機四伏，總裁進一步必成眾怨之府，退一步將眾望所歸。”③孫科於４日中午假華僑招待所，招待川、康、雲、貴及渝市國大代表２００餘人。孫科在致詞時表示，因上午的臨全會，與會者對於副總統的提名方式主張不一，而采取自由競選方式。至總統候選人，蔣介石主張“總統人選應不在國民黨內推舉，最好由無黨無派之社會賢達內產生”。而孫本人“雖不願競選總統及副總統，但極願盡彼全力，協助元首，擔任其他工作，以共同完成戡亂建國之使命”。孫科最後說道：“國大將來決定總統問題時，全體一致擁戴現任國府主席及本黨總裁蔣先生，任第一任總統。至副總統問題，本人原意完全聽從黨之決定，現以黨內幾位同誌均已宣布競選，為了此種人事關係，故黨內亦不作硬性規定，而采取自由競爭方式。”④孫科在公開場合的談話仍模①胡適認為蔣介石“聲明不候選”，提議國民黨提一個“無黨派的人出來候選”，雖始終沒有說出姓名，但在場與不在場的人都猜想是他。不過“絕大多數人不了解，也不讚成蔣君的話”。《胡適日記全編》（７），１９４８年４月４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０８頁。《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４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４。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４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４。

③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１９０７—１９４９）》，１９４８年４月４日，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６８—６６９頁。

④《孫副主席談競選》，《中央日報》（南京），１９４８年４月５日，第２版。

１１９國共內戰棱兩可，把進退的問題交給國民黨內處理。

由於國民黨內擁戴之聲不斷，社會賢達莫德惠亦表示：“相信全體國民大會代表決不同意蔣主席退讓，今後中國，蔣主席出麵領導，為義不容辭，堅信蔣主席領導建國成功，一如其領導抗戰之勝利。”蔣介石於５日朝課後，分別約見陳布雷、白崇禧和張群等人，商談總統候選人問題。蔣氏明知黨內推舉難以回避，然仍令張等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努力，冀能達成初願，推舉胡適。最後蔣看大勢所趨，難拂眾意，遂召見王世傑，請其以實情告胡適，而將前議作罷。蔣氏對此深感：“此心歉惶，不知所止，此為餘一生中，對人最抱歉之一事也。然幸而知此事者僅惟雪艇（王世傑），故於胡個人聲譽，並無所損。”①下午２時前，王世傑拜會胡適，代蔣介石表達歉意，不過胡適反倒是鬆了一口氣。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於６日決定公推蔣介石競選總統，但不采提名總統、副總統人選之方式，而由各黨籍代表自由依法聯署提名。②熊式輝原本想推崇蔣介石不參選的做法，但蔣氏至６日才予以召見，熊式輝無奈表示：“前晚請見，欲向總裁陳說不願為總統候選人之決定至極高明，如此則萬方有罪，不致罪在一人，所裨於統一與戡亂者甚大，但本日臨全會又已通過與前日總裁意旨相反之案，故無可再論。”蔣介石亦據實以告，“陳立夫等對國大代表無確實把握，保其屆時不投我為總統之票，以其將來紛亂不堪，不如即照彼等預定允諾之”。③由於國民黨籍代表自主性日高，為了避免失控，蔣介石隻好一改初衷，投入選舉。

由於副總統競選激烈，各候選人邀宴國代的活動日益頻繁。孫科於７日中午，假華僑招待所宴請教育、自由職業及商工礦各界國大代表２００餘人。

在孫科致詞後，與會的國大代表孫祥南、王雲五、丁宣孝、何魯之等相繼發言，推崇孫科係當前唯一適合副總統條件之人選。同一時間，李宗仁則在南京之重慶安樂廳招待湘、鄂、贛三省及漢口市國大代表，獲得左舜生等３００餘人的捧場。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於是日下午６時，在複旦大學歡迎校友茶會上，表示其是未來副總統最適宜之人選，校友邵力子、程天放、章益等相繼發言，對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５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５。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６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６。

③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１９０７—１９４９）》，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６９頁。

１２０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於氏備致讚揚；於氏在晚間還招待全國職業團體及婦女團體國大代表１８０餘人。各有意角逐副總統者，在南京短兵相接，彼此的從眾或公開造勢，或暗自較勁，製造各種有利於己或不利於對方的耳語，在坊間散布流傳。

李宗仁為爭取支持，廣發親筆簽名函，稱要共同擔負起“戡亂”建國的重任。但關於其負麵的文宣也層出不窮，例如在南京國代間，有人收到攻擊李宗仁的文宣，質疑其何來大筆競選經費。文宣指出：李宗仁自任北平行轅主任以來，強奪狂搜，怨聲載道，這次競選，把貪汙所得之錢，盡量揮霍。他這次的競選費用達七千億元以上，這已是人人所知的事，試問際茲民窮財盡之時，李氏如是廉潔自持之士，何來如此一筆巨費？……前些日子，安徽由京蕪公路運來三大卡車鈔票，經警士攔詢，稱為安徽省政府的公款，就是李品仙以保安經費為名搜刮來的，試問運來南京幹什麼？……還有北平的保安經費三千億，也由我們的行轅主任挪了來，到南京來“保”他的票的“安”。①由於此次正、副總統的選舉為間接選舉，隻要針對到會國大代表進行拉攏，掌握１５００多位代表，就能當選，因此多數代表每日午、晚，多會受到副總統參選人的餐會款待。

至於總統的選情，雖有居正加入參選，但選情相當單純。４月８日居正還發表聲明，輿論既有所歸，讜論衷於一是，他身為黨員，應即服從黨議，再不作競選言論以淆觀聽。是日晚間八時，蔣介石單獨邀請胡適到官邸吃晚飯，當麵向胡適致歉，並說“他的建議是他在牯嶺考慮的結果。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則表示“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氏再三希望胡適組織政黨，但胡適認為其不配組黨，而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作兩三個政黨”。②蔣於１０日召見陳布雷，研究副總統選舉事。１２日朝課後，蔣召集國民黨籍國民大會代表舉行總理紀念周，說明“在此非常時期召開國民大會之意①《中央憲政（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１２。

②《胡適日記全編》（７），１９４８年４月８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０９頁。《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８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８。

１２１國共內戰義，本黨同誌在國民大會中所負之責任，並指斥本黨競選副總統之文武官員之敗壞紀律，自毀黨員人格，最後勉勵各同誌，發揚黨德，遵守黨紀，擁護黨的政策，服從黨的決定，爭取時間，始能順利完成大會之使命”①。

蔣介石對於民社黨推舉徐傅霖為副總統候選人，頗不以為然。其批評曰：“國民黨扶助青年、民社兩黨被選名額，並讓予其所不足之名額，而彼兩黨尚嫌不足，其各種吹毛求疵之責難不一而足，有時誠令人不堪忍受，此乃相忍為國之道。如此禮讓如此樂天，而終不能感彼軍閥政客之反省，對於副總統之競選，仍各不相讓，寧毀黨國而不肯放棄其絲毫之權力，可痛極矣！”②雖然居正已聲明放棄競選，１５日國民代表大會仍公告蔣介石和居正為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蔣介石於１７日召見陳立夫，研究副總統選舉方針。蔣氏誌感曰：競選副總統黨員，至今仍不相下，而李之行態，更為卑劣，勸解必無效果。如黨員代表相率要求中央，此次副總統人選仍須由黨決定，否則將不出席。則選舉將不足法定人數，即無從選出，是四（孫科、李宗仁、於右任、程潛）人皆不能當選，結果此次國民大會不能產生副總統，當然予大會影響不良，此乃不可為。惟是否能在此法中得一調解之一道？應加研究。③蔣介石於１８日再次約見李宗仁，但李氏的態度並無改變。１９日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蔣介石則與夫人遊中山陵、靈穀寺陣亡將士公墓。投票結果於是日中午１２時４０分，由秘書長洪蘭友宣布投票數額及廢票數額後，由大會主席周鍾嶽於５０分鄭重宣布選舉結果，曰：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新舉行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大會，於總統選舉會議中投票結果：蔣中正先生得２４３０票，居正先生得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０、１２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１０、０１２。

②是日國民大會代表簽署提名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者達２４８９人。本句在《事略稿本》中被刪除。《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２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１２。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１７。

１２２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２６９票。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應就選舉票上所列之各候選人中，以無記名投票法圈選一名為總統，以得代表總額過半數之票者為當選。”現在投票結果，蔣中正先生得２４３０票，按代表總額為３０４５人，過半數為１５２３人，已超過代表總數之過半數，應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統。①下午，１時３０分，國民大會主席周鍾嶽、秘書長洪蘭友，奉主席團之命，報告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會之結果。蔣介石感曰：“深懼無人投居覺生（正）先生之票，幸其亦得２６９票，私心略慰耳。”②一如各界所預料，蔣介石囊括絕大部分的選票，獲得國民大會代表九成以上的支持。

總統選舉投票結果確認之後，蔣介石於１９日繼續召集黨團幹部，會商副總統競選的解決辦法，“明告孫科院長不可兼立法院，否則，應當放棄副總統之競選”。是日，孫科向中央黨部聲明放棄立法委員當選資格。次日中午，蔣介石又與王寵惠、張知本等研議副總統兼任立法院長的問題，均認為不可。③各界關注的焦點，很快就轉移到副總統選舉的競爭上。國民大會於２０日公告：孫科、於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等六人為副總統候選人，以聯署孫科參選的人數最多，徐傅霖則僅獲得較門檻稍高的人數推薦。是時各組人馬間的競爭更形白熱化，軍務局彙整各方的調查，指出：一、李主任聯絡程主任對孫院長以宣傳攻擊，並與於院長成立默契，選舉時如不足二分之一法定票數，則集中投三人中票數最多之一人。

二、孫院長鑒於李主任勢力雄厚，借皖省學生繼續倒李（品仙）運動，予以桴鼓相助，以期影響李主任之競選。

三、李主任以未來工作及事業發展為利誘，乘團方代表紛紛組黨務改造促進會之機，拉攏青年部代表。

四、雙方宣傳部署，孫院長由中央、大剛、和平、新生等報代為宣傳，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１９。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１９。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２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１９、０２０。

１２３國共內戰李主任由新民、評論等報代為宣傳。①不過也有部分國大代表，對孫科與李宗仁雙方競選副總統之針鋒相對、攻擊宣傳，深表不滿，而轉移支持第三者，並謂“孫、李兩人任何一人當選，對國家都不利”。青年黨曾琦因而批評國民黨已成為有名無實之組織，內部派係紛歧，鬥爭劇烈，黨紀蕩然，已失政黨之重要條件，此次副總統競選，更將增加國民黨內之分化裂痕，恐將來更有惡化之表現。②蔣介石聞悉幹部提供的情報之後，不禁批評在副總統競選過程中，“各人之醜態百出，無德無恥，黨紀掃地，更不堪言矣”③。

雖然蔣介石發表聲明表示副總統應由文人擔任，但得到多位國大代表支持的李宗仁，競選氣勢一直居高不下。蔣介石於２３日出席國民大會，指導選舉事宜，稍後即返官邸，以收音機聽取選舉結果。是日下午的首輪投票中，李宗仁獲得了六位參選人中最高的７５４票，而其他候選人的得票情形分別為：孫科５５９票，程潛５２２票，於右任４９３票，莫德惠２１８票，徐傅霖則得到２１４票。在多人競逐的情形下，票源分散，投票的結果因無人通過１５２３票的門檻，依法由前三高票者繼續進行第二輪投票，彼等遂又爭取被淘汰者的支持。

選舉不到最後關頭，誰也無十足把握。蔣介石於傍晚慰問落選的於右任，晚間則約宴湖南、湖北籍的代表，複又召集幹部，研討次日重選副總統事宜。蔣氏有意勸程潛禮讓孫科，但發現其間的關係頗複雜，並曰：“此次青年團籍之票盡投陳【程】潛，以致於右任落選。而勸程（潛）讓孫（科），則東北與西北籍國民大會代表對孫不善，不願選孫，故程無讓意，雖令各幹部分頭接洽，而青年團具號召力之賀衷寒與程有鄉誼，對選孫甚消極，而不負責任也。”④４月２４日，蔣介石於朝課後召見各幹部，指示國民大會第二次副總統選舉會事宜，並指示青年團幹部一致支持孫科。然在第二輪投票中，李宗仁獲得１１６３票，仍為最高，獲得蔣介石暗助的孫科得到９４５票而居次，堅持參選①《革命文獻—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２。

②《革命文獻—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２。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１。

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３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３。

１２４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到底的程潛則獲得６１６票，依舊無人得票過半數。對於蔣介石輔選孫科，桂係黃紹向張群表示不滿，並聲稱如蔣氏仍助孫，則李將放棄競選。是日晚間，蔣介石召集幹部會商次日選舉事項，知青年黨態度不明，借詞拖延，並決定對黃紹的催問不予答複，認為桂係反動雖明，猶望能以法與理克複之。

而程潛在和蔣介石晤談後，宣布放棄競選副總統，為選舉投下一個變量。

２５日晨，蔣介石獲報“李宗仁繼程潛之後，宣布放棄競選副總統，李並指使代表到會而不簽名，在會場鼓噪叫囂，令大會無法進行”。蔣氏評估此為“李以今日之選舉已無把握，故出此無賴之策耳”。國大代表李宏毅等３５２人，以“連日選舉，代表精神疲乏，本日為星期日，擬請休會一日”為由，提出臨時動議，獲得通過，並由主席宣告散會。蔣介石急召幹部和孫科會商選舉事，決定“孫亦放棄競選，使李平氣，以期挽回危局”，孫科旋即向國民大會聲明放棄競選。下午，國民黨召開臨時常會，決定“對李、程、孫三人放棄競選作為無效，並派常務委員王寵惠、張群、白崇禧、張知本、陳布雷、張厲生等六人從中協調，尤盼能由三位選人中互推一人當選”。到了晚間，王寵惠等與李、程、孫進行協調，李態度驕橫，聲稱決不競選。蔣介石則認為：“李表麵上雖表示決不競選，而實則故意刁難，使大會不能開會，亦不能選舉，以拖倒政府也。”是日，國民大會主席團，以競選僵局尚未轉圜，決定２６日繼續休會一日。①在三位參選人相繼宣布退選後，相關選務陷於停頓，但各方的運作並未因此停歇。李宗仁方麵的助選團，對於黨團幹部會議“擬重提出吳稚暉、於右任、莫德惠為候選人，堅決反對。認為憲法無此規定，且候選人資格之取消，並非大會主席團可以決定，副總統候選人資格並未喪失，何能從新提名，決貫徹到底”。程潛之助選團“決與李方采取一致行動，拒絕於李、孫、程三候選人外，另提候選人”。孫科之助選團認為，“以孫院長與李主任已成對敵，雙方均難選出，不如由程主任出來，免遭受外間非議，並願一致以投孫院長選票，轉而投程”。②由於三者之間在２５日未達成共識，蔣介石於２６日考慮副總統選舉事，曰：“競選副總統三人，如相持不下，仍應由黨來決定人選，是提高黨權之道，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５。

②《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二二）》，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５４９０１４。

１２５國共內戰如推李（宗仁）為副總統，則推孫（科）為副總裁。”①蔣介石提出的方案，即讓李、孫各居政、黨之副首，尚稱公允，如能獲得同意，僵局可望有所突破。

不久，白崇禧、張群向蔣介石報告，李宗仁已允取消辭選，態度轉和緩。

蔣約見王寵惠委員等六人，垂詢調解副總統競選人之經過。下午，中央常會秘書長吳鐵城向蔣回報：“孫科已願接納為副總裁，決心放棄選副總統。”到了傍晚，卻又傳出孫科不肯放棄競選副總統。是時蔣介石決定按原定方案繼續推行，因此召見賀衷寒，指示其動員三青團的力量。晚上９時半，蔣氏約見李宗仁，並親自說明解決副總統選舉糾紛之辦法：“１．此次不選舉副總統。

２．由競選人中，互推一人。３．由競選人中協商，另提一人為副總統候選人。

４．自由競選，而側重在互推李（宗仁）出任。”李宗仁聞後，表示絕對服從命令，雙方晤談至１１時許，李始辭出，並願繼續參選。②在和李宗仁取得共識之後，蔣介石於２７日召集陳立夫、張群、陳布雷、王寵惠，會商昨晚與李宗仁所談之辦法，但陳等以為，“曾一度有意轉移孫科選票於程潛，孫已發生重大誤會，故已不能與孫再商榷推李之事，而隻有自由競選，聽其自然”。由於孫科方麵不願配合，蔣介石認為“情勢險惡，痛苦極矣！”晚間，蔣隻好召見白崇禧，告以“昨晚與李（宗仁）所談辦法，以及今日與各方接洽結果，以孫（科）、程（潛）皆有誤會，而不能接受，故決定仍采自由競選，且待第三次選舉究竟”。③由於協調不成，最後還是回到開放競選的方式。

在此情況下，大會至２８日才舉行第三輪投票，而是次投票中，李宗仁得１１５６票，孫科１０４０票，程潛則得到５１５票。因為第三輪投票結果，仍未有人過半數，於是在李宗仁和孫科兩位候選人之間，於次日大會繼續進行第四輪投票。由於此次協調，非但未能解決既有爭端，反而增加了蔣介石和李宗仁間的齟齬，蔣介石最終又選擇輔選孫科。蔣經國和俞濟時於２８日聯手運作各方支持孫科，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即獲電告知：“奉諭，此次副總統競選支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６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６。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６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６。《李宗仁接受蔣總裁勸告重行參加競選》，《中央日報》（南京），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７日，第２版。

③對於未能協調出各方可接受的方案，蔣介石自記曰：“謠諑頻興，心緒不安，比前更甚，自覺修養不足，信道不專，以致朝夕彷徨，甚恐大會拖延，夜長夢多，而本黨內部自相疑忌，裂痕日深。因之，民社與青年兩黨明白宣言，極盡詆毀譏刺，若不積極自強，實無麵目立世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７。

１２６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持孫副主席。因新疆代表均以吾公意誌為意誌，經生等代發吾公一電致新疆代表，囑其一體支持孫副主席，如代表等電詢吾公時，請賜承認為禱。”①蔣介石本於２９日投票前，自記曰：“今日為國民大會最後決選副總統，對哲生（孫科）能否當選，未能安心。除遊覽庭園與審閱戰報以外，心身殊覺彷徨，以此次哲生是否當選，不僅關係公務，而且關乎黨國成敗也。”②不過在第四輪副總統投票後，李宗仁獲得１４３８票，孫科得到１２９５票；李宗仁雖沒有過半數，但依法獲得了選舉的勝利。有關四輪投票的情形統計如表１１２。

表１１２１９４８年副總統曆次投票統計表４月２３日首輪４月２４日第二４月２８日第三４月２９日第四副總統政黨投票結果輪投票結果輪投票結果輪投票結果候選人票數得票率票數得票率票數得票率票數得票率李宗仁中國國民黨７５４２７．３２％１１６３４２．６９％１１５６４２．６４％１４３８５２．６２％孫科中國國民黨５５９２０．２５％９４５３４．６９％１０４０３８．３６％１２９５４７．３８％程潛中國國民黨５２２１８．９１％６１６２２．６１％５１５１９．００％—於右任中國國民黨４９３１７．８６％———莫德惠無黨籍２１８７．９０％———徐傅霖民主社會黨２１４７．７５％———說明：國民大會代表法定人數為３０４５名，前三輪之正、副總統當選門檻為１５２３票。

當蔣介石於是日下午１時，獲悉選舉的結果後，自記曰：“此非隻政治上受一重大打擊，而且還受桂係之侮辱，亦從來所未有者矣。”③下午３時，蔣介石接見到官邸來致意的李宗仁伉儷，但彼此間的心結則因是次選舉而更難化解。３０日下午，蔣介石檢討副總統選舉之事，曰：黨、政、軍幹部無能，組織無方，未能建立重心，對貪汙無能之上級幹部不能推之於門外，故形成今日離心離德現象。此亟應反省切究，以期重整旗鼓，挽回頹勢也。明知政治、黨務、軍事在握，無可畏懼，然①《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６３８０８５。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９。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２９。

１２７國共內戰此次教訓，更知自身業務紛煩，思慮不周，貽誤要務矣。惟在此最大最後之難關，實非消極退避所能解決，今後更盼：一、徹底改革本黨，嚴申紀律；二、考核幹部，重加組織；三、對舊幹部之態度與組織，應重加修正。①副總統的選舉過程，紛爭迭起。由於國民黨自身事先並未規劃好提名機製，有意角逐者，各自運作，未選之前已內爭不已。“間接選舉”的製度，讓選舉無法體現一般的民意，反而使國民大會成為少數政治精英交換政治利益和增強派係化的舞台，而四輪的選舉，讓各代表選邊支持，則更激化國民黨內部的對立，不再為單一政治領袖所能掌控，加上蔣介石對孫、李在輔選策略上的反複，蔣氏的政治威信受到重挫。

國外的媒體也觀察到中國這場選舉所透露的問題，美國《紐約時報》５月１日論稱：“李宗仁之當選副總統，表示現在親近蔣主席之集團以外，已形成一‘忠實之反對力量’，此為前所未見”；而此次國大之選舉，“乃真正反抗內圈決定之表現，亦為國民黨領袖完整陣線中之初次真正裂痕”；“此種反抗乃一健全而有望之征象，亦為擺脫一黨專政及其種種弊害之一項步驟”。紐約《前鋒論壇報》４月３０日的社評論稱：“中國除非由才幹優異而能獲致人民擁護之人士出麵治理，否則決無真正改革之希望。”又謂：“李氏新職雖無憲法明文規定之權力，但其主張則甚難予以忽視。渠在國大中之勝利足征渠有政治上之後盾，渠若永恒保持改革之熱忱，則或能大有成就。”②由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席的情形來看，代表對選舉正、副總統的興趣，顯然較一般性議程為高。在預備會議時平均出席代表人數僅約２０００名，１６場正式會議期間平均出席代表有近２２７０名，在正、副總統投票期間，除４月２５日流會外，其餘五次投票參與的代表人數平均將近２７００名，尤其在第四輪副總統投票時，出席代表人數達２７６６名，創下是次大會的最高出席紀錄，足見各方動員之熱烈。（見圖１２）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３０。

②《美國輿情（一）》，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１０６０００３６０１２。

１２８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30002734275627662468250022682000187518171500112810005000E41A1A1A1　A1A1A1A1A1A1A1A1A1A1　A1A1A1NA1NA1NA1　NA1NA1NAE4　E4　E4　E4　E4　　　　　圖１２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席概況圖從四輪投票的情形來看，李宗仁在每一回合均居於領先的地位，加上蔣介石接受推舉參選總統，這使蔣介石原先以文人擔任正、副元首的構想，缺乏說服力。在第二輪投票後，蔣介石先是出麵協調，引發退選風波，接著提出“李為副總統、孫科為副總裁”之策，卻未能獲得孫科的支持。孫科本身以粵籍代表的支持為主，雖然在聯署參選時獲得最多代表的簽署，但無法開拓東北、西北、青年團和青年黨的票源，成為其最大的局限。因此在第三輪程潛被淘汰之後，民、青兩黨發揮“關鍵少數”的力量，使李宗仁獲得挹注的選票仍較孫科為多。

三、立憲理想的扭曲實施憲政，給中國帶來得之不易的民主選舉，盡管問題叢生，但畢竟是一種突破。①在第一屆國民大會中，大會原本尚有修憲之主張，後來在未更動憲法文本的方式下，增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了使相關法案能獲得國民黨外人士的支持，蔣介石於１９４８年４月９日約見民社黨主席張君勱，“研究國民大會提議戡亂時期授權政府緊急措施案。張始則猶豫，繼乃讚成，①陳光甫向王世傑表示：“國民黨今日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６冊，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３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５２—５３頁。

１２９國共內戰終則要挾以經濟援助”①。在幾經協調之後，莫德惠等７７１位代表於１５日，向大會提請製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經代表討論決議，大會於１８日通過增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擁有緊急處分權。王世傑指出：“此一條款給予總統以緊急命令權，對於財政、經濟可發緊急命令，對於非常危難，可宣布戒嚴。此一條款之起草及在國民大會通過，我均負有特殊責任。”②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將被授予緊急處分權，這不啻使總統的權力擴大，讓甫行憲的國家政治體製，又從民主憲政轉向集權。４月２２日國民大會討論閉會後設立機構案，但無結果，秩序混亂。國民大會內的失序，正是中國政局的縮影，憲政的理想在現實軍政的衝突中，實難以落實與堅持。

１９４８年春，中國的這場正、副總統選舉，國民黨內各路人馬爭的不是元首，而是副座，且是“分別競選”。對於選舉的過程，蔣介石於四月份的反省錄中檢討曰：本月實為憂患最深之月，亦為個人曆史與本黨革命成敗最大之關鍵。餘自認為不能堅辭總統候選人，又不能達成推舉候選人以自代之目的，實為政治上最大之失敗。而對副總統競選人，事前既不能確定主張，竟徑由黨員自由選舉，以致本黨紀律頹廢，威信掃地。在競選過程中，又不能扶持一人到底，乃隨環境與空氣所籠罩而轉移不定，卒致失敗。③就選舉的情形與結果而言，蔣介石頗不滿意地認為：“此次國民大會之失敗，乃在事前散漫大意，當事驕矜自大，以致各方人心為反宣傳所眩惑動搖，甚至親信舊屬，亦為桂係所引誘運動，此乃主張不堅，界線不明，以致魚目混珠，皂白不分所致也，應切戒之。”對於選舉的風氣，蔣介石更是嚴厲地批評桂係：“自國大開會以來，為競選副總統之各人，浪費金錢，政治風氣與革命道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０９。

②《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６冊，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５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１７７—１７８頁。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本月反省錄，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３０。

１３０第一章戰後中國的重塑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尤其桂係之各種卑劣手段，哭笑諂脅，無所不至。

自副總統選出以後，固有之四維八德掃地以盡，不勝為國家民族前途憂焉！

此皆於無深慮，無實力之處，應如何切戒，以善其後也。”①蔣介石於字裏行間，充分流露出對桂係的不滿。

國民黨內部的紛爭並未隨著選舉的落幕而結束，在副總統選舉結果定案後，蔣經國認為：“李之當選為副總統，實為我最大之恥辱！尤其見韋永成等驕氣之高，決非有血氣者所能任受，但為求今日問題之解決，似應重理智而不重感情，並須堅定步法而不亂，今後國家必將多事，最艱難之鬥爭恐亦將始自今日矣。”②從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到正、副總統的選舉，由於民主與法治的根基未固，加以國民黨內派係傾軋，為了加強掌控，蔣介石讓蔣經國和陳果夫、陳立夫等人，著手研議國民黨內的改組問題。蔣經國遂向蔣介石建議：“李宗仁決不可再回北平，如行轅一時不擬撤消，應即派他人為主任”，嚴辦采取對立態度之官吏與黨務人員、淘汰態度動搖者，同時由蔣介石親自勖勉黨方和團方之忠誠幹部，以壓製李宗仁的勢力。在國會組織方麵，蔣經國認為是時立法院院長一職，似仍由孫科先生擔任為宜；對於立法委員的選舉糾紛，最好能宣示“凡本黨黨員參加立法委員競選者，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人”；至於在政治團體方麵，“凡黨員不應在外組織政治性之團體”，對民、青兩黨，“似不應再作任何之讓步”。③激烈波折的副總統選舉，加深了國民黨內高層的嫌隙，彼此的互信更為薄弱，更談不上攜手合作建設國家。外部有共產黨的軍事競爭，內部領導缺乏共識，而新選出的立法委員又陷於名額糾紛，飽受黨內外的批評。執政的蔣介石試圖通過更嚴密的方式來管控政經局勢，而一旦條件不足以持續控製時，政經失序反更為惡化，而其政治威信也隨之流失，終至局勢難以收拾。

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本月反省錄，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７０３０。

②《蔣經國家書（四）》，１９４８年５月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１１。

③《蔣經國家書（四）》，１９４８年５月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１１。

１３１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第一節遣俘與懲辦漢奸一、遣俘依據《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後，日俘經解除武裝後應即被遣送返國。

唯戰後日本軍隊和僑民散布於東亞各地，自朝鮮半島，中國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台灣，中南半島以迄東南亞等地，而在日本本土及其占領區也有不少華僑、華工和戰俘。中國台灣地區和朝鮮籍的軍人及僑民之國籍，在外財產如何認列，又如何對待、處理，頓時成為一新課題。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晚，蔣介石獲得日本投降的消息後，深悉在華之日、偽軍並非被擊潰而敗，如何處理投降之日軍、日僑和收編偽軍，將是國民政府能否順利接收、複員與安定社會的關鍵問題。蔣介石隨即飭廣播電台對淪陷區地下軍與偽軍進行廣播，令其“聽候命令，準許偽軍以贖罪之機會，不得接受非經委員長核準之任何收編”①。不過中國由於自身動員能力、交通運輸能力和財力、物力有限，要辦理接收及複員，尚且自顧不暇，麵對龐大的在華日軍和日僑人數，隻好仰賴美國協助辦理遣返。

①由於共產黨也想招降偽軍，擴大掌控範圍，蔣介石認為收編偽軍係“安定淪陷區惟一之要素”，“消弭內亂，最大之關鍵也”。《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１日本月反省錄，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３０３１。戴笠曾於１２日自上海向重慶報告，“上海情形混亂，金融無市，擬由周佛海擔任上海行動總隊，掌握偽方軍警力量，以免奸偽乘機搗亂”，並獲得蔣介石的批準。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１２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８９、４９０頁。

１３２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８月中旬，交通部長俞飛鵬為複員運輸，“請商美方撥借飛機船泊及車輛，並請撥下半年度經費”①。軍令部長徐永昌於１９日電稱：“魏德邁建議，日軍投降應規定向較大海口集中，以便美海軍協助解除敵軍武裝，並將其遣送回國。”但徐永昌認為，“湘鄂日軍二十餘萬，如向滬杭集中，深恐影響地方民食，且占用交通工具，不利我國複員工作，擬規定華北、華南日軍向天津、海州、滬杭及廣州等四處海口集中外，湘鄂日軍似應飭在武漢附近集中，聽候解除武裝，又山西方麵因情形特殊，依狀況可由閻主任負責就地解除敵人武裝”。②為了接收投降之敵俘、偽軍等，陳誠簽請蔣介石撥款法幣３５７億元應急。

唯各方爭取接收，部分地區秩序頗為混亂，尤以在接收日軍軍械上，不隻國共競爭，國軍各係統亦有爭先恐後之現象。蔣介石於２２日批評國軍遊擊隊及忠義救國軍等，皆不自爭氣，不遵命令，擅向敵軍要求繳械，以致日本向麥克阿瑟元帥抗議，軍譽、國格皆為之受影響。

何應欽於９月１５日依據副參謀長冷欣所掌握的初步資料，自芷江向蔣介石報告在華日僑人數與分布的情形：在華“日僑”有４６９３２８人，其中日人４０１１２７人，鮮籍４２０３４人，“台籍”２６１６７人；分布廣泛，以南京、北平、上海和天津等都市之日僑人數較多。③唯此部分僅為粗略的概算，還不包括東北和台灣等地的統計，遣返的規模和成本實非是時國民政府所能單獨負擔。

日軍投降之後，衍生的問題頗多。李品仙於１９４５年９月上旬，電詢蔣介石，日僑及其產業應如何處置；唐縱與自淪陷區歸來人士暢談，亦發現部分日人肆意破壞之情況。至９月底為止，“第一期接收計劃與受降工作，南自越南（２８日受降）北至鄭、汴、徐、京、滬、漢、潯等地，皆已如期繳械，大體完妥，美國海軍亦已進駐青島津沽，今後隻剩華北及東北之接收矣”④；日俘和日僑的集中遣返，開始有較具體的規範，例如《中國境內日僑集中管理辦法》，要求東北以外的日僑，必須遵照各地方政府指示，開始集中。

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３０１５。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３０１９。

③此項統計分為華北區、華中區、華南區和蒙疆區四區計算，唯各區彙總數字頗多不一致。

《勝利受降（一）》，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２２０９。

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９月３０日本月反省錄，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４０３０。

１３３國共內戰１０月７日，美軍登陸秦皇島，協助國軍受降。對於南京受降和集中管理日僑的作業，畢範宇（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ｉｌｓｏｎＰｒｉｃｅ）在返渝後致函蔣介石，稱：“此次政府接受日軍投降，解除日軍武裝，及將日本居民遷往集中營，辦理皆甚得力，堪足稱許，衝突乃【及】不幸事件，少有發生，國軍紀律極佳，就一般而論，日人秩序亦甚良好，居民安謐如恒，新六軍予人以良好印象。”①至於對日僑在華資產的處理，美國駐華大使館於１１日致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政府於沒收日僑資產時，需顧及日本人民被遣送回國以前之生活，並應自沒收之日本資產項下支付在華日人或其他被移置人民之安頓或遣送回國之費用，且中國政府所沒收之日本資產，應抵作中國的賠償要求之一部分，其價值以專財記載之。

在盟軍東京總部的通盤處理下，有關船運華、日等人員返國的調度作業，於１０月中旬左右，漸次展開。蔣介石獲訊後即電告在南京負責接收事宜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美軍總部備忘錄所稱，預計在１０月中旬之後，將以興國、厚亞、黃河三船載運日僑返國，此後往來中國船隻，如有何項決定，請通知該總部。蔣介石指示青島市長李先良做好準備工作，以應對“日輪白鮮丸將於１０月中旬開青島，載送華北籍勞工１０００名，回載日僑１０００名”②。

華北方麵，亦於１０月２１日自塘沽載出第一批遣返日僑。為了推動遣返作業，何應欽向重慶方麵彙報了日俘、日僑等預定集結的地點與人數，是時所掌握的人數已近２００萬人，其中有２．８２％的朝鮮人和１．０４％的台灣人（請參閱表２１）。

表２１遣返作業預定集結地點與人數統計表集結地點日俘、僑朝鮮人台人合計天津４３００００２８３１０１３８０４５９６９０青島１３０２６２４５１０１６０１３４９３２連雲９７１５０５３７０２０１０２５４０上海、漢口８０７４７８１６３６０７１３０８３０９６８①畢範宇時任蔣介石顧問。《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１０。

②《勝利受降（一）》，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２２８１。

１３４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續表集結地點日俘、僑朝鮮人台人合計廣東１１１０８５４５５４５１０１１６０５０雷州２０００２０００海口４２１０９６１５５７００４８４２４汕頭３１５２３０１５８５４７６７廈門５０１６５０１６海南４１９０２４１９０２基隆９９０００９９０００高雄１２６６５９１２６６５９總計１８９５８１３５５６５０２０４８５１９７１９４８資料來源：《勝利受降（一）》，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２１６８。另據唐縱的記載：“日本投降時本土軍隊如下：陸軍七十三個師，官兵２２５３０００人，步槍１３４１０９１枝，手槍３７６３６枝。海軍官兵４７６７１１人，輕機槍２３９６６枝，重機炮１２８３６枝。空軍六個師團，山炮２４４０門，高射炮５６３門。投降後複員人數：陸軍２１７３０００人（１０月１５日止），所餘八萬人繼續減至一萬人。海軍２０５８２人。”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上星期反省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０４—５０５頁。（原件如此）遣送日人之聯席會議（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ｐａ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於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在東京舉行，會中通過“中國政府應負責將中國戰區繳械之日本官兵及其僑民遣送回國”，美國政府表示“將繼續協助中國政府，以清除中國境內日人之勢力”。①不過隨著冬天的到來，大批日俘、日僑所需的糧食和能源對各地政府造成不小負擔。依據《中國境內日僑集中管理辦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日僑集中後之給養，其主副食由各當地省市政府辦理為原則”，唯部分省區財力支絀，無法籌給，隻好向中央告急。軍政部長陳誠、後勤總部司令黃鎮球和糧食部長徐堪等人為了籌措日俘、日僑的米糧，在１１月下旬向蔣介石報告並請求撥款。該函稱：查日俘日僑業經先後分區集中，短期內尚難遣送回日，所需食糧，亟應另為預籌，擬先按集中前，日方總聯絡部表列日軍人數１３０萬９千餘人，日僑人數４８萬９千餘人，預籌三個月食糧，兩共需米１２８萬２千餘①《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外交部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１３５國共內戰大包，並調查確切人數，核實補給，上項食糧，每包按８０００元單價估計，共需款１０２億５７４３萬２千元，擬先在本軍政部前奉撥購糧專款２００億元內劃撥３０億元，本糧食部奉撥本年籌購軍糧專款２６０億元內劃撥７０億元，共１００億元，作為籌辦此項糧食之用，謹請核備。①在遣送的過程中，日俘、日僑可否攜帶隨身財物的問題，也滋生不少困擾。麥克阿瑟將軍建議：“返國日僑準予攜日圓數為官佐每人５００日元，士兵每人２００元，平民１０００元。”但由於在華日俘、日僑所持有的日幣為數極少，不敷應用，何應欽於１１月２０日向蔣介石建議：“１．向麥克阿瑟將軍請求，準由日本政府運來日幣五萬萬元，以便換取法幣，該款作為日本賠款之用。２．準予攜帶法幣返日，在日本換取日幣後，將法幣運回作為日本賠款之用。３．準予台灣銀行鈔票或在台灣之日幣運來換取法幣，該款作為日本賠款之用。”並準予日俘、日僑帶回在日本內地辦理之郵政儲金折或銀行存款折等。②由於交通運輸工具和設施的限製，各地複員和遣返日俘、日僑的進度均顯得緩慢。魏德邁於１２月５日呈遞一備忘錄，認為中國的複員，必須“穩定自長城以南至越南邊界內整個中國之政治經濟及軍事情況”，同時對於遣返日俘表示：“鈞座深知職對於敝國政策不能過分作主，但職深覺美國對華將繼續協助，如運輸軍隊及彈藥裝備至華北，與送回中國戰區內之二、三百萬日人，職已盡到所能使敝國政府了解此項協助之緊急性。”魏德邁並示意中方應加快遣返日俘、日僑，認為如“職有權負責送還日人，職保證可於１２個月內遣還中國境內包括東北及台灣之日人返日，職對此事自須中國政府合作，但職相信鈞座及鈞座政府人員必予職以有效及熱情之合作也”。③至於在東北方麵，因蘇軍撤退的時間一再延宕，加以共產黨勢力的擴展，遣送東北日俘、日僑的作業，遲遲未能順利辦理。何應欽於１２月中旬向蔣介石報告：中美雙方在滬商定之日俘、日僑遣送計劃未曾將東北列入，現已令東北熊主任及杜司令先將轄區內日俘（約９０萬）、日僑集中管理，除俟運輸辦法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６０２９。

②《勝利受降（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４００６、１３７。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７００５。

１３６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商定後再行遣送外，仍應就近向美方交涉，用美船遣送歸國。①１９４６年元月上旬，日本政府東京中央聯絡局致函東京盟軍最高統帥部，表達日本政府深為顧慮滿洲日僑之安全與撤退事宜，已屢次上書陳明日僑之處境已臻苦不堪言之地步，並附上《滿洲日僑近況之報告》。該報告指出：一、滿洲日僑之數目約為四十萬，中有十五萬為北滿及他處逃來之難民。

二、日人所有之主要建築物（百貨商店）已被燒毀。

三、直至最近為止，日人所有房屋之數目約為四萬棟，因大部已為蘇軍占去，故現時每棟平均住十七人，已無法再容納更多之人矣。

四、由北滿南遷之日人，概不準搭乘火車，故隻可步行，因此所有物品皆未能攜帶且於旅途中時被盜匪百般虐待。抵沈時，多人因忽感得救而哭奮致死，亦有多人因跋涉險途心力交瘁，抵沈後已成為瘋人。

五、滿洲之日僑最少需要四十萬噸煤斤方能度此隆冬，戰事結束時彼等已儲有二十萬噸，但已全為中國人盜去，如此時從事購買則每噸需付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日元，且彼等實無款購煤，況中、蘇兩方未能予以援助，故多人已被凍死，設無有效措施辦法，大部日僑皆不能度此寒冬。②日本政府希望盟軍最高統帥部能出麵協助，以救助身處隆冬、麵臨缺煤缺糧的東北日僑。盟軍最高統帥部因此致函重慶，向中國政府斡旋此事，希望對東北日僑進行人道借款，建議滿洲之“中國銀行”暫時以３．５億“滿元”，貸與當地日本僑民協會之代表，該款項將作如下之分配：沈陽、哈爾濱與長春每地１億元，大連地區５０００萬元。③軍政部長陳誠於１９４６年元月１７日，報告平、津、保、石地區日軍繳械情形及日俘、日僑遣送狀況：日軍在石家莊、天津的部隊的繳械進度，均嚴重落①《勝利受降（三）》，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４０６０。

②是時日僑之生活費用，為每名每日３０日元。《日本政府請求我國救濟東北日僑等案》，台北，《外交部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６。

③《日本政府請求我國救濟東北日僑等案》，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６。

１３７國共內戰後，整體繳械比例僅達七成（參見表２２）；而關於日俘、日僑遣送的狀況，則共遣送日俘６３６１０名和日僑６１８１２名。①表２２平、津、保、石地區日軍繳械情形統計表（１９４６年１月）地區已繳械未繳械合計北平４０９０３３５０５４４４０８天津２１７７８１７２３８３９０１６保定５３９８５３９８石家莊１６４１００６８１０２３２航空部隊１２４４８１２４４８裝甲部隊３４６４３４６４總計８０６９１３４２７５１１４９６６資料來源：《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８０１７。

２月１４日，馬歇爾致電行政院。宋子文於２０日向蔣介石報告，稱：“關於由廣東及海南島與台灣撤退日僑之日期，經在１月１５至１７日在東京舉行之撤退日僑會議決定：１．廈門於２月１０日撤畢。２．汕頭於２月２０日撤畢。３．海南島自３月１日起至４月１日前撤畢。４．廣州自４月１日起至５月１日撤畢。５．台灣現已開始至４月３０日前可撤畢。”②蔣介石指示軍政和軍令兩部知照辦理。

為了加速華北等地日俘、日僑的遣返，鄭介民於２月１８日，自北平向蔣介石請示相關遣返協議的內容。鄭介民表示在和美方代表白魯德（ＨｅｎｒｙＡｌｆｒｅｄＢｙｒｏａｄｅ）將軍協商後，彼等認為此事係由美軍總部與中國陸軍總部辦理。

到３月上旬，魏德邁認為台灣的遣返作業有必要盡快辦理，遂於３月１０日呈請蔣介石下令完成遣送台灣日僑、日俘之準備工作，蔣氏因而批令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速辦。自３月中旬之後，台灣基隆和高雄兩港加快運輸作業，省行政長官兼總司令陳儀，也連日向蔣介石報告遣返進度。③３月２７日魏德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８０１７。

②《革命文獻—處置日本》，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４３。

③陳儀於１９日報告：“美自由輪５７號寅文卯由高雄載出戰俘海軍官兵共３７４９員名，日艦千崴丸於寅文巳由高雄載出海軍官兵４６１員名，眷屬１１４１名，共１６０２名返日。”《勝利受降（三）》，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９、２３、２６、２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４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７、２７４、２６２。

１３８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邁又自上海呈蔣介石，表示：獲悉日俘日僑，自漢口、長沙之撤退，尚未開始，並悉在中國方麵，管理下之一千四百餘艘各種大小船隻，僅有五艘劃為撤退日人之用，且尚未開始工作。最高統帥部，以為中國後勤部，未能沿途設立糧服堆棧，及宿營篷帳，故特強調采用江輪運輸。鄙見以為此時必須速行飭調江輪若幹艘，以維持按日輸送六千日人至滬之常數。①對於魏德邁的催促，蔣介石指示軍令部再電飭各機關切實辦理，“將接收之小型船隻，暫交後勤部指揮，遣送日俘、日僑”，並據以回複魏德邁。②為了回應魏德邁的催促，程潛於３月底自漢口向蔣介石報告，“除遣俘計劃業已賚呈外查此次遣俘所使用船泊【舶】計江泰、江平、江寧、江靖、江亞（尚未到漢）等五輪，每輪約可裝載５０００人，餘均為木駁船以及雇用民船，僅可裝載數百人，容量過小，如無其他故障，平均每月吞吐量不過九萬人。按湘、鄂、贛日俘綜計２９萬人，勢須６月底始能遣送完畢”③。程潛希望後勤總部能迅將停泊於上海方麵、自印東以後所有任務完畢之船舶，盡量指撥來漢，以便騰空鄂境駐地，使遣俘計劃得以順利進行，早日完成，以資還都人員及過境部隊得有駐紮之所，同時更可解決湘、鄂目前之糧食困難。

聚集上海的日俘、日僑之遣送預定於４月初完成，而長江船隻缺乏，吞吐量極微，每月最大運送量不能超過９萬人。程潛遂於４月５日續向蔣介石報告，漢口現停船１１艘，均因無煤停駛，盼能協助解決燃煤問題，並希望後勤總部迅將停泊於上海之空船悉數開九江、漢口、嶽陽一帶接運，以便將湘、鄂、贛一帶之日俘、日僑適時運抵上海轉輪。④除了漢口到上海的航運問題亟待改善之外，閻錫山也向蔣介石報告，山西方麵的“日俘、日僑為趕乘船運，自本月二十日起，由太原至石家莊改為每兩日馳行五列車，運出人數約五千人，如輸送不生障礙，在五月五日前可遣送完畢”⑤。

①《革命文獻—處置日本》，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５０。

②《革命文獻—處置日本》，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５０。

③《勝利受降（三）》，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４２７５。

④《勝利受降（三）》，１９４６年４月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４２８１。

⑤《勝利受降（一）》，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２２７１。

１３９國共內戰５月１３日舉行總理紀念周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報告陸軍總部執行受降及接收工作之實況，有關中美軍事合作，辦理日軍投降後之處置者有：（１）空運部隊至京、滬、平、津，船運部隊至台灣，已順利完成。

（２）美海軍陸戰隊在青島、天津、秦皇島登陸，協助國軍受降遣俘，亦已順利完成。

（３）遣送日俘，在中國戰區內（東三省在外）之日俘及日僑，共二百零三萬九千九百七十四人，分十二個港口遣回日本，自各港口至日本之運輸，由美海軍擔任，在中國及台灣、越南各內地至各港口之運輸，由中國自行擔任，截至本年五月五日止，已遣回日本者為一百六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人，尚餘四十萬零八千五百三十八人，正在加緊遣送中。①在中美合作之下，到５月底，在華日俘、日僑除東北外，僅剩２７萬餘人，其中除台灣有２７０００多名被征用和山西３０００多名被當地留用之外，其餘多數在上海、平津和漢口等地待船班轉運。②至於東北的日俘、日僑，總計有１４５７２０６人，自１９４６年５月７日開始被遣送，截至７月４日，已由葫蘆島的船運返國者計２４７７１８人，平均每日約４０００人，已至葫蘆島待運返國者計９３５６９人。如美方船隻增多，每日可運６０００人；如作業順利，預計在１９４７年年初即可完成遣運工作。③表２３日本官兵僑民現況表（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陸軍總部件）聯絡及兵站應遣送之人員被拘留者暨接收處理奉命征用地區留用人員至本年底被當地留用人員待船遣送人員合計官兵僑民官兵僑民官兵僑民官兵僑民山西２１６０２０６９４２９８０２０７４５８４９平津保２９２２０５２０６２３８７１６４５８４０７２１３４１３４１３濟南２７１７６６０１２３８２７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五月》，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１３。

②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９９頁。

③《民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間之施政》，台北，典藏號００８０１０４０６０００１７００６。

１４０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續表聯絡及兵站應遣送之人員被拘留者暨接收處理奉命征用地區留用人員至本年底被當地留用人員待船遣送人員合計官兵僑民官兵僑民官兵僑民官兵僑民青島３３４６２６５５５４５１７１６２４２１河南３３１３３１６徐州２８８２５２３１４４６０６海州３４１７２４南京１５２１０３０８４３９８５９１０３９上海６６３６１０１７７２９５１２０１５１８９４２２安慶６５６５武漢４４６１１０１１０２４４３００８３９７３０５５０九江２２湖南２９１１８４８廈門１５３３４８汕頭０廣州７６６５４１３３６７５４９５７雷州０海南島１６２５５７２９０３８８台灣４７１１４２７１０７７７５２７２５１佛印０總計１４０５４４７７１８２７８６１９３５６８４９２１６７２３１８２８８２７３２２６資料來源：原件統計表中之待船遣送人員官兵總計欄數值為２１７２８９，應更正為２１６７２３；上海合計欄為１８９３１０，經更正為１８９４２２。見《各地留用日僑名冊（一）》，台北，《外交部檔案》，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０。

關於華北和東北日俘、日僑的遣送情形，至１９４６年８月初為止，“在國軍控製區域內之冀、魯、豫、晉、熱、察、綏各省，共６１１６４８人，該批日人自民國卅四年十月間開始遣送，截至本年７月１５日止，業由青島、塘沽兩港口全部登輸運送完畢”。至於太原和大同地區的日俘、日僑１５１０人，因晉冀鐵路之陽泉及娘子關段被中共軍隊阻擊，須俟交通恢複後，始能繼續遣送。東北國軍控製區內的公主嶺、四平街、開源、昌關、鐵嶺、本溪、長春、沈陽、錦州等地，１４１國共內戰計已遣送日俘３８萬人左右、日僑３２２９人，尚有１０萬餘人在陸續遣送中。而中共軍隊控製區內的旅順、大連及哈爾濱等地區，計有日俘、日僑９０萬人左右，尚未被遣送。①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中旬，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對華政策不變，唯對中國尚未能以和平方法獲得統一，表示遺憾，但美方仍願繼續協助中國人民，建立和平並實行經濟複興。杜魯門指出：“根據盟國之協議，中國政府原負責將中國台灣及北緯１６度以北越南各地之一切日本軍事人員解除武裝，及將各地之日本軍民人等遣送回國，美政府已同意協助中國擔任此項工作，此項工作之規模，極為龐大，應被遣送回國之日人計共三百萬人。”同時由於戰時破壞及爆發已久之內爭，全國交通破損不堪，此種情形妨礙中國經濟之複興與救濟物資之分配，並使遣送日人工作之進行遲緩而困難。

杜魯門認為協助中國遣返日俘、日僑，對於中國及整個遠東將來之和平，實具有無比之重要性，因此美國將繼續在中國留駐相當數量之軍隊，把總數約３００萬之投降而未被擊敗之日軍及行政人員、技術人員與日本商人，遣送回日本。依據美方的統計，至１９４５年年底已被遣送回國之日人，約計２０萬人，每日離華者約有１５００人。不過至１９４６年３月，經美軍及中國當局的努力，每日運輸之人數增至２萬餘人，至１１月間，已遣送日人２９８６４３８人，遣送計劃殆已完成。除東北一部分地區尚未確定其人數之日人外，目前仍留中國者，僅有日本戰犯及中國政府為應付緊急需要所留下之日本技術人員。雖有各種衝突、交通之中斷，以及其他困難，此種艱巨之工作，仍能完成，實為中美雙方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實行合作，得以順利成功之顯著實例。②對於杜魯門的聲明，蔣介石於１９４７年元月１３日主持中樞總理紀念周檢討時，指出：“政府去年度之主要工作，在於受降與複員，受降工作，實最為艱巨困難，因為日寇投降之時，在我國境內足有１３０萬以上軍隊，其實力與組織尚整個存在，而且政府受降工作進行之時，又遭遇內在的各種阻礙與矛盾百出之現象，若其時計劃稍一不固，步驟略有不慎，則將發生極險惡之後果”，而①《中央日報》（南京），１９４６年８月２日。《民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間之施政》，台北，典藏號００８０１０４０６０００１７００６。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１８。唐縱認為“複員工作得美軍之協助完成以下任務：遣送三百萬日本軍民回國，解除日本百萬大軍武裝”。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１３—６１４頁。

１４２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敵軍繳械以後，其留居於我國內之敵俘敵僑，總數尚達３００萬人，如許大量敵俘，若無法遣送或遣送工作貽誤不能完成，則國家之經濟與社會之治安，必發生極嚴重影響，乃至後患不堪設想”，幸而政府在１９４６年７月以前，“將關內與台灣之敵俘完全遣送回日，此項任務尤為艱巨，其所以能如此短期內迅速完成者，實有賴於盟邦美國之全力協助所致”。①蔣對於美國在戰後協助中國進行複員和遣返日俘、日僑，特別表示感謝。當時軍事調處執行部自北平所呈報遣送日俘、日僑的數據顯示：各地日俘、日僑，除少數技術人員及蘇軍控製下的大連地區之２７萬人未能被遣送外，遣送工作已於１９４６年年底告一段落；總計華北、東北及台灣共有日俘、日僑２６０８８１７人，已遣送者２２３０４３６人，未遣送者有３７８３８１人；遣送日俘之船隻，據美方通知僅供應至１９４６年年底，爾後須由中國自行派遣。②由於蘇軍撤離東北後，國共競相接收和擴展掌控範圍，國軍方麵陸續發現尚未遣返之日俘、日僑，參謀總長陳誠於２月間再次查複日俘、日僑遣送狀況，並稱：（一）國軍控製區未遣者，有留用之技術人員及其眷屬約四萬人，留華與否，將由行政院核辦。

（二）蘇共區實未遣送者三十一萬人，惟其中二十七萬人，已由蘇、美協議，自大連遣送，故餘待洽遣者四萬二千餘人，此四萬餘人，係共方違背軍調部三方代表之東北共軍控製地區日俘日僑遣送協議，逾期未予遣出者，準最近東北行轅通報，在新收複之安東、熊嶽、瓦房店各地，發現有日俘僑，現由東北行轅日俘僑管理處派員接運，暫行集結。

查日僑俘共軍逾限不予遣出，雖無法追究責任，然政府必須負責遣完中國境內之日俘僑，始能昭著我國信譽，至遣送此項俘僑辦法，擬先予集中收容，俟有相當人數時、洽請東京麥克阿瑟總部遣回日本，如麥帥總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３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３。

②《革命文獻—處置日本》，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７２。另可參閱《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５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５。

１４３國共內戰部不能同意派船，擬再請行政院設法派船遣送。①東北幅員廣闊，且國共短兵相接，使得此一地區的遣返日俘、日僑作業，無法順利在１９４６年年底結束。不過，隨著遣返日俘、日僑的工作進入尾聲，外交部長王世傑於１９４７年１月中旬，督促部中同人加緊起草關於日本賠償之提案及對日和約。②行政院長宋子文則在２月間，簽請指派惲震、李待琛、王樹芳、周茂柏、薛明濟等五人為代表，組設五人小組，並指定惲震為首席代表，專責處理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事宜。有關是時華北、東北和台灣尚未完成遣送的日俘、日僑人數見表２４。

表２４華北、東北、台灣各地區遣送日俘、日僑統計表（１９４７年１月）地區控製區已遣人數未遣人數出港地起訖日期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開始遣送，河北國軍控製區日俘１５３７１８日俘１０８０塘沽至１９４６年７日僑２４５８９１日僑１１１８月１５日遣送完畢日俘７９５０日俘１０７河南國軍控製區日僑６７９８０日僑１８塘沽日俘６４７６０日俘３７２北華山東國軍控製區日僑４６２２９日僑８４９青島日俘４７４９２日俘２００４山西國軍控製區日僑３４０００日僑５２４青島日僑６３綏遠國軍控製區韓僑１２２日俘２５青島小計國軍控製區６８８２０５６０９７河北山東山西察青島自１９４６年５月綏等地區共軍控製區１６６７０２４１０塘沽至８月①《革命文獻—處置日本》，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７２。《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５日記事，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５。

②《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６冊，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３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８頁。

１４４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續表地區控製區已遣人數未遣人數出港地起訖日期長春錦州西沈陽日俘９４４１自１９４６年５四平公主嶺開原國軍控製區日俘僑７７３２９４日僑２１４６１葫蘆島月７日至８昌圖鐵嶺韓俘僑２２１３８韓俘僑２２８６４月１５日東北旅順大連延吉通化牡丹江哈爾濱共區４２１１９自１９４６年８齊齊哈爾佳木斯共軍控製區日俘僑２４２５２４蘇區２７００００葫蘆島月２１日至１２安東月止日俘僑４７３３１６印度俘９５基隆台台灣省各地區琉球俘僑５５３６日俘僑３８４７高雄灣韓俘僑５６５６琉球俘僑１４４開珠衝繩３１８７利亞總計２２３０４３６３７８３８１資料來源：本統計表為手稿，部分統計略有誤差，如華北國軍控製區已遣人數，小計欄中之數值為６８８２０５，但經核算為６６８２０５；總計欄之統計亦有誤差。《革命文獻—處置日本》，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７２。

到了１９４７年５月中旬，國軍控製地區之東北日僑仍有２萬多名，其中有５２００名在沈陽集中待遣，但因局勢紊亂，相關作業的進展甚為遲緩。６月下旬經濟委員會駐東北特派員張劍非和主任秘書申作霖轉達日籍顧問高衞達之助的報告：因此間軍事關係，搭乘中國船隻甚感困難，且集中營內之一日食糧，平均約需２２０元，此項龐大之經費，籌措甚難，而且因國共衝突，情勢惡化，多數難民，日見接踵而來，集中於沈陽、長春等地，故食糧住房，均較前更感不敷需用，而患疾病者亦見銳增，前途實不勝杞憂也。現集中營收容之５２００名，業已將出發手續辦竣，靜候遣送；所餘之１萬餘名，一俟船隻確定後，可於一星期內首途；至另剩有５０００名，因中長鐵路遭受破壞之關係，出發較為困難；故預先以遣送１５０００名為目標。除已電請日本外務大臣，轉向東京聯合軍總司令部商洽船隻外，擬再請鈞會轉商外交部張特派員，電請外交部再電東京聯合軍總司令部商洽船隻，俾得早日遣送返國。①不過到了是年夏季，因遣俘作業已告一段落，東北行營日僑、日俘管理處駐長春辦事處也在８月初奉總處命令結束業務。１０月間，參謀總長陳誠呈①《日僑俘遣返概況及收費辦法》，台北，《外交部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８。

１４５國共內戰報頒授寶鼎勳章一枚，給美陸軍顧問團的麥克斐登中校，獎勵其於１９４７年七八月間“協助我國遣送殘餘日僑，備極辛勞”①。在中美的合作下，截至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底，中國遣送日俘、日僑的人數達３１５９９０７人。

表２５全國各地遣送日僑、日俘數目表（至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底止）地名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小計東北１１１６３４０２９６２４１１４５９６４台灣４８６２３４３２０７４８９４４１塘沽４０１０２８２２８０４０３３０８青島１２５５２４３５１１２５８７５連雲港９９０６９９９０６９上海７２７６８８９１４７２８６０２廈門３６３３３６３３汕頭４７５０４７５０廣州１０４７９９１０４７９９海南島２３５４８２３５４８越北３０９１８３０９１８總計３１２３５３１３６３７６３１５９９０７資料來源：《日僑俘遣返概況及收費辦法》，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８。

１９４８年３月間，因中國內部局勢丕變，政府擬將華北各機關留用之日本技術人員一律遣送歸國。外交部平津特派員季澤晉派員至日人自治會洽詢，發現“所有在平、津、東北、山西等地日人，皆願返國一行，惟以各留用機關尚未能全部核準為慮”。其探詢得知天津市共有日本技術人員７０餘名，現均請求遣送歸國，而經主管機關核準者隻１８名，北平方麵則尚未查知確實數字。②在１９４８年１月至９月間，所遣送回日本的人員累計達１１２１５人。

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９０１４。

②季澤晉表示在華日籍技術人員，“似暗中奉有日本政府命令渠等返國服務”，同時“日本政府自年前即付給在我國被留用人員家屬，每月維持費三百日圓，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對該項留用日人，頗多聯係”。參見國防部長何應欽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９日和１０月１１日致外交部長王世傑的兩封代電，見《日僑俘遣返概況及收費辦法》，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８。

１４６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表２６１９４８年度遣送日俘、日僑使用船隻及港口運出人數統計表運出人數時間船名性質所屬機關葫蘆島塘沽青島上海基隆合計１月５日海康輪便載招商局１２１１２１１月１６日海浙輪便載招商局１２６１２６２月３日春祥丸便載盟軍總部２４２４２月２０日海康輪便載招商局６１６１５月２０日海天丸專航盟軍總部１７０２５０４３３８５３５月２３日ＢＯＧＯＴＡ丸專航盟軍總部７１６７１６５月２７日日本丸專航盟軍總部８６８８６８６月４日山澄丸專航盟軍總部２５０１２５０１６月９日山澄丸專航盟軍總部２５０１２５０１８月１１—１５日高砂丸專航盟軍總部８７０９９１０４１０７３８月２５日海遼輪便載招商局５５５５９月２３日日本丸專航盟軍總部１４８６１４８６９月２４日海天丸專航盟軍總部８３０８３０共計７４５６２４１５２９８６１３４３３１１２１５資料來源：參見國防部長何應欽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９日和１０月１１日致外交部長王世傑的兩封代電，見《日僑俘遣返概況及收費辦法》，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８。

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開始，在中美合作、盟軍總部的支持下，分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廣州、海口、海防、基隆、高雄、三亞、汕頭等１２個港口遣送，所遣返日俘、日僑超過３００萬人。但到了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保密局發現中國東北等地仍有日俘未被遣返，部分因其專業繼續被留用，或是協助修築鐵路，另有一大批則被訓練成美蘇冷戰壁壘的前哨兵。

二、利用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取得歐陸戰場的勝利之後，僅剩之日軍在亞洲頑抗。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間美國以原子彈重創日本，蘇聯遂加快與中國進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並連忙對日宣戰，讓蘇軍得以名正言順地開入中國東１４７國共內戰北，將勢力迅速延伸至東北亞，並試圖扶植親蘇勢力，建立緩衝地帶。①原本在戰時被視為公敵的日本，由於在東北、華北等地擁有大量的武器裝備、廠房設施和專業人力，除了小部分日人被視為戰犯接受公審外，大部分日人則陸續被安排遣返，且其中一些日俘、日僑成為國民政府、共產黨或蘇聯分別爭取合作或利用的對象。

以蘇聯為例，在主控東北的局勢後，蘇聯就開始運搬日軍和偽滿所留下資產、設備並汲取當地的資源。在１９４６年春，中國政府接連獲悉蘇軍派地質學家赴海城調查鈾之產源，並利用日人於長春進行原子能之研究工作，而且沈陽蘇軍奉令在美軍未撤離中國前，其東北駐軍不撤，同時發現蘇軍利用日人發展諜報組織，並準備利用日人大量移駐東北，形成緩衝地帶，加強蘇聯在東北的勢力。②１９４７年４月中旬仍不時有關於殘餘日本關東軍動態的彙報，例如鄭介民先後報告，據日本皇族聯盟報告，東北殘餘關東軍，計長白地區約９萬、興安地區約４萬、牡丹江地區約１０萬；又是年３月１８日據哈爾濱情報組報告，蘇方所俘日軍３萬，以１萬分配中共軍隊，２萬由日人齊藤平太中將指揮，已抵佳木斯。③中國共產黨方麵，希望在東北擴大接收範圍，並利用日本技術，生產軍需品。例如軍調處政府代表鄭介民即獲報得知沈陽中共軍隊搶購該地物資，並與日人設立兵工廠，因而電告何應欽，盼其轉請岡村設法破壞共產黨利用日人計劃。④就國民政府而言，為了遏止蘇聯在華擴展勢力的企圖，其所應顧慮者，係如何在戰後拉攏日本，以助中國與蘇聯相抗衡，這遠比向日本報複、索賠更為重要。因此蔣介石於勝利之初，即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電令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秡生，指示：“日本各種科學技術人才，尤以其科學院原有①依據是時蔣介石所獲得的情資，“蘇聯對我國之政策重心係注重於東北之活動，其內容為加強共產主義之理論宣傳，利用日人大量移駐東北，形成緩衝地帶，加強蘇聯在東北勢力”。《俄帝侵華罪行（六）》，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０５。

②《阻擾接收東北（二）》，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６４。《俄帝侵華罪行（六）》，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０５。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６日、５月２２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３０１６、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４０２２。

④《阻擾接收東北（二）》，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５４。

１４８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人員，應設法收容，以應今後協助建設之需。”①負責接收的何應欽於１６日自南京電告蔣介石，據日方密告，日本國內有最高等技術人員８０人，其中５０人為飛行設計製造者，另３０人分為電器、化學、兵器、物理專家，若中國用之，當可有助於中國。②由於日本在二戰期間，以遠較中國為優的武器，讓中國軍民吃足苦頭，蔣介石等軍政領袖，當然希望能借機吸納日本科技人才。１０月１７日，蔣介石手諭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曰：“對於日本製造飛機、潛水艇等機械技術人才，以及各種企業管理人員，可予收容，其中為日本科學院教職員及其所特別養成者，尤應特別慎重考核雇用，並擬在台灣籌設高等機械學校，容納此類優良人才。”③為了了解日本在台灣所留下航空工業的建設情形，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在派員調查後，向蔣介石報告，稱台灣“設有陸軍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及海軍六十一航空總廠，規模宏大，設備齊全”，並建議利用原廠在台之熟練工，以及“製造廠一所，專造美式ＰＴ１７型初級教練機及ＢＴ１３型中級教練機”，以供教練之用。④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公共服務、生產機製、生活機能或地方治安等因素，也欲留用日人，並陸續向蔣介石請示。北平市長熊斌於１０月２日指出：“北平市各機關中間有日籍技術人員工作，際茲接收伊始，專門技術人員事實上未能盡備，可否暫行雇用，以免停頓。”薛嶽於１１月上旬，據南潯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笠原幸雄之呈報，電詢蔣介石，如何征用九江及石灰窯地區之日僑。

在各地征用日人的過程中，有些地方領袖打算將日方軍力吸納成為自身①王秡生次日即回函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告其當設法“收容日本科學院原有人員，遵當洽商擬具計劃具報，惟事關機密未便普往洽談以防泄漏，除先就日情準備洽商有關之資料外”，並請陳布雷告知應與何機關接洽為宜。陳布雷建議由經濟部長翁文灝和交通部長俞大維來處理。

《日本科技人員羅致》，台北，《國民政府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３６１００００１。

②幕僚評估：“原則可行，惟如何利用擬交翁部長詳加研議。（此事有利有弊，利在迅速發展我國工業建設，弊在我國今後工業建設情形會為日本所悉，利弊得失須詳加比較研究。）”蔣介石本人則以紅筆批示：“此事可先著手組織，但須待三個月後決定實施方式，但須密勿宣。”《日本科技人員羅致》，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３６１００００１。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十月》，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１７。

④蔣介石批示：“此可先著手準備。”《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十月》，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２１。

１４９國共內戰的勢力。胡宗南於９月２１日，自西安向蔣介石報告閻錫山有意納編山西日軍的情形，稱：山西全部日軍六萬七千人，日僑三萬餘。未陷晉閻與敵交換意見，據談判日方提出意見：（一）將日軍全部或一部編為守備隊再繳武器，以備協助剿匪。（二）日軍統帥權不能取消，包括教育編製人事給養等，防守時由中國人指揮，攻擊時由日方指揮，改編後日軍分駐臨汾以北，同蒲沿線及正太路沿線，……（三）日方交通通訊醫學等技術人員一律采用。

（四）規定一年或二年期限期滿後，日人可隨意歸國等項。

閻長官提出意見：（一）將日軍編為守備隊後著中國服裝，改中國姓名。（二）駐運城臨汾臨安沁縣及各交通據點等項。①除了各方有意留用日人之外，是時也有部分日僑自願留華，例如在上海的日僑，因日本“目前情形較滬市困難萬狀，而國內戰事所需者為技術家，故盼仍留滬市並應努力照料自華中各地撤退之僑胞”②，且傳言京滬蘇一帶日僑，改籍且姓鄭者頗多。③到了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日本麵臨戰後第一個寒冬，因普遍生活困難、糧食缺乏，仍有不少在華日僑希望歸化中國，以留華經商，或借此保持資產。④隨著接收、複員工作的進行，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何應欽與魏德邁在南京會商，魏德邁主張“在中國境內日俘僑，應於三十五年六月底一律遣回”，何應欽希望能“留用必要技術人員”。雙方折衝的結果為：“１．機關工廠所征用日籍技術員於三十五年六月底解征遣回。２．在台灣之日籍技術員二七二○九名，留用至三十六年一月一日止。”會後中國陸軍總部通函公告：“美方通知所有中國境內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征用之日籍人員不論其誌願留華與否，除台灣可準留用二八○○○名至明年一月一日止，並應詳繕名冊呈報陸軍總部核備外，其餘各地區所征用之日籍人員，統限於四月底以前送至各該轄區之港①《增編（十）》，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３００００２２５１７７。

②《勝利受降（二）》，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３１６９。

③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０３頁。

④《勝利受降（三）》，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４０４０。

１５０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口集中，於五月底或六月中旬分別予以遣送返日。”但截至１９４６年６月底，中國基本上僅解征遣回日籍技術員三千餘名，其餘因應需要續留用至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底。①對於留用日人，美方始終持較保留的態度。美國杜魯門總統之代表洛克於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上旬表示：“在華日軍日僑俘虜中，不少技術及管理人才，在遣送歸國前，中國既需維持其生活，令其工作，自屬合理，惟日人善於利用工商業人員為政治工具，如長期使用，則日本將借以保持其有用之人力，且可進而控製中國之經濟活動，為日後禍害之根苗，不可不嚴察焉。”而交通為一切事業之命脈，“似宜盡先注意交通，速令在華日俘在最短時期內，完成若幹公路鐵路及水道之大工程，則時間金錢，兩可節省”。②魏德邁為協助國民政府辦理複員和遣返日俘、日僑，曾致中方一備忘錄。

其首先說明：“美國政策為協助中國政府，計劃日僑回國事，並在不阻遲駐華美軍複員條件下，以美國陸空工具援助中國中央政府，將其軍隊重行分配各地”，同時因局勢已急轉直下，建議需有更多中央軍開入淪陷區。魏德邁還指出，在北平區內，“尚約有七萬日軍，皆駕駛卡車風馳電掣”，建議“此項卡車可供中國陸軍部之用”，並認為“此區之日軍應迅予解除武裝，而將其運輸工具及裝備迅交中國陸軍應用，如準許此項日軍再有數月攜帶武器（由日本投降至今忽忽已三月矣），則在中國將來必發生嚴重問題”。魏德邁強調其“極端反對利用日軍以製中共軍隊”，並提醒蔣介石，“此舉將使委座在國內外蒙受損失”，並建議中方在經濟複員的過程中，如須雇用日人，“則上級之日籍管理員應予除去，使日人無法繼續控製此項工業”。③中方在接收日本所留下的廠房設備後，為了維持運作，同時為了提高生產效能，不少地方仍需仰賴日籍技術人員。蔣介石於１２月９日手諭行政院長宋子文和經濟部長翁文灝，曰：“敵國在華之工廠，應以租讓民營為原則，不①《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②洛克建議：“在台灣曾見許多大規模工業，因中國缺乏管理及技術人才，未能繼續生產，現代工業，棄置不用，機件極易損壞，亟宜聘請有經驗之外國管理專家，委托經營。”《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６００７。

③《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四年（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３０７７。

１５１國共內戰得已時，再歸國營，尤其日本紗廠等，更應從速民營，以裕經濟為要。”①不過隨著留用日人的時間漸長，加上各地物價上漲，蔣介石於１４日電告北平行營參謀長王鴻韶，對於留用日僑中各科專家及工業技術人員之生活管理，考慮“因各地生活費用不同，似不宜作普通硬性之規定”，並指示“原則上一般普通事業留用日人，似可使其與中國同等人員受同樣之待遇，藉使其衣食可以無憂，俾能安心工作，至若少數特殊事業所用較為特殊之人才，仍可另定辦法”。②１９４６年元月上旬，為了解日本在戰後經濟恢複的情形，以作為要求日本賠償的參考，蔣介石指示翁文灝，推派專家赴日調查工業狀況。而為了回應魏德邁對於留用日人的建議，行政院於５日發出《雇用日人原則三項》，訓令：據魏德邁將軍建議中國工業及公用事業如須雇用日人則上級之日籍管理員應予除去使日人無從繼續控製此項事業。茲補充規定雇用日人原則如次：一、本國工業及公用事業遇有雇用日本技術人員之必要時得遴選優良人員暫為雇用。

二、雇用日本人員應受中國職員之指揮監督。

三、遇有一部分技術工作有交由日本技術人員暫為管理之必要時，應加派中國職員妥為監視，並遴派中國職員接添其管理任務。③由於國民政府對於留用日人的管理多因地製宜，缺乏較全麵的掌握，美國特使馬歇爾於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６日致函外交部長王世傑，詢問留華日籍技術人員之數字及中國政府關於此事之看法。馬歇爾在函中表示：鄙人聞悉在中國有若幹日籍技術人員，如予留用，將對貴國政府有所裨益，根據鄙人接獲之數字，北平區約有五千人，天津約有五千人，青①《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９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７００９。

②《勝利受降（四）》，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５０００１５１８０。

③《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１５２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島區約六千人，太原附近約有一千五百至三千人之譜。

貴國政府似有留用若幹日籍技術人員之意，請將貴國政府關於此事之願望見告，以便就有關之遣送來船事宜籌得準確之計劃也。①馬歇爾清楚地指出幾個區域留用日人的狀況，外交部長王世傑遂指示司長楊雲竹去了解實情。故楊雲竹分函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資源委員會、衛生署，並分電平、津、青島、太原、上海各市府，以及東北行營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等單位，詢問各機關所留用日籍技術人員之數目，以與馬歇爾籌商有關事宜。②陸軍總司令部很快回複，表示：承詢關於征用日籍技術人員之遣送情形，查本部前準美方通知，所有中國境內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征用之日籍人員，不論其誌願與否，統限於四月底解征，集中遣送返日本部，經以卯微慎健征電通飭遣送在案。

除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為辦理收複區各礦廠複工，因技術上之需要，準予留用，計平津區日籍員工二百八十五人，青島二十九人，華中區二十一人，海南島卅五人，連同眷屬共計七百四十一人，應至本年底解征遣送回日，業已通知美方有案，其他並未保留大批日籍人員。複為遣送須配合美方海運，並查有極少數未解除征用，致若幹港口運輸司令部結束較遲者，又以辰又慎德電通飭統限於五月底或六月底以前，集中港口、遣送返日，不得借故延留，據報現正陸續解征遣送中，請即查照為荷。③但翁文灝和陸軍總司令部認為無須向美方交代詳細人數，因此楊雲竹在彙整各方意見之後，簽擬覆函要點如下：據陸軍總部不擬向美方公開之統計數目，迄５月３１止全國留用人員為３５６４６名，……但如減去未呈準留用者及台灣留用者僅餘７５４人，顯與實際不符，故答複美方時宜從寬估計，以１２０００人較為切合。翁文灝亦以為今後相當時間內，仍有留用之必要，故留用期間，①《各地留用日僑名冊（三）》，台北，《外交部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２。

②《亞東司每周工作報告》，台北，《外交部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９９０３００４５。

③《各地留用日僑名冊（三）》，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２。

１５３國共內戰宜避免敘明。①最後外交部依據陸軍總司令部的意見函覆美方，告以“中國為使若幹工礦交通等事業不致停頓起見，在此過渡期間，有留用少數日籍技術人員之必要，現除東北九省及台灣省外，其他各地所留用之日籍技術人員，共壹萬貳千名左右，承詢特複”②。

對於中國外交部的回複，美方於７月６日通過駐華大使館代辦史麥斯（ＲｏｂｅｒｔＬ．Ｓｍｙｔｈ）致外交部一照會，提醒留用日人的風險。該照會指出：“美國政府認為準許留華之日技術人員應僅限於若幹在職務上或技術上有專長，而中國一時無適當人材接充者，且由過去記錄能證明彼等並不危害中國之和平與安全者，尤其須確切證明彼等並無所有主或重要之管理人地位，彼等在中國並無實際財產利益，亦未代表是項利益，同時彼等並非極端軍國主義會社之會員。”③由於美方一再對中方留用日人的問題表達關切，外交部長王世傑於７月３０日，親自自巴黎電告南京外交部次長甘乃光和劉鍇，表示：“關於留用日俘技術人員事，希根據下列二點會商國防部白、陳二長，呈準主席及行政院後，答複美方照會。（一）留用者以誌願為原則。（二）留用人員將不令其擔任經理性質之職務。”④王世傑為求慎重，８月１６日又電稱“仍應將前電所述兩點呈請行政院核示，並請飭有關機關遵照”⑤。外交部亞東司依據王世傑的指示，回複美國使館，表示：中國政府現所留用之少數日籍技術人員乃經本人誌願且為使若幹工礦交通等事業不致停頓，在此過渡期間暫行留用者，且根據其過去之記錄，既無危害中國和平與安全之事實，亦無極端軍國主義之傾向，在留用期間僅發給生活費，既不居於管理人之地位，亦非任何財產之業主或①《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②《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③《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④《外交部與駐外各使領館間函電雜卷（一）》，１９４６年７月３０日，台北，《外交部檔案》，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８４。

⑤《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１５４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代表人，一俟本國技術人員訓練就緒，即將彼等工作予以接替而將其遣送返日。①中方對留用日人的掌握並不確切，且有許多未報備，一再引起美方的質疑。國防部長白崇禧遂於１０月２１日下午３時，召集相關單位就征用日籍技術人員問題進行討論。

國防部第二廳第六處處長王丕承首先報告，指出：“關於征用日籍技術人員問題，因與日俘僑遣送有關，故由國防部第二廳主管，根據各機關所報，現征用之日籍人員，共為４５２５２人，尚有少數機關征用人員迄未報送，故此項數字與實際人數恐有出入。”王丕承認為“各機關尚有隱匿日籍人員不報，或以多報少等情事，甚有強迫征用非正式技術人員（如印刷兵、司機等）致使國內外均生異議，應請上峰通飭糾正”。王丕承還認為，由於各征用機關待遇不一，應該決定統一待遇標準，使彼等能安心工作，並建議各機關從速決定留用人數，對不需要者希即報請遣送。②外交部次長甘乃光說明：“關於日籍技術人員征用問題，因係事實需要，前經與馬帥及美大使館協議，原定留用七千人（東北台灣除外）後以不敷需要，已通知美方請留用一萬二千人，惟今後華北、華南、華中各地征用日籍人員及眷屬不應該超過一萬二千人。”③會議最後做出幾項決議，對於征用標準，均須以誌願留用為原則，請各征用機關“確查征用人數，分技師、技工、眷屬等分別列表通知國防部彙辦”，並由國防部第二廳將征用人數調查確實，製成表冊後，移請行政院接辦，並通知各有關機關。經過一連串的調查之後，有關各地征用日籍技術人員的人數，政府在１９４６年秋季統計約有４５２６４人，其中以台灣所留用的日籍人員為最多，山西、東北地區次之。④①《亞東司每周工作報告》，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９９０３００４５。《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②《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③《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④《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三月》，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８。

１５５國共內戰表２７征用日籍技術員人數表（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技術種類地區眷屬征用時間礦務工廠鐵路運輸通信衛生工程文化其他人數合計南京地區２０１２７２９２１７１本年底止上海地區２３２３１１１４１７７０１３６６３０１３９７２５１９本年底止據報業已解安慶地區１１１１２征遣送九江地區８１９本年底止徐州地區３４３８６８１０９３５２１０９２７４２２本年底止海州地區１２１３２５５０本年底止濟南地區４７８５１４１１４３５９１７８２本年底止青島地區７６２１９４１２６２１７１３３７本年底止天津地區２８０１１０２７１２０４３２８７０本年底止北平地區４２７４９２３８０４４５０６本年底止太原、大同地區６２１６８１１３３２６１０４５１３４５本年底止鄭州地區２２２２４本年底止漢口地區４１１５１２１２５３４３３１３６３２４本年底止廣州地區１５６５７本年底止海南島地區１９１９本年底止杭州地區３３４１１１本年底止台灣地區８８１３８６３２９３１７４５１４６６３２０１８２２７２０９本年底止包頭地區３１５６１０２５本年底止東北地區８５６６１６０２６３７１１４０１３５２７８５９４６１０６７２本年底止總計１９１１１４３０１１０３１９２９７６１４０２１４２３６７３１２２４３２３９１１４５２６４本表所列數目係根據本年九月十五日以前各地區受降主官及省市政府暨各機關工廠所報整理調製而成征用令由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以申卅接電及國防部“防”（卅五）午銑機軍處三電令征用資料來源：《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原件內容如此）１９４７年２月下旬，外交部長王世傑往訪北方都會，在沈陽“鐵西區”（即鐵路以西之意）視察後稱：“日人在沈陽僅以六七年之時間，成此巨大工業建設，實在使予驚異。此一工業區之工廠建設，其規模實可與予一九四四年所曾考察之英國任何工業區相較而無愧。現在各廠雖多撤毀，然我如有和平，１５６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並利用外資，當亦不難於五六年間使其完全恢複生產。”①不過由於中國之內爭，各項經濟建設難有發展，留華日人的處境也讓日本政府擔憂，因此日本政府透過美方表達關切。美國大使館於４月３０日致外交部第八五四號照會，表示：日本政府對在華日人，因中國生活費用高漲之經濟情況，及該日僑等彙致其在日眷屬之不充分款項，表示特別關懷。

館方基於人道主義觀點，建議中國政府之有關官員加以考慮：（一）現被扣留而亟欲返國日僑，早日遣送之希冀。（二）在華日僑生活之保證，包括其對眷屬彙款之便利。（三）改善被扣留之戰犯及嫌疑犯之情況。（四）在可能範圍內，設法釋放及遣送現留於中國共產黨所控製或將自中國共軍所收複區域內之日人。②雖美方的建議頗合理，但戰後局麵複雜，許多地方並非國民政府所能掌控，加以台灣地區發生“二二八事件”，這讓國民政府對留用日人的態度也有所改變。

５月間，文官長吳鼎昌簽請“清除台灣藏伏日軍及武器一案，事關敵人投降後地下活動之陰謀，似應與東京盟軍總部密切聯絡辦理”，獲得蔣介石的同意，並交由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切實查報。③到７月間，行政院秘書處更催辦，“擬將留台日僑全部遣送，以除遺毒”④。

１９４７年雙十節當日，中國駐日代表團中將顧問林熏南，提報《日本精華國防人才選薦報告冊》。其表示自駐日之後，即一麵搜購圖書，一麵訪求賢逸，因此除搜得日本參謀本部等處之圖書數萬冊呈部以外，特將日本有用的國防人才密呈，借重日方人才，強化國防建設。⑤惟國共戰火日熾，留用之日人有些加入戰局，有些則選擇返國，到１９４８年春，政府亦擬將華北各機關留用①《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６冊，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５日，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３４—３５頁。

②《留用日籍技術員法規及中美交涉留用日僑人數》，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１８。

③《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４０２７。

④《日僑俘遣返概況及收費辦法》，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８。

⑤《日本國防精英選薦報告及台灣與東北留用日僑概況》，台北，《外交部檔案》，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７。

１５７國共內戰之日本技術人員一律遣送歸國，戰後留用之日本技術人員至此逐漸減少。①三、懲辦漢奸隨著抗戰戰火的蔓延，日本在中國擴展勢力，其為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在華尋求代理人和拉攏知名人士的動作，就一直沒有停歇過。而為了反製日本的做法，國民政府將對日妥協的分子，劃歸為“漢奸”並加以批判，並使之成為辨識敵我、標誌正義的政治手段。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國民政府即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公告《懲治漢奸條例》，但為了避免失卻轉圜餘地，是年１０月１５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公布《漢奸自首條例》，期能吸納更多力量，一致對抗日本。

１１月１３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致函國民政府，表示依據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袁守謙之建議，“以漢奸不無貪圖小利，誤入歧途，若予以自新之路，必可增進抗戰力量”，而擬一自首辦法。豫皖綏靖主任劉峙亦認為，“若予以自新機會，使其以反奸之工作，為自新之擔保，不僅易於破獲，抑可增助軍事進展”。②因此在抗戰期間，關於通緝漢奸案件，經國民政府明令者，僅少數附逆有據之重要漢奸。多數尋常漢奸之通緝，則由軍事委員會辦理，司法方麵則由司法行政部配合辦理。不過此一時期通緝漢奸之案件，多數發生於淪陷區，故轉令偵查或查封其財產，實施均感困難，即請轉呈國民政府通緝，亦多無法沒收其財產。③由於法令無法起到預期作用，因此對漢奸究竟是要嚴懲還是策反，自抗戰以來國民政府內部即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

抗戰勝利後，淪陷地區先後收複，漢奸案件無地無之，而國民政府利用偽軍和漢奸協助接收的做法，一直頗受共產黨和各界人士的批評。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主張暫時利用則可，長期則不宜。因此唐縱在研擬《淪陷區域政策綱要草案》時，特別主張：“（一）凡附逆之漢奸均應受特別審判，褫奪公權，其受有任務參加秘密工作者經審查確實準予另案辦理；（二）敵產逆產由政府組織特種委員會調查處理；（三）偽軍之處理方針當視其對國軍之協助與①《日僑俘遣返概況及收費辦法》，台北，典藏號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８０００８。

②《懲辦漢奸（一）》，台北，《國民政府檔案》（下略），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０。

③《懲辦漢奸（一）》，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０。

１５８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貢獻之成績，本寬大之旨分別處理之。”唐縱的建議雖獲得蔣介石的同意，但相關內容並未發布。①戴笠於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下午，向蔣介石報告南京和上海地區的漢奸處置方式，但蔣氏覺“甚不妥也，乃函敬之（何應欽）更正之”②，並手令指示戴笠，要其著手負責主持全國各受降地區之漢奸逮捕事宜。③立法院也於１０月下旬通過《處理漢奸案件條例》，“規定偽職薦任以上均需檢舉，漢奸財產沒收，並須依法處刑”④。戰後處置漢奸的辦法———《處理漢奸案件條例》和《懲治漢奸條例》修訂案，分別於１１月２３日和１２月６日公布施行。

戰後原日偽勢消，但又承接收之便利，部分偽軍被收編或成為維係地方治安的力量，這在正義認同轉型之際，頗引爭議。顧問畢範宇認為，“漢奸及通敵者流，與真正愛國之士之間，宜有一更明顯之分辨，對前者處分”⑤。１２月１２日蔣介石下令行轅秘書處公告，凡受敵偽枉曲或接收人員苛擾者，均可提出控訴。隨著國共競相接收，懲處漢奸和處理偽軍，不再隻是單純的法律問題，反而更難解決。唐縱於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４日的日記中表示：“當初我曾簽準對於漢奸一律受法律審判，並褫奪公權終身，分交中央黨部、行政院、軍委會參照辦理，為受降便利起見，未予發表。其後，……倡亂，破壞道路，煽惑偽軍，如是政府處理偽軍之方針動搖，所有偽軍均予收編，利用暫時維持地方秩序。偽軍察知政府之處境，恬不知恥，向政府要挾需索。”⑥唐縱認為再不對偽軍做出處置，恐將糜爛地方。

戰後負責處理漢奸問題的戴笠於１月２９日向蔣介石報告，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奉令主持全國各受降地區之漢奸逮捕事宜後，在四個月之間，業已逮捕主要漢奸計２１１６名，如依照《處理漢奸案件條例》之規定，應移送法院審理。

①該案奉批“如擬，但不可發表”。唐縱認為“此事關係重大，苟我不予糾正，中央將蒙莫大之羞”。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５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９６—４９７頁。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０１。

③《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五年（一）》，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４０６３。

④《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２７。

⑤《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１０。

⑥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４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３７頁。

１５９國共內戰戴笠認為對漢奸的處置，必須從法律和政治兩個層麵來處理，因此研擬一《懲治漢奸特別法庭組織辦法》，希望以特別法庭的方式來因應。在其規劃中，特別法庭所要審判的漢奸對象如下：“１．偽南京政府與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文官簡任以上，武官上校以上。２．偽軍師長以上。３．偽省市政府文官簡任以上，武官上校以上。４．偽警察機關存任以上之主官。５．偽組織特務機關各級負責人員。６．參加敵人軍事政治特務及其他機關之工作人員。７．金融文化方麵之重要漢奸。８．其他罪惡昭著須與上列各項漢奸案件共同審判之漢奸。”此範圍以外之漢奸，則“委托各省高等法院或分院，及軍事機關審判之，仍須呈由特別法庭複核”。①對於戴笠設置特別法庭審判漢奸的構想，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於２月１２日，以快郵代電向蔣介石報告：“查漢奸罪犯依現行《處理漢奸案件條例》，除原屬軍人複任偽軍職者歸軍法審判外，其餘概歸普通法院審理。施行以來尚無不便，現各地法院均已次第恢複，據報辦理漢奸案件已屬不少，論罪量刑亦尚慎重，至處理此類案件時，在政策上應注意各點，本部曾隨時指示，期無枉縱。”②司法行政部認為現行製度已可因應漢奸案件的審理，同時為兼顧民主法治原則，並無另設特別法庭之需要。該部也希望負責逮捕漢奸之機關應盡速將涉案者移送法院審理。

４月１２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６月３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

戰後懲辦漢奸，除了對涉案者科以刑期之外，影響較大的就是查封並沒收財產。在戰時，對於身處日偽統治區之漢奸，公眾僅能予以道義上的譴責，但在戰後接收複員之後，無論是否要繼續對被告漢奸者追究，都必須有確切的法令依據。因此司法行政部認為有必要將相關權責作一厘清。該部建議：近來各機關法團及各法院請求本部通緝漢奸案件日漸增多，複多未敘明原案偵訊情形及應否查封財產，究應呈請國民政府通緝，抑應由本部照相例辦理，往往難以斷定。本部為增強法令之效能，及使通緝漢奸①《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五年（一）》，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４０６３。

②《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五年（一）》，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４０６３。

１６０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案件之處理適合案情起見，經詳加研討，擬嗣後關於此類案件，一律責成負有偵查職權之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切實查核，分別依後開辦法辦理。

（一）對於原案如經偵訊認為罪證確實並應查封其財產者，應依照現行《懲治漢奸條例》規定程序，於查封財產後，詳列案情罪證，呈由本部報請鈞院轉呈國民政府明令通緝。

（二）原案罪證如雖可認為確實，而依其案情認為無須先行查封其財產或無財產或不知有無財產可以查封者，應依照上述鈞院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平捌字第一一三八九號訓令開列案情罪證，呈由本部轉令通緝。

（三）原案如僅係依據告訴、告發或其他原因知有漢奸罪犯，而不能斷定其罪證是否確實，認為須緝案偵辦者，應依刑事訴訟法關於通緝被告之普通規定徑行通緝，並將通緝人犯列表呈報本部備查。

（四）各行政機關或各法團請求通緝漢奸案件，視其情形分別依上開三項辦法辦理。①司法行政部認為懲辦漢奸，應依其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理，把被查封財產者，列為首要處理對象，才能收到實效。

由於在接收和處理漢奸的過程中，發生許多強占財產和誣告的事件，蔣介石於９月８日電令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及市黨部主任委員吳紹澍，指示：“今後逮捕漢奸必須依法由法院正式逮捕，其他無論黨政軍團各部門不得擅行逮捕，否則即以違法越權論罪，並準被捕者及其家屬向法院控告，及對政府直接報告，一經查明，無論其被捕者是否有罪，而其擅捕機關之主管一律按軍法懲辦。”②而涉案或被捕的漢奸，各自尋求管道關說。唐縱在１２日與來訪的王新衡，曾談及與軍統局有關的幾個漢奸案子：“通源鹽業公①《懲辦漢奸（一）》，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０。

②該電同時對接收中衍生的強占民房問題進行了規範，電曰：“凡有軍籍人員非法強占民房，拒絕交還主權所有人，或合法租貸之承租人者，應一律限本年九月底遷出交還，否則對占住之人應視同強占人民財產，不問其所住者為何人，一律由軍法機關逮捕，照軍律處治，希即照此指示，查明上海軍屬非法占住民屋，妥定嚴密計劃，事先通告各該住戶，限本月底一律遷讓，不得故違，如限期不能實行，不惟懲處該住戶，即黨政軍團各主管者亦應以執行不力，徇私舞弊論處也。”《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９月８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６００８。

１６１國共內戰司總經理周吉甫、嚴慶祥、陳詠仁、前上海中孚銀行總經理孫仲立、汪雕五個巨奸。周吉甫是由軍統局的關係而釋放了；中美合作所中方參謀長李崇詩，正在為嚴慶祥奔走；陳詠仁以五億來活動；汪雕是活動出去了。”王新衡認為“這些都是丟臉的事，他實不願再幹下去”。①對於懲辦漢奸，各方亦頗多建議。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初，山東省高唐縣臨時參議會，呼籲立法、司法部門簡化審判漢奸的程序。該參議會向中央政府建議：“抗戰勝利國家重光，緬懷先烈懍肅難忘，而彼民族敗類附敵奸偽，禍國求榮殃民取媚，罪惡滔天律在不宥。勝利以還紛起檢舉，元惡大憝多已伏法，投機奸小相繼係獄，人心大快正義重伸，國族前途綱紀可維。惟檢舉漢奸仍遵司法手續，而偵訊傳質又須對簿公庭，交通梗阻職務牽身，事過境遷證據難覓，奸徒狡黠賄賂求免，繁難重重弊端叢生，影響正義實非淺鮮，且漢奸罪在行為不重職務，位無大小均應嚴懲，而今每重職務忽視行為，罪大惡極反得幸免，人心不平引為遺憾！”②山東高唐縣臨時參議會認為簡化審判漢奸的手續，可利於檢舉，便於肅奸，同時認為無論大小漢奸，均應嚴懲，以平民心而勵正氣。１２月１０日，四川省參議會亦有同樣的建議③，可見漢奸的問題仍頗受爭議。

為了安定民心，１９４６年冬，蔣介石指示，對於“漢奸案件之檢舉，亟宜定一期限，俾可早日結束，以免人心動蕩不安”，並於稍後請法製專門委員會擬議，希望盡速訂定關於停止檢舉漢奸之辦法。法製專門委員會審議後，擬請決議“人民對於漢奸之告發，應於民國３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為之，逾期不得再行告發，但國家之追訴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國防最高委員會在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後，最後於第２１１次常務會議決議：“人民或團體對於抗戰期間漢奸案件之告發，以３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為限，逾期之告發檢察官不予置議，但國家之追訴權及被害人之告訴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並於１２月９日致函國民政府文官處，以分令各機關實施。④在停止人民檢舉漢奸之後，行政院於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７日致函國民政府文①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２日，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９６頁。

②《懲辦漢奸（二）》，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１。

③《懲辦漢奸（二）》，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１。

④《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１６２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官處，希望厲行檢舉偽組織相同機關之漢奸。行政院認為偽組織高階文官被鞫、被判漢奸者固所在多有，而漏網者亦不乏其人，亟應加緊繩處以昭國法尊嚴，各機關對於偽組織相同機構之漢奸，合於該條規定者，應即依法厲行檢舉，毋庸寬縱。①有關戰時汪兆銘所領導的偽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處簡任以上人員之統計見表２８。

表２８偽國民政府文官處簡任以上人員統計表偽職員數官位備考國民政府政務參讚３４特任國民政府文官長３特任國民政府參事３３簡任附注：偽國民政府暨文官處遺京案卷散失不全，爰就卷國民政府秘書兼文書局長２簡任中及有關證件製表編列清單國民政府秘書兼印鑄局長３簡任合並注明。

國民政府秘書２１簡任國民政府文官處參議８４聘任附注：三位文官長分別為徐蘇中、周隆庠（曾任政務參讚）、徐天深。

資料來源：《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定期結束檢舉漢奸辦法實施之後，卻引來部分反對的聲浪。１９４７年１月３１日青島市參議會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轉達青島市魯東抗戰同誌聯誼會的意見。青島市參議會議長李代芳和副議長薑黎川聯名指出：“漢奸之罪豈容枉恕，死難同胞之血跡未幹，負傷同胞之創痕未愈，事猶在目，痛豈忘心，而吾人肅奸不厲，致使漢奸或逍遙法外，安享其劫掠之福或逃入匪區仍施其害國之毒，似此無理寬大縱惡養奸，使烈士含冤於地下，使國法遺【貽】笑於友邦，不惟無以垂警於來世，亦且為國家當前之奇恥大辱，‘殺人者死’理所①依據《處理漢奸案件條例》第二條規定，對於下列漢奸應厲行檢舉：“一、曾任偽組織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或薦任職之機關首長者。二、曾任偽組織特務工作者。三、曾任前兩款以外之偽組織文武職公務員憑借敵偽勢力侵害他人經告訴或告發者。四、曾在敵人之軍事政治特務或其他機關工作者。五、曾任偽組織所屬專科以上學校之校長或重要職務者。六、曾任偽組織所屬金融或實業機關首長或重要職務者。七、曾在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八、曾在偽組織範圍內主持電影製片廠廣播台文化團體為敵偽宣傳者。九、曾在偽黨部新民會協和會偽參議會及類似機關參與重要工作者。十、敵偽管轄範圍內之文化金融實業自由職業自治或社會團體人員憑借敵偽勢力侵害他人經告訴或告發者。”《懲辦漢奸（三）》，台北，《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原件內容如此）１６３國共內戰難赦，而況漢奸危害國家，罪在必誅，未能早逮法辦，彼已幸矣，豈可一幸再幸，而更消其罪惡，如未歸案者，毫未受懲而予以無罪，則先歸案者，已受處分豈不冤枉。……本會竊以中央頒布三十五年底截止檢舉漢奸之命，貽【遺】憾孔多，為此發動呼籲，希查照一致呼籲請中央收回成命，繼續肅奸以振紀綱，而伸正義，是所至盼。”①隨著各漢奸案件的宣判，主要漢奸都受到了重懲。２月８日，丁默?由首都高等法院判處死刑；３月２７日，國民政府明令，原判死刑之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１２月１日，偽冀東自治政府長官殷汝耕，以漢奸罪伏法。

不過眾多的漢奸案中，有的因角色複雜，忠奸難辨；有的態度反複，功過難斷；還有情治單位的特務，因故無法舉證。在檢舉和審判過程中，誣告、栽贓、喊冤、關說、缺乏事證的情形也屢見不鮮，例如第十一戰區長官部軍事法庭審理天津漢奸謝呂西案，傳出有舞弊情事。蔣介石遂電令主任孫連仲，徹查當時法庭之負責主管官及事件經過。②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張連仲等人向國民政府提出的陳情案，更是錯綜複雜。該陳情人指述“巨奸江洪濤化名王玉剛擔任北平行轅行動組組長，仰懇迅飭主官徹底鋤奸以救國民”。此案經飭由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辦理，在該行轅督察處處長馬漢三調查後，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將調查報告於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５日電函國民政府文官處文官長吳鼎昌，並轉呈主席蔣介石。報告指出：“一、關於成立先天道會部分：查自２６年冬日，敵先後占領華北各地以還，人民不堪敵偽壓迫，期以地方武力為基礎，組織團體待機打擊敵偽者頗眾。迨至２７年５月間，中央密派陳景浩來平秘密組織民眾，發起救國運動，而蔣（雁行）、江（洪濤）等適於此時與陳取得聯係，在平組織先天道會，以宗教團體為名，聯絡舊有地方武力，如聯莊會（即前紅槍會）青紅邦\"幫#等，以便加強組織與偽新民會相抗衡。經各方有關人士向敵偽疏通，至２８年始獲允準，當於是年２月１５日在北平懷仁堂，召開先天道會成立大會，推蔣雁行為會長、江洪濤為副會長，嗣複組織先天道會防共救國會。２９年９月該會長病故後，始由江洪濤任會長，仍秘密為中央工作。”③①《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②《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４日，台北，典藏號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２２８０２４。

③《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１６４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從調查報告來看，在抗戰期間許多抗日組織融入民間宗教團體，並與幫會聯係，而擔任日偽轄區內的團體領導人，自當為日偽政權所能接受之人物，其又同時秘密為國民政府工作，角色難免多重，令人感到曖昧不明。

報告續指出：“二、關於勾結敵偽部分：查淪陷期間於敵偽壓迫下，如欲成立團體，無論性質如何，勢必獲得敵偽允諾，惟該會成立伊始，即與前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天津站負責人陳仙洲及張振武、馬警晨等聯絡，經常供給敵偽情報，掩護我方同誌往返敵區及活動不遺餘力。３１年冀察戰區蔣兼司令（鼎文）複委江洪濤為第七縱隊隊長，選舉華北優秀青年３００餘名至後方受訓，迄洛陽失陷，長官部參謀鄒挹賢投敵，將先天道會與中央聯絡情形報告日敵，江（洪濤）隨於３３年冬避赴河南一帶潛伏，迄勝利後該會已無形解散。原報告所控漢奸部分，似不能成立罪責。”①調查結果顯示，江洪濤由於協助提供敵偽情報、擔任敵後幹部並協助選拔青年赴後方，而被投敵之國軍參謀出賣，進而走避他鄉，均須冒生命危險。

“三、關於所謂“掩護”部分：勝利後職奉命主持前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華北辦事處工作，並兼任前北平行營督察主任職務，以江洪濤過去工作努力著有成績，對地方情形熟習並有廣大群眾，隨報請前軍統局任該員（化名王玉港）為通訊組組長。自任職以來，對於捕捉漢奸，肅清奸匪，處理學潮等，均有特別貢獻。再原控所稱附逆幹員朱玉明等八人，既非該組組員，亦從未晤麵，又江洪濤現仍任國防部保密局北平通訊組組長，所謂‘極力掩護’、‘決裂’均屬無稽。”②北平行轅督察處處長馬漢三確認江洪濤在戰後化名為王玉港，先後擔任軍統局和保密局北平通訊組組長，在維持社會治安上貢獻不少。

“四、關於成立突擊隊部分：按國防部保密局為打擊各地奸匪，計曾令各下層組織利用地方民眾武力成立突擊組，江洪濤組有組員李占鼇者在涿縣一帶，社會關係甚好，人亦幹練，經職介紹與前九十四軍牟廷芳軍長切取聯絡，該李（占鼇）即住涿縣蓮池村朱玉昆（朱明久之子）宅內，現該組計有五十四人，曾潛往匪區後方，突擊捕獲匪涿縣勞動隊長謝文林等，並經呈報國防部保密局有案。至所稱李洋、李海等，均係普通居民，所謂依憑行營名義成立突擊①《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②《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１６５國共內戰隊，混入行營工作等，實屬虛構。”①江洪濤利用幹部組織地方民眾，成立突擊組，原即保密局所授意，其行動難免為不同立場者所反對。

“五、關於原告人部分：原告列名人田筱山、宋殿邦、蔣萬春、徐思源、師景山等，均已先後病逝，杜心吾已返四川原籍，現在北平者如魏大可等，均不知情。再北平西單準備飯店，已於去（三十六）年倒閉，張連仲究係何人，亦無從查明，據判斷可能因該突擊組在涿縣屢予奸匪打擊，而奸匪借名控告，以達其離間之陰謀，借以阻擾我方工作之開展。”②江洪濤被控漢奸案，正反映了從抗戰到戰後，華北複雜的局勢讓身處其中者，麵臨的政權幾次嬗遞與政治效忠對象的轉換所帶來的困境，這對情治工作者的角色扮演，更是一大考驗，如無馬漢三的確認與支持，江洪濤能否身免漢奸之嫌，恐仍有待斟酌之處。

由於國共對峙，對漢奸案的處置更為複雜，加以國軍在戰局中漸趨劣勢，經濟社會秩序更形混亂，１９４８年２月行政院將第二十一次國務會議決議以訓令通告：“日本戰犯除罪大惡極者外，應停止引渡，漢奸案件應停止檢舉，已檢舉者應盡速辦結，交行政院分別決定辦法呈報。”③懲辦漢奸是時對國民政府而言，已非當務之急，新的亂局再次考驗人性，也再度苦了百姓。

第二節蘇聯與中國一、戰利品與中蘇合作的交涉戰後，國民政府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對東北施以外交接收。

在接收中，蘇軍方麵宣布原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均為蘇軍“戰利品”，從而引發了中蘇關於“戰利品”問題的激烈爭論。國民政府求助於國際社會，以引起美英等國的幹預。

①《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②《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③《懲辦漢奸（三）》，台北，典藏號０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１６６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戰利品”問題之爭雖在東北接收中發生，但在１９４５年七八月中蘇莫斯科談判期間就埋下了伏筆。蔣介石曾於８月７日電示宋子文：“關於東北原有各種工業及機器皆應歸我國所有，以為倭寇對我償還戰債之一部分，此在訂約之前應與之切商或聲明也。”①而斯大林在中蘇談判中對戰利品問題的答複十分含混。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為此警示華盛頓：倘若蘇聯人像在德國所幹的那樣來確定戰利品的定義，他們很可能要奪取滿洲相當一部分工業，並且永久取得對滿洲工業的全麵控製。②就目前資料來看，蘇聯在此後的安排中沒有再提及戰利品問題，僅在８月１３日討論蘇軍在東北的財政問題時，在《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蘇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中規定：關於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之財政事項，應另行協定。似與戰利品問題未構成直接關聯。在討論中蘇友好條約時，宋子文奉蔣之命向斯大林聲明，偽滿洲國之所有工業應歸中國所有。斯大林答，滿洲各項企業屬於特權公司組織者，應歸蘇聯所有，充作戰利品；屬於日本私人者，可交回中國，賠償中國人民之戰爭損失。

事實上，“雅爾塔密約”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包括其各項附件），均未就如何處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產業問題作出任何規定。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軍事委員會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趝一行，向蘇軍占領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提出中方希望先接收偽滿政府及日本所經營的工廠，以及中國人與日本人合辦的工廠時，馬林諾夫斯基的答複是：日人所辦工廠均應視為蘇軍之戰利品，除此之外，即中國人與日人合辦之工廠，此係中國人與敵人合作之廠，故亦應視為敵產；撫順煤礦供給中長鐵路用煤，將來應歸中長鐵路經營。③國民政府接收大員據此認為，按照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的口氣，東北所有工礦業勢必歸蘇聯所有，如同戰利品；即使將來蘇聯讓步，答應和中方合辦，也幾乎等於與蘇聯合辦全體工業，那麼中方便喪失了經濟自立。因此①《蔣主席自重慶致行政院長宋子文指示訂約之前應向蘇聯聲明東北原有各種工業及其機器皆應歸我國所有電》（１９４５年８月７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６４２頁。

②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２４頁。

③ＤｏｎａｌｄＧ．Ｇｉｌｌｉｎ，ｅｄｓ．，犔犪狊狋犆犺犪狀犮犲犻狀犕犪狀犮犺狌狉犻犪：犜犺犲犇犻犪狉狔狅犳犆犺犪狀犵犓犻犪狀犵犪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８０．１６７國共內戰張嘉趝建議國民政府迅速向蘇方提出以下要求：（１）滿洲之繁榮有利於中蘇兩國之經濟，有利於中蘇兩國合辦之長春鐵路，故滿洲已有之工礦事業不可破壞或減少。（２）滿洲所有敵產，應由中國沒收，以抵償所負人民債務。（３）若蘇聯出兵幫助我方收複滿洲，隻能由中國政府償以出兵費，不便予以工礦股份。因一旦合辦，不特我方無發展主權，且他日無法招致他國技術資本。

（４）滿鐵附屬礦產不能歸入長春鐵路。（５）請蘇聯政府通知前方軍隊從速停止拆卸機器。（６）蘇聯所謂戰利品隻能以已經拆卸之機器為限，不能再以其他產業為戰利品。①１０月２７日，張嘉趝與蘇軍經濟顧問斯拉特科夫斯基晤談。張聲明：日本建設之工業應用以賠償中國抗戰之損失。所謂日本建設之工業，即由日人投資者。若是偽滿洲國政府投資者，應以之清償偽滿洲政府所欠人民之債務。斯對此不滿，認為應以日人工礦企業的一部分來賠償蘇聯參加戰爭之損失，此外，中國政府在今後經營東北日偽企業時，應與蘇聯合作。張說：“此點在協定中並無規定。”並問：“蘇聯在東北已拆遷之機器器材，是否將視作賠償蘇聯損失之一部？”斯以“此事甚為複雜，應由政府間解決”搪塞。②中蘇間圍繞“戰利品”問題的爭論由此開始。

而現實情況是，蘇軍進入東北後就對糧食及其他原料實行沒收，並對工業機器有選擇地進行拆遷。蘇軍以強力接收的方式獲取日本在華之財產和權力，同時取得東北日人企業簽署的呈請書，還運用１００萬軍票強購了遠東貿易公司。蘇軍因不享有對日索取賠償權，故采取席卷一切戰利品而去的方針。③不僅如此，自１１月起，蘇軍將戰利品問題以中蘇經濟合作的方式提出來。１１月２０日，蘇方正式提出中蘇經濟合作方案，要求組織一中蘇合辦之股份公司，以經營以前屬於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和滿洲電業株式會社所屬之各項事業為目的。以蘇方觀點，上述兩會社原為應日本關東軍之需要而①ＤｏｎａｌｄＧ．Ｇｉｌｌｉｎ，ｅｄｓ．，犔犪狊狋犆犺犪狀犮犲犻狀犕犪狀犮犺狌狉犻犪：犜犺犲犇犻犪狉狔狅犳犆犺犪狀犵犓犻犪狀犵犪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８５８６．②ＤｏｎａｌｄＧ．Ｇｉｌｌｉｎ，ｅｄｓ．，犔犪狊狋犆犺犪狀犮犲犻狀犕犪狀犮犺狌狉犻犪：犜犺犲犇犻犪狉狔狅犳犆犺犪狀犵犓犻犪狀犵犪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９１９２．③［日］山本有造：《戰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國東北地區經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１６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７頁。

１６８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設立，係屬紅軍之戰利品，應為蘇聯所有，但蘇聯政府基於對華親善之關係，願使上述兩會社之事業，由中蘇兩方代表依平等所有權原則，共同經營，其財產應由雙方平均分配，即蘇方占有５０％，中方占有５０％，其管理，由中蘇共同組織之合辦公司負責。１２月７日，中蘇雙方又討論了戰利品的定義。蘇方認為，戰利品乃指現在或將來有助於戰事進行之一切財產，不論動產與不動產，其所有權屬於奪獲之一方，此在歐洲作戰中已有先例，且強調日方企業負責人已簽有書麵證據，證明此類工廠係為供應軍需而設；蘇聯與日本及日本之同盟國作戰，所受損失極大，必須得到補償，所以東北所有的工業企業均為蘇軍之“戰利品”；蘇方現願將其所得“戰利品”之一半讓予中國，提議合辦，完全是出於對華之友誼精神，而“中國方麵唯有兩途可擇：一為設法合作繼續經營，一為任使其盡數破壞”。中方不認同蘇方觀點，認為戰利品僅指動產而言，不動產不能成為戰利品；寶物可為戰利品，權利不能為戰利品；戰利品問題與賠償問題有關，而賠償問題超出了兩國政府的討論範圍，需要在各有關國家間進行討論，不能在中蘇間直接解決。

中蘇雙方的意見差距極大。在談判中，蘇方堅持“因是戰利品，股份必須各占一半”，“要合辦就全部合辦，沒有其他商談的餘地”；①中方認為蘇聯的要求已超出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中蘇條約的規定，並指責蘇方無異於日本之故技。談判陷於僵局。

其間，蔣介石曾派蔣經國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秘密赴莫斯科訪問，並直接同斯大林多次會談。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晚舉行第一次會談，在戰利品問題上，蔣經國在斯大林麵前告了馬林諾夫斯基的狀。蔣說：“蘇軍司令部認為，東北的所有企業均為蘇軍的戰利品。”對此，斯大林不予認同，斯大林表示：“隻有那些為日本關東軍服務的企業才屬戰利品之列。”他並說：“蘇聯在波蘭也是這樣做的。”依斯大林之見，蘇聯政府並未從波蘭工廠運走全部設備，而是把其中的大約一半留給了波蘭人。斯大林還說：“戰爭的法規就是這樣，一些國家利用這些法規，而一些國家不利用這些法規。”斯大林表示可以給駐東北蘇軍做做工作。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３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斯大林直言蘇軍在東北也應采取蘇軍在波蘭的辦法。最後，蔣與斯商定，由專家們去具體①孫越崎：《回憶我與蔣介石接觸二三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８４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３頁。

１６９國共內戰確定在中國東北哪些企業是日本人建立的、哪些是用來為關東軍服務的。

蔣經國的秘訪，並未能使蘇方在戰利品問題上改變觀點。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蘇聯駐華大使麵呈蔣介石一份備忘錄，聲稱東北諸省內曾被日軍利用之一切日本企業均為蘇軍之戰利品。同時，外交部長王世傑接見蘇聯駐華大使，並指出：１９４５年９月蘇聯外交部長在倫敦四國外長會議上，對於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本在中國境內之公私財產以作為賠償中國之一部分損失的立場沒有表示反對；對東北日本工業企業問題的處置，應由管製日本委員會討論決定。王世傑並電告蔣經國：“對戰利品問題，我方不可故弄理論的立場（即日人在滿洲經營之事業，應視為對華賠償品），否則將來此事如提出遠東委員會，或其他國際機構時，我將失去立場，務望注意。”①為爭取美國支持，１９４６年１月，蔣介石將爭端訴諸美國特使馬歇爾。其間，蔣還與美駐蘇大使哈裏曼交談過兩次。蔣介石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蘇聯在東北任何企業中有５１％的股份，否則就會違反中國不許外國控製任何企業的法律，但為了防止蘇聯拆除這批設備從而破壞滿洲的經濟生活，他願意把許多企業的相當一部分利益給蘇聯。蔣告訴美國人，即使“戰利品”問題按照蔣介石的想法解決，對於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也是不利的。為此馬歇爾與哈裏曼即致信杜魯門和貝爾納斯，警告說：“如果我們現在默不作聲就接受了俄國人的要求，要中國在這些重要工業中讓與一份利益換取俄國人放棄他們對戰利品的要求，俄國就將會控製滿洲的工業和經濟，那將嚴重地影響美國的商業利益和整個的門戶開放政策。”②兩人並主張，美國“須找到對俄國人施加壓力的方法，以使他們采取一種比較合理的態度”，並授意王世傑“作出這種有限的讓步”。２月１日，馬林諾夫斯基下達最後通牒，要求迅速解決經濟合作問題。對此蔣介石表示，如蘇方不撤兵，我方即不前進，亦不談經濟合作問題，任其擱置。美國的反應是這一行動是不能被寬恕的，並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為此２月９日美國正式向中蘇兩國照會，宣①《外交部部長王世傑致蔣經國特派員告對戰利品問題勿失立場電》（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０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４１７頁。

②［美］Ｗ·艾夫裏爾·哈裏曼、伊利·艾貝爾合著，南京大學曆史係英美對外關係研究室譯：《特使與邱吉爾、斯大林周旋記（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８年，第５９９頁。

１７０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稱中蘇雙方“對於滿洲工業問題協議之談判，被認為將會違反門戶開放原則”，對滿洲的日本工業財產的最後處置，不論是當作戰利品將此種工業財產搬走，或是由蘇中兩國政府對這些財產的所有權問題進行協議，都似乎是不恰當的。

對於國民政府在東北的利益，蔣介石沒有讓步。３月５日王世傑發表聲明：“所有日本的公私財產，凡是在中國領土上的，都應作為賠償，歸中國政府所有；中國政府不同意蘇聯把這些財產中的任何一部分當作戰利品據為己有，以此作為從滿洲撤軍的交換條件。”①雖然處於國際幹預和中國輿論的壓力下，蘇軍於撤出中國東北之前，還是運走了大批的工業設備和其他物資。至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蘇軍全部撤出東北時，東北主要重工業廠礦中能被拆走的重要設備幾乎全被拆走了。其中重要的物資有：（１）大連甘井子火力發電所，發電量９萬千瓦的全部設備；（２）錦州阜新火力發電所，發電量１５萬千瓦的全部設備；（３）撫順火力發電所，發電量３０萬千瓦的全部設備；（４）佳木斯火力發電所，發電量２萬千瓦的全部設備，以及庫存的２．５萬千瓦發電機３部；（５）安東雞寧火力發電所，發電量３．５萬千瓦的全部設備；（６）小豐滿水力發電所，建設中的庫存７萬千瓦發電機６部；（７）客貨鐵路車輛５萬輛，沈陽飛機製造廠、坦克製造廠、營口製鎂廠、煉油廠等的全部設備；（８）收繳日軍飛機９２５架，坦克３６８輛，裝甲車３５輛，騾馬１７４９７匹，野炮１４３６門，機槍８９８９挺，擲彈筒１１０５２個，卡車３０７８輛，馬１０４７７７匹，補給車２１０８４輛，特種車８５０輛，指揮車２８７輛；（９）一批糧食和日常用品。②據不完全統計：“滿洲各種設施有４０％被遷走，４０％被拆卸，隻剩下２０％無損傷。”③蘇軍除了對工業企業的掠奪性拆遷外，在金融業上更是大伸其手。僅在８月２８日一天中，蘇軍就從長春偽滿洲銀行提走偽滿洲幣７億元，黃金３６公斤，白金３１公斤，白銀６６公斤，鑽石３７０５克拉，各種有價證券（總價值）７５億元。最後統計，蘇軍共從東北各銀行掠走價值３００萬美元的金條，十幾億的偽滿洲幣，並自己發行了與東北幣價值相同的１０億元軍用券。蘇軍席卷①《中國新聞周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４日。

②高平等編著：《血債：對日索賠紀實》，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５頁。

③《中央日報》（上海），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７日。

１７１國共內戰戰利品而去，給中國東北的工業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據美國杜魯門總統的賠償問題顧問鮑萊的調查，中國東北基本工業的直接損失情況是：電力２．０１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７１％；煤礦１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９０％；鐵礦１．３１２６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５０％—１００％；機械１．６３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８０％。

加上化工、鐵路、礦山、水泥等類工業，共計損失８．９５０３億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複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為２０億美元（注：上項金額係按戰前偽滿洲幣４．２５元合１美元計算），這還是比較保守的估計。①實際上中國方麵東北行營早有委托調查，經過更為詳盡的調查，蘇軍駐留期間東北工業的損失情況為：電力２．１９５４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６０％；煤礦０．４４７２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８０％；鋼鐵２．０４０５２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６０％—１００％；機械１．５８８７億美元，工作能力減少６８％。如加上化工、鐵路、礦山、水泥等類工業，共計損失１２．３６２１１億美元（其中銀行損失未計算在內）。此外尚有未能調查、無法證實確切損失者約占已查明者的５０％，因此，全部損失當不在２０億美元之下。當然以上統計隻是一個最基本的數據，東北的實際損失遠在統計之上。此外，中蘇在東北還進行了經濟合作談判，與“戰利品”交涉一樣，最終無果而終。

二、選擇中共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的軍事實力有所增加，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為了集中力量與美國在歐洲抗衡，蘇聯在亞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國勢力擴張，又與美國達成某種妥協，同時盡可能擴展自己勢力的牽製策略。在１９４５年２月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利用美國急於要求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心理，以出兵中國東北參加對日作戰作為交換條件，與美、英兩國首腦達成秘密協議，即《雅爾塔協定》，要求於戰後租借旅順、大連，經辦中東鐵路、南滿鐵路，並允許外蒙古獨立。

而美國領導人奉行的是一種利用蘇聯在華謀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國①《鮑萊調查東北工業報告———敘述蘇聯掠奪工業設備的情形》（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５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２６４頁。

１７２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共產黨的政策。①於是其以讚同蘇聯方麵的要求為條件，促使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同盟條約，以表明對國民黨的支持。在這種背景下，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國民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並就外蒙古獨立問題等進行換文。這些條約、協定和換文規定：宣布大連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方人員擔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蘇方，租期為３０年；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基地，設中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派任，蘇聯政府有權在劃定區域內駐紮陸海空軍；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滿洲裏至綏芬河及哈爾濱至大連、旅順的幹線合並為一條鐵路，定名為中國長春鐵路（中長路），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共同經營；等等。這些條約、協定和換文的簽訂，使蘇聯恢複了沙皇俄國曾在中長路等方麵所強占的權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民族利益。在這些條約、協定簽訂的同時，蘇聯領導人聲明：“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即向赫爾利表示，感謝他幫助奠定中蘇接近的基礎，並說明自己認為中蘇條約表明蘇聯方麵有意幫助促成中國軍隊的統一，有意支持中國國民政府。②應當肯定的是，斯大林在同美國政府就中國問題達成妥協的同時，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及美國對蘇聯的安全構成的威脅仍然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出於對遠東安全和蘇聯自身利益的考慮，他不願中國完全受美國的支配，尤其警惕美國勢力滲入同蘇聯接壤的中國東北地區。中國國民政府在接收東北過程中與美國采取聯合行動的趨向有所表露之後，蘇聯即在撤軍問題上表態，並為抗禦美國勢力滲入中國東北預作軍事、經濟方麵的防製，給予中共一定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構想的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蘇軍控製東北使東北成為蘇聯獨占的勢力範圍，借此來牽製美國，在美、蔣之間打入一個楔子的計劃並沒有能夠實現。

戰後中共麵臨著重大轉折和巨大困難，因此蘇聯對中共至關重要。由於①［美］邁克爾·沙勒著，郭濟祖譯：《美國十字軍在中國（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年，第１８９頁。

②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７頁。

１７３國共內戰渴望美蘇之間保持和平，斯大林格外重視避免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內製造麻煩。為此，當中共中央力圖利用戰後的天時地利，取得更多利益的時候，斯大林卻出麵進行了幹預，堅持要讓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和談，走法國式的道路，即通過議會鬥爭來爭取前途。而毛澤東沒有按照斯大林的意見行事，他去了重慶，卻沒有和蔣介石達成妥協。事實上，莫斯科也很快發現，如果沒有中共的幫助，蘇聯要想確保不讓美國的勢力進入東北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把中共軍隊引入東北，就不可避免地幫助了中共。斯大林不能不承認，是自己低估了中共的力量，相反，沒有按照蘇聯意誌行事的中共才是真正的贏家。

蘇聯最初選擇推動國共和談。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蔣介石就致電毛澤東，邀請毛赴重慶共商戰後大計。１５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接受日本投降的“一號命令”，規定除中國東北的日軍應當向蘇聯軍隊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國和在越南１６度線以北的日軍均“應向蔣委員長投降”。此時的中共軍隊遍布華北、華中乃至華南沿海敵後地區，接受日軍投降和接收重要城市及其交通線十分便利。而國軍隻有少數在魯、蘇、皖敵後地區以及山西、臨近華北之地區，其中央軍的主力大都在雲、貴、川等省。故中共中央以朱德名義提出六項條件，同時表達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願望。與此同時，為了利用先機之利奪取華北、華東各大城市，毛澤東除命令各地盡快接收中小城鎮及其臨近的交通線以外，還下令靠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周圍的八路軍、新四軍爭取占領這些城市。由於有美國的幫助，國軍加緊向內地趕運西南地區的中央軍，國民政府並連續發出和談邀請。斯大林也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說明中國應走和平發展道路：一方麵，中共中央要乘蘇軍占領東北之際把軍隊開進東北；另一方麵，努力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的戰後總方針，與國民黨進行和談。毛澤東遂要求各地停止做奪取中心城市的部署。

自蘇聯與執政的國民黨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得到了在“雅爾塔密約”中所要求的各項利益之後，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新疆分裂勢力與國民政府代表開始和談。雙方的談判在蘇聯擔任調解人的情況下，從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旬開始，持續了將近８個月，最終在１９４６年６月６日達成和平協定。“民族軍”被統一編組並劃定了駐地，新疆省政府進行改組，吸收“民族軍”方麵的代表。７月１日，新疆省聯合政府成立，張治中以國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轅主任的身份兼任新疆省主席，“民族軍”方麵的阿合買提江和維吾爾族知識人士１７４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包爾漢分任副主席。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由“民族軍”自治，中央軍不得進入，而“民族軍”卻可以在全疆到處活動和宣傳。

這時，關內的國共和談也在美國的調處下開始了。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到中國，國共兩黨很快達成妥協，在關內實現了停戰，並且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包括憲草和整軍在內的一係列重要的決議案。

１９４６年初，中國呈現一種和平民主的新氣象，大有成就和平前途的可能。但事實上，由於蔣介石不承認已經先期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的存在，國共兩黨在１月１０日正式達成的停戰協定不包括東北。

蘇聯支持中國關內由美國主導實現和平，其前提是美國不得染指關外事務。可是，蘇聯從一開始就遇到兩大難題。一是蘇聯無法拒絕幫助中共。由於中共軍隊先於國軍進入東北，蘇聯專門派人赴延安，使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到東北建立各級組織。二是美國堅持東北必須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直接幫助國軍向東北挺進。為遏製美國勢力進入東北，蘇聯聯絡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在最短時間內，不惜放棄關內各根據地，集中主力到關外去，以便在蘇軍幫助下阻止美蔣軍隊進入東北。中共中央很快組織了十幾萬軍隊趕赴東北，並很快就在東北建立起一支數量龐大的軍事力量。

國民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４日，特派熊式輝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著手接收東北，並且將東北分為九省二市，分別任命了九省的省主席和哈爾濱、大連兩市的市長。但是，由於美軍９月下旬在中國華北大批登陸，尤其是美國海軍全力助蔣海運大批國軍至東北，中蘇之間圍繞東北接收問題的交涉迅速複雜化起來。在蘇軍的支持下，中共進入東北的軍隊封鎖了進入東北的陸海空的各個通道，使得國民黨在東北並沒有多少實力，無力與中共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冒著與蘇聯關係破裂的危險，下令撤退東北行營，向美國政府聲明蘇聯違約①，並全力向中共軍隊防守的山海關進攻，力求以武力打通進入東北的陸路交通。

蘇軍原定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從中國東北撤退完畢。但國民政府撤退東①《蔣主席致杜魯門總統告蘇聯違反條約東北行營移至山海關已危及中國主權完整電》（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頁。

１７５國共內戰北行營，拒絕繼續接收，使蘇聯在外交上一時陷入困境。因此，蘇軍為應付外交和撤軍的需要，不得不一度做出讓步，表示願意延緩撤軍一至兩個月，承諾等到中央軍開到東北並足以維持秩序後，蘇軍再行撤退，並迫使已經進入東北各大城市的中共軍隊退到距城１５公裏外。據此，蘇聯方麵與國民政府再度達成協議，蘇軍撤退的最後期限，將延期到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此後，東北行營很快於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接收了長春、沈陽，於１９４６年１月接收了哈爾濱、遼北、鬆江和嫩江各省。國軍也迅速攻克山海關，進而奪取了綏中、興城、錦西，於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６日進占錦州，於１９４６年１月接防新民、沈陽鐵西地區。

但蘇聯堅持東北是蘇聯的勢力範圍，決不能允許美國染指。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４６年１月初，蔣介石派其子蔣經國訪問莫斯科，試圖與蘇聯達成某種妥協。斯大林決不允許第三者進入東北，然而，蔣經國卻堅持東北要實行門戶開放政策，隻是在經濟關係中可以同意蘇聯保持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國民黨堅持要把美國人和美國資本引入東北地區。對此，斯大林指出，因為蘇聯在對日戰爭中遭受損失，同時鑒於在東北的重要產業實際上均為日資產業，故蘇聯方麵將視其為戰利品，一半應用於賠償蘇聯的損失，另一半可用於賠償中國方麵的損失。他建議，東北所有重要企業全部都應實行壟斷性的中蘇合營，否則蘇軍將視其為戰利品而自行處理。①實際上，早在１９４５年９月下旬，占領東北的蘇軍就已經開始有組織地以戰利品的名義，大量拆卸東北日本軍工企業的機器設備，並將東北銀行的現金、有價證券和貴重金屬幾乎全部提走。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東北行營負責接收撫順煤礦的張莘夫一行人接收不成反被殺害。２月１１日，美英又公布了“雅爾塔密約”，顯示蘇方攫取中國東北之計劃，引發了２月１６日全國性的反蘇大遊行。鑒於中蘇經濟合作談判難以取得進展，而國民黨反蘇意圖明顯，蘇聯方麵終於不顧外交考慮，明確通知中共中央東北局，蘇軍將陸續撤退，將不再向國民黨交接沈陽以南一切地區，希望中共軍隊最大限度地奪取東北。

由於蘇軍突然從南滿開始撤退，中共武裝迅速接收了安東、本溪、遼陽、海城、撫順、通化、通遼、遼源等地，以及南滿大部分工業區。蔣介石要求派停①薛銜天：《中蘇關係史（１９４５—１９４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７—９１頁。

１７６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戰小組前往東北，以阻止中共進一步進入蘇撤區。①就在東北停戰談判遷延不決之際，蘇聯愈發強硬。蘇軍代表一再詢問中共為什麼容許國民黨派５個軍進入東北。蘇軍強調：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沈陽、四平街，可放手大打”；長春以北，如哈爾濱等，則應堅決控製，不應讓出。據此，中共中央提出，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駐兵占住。由於中共實力尚不足以控製東北全境，中共中央於３月２０日提出了以長春為限，國共兩黨分別在南滿及北滿駐兵的戰略設想，並據此開始與蘇軍配合，接防吉林市以東等地區，並部署占領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及其沿線地區，同時，準備在鐵嶺、昌圖及四平等處分別抗擊國軍的進攻。蘇軍也給予中共大力支持。關於蘇軍支援中共武器的數量方麵，資料眾多，但均不一致。其中據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提供的情況，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得到了巨額的武器儲備。

僅我們兩個方麵軍轉交的武器就有３７００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６００輛坦克，８６１架飛機，約１２０００挺機槍，將近６８０個各種軍用倉庫以及鬆花江分艦隊的一些艦艇。稍後又轉交給他們大批的蘇聯武器。蘇軍司令部還關注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適於作戰使用”②。此外，楊奎鬆等學者認為，蘇軍將得自日本關東軍的武器交給中共軍隊，計有步槍７０萬支，輕機槍１１０００挺，重機槍３０００挺，大炮１８００門，迫擊炮２５００門，戰車７００輛，飛機９００架。③在中共的檔案資料中尚未發現中共在東北接收過如此龐大數字的武器裝備的證據。由於沒有嚴格的手續，蘇軍元帥華西列夫斯基所說的武器數額實際上應是蘇軍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數量。這些武器蘇軍沒有帶走，但並不等於全部交給了中共軍隊，其中散落在民間的不計其數，而中共軍隊得到的武器並沒有蘇軍收繳日本關東軍武器總量那麼多。這是許多中共領導人以及中共當事將領的回憶和曆史檔案所證實的。國民政府東北行營僅收到蘇軍交①參見沈誌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１９１７—１９９１）》，北京，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２—８７頁。

②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在中國道路上·回憶錄（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莫斯科，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０５頁。

③劉德喜：《戰後初期蘇聯與國共兩黨的關係》，《安徽省委黨校學報》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８１—８２頁；張國慶：《抗戰勝利後美蘇國共在東北的角逐》，《民國檔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１１９—１２１頁；楊奎鬆：《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１９２０—１９６０）》，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５２０—５２３頁。

１７７國共內戰來的２８００支槍，１５萬發子彈和５００把刀。①蘇聯與中共關係進一步緊密。蘇聯報刊開始公開指責國民黨，譴責美國挑起並支持中國內戰。１９４６年９月，在東北蘇軍已經全部撤回蘇聯４個月後，斯大林以書麵的形式敦促美國從中國撤軍。緊接著，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訂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簡稱《中美商約》）。該條例形式上兩國權力平等，而實際是對美國有利，而於中國並無太多實際利益。不難想象，國民黨對美國和蘇聯所表現出的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並且將東北不加分別地納入對美國開放的清單之中，不能不對蘇聯當局形成強烈的刺激。１９４６年十月革命勝利２９周年之際，毛澤東等致電斯大林表示祝賀，斯大林複電表示謝意。

此後，１９４７年３月，隨著在冷戰中美國敵視共產黨政策的加劇，蘇聯成功地協調了歐洲各國共產黨的統一行動並阻止美國插手東歐事務，成立了共產黨情報局，公開宣告了社會主義（民主）陣營對抗帝國主義陣營的強硬態度。②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也因此進一步加強。１９４７年國軍進攻延安，考慮到中共領導人的安全，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表示蘇聯願意派出專機接運中共領導人脫離險境。與此同時，毛澤東提出了秘密訪問蘇聯的要求，聯共（布）中央一度表示讚同，並提議經過哈爾濱，再由蘇聯方麵派機迎接。但在７月１日，考慮到蘇聯當時所麵臨的局勢和國共內戰的形勢，斯大林又轉而提議“暫時推遲毛澤東赴蘇之行為宜”。然而中共在軍事全局上很快轉入了攻勢，國軍損失了１３０萬兵力和３７個整編師的武器裝備，其統治基礎已經動搖。

據此，斯大林在１９４８年２月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明確表示：蘇聯曾經認為中國不具備起義成功的條件，必須同國民黨進行某種妥協。事實證明，中國同誌才是正確的。

為援助中共，蘇聯還與中共中央東北局進行貿易往來。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１日，蘇聯與中共簽訂貿易協議，以貨易貨。通過貿易，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以後，東①《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與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交涉接收東北報告———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１１７次常務委員會議上的報告》（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６日），薛銜天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１頁。

②沈誌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１７８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北地區自蘇聯進口布匹３００萬匹、米和棉紗５６０萬噸、汽油３３００噸、卡車５００輛、炸彈７００噸等。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７日，蘇聯與中共再訂貿易合同；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１日，又訂第三次貿易合同。據統計，東北與蘇聯的貿易往來總額，１９４７年為０．９３億盧布，１９４８年為１．５１億盧布，１９４９年為２．０５億盧布。蘇聯為支持中共還提供了專家和技術人員，以修複鐵路和橋梁，而且將蘇軍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和在朝鮮得到的大量的武器彈藥轉交給中共方麵。１９４８年５月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彪致函斯大林請求幫助。斯大林簽署文件，滿足了林彪的要求。蘇聯部長會議也迅速下達指令，委派鐵道部長科瓦廖夫為全權代表，率領專家組於６月中旬趕到哈爾濱。截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在專家組５０名工程師，５２名技師，２００名熟練工人的幫助指導下，中共東北鐵路總局組織力量，成功接收和修複了東北最重要的鐵路線１５０００多公裏，９０００多米的大中型橋梁１２０座，修複機車８８５台，從而為中共組織遼沈戰役創造了條件。

斯大林一麵積極援助中共，一麵卻指派駐華外交官員主動向國民政府官員，包括美國駐華外交官提議，調處國共內戰。１９４８年２月，前駐華武官羅申被任命為蘇聯新任駐華大使，並正式承擔起為調處國共內戰而進行的外交遊說活動。羅申多次向國民政府表示，蘇聯願意出麵調停中國內戰，而他同時也透露出蘇聯堅持提議調處的擔心所在，即不希望看到因為國共內戰而使蘇聯受到威脅。

為爭取蘇聯支持，毛澤東與斯大林在１９４８年頻繁地進行電報往還。到１９４９年初，斯大林毫不猶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來華，與毛澤東具體商談有關中國革命和建國的各種問題。這一切表明，自中共建立以後，唯一外援來自蘇聯，中共在戰後能夠在東北壯大，乃至在全中國戰場上不斷取得優勢，與蘇聯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斯大林既是戰略家又極注重細節。在中共即將發起渡江戰役前夕，包括美國等各國外交官都拒絕離開南京的情況下，為掩飾蘇聯外交戰略的親中共取向，蘇聯大使仍跟著南撤的國民政府退往廣州。中共在戰後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爭取中間地帶的過程中，自此時采取一邊倒，除了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外，還在於蘇聯選擇了中共，此種選擇反過來使得中共必然地站在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方麵。

實際上，通過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莫斯科，特別是毛澤東與１７９國共內戰斯大林之間直接的函電往來，蘇聯承認了中共政權，並正式確認了中蘇兩國的正式外交關係以及外交方針等原則問題，兩國建交隻是時間和程序問題了。中共中央進入北平以後，與蘇聯的外交是通過兩條渠道進行的：一是高層往來，主要通過科瓦廖夫；二是一般性往來，通過與北平和南京的蘇聯總領事館建立私人關係。科瓦廖夫與蘇聯駐中華民國外交官互不統屬。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共政權建立兩個小時之後，蘇聯即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為蘇聯選擇中共的必然結果。

赫爾利辭職之日，杜魯門任命甫自參謀總長卸任的馬歇爾為大使銜特別代表，至中國繼續調停國共糾紛。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杜魯門對馬歇爾的中國任務發出函示，要求促使中國政府召開全國政治會議，使中國得到統一，國共停戰。

美國協助中國戰後複興，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隻是一方麵。在馬指揮下，美國海軍陸戰隊萬人留駐華北，為國民政府控製重要部門做警備。迄１９４６年６月止，美國協助國軍自大西南運送５４萬人至東北、華北、華東的內戰前線。自日本投降到１９４６年６月底給予蔣介石援助總額達８億美元，超過抗戰時期的租借總和，另將西太平洋地區戰時的剩餘物資，以７億美元的價格轉讓給國民政府。此外，還建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魯克斯，有團員４００名）。同時，還為蔣介石準備內戰贏得了半年的調整時間。加之在中日戰爭期間，美國隻扶持國民黨，不扶持共產黨，而且因為扶持國民黨的關係，在中國獲得許多特權。這自然引起蘇聯的不滿。為此之故，１９４５年七八月間，國民政府派宋子文、蔣經國為代表在莫斯科談判時，斯大林即表示：如果能保證不讓美國在東北獲得權益，蘇聯可以讓步。蘇聯在東北保持優勢，並扶持中共占有東北，引起美國的警覺。１９４６年底，美國共和黨人對民主黨的對華政策大肆攻擊，到１９４７年年底，更要求美國政府協助國民政府守住東北。１９４８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在中國的長期基本目標，在於推動一個穩定的代議製政府來領導一個獨立、統一，與美國保持親善，並能在遠東阻止可能出現的蘇聯侵略中國。從中國的混亂情形中看來，短期內切實可行的首要目標，是避免共產黨完全控製中國。”①然而，由①王緝思：《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美國對華政策及其後果》，《美國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１８０第二章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與蘇聯問題於蘇聯在東北的戰略牽製，美國的許多計劃落空。蘇聯欲在中國積極排除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以取而代之。１９４６年９月３０日，秦皇島和塘沽之間的煤礦和鐵路橋梁交防完成，在華美軍陸戰隊集中在北平、天津、秦皇島和青島，至１２月中旬，美國陸戰隊的人數已減至不足１．２萬人。到１９４７年１月馬歇爾調停失敗回國後，各地美國陸戰隊陸續撤退回國。①隻有青島留有之４０００餘人，到１９４９年６月國軍撤守青島前夕始行撤退。

自馬歇爾調停失敗之後，美國對中國事務即采消極態度。出任國務卿的馬歇爾不必說，國務院的遠東司司長範宣德認為對中國采取觀望政策可避免與蘇聯關係惡化。馬歇爾接任國務卿後，執行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欲以大量美援協助希臘、土耳其等國，以遏阻蘇聯在歐洲和中東的擴張，但美國陸軍部、海軍部、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以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都主張不能放棄對中國的援助，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更認為蘇聯在遠東坐大，會威脅美國的安全。美國總統和國務院為緩和反對勢力，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６日解除已實施１０個月之久的對華軍火禁運。１９４７年１月美國調解國共糾紛失敗，對中國改采“靜觀其變”的策略以後，１９４８年１月，蘇聯駐華武官羅申表示蘇聯願意出麵調停國共爭端，引起美國官員的不安。恐怕國民黨抗共失敗，杜魯門總統（民主黨）在共和黨的督促下，於１９４８年２月恢複援助國民黨。美國的援助未能使國民黨扭轉局勢。

總之，自冷戰以來，蘇聯在中國問題上成功地實現了牽製美國的政治、軍事戰略，而基本實現了自己的對華戰略，有關此點毋庸置疑。

①葉偉浚：《馬歇爾使華時期美軍陸戰隊在華行止之研究》，《近代中國》１９８８年第６４期。

１８１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第一節國共雙方戰略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的緩衝情緒消失，兩黨間的矛盾，逐漸激化，直至內戰全麵爆發。戰後時期（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若從政治層麵而言，概可分為前期“談談打打”（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和後期“全麵內戰”（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兩階段。前期階段，美國先後以赫爾利和馬歇爾為特使，來華調停；國共之間也連續舉行了“重慶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以顯示各自謀取和平的意願。①但談判的同時，國共兩軍②都在摩拳擦掌，以待一戰，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場內戰，若自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間４年又１個多月，可以分成５大階段：１．“談談打打”階段（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自日本投降，至１９４７年１月馬歇爾離華。與政治上的美國調處相應，軍事上“猶抱琵琶半遮麵”，以免國內外①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５４頁。

②關於國共兩黨領導的軍事力量之名稱演變的說明：１．１９２５年８月，廣州國民政府將所屬軍隊統編為“國民革命軍”。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國民政府所領導的軍隊，仍然沿用“國民革命軍”的名稱，並簡稱為“國軍”。２．中國共產黨在１９２７年８月以後，其武裝力量稱“中國工農革命軍”。１９２８年５月後，陸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７年８月至１０月，根據國共兩黨協議，“中國工農紅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國民革命新編第四軍”。１９４７年２月，人民解放軍總部成立，７月以後，各地八路軍和新四軍等先後正式改稱“人民解放軍”。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軍委統一全軍編製，整編為第一至第四等四個野戰軍和五大軍區（華北、西北、中原、華東、東北）。３．本書對國共兩黨的軍事力量，在不同時期使用其不同的正式名稱。

１８２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責難。

２．國民政府進攻（１９４７年）。自馬歇爾離華，政治上已入後期全麵內戰階段，國共正式攤牌。迄至１９４７年６月止，半年間國軍采攻勢，戰場集中於中共控製區內。

３．戰局消長轉變（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自１９４７年６月起，為時一年。國軍二衰三竭，政經情勢惡化，中共軍隊轉為攻勢。

４．三大戰役階段。自１９４８年６月至１９４９年１月。短短８個月間，遼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戰役，國軍精銳盡沒，內戰勝負已定。

５．國民黨轉移到台灣（１９４９年）。三大戰役結束後，１９４９年一整年，中共軍隊積極“全國進軍”，國軍則次第轉移到台灣。①一、戰後初期國共軍力分析（一）國軍軍力與編製國軍軍力與編製方麵，始終缺乏正確的統計資料，加上因複員與戰爭的傷亡，隨時都有變動。軍隊統轄方麵，戰後初期仍沿用抗戰時的１２個戰區製度，另有北平、東北、廣州３處行營，成都、西昌、西北３處行轅，與４個方麵軍，昆明防守司令部等。陸軍總司令為何應欽，副總司令為龍雲、衛立煌，參謀長為蕭毅肅。其後各戰區分別被改為公署。②戰後初期，國軍無論是軍隊的數量，或是武器的精良程度，都比中共的軍隊優越，這是不爭的事實。就兵力而言，由於抗戰時期不斷增兵，１９４５年底，國軍總數約達４５０萬人。該年１１月，國軍召開“複員整軍會議”，開始軍事複員工作。③翌年３月，軍政部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報告時，提及整軍成果，具體有：１．部隊整編。截至１９４５年底，（１）裁減３６個軍，１０９個師，２１個旅，兵員約減１／３。

（２）已整編完成８７個軍，２３７個師，８個旅；未經整編者，尚有４個軍，１８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８、２３８—２３９、２５３—２６０頁。

②《陸軍軍校主官暨改製表》，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５頁。

③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１９８５年，第４２２頁。

１８３國共內戰個師，大都在新疆，因情況特殊，未立即實施。

（３）現有８９個步兵軍，２個騎兵軍，２５５個師。

２．軍事機構調整。軍事機關原有４２６８處，裁去１４７１處，現有２７９７處，約裁減３４．５％。軍事學校原有９３所，裁去６９所，新增５所，現共２９所，約裁減７０．４％。

根據軍隊整編與機關學校調整的結果，軍事人員已由５９０萬減至４９０餘萬，共裁去約１００萬人。①這可算戰後官方發布的較為具體的兵力分析。

此後一年，國軍複員工作仍繼續進行。至１９４７年年初，部隊與機關的分布，重要者如下。

１．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下轄８個軍；２．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下轄９個軍；３．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下轄７個軍；４．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下轄１４個軍；５．武漢行營：主任程潛，下轄６個軍與武漢警備司令部；６．徐州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下轄２２個軍；７．重慶行轅：主任何應欽，下轄６個軍與直轄師；８．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下轄３個軍；９．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陳儀，下轄１個軍；１０．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下轄７個軍；１１．衢州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下轄２個軍；１２．軍事委員會：直轄青年軍３個軍與第７９軍等。

以上約有８９個軍，２３９個步兵師，２個步兵旅，官兵人數約２５６．３萬人，另騎兵約６萬人，遊擊部隊約１６萬人，加上其他部隊（後勤、偽軍改編）等，總計仍在３２０萬人以上。②但隨著１９４７年全麵內戰的爆發，國共兩軍數量自然相率擴充。根據中①《軍隊的整編與複員，軍政部向二中全會之報告》，《大公報》（天津），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４日，第１版。軍政部報告之原件，曾刊布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第４５５—４６１頁。唯原件之統計，與報端發表者有出入，此處以《大公報》為準。

②劉鳳翰：《抗戰後的剿共與整軍》，《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３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０頁。

１８４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共統計，當時國軍有陸軍８６個師，２４８個旅，計２００萬人，非正規軍７４萬人，特種兵３６萬人。如果綜合雙方的說法，合理推估，１９４７年年底，國軍陸軍約有８６到８９個軍（師），正規軍應在３３０萬人以上，加上其他的部隊，人數應在３５０萬左右。①空軍方麵，抗戰勝利後，驅逐機有３個大隊，２個中隊；中轟炸機有１個大隊，１個中隊；重轟炸機有１個大隊；偵察機有１個中隊；空運機有１個大隊；另有１個混合大隊，１個混合中隊。合計７個大隊，５個中隊，飛機總數為４６７架。但根據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的報告，實際可飛行的飛機僅３４４架，空軍人員約２６２０人。②周至柔以下，航空委員會副主任為毛邦初、黃光銳、王叔銘。航空委員會下設第一、三、四、五路司令部，空軍第一聯隊司令部，及北平、徐州、西安空軍指揮所。

海軍方麵，戰後海軍接收日、偽軍的艦艇，加上英、美曆年贈予的船艦，計２４０餘艘。海軍署由陳誠兼署長，副署長為周憲章，艦隊指揮官駐地在上海。

武器裝備方麵，國軍的裝備大部分為美式，戰後國軍又接收了日本及偽軍的武器，擁有坦克、大炮及作戰飛機等。中共初無空軍及海軍，戰後在蘇聯協助下，始接收擄自日、偽的飛機及艦艇。

若以國軍主力整編第１１師和中共軍隊裝備最佳的東北第１縱隊作比較：前者擁有各式槍支１１５２０支（其中衝鋒槍２３７０支），各式火炮４４０門（其中１０５榴彈炮８門），汽車３６０輛；後者擁有各式槍支１３９９１支（其中衝鋒槍９２支），各式火炮４６門（其中７５榴彈炮１２門），沒有汽車。國軍的自動武器及重火力，的確優於中共軍隊，機動性更遠勝於中共軍隊。③訓練方麵，國軍具有長期訓練的基礎；中共軍隊大部分是在抗戰期間，由後方進行遊擊的地方武裝改編而來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彭學沛甚至說中共的動員令，是讓“數十萬毫無軍事訓練之老百姓，盲目跑上戰場”④。

①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４頁。

②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７頁。

③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頁。

④《彭部長分析時局》，《大公報》（天津），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４日，第２版。

１８５國共內戰（二）中共軍隊的軍力與編製中共軍隊的軍力與編製也欠缺準確的統計資料，往往因分類和時間關係，變動甚大。抗戰結束之際，中共控製區已擴展到１９塊根據地，即陝甘寧區、晉察冀區、晉冀豫區、冀魯豫區、晉綏區、山東區、冀熱遼區、蘇北區、蘇中區、蘇浙皖區、淮北區、淮南區、皖江區、浙東區、河南區、鄂豫皖區、湘鄂區、東江區和瓊崖區等，總麵積近１００萬平方公裏，人口約９５５０萬，中共黨員發展到１２０多萬，正規軍隊達到９０餘萬人，民兵達２００萬人。①至１９４５年底，中共軍隊有野戰軍６１萬人，地方部隊及後方機關人員６６萬人，總數１２７萬人，後整編劃分為野戰部隊２４個縱隊（軍），１１個旅。其編製如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參謀長葉劍英，下轄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新編第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

戰略區分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晉綏軍區（賀龍）、晉冀魯豫軍區、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山東軍區（陳毅）、東北民主聯軍、中原軍區等７大戰略區。②此外，並保有抗戰以來的師團及遊擊隊，如延安留守兵團（蕭勁光），西北聯防總部（賀龍），第１１５師（林彪）、第１２０師（賀龍）、第１２９師（劉伯承）、第１０９師（許光達）與新編第１師、第２師（韓鈞）、第３師（戎伍勝）、第４師（雷在民）等８個師以及騎兵師（曾開誠）等。③綜上所述，國共雙方在１９４５年年底時，雙方兵力人數比例，約為３．５∶１。

但此後，即形成國消共長的情形。中共軍隊不斷動員、擴兵、整訓，兵力逐漸增加；國軍則因複員及戰爭傷亡而逐漸減少。中共軍隊官兵總數，至１９４６年６月，增為１２８．３萬人；一年後，更增至１９５．４萬人。國共兵力的比例已為１．９∶１。迨１９４８年６月，中共軍隊增為２７９．４萬人，國共兩軍比例接近１．３∶１。④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０頁。

②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８頁。

③《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下略），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０５頁，表４。

④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８頁。

１８６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如果根據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的說法，１９４８年９月，三大戰役開打之時，國軍部隊數量降至３６０萬人，加上吃空缺者甚多，實際兵力更少。中共軍隊的數量，則已由戰後的１２７萬人，增至３００萬人，雙方的比例為１．２∶１。兩個月後，遼沈戰役結束，國軍更減少至２９０萬人，中共軍隊增至３００萬人，優勢轉移到後者手中。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共軍隊渡江之前，人數為３５７萬人，已遠超總數２００萬的國軍。①二、中共的軍事策略與部署（一）美蘇在東北的對峙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日本廣島已遭美國原子彈轟炸，斯大林唯恐失去參戰機會，乃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隨著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１０天之後，日本關東軍停止了有組織的抵抗。蘇軍在短短２４天當中，俘虜近６０萬日軍，以及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席卷了整個東北。

此時，隨著日、德的敗降，美、蘇在全球的對峙形勢，已日益顯露。美國陸戰隊借“協助中國接收”之名，自１９４５年９月起，分頭在青島、天津、秦皇島等華北港口登陸；美國軍艦運送國軍由大連上岸。凡此，都給斯大林很大刺激，唯恐危及其獨占東北的目標。故是年底，在美、英、蘇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上，蘇方曾抗議，指出：美、蘇在中國都有駐軍，故“就其軍隊從中國同時撤離達成一個諒解是適宜的”；蘇聯應中國政府要求，其駐東北軍隊將推遲到１９４６年２月撤回；美方也表示，美國在華北的駐軍的主要任務，是實施對日軍的繳械和遣返，在中國軍隊能獨立擔負責任後，美國駐軍將立即撤回。②戰後，蘇聯對中國東北的政策，可說是“門戶關閉”（ｃｌｏｓｅｄｏｏｒ），即欲將東北視為勢力範圍，繼承之前日本的壟斷地位。相反的，美國對東北，則持傳統之“門戶開放”政策。眼見蘇聯占領軍提出經濟要求，稍後中蘇兩國且就東北工業進行談判，美國國務院曾屢致抗議，指責此將對美國商人形成歧視，使其商業利益陷於不利地位等。有鑒於此，美國軍方大力動員西太平洋的艦①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淮海戰役親曆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頁。另見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六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５頁。

②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３頁。

１８７國共內戰艇、飛機，把近５０萬的國軍運抵華北、台灣和東北，搶先接收。美軍陸戰隊進駐華北，一度多達９萬人，與在東北的蘇聯占領軍，隱然對峙。①（二）中共軍隊“向北發展”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重慶先已獲知日本投降的情況，所以發布命令：一要各戰區國軍，依照計劃積極推進；二要中共軍隊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三要各地日、偽軍維持治安，不得擅自接受任何部隊改編。②２１日，國民政府任命了中國戰區１５位受降長官。③軍事委員會並向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求維持占領區治安、保證交通線暢通，以待中國國軍到達。④但此前，８月９日毛澤東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強調蘇聯已宣布對日作戰，八路軍等應盡一切可能，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敵人、奪取武器資財、擴大控製區、放手組織武裝工作隊，但又表示應堅持人民統一戰線、注意製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等。⑤接著，中共以延安總部的名義，連續發布關於對日全麵反攻和受降等７道命令，下令華北各軍，盡量開向察哈爾、熱河、遼寧，以配合蘇聯軍隊作戰，搶先進入東北。⑥朱德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頭銜，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表示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共控製區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派代表參加中共控製區的受降工作。同時朱德致電岡村寧次，命令日軍應分別向各地的中共軍隊投降⑦，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

有鑒於蘇軍已進入中國東北，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放棄了原來占據平漢①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８—２８９頁。

②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４２頁。

③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１９８５年，第３８３頁。

④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一冊《概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下略），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７頁。

⑤毛澤東：《對日寇的最後一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１９—１１２０頁。

⑥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４３頁。

⑦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１９８５年，第３７９頁。朱德致電岡村，曾指定各受降地點及代表為：１．華北在阜平地區，由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受降。２．華東在安徽天長地區，由蘇皖軍區司令員陳毅受降。３．華中在湖北宣化店地區，由豫鄂皖湘贛軍區司令員李先念受降。４．華南在廣東東莞地區，由華南縱隊司令員曾生受降。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一冊《概論》，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０—１８１頁。

１８８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路以東的計劃，向軍隊發出指示，製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性戰略方針：準備在南方做出讓步，收縮華中、華南防線，並將部隊撤至長江以北；鞏固華北及華東區；控製熱河、察哈爾兩省，以集中全力，爭取東北地區，建立總根據地，贏得國共談判的有利地位。①所以，中國共產黨一方麵在重慶會談上，同意自南方孤立的８個根據地撤退；另一方麵，又先後從各控製區抽調１１萬人的軍隊和２萬名幹部，兼程開赴東北，並成立以彭真為書記，陳雲等為委員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統一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作。②林彪、高崗、張聞天等１０名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以及１０名候補中央委員，都在此時陸續取道熱、察，進入東北。

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實際狀況是，在抗日戰爭結束時，雖然華北、華中和華南的日、偽軍所據守的城市和交通幹線，大都處在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中共軍隊和控製區也遍及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但各地區發展尚不平衡。長江以南的中共軍隊，兵力比較分散、薄弱；華中區的中共軍隊已經具有較好的基礎；最鞏固的是華北區，兵力占中共兵力總數的３／４。依托華北區便可形成北取東北、南抗國軍進攻的有利態勢。但總體來看，就１９４６年６月國共雙方的兵力和地盤來說，國民政府占絕對優勢：國軍有４３０萬人，占有全國３／４的土地和人口，並控製城區；中共有軍隊１３０萬人，隻占有全國２４％的土地、３０％的人民和２３％的城市。中共占絕對劣勢。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毛澤東即已看出東北的重要性，認為：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③中共調整戰略布局的關鍵是必須先於國民黨進入東北。東北地區有人口３０００餘萬，東、北、西三麵與朝鮮、蘇聯、蒙古相鄰，南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西南與中共冀熱遼控製區毗連，幅員遼闊，物產豐富，交通便利，重工業發達，鋼材年產量占全國年產量的９０％以上。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東北抗日聯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７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７頁。

③毛澤東：《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２６頁。

１８９國共內戰軍即在此打下了基礎。在華北和東北交彙部中共有冀熱遼區，而國民政府在東北尚難形成力量。蘇軍進入東北後，占領了交通幹線和大中城市，但大部分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處在失序狀態。一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控製了東北就可以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三、國軍對中共的策略（一）積極“剿共”的主張１９４５年８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向蔣介石呈報意見，明白主張“戰後建設最大之障礙為共產黨”①。杜的想法，頗能代表抗戰剛剛結束之際，國民政府內部的強硬論。

８月１２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組長唐縱將侍從室所擬的《日本投降後我方處置之意見具申》上呈蔣。有關軍事方麵，文件提出８項意見，重點為：１．為防止中共軍隊乘機進占重要城市、收編敵偽武裝、恢複淪陷區秩序起見，似應發動全線部隊，從速推進，並特別派遣部隊，進據各重要據點；２．飭各戰區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徐州、青島、濟南、東北等地推進；３．向美軍交涉空運和海運，以為接受日軍投降、收複華北、打擊中共軍隊作準備。②稍後，白崇禧等將領也建議加強“北平行營”之職權，以積極向華北推進。

而當時美、蘇隱然對峙的形勢，也助長了國民政府內部強硬論的抬頭。

依照８月１４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軍應在三個月後，即１１月１４日撤離東北完畢。但當國民政府提出接收要求後，蘇軍答複：大連為自由港，華軍不能使用，應由陸路進入；使用航空站、運輸工具，接管行政，開設銀行，須請示莫斯科。蘇軍明知鐵路遭中共軍隊阻斷，猶限製國軍由海路運入，目的自然是在拖延國民政府的接收，迫令其承認蘇方之經濟要求。結果１０月２７日，載運國軍的兩艘美艦，準備於東北葫蘆島登陸時，遭到搶先占領該島的中共軍隊射擊，船隻被迫折返。③①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０頁。

②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８６—６８７頁。

③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２頁。

１９０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要不要派兵東北，國民政府內部顯然曾有計議，主要顧慮是怕分散兵力。

美國的積極協助則無疑鼓勵了蔣盡速進兵，最明顯的就是１９４６年１月，馬歇爾的第一次停戰令。不過日後證明，東北成為國軍內戰失利的第一張骨牌。

蔣曾追悔地指出：“軍事失敗的近因，乃是由於我們戰略的錯誤。我們政府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內地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戰略上一經犯了錯誤，那在戰術上是無法補救的。”除了美、蘇對峙的背景外，國民政府對於中共軍隊搶先接收深感不滿。

國軍一般自認優勢頗巨，寄望“速戰速決”，主動逼共決戰，理由有四：１．國軍裝備優良，除接收的國械、日械外，並有美援戰車、大炮及飛機等；中共軍隊則無海、空等裝甲武力。

２．國軍具有長期訓練的基礎，並得美國軍事顧問團協助；中共軍隊大多是抗戰期間在淪陷區從事遊擊的地方武裝。

３．雖然政府經濟危機嚴重，但隻要軍事問題於短期內可以解決，即可挽救經濟，也唯有速戰速決，才是最經濟的戰爭。

４．國民政府高層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有所預期，需要“先安內（中共）後攘外（蘇聯）”，以爭取國防建設的時間。①（二）貫徹接收的部署對於黨政軍內部的強硬“剿共”論，蔣介石基本上是同意的，認為應從根本上去解決，也就是進行軍事“剿共”；但抗戰結束後，經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斡旋，重慶會談正積極進行。故蔣為了貫徹接收的目標，以“統一受降”為名，要求中共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並希望日、偽軍繼續維持地方治安和交通，勿擅自行動，以等待國軍前往接收；命令國軍向中共控製區和日偽占領區盡速推進，先將重要城市及交通據點一一收複。

唯其同時，不能大張旗鼓，作大規模作戰的行動或準備。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在日軍進攻下，從華東撤到西南。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國軍主力偏處後方，在長江以北、平漢鐵路以東，幾乎沒有正規軍存在，在長江以南、粵漢鐵路以東，僅有第三戰區的部隊。因此１９４５年９月中旬後，國軍對中共控製區進行了如下的軍事部署：①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２頁。

１９１國共內戰第一戰區胡宗南部，沿同蒲鐵路、正太鐵路前進，預定和沿平漢鐵路北上的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以及沿津浦鐵路出動的第十戰區李品仙部，於隴海線集結，向中共豫西、豫東、豫北控製區進攻；第二戰區閻錫山部，先後以１３個師，向晉冀魯豫邊區發動攻擊；第三戰區顧祝同和第六戰區孫蔚如部，進攻鄂、皖、浙區的新四軍；第九戰區薛嶽部進攻信陽、禮山一帶；第十二戰區傅作義部集中重兵，沿平綏鐵路東進，向張家口推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則率部在秦皇島登陸，沿北寧鐵路進向山海關、錦州等地。①迅速完成接收、限製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是國民政府此階段的軍事目標，故蔣介石曾下令：如中共阻擾國軍接收，必要時可以武力解決。陸軍總部也翻印蔣於１９３３年手訂的《“剿匪”手本》，發給國軍各戰區。１０月１３日，蔣要求各軍遵照該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②，而著重者，尤在長江以南各重點城市的恢複。９月２３日，蔣記曰：“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禍患已除其半矣！”③迨１１月９日至１６日，蔣在重慶主持複員整軍會議，策劃６個月擊潰八路軍、新四軍主力，然後分區“進剿”。第一步控製蘇北、皖北、山東，打通津浦路。第二步集結重兵於平、津，擊敗華北的中共軍隊。第三步打通平綏路，攻占察、綏等。④①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一冊《概論》，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２２—３２６頁。

按：全國解放戰爭，國方稱為“戰亂作戰”。由於曆經播遷，有關國軍戰鬥、戰役的進行過程，尤其華北一帶的記錄，相對欠缺。各次戰役的名稱、劃分，特別是傷亡、俘虜人數，兩岸說法差異均大。即如“淮海戰役”，國軍稱之為“徐蚌會戰”，就是顯著的例子。故此處僅先將兩岸資料來源標出，其間差異暫不論斷。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６頁。

③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０—１１１頁。

④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１頁。

１９２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第二節戰後的國共交戰戰後美國提供的援助使國民政府軍力有所增加。從１９４５年９月到１９４６年６月，美國用飛機和軍艦自西南後方運送國軍約５４萬人到華南、華東、華北、東北各地。為了幫助國軍占領戰略要地，先後進入中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達９萬人，駐華美軍最多時達到１１．３萬人。在這期間，美國為國民政府裝備了４５個師，訓練了１５萬名各類軍事人員，命令１００多萬日軍將武器裝備交由國民政府接收，還給予國民政府大量經濟和軍事物資援助。①僅１９４６年上半年，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物資總值就達１３．３億美元。１９４６年３月，美國正式組成人數達２０００人的美國陸軍顧問團和海軍顧問團，並派到中國。顧問團以備忘錄的形式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提出建議，用雙方聯席會議的形式貫徹美方意圖，實際上成為美國直接參與策劃和指揮中國內戰的一個軍事機構。蔣介石倚仗美國的支持和援助，加緊部署內戰，在東北放手大打，在關內不斷製造衝突。

國民政府雖然迫於形勢，承認和平建國的方針，並以民主號召，將中國共產黨和第三黨納入國民政府，實則企圖發動內戰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的力量。

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秘密指示各戰區，與中共談判“乃係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複淪陷區中心城市。

待國軍控製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將寇軍完全受降後，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②。“雙十協定”剛剛簽訂，國共雙方即進入“打打談談”階段。

所謂“談談打打”階段，係指自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開始，至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馬歇爾返美為止，國共之間的軍事行動，配合著政治上的發展，間歇進行。這是整個國共內戰的序幕，其過程又因馬歇爾的兩次停戰令，可以切割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受降之戰”、第二階段的東北衝突，以及第三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３頁。

②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１頁。

１９３國共內戰階段的爭奪張家口。

一、接收時期的交戰（一）受降之戰受降之戰指的是抗戰勝利之後，國、共雙方爭奪受降權，以便接收日、偽軍所遺留的武器和地盤，在華北和東北所演成的衝突。戰時國軍多已撤退到西南地區，以致在接收黃河以北日軍占領區的行動上，國軍較諸控製了華北農村的中共軍隊，顯然處於不利地位。抗戰結束後不過半個月，中共的軍隊已攻克大小５９座城市，諸如距離中共控製區較近，日、偽軍較少的威海衛、煙台、張家口等城鎮。河北全省１３２個縣份，為中共軍隊所占領者９４縣，完全控製者８２縣；山東更有９成以上城鎮，被中共占領。為阻止國軍北進，華北鐵路也多遭切斷，中共軍隊前後拆除了長達１４００餘裏的鐵軌。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兵與編組野戰軍的指示》，通過編組野戰兵團，從軍事組織體製上，實施由遊擊戰轉變為運動戰的戰略。①“受降之戰”的第一階段，主要爆發於華北。１９４５年８月下旬，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命第１９軍軍長史澤波率該軍和第６１軍、偽軍各一部，共計４個師，１．７萬人，進入山西東南上黨地區，占領了八路軍先前從日軍手中奪回的襄垣、潞城，以及長治、長子等城。第１９軍軍部率３個師駐守長治，其餘守衛襄垣、長子、屯留、潞城、壺關等城，企圖依托長治等６個據點，控製整個晉東南。②該地區適位於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分區與太嶽分區兩區之間，態勢孤立。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太行分區應即集結主力，“收複上黨全區，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徹底消滅偽頑，逼敵投降”；３１日，再度指示劉伯承和鄧小平，“閻部一萬六千占我長治周圍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須堅決徹底全部殲①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頁。

②有關上黨戰役，國、共兩軍之記載，可分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９８—９９頁，以及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６—５０７頁。

１９４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滅之”。①劉、鄧據此，動用了當時晉冀魯豫根據地４個野戰縱隊中的太行、太嶽、冀南等３個縱隊，及地方部隊３．１萬餘人，並動員５萬民兵配合作戰，自９月１０日開始，進攻閻錫山部所控製各城。

延至２０日，第１９軍被圍於長治。閻一麵命史澤波固守待援，一麵令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率領第２３軍和第８３軍馳援。中共軍隊采取“圍點打援”戰術，在屯留北部山區伏擊彭部，１０月５日加以全殲，彭毓斌陣亡。閻錫山見援軍失敗，急令史澤波突圍。８日，史率部突圍南撤，１２日，在沁水以東被中共軍隊攔截消滅，史澤波被俘。②上黨戰役由中共取得勝利。中共軍隊共殲滅國軍３．５萬餘人，繳獲山炮２４門，機槍２０００餘挺，槍支１．６萬餘支。閻錫山晉綏軍死傷４０００餘人，被俘３萬人，損失之兵力，占晉綏軍總兵力的１／３。此後閻在內戰中，無力再對中共軍隊發動攻勢，且不得不向南京求助，協防山西。而此次戰役適值毛澤東飛抵重慶談判期間，對共產黨的政治談判，也產生有利影響。③（二）戰場的延伸中國共產黨對於國軍大規模向中共控製區推進，以接收中共收複之失地已有準備。為保衛中共控製區，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開始沿著平綏、平漢、津浦、同蒲四大幹線，以控製四大鐵路幹線為作戰目的，與國軍展開爭奪接收成果之戰。

戰後國軍也沿著上述四條鐵路幹線，向中共控製區推進和進攻。④至１９４５年９月中旬，蔣介石共調動３３個軍（其中第二戰區７個軍、第十二戰區６個軍、第一戰區８個軍、第十一戰區３個軍、第十戰區２個軍、第七戰區２個軍、第九戰區１個軍、第五戰區４個軍），７３個師。美國還幫助蔣介石海運和空運４個軍至北平、天津、秦皇島等城市，助其進入東北，造成其在東北的軍①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３頁。

②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頁。

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７頁。

④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４頁。

１９５國共內戰事優勢，迫使中共在和談中屈服。①國軍第十一戰區第４０、３０軍和新８軍，共７個師，於１０月１４日分途自河南新鄉北進，企圖控製平漢鐵路，與中共爭奪抗日戰果。晉冀魯豫軍區第１、２、３縱隊以及冀魯豫、冀南、太行軍區各一部，共６萬人，在１０萬民兵配合下，於漳河以北、邯鄲以南的滏陽河套地區與之展開有力作戰。此次作戰，除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勳，並新８軍大部及河北民軍等約萬人起義外，共殲國軍３０００餘人，俘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４０軍軍長馬法五及部下，共１．７萬餘人。②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傷亡４７００餘人。邯鄲戰役後，國共在誰攻誰守問題上曾公開爭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吳國楨發表談話，辯解“政府在此次戰爭中全居守勢”。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指出：“這一路國民黨軍的許多軍官，其中有副長官、軍長、副軍長多人，現在都在解放區，他們都可以證明他們是從何處開來、如何奉命進攻的全部真情。這難道也是取守勢嗎？”③國共兩軍為戰後接收而發動的第三次戰役是綏遠戰役。此役係中共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主力５．３萬餘人，為阻擊國軍第十二戰區傅作義部與綏蒙偽軍共６萬餘人，企圖東進奪占張家口而發起的一次戰役。是役自１０月１８日發動，至１２月１４日結束，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主力共殲傅作義部及綏蒙偽軍１．２萬餘人。④山東方麵，為戰後爭奪接收，國共兩軍發起津浦路徐（州）濟（南）段戰役。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國軍第１２軍、騎２軍在日、偽軍掩護下，進占濟南；偽第三方麵軍吳化文部萬餘人進至滕縣、兗州、泰安；第９７、５１、７７軍及新編第６路軍郝鵬舉部等占領韓莊至台兒莊一線；第７、４８軍占領浦口、蚌埠。對此，新四軍和山東軍區部隊於１０月１８日發起保衛作戰，至１１月上旬，先後攻占鄒縣、大汶口，殲滅吳化文部３個師；是月下旬，津浦前線中共野戰軍主力擴展攻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３頁。

②有關邯鄲戰役，可分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８—５０９頁，以及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３頁。

③毛澤東：《國民黨進攻的真相》（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６７頁。

④有關綏遠接收之戰，國方稱為“綏（遠）包（頭）戰役”，參考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５頁。另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７—５０８頁。

１９６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勢，殲日、偽軍４０００餘人；１２月１４日，中共山東軍區第８師在第９旅配合下，殲國軍暫編第１旅等部９０００餘人。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津浦前線野戰軍改稱山東野戰軍，在華中野戰軍配合下，向台兒莊、棗莊、臨城一線及津浦路中段發起攻擊，先後攻克寧陽、韓莊，包圍了兗州、泰安、臨城、棗莊，第６路軍郝鵬舉部萬餘人起義。是役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傷亡６０００人，殲國軍及日、偽軍２．８萬餘人。①在各主要戰役展開的同時，中共各戰略區也進行了許多小型的戰役、戰鬥。主要有：晉冀魯豫軍區部隊攻占了肥鄉、衡水、濟寧等城市，殲滅偽軍１．５萬餘人；晉冀魯豫軍區第４縱隊和太嶽軍區部隊出擊同蒲路南段，打擊了閻錫山部與胡宗南部的聯合；華中野戰軍在江蘇伍佑鎮殲滅偽軍孫良誠部第３９師，迫使鹽城偽第４軍６０００人投降，此後又先後攻克高郵、新安鎮等地，殲日、偽軍１．６萬餘人，控製了運河揚州以北段和隴海路徐州以東段；晉察冀軍區部隊在古北口、喜峰口及錦承路沿線，阻止了北寧路（北平至沈陽）錦州以南的國軍向中共平北、熱河控製區的進攻；陝甘寧部隊在安邊爭取了國軍新第１１旅旅部率１個團起義，並殲其１個團；中原部隊分別在湖陽鎮等地反擊國軍進攻，殲其２０００餘人。此外，剛進入東北的八路軍一部在北寧路榆（關）錦（州）段進行作戰，殲滅日、偽軍和國軍各一部。

中共軍隊從日、偽軍手中收複失地，並對國軍進行了必要的自衛反擊。

至１９４６年１月，中共控製區已擁有２３９．１萬平方公裏土地，１．４９億人口，５０６座城市。中國共產黨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壯大。②（三）國共爭先進入東北抗戰結束後，蘇聯軍隊雖然占領東北，卻隻控製了大城市和主要幹線。

中共軍隊從華北各省間道徒步出關，或從山東搭乘帆船，自可從容地控製東北農村及小城鎮。戰時遭受日軍掃蕩，退入蘇聯的東北抗日遊擊隊，也隨蘇軍返回，與中共合作，其中包括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③①山東、濟南，及津浦鐵路接收之戰，分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９—５１０頁，以及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一冊《概論》，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２４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８頁。

③［美］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９１頁。

１９７國共內戰根據中共在華北、華中、華南發展的現狀，東北已在蘇軍大體控製之下的有利條件，以及國軍在短期內難以進入東北的情況，中共中央於８月１１日指示八路軍原東北軍將領萬毅、呂正操等部，和冀熱遼邊區的李運昌部進軍東北，準備接受日、偽軍的投降。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指示晉察冀中央局等，就近速派幹部及部隊進入東北，“控製廣大鄉村和蘇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為此，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也率部挺進熱河和遼寧。８月３０日，中共曾克林部攻下山海關，在東北短時間內就獲得了大量軍火，招募了大量兵員，９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陳雲、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的中共中央東北局。

此時，中共中央實施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先後從山東軍區、新四軍及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等軍區和延安總部，派出２萬名幹部和１０餘萬人的部隊迅速開往東北。其中，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榮桓等所率山東主力部隊６萬餘人，渡海前往東北，新四軍第３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率所部３．５萬人等，９月中旬從蘇北出發，１１月底抵達東北，原來要南下的王震部３５９旅，也開赴東北。先後抵達的中共軍隊，共有１０餘萬人。①由於蘇軍采取拖延戰術，阻止美國協助國軍在東北各港口登陸，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下旬，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以及一批接收委員、專員先飛抵長春。直到１１月１５日，國軍精銳，包括戰時由史迪威等在印度和雲南所訓練的新１軍與新６軍，終於自秦皇島登陸，並向中共軍隊控製的山海關發起進攻，企圖打開通往沈陽的道路。蔣決定由杜聿明先率這兩個軍占領山海關，然後再增調兵力從陸路向東北推進。１１月１５日，國軍對山海關發動進攻，並於１６日占領，隨後沿北寧路向沈陽推進，占領綏中、興城、葫蘆島、錦西、錦州等地。②二、美國調處時期的國共交戰（一）馬歇爾調處與停戰禁運重慶會談落幕後，赫爾利卻出人意表地於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７日在美國宣①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０頁。

②有關山海關接收之戰，可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４６５—４６６頁，以及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０頁。

１９８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布辭去駐華大使職。總統杜魯門改以有資望的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為駐華特使，並於１２月１５日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一方麵並未放棄國民政府依舊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要求中共把軍隊交給該政府，另一方麵又強調中共及國民黨間應協商停止敵對行動，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以促成中國之統一。①此外，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６日在莫斯科召開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也表示希望有一統一與民主之中國，國民政府各級機構中，民主黨派之廣泛參與，及內部衝突之停止，均屬必要。②馬歇爾來華調處最受爭議之舉，是他兩度迫令國共停火，及隨之而來的軍火禁運。③先是１２月２５日，馬抵重慶，該時國共受降之戰已甚激烈，因此力請快刀斬亂麻，促使國共雙方除東北外，自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起停火。此為第一次停戰令。同時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另為貫徹停戰協議，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軍事三人小組”，設“軍事調處執行部”於北平。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一度顯露曙光，馬歇爾遂於３月１１日返美述職。④麵對戰後世界民主勢力的高壓，蔣介石也不得不作和平姿態，並且深感需要爭取一定時間，才能完成軍事調動和全麵內戰的部署，因此同意了重開和談。國共雙方經幾度協商，於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國共雙方依此協議均下達停戰令，規定自１月１３日起國共雙方停止一切戰爭行動。國民政府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和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並在北平設立三方人員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以監督停戰、調處衝突。１月１０日，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通過了包括軍事問題、憲法草案問題、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問題、國民大會問題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即政協決議）。⑤停戰協定的簽訂和政協決議的達成，是共產黨同國民黨政治鬥爭的重要成果。這一輪的國共較量表明，蔣介石已經不能①《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６２８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９頁。

③有關國方對於馬歇爾兩次停戰令的評論，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一冊《概論》，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２８—３３３頁。

④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３頁。

⑤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５６—７５９頁。

１９９國共內戰無視中共的強大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了。

第一次停戰令下達後，國共受降之戰才稍呈沉寂。因華北戰場受到了停戰令約束，於是“談談打打”第二階段的焦點，遂移至山海關外的東北。但停戰協定之簽訂和政協決議之達成，並未能穩定國共停戰的局麵。３月１日至１７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否定政協通過的憲法修改原則。繼後，在中共及主要民主黨派拒絕參加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召開國民參政會，通過了反對政協決議的議案。４月１日，蔣介石在參政會上，宣布不承認政協各項原則的約束力，聲稱：東北九省在主權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麼內政問題可言。①這是為其大舉進攻東北中共軍隊製造輿論。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要求中共退出蘇、皖、熱河、冀東以及東北的大部分地區，並在第一次停戰的５個月間，先後調動國軍達４２個軍，１１８個師，計１３０萬餘人，自２月起即向關外中共軍隊發起作戰，由此形成了“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怪相。②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蘇聯通知國民政府，將自東北撤軍。１４日，蘇軍首先自沈陽撤離，事前並未知會國民政府，中共軍隊則乘機進襲。４月６日，蘇軍撤離曾是偽滿洲國首都的長春，中共軍隊在一個半小時後即發動攻勢，並在８日占領長春。稍後，哈爾濱、齊齊哈爾等亦為其所得。③國共為了爭奪長春，衝突加劇。盡管４月馬歇爾聞訊趕回重慶，勸告停戰，但雙方均不接受，停戰令已淪為具文。

此時，國軍在美軍幫助下，２８萬精銳部隊已開入東北，５月１６日總攻長春門戶四平街。國共各動員１５萬人，激戰３日，林彪棄守長春，向哈爾濱撤退。國軍進抵鬆花江畔，逼近哈爾濱，因補給困難、戰誌不揚，無力追擊，且恐逼近蘇聯所控製的中長鐵路，可能別生枝節。④旋即６月７日，馬歇爾第二次停戰令發布，國軍撤回長春，“談談打打”第二階段告終。第二次停戰令原本聲明在東北休戰１５天，後來又延長８天，直到６月３０日結束。休戰期間，蔣介石要求中共的軍隊必須撤出蘇北、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和哈爾濱，但遭到中共拒絕。

①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報告》（１９４６年４月１日），《解放日報》，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

②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２頁。

③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４頁。

④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４—７６５頁。

２００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對於第二次停戰令，蔣介石在入台後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曾深致遺憾：“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他假設距離哈爾濱不足１００公裏的追擊部隊，若不停止攻擊，能夠直占中長鐵路的戰略中心———長春，則以北的中共軍隊不難擊敗，東北將可拱手而定。

隻因停戰令，國共談判毫無成效，國軍士氣亦日趨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也陷於被動雲雲。①不過，持平而論，國軍失利，原因多端，並不單純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蔣的說法，不免簡化其事了。

事實上，自１月到５月，國軍違反停戰協定而進行的師以上調動，達４２個軍，１１８個師，計１３０多萬人。②國軍高級將領白崇禧、陳誠等，以致蔣介石本人，不斷飛往各地，加緊內戰部署。

中共中央對此沒有示弱。軍事三人小組中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葉劍英，在和談中堅持維護中共的權益；中共各控製區負責人也充分展現合法鬥爭，揭露國民政府方麵違反停戰協定的行為。

兩次停戰不遂，馬歇爾乃在杜魯門的支持下，決定自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９日起，禁止船隻裝運軍火前來中國。馬聲稱，這是為了改變中國政府的行動路線，及政治強硬派的立場的一種努力。１９４７年曾奉白宮之命訪華調查的魏德邁，日後曾在美國國會作證，他認為杜魯門政府當初決定停止進一步培訓國府軍隊，並實施武器禁運，從而引起國軍軍需短缺，是國軍戰敗的重要因素。不過實際上，就在禁令之後的８月份，中、美還是簽署了《中美剩餘戰時財產出售協定》，美以１．７５億美元的總價，將９億的美軍物資轉交中國政府。

而且１０月間，禁運措施即已部分解除，並於翌年５月２６日完全取消。③這或許說明了當初美國及馬歇爾的困境：他們既無法放棄對反共政府的支持，又必須在表麵上充當公正的裁判。這自然注定了調停任務的失敗。

盡管四平街發生激戰，但國共關係仍未公開決裂，國共談判與全國各處的軍事衝突，同時進行、相互影響。戰鬥主要都在談判爭持不下的地區，如東①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１９５６年，第１７０—１７１頁。

②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２頁。

③［美］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９９—８００頁。

２０１國共內戰北、蘇北和中原等。至於雙方認定的“固有”地盤，如延安，則按兵不動。反之，如果一方違反“默契”，進攻對方的“固有”地盤，就會引起另一方談判代表的強烈抗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停戰令和軍火禁運，似乎也使國民政府內部的對共強硬論，更加抬頭。囿於美國的壓力，蔣介石在軍事調處期間，對和戰決策，遲遲不加表明。１９４６年６月７日，蔣召見特種部隊時指出：“共產黨對我們國民革命軍全體官兵，既然是勢不兩立；但我們半年來，還要和他協商政治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我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別有用心，但認他們總是一個中國人，總以為他們還有愛國的良心。……第二，因為國際關係複雜，我們政府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求國內的和平統一。”①國民政府由於經濟困頓，為爭取美援，不得不接受美國的調處，做若幹的妥協與讓步。當時的外交部長王世傑即坦承：以國際作考慮，停戰可以使美國協助國民黨接收東北、給予借款、幫助遣返日本戰俘、恢複交通；不可拘泥於一二城市之暫時得失，作為對馬歇爾的讓步，以示寬大。②然而另一方麵，蔣也曾多次露骨指示戰術或整軍原則，大有秣馬厲兵之勢。６月１３日，蔣電陳誠，提到“速戰速決”的最基本條件：“對共作戰，應運用閃電戰術，速戰速決。可研究往年日本在中國戰場上，使用之攻擊方法。

此種戰術最基本之條件為：（一）情報之準確與準備之充分；（二）行動極端秘密，尤以裝備輕快與迅速機動之部隊為最要。希照此……切實準備為要。”③命陳誠充分準備。７月２１日，蔣另電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指示戰術要點：“在共軍主力未潰以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即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裏為度，至多不得過二十五公裏。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④國軍遂將此期的攻擊目標，指定為中原、華東、晉冀魯豫、晉綏、晉察冀和東北等６個中共控製區。

（二）打打談談對於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中共一度擁護，並且開始付諸實施。就在１①葉健青編注：《事略稿本》，第６６冊，１９４６年６月７日條，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４８頁。

②《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５冊，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２４４—２４７頁。

③葉健青編注：《事略稿本》，第６６冊，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３日條，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９６—９７頁。

④葉健青編注：《事略稿本》，第６６冊，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１日條，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３９８頁。

２０２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月５日國共停戰協定簽訂的當日，中共中央發布了要求一切部隊、控製區各級政府、各級黨的組織，嚴格執行該協定各項條款。２月１日，政協決議達成的次日，中共中央提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的口號，要求全黨全軍做好同國民黨合作建國的準備。尤其是在《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通過後，中共立即擬就了部隊複員實施辦法，著手複員，甚至已經複員了大批軍事人員。

然而事實證明，自停戰令下達後，國軍的軍事進攻有增無減。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至５月２０日，在日、偽軍配合下，國軍向中共各控製區進攻達８３５次。①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至９月１４日，國軍違反停戰令，侵占華中、中原、冀熱遼、晉察冀、晉綏、山東、東北中共控製區內城市達９９座。②東北方麵，由於美國海軍從上海、廣州等地，將新１軍、新６軍、第７１軍、第６０軍和第９３軍轉運至秦皇島、葫蘆島等地，國軍在當地的兵力猛增至２８．５萬人。東北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麵。③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對東北軍隊將領林彪、黃克誠等做說服工作，要求他們實行和平解決與民主合作的方針。２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中共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行政院的人員名單，即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及何思敬５人為憲草審議委員，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範明樞、張聞天以及彭真等為國民政府委員，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這表明中共對於和平建國，是做出了具體工作的。

３月６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精員簡政的黨內指示，對山東、華中和晉冀魯豫區的軍隊員額，提出了分兩期裁減的計劃，要求第一期精簡１／３。此外，對晉綏、晉察冀兩個戰略區的兵員裁減工作，也作了進一步的布置。

在中共對於戰後和平充滿期待的同時，國內政局卻向著與中共願望相反的方向發展了。自１９４６年２月起，反共事件不斷發生。２月１０日的重慶較①軍委一局：《停戰後蔣軍及日偽軍向我進攻統計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至５月２０日。

②軍委一局：《蔣軍違令侵占我城市一覽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至９月１４日。另一統計則稱：自停戰令生效，至１９４６年６月，國軍先後進攻中共控製區達４３６５次，共動用兵力達２７７萬人次，攻占中共控製之城市４０座、村鎮２５７７處。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２頁。

③田玄：《戰後中共“和平、民主、團結”總方針的確定及其轉變》，《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１５９頁。

２０３國共內戰場口事件、２月２０日的大鬧北平軍調部中共辦公地事件、２月２２日搗毀中共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的事件，以及３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決議，均使１月份達成的政協決議徹底動搖。①與此同時，國軍大批進入東北，並對關內頻繁蠶食，使中共領袖們認識到了“馬歇爾放長線”。劉少奇也認為，中共的態度應該是打起來，有了準備；不打，更好。由此開始，３月１５日和１８日，中共中央連接發出兩份黨內指示，對蔣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將東北和熱河排除在複員整軍範圍之外，加強了控製區各項應變準備。這一時期，打打談談已成國共關係之常態。

在關外，蔣介石利用１９４６年１月後關內休戰之機，先後將５個軍２０萬人調入東北，至１９４６年三四月間，國軍進入東北已達７個軍，連同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達３１萬人。中共中央為了爭取在東北的有利地位，一麵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東北問題，一麵也堅決阻止國軍的進攻。在沙嶺子、秀水河子和本溪等地，與國軍進行作戰，並在蘇軍撤出後，從偽軍手中攻占了四平。②１９４６年初，中共將原劃分的１０個軍區，先後合並為東、西、南、北滿４個軍區，實行新老部隊合編。至同年３月，殲滅土匪和偽滿軍警武裝７萬餘人，總兵力也達到３１萬人。同時，收複了大批中小城鎮，在部分地區展開減租減息運動，並分配偽滿上層分子的土地。

１９４６年３月至６月，國共主要在東北問題上，展開激烈的和戰兩手較量。在中共談判代表團的力爭下，東北停戰問題被列入軍事三人小組談判的議事日程。３月２７日，國共雙方達成了《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但蔣堅持占領哈爾濱、長春、四平，並控製中長鐵路後，才能言和。為此目的，蔣乘蘇軍撤軍之機，集中５個軍１１個師的兵力，向中共據守的大中城市進攻，並企圖將中共主力壓迫於鬆花江南岸加以消滅。

四平街位於東北中部平原，是中長、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鐵路的樞紐。由沈陽沿中長路北進的國軍新１軍、第７１軍（缺第８８師）自占領開原、法庫後，於４月上旬續攻四平。東北中共軍隊在四平以南，實施運動防禦，節節阻擊，殲新１軍２０００餘人。４月１６日，於四平西南大窪、金山堡殲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２頁。

②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３頁。

２０４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第７１軍第８７師大部。同時，南滿中共軍隊在保衛本溪作戰中，殲滅國軍４０００餘人。４月中下旬，中共軍隊占領長、哈、齊３市，殲土匪武裝２．６萬餘人。

由於國共和談正在進行中，蔣介石為使自己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不惜代價奪占四平、長春、吉林等東北更多的地區。毛澤東則絕不示弱，指示東北中共軍隊堅守四平，以利和談。４月１８日起，國共兩軍在四平地區的大規模攻防戰開始。為保衛四平，中共東北民主聯軍在５０公裏防禦戰線上，動用了山東第１師、第７縱隊、新四軍第３師第８旅、山東第７師、第３５９旅、第３縱隊第７旅與第８旅以及保３旅等眾多部隊。期間，國軍同時進攻本溪的中共守軍，東北民主聯軍經６天抗擊，有效殺傷國軍後，撤出本溪。蔣介石即將投入本溪作戰的新６軍、第５２軍第１９５師及第７１軍第８８師，全部調往四平作戰，使四平國軍增至１０個師。在持續１個月餘的攻防作戰中，國軍傷亡萬餘人。東北民主聯軍付出了重大傷亡的代價，僅新四軍第３師就傷亡１萬人。①為免被動，中共守軍撤出戰鬥。②國軍自攻占四平後，又占領了公主嶺、長春、吉林等城市。東北民主聯軍乘國軍主力在中長路作戰之時，對其駐守新站、拉法的孤立小部隊發起攻擊，全殲其第７１軍一個多團和新６軍兩個營。其間，東北民主聯軍第４縱隊攻克鞍山、營口，殲第６０軍兩個團，並爭取了第１８４師師長潘朔端率師部和一個團在海城的起義。③為解決軍事衝突，同年６月７日起，國共兩軍決定在東北休戰１５日，進行和平談判。

在關內，國軍也不斷向中共各控製區進攻，其中包括津浦路以西地區。

７月，國、共就蘇皖邊界中共控製區的軍事調處陷入僵局。國軍為保衛南京側翼安全，向蘇中和蘇北的新四軍駐地發動進攻，以奪取邊區首府淮陰為目標，形成“蘇中戰役”。中共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以靈活的內線作戰，①《洪學智訪談錄》（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０日），田玄記錄整理（未刊稿）。

②關於第一次四平之戰，參考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５１９—５９０頁，以及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３—５１４頁。

③潘朔端所轄第１８４師為龍雲滇軍舊部，因龍雲免職，滇軍遠調東北，對國府不滿，遂在海城起義。日後其他在東北的滇軍，也相繼易幟，成為國軍在此戰場的一大敗因。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５頁。海城等地戰鬥，另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４６９頁。

２０５國共內戰自７月至８月下旬，先後在宣家堡、泰興、如皋、海安等地區，接連進行了七次作戰，共殲滅國軍１個整編師部、６個旅部又５個交警大隊，計５萬餘人，號稱“七戰七捷”。但國軍仍占領了蘇北全部城鎮，將中共軍隊壓迫至隴海鐵路以北。①在華南地區，蔣介石不承認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的合法性，並調集軍隊圍攻之。中共代表在軍事三人小組和廣州執行小組力爭，迫使國府與中共簽訂了《中共武裝北撤協定》。至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華南地區的中共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等部，除留下約２０００人在原地隱蔽堅持外，主力２５００餘人海運至山東，與中共華東區軍隊會合。

最後，中共晉冀魯豫軍區部隊自５月中旬至６月上旬，打擊了國軍對睢縣、杞縣、太康為中心的水東中共控製區的進攻，殲其２０００餘人。在冀魯豫邊區，中共軍隊攻占了平陰、東明兩城，殲敵３０００餘人。在晉南地區策動汾（陽）南５個保安團起義，控製聞喜、絳縣兩城，殲敵３０００餘人。晉察冀中共部隊於５月，在山東渤海軍區部隊配合下，反擊津浦路泊鎮、馮口的國軍進攻，殲其１０００餘人。之後，在天津以西擊退國軍進攻，殲其１５００餘人。６月上旬，山東中共部隊以山東野戰軍第１縱隊，第７師、第８師各一部，魯中軍區第４師、第９師，渤海軍區第７旅、第８旅，以及膠東軍區部隊，在膠濟、津浦路發起作戰，先後占領了膠縣、張店、周村、泰安、棗莊、德州、高密、即墨等地，殲滅偽軍３萬餘人。②（三）停戰後國共衝突轉烈隨著第二次停戰令過去，原有的和平氣氛蕩然無存，國、共都已無謀和意願；談判桌上依舊討價還價，實際上摩拳擦掌，準備全麵攤牌。盡管馬歇爾仍滯留中國至翌年１月，不幸事件卻層出不窮。兩黨關係瀕危的１９４６年７月間，蔣移駐廬山避暑，似有意回避與馬歇爾的接觸，同時片麵宣布，１１月召開①有關國軍“蘇中戰役”之發動，可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５９頁。華中野戰軍“七戰七捷”的經過，則參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２２—５２５頁，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８頁。

②第二次停戰令期間，膠濟鐵路沿線之戰，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５頁，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五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１—３２頁。

２０６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製憲國民大會”，以抵製中共所訴求的聯合政府。①不久，民主同盟領袖李公樸、聞一多在短短三天中，接連於昆明遭到暗殺。②馬歇爾仍鍥而不舍，八次前赴廬山，唯毫無成果。

國民政府談判代表先提出以東北民主聯軍退出長春為停戰條件。當東北民主聯軍撤出長春後，他們又提出在停戰談判中，美方應有最後決定權，中共不能接受，談判陷於停頓。６月中旬，蔣提出中共軍隊必須退出察哈爾、熱河、煙台、威海衛、蘇北和東北大部，在關內隻能分駐陝北、上黨、大名、臨沂等幾個地區的要求。③對此，６月２０日，周恩來會見馬歇爾，明確表示中共不能接受，並建議東北全麵停戰，關內停止衝突。２１日，中共代表團又致函國民政府代表和蔣本人，提出軍事三人小組應立即宣布東北長期停戰和重申全國停戰令等四項建議，均遭到蔣的拒絕。

按照政協協議，首先改組政府，才能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然後由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才能召開國民大會。但１９４６年７月３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竟然單方麵宣布：“本年１１月１２日召開國民大會。”中共代表對於這種做法提出抗議。８月６日，蔣介石提出了五項條件：（１）蘇北中共軍隊應撤至隴海鐵路以北；（２）中共軍隊應自膠濟鐵路撤退；（３）中共軍隊應自承德及承德以南的地區撤出；（４）中共軍隊在東北應讓出除黑龍江、嫩江和興安省以外的地區④；（５）中共軍隊在山西和山東兩省內，應撤離於６月７日以後攻占的地區。⑤並稱：五項條件要在一個月至六個星期內實現，否則停戰和改組政府都無從談起。條件要求遭到中共的拒絕。

８月１０日，馬歇爾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ｔｕａｒｔ）發表聯合聲明，認為國共爭論的根本問題，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這個聲明，正如當時外國記者所評論的那樣，實際上是承認其調處工作已告失敗。⑥８月１３①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７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５頁。

③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５頁。

④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將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劃分為遼寧、遼北、安東、吉林、鬆江、合江、黑龍江、嫩江和興安九省。

⑤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７頁。

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９頁。

２０７國共內戰日，蔣在廬山發表文告，堅持將如期召開國民大會。

就在第二次停戰令結束之際，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武漢行營主任程潛統率的２０萬國軍，以優勢兵力進攻鄂豫邊界的宣化店，包圍中共中原控製區李先念部６萬人。①經周恩來親自調處，國共簽訂《漢口協議》，才延緩了國軍合圍中共軍隊的行動，為中原部隊突圍贏得了時間。②此役，中共稱之為“中原突圍”，並視之為全麵內戰爆發的分水嶺。③７月下旬，中共軍隊在山西發起攻勢，２０日，為攻占大同，與國軍在應縣激戰，始終未能攻克。８月，中共軍隊圍攻大同，國軍傅作義部全力支援解圍。９月國共兩軍在晉察邊界的集寧形成膠著，中共軍隊因遲遲未能攻下大同，最終主動撤退。④在山東戰場上，８月１０日，中共軍隊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指揮三路縱隊，突襲隴海鐵路，一度占領碭山至蘭封之間百餘公裏的鐵路。隨後國軍反攻，９月初，中共軍隊撤退。至１０月下旬，國軍完成華北南線作戰，陸續占領２５座縣城，將中共晉冀豫魯軍區部隊壓製在黃河以北。中共軍隊的撤退，令國軍相信勝利在望，實則中共軍隊人數並未減少。⑤９月以後，“談談打打”第三階段的焦點，轉移到關內外交通要道的張家口。這是察哈爾省的省會，擁有１５萬以上人口，自日本投降不到兩周，就為中共軍隊攻占。張家口的規模，以及距離北平不遠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延安之外，中共的另一首府和城市管理的一個樣板。

①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９５—４０７頁。

②有關宣化店一帶軍事調處之事，國方史料稱為《羅山停戰協定》，時間為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３日，簽字者為停戰小組代表陳鼎勳，及國共雙方主官宋瑞珂、王震。協定同意兩軍各守現地，國軍絕不阻擾中共軍隊運補，中共運輸部隊不得攜帶武器等。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９２—３９３頁。

③關於“中原突圍”，參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２１頁，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５頁。

④有關大同、集寧之役，可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２８—５２９頁。

⑤參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２６—５２８頁，以及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２—４５７、４７９頁。

２０８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美國沒有改變援蔣的基本政策。實際上，戰後國民政府仍得到美國在軍事、經濟上的援助。１９４６年上半年，美國就向國民政府提供了價值１３．３億美元的物資，為國軍裝備各類飛機９３６架，艦艇１３１艘。１９４６年３月，美國還派出約２０００人的“軍事顧問團”赴華，直接幫助國民政府訓練軍隊並指導作戰。８月３１日，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中美剩餘戰時財產出售協定》，將原值９億美元的戰時剩餘物資，以１．７５億美元轉讓給國民政府。針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９月１４日以後，周恩來多次向馬歇爾提交備忘錄，斥責美國援助國民政府進行內戰。

對於國軍的攻勢，中共代表周恩來曾經警告馬歇爾，謂如不令其停止，即認為國民黨公開宣示決裂；馬為此以備忘錄致蔣介石，如停火不能實現，將終止調解工作。①１０月初，應馬歇爾的要求，國民政府猶自下達第三次停戰令。

但停戰令期限剛過，１１日，國軍即乘中共主力滯留大同之際，奪取了張家口。②正在斡旋國共衝突的民盟秘書長梁漱溟，看到國軍攻占張家口的報紙後，歎稱：“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③接著，由於此前中共堅持先改組“聯合政府”才能談製憲，以致再三遷延的國民大會，１１月１５日在南京開幕，中共、民盟拒不參加。翌日周恩來在南京召開記者會，宣布：由於國民黨單方麵召開國大，將政協協議破壞無遺，和談之門已被關閉，中共代表團人員將撤回延安。國府當局關閉談判大門，意味著國共關係完全破裂。中共仍為挽救時局、重開談判作了最後努力。１２月４日，周恩來自延安致函馬歇爾，如國民黨解散正在召開的非法國大，恢複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停戰令時之軍隊原防地，兩黨仍可重開談判。但是，國府對此采取拒絕的態度。自重慶會談起，１５個月的國共談判，宣告破裂。

國民政府為了迎接國民大會，曾於１１月間下達了第四次停戰令，但對前線的兩軍都已經沒有約束力。１２月，《中華民國憲法》通過，國民政府又應馬歇爾的要求，先後三次呼籲中共，舉行圓桌會談，以政治方式解決兩黨爭端。

中共則以廢除偽憲法和恢複第一次停戰令前的軍事位置為重開和談的前提。

①鄭大華編：《梁漱溟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５頁。

②有關張家口之戰，可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２８—５３０頁，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９頁。

③鄭大華編：《梁漱溟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５頁。

２０９國共內戰居中奔走的梁漱溟寫道：“綜觀前後，過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國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後是共方要打”；因為“國方在軍事上已經心滿意足，確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卻是積憤填膺，非打不可”。①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中共及民盟也發起反美運動。１９４６年９月以後，各地示威頻起，要求駐華美軍撤離。１２月２４日，北平發生“沈崇案”，據傳一名美軍士兵奸汙了女大學生。戰後首波學潮大起，以“敦促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抵製美貨”為號召。②就在學生反美聲中，１９４７年１月７日，馬歇爾束裝回美，行前發表聲明，謂中國和平的最大障礙，在於國共兩黨的相互猜疑。

馬歇爾並於次日返回華盛頓。１月２９日，美方退出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１月３０日，國民政府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及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２月２１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葉劍英及工作人員被迫撤離北平。隨後，國民政府限令中共在重慶、南京、上海的人員，於３月５日前全部撤退，並查封重慶《新華日報》。③至此，戰後國共和談最終破裂，全麵內戰已不可避免。

三、全麵內戰的展開（一）國軍進攻階段自１９４７年１月，馬歇爾離華，“談談打打”局麵結束，政治上已入“全麵內戰”階段，國共正式攤牌。３月，中共為示與國民政府決裂，宣布中共軍隊取消原有“國民革命軍”之“八路軍”、“新四軍”等番號，一律改稱“人民解放軍”。

月底，國民政府明令驅逐中共代表。至６月２８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周恩來等人。④這半年間，國軍攻勢淩厲，是為國軍進攻階段，戰場集中於中共控製的大片地區。國軍循各鐵路線，試圖切割中共各控製區，先占領主要城市，次及於城鎮和鄉間，戰場則以陝北和山東為烈。中共軍隊則采“戰略防禦”對策，不重城池之一時得失，果斷進退，以保實力，使國軍雖攻下城市，卻消滅不了敵①梁漱溟：《憶往談舊錄》，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１頁。

②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７０頁。

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０頁。

④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５頁。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４７頁。

２１０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人，然後再選擇適當機會，集中優勢兵力，包圍孤立的國軍，各個擊破，並配合地方武力，組織民兵、遊擊隊，使農民與軍隊站在一邊，實行長期的軍民結合戰略。①３月１０日，即中共代表自南京返回延安三天後，國軍胡宗南兵團率領２０萬國軍，從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進攻。１９日攻克延安，是為國軍所稱一大勝利。中共中央則主動從延安撤退，留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２萬餘人，在陝北高原持續遊擊戰，期間獲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等役的勝利。胡宗南部經過３個多月的戰鬥，仍未達到捕捉中共中央的目的。②在華東戰場，華中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主力會合後，於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中旬在宿遷、沭陽、新安鎮之間進行宿北戰役，殲滅國軍３個半旅，共２萬餘人；１９４７年１月２日至２０日，進行魯南戰役，殲滅國軍整編第２６師、第５１師和號稱“國軍精華”的第一快速縱隊，共５．３餘萬人。之後，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編，組成華東野戰軍，同時，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並入華東局，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改為華東軍區，由陳毅任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雲逸任軍區副司令員，饒漱石、黎玉分任軍區政治委員和副政治委員，粟裕任野戰軍副司令員，譚震林任野戰軍副政治委員。③２月２０日華東野戰軍進行萊蕪戰役，殲滅國軍第二綏靖區所屬７個師（旅），俘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等。此役殲國軍７萬餘人。④在山東地區，顧祝同率領的６０萬國軍，采用齊頭並進的戰術，謹慎地將所部控製在一定範圍內，令華東野戰軍的遊擊戰無法奏效。但５月中旬孟良崮一役，美式裝備的整編第７４師被圍全殲，師長張靈甫陣歿，是國軍一大損失。６月，國軍繼續齊頭並進、步步緊逼，自魯南向北進攻，２９日，胡璉部占領中共山東指揮部所在地魯中南麻鎮。劉伯承部自魯西進攻，陳毅部亦乘機反①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６５—７６７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８、２３０頁。

②青化砭等役經過，參考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４３—５４６頁。

③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２—５３４頁。

④有關宿北、魯南和萊蕪各戰役，可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２—５３６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０頁。

２１１國共內戰攻，因逢大雨，久攻未克，傷亡甚大，遂撤至黃河以北的惠民。①在東北戰場，由林彪、羅榮桓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發動新開嶺戰役，殲滅國軍第２５師８０００餘人。②接著，南滿分局書記兼南滿軍區政治委員陳雲和南滿軍區司令員蕭勁光等指揮的南滿軍區部隊與位於北滿地區的東北民主聯軍的三個主力縱隊，於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１９４７年４月３日進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共殲國軍約５萬人。③東北民主聯軍於１９４７年５月中旬至７月１日，對國軍進行夏季攻勢，共殲滅國軍８萬餘人，攻占城鎮３６座，擴大控製區１６萬平方公裏，控製鐵路線１２５０餘公裏，溝通了東滿、南滿、西滿、北滿根據地的聯係，並迫使東北國軍收縮於中長路及北寧路沿線的狹長地帶。④同一時間，東北林彪率所部４０萬人，反攻四平街，火力已較守軍為強。雙方巷戰，最後林彪部雖傷亡４萬人而退，但消長之勢，明顯不利於國民政府。⑤在晉冀魯豫戰場，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在黃河南北的魯西南、豫北，先後進行鄄城戰役、滑縣戰役、巨（野）金（鄉）魚（台）戰役和豫皖邊戰役。由陳賡、謝富治指揮的另一部主力，在晉西南進行了呂梁戰役、汾（陽）孝（義）戰役。從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７年２月，這兩個戰場上的人民解放軍共殲國軍６萬餘人。晉冀魯豫野戰軍於１９４７年３月至５月，在豫北和晉南地區分別進行豫北和晉南攻勢，殲滅國軍共５萬餘人，占領了豫北、晉南大片地區。⑥①孟良崮、南麻等役，參考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２—２６３、２７２頁，以及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４９—５５１頁。

②新開嶺之戰，可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０—５３１頁。

③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參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６７２—６７３頁，以及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９—５４１頁。

④１９４７年東北夏季攻勢，參考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５２—５５３頁。

⑤１９４７年夏季四平之戰的經過，可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６８１—７１３頁，以及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５３頁。

⑥魯西南、晉西南各役，豫北、晉南攻勢，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６—５３８、５５１—５５２頁。

２１２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在晉察冀戰場，由聶榮臻指揮的晉察冀軍區部隊，進行了易（縣）滿（城）戰役和保（定）南戰役，殲敵１．６萬人。晉察冀部隊於４月至７月進行了正太戰役、青（縣）滄（縣）戰役和保（定）北戰役，共殲滅國軍５萬餘人，打通了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的聯係。①從１９４６年７月到１９４７年６月，人民解放軍在第一年作戰中，共殲滅國軍正規軍９７．５個旅，約７８萬人，連同非正規軍，共殲滅１１２萬人。人民解放軍損失３５．８萬人，其中負傷２６．７萬人，陣亡６．９萬人，其他損失２．２萬人。中共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具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國軍在陝北和山東戰場上的重點進攻已成強弩之末。

戰爭形勢發生了明顯有利於中共的變化。國軍總兵力已由戰爭開始時的４３０萬人，減少到３７３萬人，其中正規軍由２００萬人減少到１５０萬人。由於軍力深陷於山東、陝北戰場，國軍兵力空虛，喪失了戰略進攻的主動權。與此相反，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由１２７萬人增加到１９５萬人，其中野戰軍由６１萬人發展到１００萬人以上。②解放軍在挫敗國軍對山東、陝北的重點進攻之外，並在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戰場，轉入局部進攻態勢。

（二）戰局轉變階段國軍攻勢不過半年，隨著戰線延長和兵力銳減，疲態已現。自１９４７年６月起，為時一年，國軍二衰三竭，政經情勢惡化，解放軍轉為攻勢，是為戰局轉變階段。

中共勝利的關鍵，是與農村緊密結合，開展長期的“人民戰爭”。早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就下達了“五四指示”，要求在土地政策上，深入而徹底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抗戰時期較溫和的減息減租，變為沒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動產，分配給佃農貧農，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要求在農村中，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以處置富農、地主、漢奸和土豪劣紳。

中共除了動員農民參軍外，還在農村裏組織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等各色組織，其中農會就負責征兵征糧的任務。③據中共統計，僅東北①易滿、保定、正太、青滄各役，參考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９、５５４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６頁。

③［美］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１８頁。

２１３國共內戰內戰３年，已號召了１４４．６萬名農民加入解放軍。

在戰爭第二年開始時，人民解放軍的兵力、物力補充困難，與國軍相比，在軍隊數量和裝備上仍處於劣勢。為打亂國軍的戰略部署，１９４７年６月以後，解放軍漸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趁國軍主力分散於東（山東）、西（陝北）兩端之際，實行中央突破。１９４７年５月至８月，中共中央先後作出派三路野戰軍轉至外線作戰的部署。①其戰略意圖是不等完全粉碎國軍的重點進攻，各路人民解放軍即於１９４７年７月至９月相繼由內線轉向外線，實現戰略進攻展開。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區，尤其是中原的大別山地區。

首先，６月３０日，劉鄧大軍４個縱隊１２萬餘人，在１５０公裏的地段上，一舉突破黃河天險，發起魯西南戰役，連克鄆城、曹縣，並將羊山集處國軍整編６６師合圍，殲滅國軍４個整編師部，９個半旅，共６萬餘人，揭開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接著，陳賡、謝富治統一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第４縱隊、第３８軍和新組成的第９縱隊，自晉南強渡黃河，出擊豫西，在豫陝鄂邊地區實施戰略展開，策應西北野戰軍，以擊破胡宗南部，同時協助劉鄧大軍經略中原。另外，陳毅、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６個縱隊及特種兵縱隊，組成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並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第１１縱隊，在豫皖蘇邊地區實施戰略展開，配合劉鄧大軍南進。②三路大軍的共同任務是挺進中原，成品字形陣勢展開，創建新的中原控製區，調動敵人主力回援，以策應內線作戰。中原地區跨蘇、皖、豫、鄂、陝五省，南臨長江，北枕黃河和隴海路，東起運河，西迄伏牛山和漢水，人口４５００餘萬，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人民解放軍出擊中原，建立根據地，就可南扼長江，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同時，中共中央還決定，以華東野戰軍４個縱隊組成東線兵團，由許世友、譚震林指揮，由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分別在南線兩翼，即山東和陝北戰場鉗製國軍，以策應三路南進大軍的行動，並準備在國軍主力回援中原地區後，逐批殲滅這兩個戰場的國軍。這樣，整個南線戰場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７頁。

②劉鄧大軍南渡黃河，突破國軍防線經過，可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６１１—６４４頁。

２１４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就逐步形成了“三軍配合、兩翼牽製、內外線密切配合”的戰略進攻態勢。①但是國共軍事逆轉，最先起自東北。原因包括：１．國軍領導無能，將領不和。如新１軍軍長孫立人，即因與上級意見相左而去職，謫調台灣練兵。

２．兵力分散，轉運困難。大軍作戰，給養悉賴後方，既加重國民政府負擔，日久且困居城市，坐以待斃。

３．省籍歧見，地方離心。東北屬戰後光複區域，但國民政府排擠當地人士；省民也抱怨國民黨統治之混亂，尤甚於光複前。②４．拒斥偽軍，為淵驅魚。例如擔任參謀總長的陳誠，曾認為收編偽軍，將“混淆了國軍的血液，千萬不能辦”，而坐令多數偽軍倒向中共。

５．蘇聯大力接濟中共。據傳林彪反攻四平街期間，曾與蘇方簽訂《哈爾濱協定》③，獲贈蘇軍所虜日軍武器，蘇軍並將彈藥物資同步售讓，還提供軍機５０架；中共承諾蘇聯在東北可合作發展東北經濟等。故林彪在黑龍江訓練之新軍４０萬，主要由俄人接濟。④先是在北線，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東北民主聯軍、晉察冀軍區和晉冀魯豫軍區的部隊，繼續在內線殲滅國軍，擴大占領區，策應外線作戰，並為最後全殲內線國軍創造條件。北線的東北民主聯軍為配合南線作戰，於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４日發起秋季攻勢，先由南滿部隊對北寧路及其兩側地區發起進攻，後又以北滿部隊在中長路沈陽以北段發動攻勢。在為期近兩個月的秋季攻勢中，東北民主聯軍共殲滅國軍約６．９萬人，迫使東北國軍退縮在錦州、沈陽、四平、長春、吉林等３４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區。其間，國軍還調動華北５個師增援東北。⑤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８頁。

②［美］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３０頁。

③關於《哈爾濱協定》，說法為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茲索諾夫、高爾金、哈爾根、巴布諾夫所簽訂。見張玉法《中共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４７頁。

④國軍在東北失敗的綜合檢討，見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４—１４９頁。

⑤１９４７年東北秋季攻勢，參考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７２—５７３頁。

２１５國共內戰中原方麵，劉鄧大軍不經休整，在進入魯西南的華東野戰軍５個縱隊、晉冀魯豫野戰軍第１１縱隊的掩護下，提前開始了千裏躍進大別山的壯舉。經過２０多天的艱苦跋涉和激烈戰鬥，劉鄧大軍於８月末進入大別山區，並取得殲滅國軍１個整編師師部及３個半旅的勝利，至１１月下旬，共殲滅國軍３萬餘人。

８月２２日，陳謝大軍在西北野戰軍的策應下，於晉南、豫北交界處南渡黃河，挺進豫西，以一部向陝南進擊，主力則向豫西沿平漢路兩側南進。至１１月底，陳謝軍共殲滅國軍５萬餘人，建立３９個縣政權，完成了在豫陝鄂邊地區的戰略展開，有力地配合了劉鄧大軍和西北野戰軍的作戰。

９月９日，陳粟大軍在菏澤以東的沙土集，全殲國軍１個整編師。２６日，陳粟大軍除留兩個縱隊在魯西南牽製國軍外，主力分５路越過隴海鐵路南下，擊破隴海鐵路蘭封至郝寨段和津浦路徐州至固鎮段，殲滅國軍１萬餘人。

到１１月中旬，建立起２５個縣政權，擴大了豫皖蘇控製區。①１９４７年秋，經過中共這波秋季攻勢，國軍已喪失主導權。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在中原地區相繼展開，把戰線由黃河南北，推進到長江北岸，對國軍的戰略後方，形成嚴重的威脅。蔣介石既怕解放軍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軍渡江南進，或越大巴山進入四川，故把中原作為重點爭奪地區，阻止解放軍在此建立根據地，以鞏固長江防線，確保南方統治區的安全。國民政府於１１月下旬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由國防部長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皖、鄂、湘、贛５省的軍政大權，調集３３個旅，對大別山地區的解放軍進行圍攻。劉鄧大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由鄧小平率領３個縱隊，留在大別山區堅持鬥爭；由劉伯承率領１個縱隊，渡淮河北上，向淮西地區轉移；由晉冀魯豫地區南調的兩個縱隊越平漢路西進，在桐柏、江漢地區展開，創建新的控製區。與此同時，陳粟、陳謝兩路大軍發起對平漢、隴海兩路的破擊戰，以吸引圍攻大別山的國軍回援。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三路大軍各一部在河南確山地區會師，初步形成了擁有３０００萬人口的新的中原控製區。經４個月的①千裏躍進大別山等過程，參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６１—５６７頁。

②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７３—５７６頁。

２１６第三章國共戰略與全麵內戰的展開作戰，三路大軍共殲滅國軍１９．５萬人，獲得縣城近百座，調動了南線國軍約９０個旅，對於改變整個戰爭形勢，起到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①在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同時，中共內線各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也逐漸轉入反攻。西北野戰軍於８月６日開始圍攻榆林，調動胡宗南部主力北援。８月２０日，西北野戰軍在沙家店地區殲國軍整編第３６師主力。

沙家店戰役後，西北野戰軍轉入內線反攻，發起黃龍、延（延長、延川）清（澗）戰役，收複延安東北的廣大地區，開辟黃龍山新控製區。②此間，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進行了膠東保衛戰，至１２月，共殲國軍６．３萬人，最終粉碎國軍對山東的進攻。晉察冀野戰軍為打破國共雙方在平、津、保地帶的對峙狀態，於９月上旬發起大清河北戰役。此後，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在清風店地區全殲國軍第３軍主力。之後，晉察冀野戰軍和地方武裝又於１１月６日，攻克國軍堅固設防的華北重鎮石家莊，全殲國軍守軍２萬餘人。石家莊戰役是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對國軍據守的較大城市，發動的第一次成功的攻堅戰。戰役的勝利，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大區連成一片。③稍後，中共中央遷移至此，結束了３月延安易手以來８個月的流動狀態。到了１９４８年８月，中共在此成立了政府組織華北人民政府，也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

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東北民主聯軍１０個縱隊又１２個獨立師，在中長路沿線和山海關至沈陽段的北寧路沿線，發動規模空前的冬季攻勢。經３個月作戰，攻占四平、遼陽、鞍山、營口、黑山等城市，共殲滅國軍１５．６萬餘人，使東北國軍“固點、連線、擴麵”的方針徹底破產，為遼沈戰役的勝利打下基礎。④１９４７年秋季攻勢後，解放軍在編製上，逐步形成四大集團：１．西北（後改稱第一）野戰軍，集中於陝北，司令員彭德懷；①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１９４８年３月７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９３頁。

②沙家店、黃龍、延清各役，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６７—５６９頁。

③清風店、石家莊各役，可見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７０—５７１頁。

④１９４７年東北冬季攻勢，參考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２００１年修訂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９１—５９３頁。

２１７國共內戰２．中原（第二）野戰軍，集中於河南、湖北，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３．華東（第三）野戰軍，集中於山東，司令員陳毅；４．東北（第四）野戰軍，集中於東北，司令員林彪。①人民解放軍在內線和外線的各戰場的戰略進攻，共殲滅國軍７５萬餘人。

至１９４７年年底，戰爭主要在國民黨控製區進行了。國軍被迫由戰略進攻，轉變為全麵防禦，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人民解放軍在戰爭中所處的戰略防禦地位。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標誌著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