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自然要選擇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事件和作家，但如果能把相關區域中發生的同類且更早的文學事件聯合起來考察，對於深入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史發展的曆程就很有幫助，也更接近真實的文學現狀。
149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陳寅恪與《紅樓夢》的關係，今天為人談論的較多，劉夢溪有長文梳理相關史料並有深入分析①。關於《兒女英雄傳》本身的專題論文也不鮮見，但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間的關係，特別是他為何喜歡在自己著述中引用《兒女英雄傳》等現象，目前還沒有人特別注意，所以有必要稍加申說。
一、陳寅恪著述中所提《兒女英雄傳》事例《兒女英雄傳》是清代文康的一部章回體長篇小說，清同治成書，光緒刊行，敘述用評書體，語言用北京話。文康別名燕北閑人，本書原名《金玉緣》，後經補寫，改名為《兒女英雄傳》。
小說描寫清朝副將何杞被紀獻唐陷害，死於獄中，其女何玉鳳化名十三妹，出入江湖，立誌為父報仇。淮陰縣令安學海為人①劉夢溪《陳寅恪與紅樓夢》第１—２９頁，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北京。
150陷害獲罪，其子安驥籌銀千兩前往營救。安驥和民女張金鳳遇險於能仁寺，幸虧何玉鳳及時相救，始免於難。事後何玉鳳做媒，將張金鳳許配安驥，並解囊贈金、借弓退寇，使安驥一行人平安到達淮陰。後紀獻唐為朝廷所殺，何玉鳳見家仇已報，打算出家，為人勸阻最後嫁給安驥。張金鳳、何玉鳳相處親如姊妹。
最早注意《兒女英雄傳》的是李玄伯，後來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孫楷第等學者均有專題論文評述譹訛。馮友蘭也特別欣賞這部小說。宗璞曾回憶：“還記得一次在飯桌上，父親邊吃飯邊談論《兒女英雄傳》，說這本書思想不行，但描寫有特點，他講到十三妹的出場，和以往舊小說的出場完全不同，有現代西方小說的手法，不是先自報家門，而是在描寫中逐漸交待人物；講到鄧九公洗胡子，認為寫得很細，很傳神。”譺訛陳寅恪沒有為《兒女英雄傳》寫過專題論文，但在中國現代學者中，他可能是在書信和文章中隨手引述《兒女英雄傳》最多的學者，可見對這部小說記憶之深，印象之佳。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陳寅恪給吳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詩箋證稿》這樣的書以後恐無再出版機會後，信中有這樣幾句話：“《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吾輩之困苦，精神、肉體兩方麵有加無已，自不待言矣。”譻訛《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此信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一譹訛參見文康《兒女英雄傳》一書所附研究文章第５６１—５８６頁，嶽麓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譺訛李揚《宗璞：希望寫的曆史向真實靠近》，《文彙報·筆會》，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譻訛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第２６８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51書中轉來，原書有一處筆誤“第三十回”應當是“第十三回”。
“敦古意集腋報師門”係《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吳學昭原書將“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這幾句省略了譹訛。
《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感舊情掛冠尋孤女”，此回前一段敘安學海在山陽縣河工知縣任上，為人陷害，後得學生烏明阿重金幫助，原書寫道：烏大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著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著管子京、何麥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眾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數兒，教他們量力盡行。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教他們隻發信來，把銀子彙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為眾門生的集腋。
將來他們彙到門生那裏，再從門生那裏扣存也是一樣。
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隻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譺訛陳寅恪致吳宓信中的感慨即由此段引出，書信為信手寫來，譹訛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第１３１頁，清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北京。
譺訛文康《兒女英雄傳》第１８８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上海。
152而陳寅恪信中記憶準確，可見他對《兒女英雄傳》的熟悉程度。
１９５３年，陳寅恪寫《論再生緣》。他一開始即說他從小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他也喜讀林譯小說。林譯小說中最多的是哈葛德（ＨｅｎｒｙＲｉｄｅｒＨａｇｇａｒｄ）的作品。陳寅恪在本文林譯小說結構精密，即舉哈葛德作品為例。陳寅恪說：“哈葛德者，其文學地位在英文中，並非高品。所著小說傳入中國後，當時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廬深賞其文，至比之史遷。能讀英文者，頗怪其擬於不倫。實則琴南深受古文義法之熏習，甚知結構之必要，而吾國長篇小說，則此缺點最為顯著，曆來文學名家輕小說，亦由於是。（桐城名家吳摯甫序嚴譯天演論，謂文有三害，小說乃其一。文選派名家王壬秋鄙韓退之、侯朝宗之文，謂其同於小說。）一旦忽見哈氏小說，結構精密，遂驚歎不已，不覺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馬子長相比也。”譹訛陳寅恪在中國舊小說中，最欣賞《兒女英雄傳》，他說：“至於吾國小說，則其結構遠不如西洋小說之精密。在歐洲小說未經翻譯為中文以前，凡吾國著名之小說，如《水滸傳》《石頭記》《儒林外史》等書，其結構皆甚可議。寅恪讀此類書甚少，但知有《兒女英雄傳》一種，殊為例外。其書乃反《紅樓夢》之作，世人以其內容不甚豐富，往往輕視之。然其結構精密，頗有係統，轉勝於曹書，在歐西小說未輸入吾國以前，為罕見之著述也譺訛。
《論再生緣》直接引述《兒女英雄傳》文字作為考證資料有多處。如考證範科第年月時，陳寅恪說：“故《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於第三五回‘安公子占桂苑先聲’中，述安龍媒以備%
譹訛陳寅恪《寒柳堂集》第６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寒柳堂集》第６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53卷得代，錯用官韻之馬簣山中式第六名舉人。此事實暗指同治三年甲子順天鄉試，而非雍正年間科場規則也。”譹訛考證陳端生生母身份時，陳寅恪又引《兒女英雄傳》為證，他說：如《兒女英雄傳》第二回‘沐皇恩特受河工令’略雲：（安）老爺開口先向著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眷。到了明秋，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觀場。”太太說：“老爺才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還是商量商量。
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顆印是個要緊的。衙門裏要不分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說：“何嚐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裏，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麼法兒呢？”公子便說道：“請父母隻管同去，把我留在家裏。”老爺明決料著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便向太太道：“譬如咱們早在外任，如今從外打發他進京鄉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著他不成？”太太聽了，便向老爺說道：“老爺主見自然不錯，就這樣定規了罷。”寅恪案，清國子監題名碑乾隆十三年戊辰科會試，則其前一年，即乾隆十二年丁卯有鄉試。汪上不令其%
譹訛陳寅恪《寒柳堂集》第１００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54子孟於乾隆十年，隨己身同赴雲南，而遣家歸秀水，蓋欲孟留居故裏，預備應乾隆十二年丁卯科浙江鄉試。
此點與安老爺不令安公子隨身赴淮安，而令其留京應順天鄉試者相同。又安老爺此時不過一候補河工令，尚未得實缺，或署事。但安太太必欲分出個內外，以保管官印。據國朝耆獻類徵二三二沈大成代撰汪上墓誌銘略雲：或有執石頭記述賈政放學差及任江西糧道，王夫人、趙姨娘、周姨娘皆不隨往以相難。鄙意石頭記中，不合事理者頗多，如晴雯所補之孔雀毛裘，乃謂出自俄羅斯國之類。若更證以才女戴萍南隨其翁趙老學究赴江西學政之任，旋沒於任所一事，尤為實例實據。足見兒女英雄傳所言，非憑虛臆造者也。譹訛１９５４年，陳寅恪作《柳如是別傳》，考證柳如是姓氏時，也引《兒女英雄傳》為例。陳寅恪說：“若燕北閑人之《兒女英雄傳》，其書中主人何玉鳳，至第十九回‘恩怨了了慷慨捐生，變幻重重從容救死’之末，始明白著其姓名。然此為小說文人故作狡獪之筆，非史家之通則也。”譺訛１９５２年，陳寅恪有《偶觀〈十三妹〉新劇戲作》絕句兩首，原詩如下：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姹女；%滿堂觀眾笑且憐，黃花一枝秋帶雨；譹訛陳寅恪《寒柳堂集》第１０１—１０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第１６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55紅柳村中怪事多，閑人燕北費描摹；周三狡計原因爾，鄧九甘心可奈何。
因此詩作於１９５２年，曆來解陳詩的人，都判斷出了本詩暗含的意義是寫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十三妹》即由《兒女英雄傳》改編，陳寅恪此詩句句不離《兒女英雄傳》情節，足證他對這部小說的鍾愛。
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９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興起後，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向京津高校教師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同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開展學習運動。號召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聯係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此後運動由教育界逐步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１９５２年秋基本結束。
陳寅恪內心對思想改造非常反感。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報告，講到思想改造不能強迫時，提到兩個人，一個是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一個是１９５１年取道法國由香港回中國的地質學家、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他當時是中共的“戰犯”之一。
陳寅恪１９４９年曾有《哀金圓》詩，諷刺當時的幣製改革，詩中明諷王雲五，但此事恰是翁文灝主政行政院時發生的。
“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姹女”，一語雙關。第二句中“衰翁”即用習語暗出“翁”字，此句明用《兒女英雄傳》故事，實寫周恩來講話中表揚翁文灝回國一事。
《兒女英雄傳》第十五回“酒合歡義結鄧九公，話投機演說十三妹”，寫的是綠林中人，綽號海馬的周三周得勝，五年前在牛山為鄧九公一鞭所敗，後乘鄧九公在家設宴，前來尋釁，想用156男扮女裝登台演戲的方式羞辱鄧九公，鄧九公時年八十有七，“衰翁”是也。被激不過，比武論輸贏，因年邁力衰，幾為所敗，幸得十三妹出場解圍。
周三對鄧九公說：“我這盒裏裝著一碗兒雙紅胭脂，一匣滴珠香粉，兩朵時樣的通草花兒，你打扮好了，就在這台上扭個周遭兒我瞧瞧，我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譹訛陳寅恪明白知識分子改造為何事，所以用了《十三妹》中的這個情節，發出如此感歎。周三疑暗指“周恩來”，鄧九暗指“翁文灝”。戲中角色與二人經曆相合處頗多，故事情節恰好與思想改造意涵相應。“紅柳村中怪事多，閑人燕北費描摹”，紅柳村是《兒女英雄傳》中一地名，全稱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閑人燕北”是文康別稱，全詩均用《兒女英雄傳》情節。
二、陳寅恪為何深賞《兒女英雄傳》對一部小說的興趣有相當程度的個人原因，這其中有個人身世、經曆、知識結構以及欣賞趣味等，有時候與小說本身獲得的一般社會評價並不相同，所謂有一千個人即有一千個莎士比亞是也。但在中國現代學者中，對一部舊文人的小說有大體相同的評價，卻不能簡單說是欣賞趣味所至，而其中必定包括了複雜的因素。
陳寅恪認為中國舊小說中《兒女英雄傳》最好，甚至“轉勝於曹書”，這個評價是目前已知的對《兒女英雄傳》的最高評價，當否可以討論，但陳寅恪這個見識卻不能不引起研究者注意。一譹訛文康《兒女英雄傳》第２３１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上海。
157個中國第一流史學家的意見，總有它的道理，哪怕是個人偏見，也必有引人深思之處。
陳寅恪自己講，他對《兒女英雄傳》的看法是有感於中國長篇小說結構不如西洋長篇小說精密，也就是中國長篇小說結構失於簡單，他舉了《水滸傳》《石頭記》《儒林外史》等書，認為“其結構皆甚可議”。但對《兒女英雄傳》，卻認為:“殊為例外。
其書乃反《紅樓夢》之作，世人以其內容不甚豐富，往往輕視之。
然其結構精密，頗有係統，轉勝於曹書，在歐西小說未輸入吾國以前，為罕見之著述也。”從陳寅恪這個看法判斷，我們或許僅能得出他是由純粹技術角度來肯定《兒女英雄傳》，這個觀點與馮友蘭的看法相同。馮友蘭也認為《兒女英雄傳》思想不行，但描寫有特點，有現代西方小說的手法。這也差不多是當時喜歡《兒女英雄傳》的新學者們的基本看法。
應當說陳寅恪對《兒女英雄傳》的評價，除了小說在結構和敘述上的長處外，對於小說的內容，陳寅恪也沒有像他同時代人如魯迅、胡適、馮友蘭等，認為寫法不錯而思想完全不行。我們要注意，陳寅恪談及《兒女英雄傳》主題和思想時，隻是說“世人以其內容不甚豐富，往往輕視之”，言外之意似有此判斷失之簡單的意味。陳寅恪關於《兒女英雄傳》的所有記述中，從沒有否定此書思想內容的觀點，這雖然不能說明陳寅恪就完全認同此書的思想，但至少說明陳寅恪對此書主題和思想內容並不像世人那樣反感。這是個人閱讀趣味，但也有個人身世之感。
陳寅恪認為《兒女英雄傳》是“反《紅樓夢》之作”，這個看法其實並非陳寅恪獨創，而是延續了胡適的觀點。這裏尤需注意，陳寅恪談論《兒女英雄傳》最多的時候，恰是１９５４年批判胡適運158動前後，他肯定胡適對《兒女英雄傳》的意見，可能也暗含了對這位老朋友的懷念。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對《兒女英雄傳》的看法是“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惟彼為寫實，為自敘，此為理想，為敘他，加以經曆複殊，而成就遂迥異矣”，與胡適觀點大體相同。
１９２５年，胡適為亞東書局刊印《兒女英雄傳》寫序，他肯定這部小說在語言上的成就，認為“生動、漂亮、俏皮，詼諧有風趣”，同時也肯定本書有相當豐富的社會史料，但胡適也指出這部小說的思想非常淺陋，“是一個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窮愁之中做的如意夢”。胡適說“依我個人看來，《兒女英雄傳》與《紅樓夢》恰是相反的。曹雪芹與文鐵仙同是身經富貴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窮愁的時候才發憤著書。但曹雪芹肯直寫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惡，而文鐵仙卻不但不肯寫他家所以敗落的原因，還要用全力描寫一個理想的圓滿的家庭。曹雪芹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鐵仙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麵”譹訛。
陳寅恪深賞《兒女英雄傳》，其實有他自己的身世之感在其中。作者文康是旗人官宦子弟，此點與陳寅恪的身世大體相同，以往研究陳寅恪的學者都傾向於認為陳寅恪身上有遺少氣息。陳寅恪也說過自己“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譺訛。《兒女英雄傳》恰好成書於這一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兒女英雄傳》敘述的家庭情景及女性表現與陳寅恪自己的經曆和理想相合。
《兒女英雄傳》中的安學海是一個理想形象，他飽讀詩書，%
譹訛文康《兒女英雄傳》第５６４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上海。
譺訛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２８５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59剛正不阿而又通達人情。在文康筆下，安學海是一個理學先生，是一個好官，他教育子弟也是以科舉正途為進身之階，從不搞歪門邪道。此點與陳寅恪的家世背景也相符合。陳寅恪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都有科舉經曆，陳三立還是進士，陳寅恪一度在祖父身邊，從小在舊家中長大，“父執姻親多為當時勝流”，雖大家族而其樂融融，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之處有切身體會。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明確表達：“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猶希臘柏拉圖所謂說的Ｅｉｄｏｓ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譹訛他晚年撰寫《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對於知恩當報一類小事均記憶極深譺訛。
《兒女英雄傳》是文康構建的一個中國舊家的理想世界，雖然其中偶有因果報應和“作善降祥”的情節，偶失荒誕，但因為書中文康將自己及家族的真實經曆寫出，敘述得相當真切，所以在文化理想上暗合陳寅恪的思想境界，而常常引起陳寅恪的懷想，這可能也是他習慣用本書材料作為考證工具的原因之一。
陳寅恪對他早年學生中不能堅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事，非常敏感。１９５４年３月，陳寅恪開始寫《錢柳因緣詩釋證》，在第一章“緣起”中抄錄了多首自己的詩。其中有１９６３年冬天寫的兩首，其中一首有兩句：“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這兩句詩常為研究陳寅恪的人提起，一般認為這是陳寅恪對當時“學生批判老師”的感慨，此詩後一句是陳寅恪著述中常出現的典故。
%譹訛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第１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寒柳堂集》第１８６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0陳寅恪著作中，經常引述唐代李亢《獨異誌》中的一個故事。
崔群是貞元八年名相陸贄所取進士，與韓愈同榜。後來仕至宰相，為官清正。唐憲宗元和十年，崔群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錄取進士３０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勸他置一點莊田，“以為子孫之計”。崔群笑答：“餘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而崔夫人卻反問：“你不是陸贄的門生嗎？”崔群回答說：“是啊！”崔夫人說：“往年你身為知貢舉，卻派人告訴他兒子陸簡禮不要應舉，以免引起非議。如果門生真是美莊良田，那麼陸氏這一莊算荒廢了。”崔群聞聽此言，很覺對不起自己的座主。陳寅恪中山大學《唐史講義》中“科舉製度及政治黨派”條，抄錄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詩。白詩最後兩句是：“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譹訛因為陳寅恪對自己學生迎合時代非常反感，這樣的現實情景最容易喚起他早年閱讀《兒女英雄傳》中門生對座主情感的記憶，所以才有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給吳宓的信中那樣的感慨。《兒女英雄傳》此回敘安學海在山陽縣河工知縣任上，為人陷害，後得學生烏明阿重金幫助，陳寅恪向吳宓提這個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學生指望不上，而“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了解這個背景，則能理解陳寅恪１９５４年給科學院答複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譺訛。
陳寅恪深賞《兒女英雄傳》，是他在心理上認為小說雖以理想筆墨寫出，但與他感受過的真實生活相近，而他對這種生活始終保持溫情回憶。《兒女英雄傳》一書中，以中國正統文化為基本%
譹訛陳寅恪《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２８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４６４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1底色，無論男女，無論為官為民，忠誠信義和保持節操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兒女無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這恰合陳寅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判斷。
另外一個細節是陳寅恪對待女性的態度。１９４９年後，陳寅恪舊詩中凡涉及女性主題，均出於真摯讚美，他說自己晚年“著書唯剩頌紅妝”，看花聽戲經常發出的感慨是“西江藝苑今誰勝，不是男兒是婦人”。譹訛《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的主旨都是讚美女性，而這一主題恰也是《兒女英雄傳》中的主題，在此書中無論金鳳玉鳳，還是安學海、鄧九公身邊的女性，個個都是“溫柔兒女家風”，這與陳寅恪一向推崇的“家風之優美”極相符合，這可能也是陳寅恪深賞《兒女英雄傳》的一個深層心理。
陳寅恪晚年多講崔群故事，其實還隱含一個判斷，即女人常常較男人更有見識，其中暗含了對１９４９年之際陳夫人、妹妹陳新午決斷的欽佩和自己沒有離開的悔恨之意。陳寅恪的去留問題曾引起過爭議，主要是因為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當年出版時曾有刪節，後出的《吳宓日記續編》中其實已將此事言明。１９６１年９月３日的吳宓日記中說：“陳序經暢談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論張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詳述陳寅恪兄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來嶺南大學之經過（由上海來電，時序經任校長、竭誠歡迎）。到校後，約在１９５０年1或2月，嫂力主往外國（歐、美）或台灣，竟至單身出走，至港依Ｄａｖｉｄ及其諸妹，序經追往，遍尋，卒得之於九龍一無招牌之私家旅館，見，與約定‘必歸’。序經乃先譹訛張暉《新發現的陳寅恪給龍榆生的詩函》，《南方都市報》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第１７版。
162歸。俟其夫婦感情緩和，乃遣人往迎歸。”譹訛此處Ｄａｖｉｄ即俞大維是陳寅恪的表弟也是妹夫。１９５２年２月，陳寅恪有《壬辰廣州元夕收音機中聽張君秋唱祭塔》，其中第一首：“雷峰夕照憶經過，物語湖山恨未磨；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類負心多”譺訛，表達的也是對女性的讚美和欽佩。
陳寅恪深賞《兒女英雄傳》對待女性的態度，此點與周作人的看法相合。周作人說：“《兒女英雄傳》還是三十多年前看過的，近來重讀一過，覺得實在寫得不錯。平常批評的人總說筆墨漂亮，思想陳腐。這第一句大抵是眾口一辭，沒有什麼問題，第二句也並未說錯，但是我卻有點意見。如要說書的來反對科舉，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無人能及，但誌在出將入相，而且還想入聖廟，則亦隻好推《野叟曝言》去當選矣。《兒女英雄傳》作者的晝夢隻是想點翰林，那時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說裏不見得是頂腐敗。”譻訛周作人還認為《兒女英雄傳》“對於女人態度頗好，恐怕這或者是旗下關係”。
周作人一向反對道學，但對《兒女英雄傳》中安學海的形象卻表示讚同，說他“通達人情物理，處處顯得大方”。
結語一個明顯事實是陳寅恪深賞《兒女英雄傳》的言論，都出現在他１９４９後的著述中，這不是偶然的。這個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譹訛吳學昭編《吳宓日記續編》第５冊第１６６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６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第８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譻訛文康《兒女英雄傳》第５７４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上海。
163的徹底否定可能在相當大程度上引起了陳寅恪的警覺，在無法直接言說的情況下，陳寅恪多用曲折的筆墨表達。《兒女英雄傳》以理想化的敘述方式，將中國傳統舊家庭中優美的一麵展示出來，特別是這部小說中，座主與門生關係恰好與陳寅恪當時處境形成鮮明對比，上世紀50年代，學生批判老師極為普遍（如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雙反運動等），社會風氣對學生背叛老師不以為忤。由此喚醒陳寅恪早年對這部小說的美好回憶也就不奇怪了。
陳寅恪晚年生活中，兩個學術助手程曦、金應熙在專業上都沒有問題，但最後都離老師而去；陳寅恪早年清華國學院的舊門生陸侃如、高亨也積極迎合時代，修改舊作，寫“頌聖詩”；周一良、汪也放棄了獨立精神，這讓陳寅恪內心極為痛苦。我們觀察陳寅恪最後的經曆，發現他生命最後時刻，守候在身邊的除了陳夫人和自己的三個女兒外，對他心靈安慰最大的一個是黃萱，一個是高守真，兩位女性都係出名門。陳寅恪晚年生活中，中國傳統文化養育出的女性，確實表現出了相當高貴的品性。譹訛陳寅恪晚年舊詩中隻有兩首挽詩，一挽洗玉清，一挽曾昭，兩位女性也都是出身舊家的名門之後。譺訛陳寅恪早年遊學西方諸國，對西洋小說與中國傳統小說的比較閱讀，產生細微觀察，他雖然隻由敘述和結構角度指出中國舊小說與西洋小說的差異，主要是批評中國小說在敘述方式上的簡單、雷同，但在諸多中國舊小說中，他對《兒女英雄傳》的推崇，則不僅包括了這部小說敘述方式上的創新，更有這部小說中描寫%
譹訛參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相關記述，三聯書店，１９９５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第１６５、１７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4的講人情、重氣節的時代氣息，喚醒了陳寅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溫情回憶。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曾指出：“吾國舊日社會關係，大抵為家庭姻戚鄉裏師弟及科舉之座主門生同年等。”譹訛文康《兒女英雄傳》具備這個判斷的全部因素，而且均以理想狀態描述，這可能也是此書打動陳寅恪的原因。
%譹訛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第９６３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5陳寅恪與中國小說一、陳寅恪閱讀小說史陳寅恪著述中，關於中國舊小說，提到最多的是《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相關論述，劉夢溪、劉廣定、劉克敵和筆者曾有專文論述①，此處不贅。
陳寅恪特別喜歡閱讀小說，《論再生緣》一開始，陳寅恪即說他對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還特別提到自己喜讀林譯小說②。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日，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說：“知將有西北之行……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遊耳。”多九公、林之洋是《鏡花緣》中周遊%
①見劉夢溪《陳寅恪與紅樓夢》第１—２９頁，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劉廣定《大師遺珍》第１５—３４頁，文彙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劉克敵《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第１６６—１７７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謝泳《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文藝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②《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６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6海外的人物。陳寅恪隨手寫出，可見對小說《鏡花緣》非常熟悉。
１９４５年，陳寅恪在病中，吳宓曾“以借得之張恨水小說《天河配》送與寅恪譹訛”。同年夏天，陳寅恪有詩《乙酉七七日聽人說水滸新傳適有客述近事感賦》一首。《水滸新傳》是張恨水１９４０年初在重慶創作的長篇小說，說明陳寅恪對張恨水的小說很有興趣。陳寅恪的女兒曾回憶：“父親很欣賞張恨水的小說，覺得他的敘述，生活氣息濃鬱，尤其是舊京風貌，社會百態，都描繪得細致生動。”譺訛１９４５年秋冬兩季，陳寅恪在英國得熊式一所贈英文小說《天橋》後，曾寫有七絕兩首、七律一首。第一首七絕中首句“海外熊林各擅場”，說明陳寅恪同時熟悉林語堂的小說譻訛。
陳寅恪譼訛一生文史研究，極重文體，對文體的敏感和自覺是陳寅恪學術中的一個重要關節點。他對中國小說情感的表現方式，特別是對男女情愛表達與文化間的關係，也有極為細致的觀察。
陳寅恪說：“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係，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此後來沈三白《浮生六記》之閨房記樂，所以為例外創作，然其時代已距今較近矣。”譽訛此段議論表明陳寅恪熟讀《浮生六記》並對其敘閨房私情的表達方式有很高評價。
%譹訛《吳宓日記》第９冊第３９５頁，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流求等《也同歡樂也同愁》第１８４頁，三聯書店，２０１０年版，北京。
譻訛《陳寅恪集·詩集》第５４—５５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譼訛《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６８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譽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０３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7《柳如是別傳》“緣起”中，陳寅恪感慨：“寅恪以衰廢餘年，鉤索沉隱，延曆歲時，久未能就，觀下列諸詩，可以見暮齒著書之難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非仿花月痕之體也。”譹訛隨口提到清代以妓女為主角的小說《花月痕》，足證陳寅恪對清代小說的熟悉。
１９５７年５月，陳寅恪在《丁酉首夏贛劇團來校演唱牡丹對藥梁祝因緣戲題一詩》“金樓玉茗了生涯”後有一自注：“年來頗喜小說戲曲”譺訛，“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譻訛。說明小說是陳寅恪晚年主要聽讀體裁，表明陳寅恪由少年到晚年，對小說的興趣始終未減。但在陳寅恪的小說閱讀史中，有一個奇怪的問題需要注意，就是在中國現代小說中，目前所見史料，隻發現了他讀過張恨水、林語堂和熊式一的長篇小說，而這幾部長篇小說大體是一般認為的通俗小說，五四以後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產生的小說，陳寅恪從未提及。陳寅恪少年時期曾隨其兄陳衡恪在日本讀書並與魯迅相識，後魯迅曾將譯作《域外小說集》寄給過陳寅恪譼訛。揆之常理，喜讀小說的陳寅恪應當對新文學運動以來產生的小說有所措意，但陳寅恪文字中未見提及，此種從未提及或許也表明了陳寅恪的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我個人猜測大體是一種否定評價，也就是說，陳寅恪可能認為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中國小說創作沒有產生特別好的作品。
%譹訛《陳寅恪集·柳如是別傳》第４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集·詩集》第１２６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譻訛《陳寅恪集·柳如是別傳》上第６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譼訛顧農《陳寅恪與魯迅》，《魯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168二、陳寅恪的小說觀陳寅恪認為林譯小說結構精密，即舉哈葛德（ＨｅｎｒｙＲｉｄｅｒＨａｇｇａｒｄ）小說為例。陳寅恪說：“哈葛德者，其文學地位在英文中，並非高品。所著小說傳入中國後，當時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廬深賞其文，至比之史遷。能讀英文者，頗怪其擬於不倫。實則琴南深受古文義法之熏習，甚知結構之必要，而吾國長篇小說，則此缺點最為顯著，曆來文學名家輕小說，亦由於是（桐城名家吳摯甫序嚴譯天演論，謂文有三害，小說乃其一。文選派名家王壬秋鄙韓退之、侯朝宗之文，謂其同於小說。）一旦忽見哈氏小說，結構精密，遂驚歎不已，不覺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馬子長相比也。”譹訛此段議論表明陳寅恪對中國長篇小說的結構非常敏感，陳寅恪還說：“綜觀吾國之文學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詩，其間結構組織，出於名家之手者，則甚精密，且有係統。然若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詩而成之巨製，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過取多數無係統或各自獨立之單篇詩文，彙為一書耳……至於吾國小說，則其結構遠不如西洋小說之精密。在歐洲小說未經翻譯為中文以前，凡吾國著名之小說，如《水滸傳》《石頭記》與《儒林外史》等書，其結構皆甚可議。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總之，不支蔓有係統，在吾國作品中，如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顧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齊。若是長篇巨製，文字逾數十百萬言，如彈詞之體者，求一敘述有重點中心，結構無夾雜駢枝等病之作，以%
譹訛《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６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69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緣為彈詞中第一部書也。”譹訛陳寅恪察覺中國長篇小說結構的弱點，建立在他對中國文學語言的基本判斷上。陳寅恪一向認為，中國文學與其他世界諸國文學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文學“為駢詞儷語與音韻平仄之配合”，因為“對偶之文，往往隔為兩截，中間思想脈絡不能貫通。若為長篇，或非長篇，而一篇之中事理複雜者，其缺點最易顯著，駢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於是。”譺訛作為曆史學家的陳寅恪，不但喜歡“以詩證史”，也喜歡以“小說證史”，如考證楊玉環入宮事實及崔鶯鶯身世以及《虯髯客傳》暗指唐太宗等譻訛，《論再生緣》考證中多處使用《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史料。他早年研究佛經翻譯文學，曾撰《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用佛經故事中土流傳事例考證《西遊記》故事最初來源曾受佛經故事影響，並提出了小說故事構思演變的幾個公例。陳寅恪對小說在曆史研究中的價值有非常清晰自覺的認識。他講《太平廣記》史料時曾說過：“小說亦可作參考，因其雖無個性的真實，但有通性的真實。”譼訛陳寅恪所謂“通性真實”，其實與恩格斯（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Ｅｎｇｅｌｓ）評價巴爾紮克（Ｈｏｎｏｒé·ｄｅＢａｌｚａｃ）小說時的名言表達的是同一意思。恩格斯說：“他的作品彙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曆史，我從這裏，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麵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
譹訛《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６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集·讀書雜記二集》第２７７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譻訛《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４９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譼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９６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70計學家那裏學到的東西還要多譹訛。”巴爾紮克小說對時代反映的真實性，就是陳寅恪所說的“通性真實”，即對時代精神的準確把握。
陳寅恪平生隻寫過一篇專門討論中國小說的文章，但他關於中國小說敘述方式的觀察卻散見於諸多學術論文中，這些對中國小說的片言隻語，處處體現陳寅恪對小說文體的深刻認識。他認為小說人物一定要描寫詳細，不避繁雜。陳寅恪說：“夫長於繁瑣之詞，描寫某一時代人物妝飾，正是小說能手。後世小說，凡敘一重要人物出現時，必詳述其服妝，亦猶斯義也。”譺訛這個判斷是建立在廣泛閱讀基礎上的。陳寅恪還指出中國小說不善於敘述正式男女關係，主要是“以禮法顧忌之故……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譻訛。”這個觀察相當細致，值得研究中國小說時特別注意，以此角度切入，可以觀察中國小說敘述方式的諸多特征。在陳寅恪的小說觀中，正式男女關係與婚外私情恰是小說中最需詳細鋪陳敘述之處。他評價元稹悼亡詩時，對元稹的敘事才能有這樣的概括：“微之天才也。文筆極詳繁切至之能事。既能於非正式男女間關係如與鶯鶯之因緣，詳盡言之於會真詩傳，則亦可推之於正式男女間關係如韋氏者，抒其情，寫其事，纏綿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詩一體之絕唱。實由其特具寫小說之繁詳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譼訛陳寅恪認為小說譹訛《馬恩選集》第四卷第６８２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０３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譻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０３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譼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１９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71敘述中最重要是作者的“繁詳”之才。陳寅恪同時指出，元稹能用古文試作小說而成功，因為《鶯鶯傳》是自序之文，有真情實事。韓愈《毛穎傳》則純為遊戲之筆，其感人之程度本應有別。
陳寅恪總結：“夫小說宜詳，而韓作過簡。”譹訛陳寅恪早年寫《韓愈與唐代小說》，他的一個敏銳觀察是唐代貞元時期是古文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小說的黃金時代。此時代裏小說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駁雜”，這是因為“唐代小說之所取材，實包含大量神鬼故事與夫人世所罕見之異聞”。譺訛這個判斷同樣可以理解為是陳寅恪對小說題材來源的一個見解，當代小說家頗重加西亞·馬爾克斯（ＧａｂｒｉｅｌＪｏｓéｄｅｌ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ＧａｒｃíａＭáｒｑｕｅｚ）《百年孤獨》人鬼異聞相互交織的寫法，其實中國小說起源中已包含了這樣的敘述思維。
陳寅恪學術論文中最常引的一則筆記是宋代趙彥衛《雲麓漫鈔》中關於唐代舉子“溫卷”的記載。所謂“溫卷”即是舉子應試前將自己所寫文章投獻給當世勝流，以求得他們了解。這些舉子為讓名人了解自己多方麵的寫作才能，常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多種文體，因為“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陳寅恪由此判斷，唐代小說起於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間，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也即是古文運動中的中堅人物。因此唐代貞元元和間的小說乃是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更輾轉為後來所仿效，它與唐代古文為同一源起、同一體製。陳寅恪對文體變革的基本判斷是文體以符合當時接受情狀為基本趨向。
譹訛《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４４１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72他曾指出佛經翻譯，其偈頌在六朝時大體以五言為體，唐以後則多改用七言。陳寅恪說：“蓋吾國語言文字逐漸由短簡而趨於長煩，宗教宣傳，自以符合當時情狀為便，此不待詳論者也。”譹訛任何文體的變革均有現實原因，陳寅恪對文體變革的敏感使他注意到了文體變革的現實原因與文體變革以適於接受為基本趨向，非如此不易收到實際宣傳效果，他後來論述韓愈文學貢獻時，也特別強調文體變革與宣傳功效間的關係。因為文體變革的實際動因來源於改變僵硬既成文體，即所謂公式文字。文體變革一定要適於現實接受習慣，這也是陳寅恪研究元白詩時，為什麼要首先強調必須了解當時文體關係與文人關係的原因。陳寅恪指出：“小說之文宜備眾體。鶯鶯傳中忍情之說，即所謂議論，會真等詩，即所謂詩筆，敘述離合悲歡，即所謂史才，皆當日小說文中不得不備具者也。”譺訛三、陳寅恪自創文體陳寅恪是有創造性的史學家，既然對小說文體有如此清晰認識，那麼他會不會在自己史學著作中嚐試文體創新呢？我認為有這種可能。陳寅恪認為，唐代古文運動巨子，雖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但後來的公式文字，六朝以降，還是以駢體為正宗。
可見文體變革之難，所以他對文體變革的成功常常評價很高。陳寅恪說：“惟就改革當時公式文字一端言，則昌黎失敗，而微之譹訛參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相關記述，三聯書店，１９９５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第１６５、１７２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73成功，可無疑也。”譹訛這個判斷說明陳寅恪對小說文體適於產生更大影響有過深思。陳寅恪以為，古往今來，有創造性的作家總是在追求文體的變革。他曾指出，白居易的新樂府，雖然仍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詩體製改進當時民間流行歌謠，實與貞元元和時代古文運動巨子如韓愈、元稹以太史公書、左氏春秋之文體試作《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鶯鶯傳》等小說傳奇，其所持的旨意及所用的方法適相符。差異處，僅是一在文備眾體小說之範圍，一在純粹詩歌之領域。陳寅恪認為，白居易的新樂府，實是擴充當時古文運動而推及於詩歌，白居易的追求是“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誌，與陳李輩之改革齊梁以來士大夫紙上摹寫之詩句為標榜者大相懸殊。其價值及影響或更較為高遠也。此為吾國中古文學史上一大問題，即‘古文運動’本由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成功之一事”譺訛。陳寅恪的觀察是“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實因為“古文乃最宜作小說”譻訛。
陳寅恪晚年撰寫的《柳如是別傳》，向被學界認為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但本書在文體上的追求似沒有引起研究者的特別注意。本書與一般學術著作體例迥異，明顯特點是在著作中大量夾入陳寅恪舊詩，而考證錢柳詩，時時不忘夾敘自己的經曆和抒發自己的情感，甚至有些筆墨，我們可以判斷為是陳寅恪以小說筆法虛構的細節，這也許就是陳寅恪自己所說的“忽莊忽諧，亦文亦史”。
陳寅恪元白詩研究中一個持續判斷是元白詩建立在“文備眾%
譹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２０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譺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２０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譻訛《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１２０頁，三聯書店，２００９年版，北京。
174體”之上，非此不足以顯示“史才、詩筆、議論”。《柳如是別傳》恰是這個思想延續的選擇。陳寅恪說：“唐人小說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傳，一人以歌行詠其事。如陳鴻作長恨歌傳，白居易作長恨歌。元稹作鶯鶯傳，李紳作鶯鶯歌。白行簡作李娃傳，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簡作崔徽傳，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說體例之原則也。”以陳寅恪研究元白詩時的心理推測，似可認為《柳如是別傳》的文體正是陳寅恪“史才、詩筆、議論”三者合一的自然選擇，他追求的也是文備眾體。“忽莊忽諧，亦文亦史”中的“莊”是考證，“諧”是小說，“文”是自己的詩，“史”即是“議論”。《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完整成書與陳寅恪箋釋錢柳詩，大體是同一時期，其中對文體的特別關注自然延續到自己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１９５７年２月６日，陳寅恪在給劉銘恕的信中曾說：“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誌筆記等）。”可見陳寅恪對自己箋釋錢柳詩所用文體有過成熟考慮，是自覺的“遊戲試驗”。
《柳如是別傳》以詠“紅豆詩並序”開篇。序中“紅豆”是《柳如是別傳》中敘事推演的主要意象，也可視為全書的主線，它要把全書重要細節全部與錢柳牽連，獲得某種象征意味，類似於《紅樓夢》中的“石頭”。關於“紅豆”，陳寅恪序言之外正文中還有這樣一段敘述：丁醜歲盧溝橋變起，隨校南遷昆明，大病幾死。稍%愈之後，披覽報紙廣告，見有鬻舊書者，驅車往觀。鬻書主人出所藏書，實皆劣陋之本，無一可購者。當時主人接待殷勤，殊難酬其意，乃詢之曰，此諸書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躊躇良久，應曰，曩歲旅居常白茆港175錢氏舊園，拾得園中紅豆樹所結子一粒，常以自隨。今尚在囊中，顧以此豆奉贈。寅恪聞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得此豆後，至今歲忽忽二十年，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複省視。然自此遂重讀錢集，不僅藉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寅恪平生才識學問固遠不逮昔賢，而研治領域，則有約略近之處。
考陳寅恪生平事跡，再細查陳寅恪關於“紅豆”來曆的敘述，雖不能斷言陳寅恪絕無此種經曆，但如此巧合確實近於小說家言。
當時陳寅恪一家匆忙離開北平，到昆明之後陳寅恪身體大壞，右眼失明，以當時情景推測，如何“驅車往觀”？似無此閑情“買舊書而得紅豆”，而小小一粒“紅豆”在顛沛流離中“若存若亡”，完全是陳寅恪的心理感受。如此有趣經曆，從未在陳家後人或當年與陳寅恪交往密友回憶中出現，判斷為是陳寅恪用小說筆法照應《柳如是別傳》起始“詠紅豆”並以此寄寓自己的情感，似不無可能。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緣起”中曾述及自己的寫作動機有“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的感慨，這個感慨表明陳寅恪晚年試圖把自己一生所學集中在一部著作中，所以才有了《柳如是別傳》這種獨特文體。我個人以為《柳如是別傳》是一部合詩、小說、傳記和學術考證為一體的著作，它是一個和諧整體，處處體現陳寅恪良苦用心，是陳寅恪晚年全部才華的集中表現，同時也開創了一種新文體，在“史才、詩筆、議論”之外，又加入了“小說%
和傳記”寫法，所以此書可當學術著作看，更可當傳記和小說讀。
176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一、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概念凡一門成熟的學科，應當具備相對穩定的文獻學基礎。周傳儒曾說：“近代治學，注重材料與方法，而前者較後者尤為重要。
徒有方法，無材料以供憑借，似令巧婦為無米之炊也。果有完備與珍貴之材料，縱其方法較劣，結果仍忠實可據。且材料之搜集、鑒別、選擇、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離方法而獨立，此其所以可貴焉。”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地位確立的時間，與其他學科比起來還很短，因為時間短，它的學科地位嚴格說來也不高，與中國文學的其他門類相比，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門檻相對較低，一般人都敢輕易闖入這個學科，而一般人是不敢輕易談論中國古典文學或者甲骨文、敦煌學一類專門學問的。
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業標準不明顯，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文獻本身主要以白話文獻構成（隻有早期少量的文獻是文言），這個特點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閱讀本身不具備難度；二是中國177現代文學的文獻學基礎還沒有建立，這使得它的專業性不明顯，這門學科的係統訓練，很難在文獻方麵體現出來。比如談魯迅，讀過幾篇文章的人可以談，讀過全集的人也可以談，而讀過所有研究文獻的人也在談，其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涉及的作家、作品、思潮、社團等等，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專業標準不明確的好處是易於普及，但缺點是不易於提高。
很多人滿足於看過一兩本流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就以為對這門學科有了解，其實這是誤解。隨著學科製度的不斷完善，以後有必要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學基礎，它的主要意義體現在如何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懂得如何尋找史料、判斷史料和應用史料。
我不主張稱“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而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主要是考慮中國現代文學還是一個發展的變化過程，史料的積累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概念，現在比較沒有爭議的時間是從１９１７年算起，這些年許多研究者要上溯這個時間，比如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以及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等等的說法，在研究方麵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我所謂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概念，主要還從１９１７年算起，當然這隻是為表述的方便，落實到具體的史料上，也可能會超越這個時段。比如白話文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多數要涉及晚清傳教士在中國的翻譯活動，在時間上就要向前推，但這是特例。在空間上，現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也在變動，把香港、台灣、澳門以及海外的華人華文寫作也算進來作為研究方向，這個可以理解，但我們一般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料還是比較狹窄，主要是指１９１７年以後。中國大陸地區，以漢語形式產生的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相關的史料，當然涉及有留學背景178和國外思潮影響時，可能會偶然提出使用西文文獻或者少數民族語言文獻。
“文獻”的概念，最早是《論語·八佾》中提到的。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也。”這話的意思是說，我能解釋夏代的禮，可惜杞國沒有為我提供足夠的證據；我能解釋殷禮，可惜宋國沒有為我提供足夠的證據。因為杞宋兩國現存的典籍和流傳下來的賢人的學識不夠的緣故。如果有了足夠的典籍和賢人的學識，我就可以引征來說明我的學說了。一般說來，文指的是典籍、檔案，大體是有載體的資料，因為那個時候紙和雕版印刷還沒有出現。到了這些東西出現以後，我們就可以說，文一般是指書麵資料。獻是指賢人的口頭傳說、議論。
文獻的概念，隨著時代記載曆史的手段在變化，比如繪畫、圖片、影像以及到了今天的電腦，記錄的手段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在今天，如果一定要給出一個“文獻”的概念，可以表述為：記錄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傳統的文獻學主要包括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但現在的文獻學概念卻比較寬，大體包括：文獻史及文獻學史、輯佚學、辨偽學、注釋學、體裁學以及文獻檢索與利用，特別是最後一條，主要指電腦的使用了。
二、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範圍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性質，王瑤生前曾專門講過，他說：“我們首先在理論上明確了現代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它既屬於文藝科學，又屬於曆史科學，它兼有文藝學和曆史學兩個方麵的性質和特征。文學史作為一門文藝科學，它也不同於文藝理論和文179學批評；它要求講文學的曆史發展過程，講重要文學現象上下左右的曆史聯係。”王瑤同時還指出，將文學史研究與對同時代作家作品區別開來，首先促使了現代文學史研究從單純的文學批評向綜合性的曆史研究轉化。因此資料的搜集、整理和鑒別工作被置於特別重要的地位。
王瑤雖然專門講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但我以為對所有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來說，他強調把中國現代文學作為曆史學研究，這是非常富有遠見的。這些年，可以注意到，凡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注重曆史方法和訓練的學者，成就越來越突出，他們由文學向曆史學研究偏移的興趣，值得我們注意。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這樣會失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特征，對確立這一學科的曆史地位有負麵影響。
在文學和曆史之間，我偏重於曆史，在方法上也重視史學方法和史學理論。當然這不是說這門學科中的文藝學方法和理論就不重要，而是每個人的興趣不同決定了他們研究方向的不同。我們使用的“曆史”一詞，通常包括兩個意思：一是過去時發生的事件，二是後人對過去事件的理解、解釋和敘述。前者是史事，後者才是史學。有關前者的理論是曆史理論，有關後者的理論是史學理論。曆史理論是曆史的形而上學，史學理論是曆史學的知識論。兩者都可用“曆史哲學”來概括，但兩者是不一樣的。一般說來，前者相當於“思辨的曆史哲學”，後者相當於“分析的曆史哲學”。
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史是一部交織在一起的曆史，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可能不涉及和關心中國現代史，所以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理解，我們先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也180就是說，所有關於中國現代史方麵的史料，同時也都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料，關鍵是看研究者在什麼層麵上使用和判斷這些史料。比如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一定要提到《新青年》雜誌，但在《新青年》群體中，很多人後來從事了政治活動，最典型的如陳獨秀，所以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隻關心文學問題是不夠的，更要關心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教育以及科學活動，這樣我們研究的視野才能開闊。還有《新潮》雜誌，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重要，但它的主要成員中，後來的主要活動並不在文學。
我想特別說明的是，沒有純粹的文學史料，隻有可以放在文學範圍內來解釋的史料。廣義的史料可以認為是過去和現在一切物質材料和文字記載，語言曆史和口頭傳說都在這個範圍內，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的人們的物質和精神活動，它們能幫助我們揭示這一發展階段的某些規律。狹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大體可以定義為一切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活動（作家、作品、思潮、社團、學校、報刊等等）相關的史料，都可以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不要把眼光隻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方麵，而要放在中國現代史方麵。
三、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類型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中說過：“治玄學者與治神學者或無許資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覺，在信仰，不必以客觀公認之事實為重也。”他同時還指出，除了這些外，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得以所能得到的客觀史料為研究對象，材料越簡單固定，“其科學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則愈難”。
181比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史料來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一是零散，一是數量比較大，再就是史料方向很難確定。古代文獻的難處通常在於識讀，因為時代久遠，古代文獻涉及的許多知識，對一般人來說具有專業性，讀懂尚且不易，研究就更難了。而中國現代文學則不存在識讀的問題，但難在材料很分散，材料方向不確定方麵，要找到新材料，其實也很不容易。古代文獻因為有長時間積累，有多少代學者的努力，在史料方麵，要再增加出新東西很難，通常要依賴新的考古發現或者意外才能有所收獲，但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因為積累工作還遠沒有完成，所以隻要留心和方法得當，常常還會有新發現。這方麵的工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學院派的學者似乎不如學院以外的學者更努力。和所有曆史史料的分類一樣，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也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間接的史料。這是法國人朗格諾瓦區別史料的說法，後來傅斯年講《史料論略》，也是用的這個分法。在朗格諾瓦的觀念裏，直接材料一般指器物，間接材料一般指著作，但這二者有時候很難區別，比如古人鑄造鍾鼎，上麵有文字，有的數百字，記某一事件。鍾鼎是器物，銘文就可以看成是著作了。
研究史料，我們要先明白記載的人是不是涉及史事的同時代人。因為同一時代的人，在時代特征方麵有較多相同習慣，如時代不同，記載就很難準確。
我過去寫文章認為，回憶錄是不大靠得住的，因為人的記憶靠不住，更何況還有先入為主的判斷在其中。一般說來，傳記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日記又不如第一手的檔案。因為日記是同時代人所寫，回憶錄是後來人事後回憶。有沒有在日記中造假的？我以為很難。日記通常是給自己看的，沒有必要造假，就是有些人記日記是為給後人看的，也很難造假，因為沒有人會預先182知道哪些人事會成為解釋曆史的依據。
史料又可分為同時代和非同時代。同時代的記載，就史料價值判斷，一般說來要高於非同時代。還有一個分法是英國人克倫伯（Ｃ·Ｃ·Ｃｒｕｍｐ）在《曆史與曆史研究》（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ｓａｒｃｈ）中提出來的。一是原料（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ｏｕｒｃｅｓ）；二是次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ｏｕｒｃｅｓ）。原料是指最初的材料，意思是由此以上不能再追求材料的來源。次料是指後起的材料，意思是現存的或可尋的原料之中變化出的各種著作，也就是我們一般認為的次料出於原料，而原料是次料所出的地方。傅斯年經常用的說法是：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間接的史料。凡是沒有經中間人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修改或省略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來說，作家的手稿、書信，文學社團章程、名錄、宣言的原始文本等，是直接材料，作家的事後回憶是間接材料。現在保存下來的作家的手稿是很少的，就是保存下來，我們也極難看到。所以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來說，判斷是直接材料還是間接材料，不能與對待古典文獻一樣。一般說來，作家作品的初版本、期刊報紙的原刊本，就可以視為是直接材料，所以直接和間接的關係也並不是絕對的，直接的材料當然可信度最高，但也有時候，直接的材料是孤立的，間接的材料經人分辨和判斷而得出來，反而可信。這都不能一概而論，要靈活掌握。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曆史學家本領的高低全在這一點上決定。後人想在前人工作基礎上增加出新材料，一要能得到還能利用別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二要有比前人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在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中，王國維、陳寅恪是最能用新材料的，但用間接材料做出一流成績的也有，比如顧頡剛，大183家可以看《古史辨》中的文章。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判斷上，我們要先建立這樣的意識。因為這門學科的曆史較短，不如古代文獻那樣久遠，再加上古書有人有意造假，所以一般說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中的直接與間接材料，比較容易判斷。簡單說，凡遠的材料、當時的材料都是直接的；後出的，以回憶為主及編纂的史料為間接材料。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雖然不如曆史專業那樣，要求大家對史料的觀念特別細密，但大家一定要有這樣的意識，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傅斯年１９２８年寫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雖然是對嚴格曆史研究的要求，但對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來說，也非常重要。傅斯年說：“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後創造之係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誌！”四、成型的與不成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所有的學術工作都要經曆一個累積的過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也是這樣。我們做研究，不可能憑空說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這個道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處理，我以為諸位要先注意成型的文獻，然後再注意不成型的文獻。所謂成型的文獻是指：同一主題下經過研究者編纂而成的較為係統完備的文字史料，它的文獻形式一般包括：同一專題（如作家作品、社團始末、思潮發展）的全集、研究史料彙編、年譜長編、研究史料的目錄索引等等。比如要研究胡適，基本的準備工作是：要閱讀《胡適全184集》，光有安徽出版社出的全集還不夠，同時要閱讀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的《胡適作品集》。這還不夠，你還要參考胡適紀念館出版的《胡適作品手稿》。這還不夠，你還要看耿雲誌先生負責編輯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還有胡頌平編輯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灣遠流出版公司）以及《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等等，這還隻是一個大略的基本文獻，至於其他的研究著作就更多了。當然這是在理想的意義上說的，並不完全意味著看不全這些材料就不能研究，但我還是要說，雖然看不全也可以研究，但很難做出一流的學術成績。再比如張靜廬上世紀50年代中期輯注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共有八冊，中華書局，１９５４年），雖然是在“出版”的概念下編纂的，但因為中國現代文學是依賴中國現代出版製度生成的，所以這套出版史料，對於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來說，還是一套需要及時涉獵的史料。編纂這套史料的時候，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部分參與者都還健在，張靜廬本人也是中國現代出版界的元老，１９３８年他就寫過一本講述自己在出版界經曆的書叫《在出版界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