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本集收了我近年所寫部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論文，多為短論，也有兩篇長文。
2007年5月，我離開太原南下教書，一晃即近十年。我在廈門主要教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方麵的課，所寫文章也多是這個方向的。
我剛到廈門時除了給研究生上課外，也給本科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但隻有三年時間。2010年後，因為早年一篇舊文引出了一些麻煩，從此我就不給本科生講課了，隻給研究生講講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搜集的課。因為上課時間少，看閑書時候多，這期間我主要看了一些中國的舊書，也讀了陳寅恪的全部著作，特別是他的舊詩，還寫了一冊小書。本集中有兩篇陳寅恪與中國小說的論文，即是這期間讀書的感想。
本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韓石山先生，不是他的執著和耐心，這冊小書不可能有麵世的機會。更要感謝責編孫茜，她為本書的編校付出了很多努力。
作者2015年8月7日於太原001目錄001·王瑤學術轉向的學術史意義%018·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027·王瑤學術道路中%的“林庚記憶”035·王瑤%1956年的山西行和一篇演講048%·《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版本變遷058%·“批判者繼承現象”———從1958年對林庚的批判說起064·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趙樹理悲劇”———從《小二黑結婚》的一個細節說起074·現代文學研究的夏誌清時代077·錢鍾書與周氏兄弟088·《圍城》的五個索隱問題105·細讀錢鍾書九題%133·劉盛亞《再生記》事件%150·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166·陳寅恪與中國小說%177·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001王瑤學術轉向的學術史意義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王瑤的學術轉向不斷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這不是沒有道理①。因為王瑤的學術道路具備由中國現代學術向當代學術轉型的學術事實和曆史經驗。所謂學術轉向，是指一個學者最終的學術成就是以遠離原初學術訓練方向為指歸的學術結局。雖然最終的學術成就不可能與原初的學術訓練完全分隔，但在學術興趣和具體學術研究領域，呈現與原初學術訓練相距較遠的現象，在王遙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王瑤學術轉向恰好是由個人學術訓練、個人性格特質、個人學術經曆和個人學術追求與時代變革重合的曆史機遇造成的。對王瑤一生的選擇來說，他的學術轉向，表麵觀察有些偶然性，一般研究王瑤學術經曆的學者①參閱《王瑤紀念先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天津）、《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夏中義《九謁先哲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上海）、夏中義、劉鋒傑《從王瑤到王元化》（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桂林）、溫儒敏等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著述中的相關論述。
001也基本認同這個判斷，但如果我們把王瑤的學術轉向放在時代轉折的背景下觀察，就會發現王瑤最終的學術指向有相當的必然性，這個必然性通常研究者會解釋為是時代的迫切性逼迫學者選擇的結果。這個判斷不能說沒有一點解釋力，但如果我們回到真實的曆史處境中，就會發現在王瑤學術轉向中其實有相當的自覺意識。
中國現代文學，最終作為一個學科在當代學術體製中得以確立並發展壯大，與幾代學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但王瑤是關鍵人物，沒有王瑤的學術轉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也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在時代變革和個人選擇中，時代本身與時代精神最終要在具體的學者個人身上呈現出來。為什麼與同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起步階段的李何林、張畢來、老舍、蔡儀等學者相比，王瑤更具承擔這個學術轉向的代表性呢？一是王瑤本人有明顯的學術師承，這個學術傳統就是現在人們常提到的“清華學派”；二是王瑤本人學術轉向後，主要在北京大學從事學術研究，他的學生客觀上有延續這個學術傳統的責任和事實；三是以王瑤為代表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傳統，在當代學術史上有較大影響。
一夏中義論述王瑤早年的經曆，特別注意到了王瑤清華時期的理想。夏中義認為王瑤的誌業本不在當一個人文學者，而是想成為一名誌在感應時政且掀動時潮的左翼理論家，並且引述王瑤清華校友趙儷生的回憶，認為王瑤當時就有“小周揚、小胡風”的稱號。譹訛這個判斷是理解王瑤的一個關鍵。個人在時代變革中的轉譹訛夏中義《九謁先哲書》第329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上海。
002向，通常時代精神起決定作用，但個人氣質方麵的原始動力也是原因。因為在時代變革中，類似王瑤那樣經曆者，並非都選擇了王瑤的道路，王瑤早年精神氣質中本來就包含了與時代精神共同的東西，這可能是王瑤學術轉向的內在原因。他的重視理論，偏重理論的解釋學風是他自覺追求的學術傾向，陳平原由此認為：“這種蘊含著理論眼光與曆史意識，近乎小題大做的‘考據’，才是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史研究。”譹訛此論對王瑤學術轉向的理解很有啟發，是時代選擇了王瑤，但也是王瑤選擇了時代。以往我們根據王瑤後來一些回憶，推斷青年王瑤的選擇是迫於無奈，可能並不準確。1952年，王瑤在一份自我檢討中，講到他為什麼選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時曾說：“後來係裏在課改中課程有了變動，古典文學隻剩下了三門課，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學的教授，而且資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學的又人少課多，於是我改教了新文學，但我在思想上並沒有放棄了我研究古典文學的計劃，因為我以為研究新文學是很難成為一個不朽的第一流學者的。”譺訛王瑤的這個自白是當時真實處境的寫照，它表明王瑤的學術轉向是製度變革的結果，但當時在清華與王瑤有大體相同處境的青年學者比如餘冠英、朱德熙、季鎮淮等，並沒有發生學術轉向的事實，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時代有這個要求，但王瑤本人的學術準備、學術興趣和個人氣質恰好適應了這個時代的要求。王瑤在清華讀本科的時候，就是熱心時政、文學和校園活動的骨幹，曾擔任《清華周刊》的總編輯，在清華校史上，凡後來出大名的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基本都是早年清華周刊的主編，王瑤也不例譹訛《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第31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鄭州。
譺訛《王瑤文集》第7卷第499頁，北嶽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太原。
003外。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他表現非常積極。王瑤在1935年加入共產黨，上世紀40年代中期又加入了民盟。1948年當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義文化學會時，他曾說過“我聽說有組織的約束性，就拒絕了”。他的理想是“一方麵努力研究學問，希望成一個學者，一方麵也對民主運動多少做點事情”譹訛。
1942年，王瑤是清華研究院第12屆畢業的研究生，師從朱自清、聞一多，當時王瑤28歲，他的畢業論文是《魏晉文學思潮與文人生活》。朱自清、聞一多前後主政清華中文係多年，他們本人即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門學者，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參與者，朱自清的散文、聞一多的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上地位早有定評。1929年，朱自清即在清華開講中國現代文學，他後來的講稿就保存在王瑤手中，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體例的最初源頭即在此譺訛。王瑤最終選擇留在清華大學教書，直接原因和聞一多有關。朱自清曾在1943年5月19的日記中，專門提到過此事：“王瑤告我，一多讓他報考我們的文學研究所，並答允他可能被聘為兼職助教，此事一多從未讓我知道。”譻訛1946年1月，聞一多、朱自清前後兩次呈函梅貽琦校長和教務長潘光旦，為王瑤安排畢業考試。當時初試的課程是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通史。考試人員除了中國文學係的教授外，還聘請了湯用彤、彭仲鐸、馮友蘭、吳晗譼訛。王瑤本是經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學者，以他治中古文學的才能和興趣，選擇中國現代文譹訛《王瑤文集》第７卷第４９７頁，北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太原。
譺訛參閱《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第２７７頁，河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鄭州。
譻訛《朱自清日記》第１０卷第２４２頁，江蘇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南京。
譼訛《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三（上）第１１２、１１４頁，清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北京。
004學的研究雖是開創性的工作，而且獲得了世所公認的成就，但青年王瑤早年以中國古典文學的專業訓練轉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個人學術聲名中也許留有遺憾，但在王瑤早年的學術興趣中，其實早已蘊含了學術轉向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他本人對中國現代學術傳統中“考據”方法的一種自覺反思。
二陳平原在評價王瑤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學術活動時，曾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當時王瑤集中寫了一批考據學的論文，如《論考據學》《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論考據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魯迅關於考據的意見》《談清代考據學的一些特點》等。陳平原認為王瑤這些文章，“除了時代風氣影響故對胡適有不公允的批評外，其實這裏還蘊含著學派之爭”。陳平原認為，在王瑤看來“從乾嘉學者到胡適們，三百年來在方法上並沒有什麼進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分推崇考據而貶低理論。承認考據可以解決具體問題，但撰寫文學史卻“不單是考據的工作所能勝任的”。批評胡適引導人去為考據而考據，使得學者缺乏整體思考，“把眼光停留在個別瑣碎的事實上”。陳平原認為在學理上，王瑤主要仰仗聞一多、朱自清的探索，或者說這是聞、朱為代表的“清華學派”與胡適為代表的“北大學派”（假如有的話）對考據學的不同看法譹訛。雖然陳平原沒有具體指出“清華學派”和“北大學派”的具體事實，但他的譹訛參閱《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第31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鄭州。
005這個看法很有啟發，因為隻有從王瑤對考據學的反思文章中，才能深入理解王瑤的學術轉向。
三個人學術道路的選擇與個人學術經曆間的關係是我們理解王瑤的一個角度。
1949年，王瑤35歲。王瑤初進清華是1934年，但其中稍有耽擱，抗戰爆發後他到西南聯大複學時已到了40年代初，他本來進清華時年齡相對同期學生就偏大，所以到他從清華中文係文科研究所畢業時，已35歲。雖然他在清華時即有文字生涯，但畢竟還沒有進入學術界。1947年12月，朱自清連寫兩信，給當時正編《文藝複興》的鄭振鐸推薦王瑤的文章，信中說：“此間同事王瑤先生有《魏晉時代的擬古與作偽》一文，甚好！弟擬奉介。
乞示定奪。”另一信中告訴鄭振鐸：“王君是中文係專任講師。這篇稿子是《中古文學史論》的一章，最近《清華學報》也登了另一章。”譹訛由此可見當時王瑤在學術界還不為人所知。
王瑤比錢鍾書、費孝通等同出清華的學者雖然隻小4歲，但當時他們早已成名。這個差距，如果在平常時代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但逢到轉折時代，它的意義就突顯出來。當時王瑤關於中古文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均已完成，但集中出版在1951年初，這時時代已轉換了。因為時代突然變化，他麵臨以放棄自己早已訓練成熟的專業背景，來重新選擇學術道路。對青年王瑤來說，順應時代有其合理的思想邏輯，他早年的左翼底色，在這個時候自譹訛《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145、146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南京。
006然會顯示順應時代要求，他個人試圖在學術界盡早確立自己的地位，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心理動力。如果說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所有文字活動多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但在此之前的文字活動，可能還是自覺選擇的學術方向。共和國初期，頻繁活躍的學術活動，一方麵顯示了青年王瑤的學術活力，另一方麵也表現了他急於求成的心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時，高等教育部在一份關於北京大學的調查報告中，曾有一處涉及王瑤。這份當時的秘密報告把王瑤列在“解放前反動，與國民黨反動派有過較深的關係，解放後逐漸從對黨疑懼、抗拒轉變到願意進步，願意向黨靠攏。……還有的是脫黨分子或過去曾參加過黨的外圍組織，以後脫離革命，解放後一直對黨不滿”一類知識分子中，文件中說：“如中文係王瑤，抗戰前曾參加我黨，後因害怕反動派迫害脫了黨，解放後感覺政治上沒有前途，想埋頭業務，一舉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時還閉門寫新文學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報召開座談會批判該書，他認為業務也完了，哭了一次。對副教授、十一級的工資待遇很不滿，去年改為九級仍然不滿。教學工作極不負責任，大部分時間用在寫文章賺稿費。”譹訛這種秘密報告中的材料雖然不一定完全可信，但它在豐富理解曆史人物的真實處境時，可能還有一點意外的史料價值。
1952年以前，王瑤有兩篇論文相當重要，一篇是《考據學的再估價》，一篇是《評馮友蘭作〈新理學底自我檢討〉》，恰好寫在1950年年初和歲尾。《論考據學》《考據學的再估價》最初發表譹訛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2輯第52頁，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印發，北京。
007在複刊後的《觀察》雜誌上，從文章所傳達的意味判斷，王瑤已表現出要放棄早年學術訓練而另擇學術道路，這時青年王瑤已開始對早年的學術背景產生懷疑。王瑤的基本思路是對考據學的再估價，而所謂再估價，也就是一個否定性的評價，或者說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不但當時，就是在王瑤一生的學術活動中，他也從來沒有說過“考據”在學術研究中不重要，但他凡涉及“考據”時，一定是在先抽象肯定“考據”方法後，再做出否定判斷。
王瑤從學術角度直接批評了胡適，間接說明了陳寅恪的局限，還委婉地批評了他的老師聞一多。王瑤認為，聞一多晚年整理莊子，很難有太多的貢獻，因為研究的對象和已有的材料大大地束縛了他的才能，結果貢獻雖然是有的，但並不太多。他認為這就是考據學的局限，王瑤認為他們研究學術的方法是有問題的。
王瑤在分析了清代考據學興盛的原因後說：“五四以後不久，一部分知識分子如胡適之等到開始從進步戰線上分化出來了，不敢正視和接觸現實社會了，就又唱出了整理國故的口號，向故紙堆中去逃避。雖然還標榜著科學方法的口號，但這不過是一塊西洋的招牌，實際上是並沒有超越過清朝人多少的。”王瑤認為：“尊重材料，重視證據，是治學者的必要條件，這是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應該提倡的。但有些材料本來不夠的地方（並不是搜求得不勤）研究的人也不可能不憑學者一些有限的材料和相關的史實來推論，不然這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了。在考據學者們看來，不能解決的地方自然隻有‘存疑’，但一個史學工作者有了解曆史的發展和全貌，卻隻能解決問題，不能逃避問題。這雖然有些溢出了考據學的範圍，但傑出的學者們也是如此處理的。”在中國現代學術傳統中，一般公認胡適學術思想的精髓就是考據學，這是他方法論的基礎。王瑤較早地意識到新時代學術轉008向中最要害的東西，這不但體現了王瑤的政治敏感，更體現了他的學術敏感，因為王瑤自己非常了解考據學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並不是要在治學方法上否定考據學的價值，而是要在學術思想上動搖考據學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因為到了王瑤這一代學者，要在考據方麵超越前輩學者是極難的。從文章裏可以看出王瑤有些話是帶有情緒的。王瑤說：“有許多人的學問是靠他保存著一些不易見到的古書古物的，他也以此自炫其學，準備吃一輩子；這是別人無法得到的，而他又絕不讓別人看到的東西。有許多的學閥都是這樣做學問的，所以胡適之尚未回國，已打電報到國內搜羅各種版本的水經注了；在這一項工作中，別人是絕沒有這些財力和方便來同他競爭的。材料對於考據學的重要即有了決定性的意義，有如原料之於工業，在一個不合理的社會裏，自然會成為一些人的囤積對象的。在今日看來，不隻名貴的古書文物等應該歸公共所有，而且有些規模大的工作，也不是一個人所能弄好的。”譹訛王瑤對“考據學”的這個判斷一生沒有變化，他後來的多篇談及考據的長篇文章，一直延續了他早期的觀點。1956年，王瑤在《論考據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一文中說：“我們雖然強調考據對於研究工作的作用，但並不就認為是必備的前提條件，有些材料本來不夠的地方（並不是搜求不勤），研究者仍然可以根據一些有限的史料和相關的事實來做必要的推論，這正是科學的態度，與那些虛構證據或牽強附會的主觀主義的考據是截然相反的。在舊日的考據學看來，這樣做是不嚴格的，證據不足就隻能存‘疑’；但為了進行全麵的和深入的研究，我們不能譹訛王瑤《中國文學論叢》48頁，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上海。
009因為沒有考定曹雪芹的卒年，就不敢對他的世界觀或創作過程進行分析。”譹訛王瑤認為，材料對於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無可懷疑的；我們不能以重述眾所周知的道理或簡單地援引經典著作來代替科學研究，而真正學人的創造性的研究則是必然植根於大量的事實與材料的。問題在於我們對待材料必然加以分析和批判，嚴格地審查它的真偽、時代性與階級背景，內容的思想意圖和政治傾向，從而為解決某一具體問題服務，以便據之得出合乎曆史真實的科學結論，而這一切，才真正是有助於科學研究的考據工作所應該進行的範圍譺訛。王瑤的基本判斷是，考據隻能就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某些問題的個別部分，進行合乎曆史事實的科學的考察，從而得出正確的判斷，以推動研究工作的向前發展。它本身不能代替研究，無論就與各個時代的階級鬥爭相聯係的文學史說，或就某一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具體分析說，都不單是考據的工作所能勝任的，但這並不能說明考據對於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沒有意義譻訛。
四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雖然從一開始就受製於一定的意識形態，但清華中文係當時對於課程改革的主動性也是促成這門學科建立的一個動因，王瑤的學術道路不過是恰好順應了這個時代的要求。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的自序中曾說：“1948年北京解放時，著者正在清華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譹訛王瑤《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問題》第117、118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
譺訛王瑤《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問題》第116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
譻訛王瑤《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問題》第116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
010朝）’一課，同學就要求將課程內容改為‘五四至現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設‘中國新文學史’一課，遂由著者擔任。兩年以來，隨教隨寫，粗成現在規模。一九五○年五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係課程草案’，其中規定‘中國新文學史’是各大學中國語文係的主要課程之一。”譹訛從王瑤的敘述感覺他對於新文學的選擇，有一定的被動性。上世紀50年代初，王瑤曾想過要離開清華，而去江西的南昌大學，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南昌大學“教的課是中國文學史”譺訛。
1950年，教育部對中國新文學史教學的主要求是“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從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鬥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就是順應這個要求完成的，上冊的寫作早於這個時期，所以個人色彩較下冊非常明顯。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起源於清華大學中文係，雖然與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李廣田等學者的重視相關，但一門學科的最終建立和完成，也是各種機緣相合的結果。其實從上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關於大學中文係課程的改革，已成為一種當時學者經常議論的話題。
浦江清1948年12月22日的日記中記載，當時清華中文係正醞釀課程的改訂工作，中外文係合並為文學係是一個方案，聞一多、朱自清都曾提出過，浦江清也有相關文章發表，呂叔湘、楊振聲、徐中玉也基本持這種看法。浦江清在日記中說：“建議文譹訛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第1頁，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
譺訛《王瑤文集》第7卷499頁，北嶽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太原。
011學院應設立一個近代文學界係，合乎潮流，也切於實用。原有中外文係，不必取消合並，可以改進，互相關聯。方案很好，盼望將來能實現，可以滿足若幹愛好文學研究文學的青年熱望。照目下情形，中文係同學認為中國文學係課程中國學太多，文學太少。
就是說近於國學係，而非文學係，他們不喜歡訓詁、考據，而他們所謂文學的觀念乃是五四以後新文學的觀念，對於古文學也很隔膜。為愛好文藝而進中國文學係，及至弄到觸處是訓詁、考據，不免有‘誤入’的感覺，簡直可以說是受騙。”譹訛到了1949年1月4日，關於清華中文係課程改革的爭論還在繼續，浦江清日記中有許多詳細記載。浦江清說：“結果討論到一個共同的了解是：批判的接受古文學及外國文學，共同創造並發展今天的新文學。”譺訛同一天的日記中，浦江清還特別提到：“‘今天的’三字後來又改為‘人民大眾’四字，我認為這一個態度太偏重創作，忽略了研究，到底大學教育不宜拋開研究。”據浦江清日記記載，當時清華中文係課程改革的爭論非常激烈，當時教授組同意將中文係分為古代經典、語言文字、古文學和近代文學，學生提出的意見是分為三組即研究組、教育組和文藝組。研究組研究古籍或文學史，教育組培養國文教師，文藝組為培養文藝創作人才。浦江清特別提到教育組和文藝組的思路“分別是參考解放區的華北大學的譻訛”。
循著浦江清的提示，可以查到1949年9月新華書店和華北聯合出版社曾出版過的一本《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這是一本譹訛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第262、263頁，三聯書店，1999年版，北京。
譺訛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第270頁，三聯書店，1999年版，北京。
譻訛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第271頁，三聯書店，1999年版，北京。
012“大學叢書”，由“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教科書的序言是葉聖陶寫的。他說：“這個選本的目錄，原先由北京大學跟清華大學的國文係同人商定，後來加入了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的同人，三方麵會談了幾次，稍稍有些更動，成為現在的模樣。一共三十二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列入目錄，可沒有把全文印在裏麵，因為這篇文字流傳得很普遍，哪兒都可以找到。”說是三方商量，但實際是以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為主，教科書的編選標準是這樣的：“那些懷舊傷感的，玩物喪誌的，敘述身邊瑣事的，表現個人主義的，以及傳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違時代精神的作品，我們一概不選。入選的作品須是提倡為群眾服務的，表現群眾的生活跟鬥爭的，充滿著向上的精神的，洋溢著健康的情感的。我們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內容適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希望對於讀者思想認識的提高有若幹幫助。就文章的體裁門類說，散文、雜文、演說、報告、傳敘、速寫、小說，我們都選了幾篇。這些門類是平常接觸最多的，所以我們提供了若幹範例。”從這本教科書的目錄上可以看出，它實際上就是未來中國現代文學教學的雛形。
1951年5月30日，由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原定還有陳湧，他後來沒有參加，張畢來也曾參加過草擬大綱）四人負責起草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譹訛，就與這本教科書的基本指導思想相同。它對作家的選擇和評價，差不多就是以這本教科書為範圍的。雖然《大學國文》還不是新文學史的教科書，但由於它是由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主編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譹訛李何林等著《中國新文學史研究》，新建設雜誌社，１９５１年，北京。
013表了未來新文學史教學的基本方向，以下是這本教科書的目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毛澤東論學習《農村調查》序言二（毛澤東）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人的階級性（劉少奇）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陳伯達）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周揚）論嚴肅（朱自清）魯迅的精神（瞿秋白）奴隸就是這樣得到解放（郭沫若）墨子與墨家（張蔭麟）馬克思墓前演說（恩格斯）論列寧（斯大林）作家與戰士（羅斯金）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加裏寧）在巴黎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上的演說（愛倫堡）短論三篇（魯迅）人生識字糊塗始不應該那麼寫什麼是諷刺寫於深夜裏（魯迅）龍鳳（聞一多）狂人日記（魯迅）在其香居茶館裏（沙汀）014傳家寶（趙樹理）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無敵三勇士（劉白羽）鄭子產（張蔭麟）文人宅（朱自清）白楊禮讚（茅盾）春聯兒（葉聖陶）包身工（夏衍）海上的遭遇（周而複）三日雜記（丁玲）墨水和鮮血（愛倫堡）從這本國文教科書的目錄中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一、它對作家和作品的選擇帶有明顯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沒有作品入選，它的選擇標準是很狹隘的，完全以政治標準來進行取舍，凡在政治態度上不被認可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無論在新文學發展的曆史上起過什麼作用，都不入選。二、以政治人物的作品為先導，此點對於後來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的影響很大，毛澤東、劉少奇、陳伯達、恩格斯、斯大林、加裏寧、羅斯金等政治人物都有文章入選，而且占了很大比例。三、對於新文學作家的認可，在非延安係統的作家中，隻有魯迅、朱自清、聞一多三位入選，而這三位作家是毛澤東在文章中明確表示認可的。四、以延安文化為主要取向。在上麵的目錄中，除了政治人物的文章外，基本就是延安作家和左聯作家的作品。如周揚、郭沫若、趙樹理、孔厥、劉白羽、周而複、丁玲、沙汀、茅盾、葉聖陶、夏衍。教科書唯一的例外是選了學者張蔭015麟的兩篇文章，因為關於墨子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認識：“孔子是傳統製度的擁護者，而墨子則是一種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那篇《鄭子產》的入選，也有很強的實用性。
這本國文教科書雖然不是專門為新文學的教學而編的，但它的指導思想卻對後來中國新文學史的教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51年，李何林負責、王瑤起草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基本就延續了這種思路。特別是他們兩位給教員指定的參考書，也是以同樣的標準來製定的，此點可以從他們指定的“論文”和“曆史”兩部分書目中見出。以下是王瑤起草經李何林修改的參考書目：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整風文獻魯迅三十年集亂談及其它（瞿秋白著）表現新的群眾時代（周揚）《劍、文藝、人民》（胡風著）及胡風其它論文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民族形式討論集（胡風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論民族革命的文藝運動（雪葦著）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雪葦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李何林編著）中國抗戰文藝史（藍海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胡華編）此後無論是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張畢來《新文學史綱》還是蔡儀《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以及劉綬鬆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編》，基本在同一個學術方向上發展。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起016始就認為：“中國新文學的曆史，是從五四的文學革命開始的。
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來在文學領域上的鬥爭和表現，用藝術的武器來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教育了廣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鬥爭密切結合著的。新文學的提倡雖然在五四前一兩年，但實際上是通過了‘五四’，它的社會影響才擴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譹訛而蔡儀1949年在華北大學文學部的講稿中，認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基本精神，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三是新文學運動是以人民大眾為主的。譺訛李何林解釋中國新文學的性質時認為，中國新文學的性質是中國革命性質決定的，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它決定了中國從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便是新民主主義文學，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為廣大人民服務的文學。譻訛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發現，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製度化過程中，隻有王瑤一人具備從始至終的學術經曆，而他所以能在時代變革中改變了自己原初的學術方向，綜合觀察大體可以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術傳統向當代學術傳統過渡中，王瑤早年的學術準備與時代要求的一個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王瑤就沒有後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沒有《中國新文學史稿》及時的出世，這個學科的格局也許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比起成為一個“第一流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者”來說，王瑤的學術轉向導致了一個學科的製度化成長，這個貢獻可能遠比“第一流的古典文學學者”重要和影響久遠。
譹訛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第1頁，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
譺訛蔡儀《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第16、20頁，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
譻訛李何林等著《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第61頁，新建設雜誌社，1951年版，北京。
017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一
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可以理解為，一種學術傳統在時代習氣中的升降命運和長遠影響如何在一個學者身上由顯而隱，最終還原為一種穩定傳統的過程。一種學術生命力的頑強生長，有時候我們隻能從他們學術著作的細處才能體會出來。
一般研究王瑤學術思想和學術道路的人，都會提到魯迅對他的影響。一是因為王瑤自己在所有談論治學方法的文章裏，都要提到魯迅；二是王瑤１９４９年後的學術貢獻中，魯迅研究是一個重要方麵。但我以為雖然王瑤自己強調了魯迅對他學術道路的影響，這無疑是一個事實，但考慮到中國１９４９年後的學術環境，學者刻意顯示的學術影響，一般說來是為當時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學術偶像。也就是說，過分強調某一種學術影響，有可能包括了學者對時代學術環境的另外一種評價，在這種評價中，可能還遮蔽了一些東西。我們研究王瑤的學術道路，光注意魯迅的影響顯然不夠。
018人生有許多偶然，對王瑤來說，他學術道路上的偶然性，體現在他早年認同的三個學術導師，在後來變化的大環境中，不但沒有因為時代轉型而失去原來的學術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學術地位更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尊敬。一位是魯迅，一位是朱自清，還有一位是聞一多。三位學者在１９４９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瑤直接師從的朱自清和聞一多又恰好是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得到了轉型後時代高度認同的，因為毛澤東表揚過他們。
陳平原早就意識到，王瑤學術上有兩個主要淵源：一是魯迅，一是朱自清和聞一多。陳平原指出：“這三位學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學之實事求是，又有強烈的時代感，不以單純考古為滿足的……這其實也是先生平生治學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今並非易事，突出時代精神與深厚的曆史感，二者有時很難協調。先生不隻一次地發揮馮友蘭和朱自清關於崇古、疑古、釋古三種學術傾向的提法，並稱自己屬於釋古一派。學術研究中不盲信、不輕疑，而注重理解與闡釋，這固然可以避免過多的主觀臆測，可研究者仍然必須有借以闡釋的理論框架。這方麵先生發揮其通今的長處，特別注重五四以來學者引進西方理論的經驗。從五十年代對清學的批評，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研究課題，先生的思路一以貫之：這個世紀的學者必須‘既有十分堅實的古典文學的根底和修養，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時代精神、新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照亮了他們所從事的具體研究對象’。”①陳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瑤學術道路的，但理解王瑤的學術道路，光注意魯迅、朱自清和聞一多顯然不夠，必須把陳寅恪引①《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第２６頁，河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