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書名：國會的理念：智庫和美國外交政策
作者：[加]唐納德· E．埃布爾森
譯者：李剛等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01
ISBN：9787305178917
“大學與智庫”
——“南大智庫文叢”總序
中世紀的大學是學者的行會，傳道授業是最基本的使命，也是教授們謀生的手段。柏林大學開創了科學研究的先河，成為現代大學的原型，但是由於曲高和寡，它被人們稱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二戰”以來，美國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都著眼於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把服務社會列為大學的第三個基本功能。
智庫作為現代社會從事戰略和政策研究、谘詢的專業機構，是現代政治運作、行政管理和社會治理綜合需求的產物，是知識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的產物。大學不等同於智庫，這是一個常識。一般而言，大學的曆史要比智庫悠久得多，大學的體量要比智庫大得多，大學的結構和功能要比智庫複雜得多。大學和智庫的關係本來並不複雜，但是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中，有學者驚呼“高校就是高校，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庫”，一時間大學和智庫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因此，很有必要對大學和智庫的關係做係統的討論。
一
在現代社會中，大學和智庫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機構。雖然大學不是智庫，但是大學和智庫之間關係非常密切，甚至有時密切到難以分割。學科是大學的基本單元，學科建設是大學的重中之重。對於智庫而言，政策問題是基本單元。當然學科取向和智庫的問題導向研究本不應該對立。學科是基礎，智庫是學科體係的應用。有人認為，沒有長期的知識積累，高校智庫就對現實的國計民生問題指手畫腳，這種行為不僅是不負責任的，而且是一種知識的不誠實。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對於當下的許多智庫而言，這是非常及時的提醒。中國古代“士”階層有強烈的濟世情懷，有指點江山的豪情壯誌。出謀劃策、運籌帷幄、決勝千裏被看成最風流瀟灑的事業。這種古代智囊的遺風很容易被當代智庫繼承，所以當代中國智庫需要警惕的是浸染古代智囊不調查不研究、信口開河的不良風氣。現代智庫強調循證分析是現代科學精神的體現，是某一領域長期知識積累後的發現，提出的政策建議出於“知識的誠實”。
學科發展促進智庫研究的一個經典案例出現在美國。1957年蘇聯率先成功發射衛星，這對美國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也讓美國全麵反思自己的教育體係。1958年美國頒布了《國防教育法》，該法案要求大力推動科學、工程和外國地區研究，並為這些學科提供巨額經費支持。此後美國的地區研究蓬勃發展起來。對中國的研究也得益於《國防教育法》。在費正清的倡導下，美國的“中國學”學科漸成氣候，西方傳統漢學沒落，著力於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國學”學科成為主流。在“中國學”學科範式的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學人不僅占據了美國研究型大學中國研究院係的教席，而且“中國學”也成為智庫中“中國問題政策分析”的主流範式。2007年，美國著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指出：“幾乎所有華盛頓區域的智庫都有一人或者多人全職或者半職專門研究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他列舉了30位工作於智庫的“中國學”研究專家，這些專家在他看來都是可以和大學教授平起平坐的專家。他說：“正是這些在學術機構和智庫的研究人員共同催生並推動了中國對外政策研究這一領域的形成和發展。”
美國智庫史專家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裏把智庫專家分為六類，第二類專家就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政策領域進行長期研究的人。他認為，“這些人可以稱作‘政策專家’，這個領域的學者通常將更多的時間花在政策研究或者教學而不是政策製定和擔任全職顧問上。無論是通過融入政策的理論洞見，還是培養繼續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學生，他們的工作或許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些人一般工作於大學的研究中心”。我們認為，這類政策專家從事的是“學科”層麵的工作，他們的使命是為智庫的實務生產概念，準備理論，鍛造分析範式和分析工具。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及其分析範式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概念為智庫分析國家綜合國力提供了嶄新的超越經濟學的分析範式。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波特提出的競爭戰略分析框架被許多戰略研究智庫用來分析國家競爭力。這都是學科突破促進政策分析的經典案例。這也解釋了為何一流智庫專家大多出身一流大學的社會科學學科。因此，越是一流的政策學科，越是一流的政策專家，越是能夠促進智庫的分析和谘詢能力。
大學也是智庫人才的搖籃。智庫的人才從哪裏來？全部靠自己培養嗎？世界上的智庫除了蘭德公司有自己專門培養政策分析師的研究生院外，恐怕沒有其他智庫自己培養智庫人才。當然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共中央黨校等中國智庫也培養研究生，但是他們的研究生大部分都不是針對公共政策研究需要的，和蘭德還是有區別。那麼，智庫的人才顯然主要來自大學。據調查，美國著名大學社會科學類的研究生中45%首選到谘詢公司和智庫工作，特別是政治學（美國的公共管理學科屬於政治學，這和中國不一樣）研究生把到華盛頓著名智庫實習和工作當作未來從政的南山捷徑。
中外許多著名大學的社會科學學科都很強，到智庫中從事政策分析工作顯然是大學社會科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後的一個重要出路。問題是中國大學的社會科學學科發展一直是所謂的“學科建設取向”，對大學而言，衡量一流學科的指標是核心期刊論文、專著、項目、博士點的數量。至於培養出來的學生能不能為智庫所用，是不是智庫所需要的，這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事情。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中國大學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科的教學大綱，不難發現，沒有多少課程是專門為智庫等政策分析部門服務的。令人憂思的是當代中國大學嚴重忽視了為智庫提供優秀的戰略研究和政策分析人才的任務。
二
2013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對智庫建設做出重要批示，明確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新目標。2014年10月27日，《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交“深改組”第六次會議審議，習近平總書記就智庫建設再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2015年1月20日，中央“兩辦”正式印發《意見》，揭開了新型智庫發展的曆史新階段。
大學不會也不可能置身於這場新型智庫建設的浪潮之外。的確，大學不是智庫，但是大學可以培育智庫，而且能夠培育出很好的智庫。發揮智庫作用是哲學社會科學幾大功能定位之一，而新型智庫則是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機構。大學既不能混淆學科與智庫的區別，也不能割裂二者之間的有機聯係，必須形成學科建設和新型智庫建設螺旋發展、良性互動的新格局。學科是大學教學、研究和知識分類的基本建製，迄今為止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西方大學裏培育優秀智庫的案例並不少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本身就是培養戰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著名機構，該學院下屬的貝爾夫中心等機構都是美國頂級的智庫。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也是頂級的智庫。近幾年我國大學裏也培育出了若幹個著名智庫，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重陽研究院、複旦大學的發展研究院、中山大學的粵港澳研究院等。
但是大學辦智庫也麵臨很多問題。首先，大學對培育學術型研究中心的經驗和模式有路徑依賴，因此很容易用建設學術型研究中心的思路來培育智庫。大學學術型研究中心與智庫的最大區別是研究中心關心的是教學和研究，研究成果的主要去向是學術刊物、學術會議和學術出版社；而智庫關心的是通過研究、谘詢和傳播活動影響政策共同體或者影響公眾輿論，對於智庫而言，大部分研究項目從啟動之日就明確目標受眾。當然自由研究在智庫中不是沒有。據華盛頓發展績效研究所前董事長大衛介紹，他們研究所鼓勵員工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做不帶任務的自由探究。布魯金斯學會也給予資深研究員自主選擇課題的自由。但是智庫的自由研究不可能離開智庫的“大盤子”，如丸走阪，自由選擇是受限製的。
大學培育智庫時，往往受建設研究中心的慣性思維影響。因此，雖然當下我國許多大學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在向智庫轉型，但是轉型成功者不多。重中之重是觀念認識不到位：對智庫本質認識不到位，對智庫運行模式認識不到位，對智庫產品設計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對智庫傳播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
大學研究中心產出相對單一，而智庫的產品（productions）則包含研究報告（表現為各種出版物）、谘詢服務、活動（智庫主辦的各種會議、論壇、聽證、調研等，本質上是智庫利用自己的專家、場地和品牌提供的服務）。據盤古智庫易鵬理事長介紹，盤古一年的活動是150場。2015年布魯金斯學會舉辦了292場活動，2萬多人參加；舉辦了110場在線討論，有5.9萬人參加。恐怕我們任何一家大學的研究中心都不可能辦這麼多活動。如果智庫局限於研究工作，以研究報告為主要產品，那麼，這種智庫和大學研究中心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我們現在大學裏的大部分智庫都是此類性質，因此很難稱其為“智庫”，這是典型的“智有餘而庫不足”。
大學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向智庫轉型的困難之二是缺乏熟悉智庫業務的營運人才，尤其缺乏“政策企業家”。大學的大部分研究人員長期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長於思考與寫作，但是運營能力嚴重不足，辦事、辦文、辦會都非其所長。一旦讓教授們運營智庫，如何處理好與政府、媒體、客戶之間的關係，如何從事智庫內部的管理，這些對他們而言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教授運營智庫會存在很長的不適應期。
例如，電視普及後，智庫專家主要承擔“政策解讀”角色。而現代媒體已經從狹隘的政治報道轉向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分析，這種趨勢之上不僅需要更專業、擁有更好教育背景的記者，同時也更倚重專家的力量。現在這些公共專家與記者、編輯已經是一種共生的關係，他們在報紙專欄、廣播新聞項目以及從電視衍生出來的訪談節目中找到了機會。報紙和電視新聞記者依靠這些專家來使每天的新聞報道更具深度，體現多樣性並實現觀點上的平衡。實際上，尋求爭論本身就已經擴大了討論的範圍，將這些專家帶到了聚光燈之下，他們作為權威人士對各種社會熱點做出評論。這種角色對於習慣於象牙塔的教授們而言並非易事。
一個成功的智庫領袖往往都是“政策企業家”。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機構建設。他們調用資源來推進一個特定議程的實現，或者是促成不同研究者和行動者之間的聯合，提高他們的職業能力，或是將可造之材送入政策精英團隊之中。他們往往領導一個強大高效的營運團隊，把智庫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條有理。據複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張怡副院長介紹，複旦發展研究院有一支由20餘名國內外知名大學碩士組成的營運團隊，正是團隊的高效運作才使得複旦發展研究院能夠整合整個複旦的社會科學專家資源。南京大學的紫金傳媒智庫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是他們已經有了包括秘書長閔學勤教授在內的5人專職、10餘位碩士生兼職的營運團隊，這個營運團隊一年中完成的活動已經有30餘場，其中包括很多大型活動。
大學培育智庫的第三個障礙是人才評價體係。為了滿足學科建設取向的需要，尤其是當下“雙一流”的建設熱潮，大學對事關學科發展的指標非常重視，甚至不惜推倒對教授的長聘製度，全部教員納入合同製管理，三年一個周期進行考核。對於許多還沒有晉升到教授崗的教師而言，高層次的項目、一流期刊論文、高級別獎項和各種人才獎勵才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目標。大部分智庫性成果並不是晉升教授的依據。
總而言之，大學想培育出優秀，甚至世界一流智庫的道路是曲折迂回、遍布荊棘的。但是大學是不是就應該放棄培育智庫？非也。大學發揮智庫功能是大學服務社會、服務政治的需要，尤其是著名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很強，是國之重器，培育優秀智庫是大學的義務，也是大學的責任。大學教授從象牙塔旋轉到智庫，經過智庫的洗禮再回到研究機構，視角和體會都會不同，教學和研究都會變得更接地氣。
三
八十四年前，羅家倫在出任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之一）校長的就職演說中，以“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成為複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來定位學校的使命。時光荏苒，南京大學雖幾經變革，但與時代、與民族同命運共呼吸的追求始終未變，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瞄準世界一流、追求卓越的思維始終未變。
南京大學在中國智庫史上曾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南京大學胡福明同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改革開放掃清了思想障礙。今天看來，這也是大學和媒體發揮智庫功能的一個經典案例。十餘年前南京大學提出了研究型大學“頂天立地”的發展戰略：一方麵確立重點學科發展戰略，著力打造世界一流科研成果；一方麵融入國家地方創新體係，著力提升一流社會服務水平。在“頂天立地”戰略的指引下，南京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通過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在不斷提升研究層次和質量的同時，充分發揮哲學與社會科學在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谘政育人、服務社會等方麵的重要作用。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大多位於我國前列，實力雄厚，南大認為這種優勢地位不僅不應該削弱，反而應該進一步加強。離開學科發展，高校智庫建設往往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實踐也證明，南大在國內外有良好聲譽的智庫都以強大的母體學科為依托。
南京大學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擁有國家級2011協同創新中心1個，省級協同創新中心2個，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4個，其他省部級研究機構25個，校級研究機構99個。研究機構眾多也意味著存在專業領域細分化、決策研究“散兵遊勇”化的現象，這影響了南京大學智庫的國際競爭力和整體發展水平。南京大學根據教育部“並非所有的高校科研機構都要變成智庫，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重點研究基地都變成智庫。而是重點研究基地可能有一批要轉型升級發展為專業化的智庫，還有一批基地要發揮好智庫功能，但並不要求向專業化的智庫發展”的指示精神，提出重點建設江蘇發展高層論壇、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風險危機管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殺與和平學研究中心、長江產經研究院、江蘇紫金傳媒智庫等國家急需、學科雄厚、團隊力量強的研究機構，並促使它們向專業化智庫轉型。南京大學要求智庫化建設的基地彰顯現代智庫的專業化：一是準確的功能定位，智庫就是智庫，不要過多承載其他非智庫職能；二是明確的專業領域和方向，南大重點建設的智庫都不是綜合智庫，都有明確的領域和方向，綜合智庫職能由南京大學整體承擔；三是逐步形成的專業化的資政研究隊伍；四是符合現代智庫建設要求的治理結構、管理方式和運營模式。
陳駿校長指出在新型智庫建設的時代課題中，“南京大學要以回答新的曆史條件下國家發展麵臨的一係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己任，不斷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大力推進原創科研，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貢獻”。南京大學以滿足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目標，開展校內外協同創新，結出了豐碩成果。
2015年4月，南京大學在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正式組建了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該中心以信息管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研究創新團隊為核心，積極開展智庫研究和平台建設工作，並為江蘇省有關部門推進新型智庫建設提供了一係列谘詢服務工作。“中心”聯合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的專家，集中力量攻關，開發的“中國智庫索引”（CTTI）已經於2016年9月28日正式上線。除了係統開發外，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還積極開展人才培養和研究工作。中心已經培養出一名智庫研究方向的博士，另有在校的四名博士生都以智庫研究和評價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對西方智庫研究成果的譯介是中心的重要工作，“南大智庫文叢”首批三本圖書就是我們團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