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荒野的女人———華文女性小說世紀讀本蘇偉貞劉俊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穿過荒野的女人:華文女性小說世紀讀本\/蘇偉貞,劉俊主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8ISBN9787305151071Ⅰ.①穿…Ⅱ.①蘇…②劉…Ⅲ.①短篇小說小說集世界現代Ⅳ.①I14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90020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出版人金鑫榮書名穿過荒野的女人———華文女性小說世紀讀本主編蘇偉貞劉俊責任編輯沈衛娟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刷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開本880×12301\/32印張17.125字數410千版次2015年8月第1版2015年8月第1次印刷ISBN9787305151071定價56.00元網址: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njupress銷售谘詢:(025)83594756*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目錄序一:女性·原初·想象\/蘇偉貞…………………………………Ⅰ序二: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的曆史寫照\/劉俊……………………Ⅵ冰心:《秋雨秋風愁煞人》(1919)……………………………………1廬隱:《麗石的日記》(1923)…………………………………………18淩叔華:《中秋晚》(1925)………………………………………………36陳衡哲:《巫峽裏的一個女子》(1928)…………………………………51馮沅君:《旅行》(1928)…………………………………………………61蕭紅:《王阿嫂的死》(1933)…………………………………………74林徽因:《鍾綠》(1935)…………………………………………………89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1941)…………………………………105張愛玲:《心經》(1943)………………………………………………129蘇青:《蛾》(1944)…………………………………………………135施濟美:《悲劇與喜劇》(1945)………………………………………147林海音:《殉》(1957)…………………………………………………167童真:《穿過荒野的女人》(1958)…………………………………189茹誌鵑:《百合花》(1958)……………………………………………2142穿過荒野的女人歐陽子:《蛻變》(1962)………………………………………………229於梨華:《黃昏·廊裏的女人》(1962)………………………………245施叔青:《壁虎》(1965)………………………………………………260李昂:《花季》(1968)………………………………………………270陳若曦:《查戶口》(1976)……………………………………………284蘇偉貞:《陪他一段》(1979)…………………………………………303王安憶:《雨,沙沙沙》(1980)…………………………………………326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1982)……………………………343朱天文:《這一天》(1982)……………………………………………362李渝:《朵雲》(1985)………………………………………………373朱天心:《新黨十九日》(1989)………………………………………393邱妙津:《玩具兵》(1989)……………………………………………423黃碧雲:《嘔吐》(1991)………………………………………………446陳雪:《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1993)……………………………452黎紫書:《推開閣樓之窗》(1996)……………………………………457平路:《婚期》(1997)………………………………………………487賴香吟:《島》(1999)…………………………………………………510序一:女性·原初·想象蘇偉貞一本選集標示了該書的主旨與作家的文學定位,同時呈現了編者的眼光、品味與用心。

2007年,成功大學中國文學係現代文學所(後改為現代文學組)開創,我應聘專任,離開待了二十年的《聯合報》副刊,回到我出生成長之地台南。赴任之初,係裏建議開授課程包括女性文學專題。初進學院,不免忐忑,幸好有寫作身份的支撐,我暗忖不妨編選一套華文女性小說世紀讀本,一方麵可當教材,另一方麵思考梳理自身對文學作品的認知。此刻,距1973年離家北上讀大學,轉眼三十五年,時空洄遊,重返路徑生出一種原初之感,浮凸效果,此寫作原初的內傾,發為文字往往以一種樸素的麵貌開始,成為日後作品風格與實踐的源頭。換言之,重返之路,不意促發了我對寫作原初的內省與取徑擇揀,亦成為此讀本編選的視角與基調。李渝《朵雲》、施叔青《壁虎》、李昂《花季》、蘇偉貞《陪他一段》、朱天文《這一天》,日後作品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原型。

著手編選華文女性小說世紀讀本之初,形式上“女性小說”既是清楚的主體核心,那麼要麵對的便是“華文”、“世紀讀本”的名詞界定。這就涉及了文學時空橫向的發展與縱向的承續。

新文學以降,小說寫作以往構造的是中國文學,然隨著時代裂變,Ⅱ穿過荒野的女人海外、台港澳文學開枝散葉,既是地理政治,也是人文發聲的修辭,近年流行的詞彙是中文或華文文學①。值此,想要編選一套文學讀本,當然是個大工程,文學仍是個進行式,從史的概念,我有意收束定焦於新文學源起的二十世紀以及女作家發表於二十世紀之小說,文本主題則訂定為女性相關議題。

在此基礎上,我開始進入不斷列寫、修改作家名單的流程,及至大量閱讀作品的時間壓力、反複思考作家文學史影響的焦慮合並浮現,事實很清楚,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我毫不猶豫地去信邀請南京大學好友劉俊教授共同編選,一如既往,他二話不說立即答應“下海”,除了情誼,這當然與個人學養勝任有關。我們初步分工,訂下體例,他主選大陸女作家且負責撰寫作家生平與導讀,我則負責台港和海外華文女作家。之後我們持續交換意見,商榷名單及調整所選作品,因受限厚度,不得不做出割舍與退讓,主要說服自己,最終不得不強迫自己接受無可奈何的共識。

但真正開始前,考慮對張愛玲研究的掌握,我先開了張愛玲專題,已經寫好及未寫的作家生平介紹和導讀一並拖了下來。不想劉俊快手快腳地依約在來年夏交稿,不久出國任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再回到南京大學,己是2012年元旦。他去國兩年,從未問我編書之事,我猜想,他是君子,放心一切,殊不知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延燒,牽連出版日益困難,台灣市場小,我不忍增添出版社負擔,唯有壓著書稿。2013年,劉俊淡定地說起也許先出大陸版,此時角色對調,我二話不說一口同意。

①王德威:《媒體·文學與家國想像》,蘇偉貞編《時代小說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集》(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版,頁ⅹⅶ。

序一:女性·原初·想象Ⅲ

重回那張終選名單,真有隔世之感。

凝視我所編選的台港、海外華文女作家名單,其實到現在,以一名讀者的角度,我仍有許多不甘與詰問;以一名編者,自知也隻能如此:林海音(1918—2001)、張愛玲(1920—1995)、童真(1928—)、於梨華(1931—)、陳若曦(1938—)、西西(1938—)、歐陽子(1939—)、李渝(1944—)、施叔青(1945—)、李昂(1952—)、平路(1953—)、蘇偉貞(1954—)、朱天文(1956—)、朱天心(1958—)、黃碧雲(1961—)、邱妙津(1969—1995)、賴香吟(1969—)、陳雪(1970—)、黎紫書(1971—)。

不甘與詰問的女作家,如康芸薇、孟瑤、徐鍾佩、張漱涵、琦君、郭良蕙、聶華苓、吉錚、葉陶、李黎、蔣曉雲、蕭颯、曹麗娟、嚴歌苓、袁瓊瓊等,都因不一因素,於是回避視線讓她們側身而過,這將成為編選者永遠的沉痛。

不爭的是,綜理此讀本,依年序從陳衡哲到黎紫書,在世代接續與書寫位置上,奇特地形成前文所言文學的橫縱發展與承繼。誠如劉俊的陳衡哲生平與導讀所言,1917年陳衡哲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一日》,發表在《留美學生季報》,反映中國女留學生在美國的一天流程及人際互動,此時魯迅的《狂人日記》尚未問世。從此角度看,《一日》稱得上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第一篇白話小說,陳衡哲更是中國女性留學海外的先驅。反觀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的作品,多取材馬來西亞家鄉人事陰暗麵,以此建構海外女性族群異質書寫的圖騰,可說是海外華文小說的開拓者。從留學生到移民異鄉,女性處境從來不是進步或退步的問題。奇特的是,黎紫書《推開閣樓之窗》以及讀本所收陳衡哲《巫峽裏的一個女子》都寫女性的命運困厄。《巫峽裏的一個女子》寫女子逃匿婆婆打罵和丈夫避走巫峽山界,《推開閣樓之窗》裏的小愛和母親卻走進Ⅳ穿過荒野的女人被詛咒似的五月花旅社。逃避的母題奇特地連接到童真《穿過荒野的女人》,小說中婚姻不幸的女子楊薇英,在失婚後獨自帶孩子離家進入學校,最後因禍得福,既出走也走出自己的路。童真形塑筆下女性追求自我不失樂觀厚道,她讓楊薇英擁有謀生能力後對追求者如是說:“我已經試著走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我想獨自走下去。”壯哉斯言,楊薇英不是拒絕幸福,而是誠實麵對自己,反寫了女性處境。從寬處看,林海音《殉》、張愛玲《心經》、於梨華《黃昏·廊裏的女人》、歐陽子《蛻變》、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平路《婚期》、朱天心《新黨十九日》、黃碧雲《嘔吐》、賴香吟《島》,都具有這樣的成色與反思。陳若曦《查戶口》則是少數“文革”題材的小說,女主人公彭玉蓮是我行我素的共和國潘金蓮,丈夫是大學副教授卻不吵不鬧不離,以此保全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尊嚴。彭玉蓮如動物本能的女性意識,成為社會製度最大的嘲諷與挑戰。

此外,一篇帶有同誌成色的作品,邱妙津的《玩具兵》,是她將自我從女性身體“流放”出去擬仿男性身體語言之作。

實踐與變形,上述作品皆演繹了法國女性學壯者西蘇(Cixous)倡議女性寫作的意義,即在“把自己寫進文本”,通過書寫,將女性自身的奮鬥嵌入世界和曆史。①至於作品折射的女性想象,出入家國、身世、情欲等虛實課題,則形成一“想象的共同體”,具體而微擴大並深化文學版圖與對話。

大陸女作家部分,劉俊輯選的是陳衡哲(1890—1976)、廬隱(1898—1934)、冰心(1900—1999)、淩叔華(1900—1990)、馮沅君(1900—1990)、林徽因(1904—1955)、丁玲(1904—1986)、蕭紅(1911—①埃萊娜·西蘇(HélèneCixous):《美杜莎的笑聲》,黃曉紅譯,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

序一:女性·原初·想象Ⅴ

1942)、蘇青(1914—1982)、施濟美(1920—1968)、茹誌鵑(1925—1998)、王安憶(1954—)。相關編選理念請參閱他所寫的編序。

要說明的是,最初擬定的選單中,張愛玲《心經》後來版權生變,黃碧雲《嘔吐》無意授權,因此兩篇小說存目,僅收作品導讀。陳雪《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也因故放棄,對此唯無言與遺憾。

是女性主義先驅伍爾夫(VirginiaWolf)的話:“事實上,身為一個‘外人’,我沒有國家;身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身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①敏感的讀者也許一眼便洞見句式關鍵詞:外人、女人、國家、世界。而“外人”,又是關鍵的關鍵。然而,對女性而言,對“國家=全世界”的跨界思辨未必切身或感興趣,但“外人”之感,卻可能時時刻刻都有。因此,如何反映自身與突圍?寫作往往成為通往世界的一條秘徑。

綜觀新文學以降,華文女性書寫場與批評的荒蕪,曾經牛步輾轉,來到新世紀,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女性角色與遭遇反映於書寫,究竟是開闊還是狹幅?女性主義學者伊蘭·修華特(ElaineShowalter)的名篇篇名《走過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勾描女性文學處境十足貼切,而童真的《穿過荒野的女人》書寫小說角色不畏荒野穿越自我,則是作為這本女性作家代表人物選集的書名,給予的一個肯定的回應。

①VirginiaWoolf,ThreeGuineas,NewYork:HarbingBook,1938,p.108.

序二: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的曆史寫照劉俊按照本書的定義,女性小說是“由女作家創作的關於女性生活反映女性心理的小說”。在“五四”時期出現,是與當時的反封建思潮結合在一起的。由於婦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結構中處於最底層,受壓迫最烈,因此“五四”反封建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突破口,就是提倡“婦女解放”。“五四”時期號召“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在1917年6月以其夫人吳曾蘭的名義,發表了一篇《女權平議》。在文章中,他認為“天尊,地卑,扶陽,抑陰,貴賤,上下之階級,三從七出之謬談,其於人道主義,皆為大不敬,當一掃而空之”①。李大釗在《現代的女權運動》一文中,則提出“二十世紀是被壓迫階級的解放時代,亦是婦女底解放時代;是婦女們尋覓伊們自己的時代,亦是男子發現婦女底意義的時代”②。在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五四”女作家們以她們的創作實績,開創了中國二十世紀女性文學(小說)的新紀元。

在反封建這個大前提下表現女性的現實人生和心靈世界,構成了二十世紀華文女性小說的最初姿態。雖然此時的反封建與反男權具有①吳虞:《女權平議》,見《吳虞文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

②李大釗:《現代的女權運動》,1922年《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第二十五期,署名守常。

序二: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的曆史寫照Ⅶ

某種“同構”的關係———封建勢力對女性的壓迫,常常是借助男性的力量呈現出來的,但剛剛進入新文學世界的女作家們在最初卻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反男權意識,因此“五四”時期女作家們對封建勢力的反抗,也就沒有通過反男權這樣的角度或渠道展開,而是將反封建指向對準了有“問題”的社會和傳統的封建文化。作為“五四”新文學女作家先驅的冰心,在她最初的女性小說寫作中,就不自覺地將對女性世界的展示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結合了起來。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冰心在她的《秋雨秋風愁煞人》中雖然具有女性視角,書寫的也是女性世界,可是卻並沒有特別突出和強調女性意識,而是將自己對女性的思考,納入到當時盛行的“問題小說”之中———也就是說,冰心的《秋雨秋風愁煞人》不過是以女性為載體,來表現“社會問題”。

相對於《秋雨秋風愁煞人》較為明顯的“社會化”傾向,廬隱的《麗石的日記》則在將女性納入“社會問題”思考的同時,帶有了更多從女性自身來思考問題的跡象。在這篇表現女性同性愛的小說中,廬隱在通過表現女性借助“戀愛自主、婚姻自由”以反封建這一“五四”主題的同時,也對女性“戀愛”和“婚姻”的對象———男性———表現出了一種不太信任的姿態。這既使《麗石的日記》在表現社會問題時具有了一種“另類”的色彩,也使廬隱的女性書寫帶有了性別思考的色彩:女性“自主”和“自由”的獲得,到底是體現在同性愛中還是體現在異性戀中。小說最後雖然女主角還是回歸了異性戀的“傳統”,但廬隱在小說中頗具“前衛”色彩的思考,使“五四”時的女性小說,具有了一種別具特色的高度。

與冰心和廬隱通過女性書寫表現“反封建”的宏大主題不同,淩叔華顯然更關注女性的日常人生。她的《中秋晚》寫的是個女人使小性子的悲劇,因為對一個觀念和心理感覺(雖然這個觀念和心理感覺帶有濃烈的封建意味)的堅持,女主角失去了她的婚姻。在這篇小說中,淩叔Ⅷ穿過荒野的女人華寫出了那個時代的一種女性悖論:女性在堅持自己的觀念和心理感覺時,似乎體現了對男性的反抗,可是這種反抗的無力以及反抗理由的荒謬本身,卻使女性陷入更深的悲劇———而更為可悲的,是女性身陷悲劇而不自知。對女性身上這種悖論的發現和表現,表明淩叔華的女性小說,具有一種對女性命運個人化的獨特思考。

如果說冰心、廬隱和淩叔華在“五四”時期的女性小說書寫,更多地是寫實地描述女性在那個時代的各種現實遭遇、心理反應、情感形態,並融入作者自己的感受心得和女性關注,那麼陳衡哲的小說《巫峽裏的一個女子》,則是以寫實和象征兼具的方式,對女性的現實處境和精神特質,進行了高度概括式的表現。雖然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麵缺乏藝術的精致,但聚焦於對女性“出走”(現實層麵)和“堅韌”(象征層麵)這兩方麵的表現,體現了作者對女性命運的獨特思考,而在寫實基礎上融入象征手法,也使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女性小說,在藝術上具有了某種先鋒性。

當陳衡哲在自己的筆下關注女性的出走姿態和堅韌氣質之時,馮沅君卻在女性的出走姿態中發現了內在的精神矛盾。在《旅行》中,馮沅君寫出了在時代轉換之際,一個現代女性“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①的決斷和猶豫———這樣的決斷和猶豫當然不隻屬於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而是屬於那一整個時代的女性。馮沅君寫這篇小說的時候,“五四”運動已經過去快十年了,可是女性仍然在戰勝傳統和戰勝自己的“旅途”上苦苦掙紮。

從冰心的《秋雨秋風愁煞人》到馮沅君的《旅行》,正是“五四”以後①魯迅:《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頁。

序二: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的曆史寫照Ⅸ

的第一個十年,在文學史上,這十年常被統稱為“第一個十年”或文學史上的“五四時期”。從這十年的女性小說中不難看出,對女性與傳統、與同性、與異性、與自身關係的思考和表現,成為這個時期女性小說關注的焦點。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因應著時代風雲的變幻,女性小說在表現女性自身的狀態和處境時,有了新的特點。蕭紅的《王阿嫂的死》在表現女性命運時,引入了殘酷而又血淋淋的階級壓迫。蕭紅筆下的王阿嫂不但是個女性,而且是個受階級壓迫的女性,她的死就是階級壓迫的結果———於是,女性作者在關注女性與傳統、與同性、與異性、與自身關係之外,又添入了女性與階級的關係———作為弱勢群體,女性在階級關係中的受壓迫狀況,顯然要比男性來得更為慘烈,這或許就是為什麼蕭紅在寫王阿嫂的時候,其筆觸給人一種粗糲和強悍的印象———在某種程度上講,與其說這是蕭紅的文字粗糲和強悍,不如說是王阿嫂這樣遭受慘烈的階級壓迫的女性命運非如此粗糲和強悍的文字不足以表達。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曆史上是充滿血與火的年代,戰爭和革命成為這個時代裹挾民眾的巨大洪流,女性在其中載浮載沉自難幸免———事實上女性在其中的生存處境較之男性更加艱難。當蕭紅三十年代在《王阿嫂的死》中著重表現女性遭受階級壓迫的慘狀之時,四十年代的丁玲則在《我在霞村的時候》中表現了女性在時代洪流中麵臨的另一種遭遇:革命。當貞貞為了革命而獻身(貞操),革命卻用封建意識對之加以道德譴責之際,在貞貞身上背負的女性與封建傳統、女性與革命、女性與身體、女性與民族國家幾種關係的糾纏,使得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對女性的書寫顯得更加複雜,女性在麵向時代時的處境和姿態也顯得頗為委屈和尷尬。在這個過程中,身為女性同時又是革命者的作家丁玲,可能比其他二十世紀的女作家都更深地以自己的人生介Ⅹ穿過荒野的女人入了女性小說的書寫。她因女性小說書寫而造就的個人命運,成為二十世紀女性小說的另一種“文本”———革命維度的介入,無疑使二十世紀女性小說所表現的那種女性特有的內在矛盾,更具張力。

在革命的維度上,《我在霞村的時候》中那種利用女性同時又譴責女性的描寫並不是反思女性處境和女性命運的唯一走向,五十年代茹誌鵑在《百合花》中塑造的“我”和“新媳婦”形象,就在革命的氛圍和語境下,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男”、“女”關係:小戰士在“我”麵前十分羞澀,而“新媳婦”對小戰士的態度,則體現了女性在男性麵前已經具有一種決定性的力量———這一切當然都是革命造成的,如果不是在革命隊伍中,按照當時一般的中國社會和鄉村男女關係的結構,男性在女性麵前何來羞澀?更別說在女性麵前受挫了。茹誌鵑的《百合花》著實借助“革命”的力量,對傳統的“男”、“女”兩性關係進行了顛覆。

當蕭紅、丁玲和茹誌鵑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階級壓迫和革命世界裏表現女性的處境、狀態和命運的時候,林徽因、張愛玲、蘇青、施濟美卻從與女性密切相關的美、欲望和自主性維度展開對女性的生命探索———這一維度的存在表明,即使是在血與火交織的殘酷年代,女性的世界中也仍然有著對美、對自身欲望和對自己自主性的自覺追求。

林徽因的《鍾綠》記錄了林徽因對女性“美”的感歎———“美”的人和物,似乎都有不長久的命運。於是,對“美”的發現、憐惜和悲歎,就成了林徽因表現三十年代女性時不同於蕭紅的突出特點———她是溫婉的、精致的,即便是在表現對“美”的悲劇結局的時候,林徽因的姿態和文字也是優雅的。

與林徽因在《鍾綠》中對女性“美”進行聚焦並以溫婉、精致和優雅的筆墨對之加以表現不同,張愛玲的《心經》表現的是女性在感情世界中的迷失———女兒對父親的不倫之戀,給女兒和母親都帶來了巨大的序二: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的曆史寫照Ⅺ

痛苦,然而這種痛苦的根源在於“以幻為實,以夢為真”①,體現的是人類更為廣大的痛苦———也許張愛玲的深刻就在於,她對女性迷失的表現以愛上了不該愛的人為“表”,以呈現人類的共同痛苦為“裏”,這就使得她的女性小說具有了“哲理”的高度,在二十世紀的華文女性小說中獨樹一幟。

同為四十年代作家的蘇青,在對女性表現的深刻性上或許不如張愛玲,但她以自己的率真和坦白,對在女作家筆下一向諱莫如深的女性欲望,進行了大膽的揭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蛾》中,蘇青不但充分肯定女性的自然生理欲望,而且對女性為了生理欲望如飛蛾撲火般奮不顧身的精神大加讚賞———從“五四”時期女性爭取“戀愛自主、婚姻自由”到四十年代對欲望的肯定,女性從對社會結構和文化製度的“外在”反抗,發展到對生理本能和身體欲望從觀念到肉體的雙重“內在”釋放。很顯然,女性小說的發展到了蘇青筆下,又有了新的特質。

對女性欲望的主動把握,成為女性控製自己身體乃至把握世界的一種自主方式。在稍後於《蛾》的《悲劇和喜劇》中,施濟美通過她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表現了一種女性在男女交往和感情互動中掌握主動權的新姿態。在這篇小說中,女性的自主性相對於“五四”時期和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的其他女性小說,有了極大的提升。女主人公對自己感情、身體和人生的把握,已不再受時代、社會、家庭、經濟和男性的約束,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意誌,作自由的選擇。施濟美的這篇小說,呈現了四十年代女性在“革命”維度的另外一維,如何沿著“五四”開創的“女性解放”的道路,經由廬隱、淩叔華、陳衡哲、馮沅君、蘇雪林、林徽因、張愛玲、蘇青,在經曆了各種曲折之後,逐步實現了對自己從身體到①見本書“張愛玲”篇蘇偉貞的導讀。

Ⅻ穿過荒野的女人情感的完全掌控———男性在施濟美的筆下,已成為等待女性“判決”並且隻能接受判決結果的被動者。

女性成長和解放在“革命”的一維也經曆了從飽受階級壓迫(《王阿嫂的死》)到在革命隊伍中經受革命行為與封建思想造成女性的兩難困境(《我在霞村的時候》),再到因為革命使女性在男性麵前翻身解放(《百合花》)這樣一個同樣充滿曲折但也最終走向女性自主的過程。這一過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王安憶筆下,則以《雨,沙沙沙》中雯雯的抒情化姿態,走向了“革命”之後的日常生活性———二十世紀華文女性小說的“革命”一維,至此與“五四”以來在日常人生中表現女性的自主、獨立和解放這一維度最終合流。

冰心:《秋雨秋風愁煞人》作家介紹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福建長樂人。1918年進協和女子大學(後並入燕京大學)學醫,後改學文學。“五四”時期被“震”上文壇。

1919年發表處女作《兩個家庭》,早期作品包括短篇小說《斯人獨憔悴》《去國》,散文《笑》《往事》等,在文壇頗有影響。1921年參加文學研究會,1923年赴美國學習英國文學,在美期間寫成《寄小讀者》等散文寄回國內發表,轟動一時。新文學運動早期最有成就和影響的女作家之一。

1926年自美回國後,冰心先後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女子文理學院任教。1929年與社會學家吳文藻結婚。抗戰勝利後東渡日本,任教於日本東京大學。1951年回到大陸,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顧問。

在近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中,冰心著有詩集《繁星》(1923)、《春水》(1923),短篇小說集《超人》(1923)、《往事》(1930)、《南歸》(1931)、《姑姑》(1932)、《去國》(1933),散文集《寄小讀者》(1926)、《關於女人》(1943)、《歸來以後》(1958)、《我們把春天吵醒了》(1960)、《櫻花讚》(1962)、《拾穗小劄》(1964)、《記事珠》(1982),散文小說集《晚晴集》2穿過荒野的女人(1980),兒童文學作品《小桔燈》(1960)等。

冰心出身海軍軍官家庭,家庭氛圍較為溫馨和開化,因此從家庭中感受到了較多人生的溫暖,也比同齡女性能更早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這對她後來的人生和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她既能以母愛、童真和自然三位一體去構想美好的人生,也能對人間的種種不平投以關注、思索和同情的目光。前者突出地體現在她的詩作中,後者則主要以小說來表現。1949年以後,冰心的創作重心轉向“最喜愛的文學形式”———散文,這個時期的散文創作,在延續早期散文清新雋麗風格的同時,還充滿了喜悅明朗的樂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