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史

第三章（1 / 3）

�R0j�\u001d在日軍已全麵突破南京外圍防禦陣地，正向複廓城垣推進的情況下，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決定，於12月9日向南京守軍空投“勸降書”，作為最後通牒。日軍“勸降書”全文為：

百萬日軍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將陷入重圍之中。觀之戰局大勢，今後交戰唯有百害而無一利。蓋江寧之地乃中國故都，亦為民國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勝古跡蝟集。有宛若東亞文化精髓之感。日軍將嚴厲處置抵抗者，不予寬恕，然對無辜民眾及不懷敵意之中國軍隊，則寬以待之。乃至東亞文化亦有保護保全之熱忱。然若貴軍繼續交戰，南京勢必難免戰禍，千載文化歸於灰燼，十年之經營化為泡影。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軍勸告貴軍，立即和平開放南京城，然後按下文所記處置。

大日本陸軍司令官　鬆井石根

對本勸告書之答複，應於12月10日正午，在中山門至句容道路之步哨線，由我軍收領之。若貴軍派遣司令官代表，應準備於答複收領處，與本司令官代表達成關於接收南京城之必要協定。若於指定之時間內未得到任何答複，日本軍將不得不開始攻占南京。

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在接到日軍的勸降傳單後，於12月9日晚7時下達了“衛參作字第三十六號”命令：

1．本軍目下占領複廓陣地為固守南京之最後戰鬥，各部隊應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盡力固守，決不許輕棄寸地，搖動全軍，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後移，定遵委座命令，按連坐法從嚴辦理。

2．各軍所得船隻，一律繳交運輸司令部保管，不準私自扣留，著派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拒，以武力製止。

南京守軍各部接獲唐生智命令後，均以實際行動加強戒備，堅守陣地，猛擊日軍。第78軍軍長宋希濂，遂令下關守備部隊第212團協同憲、警，負責辦理收繳船隻、不準散兵私自乘船，並出示布告，使各友軍知照。

因勸降不成，鬆井石根遂於12月10日下午1時下達命令：“一、支那軍不接受我軍之勸告，仍在頑強抵抗。二、上海派遣軍與第十軍，當繼續南京攻城戰，並掃蕩城內之殘敵。”鬆井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今天一直到中午，仍然沒有接到支那軍的答複。於是我對兩軍下達命令，從下午開始攻打南京城。我真為敵軍的頑固不化感到可惜。攻打是不得已的事。”

三、複廓之戰

自1937年12月10日鬆井石根下達向南京發起總攻的命令起，戰火自東向西沿南京複廓陣地燃起。

紫金山是孫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又是南京東麵的天然屏障。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將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教導總隊部署於紫金山陣地。教導總隊享有“蔣介石的鐵衛隊”之聲譽，總隊長桂永清，副總隊長周振強，參謀長邱清泉，下轄步兵3個旅6個團，另有3個新兵團在湖南、江西訓練，其直屬部隊有炮兵團、騎兵團、工兵團、輜重團，以及通信營、軍事營、特務營等，共約11個團兵力。進攻紫金山及附近陣地的為日軍第16師團。該部以步兵第33聯隊主攻紫金山；步兵第38聯隊為其右翼，從玄武湖北側及紫金山北側地區向南京北部進攻；步兵第9聯隊為其左翼，進攻紫金山南側地區；步兵第20聯隊為最左翼，沿東部主幹道向中山門進攻。同時，位於第16師團左翼的第9師團步兵第35聯隊，也在最後階段，派出一個大隊參加了攻擊紫金山頂峰的戰鬥。

自12月8日起，從湯山方向西進的日軍便進抵紫金山地區，在紅毛山、老虎洞與守軍發生激戰。8日，進抵通濟門外紫金山陣地最南端紅毛山的日軍，與中國守軍教導總隊周石泉營激戰終日。10日午後，隨著總攻命令的下達，日軍第16師團攻擊紫金山主陣地的各部隊開始了猛烈攻擊。教導總隊官兵在這裏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擔任正麵進攻第二峰的日軍步兵第33聯隊，在這一天的進攻中，“一直受到382.5高地敵軍的抵抗”，遂決定由第6中隊實行夜襲。該聯隊戰史記載：“第六中隊勇猛地實施了攻擊，但是，敵軍用手榴彈進行頑強的抵抗，並且左後方受到兩百餘名敵軍的反擊，中隊出現了多人傷亡，進攻暫時受挫，但是至淩晨時，終於奪取了敵陣一角。”11、12兩日，在紫金山第二峰與西山主陣地，中日兩軍日夜激戰。日軍為攻奪紫金山陣地，派出大量部隊增援，並以加農炮直射中方陣地，主陣地的激戰，愈趨激烈。11日淩晨，中山門外主幹道附近的中國守軍，冒著日軍猛烈的炮火，頑強抗擊，迫使進攻的日軍不得不在山坡上暫時停止前進。日軍步兵第20聯隊士兵牧原信夫在其《陣中日記》中感歎：“敵人受到如此強大的炮擊還仍然頑強地抵抗到最後，實在令人佩服。”12日，紫金山的戰鬥進入最後階段，中日雙方在這一天進行了慘烈的戰鬥。日軍擔任主攻紫金山頂峰的步兵第33聯隊《戰鬥詳報》稱：該部經上午數小時激戰，方衝入頂峰東南麓陣地。“其間，敵軍也利用步槍、機槍的猛烈射擊及投擲手榴彈等進行頑強抵抗。占領著頂峰東北方地區數道陣地的敵兵從頂峰北側方向參加戰鬥，同時，從頂峰南側地區後方陸續增加了敵軍援兵，戰鬥逐漸激烈起來。”至12日下午，第二峰與西山陣地被日軍突破。雖然此時衛戍軍總部已經下達了總撤退令，但教導總隊的官兵，仍在紫金山一號高地與日軍血戰。12日傍晚，日軍攻占紫金山主峰。

事後，就連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也不得不承認：“南京的教導總隊曾發揮相當勇猛的抵抗。”日軍第9師團在其戰史中寫道：“據守紫金山的敵軍雖然是敵人，但的確很勇猛，他們也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明知結果肯定是死，但還是頑強抵抗，一直奮勇地阻擋我軍的進攻。”南京保衛戰的最高指揮官唐生智與羅卓英、劉興，對於教導總隊官兵在紫金山的頑強抵抗，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他們在事後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說：“守紫金山之部隊，亦能沉著勇敢，迨我軍退出南京之翌日，猶有一部官兵死守陣地，作壯烈之犧牲。”

在紫金山戰鬥激烈進行的同時，位於紫金山陣地左側的楊坊山、銀孔山陣地，也發生了激烈戰鬥。防守烏龍山—楊坊山一線的守軍，為第2軍團，進攻楊坊山、銀孔山陣地的日軍為第16師團之步兵第38聯隊。

楊坊山戰鬥自10日開始打響。下午2時許，日軍向第48師防線中的和尚莊發動猛攻，經守軍痛予回擊，未能得逞。11日晨，日軍以大炮30餘門、飛機10餘架，連續不斷地向楊坊山發起攻擊，先將山上工事毀平，繼以坦克16輛掩護步兵將該山包圍，頻頻實施突擊。守衛楊坊山陣地之第288團第3營官兵，在營長陳慶勳指揮下，頑強抗擊，與日軍反複混戰，終因日軍炮火猛烈，全營官兵幾乎全部犧牲，陳慶勳營長亦身負重傷，該陣地遂為日軍占領。與此同時，沿楊坊山至曹莊一線，是日均發生激烈戰鬥。

日軍步兵第38聯隊占領楊坊山後，又向附近的銀孔山發起攻擊。第2軍團軍團長徐源泉於楊坊山激戰之際，即令第142旅第283團進入銀孔山搶築工事，預為防守。楊坊山既失，銀孔山隨即發生激戰，據第2軍團《戰鬥詳報》記載：

敵占楊坊山後，遂以全力繼向銀孔山猛攻轟炸，慘烈尤倍於前，我守該山283R之團第一營營長單喆淵、連長孫世考，身先士卒，血戰半日，飲彈殉國，而全營官兵亦傷亡殆盡。當單營激戰時，該團之第二、三營前往增援，受敵炮擊與飛機轟炸，未及趕到，又傷亡過半，銀孔山遂為敵占。

日軍第16師團的右翼在攻占楊坊山、銀孔山之後，便繞經玄武湖及紫金山北側，占領了南京北部地區。

東南城垣光華門位於南京南線之左翼，是戰鬥最激烈的陣地之一。這裏由於是南京守軍南線和東線陣地的結合部，因此先後有教導總隊、第87師、第88師、第156師和憲兵團等部隊同時或交替參加防守。日軍步兵第36聯隊於12月8日攻占淳化鎮後，趁守軍第51師已撤守河定橋，而剛奉命趕到光華門外公路一線的第87師立足未穩之際，以步兵2000餘名、坦克10餘輛，於9日拂曉進至光華門外。此時光華門僅有教導總隊少數部隊防守，守軍見情勢緊急，將城門緊閉。光華門城牆高大，外有護城河環繞，加之守軍在這裏修築的防禦工事，給日軍的進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激戰中，守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第88師之第524團的一個營，經一天奮戰，有300名官兵陣亡。在9日的戰鬥中，光華門城門屢遭日軍炮擊，曾幾度被擊穿，守軍又迅速修複，並將突入城內的少數日軍予以消滅。不過還是有部分日軍突入城門洞內，給守軍造成威脅。

10日，在日軍持續不斷的轟擊下，光華門兩側的城牆已被轟開兩個缺口。午後，日軍一部在坦克掩護下，突破了光華門正麵陣地約百米，占據橋南街道兩側房屋，掩護後續部隊擴大戰果，部分日軍從城牆缺口處猛衝登城，企圖攻入城內。教導總隊第2團及軍士營、戰車防禦炮連努力反攻，與頑敵奮勇拚搏，將敵擊退，俘獲日軍3名。黃昏後，第87師部隊組織了有力反擊：由第259旅旅長易安華率一個加強團，在通濟門外，從西向東北方向攻擊；由第87師副師長兼第261旅旅長陳頤鼎率2個加強營，在光華門外的清涼巷、天堂村從東向西，與第259旅共同夾擊侵入光華門外之日軍。經過守軍奮力突襲，借著夜幕的掩護，終將這股突入的日軍大部消滅。但是，我第259旅旅長易安華、第261旅參謀主任倪國鼎，以及營長2人、連長以下官兵30餘人，也犧牲在光華門外。為了消滅城門洞內的日軍，守軍於10日夜組織敢死隊，實行火攻，給予日軍以毀滅性打擊。據中國軍事檔案記載：“是夜一五六師選敢死隊墜城，將潛伏城門洞內之少數敵軍焚斃，將盤據通光營房之敵殲滅，光華門及通濟門方麵遂得轉危為安。”原日軍第9師團士兵宮部一三回憶說：“淩晨1時左右，敵軍從城門上扔下木頭，並澆上煤油點火焚燒。整夜燃燒的大火讓我官兵吃盡了苦頭。”11、12日，日軍仍進行光華門爭奪戰。雙方互相拉鋸，但日軍一直未能占領光華門城頭。日軍步兵第36聯隊戰史稱，12日上午的戰鬥，“聯隊的損失為：伊藤善光少佐等275人陣亡；小川清大尉等546人負傷”。

安德門、雨花台成為中日兩軍交戰的重要戰場之一。這裏的守軍為第72軍，即第88師孫元良部，左與第87師等部相接，右與第51師陣地相鄰。其第262旅朱赤部為右翼，第264旅高致嵩部為左翼。參加攻擊這一陣地的日軍，自東而西，依次為右路之第9師團，中路之第114師團，左路之第6師團。

12月9日上午，日軍以一個聯隊向雨花台陣地東側發起進攻，遭守軍奮勇還擊，將其擊退。下午，日軍又增加一個聯隊，再次發起進攻。第264旅旅長高致嵩親率第528團兩個營增援，激烈的戰鬥經夜不斷。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19聯隊士兵宮部一三記述了當晚的戰鬥情景：“敵人的抵抗極為頑強，迫擊炮彈、手榴彈交織成火力網，多次拚命進行反擊，我軍傷亡不斷……敵步兵大部隊在火力掩護下，連續多次對我軍進行勇猛地反擊，而我第一線部隊死守陣地，擊退了敵人，在當天的戰鬥中，聯隊傷亡一百五十多人。”日軍步兵第19聯隊於10日晨，再次向雨花台東側發起猛烈進攻，遭到守軍的頑強抵抗。經整日激戰，日方在付出重大傷亡之後占領了白壁高地的東側。

11日的雨花台陣地，戰鬥更加慘烈。守軍第264旅已將預備隊第528團與所附工兵一營都調上第一線參加戰鬥。旅長高致嵩多次率眾奮勇反擊，與衝入中方陣地的日軍白刃格鬥，使日軍敗退而歸。與第264旅並肩戰鬥的第262旅也打敗了日軍的多次衝鋒，日軍傷亡慘重。該旅旅長朱赤，親率敢死隊，振臂高呼，殺入敵群。官兵們在旅長的帶領下與日軍浴血拚搏。

從正麵進攻雨花台主陣地的日軍第114師團步兵第66聯隊，在這一天經受了2000名中國守軍的反複衝殺，經曆了自登陸杭州灣以來最為激烈的手榴彈戰，其第3中隊的戰史寫道：“約兩千名敵人在野炮、迫擊炮、機關槍的掩護下進行反擊，但鐵絲網擋住了敵人，隔著鐵絲網雙方互投手榴彈，拚死相搏的攻防戰持續了30分鍾。敵人吹起軍號，撤回陣地。麵對2000名敵人，在50米開外的手榴彈戰是登陸以來最為激烈的戰鬥。”12日晨，日軍集中大批攻擊機與數十門重炮，配合數千步兵，分三路向雨花台陣地發起衝鋒。中方檔案記載了是日戰況：

敵挾戰車、飛機、大炮及精銳陸軍，不斷施行猛攻，我二六二旅旅長朱赤、二六四旅旅長高致嵩，團長韓憲元、李傑、華品章，中校參謀趙寒星，營長黃琪、符儀廷、周鴻、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各率部反複肉搏，奮勇衝殺，屢進屢退，血肉橫飛。上午，韓團長憲元、營長黃琪、周鴻、符儀廷先後殉難；下午，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華品章、營長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亦以彈盡援絕，或自戕，或陣亡，悲壯慘烈，天日亦為之變色。全師官兵六千餘名均皆英勇壯烈殉國，五二七團李團長亦因突圍至飛機場，被敵擊傷自殺。

南京守軍在堅守雨花台陣地的戰鬥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是，在雨花台失陷後，未能組織好撤退轉移，再次遭到不必要的傷亡。

雨花台北麵的城垣陣地是中華門。防守中華門一線的中國軍隊，其左翼為第87師，右翼為第51師。日軍主攻中華門之部隊為第6師團。該師團將由阪井德太郎所率第11旅團的步兵第13聯隊和步兵第47聯隊分置於中華門東西兩側，同時攻奪中華門。據步兵第47聯隊戰史記述：“當時，第六師團所下達的命令很微妙，第四十七聯隊奉命攻打的區域為麵前的中華門向西約千米的城牆，位於中華門右邊的岡本部隊（第十三聯隊）和第四十七聯隊誰都可以奪取中華門。”

12月10日，日軍第6師團下達“六師作命甲第81號”命令，將所屬之步兵第11旅團與步兵第36旅團分為右翼隊與左翼隊，聯合攻奪中華門及其以西城垣一線。自10日開始，日軍即有少數部隊突破守軍防線，通過軍便橋渡河攻擊中華門。守衛雨花台第88師防線的部分陣地為日軍攻占後，日軍遂將炮兵陣地推至該處，掩護坦克和步兵，向中華門城垣攻擊，守城官兵傷亡慘重。

12日，日軍開始對中華門發起大規模進攻，戰鬥十分激烈。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參謀處科長譚道平述及這一場麵時稱：“重磅的炮彈，轟擊中華門，堅固的城牆外殼，被震裂的萬千的爛石塊，飛在空中，擲向所有的住屋，屋子立刻傾坍下去，石殼裏麵的沙泥飛奔下來，正似喘急的流砂。”一股日軍選擇中華門至水西門間一段被炸開的城牆，於上午9時許，利用繩梯攀城。守軍第306團團長邱維達立即命第3營營長胡豪，組織敢死隊，務於1小時內將突入城牆之日軍完全肅清。胡豪領受命後迅速組織敢死隊，向城牆突破口反擊。他們在全團火力的有力掩護下，不到1小時，便將突入之日軍全部肅清，並生俘十餘人。在戰鬥中，少校團附劉曆滋與營長胡豪不幸中彈犧牲。日軍步兵第47聯隊曾組織了由中津留大作伍長等6名士兵組成的敢死隊，突擊中華門以西的城牆。他們在攻擊中經曆了十分慘烈的搏鬥，最後隻剩下中津留一人在城牆上接應後麵的主力。在此次突擊中僥幸存活下來的伍長中津留大作在其日記中記下了攀登城牆時恐怖的一幕：

我們將事先準備好的長約十米的兩架竹梯綁在一起爬上城牆，可是竹梯離城牆頂端還差三米。士兵們腳踩雜樹和磚縫爬上城牆，並豎起了日章旗。然而守城的敵軍集中火力阻止我軍登城，好不容易豎起的日章旗也成了敵人的攻擊目標，我們隻好將旗幟放下。士兵們聚精會神地將城磚一塊塊挪出，終於打開了一個僅能容下身體的空洞。我們從空洞處爬上城牆，但是，由於敵人的猛烈射擊，我們不能將頭探出，於是就用挪出來的牆磚堆砌成小小的掩體，一邊用輕機槍壓製敵人，一邊擴大橋頭堡陣地。

在中華門激戰的同時，位於中華門西南城牆拐角處的賽公橋，也進行了一場血戰。守衛賽公橋的中國軍隊為第51師。該師以第151旅之第302團及第305團之一部，扼守賽公橋至關帝廟以東之線；以第153旅之第306團及第301團之一部，據守水西門以南800米處至西南城角之城垣。日軍攻擊該處之部隊為第6師團之第36旅團。按照第6師團的部署，在進攻中華門及其以西一線城垣的行動中，步兵第23聯隊主攻城牆西南角，步兵第45聯隊主攻水西門。賽公橋位於兩聯隊攻擊正麵的結合部。

日軍於12日拂曉，集中炮火轟擊賽公橋及西南城角，旋以坦克10餘輛、飛機20餘架，掩護步兵發起進攻。守衛賽公橋一帶的官兵奮起抵抗，戰況之烈，空前未有，使日軍遭到重大傷亡。據資料記載：“賽公橋為敵突破數次，幸賴官兵英勇與敵肉搏，經三小時惡戰，終將賽公橋陣地完全恢複。”在賽公橋激烈的戰鬥中，第302團團長程智親臨第一線指揮戰鬥，右手三指被打斷，副官勸他退下，他稍事包紮，又回到陣地，旋腹部又被機槍擊中九彈，壯烈犧牲。賽公橋雖數次為日軍所占，但每次均被中國軍隊奪回，直至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下令撤退時，賽公橋上的中國軍旗仍然飄揚於硝煙之中。

第四節　日軍攻占南京城

一、日軍占領南京

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在南京城已三麵被圍，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一麵命令部隊做好巷戰準備，一麵嚴令部隊不準擅自撤退。南京守城官兵在十分艱苦和危急的情況下，確曾有在南京進行巷戰的想法和準備，隻是在接到蔣介石的撤退命令，並權衡形勢作出全城撤退的決定後才放棄了這種打算。

蔣介石從堅持長期抗戰、保持必要戰力的戰略高度出發，於12月11日通過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向南京守軍下達了撤退命令。該日中午，顧祝同給唐生智打電話稱：“委員長已下令要南京守軍撤退，你趕快到浦口來，我現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唐答：“有許多事情應該與各部隊長交代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後責任，由誰來負？”顧強調“情況非常緊急”。唐則表示：“至遲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隻顧一人的死活，不顧軍隊。”

唐生智在接到顧祝同的電話後不久，就收到了蔣介石發來的“真侍參”撤退令，內稱：“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數小時後，唐生智續接蔣介石發來的“真戌侍參”撤退令，內容同前。唐生智遂於次日淩晨3時召集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參謀長周斕，參謀處長廖肯，參謀處一科科長譚道平等人商討撤退問題，命參謀長周斕帶著參謀人員連夜起草撤退令。

12日下午5時，唐生智在唐公館召開了師長以上將領會議，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參謀長周斕，副參謀長佘念慈等出席。唐生智宣讀了蔣介石兩次發來的撤退令。

唐生智在會議最後，又就書麵撤退令中的某些規定口授命令：“87D、88D、74A、教導總隊諸部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向滁州集結。”唐的這一口頭命令，對南京保衛戰的結局有著重大影響，其將輸送過江的部隊數量徒增了5個師以上，使原定“大部突圍，一部渡江”的原則，實際變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圍”，這是當時的運輸力量根本無法承受的。許多原定突圍的部隊，均蜂擁至江邊，其數量近9個師，江邊人多船少，秩序極為混亂，以致大批無組織的部隊滯留江邊與城內，一部成為日軍俘虜，一部潛入民間。

由於撤退令下達倉促，一些部隊根本未接到參加會議的通知，即使出席了會議的指揮官，因戰場形勢危急，也不能順利指揮部隊按命令有序撤出或突圍。大量軍隊無序地麇集在江邊，爭搶渡船，涉水泅渡，造成許多慘劇。

在所有守城部隊中，隻有第2軍團因得20餘艘民船之連續輸送，全軍得以安全撤離。該軍團除在戰鬥中傷亡5097人外，其餘11451人全數撤離到江北。由葉肇率領的第66軍與由鄧龍光率領的第83軍兩支廣東部隊，在撤退中尊奉“就地突圍”之命令，集結在一起，經由太平門、仙鶴門而至江寧、句容等地，最後抵達皖南歸隊。沿途多次與日軍發生遭遇戰，部隊不斷傷亡、散失，最後隻剩下近4000人。據統計，南京衛戍部隊這支15萬人的大軍，經浴血奮戰與城陷後之殉難，計約損失了10萬人，約有5萬人安全撤退到後方整補。

12月13日，日軍分別占領了南京東麵的中山門、太平門，東南麵的光華門、通濟門、武定門，南麵的中華門、雨花門，以及西麵的水西門、漢西門等城門。

在中山門方麵，13日淩晨，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在未經戰鬥的情況下占領了中山門，並在城門上書寫了一行白色大字：“昭和12年12月13日淩晨3時10分，大野部隊占領。”不久，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35聯隊亦於13日晨從中山門左側被日軍炮火轟塌的城牆缺口突入城內。中山門北麵的太平門是南京另一座重要城門。堅守太平門的部隊為教導總隊之一部，而攻擊太平門的日軍為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12月12日，經過激戰，步兵第33聯隊攻占了紫金山頂峰，並根據“步三三作命甲第129號”命令，繼續向天文台、太平門攻擊前進。其“戰鬥詳報”稱：“13日早上7時30分左右，第二、第三大隊相繼占領了天文台高地。同日上午9時10分第二大隊的部分部隊（第六中隊、一個機槍小隊和一個工兵小隊）占領了太平門並讓日章旗高高飄揚在城門上。”

在光華門方麵，12月12日夜，堅守光華門的中國軍隊開始陸續撤退。13日淩晨，日軍再次突擊光華門，據日軍《步兵第三十六聯隊戰鬥詳報》的記載，13日淩晨4時左右，光華門附近“槍聲完全停止，也沒有投擲來的手榴彈。第一大隊及第二大隊遂數次派偵察員上城牆觀察，確認敵人大部已經退卻後，第二大隊長下令立即衝鋒”。“淩晨5時，聯隊長手捧軍旗來到城牆上，麵對東方之皇宮進行遙拜，此時東方天空已經泛白。”至此，光華門完全失陷。

在中華門方麵，13日淩晨3時，日軍步兵第13聯隊第1大隊第2中隊突擊占領了中華門西側城牆，接著，該大隊主力占領了中華門西側約200米處的城牆，日軍後續部隊架設雲梯，冒著猛烈的彈雨攀登城牆。13日淩晨5時左右，日軍占領了中華門。在南京城牆西南角及水西門，12月12日，日軍“依靠炮兵主力的協助，在城牆西南角也徹底炸開了兩處大豁口，但仍因城外小河及附近敵軍的抵抗而很難突進。在炮兵集中火力進行數次支援後，下午4時45分，步兵第二十三聯隊第一大隊終於攻占了城牆，夜間還在城牆上逐步擴大戰果”。13日早上8時30分左右，日軍第6師團步兵第23聯隊第3大隊亦占領了水西門。中華門東側的雨花門是南京城南另一重要城門，鐵路穿門而過，為溝通城內外交通的重要通道。12月12日日軍占領雨花台一線後，其第114師團將攻擊重點保持在中華門以東城牆及雨花門方麵，並命令步兵第115聯隊攻占雨花門。12日下午，步兵第115聯隊一部突入雨花門，但在中國軍隊的猛烈反擊下，日軍無法站穩腳跟，未能擴大戰果。13日淩晨，日軍發現中國軍隊逐漸撤退，遂命令部隊進城掃蕩。至此，日軍完全占領了雨花門。

圖1-4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千葉部隊渡過秦淮河，從中華門入城

圖片來源　《支那戰線寫真：上海戰線》

12月13日，當日軍攻占南京東、南、西各城門的同時，迅即派出部隊，從南京城東、西兩麵向下關攻擊前進，以期占領下關，截斷中國軍隊渡江北撤的退路，實現圍殲中國軍隊於南京城下的戰略目標。

在南京城東麵，13日淩晨，在紫金山北麓攻擊前進的日軍第16師團向以步兵第38聯隊為基幹的佐佐木支隊下達了向下關進擊的命令：“支隊今天（13日）繼續將重點保持在左翼，並要突破敵軍中央進入下關方向。”根據這一命令，步兵第38聯隊以輕型裝甲車為先頭，向下關迅猛追擊。該聯隊於下午3時左右進抵下關江邊，截斷了中國軍隊的退路。在步兵第38聯隊向下關追擊的同時，13日上午，步兵第33聯隊接到直屬第16師團指揮並向下關追擊的命令。該聯隊第1大隊於13日上午8時30分左右占領了紅山，接著立即以最近的路線向下關方向追擊，並於下午1時許進抵下關。

在南京城西麵，日軍第6師團為了迂回包抄下關，早在12月10日就下達了進擊下關的命令：“左翼隊應逐步將兵力調至西北方，進攻水西門及漢中門。配屬的騎兵第六聯隊，應讓迂回部隊逐步進入下關一帶，阻止敵軍渡江。”11日，擔任第6師團左翼主力的步兵第45聯隊原定攻擊目標為水西門，但水西門外河網密布，無法順利展開攻擊，遂轉而向下關方向挺進。13日早晨，向下關挺進的日軍在上河鎮附近，與從下關折返，試圖從正麵突圍的中國軍隊上萬人發生了遭遇戰，戰鬥異常激烈，中國軍隊雖然傷亡慘重，但也給予日軍以沉重打擊，日軍步兵第45聯隊第3大隊第11中隊長大薗大尉等人陣亡，數十人負傷。13日，日軍第6師團騎兵第6聯隊也與中國軍隊發生了遭遇戰。13日淩晨5時左右，該聯隊先頭部隊在水西門外向下關迂回挺進時，在棉花堤附近與從下關向南突圍的中國軍隊數千人發生了遭遇戰。由於當時天色昏暗，加上薄霧彌漫，雙方不期而遇，戰鬥場麵十分混亂，甚至發生了肉搏戰，中國軍隊傷亡慘重，不得不向長江中的江心洲撤退。據日軍文獻記載，此次遭遇戰，中國軍隊傷亡約6000人。

13日傍晚，第6師團步兵第45聯隊、騎兵第6聯隊進抵下關，與先行抵達的日軍第16師團所屬部隊會合。此外，12月11日從安徽太平以北渡過長江的日軍國崎支隊，沿長江北岸向浦口進擊，在擊退了中國軍隊的抵抗後，於13日下午攻占了下關對岸的浦口，徹底截斷了中國軍隊渡江北撤的退路。

突破了江陰、鎮江等地數道封鎖線的日本海軍第3艦隊第11戰隊，在旗艦“安宅”號的率領下，於13日下午2時許進抵下關江麵，並以艦炮和機槍向正在渡江的中國軍隊及平民猛烈射擊。下午5時，第11戰隊艦艇抵達下關碼頭。

圖1-5　日本軍艦抵達下關江麵

圖片來源　《支那事變寫真全輯》（中）

12月13日，日軍上海派遣軍、第10軍所屬部隊，從南京城外東西兩麵進擊下關，並占領了下關對岸的浦口；日本海軍第3艦隊第11戰隊的艦艇亦進抵下關江麵，封鎖了長江。因此，日軍基本達到了既定的作戰目的，即截斷中國軍隊的退路，圍殲中國軍隊於南京城下。

日軍在向南京進擊，沿途大量屠殺無辜百姓與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暴行中，甚至出現了“殺人比賽”的野蠻行徑。

日軍第16師團之步兵第9聯隊中的2名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進軍南京的途中，開展了滅絕人性的“百人斬”競賽，以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1937年11月27日日軍攻陷無錫開始比賽，29日抵達常州時兩人共砍殺了81名中國人。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3名特派員淺海、光本、安田在常州火車站前對他們進行了采訪。11月30日，《東京日日新聞》以“百人斬競賽！兩少尉已超過80人”為題，對此作了首次報道：

在第一線的片桐部隊中有兩位年輕將校展開了“百人斬”競賽。據說從無錫出發後，一人很快就斬殺了56人，另一人斬殺了25人。一人是富山部隊的向井敏明少尉（26歲），山口縣玖河郡神代村人，另一個人是同一部隊的野田毅少尉（25歲），鹿兒島縣肝屬郡田代村人。作為劍道三段的向井少尉腰間掛著一把“關之孫六”刀，而野田毅少尉的刀雖然無銘，卻是祖上傳下來的寶刀。

當向井與野田於12月2日隨部隊進攻到丹陽縣城時，他們殺人的數字又有了大幅攀升，特別是原來處於落後地位的野田，其數字猛增了一倍多，兩人已經一共砍殺了151人。12月4日，《東京日日新聞》以“急速躍進　百人斬競賽的經過”為題，對“殺人競賽”作了第2次報道：

在向南京進擊途中，已開始“百人斬”競賽的××部隊的先頭片桐部隊之富山部隊青年將校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少尉，自常州出發以來，經過反複奮戰，於2日傍晚6時進入丹陽之前，向井少尉已斬殺了86人，野田少尉則斬殺了65人，兩人難分勝負。

12月5日，已經殺到句容前線的向井與野田，已經分別殺了89人和78人，兩人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淺海與光本兩特派員迅速向報社發去第三份有關“百人斬”競賽的快訊。《東京日日新聞》旋以“‘百人斬’大比賽　勇壯！向井、野田兩少尉！89∶78”為題報道如下：

片桐部隊的兩名年輕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少尉，以南京為目標進行了“百人斬競賽”。兩少尉在攻陷句容城時，衝在最前線，勇猛奮戰。直至攻陷前，兩人取得了勢均力敵的成績：向井少尉斬89名，野田少尉斬78名。

12月10日中午，向井、野田再次相會於南京東郊紫金山麓。此時他們的成績為106∶105，但是因為分不清到底是誰先殺滿100人的，於是又重新開始了以殺滿150人為目標的競賽。《東京日日新聞》以“百人斬超紀錄　向井：106—野田：105兩少尉進行延長戰”為題，並配發了由佐藤振壽在常州城邊為他們拍攝的照片，於12月13日為“百人斬”作了第4次報道。報道稱：

在攻入南京之前就開始進行罕見“百人斬”競賽的片桐部隊的勇士向井敏明和野田岩（即前報之野田毅——引者注）兩少尉，到10日紫金山攻略戰時，創造了106比105的紀錄。10日中午，兩少尉手持卷了刃的日本刀碰麵了。野田：“喂，我斬了105個，你呢？”向井：“我是106個！”……兩少尉大笑“啊，哈哈哈”。最終也沒能搞清楚是誰在什麼時候先斬殺滿100人的。“那我們就算是平手吧。不過，改成150人怎麼樣？”兩人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從11日起，“150人斬”的競賽又開始了。

向井與野田的“百人斬”競賽，雖以日軍向南京攻擊作戰的激烈戰鬥為背景，但他們一為炮兵小隊長，一為大隊副官，均非第一線衝鋒陷陣的士兵，且在使用戰鬥中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大刀去消滅對方的士兵，顯然，被他們屠殺的大多是手無寸鐵的百姓和已經放下了武器的士兵。向井、野田在回國後，曾被他們的母校作為“英雄”來歡迎，邀請他們向學生講述“百人斬”的“勇況”。

二、沿途暴行

日軍在向南京攻擊前進的過程中，一路燒殺淫掠，無所不為，給南京附近的郊縣地區，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必須指出，日軍的暴行，並不是隻發生在南京城郊，而是與其戰爭行為同步的。從華中方麵軍向南京攻擊前進的出發地淞滬地區開始，日軍就製造了一係列的暴行。

1937年12月初，日軍第16師團作為最先逼近南京的部隊，自丹陽進入句容至湯山鎮之間。據與第16師團進軍路線大致相同的第3師團之步兵第34聯隊分隊長曾根一夫的記述，該部在句容附近的一個村莊，因征收食物的野呂等5名士兵失蹤，“於是班長就決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後，放火燒毀村莊……等到深夜，認定村民都熟睡時，我們就越過土牆，到處放火，不久火勢迅速蔓延起來，火光到處亂竄，將整個村莊燒毀。酣睡中被大火驚醒的民眾，爭先恐後地倉皇逃出。這時候，我們乘虛而入，展開突擊行動，見一個殺一個，隻在十幾分鍾內就再也看不到一個會動的人影，到處散落著死屍”。

日軍於12月6日進入湯山北麵的湖山村，並不停地殺人、放火、找花姑娘。僅8日這一天，就有11名村民遭到日軍的殺害。據村民戴誌善回憶：

冬月初六，在村東，東邊是戴興雲家，西邊是戴大林家，兩家山牆的滴水溝內，躲著11個人，被日本兵抓出來，在戴氏宗祠前麵殺了。這些人是戴昌繼（四十幾歲）、戴大林（50歲左右）、戴大鈞（50歲左右）、陳開榮（30歲不到，如今兒子陳福大還在）、王立榮（40歲左右）、戴大金（50歲左右）、戴興餘（二十七八歲）、戴昌述（不到40歲，女兒已經嫁到安徽），還有一個在此避難的作廠人。王立榮被砍頭，其他人是用刺刀捅死的。

湯山鎮所屬的孟塘村與湖山村在同一天被日軍占領。日軍在孟塘村的暴行，給村民留下了痛苦的記憶。婦女王賢珍說：“冬月初四（即12月6日——引者注）……炸彈炸了兩天後，鬼子就進來了，在橋上炸死了不少人。我小阿姨、老公公（44歲）在跑反時被鬼子用槍打死。我親眼看到一個姓張的五六十歲的老人和他家裏的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活活被日本人踢死。晚上回來摸糧食的路上，鬼子殺了很多人……鬼子進村後，就要花姑娘。我們村被抓了兩三個（姓名不記得了），我當時很害怕。鬼子叫男的找花姑娘，沒幫找到的，就被打死。”

12月8日，日軍占領湯山鎮，同時也在該鎮四周的村莊施暴。村民張禮海對日軍輪奸少女、殘殺村民的暴行記憶猶新。他說：“初六（即12月8日——引者注）那天下午3點來鍾，太陽西斜了，七個日本兵從湯山山頂的炮台下山，在臥牛山輪奸了一名16歲的少女，然後用鬆枝插進下身折磨致死。這名少女是張肖莊人，大家都喊他‘大丫頭’。”這7名日本兵又來到於右任別墅的地洞口，強令躲在地洞裏的15位村民出來接受搜查，並任意將他們處死。

上峰鎮位於湯山鎮以南，幾乎與湯山鎮同時被日軍占領。該鎮的姚家邊飽受日軍的蹂躪。村民陳恩貴講述日軍在姚家邊奸、殺、燒暴行時稱：

農曆冬月初五（1937年12月7日），我們姚家邊來了兩個鬼子，手裏沒有槍，隻有刀。他們在陳起瑞家的槽［糟］坊（酒坊）裏關了門強奸兩個婦女，其中有一個當時就死在床上了，另一個從槽［糟］坊逃出來，在外麵尋死了。這兩個鬼子強奸完了，把躲在村裏的三十來個外村人統統叫到槽［糟］坊，一個個綁起來，用刀挑死，然後放一把火，把房子燒了。

12月8日以後，日軍推進至紫金山至雨花台、江寧鎮之複廓陣地。隨著日軍的推進，其暴行的發生地也愈益接近城垣。

據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穀壽夫戰犯案判決書》的附件中所錄：12月9日，農民蔣東旺、蔣海疇、蔣海洋、蔣海青4人在向花村被殺；12月10日，工人邵源嶺在窯灣街被刺殺，商民王貴錫在能仁裏64號因言語不通被槍殺，婦女王孫氏在井二村被機槍射死，僧人道純在養回紅村被槍殺；12月11日，農婦尹陸氏在高輦柏村被槍殺，小販董新福與其子董誌謹在鄧府山因日軍索要財物未遂被殺，農婦賈紅英在賈家東村被殺。12月11日，城西江東鄉一次就被日軍殘殺了12名村民。村民朱廣洪回憶說：“1937年農曆冬月初九，我看見日本人騎著四匹馬從對麵運糧河過來，我們莊上的人看見後就躲了起來。日本人到莊上一看沒有人，拚命叫，後來去了13個人，帶到龍王廟。一個叫彭二牛的跑了，日本人認為是中央兵，就把其餘12個人全殺了。我的三叔、四叔就在其中。”

12月12日，日軍的暴行更延伸至孝衛街—雨花台—雙閘—三汊河這一弧形地域。僅《穀壽夫戰犯案判決書》的附件中所錄分散屠殺的案例，這一天在這一弧形地域中即發生120件，計127人被殺。其中，農民殷壽江在孝衛街東窪村被殺，市民曹文黨等7人在雨花台被殺，市民胡長生等6人在雨花路被殺，市民李發來等6人在沙洲圩被殺，平民張得洪、陳老二、陳二子在雙閘鎮25號被刺刀刺死，商民張炳隆在上新河南街36號遭槍殺，農婦李徐氏、任氏在三汊河北圩村20號被槍殺。據僧人隆海敘述：“本人在長生寺為僧，親睹日寇自進占南京郊區到本寺來，將長生寺出家（人）計十九名集體以步槍射死。”日軍還在是日晚6時，將中華門外西街145號市民王福和、張書新、張馬氏、張玉根、張玉福、張小六子、張小狗子等11人悉予槍殺，僅張玉發一人受傷幸免於死。這一天，日軍在西羊巷用煙熏、刀刺，將躲在地洞裏的村民殺死了22人。

三、襲擊英美艦船

在日軍向南京城發起全麵攻擊，南京城即將陷落的時候，日軍為截斷中國軍隊的退路，防止中國軍人乘船逃離，發生了以飛機轟炸美國艦船致其沉沒及炮擊英國軍艦的嚴重外交事件。

12月12日上午，停泊在南京上遊20公裏處的美國炮艦“帕奈”號，不斷遭到日軍炮擊。為避免被炸的危險，“帕奈”號複繼續向上遊移動。10時左右，該艦受到約30名全副武裝的日軍士兵的威脅和騷擾。後來“帕奈”號在南京上遊43公裏處下錨停船。此時，該艦上共有官兵59人，美國大使館官員4人，以及英、美、意等國新聞記者，公司職員等10餘人。艦上懸掛著多麵美國星條旗。當天下午，日機分批對“帕奈”號及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商船進行轟炸、掃射，終使“帕奈”號與商船“美平”號、“美霞”號沉沒。

在美艦“帕奈”號被炸事件中，4人死亡，3人重傷，12人輕傷。死亡的4人是：意大利記者桑德羅·桑德利（Sandro　Sandri，又譯桑德羅·桑德瑞）、“美霞”號船長卡爾森（Carlson）、上士查爾斯·L.恩斯明格（Charles　L.Ensminger）、舵手埃德加·C.郝爾斯布斯（Edgar　C.Hulsebus）。

在日軍飛機轟炸美艦“帕奈”號及其附近商船的同時，配屬日軍第18師團之野戰重炮兵第13聯隊，在橋本欣五郎大佐的指揮下，於12日上午在蕪湖附近向英國軍艦“瓢蟲”號炮擊，造成多名英軍官兵傷亡。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Robert　L.Craigie，又譯克雷吉）在致日本廣田外相的照會中指出：“英國領事、英國陸軍武官及英國揚子江海軍少將副參謀長等搭乘的拖船從南京駛至蕪湖江麵後，搭乘者登上英國軍艦瓢蟲號，此時拖船遭到了日方機關槍的射擊。……此外，英國商船綏和號也被一發炮彈命中。接著英國軍艦‘蜜蜂’號到達現場，也被沿岸的炮兵攻擊。”而橋本欣五郎則聲稱：“接到了向江上一切船舶射擊的命令。”“無論任何船隻隻要在江上移動就炮擊。”據英國長江皇家海軍指揮官報告，“瓢蟲”號被擊的具體損失為：“一顆炮彈打在左舷吃水線31位置處。3號燃油箱所連接的2號燃油箱被打了個洞。水和油混合在一起，淹沒了31位置和32位置之間的空間。卷揚機蒸氣管破裂，前甲板四處受到撞擊，6英寸機關炮碎裂殘骸損壞的後膛。軍官寢室和浴室遭毀壞。一顆炮彈損毀了船艙甲板上的司爐機，左舷88至89位置處，朗厄幹遇難。”

日軍在攻擊南京的過程中，無視國際準則，明目張膽地襲擊美英艦船。雖然在事發後，日本做出了必要的姿態與彌補措施，但這畢竟給日後其與英美的關係蒙上了陰影。

第二章　震驚中外的日軍大屠殺

第一節　“處置”俘虜與“掃蕩作戰”

一、攻城戰中的俘虜“處置”

在日軍攻擊南京的過程中，大批中國軍人在戰鬥中被日軍俘獲，然而日軍並沒有按照相關國際公約人道地對待他們，而是以屠殺的手段加以消滅。

日軍俘獲的中國軍人大多來自南京以東戰線，在日軍第16師團、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相關史料中不難發現屠殺中國俘虜的記載。

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敗逃之敵大部進入第十六師團作戰地區的林中或村莊內，另一方麵，還有從鎮江要塞逃來的，到處都是俘虜，數量之大難以處理。”“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但由於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計的群體，連武裝都不能及時解除。不過他們已完全喪失了鬥誌，隻是一群群地走來，他們現在對我軍是安全的。雖然安全，但一旦發生騷亂，將難以處理。”“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此外，還有人不斷地前來投降。”“處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個大壕，但很難找到。預定將其分成一兩百人的小隊，領到適當的地方加以處理。”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的池端正巳也回憶說：“我們部隊到達太平門掃蕩時，從鎮江敗退的敵人不斷過來。他們已經喪失了鬥誌，接二連三過來投降。……我們部隊人數很少，不足百人，而俘虜那麼多，有一千幾百人，無法供他們飯吃。”“我們部隊自己吃飯也成問題，就去請示作為上司的師團，師團命令說‘處置掉’。”

12月12日，日軍第13師團接到命令，由步兵第103旅團立即組建以步兵第65聯隊、山炮兵第19聯隊一部為基幹的山田支隊，於當日出發，沿長江南岸向南京進擊。該支隊在攻占烏龍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等地時捕獲了大批中國俘虜。步兵第103旅團長山田栴二少將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俘虜難以處置。恰好在上元門外發現了一所學校，就將他們收容在學校裏。有14777名俘虜。俘虜這麼多，不管是殺掉還是讓其活著都很困難。”15日，山田栴二“派本間騎兵少尉去南京，聯係處理俘虜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說將俘虜全部殺掉”。12月14日淩晨，第16師團步兵第30旅團下達了命令：“各部隊至師團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虜。”由此可見，日軍大肆屠殺俘虜並不是下級軍官及士兵的個人行為，而是出自日軍中高層的命令。

由於采取了上述俘虜政策，日軍在攻占南京的過程中即開始大量屠殺俘虜。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0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少將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稱：“今天，在我支隊的作戰區域內，遺棄的敵人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還有在江麵上被裝甲車擊斃的士兵和各部隊捉到的俘虜，合在一起計算，僅我支隊就已解決了敵軍兩萬以上。……其後接連不斷地有俘虜前來投降，其數量高達數千人。情緒亢奮的士兵絲毫不理睬上級軍官的勸阻，將俘虜一個個地殺死。回想到許多戰友流的血和十天來的艱難困苦，別說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說‘全都幹掉吧’。”

日軍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少將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了步兵第30旅團抓獲大批中國俘虜的情形：“據說3時左右，佐佐木支隊的一個中隊在南京東北部抓獲了約二萬名俘虜。另有報告稱，從飛機上清楚地看到排成四列縱隊，前後長達8公裏的俘虜隊伍正被押送往南京城北部。”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也記述說：“事後得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

12月13日，守備太平門的第16師團之步兵第33聯隊第6中隊將約1300名俘虜屠殺在太平門附近的壕溝中。原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士兵大澤一男在談到日軍在太平門屠殺俘虜時也說：

黎明時突擊，從紫金山下來，向太平門進擊。……用鐵絲網將敗殘兵全部集中圍在城牆一角。城內的防空壕、要塞中也擠滿了人。我們拿來汽油，從城牆上向敗殘兵的頭上澆下去……點著火以後也有人想逃跑。盡管如此，也隻是冒煙，人燒不起來。屍體就這麼放著。

時任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一課課長的西原一策大佐，在12月26日的《作戰日誌》中記述說：“同軍司令官一道視察南京近郊。給江北方麵的補給應該用運輸艇運送，讓其在浦口靠岸。南京沿岸的屍體多得驚人，太平門外也是如此，正在一個勁地燃燒著。”

日軍山田支隊在南京東北方的烏龍山、燕子磯、幕府山等地俘虜了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並將其押解到長江邊的幕府山、上元門附近加以屠殺。這場屠殺的幸存者，時為教導總隊第2團第3營營部勤務兵的唐廣普回憶說：

12月13日……日本兵來了，把青年人全部攆到街心。有個會講中國話的日本人說：“哪個認識幕府山的前麵帶路！”於是有個人站出來帶路，把我們帶到幕府山，關在空營房裏。集中囚禁約兩萬人，大多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有個四川兵，不堪饑渴，約眾外逃，結果有1000多人被日軍射殺於外壕中。12月18日，日本人從早上四點鍾就開始捆人……從早上四點一直捆到下午四點。然後還是那個會講中國話的日本人講話，問哪個認識老虎山的帶路，說要送我們回南京城去“米稀米稀”。到了上元門大窪子江灘……晚上八九點鍾，日本兵開始屠殺，機槍一響，我就躺倒在地。20分鍾後，機槍停了，我右肩頭被打傷也沒有知覺，死屍堆積在我身上，感到特別重。約5分鍾後，機槍又開始掃射，過了一陣子，日軍上來，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後用稻草灑在石榴樹上，用汽油一澆就燒起來了。

曾目睹日軍幕府山大屠殺後慘狀的韓貴道在接受采訪時也回憶說：“在幕府山的史家大窩子，我估計有兩萬名中央軍被殺，他們是唐生智的部隊，七個日本兵在兩個翻譯的幫助下，讓中央軍排成四隊，用機槍把他們打死。”

日軍山田支隊步兵第65聯隊許多官兵的日記記述了這場屠殺的細節。該聯隊第4中隊的宮本省吾少尉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傍晚攻打烏龍山。陣地上並沒有敵軍，俘虜了許多敵殘兵並殺掉了一部分。”在14日的日記中他又記述說：“淩晨5時出發，掃蕩敵人殘兵。我們還沒有發動攻擊，敵軍已無心戀戰，過來投降。我們未費一槍一彈便解除了幾千人的武裝。傍晚把俘虜押往南京的一個兵營，不料竟有一萬多人。”16日，日軍開始屠殺這批俘虜，宮本省吾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說：“就在我們吃午飯的時候，發生了火災，引起了極度的混亂，結果三分之一的兵營被燒毀。下午3時，大隊決定采取極端措施，把約三千名俘虜押到揚子江邊槍殺了。”12月17日，也就是日軍華中方麵軍舉行南京入城式的當天，步兵第65聯隊繼續分批處決俘虜。宮本省吾在17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今天部隊舉行南京入城式。部隊大部分人參與了對俘虜的處決。”“傍晚回來，立刻出發加入了對俘虜兵的處決。由於已殺了兩萬多人，士兵殺紅了眼，結果，竟向友軍發難，殺死殺傷友軍多人。我中隊也造成了一死兩傷的損失。”

對於這場大規模屠殺，在日軍文獻中還有相當有力的佐證。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西原一策大佐在12月14日的《作戰日誌》中記錄了山田支隊對中國俘虜的大屠殺：“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捕獲俘虜2萬人，因沒有糧食，很難處理。”他在12月18日的日誌中還記述說：“山田旅團處置了15000名俘虜”，“約有一個團的俘虜進行抵抗，企圖逃走，該士兵也在混亂中犧牲。”

盡管中方和日方的史料對俘虜的人數表述不一，有14777人、15000人、17025人、20000人等不同記述，但山田支隊在進擊南京的過程中俘獲了大批俘虜並在幕府山附近加以槍殺是不爭的事實。

在攻占南京的戰鬥中，日軍第10軍所屬部隊同樣大批屠殺俘虜。第10軍之第114師團步兵第66聯隊第1大隊於12月12日在南京中華門外掃蕩時俘獲了1500餘名中國俘虜。13日下午2時，第1大隊接到聯隊命令：“根據旅團命令，俘虜應全部殺死。”下午3時30分，第1大隊“召集各中隊長交換處理俘虜的意見。最後決定各中隊（第一、第三、第四中隊）平均分擔處理，即每次從監禁室帶出50人。第一中隊將俘虜帶至露營地南方穀地，第三中隊帶至露營地西南方凹地，第四中隊帶至露營地東南穀地附近，全部用刀刺死”。第1大隊刺殺俘虜行動的準備於下午5時結束，接著即開始刺殺俘虜，直至當晚7時30分才基本結束。此外，“第一中隊改變當初決定，想把俘虜監禁起來一口氣燒死，但未成功”。

除了千人以上的大規模屠殺外，日軍在攻擊南京的過程中，對俘虜進行小規模及零散屠殺也屢見不鮮。

第3艦隊第1掃雷隊1號掃雷艇的水兵中村彌咲在日記中寫道：12月13日下午3時許，“衝到下關棧橋並靠了岸。在這之前捕獲了七名中國俘虜，半夜裏就在甲板上將他們殺死並踹進長江”。

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36聯隊的士兵山本武在12月12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下午，第六中隊的士兵把在飛機場附近俘虜的30名敵兵帶到前麵的田裏全部殺死，然後挖坑埋了。覺得這很殘酷，但是我們中隊也去飛機場那邊掃蕩過殘敵，還抓了26名敵兵並將他們分配給了後續部隊的炮兵和輜重隊，任其處置。我覺得肯定是被他們用來試刀了。”

日軍在攻占南京的過程中，大肆屠殺俘虜，以至於1938年6月調任日軍華中派遣軍第11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也認為這已成為“惡習”。他記述說：“到達中支那戰場後，在聽取了先遣官宮崎參謀、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機關長荻原中佐等人的報告後才知道，派遣軍前線部隊一直以給養困難為借口，大批處死俘虜，已成惡習。南京戰役時，大屠殺的人數多達四五萬之多，對市民進行掠奪、強奸的也大有其人。”從岡村寧次的“感想”中不難看出，屠殺俘虜並不是日軍個別部隊的個別現象，而是前線部隊普遍存在的“惡習”。

二、“掃蕩”命令與“掃蕩作戰”

1937年12月13日晨，日軍攻占南京東、南、西各城門後，隨即派出部隊突入城內，以掃蕩所謂“敗殘兵”。12月7日，日軍華中方麵軍即下達了《南京城攻占要領》，指示各師團在攻占南京時，“當首先讓抽選出來之步兵一個大隊，作為基幹部隊入城。在城內分地區進行掃蕩作戰”。12月10日，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大將下達了南京城總攻擊令，內稱：“上海派遣軍與第十軍，當繼續南京攻城戰，並掃蕩城內之殘敵。”

華中方麵軍的命令下達後，日軍開始向南京發起總攻擊。隨著攻擊戰的進展，上海派遣軍與第10軍各師團、旅團及聯隊也逐級下達了掃蕩命令。

12月13日中午12時，當日軍攻占南京城東、南、西各城門後，上海派遣軍所屬之第9師團下達了“九師作命甲第131號”命令：

一、軍實施南京城內的掃蕩。

二、師團要實施負責區域（另附九師作命甲第130號）內的掃蕩。

與在南京城裏的第十軍及第十六師團的作戰區界按照下述規定執行。規定第十軍和第九師團之間：

共和門（通濟門）—公園路—中正街—中正路—漢中路一線。共和門屬第十軍，其他的線上屬本師團。

第九師團和第十六師團之間：

規定中部橋（中山門南方800米）—外五龍橋之間的河流—古物保存所（中山門西方800米）—中山路（到中山碼頭）一線。線上屬本師團。但可以使用中山門、中山路。

三、右翼隊現在是城裏的掃蕩部隊，應根據另外附上的掃蕩要領，承擔師團負責地區的城內掃蕩。但開始掃蕩的時機，另有命令。

接到師團命令後，作為右翼隊的第9師團步兵第6旅團於13日下午4時30分也下達了“六旅作命甲第138號”命令：“右翼隊為師團掃蕩部隊，在師團的責任區域裏掃蕩。”

接到旅團命令後，隸屬右翼隊的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隨即下達了“步七作命甲第105號”命令。根據聯隊的命令，步兵第7聯隊的三個步兵大隊隨即在南京城西部地區展開掃蕩。其掃蕩區域大致為：東至中山路、鼓樓一線；北至山西路、模範馬路一線；西至西康路、清涼山一線；南至漢中路一線。南京國際安全區亦在其掃蕩區域之內。從12月13日夜到24日，步兵第7聯隊反複在負責區域內進行掃蕩。根據該聯隊戰鬥詳報所附“步兵第七聯隊12月13日—24日在南京城內掃蕩成果表”記載，掃蕩期間，該聯隊共“（刺）殺殘敵6670名”。

上海派遣軍所屬之第16師團也於攻占南京城東各城門的同時下達了城內外掃蕩戰命令。接到師團命令後，第16師團步兵第30旅團（佐佐木支隊）於13日下午5時35分下達了“右翼支隊命令”：“今晚，支隊要以目前態勢監視敵軍，另派部分部隊從背後切斷交通，實施掃蕩……步兵第三十八聯隊第三大隊在堯化門、仙鶴門鎮、馬營附近留下必不可少的後方警備兵力，繼續掃蕩前進道路兩側。”

12月14日淩晨，步兵第30旅團再次下達命令：“一、敵軍雖已全麵潰敗，但四處仍流落著企圖抵抗的人。二、旅團於本日（14日）要徹底掃蕩南京北部城區及城外。……要消滅支那兵。六、各部隊至師團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虜。”

接到掃蕩命令後，14日上午，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開始掃蕩南京城內西北角一帶，第1、第3大隊掃蕩下關地區。接著，第3大隊於上午10時在下關集結，中午12時進入挹江門進行掃蕩，並根據命令，“要一個不漏地掃蕩每一家。如有敵人潛入外國人家中也可現場搜查，但不準觸及物品，小心地雷”。步兵第33聯隊在當天的掃蕩中，“還有相當數量的敗殘兵攜帶少量武器隱藏在各處，這對掃蕩來說十分困難。在城內西北角的獅子山上構築有堅固的工事，固守於此抵抗至最後的部分敵兵終於來不及逃跑，在第二大隊開始掃蕩時丟掉武器，穿上便衣向我軍投降，僅此就達到了兩三百人”。

步兵第38聯隊也於14日上午9時下達了命令：“步兵第三十八聯隊（欠第二大隊）掃蕩和平門—金川門—中山路（不含）和中央門的大路交叉路口的水關地區內，要消滅支那兵。第二大隊應掃蕩玄武湖以東至紫金山之間地區。”14日，經過一天的掃蕩，步兵第38聯隊認為“已全殲敵軍”，其主力遂於當晚返回下關宿營。

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於12月13日正午亦下達“大作命169號”命令：“左翼隊為現在的掃蕩隊，徹底掃蕩南京城內外之敵……戰車大隊及工兵聯隊主力將協助第一線步兵在城內掃蕩。”13日下午，步兵第20聯隊主力由中山門入城，並沿中山路掃蕩，直至挹江門外。14日，該聯隊繼續掃蕩南京城內，僅第1大隊第4中隊就“槍斃並埋葬殘敵328人”。

12月13日上午8時30分，第10軍下達了“丁集作命甲號外”命令：“一、敵軍繼續在南京城內頑強抵抗。二、集團要殲滅南京城內之敵……四、各兵團對城裏的炮擊自不必說，應盡一切手段殲滅敵軍。為此，如有需要，燒毀城區，尤其是不要受到敗兵殘卒欺騙行為的蒙蔽。五、規定集團負責的掃蕩區界為共和門—公園路—中正門—中正路—漢中路一線（含）以南，以北區域由上海派遣軍負責。”

12月13日上午9時30分，接到第10軍的命令後，第10軍所屬之第114師團也下達了掃蕩命令：“一、城內敵軍繼續頑強抵抗。國崎支隊已經到達浦口並切斷了敵軍退路。集團掃蕩地區定為共和門—公園路—中正路—漢中路（含）以南地區。二、師團要繼續進攻，殲滅城內之敵。三、兩翼部隊進入城裏，炮擊自不待言，應盡一切手段殲滅敵軍。為此，如果需要可以燒毀城區，特別是不要受到殘兵敗卒欺騙行為的蒙蔽……”

日軍步兵第115聯隊也於12月12日晚10時下達了“步一一五聯隊作命第67號”命令：“聯隊於明天早晨接近城牆附近，堅決占領有利位置，以防敵軍的反攻，在城門警戒，並依次掃蕩鐵路線（含鐵路線）以西地區。第二大隊首先向市政府挺進，然後在共和門以西與城牆間的道路一帶掃蕩。第三大隊以一部分擔任城門警戒，主力在附近掃蕩，逐漸向北部推移。”

日軍步兵第127旅團所屬之步兵第66聯隊於13日淩晨下達了“步六六作命甲第85號”命令：“聯隊（編製不變）以盡可能多的重武器支援步兵第一〇二聯隊的衝鋒，聯隊要待其衝鋒後突進掃蕩以下地區：從協和門通往西麵大街以南地區；從南門通往北方大街以東，再通往周家凹東端—養虎巷—琵琶湖—市政府社會局—大陸銀行以西地區。此為旅團負責區域。其西半部分由步兵第一〇二聯隊突進部隊負責；其東半部分由步兵第六十六聯隊負責……第三大隊（配屬部隊不變）為突擊部隊，應跟隨著步兵第一〇二聯隊突進掃蕩前述掃蕩地區。”根據這一命令，步兵第66聯隊於13日中午“派出掃蕩隊掃蕩了指定區域，擊斃了百餘名敵軍”，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等物資”。

第10軍之第6師團在接到掃蕩命令後，於12月13日下達命令：“師團要派部分部隊繼續進攻城內及清涼山附近，同時主力逐步集結於南門外及西門外。”13日上午8時30分，第6師團步兵第23聯隊第3大隊在占領水西門後，派部分部隊進城開始掃蕩。10時左右，“步兵第四十七聯隊又讓約一個大隊進城開始掃蕩”。

隸屬第10軍的國崎支隊在占領浦口後，於12月14日派出部分兵力登上長江中的江心洲進行掃蕩，並解除了2350名中國官兵的武裝。15日，國崎支隊得到報告稱，江心洲上還有大量中國軍人，於是命令步兵第41聯隊第3大隊一部，配屬山炮兵一個中隊，再次對江心洲進行掃蕩。據《步兵第四十一聯隊第三大隊戰鬥詳報》記載：“16日上午8時，大隊主力從靠近西河岸的村莊開始掃蕩並逐步南下到達帝廟村。但除了聚集著前天（14日）被第七、第十二中隊解除武裝的殘兵敗卒之外，沒有發現敵軍部隊，所以就讓第十中隊掃蕩帝廟村南麵的村莊，大隊主力經東河岸、鍾莊前進到泰家花園附近，最終也沒能發現武裝的敵軍士兵。”

日軍在攻占南京前下達掃蕩命令，主要是估計中國軍隊在南京城垣失守後，還將利用城內的街巷及建築進行巷戰，因此，命令各部隊進城後進行掃蕩作戰，以消滅進行巷戰的中國守軍，即所謂“肅清殘敵”。正是出於這一目的，12月13日，當日軍攻占南京各城門及下關後，各師團幾乎均根據命令派出了部分部隊在城內外進行掃蕩，以達成華中方麵軍攻占中國首都南京，並將中國軍隊圍殲於南京城下的戰略目標。然而當日軍攻占南京後，除了13日淩晨在南京西郊的上河鎮與試圖突圍的中國軍隊發生遭遇戰之外，並沒有遭到中國軍隊有組織、具規模的抵抗，也就是說在南京城內並沒有發生巷戰。在此情況下，日軍的所謂“掃蕩戰”，實際上已演變為日軍單方麵搜捕、屠殺藏匿於城內外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國軍人的行動。

第二節　集體屠殺

一、長江邊的集體屠殺

日軍占領南京後，在城區大肆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以及疑似軍人的普通平民，除就近進行集體屠殺外，更多的人則被押往長江邊進行集體屠殺。

南京北部的長江邊是日軍集體屠殺最為集中的地區。下關位於南京挹江門外，北臨長江。1937年12月13日下午，當日軍迂回包抄進抵下關時，部分中國軍隊及平民正在渡江，而許多中國官兵及平民因找不到船隻和渡江器材被困在江邊。日軍一進抵下關，隨即以裝甲車、機槍、步兵炮等武器向正在渡江和困在江邊的中國軍隊及平民猛烈掃射，大量中國官兵及平民死於江中或斃命岸邊。

從12月13日起，日軍在南京城內反複掃蕩，捕獲了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以及疑似軍人的普通平民，分批押往下關一帶進行集體屠殺。日軍在下關的集體屠殺，集中在中山碼頭、煤炭港等地。

時年24歲的劉永興是南京的一位普通裁縫，也是日軍中山碼頭集體屠殺的幸存者，他於1984年接受采訪時回憶說：

冬月十四日是一個大晴天，我們全家躲在屋裏，不敢出來。下午三時左右，一個日本兵闖進門來，向我和弟弟揮了揮手，要我們跟他走……出門後，一個漢奸翻譯官對我們說，要我們到下關中山碼頭去搬運東京運來的貨物。

……

到了下關中山碼頭江邊，發現日軍共抓了好幾千人。日軍叫我們坐在江邊，周圍架起了機槍……日軍在後邊綁人以後，就用機槍開始掃射。……機槍掃射以後，日軍又向屍體上澆上汽油，縱火焚燒，企圖毀屍滅跡。

山崎正男少佐是日軍第10軍司令部參謀，他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記述說：“經中山北路向北，觀看了南京政府的軍政部、交通部、外交部、鐵道部、高等法院等各種建築物後，又來到揚子江岸邊的中山碼頭。這一帶的揚子江麵較窄，江中停泊著七八艘海軍驅逐艦。無數的屍體被棄置於岸邊，全浸泡在水裏。屍骨累累一詞其程度也各有不同，這揚子江岸邊的景象可謂是真正的屍骨累累。如將之打撈到地麵上，一定是堆積如山了。”

煤炭港位於下關鐵路輪渡碼頭附近，日軍在這裏屠殺了中國軍民約3000人。煤炭港屠殺中的幸存者陳德貴回憶說：

1937年12月12日，我跑到下關和記洋行避難……第二天早晨，來了兩百來個日本兵，從幾千難民中抓出2800多個年輕人。日軍要大家排成四人一排的隊伍，並要大家交出手表和銀元等貴重物品，並進行搜身。下午，把我們從和記洋行押到煤炭港一間倉庫關起來。第三天清晨，日軍打開倉庫的門，說：“現在到工地去幹活，每10個人一組出去。”站在門口附近的10個人馬上被推了出去，不久，聽到一陣槍響。不一會，門又打開了，再推出去10個人，又是一陣槍響。我心裏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槍殺了。當日軍要第三批人出去時，我就出去了。……當走到長江邊時，我看到倉庫背後的河堤上排列著30多個舉槍的日本兵，我馬上意識到屠殺就要開始了。當我站到水裏，就在日軍舉槍射擊時，我一個猛子栽到河裏，潛遊到對麵，藏在一個倒在河裏的火車肚子裏，親眼看見10人一批、10人一批被日本兵槍殺。

另一位煤炭港屠殺中的幸存者潘開明回憶說：“日軍進城的第二天，他們闖進我家，不問三七二十一，把我抓走，拖到華僑招待所，關了一天。到第三天下午兩點多鍾，他們用繩子把我捆起來，和300多個人一起，押到下關煤炭港……他們把人集中起來，用機槍掃射。”

日軍在煤炭港附近屠殺的約3000名中國軍民中，還包括首都電廠的40餘名工人。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我已經答應日本人，在尋找電廠工人方麵提供幫助。同時我向日本人指出，下關那兒有54名發電廠工人曾經被安置在和記洋行。我們現在確認，他們當中有43人在三四天前被捆綁著帶到了江邊，用機關槍槍斃了，據說是因為他們曾經是中國國營企業的員工（其實發電廠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營企業）。”

日軍在長江邊進行了多次大規模集體屠殺。由於記憶的誤差以及對南京地名的模糊認識，許多幸存者對日軍在江邊屠殺的具體地點記述不一。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行動因受到日軍的嚴格限製，他們大多無法到達下關以及下關下遊的長江邊，因此，西方人士的記述多以“長江邊”籠統表述。而日軍對南京的地名基本沒有概念，除日方少數史料對“幕府山”、“上元門”、“下關碼頭”等地點有具體記述外，大多數日方史料對長江邊的其他地點幾乎沒有具體記述，隻是籠統地稱之為“長江邊”。因此，這裏將日軍在下關及其下遊長江邊的多場集體屠殺，納入“長江邊”的範疇加以論述。

就長江邊而言，日軍於12月16日至18日在上元門、幕府山附近的大屠殺最具代表性，其具體屠殺情形前文已有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燕子磯位於草鞋峽下遊的長江邊，其對岸為南京最大的江心沙洲八卦洲。日軍占領南京後，一些試圖從燕子磯渡江的中國軍人及平民因沒有渡船，被困在燕子磯附近江邊。日軍進抵燕子磯後，用機槍猛烈掃射被困的中國軍民。

關於日軍在燕子磯的集體屠殺，目前隻有中方的史料有所記述，而日方和第三方的史料均無記載。在中方的史料中，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女舍監程瑞芳的日記係當時的記錄，因此史料價值較高，而其他史料係事後的回憶，其價值不及當時的日記。程瑞芳在1938年1月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南京也死了不少的［人］，有些未逃的軍人也死了不少。在燕子磯那邊有幾千逃兵餓了三天，後來派兩個兵到日兵那裏投降，有兩天送東西給他們吃，三天後用機關槍射死了，這是魏司夫（師傅）在那裏看見的。有的軍人和百姓，他們用繩子捆牽到溝邊，槍［斃］一個倒在溝裏一個，一排一排的死，真可憐。”

南京安全區的警察劉守春於1945年12月23日呈文國民政府稱：“日軍入城時每見中國青壯年者，擄掠至江邊，或塘邊，用機槍擊斃之，日夜耳聞機槍噠噠之聲不絕，俱擊斃吾同胞也。……吾輩長警出城退卻時，……一部退到燕子磯被日軍槍殺，約有二千餘……還有百姓被槍殺者不可勝數。”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無論是中方、日方，或是第三方史料，對日軍在長江邊的集體屠殺均有大量記述。

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何守江回憶說：“1937年12月，日本兵進城的第二天，日軍把我抓住，送到大方巷難民營，當時被抓的有一兩千人。晚上5點左右，全部押送到下關江邊，用六挺機槍掃射。我混在人群裏跳下江，躲在漂浮的死人堆裏……才僥幸死裏逃生。”

高島市良隸屬於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他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說：

第一小隊抓到了兩百多名殘兵。他們是不知道南京已經陷落而逃來的吧。我去問大島副官如何處置這些俘虜。大島副官說：“不管是200還是500，隨便拖到什麼地方都殺了！”於是將他們裝入了車站的空置車廂。決定由小隊協助重機槍隊在揚子江邊處理俘虜……貨車中哇哇地叫喚起來。貨車裏冒出蒙蒙熱氣。一個一個地拉了出來。都光著身子，呼吸困難，哇哇地叫著，指著水壺說：“大人，大人，水，水。”“混蛋！”我怒罵道。他們捧著積在凹地中的泥水喝。俘虜排成四隊，兩手舉起。我們拉著50人來到江邊。

……把人從貨車和倉庫拉出來，共1200人，讓他們麵朝江水坐在沒膝蓋的泥土中。命令一下，躲在後麵戰壕裏的重機槍就一齊開火。他們便像骨牌一樣倒下去，血肉橫飛。跳進河裏的數十人被等在棧橋上的輕機槍全部打死，鮮血染紅了泥水。

在占領南京之初，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是掃蕩安全區的部隊之一，該聯隊第2中隊的上等兵井家又一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上午10時出去掃蕩殘敵，繳獲了一門高射炮。下午又出去抓來335名年輕的家夥。抓走了難民中像是敗兵的人。這些人中間也可能確實有軍屬……335名敗兵被帶到揚子江邊，讓其他士兵把他們全槍斃了。”

佐佐木元勝時任日軍上海派遣軍野戰郵政官，日軍占領南京後他來到南京，親眼目睹了日軍在長江邊集體屠殺的慘狀。他回憶說：“江邊被掃蕩的殘兵白骨累累，重重疊疊地堆在道路上、碼頭下麵和堤岸上。其淒慘景象無與倫比。此外，還不知道有多少屍體被長江的濁流所吞沒衝走……奪命的子彈、刺刀，猛烈地施加在他們身上。也有半裸的屍身。還有澆上汽油被燒焦的屍體。”

梶穀健郎是日軍南京第二碇泊場司令部的軍曹。他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淩晨2時左右聽到密集的機槍聲，槍斃了大約兩千名殘兵，這是在揚子江邊的下關進行的。上午和部隊長、少佐一起在港內巡視。在第二號棧橋處發現七名殘兵，隨即將他們擊斃，其中還有個看上去約15歲左右的孩子。有無數具屍體，其景難以名狀。”在12月17日的日記中他還記述說：“我親眼看見淩晨1時左右開始槍殺2000名殘兵，持續了約一個小時。這樣的人間地獄，在皎潔月光的映照下真是令人感到恐怖。”

岩崎昌治是上海派遣軍獨立工兵第1聯隊的上等兵，日軍占領南京後，他在12月17日致家人的信件中記述說：“工兵隊占領南京下關車站是在14日黎明前。當時在揚子江邊，我們工兵親手射殺了大約800名敗殘兵。我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殺人，還是把竹子放入江中漂流。今天（17日下午2時30分）一上午都在附近巡查，下午休息。在陸上殺死支那兵後，把屍體堆積到一處，澆上油燒掉了。大概就像相川小學廣場那麼大的地方，支那人的屍體堆積了兩三層。今天舉行南京的入城儀式。自己未能參加（中隊隻有1名軍官、12名士兵參加）。因此，將昨夜在城內的大約2000名支那人集中起來，在今天黎明前把他們全部殺死了。僅揚子江邊上就橫七豎八地躺著大約5000具屍體。”

由於日軍當局限製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活動，因此，大多數情況下，西方人士幾乎不可能看到日軍在長江邊的大規模屠殺。當時隻有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斯提爾和《紐約時報》記者德丁親眼目睹了日軍在江邊的屠殺，他們是僅有的兩位目睹日軍在長江邊屠殺的西方人士。

日軍占領南京後，尚有少數西方記者滯留南京，經過交涉，日軍當局允許西方記者離開南京。12月15日，《紐約時報》記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斯提爾、路透社記者史密斯（L.　C.　Smith，又譯萊斯利·史密斯）、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攝影師門肯（Arthur　Menken，阿瑟·門肯，又譯孟肯）等四人，在下關登上了前來南京救援美國炮艦“帕奈”號上負傷人員的美國炮艦“瓦胡”號。斯提爾通過“瓦胡”號上的報務員，向芝加哥每日新聞社拍發了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及親眼所見日軍在江邊屠殺的新聞稿。當天，《芝加哥每日新聞》就在頭版以“日軍殺人盈萬——在剛剛陷落的南京城中，目擊者記述‘地獄般的四天’；馬路上‘積屍高達五英尺’”為題，刊登了斯提爾的電訊報道。斯提爾在報道中寫道：

我們撤離這座城市時所看到的最後一個景象，是在南京下關江邊，沿著城牆，有一群約300個中國人，正在被集體槍決，而江邊早已“積屍過膝”。這種瘋狂的場麵，在南京陷落後的這幾天，已成為這個城市特有的景象。

與斯提爾同時登上“瓦胡”號炮艦的《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由於未能在第一時間從炮艦上發出新聞稿，不得不在12月17日炮艦抵達上海後才將新聞稿電發《紐約時報》。12月18日，《紐約時報》以“俘虜全遭殺害”為題，刊登了德丁發自上海的報道。德丁在報道中寫道：

記者在登上開赴上海的輪船的前一刻，在江邊馬路上看到200個男子被屠殺。屠殺隻花了10分鍾。日本兵使男人們在牆壁（城牆）前排成一列，加以槍殺，然後許多拿著手槍的日本兵，亂七八糟地在中國人屍體周圍毫不在乎地用腳踢，如果手腳還有動的，就再給一槍。

此外，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以不同的形式記錄了日軍在長江邊的屠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1938年1月20日的日記中附有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財務主管克裏斯蒂安·克勒格爾（Christian.　Kroeger，又譯克羅戈、克魯格、克魯治、克羅格）的報告。該報告記載：“城裏到處被丟棄的軍裝告訴日本人，城裏還有許多中國士兵，他們已經穿上平民的服裝藏了起來。因此日本人在12月14日占領全城後，立即開始在整座城市，尤其是在難民收容所進行了嚴厲的搜查。他們打著這個幌子，幹著各種各樣殘暴的事情。為了一點點無關緊要的小事就濫殺無辜，無緣無故處死人，這類事件每天不知要發生多少起。對收容所的搜查完全是隨意進行的。平民百姓中根本沒有人開槍射擊，但是在幾天中估計有5000人未經臨時軍事法庭審判就被槍斃，這個估計隻會少不會多，大部分人在江邊被處決，這樣連埋葬屍體的辛勞都可以免去了。”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約翰·馬吉在日軍占領南京後曾偷偷拍攝了紀錄影片。他在2號影片的解說詞中說：“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國婦女下跪請求日本士兵不要殺害她們的兒子和丈夫，他們僅僅是因為被懷疑當過兵而被無情地驅趕在一起。成千上萬的平民也被這樣用繩索捆綁起來，驅趕到下關的揚子江邊、眾多的小池塘邊和空曠的場地上，在那裏他們遭到機關槍掃射、刺刀砍殺、步槍齊射，甚至被用手榴彈處決。”“下關模範村四所村的中國聖公會信徒蘇寬偉（音譯）和基督教教友們在日本人占領城市前逃進了安全區。12月16日他和基督教會其他13位教友被日本士兵帶走，據他估計約有1000個中國人的隊伍被強迫趕到下關的揚子江岸邊，在那裏他們一排排站著，被機關槍掃射致死。”在3號影片的解說詞中，馬吉解說道：“這個抬擔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國人被帶到江邊，他估計有4000人，他們在那裏被日本人用機關槍掃射。他和其他約20個人成功地逃脫了，隻是他肩上挨了一槍。”

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又譯M.S.貝茨、裴誌、裴滋、貝特斯）在致朋友的信件中說：“三萬以上業已拋棄武器的俘虜被殘殺，大多是捆縛成行在江邊被機槍掃射而死。”

從上述中方、日方和第三方的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軍在長江邊多次進行大規模屠殺，可以說長江邊是日軍南京大屠殺最主要的場所之一。

二、安全區內的搜捕與城內外的集體屠殺

1937年11月下旬，當日軍向南京進擊之時，留在南京的20餘位美、英、德等國的西方人士，為了避免中日兩軍圍繞南京城的攻防戰殃及無辜市民，自發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並在南京城內西部劃定了3.86平方公裏的一片區域作為“中立”性質的“安全區”，以供無辜市民及難民在此躲避戰火。在南京失陷前夕，即有大批市民及難民進入安全區避難。

12月13日，由於日軍攻占了南京城東、南、西各城門，大批中國軍人與平民撤往下關。但下關幾乎沒有渡江的船隻，一些守軍官兵利用木盆、門板等簡易工具渡江，而大批官兵則被困在江邊，無法渡江。13日下午，日軍迂回攻占了下關，截斷了中國軍隊渡江北撤的退路。大批中國軍人因無法渡江，不得不返回城內。還有一些剛從防禦陣地上撤退下來的中國官兵，在向下關撤退的途中聽說下關已被日軍占領，也放棄了從下關渡江的念頭，他們扔掉武器，換上便衣，進入安全區內，或在安全區外的民宅及其他建築中避難。時任教導總隊第3團第16連連長的孫寶賢在回憶12月13日的情形時說：

我們……到下關去。……走到三牌樓時，又遇見吾十六連的一個老部下，他由下關回來，看到吾說，連長要到那［哪］裏去，吾說，到下關過江，他說，江裏一支［隻］船也沒有怎麼過，吾說，我們的人呢，他說，下關一帶到處都是人，吾說，他們怎麼辦呢，他說，沒有辦法。有的在睡覺，有的到處亂走，有的談天。因此吾想長江比不得小河流，那麼多人都沒有辦法，吾去了亦不會有辦法。於是我們又回到珠江路十三號，再想辦法。到後我們先換上便衣，並將大門反鎖後，再用大木棍頂住，回室休息，靜候情況變化。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目睹了中國軍隊撤退時的情形。移駐漢口的德國大使館在1938年1月6日的報告中附有金陵大學教授斯邁思博士關於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的戰事報告，報告稱：13日上午，“我看見沿路有逃跑的中國軍隊丟棄的大量武器彈藥。逃跑的路上滿是鋪蓋卷、餐具和彈藥箱，等等”，“在城南中國的服裝店門前發生的場景是典型的，數百名士兵擁擠在這些服裝店門前，各種平民的成衣銷售得很‘搶手’。士兵們用自己最後的一點錢好容易買到了這樣的衣服，就在街上換衣服，丟掉了他們的製服，變成了平民，幾百名這樣的平民後來聚集在軍校和國際俱樂部裏”。

丟棄武器，換上平民服裝的中國官兵，有些人自行進入安全區避難，有些人則找到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西方人士，希望得到保護。美國傳教士費吳生（George　Ashmove　Fitch，又譯喬治·菲奇，費奇、費區、費爾生、菲區）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我們趕忙在總部幫助中國士兵解除武裝，他們已無法逃走，隻有到難民區尋求庇護。我們向他們保證，隻要放棄武器，日軍將予以寬恕。但這是一個無法兌現的諾言。”斯邁思以日記的形式寫下了致家人的信，他在信中也記述說：13日，“兩個人來到我們的辦公室請求保護，是兩個中國下級軍官。他們給了其中一個人平民服裝，另一人離開了”。然而，盡管有西方人士設立的國際安全區，也有西方人士的努力幫助，但是，這些放下武器的中國官兵仍然沒有逃脫被捕殺的命運。正如費吳生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所說：“以後的事實表明，他們即令是戰死，也勝過被抓去槍斃、刀砍或供刺殺練習。”

日軍掃蕩部隊進入南京後，發現在國際安全區周邊道路上遺棄著大量武器和軍裝，於是認定中國“敗殘兵”躲進了安全區，因此，日軍將安全區作為掃蕩重點區域，派部隊進入安全區反複進行掃蕩和搜捕。

在攻占南京之初，日軍在安全區內進行掃蕩的部隊主要是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等。在日軍步兵第7聯隊長伊佐一男大佐於12月15日晚8時30分下達的“步七作命甲第111號”命令中就有掃蕩安全區的記載：“1．依據對至今（15日）抓獲俘虜所作的調查情況，幾乎都是些下級軍官及士兵，可以認定沒有軍官。估計是換成便衣隱藏在難民區裏。2．聯隊明天（16日）要全力、徹底地搜捕並殲滅難民區裏的殘敵。憲兵隊應協助聯隊。3．各大隊自明天（16日）淩晨起應掃蕩其負責的掃蕩區域，尤其要繼續掃蕩難民區……我16日下午以後在最高法院西麵約1公裏處的赤壁路聯隊本部。”從該命令中可以看出，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不僅將安全區作為掃蕩的重點地區，甚至將聯隊本部也設置在安全區內。

目前發現的日方史料大量記載了日軍在安全區內的掃蕩與搜捕。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第1大隊上等兵增田六助在其手記中記述說：“第二天（14日），要去國際委員會設立的難民區掃蕩。數萬殘兵一直誓死抵抗到昨日，但被四麵八方包圍後，他們一個也沒跑掉，結果全部逃進了這個難民區。今天我們即使撥開草叢，也非要把他們搜出來不可，為陣亡戰友報仇。我們分成小隊，各自挨家挨戶搜索。每家的男人都受到我們的盤問。”

時為日軍步兵第20聯隊第1大隊伍長的林正明在日記中也記述說：“14日去市區掃蕩，殺敗兵殘卒。又去抓捕逃進避難區的支那兵。街道上都是支那兵脫下扔掉的服裝，明擺著是逃進了難民區。除了難民區，其他的地區都掃蕩了，抓到支那兵就殺。”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西方人士在他們的日記或書信中記錄了日軍在安全區內搜捕、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平民的暴行。12月13日，在日軍進城的同時，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部分委員沿上海路向南行進，以便與由南向北掃蕩的日軍聯係。當他們見到日軍時，第一次親眼目睹了日軍屠殺平民的暴行。美國傳教士費吳生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上午11時，安全區首次得到有關他們（進城）的報告，我與委員會兩位同事開始開車去會見他們，正好在安全區南麵進口遇見一支小分隊。他們未顯露敵意，盡管稍後片刻就槍殺了20個由於害怕他們而慌忙逃走的難民。似乎自從1932年在上海已形成一條通例，凡逃跑者必被擊斃或刺殺。”

費吳生在12月15日的日記中還記述說：“日軍將離我們總部很近的一個難民營1300人全部抓去槍斃。我們知道其中有一些是以前的士兵，但拉貝在那天下午曾經得到一個日本軍官保全他們性命的許諾，現在一切都很清楚，他們即將被處決。人們被排行成列，並用繩索捆綁成大約百人一群，由士兵持刺刀監視。那些人戴的帽子被粗暴地撕毀丟在地下……我們曾經真誠地希望他們在日軍許諾下繼續活下去，至少當日軍到達時秩序會有某種程度的重建。我們很難想到，我們將親眼目睹當代無與倫比的殘暴與野蠻。”

拉貝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我們遇見了一隊約200名中國工人，日本士兵將他們從難民區中挑選出來，捆綁著將他們趕走。我們的各種抗議都沒有結果。我們安置了大約1000名中國士兵在司法部大樓裏，約有400人～500人被綁著從那裏強行拖走。我們估計他們是被槍斃了。”拉貝在12月15日的日記中還記述說：“一隊日本士兵要帶走一部分已經放下武器逃到我們安全區的原中國士兵。我以德國人的身份向他們擔保，這些難民已經不會再戰鬥，應將他們釋放。我剛回到委員會總部還沒進辦公室，雜工就告訴了我們一個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來將所有1300名難民捆綁起來。我、史邁士和米爾斯3人試圖再次將這批人解救下來，但是白費口舌。大約100名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將這批人圍起來，捆綁著拖走，準備拉出去槍斃。”

由於許多中國軍人脫下軍裝，換上平民服裝並進入了安全區，日軍便進入安全區反複進行所謂的“甄別”，以捕殺中國軍人。日軍甄別的手段多種多樣，歸納起來，大體有體貌特征辨別、親人相認或他人擔保、“良民”登記等幾種方法。

所謂體貌特征辨別，就是日軍逐一查看難民手上有無老繭、頭上有無戴鋼盔或軍帽的帽痕、肩上有無扛槍的痕跡、有無軍人的神情體態等等。如果有這些痕跡，日軍便認定是中國兵，隨即從難民中拉出，然後予以屠殺。

時任教導總隊第3團第16連連長的孫寶賢在回憶12月13日的情形時說：“又一個日兵要檢查吾，他首先要看吾兩支［隻］手掌，有沒有繭子，再脫吾禮帽，看頭上有沒有戴軍帽的痕跡，又脫了吾上衣，看吾肩上有沒有槍上肩的痕跡，吾是多年軍官，這些痕跡當然沒有，至於頭上，因為吾臉皮與頭皮係一樣顏色，所以亦沒有戴軍帽的特征。”

被日軍抓去屠殺並死裏逃生的金家仁回憶說：“我家住寧海路福英裏一號。有一次，日軍進行大搜查，把人全部趕到街上來。我當時的職業是廚師，天天拿菜刀，所以手上有老繭。日本兵看我年輕，手上又有老繭，就把我從人群中拉出，立即綁起來。……我被帶走，和其他被綁的人一起送到清涼山，用機槍進行屠殺。我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被人鬆了綁以後，立即去看妻子，並把她送到鼓樓醫院去搶救。我妻子隻住了三四天醫院，搶救無效而死亡。”

費吳生在12月2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日軍從我們設在農業專修科學校的難民營裏抓走並處決了70人。沒有任何章法——士兵可以抓走任何他們認為可疑的人。手掌上的老繭足以證明一個人是士兵，這就是槍斃的正當理由。黃包車夫、木匠和其他勞工經常被捕。”

美國傳教士麥卡倫（Jame　H.　McCallum，又譯詹姆斯·麥卡勒姆、麥考倫、麥加倫）在給家人的信中也記述說：“一些男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馬吉的住處還有別的地方，被強迫帶走，他們被指控當過兵。這些人在難民群中有朋友可以證明他們是平民，而且他們自己也極力聲辯，但因手上有繭，未經進一步審查即被確認為士兵。許多人力車夫、船工和其他勞動者被槍殺，僅僅因為他們手上有誠實辛勞的標記。”

日本方麵的史料也證實了日軍通過外貌、體態等特征甄別、搜捕中國兵的情形。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一等兵水穀荘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今天繼續在市區掃蕩殘留的敵人，被趕出來的很多人幾乎都是年輕男子。經過仔細審查，留下的人有的是腳被鞋子磨破了的、有的是臉上長繭皮的、有的是姿態極端正的、有的是目光敏銳的等等，和昨天的21人一起被槍斃了。”

所謂“親人相認”，就是日軍將難民按性別、年齡分開，然後由父母、妻兒認領自己的兒子、丈夫或父親，如無人認領或擔保，則認定其為中國兵。1937年12月23日，日軍闖進安全區內的金陵大學附屬中學，以“親人相認”、“相互擔保”等方式及欺騙手段，甄別、搜捕中國士兵。孫寶賢回憶說：

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日軍就在學校周圍布設崗哨後，再派兵進入學校，首令各教室之難民集中在一個大操場上，女人和小孩集中在一起，不檢查。男人集中在操場中央……嗣即開始檢查，每一人要由管理員中間通過，每過一個人管理員就問，你有沒有保人，你的保人是誰，如果他說的保人亦承認保他，就算通過了，到一邊有保人的地方去，如果沒有保人，即另到一邊去，沒有保人的人，每到五六十人，即由日兵槍隊押著上汽車，開到雨花台槍斃……這次檢查後，據吾所知，拉去槍斃的並非全是所謂中國夥夫，但是隻要年輕力壯，沒有人保他或是光頭沒有留長發的，都視為中國兵（伕），此中不曉得冤枉死多少老百姓。

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常誌強，在父母、弟弟被日軍殺害後，與姐姐一起躲入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避難。他回憶說：“日本兵到大學裏抓俘虜，日本兵叫人們到操場上集合，讓男的站一邊，女的站一邊。然後開始認人。男的叫出來，必須有人認領，才會放人。但是，有很多的家人都站在人群的後麵，看不到被叫出來的人是不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有很多男人都被日本人帶走了，都被屠殺了。”

所謂“良民”登記，就是日軍迫使所有留在南京的難民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新街口廣場、山西路廣場等處集中進行登記，並以欺騙等手段，誘使身穿平民服裝的中國軍人承認自己的身份，並將許多平民當作軍人捕殺。

12月22日，日軍派兩名憲兵找到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聲稱要在南京進行難民登記，將中國士兵安置在一個特殊的營地，並希望得到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協助。令拉貝等人沒有想到的是，日軍利用登記，大肆捕殺中國士兵以及疑似士兵的青壯年男子。12月25日是聖誕節，拉貝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說：“日本人命令每一個難民都必須登記，登記必須在今後的10天內完成。難民共有20萬人，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煩事已經來了：已有一大批身強力壯的平民被挑選了出來，他們的命運不是被拉去做苦工就是被處決。”

拉貝在12月28日的日記中還記述說：“我們從各個方麵得到的報告令人毛骨悚然，幾乎使人無法寫下來。因估計人群中有以前的中國士兵，因此在難民住的幾所學校的登記開始前，日本人要求以前的中國士兵主動站出來，答應保護他們，並稱隻是要把他們編進勞工隊伍。有一些難民站了出來，其中一處大約有50人，他們立即被帶走。據一個幸存者向我們報告，他們被帶進一所空屋裏，所有值錢的東西和衣物全被搶走，身上的衣服被脫光，每5人為一組，被綁在一起。然後日本人在這所屋子的院子裏點燃了一大堆木柴，把一組一組人分別牽過去，用刺刀刺他們，並把他們活活地扔到火堆上。”

袁靄瑞係某總隊的職員，日軍占領南京時，因未及撤退而滯留南京。他於1938年初回憶說：“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施行難民登記，吾之百姓們認為登記可保安全。所以爭先恐後，前往領取登記證，數十萬民，擁擁擠擠，冒著雪雨等候，在此當中，鬼子手捶棍打，任意行為，吾之同胞遭其蹂躪，頭破麵腫，敢怒而不敢言，其狀極為悲慘，鬼子卻鼓掌大笑。二十歲之青年認為抗日分子，檢出拘走，均以槍斃之。記者幾乎亦遭其難。如此死者萬餘人。”

原日軍第10軍後備步兵大隊的步兵軍曹岡本健三回憶說：“我親眼目睹過屠殺現場。占領南京之後，由於分不清良民和遊擊隊，因此日本軍頒發良民證，就連我們部隊每天也都要幹諸如此類的事情。讓他們在上麵寫上出生年月日、職業、性別等，但是會寫字的中國人很少。日本軍想要向不會寫字的人說明，但是語言又不通。盡管如此，如果回答流利的人就放過去，如果慢騰騰語無倫次的人就被視為可疑，會遭到處置。”

12月26日，日軍開始在金陵大學進行登記。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舍監程瑞芳在12月26日的日記中記述說：“男［金］大那邊今日登記了，他的假麵具又戴上了。安民其實找敗兵和青年男女，聽說那邊的敗兵不少，有一千名，登記時他們說得頂好，叫敗兵自己承認，不害他，保護他們，若是現在不承認，後來認出來了要殺的。一個日人、一個漢奸在台上講，有的相信他就出來承認他當過兵的，聽說有二百多人出來，後來把那些人帶走了，大概死了。有的兵不承認，他知道是假的。”關於日軍在金陵大學的登記，貝德士曾專門寫下了《金陵大學難民登記的情況備忘錄》，詳細記錄了難民登記及日軍屠殺的情形。

魏特琳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也記述說：“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登記階段。今天早上8時開始登記。……日本人稱，如果是中國士兵，應該自首，他們將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並被送去幹活。我不明白他們所說的士兵是指現役還是曾經當過兵的人。第一個承認的是給Y.H.陳幹活的工人。我知道他不是現役軍人，我正努力讓日本人放了他。接著，那些承認自己是士兵的人四個一排，每人發了一張登記表，然後走到校園的東北角。我仔細看了這些人的臉，他們大多數是老弱傷殘者，因為所有的年輕人都到校園的西麵去了。”

然而，日軍的登記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安全感，日軍士兵根本不把登記後發放的所謂良民證當回事。魏特琳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今天日本人比昨天厲害得多。昨天，他們叫當過兵的人自己承認，並許諾給他們工作和工資。今天日本人檢查他們的手，並把他們認為可懷疑的人挑出來。當然，被挑出來的許多人從未當過兵。無數母親和妻子要我為她們的兒子或丈夫說情，他們是裁縫、做燒餅的、商人。不幸的是，我無能為力。……據說許多普通的日本兵不把登記證當回事，好幾次他們把登記證撕得粉碎。”

從上述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軍所謂的“良民登記”隻不過是日軍搜捕中國軍人的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是捕殺藏匿在難民中的中國軍人，同時借登記之名，乘機挑選年輕婦女，以供日軍淫樂。

日軍在安全區搜捕過程中，連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組織的用以維持秩序的警察和“誌願警察”也不放過，甚至連中國軍隊的傷兵也在捕殺之列。位於金陵大學附近的司法部安置著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部分警察和“誌願警察”。這些警察並不攜帶武器，隻是維持安全區的正常秩序。然而，12月16日，日軍將司法部中的50名警察和45名“誌願警察”，以及數百名平民抓走並予以屠殺。拉貝於12月18日致函日本大使館二等秘書福井指出：“我們昨天向貴方指出，貴軍從司法部抓走了50名著裝的警察和45名‘誌願警察’。在此我們還要指出，我方又有40名派駐在最高法院建築物內的著裝警察被抓走。一名日軍軍官對他們提出的指控是，說他們在搜查之後又將中國士兵放進了司法部建築物，因此必須槍斃他們。”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斯邁思專門擬具了“司法部事件備忘錄”，作為拉貝致福井函的附件。“備忘錄”指出：“1937年12月16日早晨，一名日軍軍官帶領一隊日本士兵來到司法部，命令帶走大部分中國人，對他們執行槍決。根據這名軍官走前的說法，他來此的目的就是抓人槍斃。在毆打了一名上尉警察後，他命令抓走全部警察。估計有50名警察被抓走，因為當時派駐在司法部的共有50名警察。”

伍長德是南京警察部隊的一名警察，南京淪陷後他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服務。1937年12月15日，他在安全區內司法部難民所被日軍抓走，其理由為他是一名中國士兵。伍長德回憶說：

上午八時左右，忽然來了十幾個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壯年男子全部趕到外麵，並集中到馬路上，共約2000人以上。十一點左右，我們全體排著隊被押著出發……下午一點到達漢中門，要我們這2000多人都在城門裏停下來，並命令坐下。接著，兩個日本兵拿著一根長繩子，一人手持一頭，從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圍由大批日本兵押著，帶往漢中門外，用機槍掃死……到了下午五點多鍾，我本人也被圈進去了，日本兵把我們帶到護城河邊上，趕到河堤斜坡下麵。我見到河堤兩側，架著兩挺機槍；再定神一看，眼前橫七豎八全是倒臥著的屍體。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幾步，縱身一撲，撲倒在亂屍堆上。恰恰就在我撲倒的同時，機槍響了，人們接二連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別人的屍體下麵了。

日軍在捕殺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的過程中，連傷兵也不放過。在南京保衛戰期間，位於中山北路的外交部和軍政部成為臨時傷兵醫院，收治了數百名中國傷兵。日軍進城之初，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西方人士曾就傷兵問題與日軍交涉。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馬吉在12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星期天下午中國士兵開始撤退時我去了外交部，在那兒我發現許多傷兵但沒有醫生和護士，後來福斯特和我到三牌樓的軍政部，在那兒發現有更多的傷兵，大約有10～20名軍隊醫護人員，但沒有一個人在為傷員做事而是準備撤退。”“安全區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同某些日本軍官取得了聯係，他們說隻要醫院不藏匿士兵，醫院將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會受到傷害。”“第二天我帶著載滿傷員的救護車到外交部，當我們設法使能走動的傷員朝台階上走的時候（另一些用擔架抬），一隊日本兵來了，其中有些像是野獸。我正扶著一名可憐的傷兵，他痛苦地向前邁步，一個日本兵把他從我身邊拖開，猛地扭他受傷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並把另一名傷員的手也捆在一起。”這些傷兵中的一部分後來遭到屠殺。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稱：“外交部掛著國際紅卍字的會旗，那裏住了大約600名受傷的中國人。日本人不讓兩位美國教會醫院的醫生進外交部，也不讓他們給受傷人員送食品。也有一些中國的傷兵在外交部裏避難。他們被日本兵拖出去槍決了。”

日軍不僅在安全區內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並押往漢中門、長江邊等地進行集體屠殺，還在安全區內大肆進行集體屠殺。

大方巷位於安全區之內，這裏有一個廣場，還有許多水塘，日軍進城後，在大方巷一帶進行了多次集體屠殺。12月22日，日軍將數百人押到大方巷的一個水塘邊屠殺。這次集體屠殺的幸存者程金海證實說：“那時，我住在琅玡路11號。1937年陰曆冬月的一天，我和鄰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軍發現，將我們三人檢查了一番。他們見我長得像當兵模樣，就把我雙手倒背用繩子綁起來，帶到大方巷口難民區，將其他兩個人放了回去。從早上九點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這裏集中，到下午四點以後，被抓的人就有好幾百……日軍用機槍向我們進行瘋狂的掃射。我因在後麵，又被前麵的死者壓在底下，所以沒有中彈。”

費吳生在12月22日的日記中也記述說：“（我）與施佩林去離總部東南四分之一英裏處，一個泥潭中有50具屍體。全部是老百姓，雙手綁在背後，有一個人的頭被完全砍掉。”費吳生所說的“總部”即位於寧海路5號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而“離總部東南四分之一英裏處”正是大方巷。

12月27日，日軍在大方巷水塘邊又進行了一場集體屠殺。這次屠殺的目擊者鄧明霞證實說：“12月27日上午九點左右，日本兵闖進難民區，三挺機關槍對準所有難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來，一個連著一個用繩子捆綁著，押到大方巷塘邊，用機槍掃射，這一次就打死了好幾百人……我的丈夫鄧榮貴就是這次屠殺中被槍殺的，死時僅35歲。”

虎踞關在國際安全區西部邊界附近，位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西側。日軍占領南京後，在虎踞關也進行了集體屠殺。大屠殺的幸存者王鵬清回憶說：

有一天上午，我記得是個晴天，日本兵在我家附近一帶挨戶搜查，已經將許多人集中在寧海路上，查看他們手上有沒有老繭，頭上有沒有帽箍，主要是看是不是當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隻好躲在家裏。吃過中飯以後，大概一兩點鍾的樣子，四五個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們發現我手上有打鐵留下的硬繭，就硬要把我帶走……日本兵把我帶到寧海路，那裏已經有200多個被抓來的人，他們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用繩捆住每個人的手腕，四個人一排捆在一起，日本兵在兩旁押著，把我們趕到虎踞關。到了虎踞關，我們被趕到一個凹地上，旁邊有一個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臨下架起機槍，幾十個日本兵將我們圍在中間。這時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鍾了，日軍軍官一聲令下，機槍、步槍一齊向我們射擊，一顆子彈從我頭上擦過，鮮血直流，我隻覺得頭上像挨了一悶棍，頓時倒了下去。

魏特琳也證實了日軍在虎踞關、清涼山附近的集體屠殺，她在日記中記述說：“我們壯起膽子，決定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西邊的一條叫做‘虎踞關’的路上去散步。……我遇到一位熟悉的婦女，她問我是否聽說在楊家附近山穀池塘裏的大量屍體。我告訴她已經聽說了一些情況，並想去看一看，她願意帶我去。不久，我們遇到了她的丈夫，他說要跟我和工人一道去。我們找到了那個池塘。池塘邊有許多具焦黑的屍體，屍體中間還有兩個煤油或汽油罐。這些人的手被鐵絲綁在身後。有多少具屍體？他們是不是先被機槍掃射，再遭焚燒？我不得而知。在西邊小一些的池塘裏還有20～40具燒焦的屍體。我看到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軍人的鞋子。山丘上到處都是尚未掩埋的屍體。”

馬吉在他拍攝的3號影片解說詞中說：“下關電話局職員於西棠（音譯）是住在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裏的4000個難民之一……他是在路上被抓走的。據他說，他和其他幾百人被帶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附近的山丘上，在那裏日本人用刺刀刺殺他們。他被刺了六刀，其中兩刀刺入胸部，兩刀刺入小腹，兩刀刺在腿上，他失去了知覺。”馬吉在影片解說詞中所說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附近的山丘”，即虎踞關、清涼山一帶。

日軍占領南京後，除了在長江邊和安全區內進行集體屠殺外，還在城區多處地點實施集體屠殺。

南京的漢中門、漢西門及江東門均位於南京城西部。南京淪陷後，日軍在漢中門、漢西門及江東門等地多次進行集體屠殺。時任教導總隊輜重營營長的郭岐回憶說：南京淪陷後，“日本人殺人焚屍的傳聞便獲得了證實，這也是出於一位親曆其境，幸免於難的同胞親口告訴我。他是一位警察，於南京城陷後不及撤離，而被日軍抓了起來，與他同時被捉的民眾，約計三千餘人。日本兵把這三千餘名無辜者全部押到水西門外，架起了若幹挺機關槍，迫令三千多我國同胞成橫列式站著，這位警察一見情勢不妙，他心中預作準備，一俟槍聲響起，槍彈尚未射到他這邊，立即撲地就倒，臉頰貼向地麵，假裝著業已中彈殞命”。

日軍漢中門屠殺的另一位幸存者湯正有也回憶說：“民國26年（1937年）冬，我家住在鼓樓三條巷1號。在日軍占領南京不久的一天，突然開來了一輛日本軍車，從車上跳下幾名日本兵，在我家住的那一帶抓走了三四十名青壯年，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車後，汽車開到漢中門外河邊，日軍逼我們下了車，趕我們到河的中間。因為是冬天，河裏水不太多。隻見河兩岸站了幾十名端著槍的日本兵，我們被夾在當中。河裏站著的中國同胞至少有四五百人。不一會，日本兵的哨聲響了，機槍開始吼叫，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始了，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悲慘地倒在血泊中，喊叫聲、呻吟聲、怒罵聲響成一片。我卻因被跌倒的人群絆倒在地，幸而沒被機槍打中。”

江東門位於南京城的西部，在這裏，日軍也進行了集體屠殺。時為中國軍隊第5軍士兵的劉世海是日軍江東門屠殺的幸存者，他回憶說：

到了江東門，在模範監獄門前，被一隊日本兵攔住。我們把白旗舉給日本兵看，對他們說我們是投降後的士兵。日本兵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們強行趕到監獄東邊的一塊菜地裏，命令我們排成一隊，周圍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幾人提著軍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從四周衝上來，用軍刀、刺刀亂砍亂殺，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

對於日軍在漢中門、漢西門、江東門等地的屠殺，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有許多記述。拉貝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昨天開啟的漢西門今天又關閉了。克勒格爾看到在大門旁邊一條幹涸的溝裏躺著約300具屍體，都是被用機槍槍殺或處死的平民。”

拉貝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記中附有德國僑民愛德華·施佩林（Eduard　Sperling，又譯史波林、斯伯林、斯波林）致德國駐華使館秘書羅森（G.F.Rosen）博士的信函，信函稱：“根據克勒格爾和哈茨先生的報告，在漢西門外約有500個平民也遭到類似方式的槍殺。我估計被這樣殘暴殺死的有5000人～6000人，全都是走投無路、手無寸鐵的人。”

在日方史料中，也有許多關於日軍在漢中門、漢西門、江東門等地屠殺的記錄。北山與隸屬於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第3機關槍中隊，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記述說：“出了漢中門，去征繳菜葉、水牛。我們到的地方死人堆積如山，總數有五百多，被堆在一起殺害了。其中主要是軍人，也有穿著如一般百姓的死屍。大多是被集體槍殺的俘虜。道路兩邊堆滿了支那軍人的屍體。”

古林寺位於南京國際安全區西部邊界西康路以西，在安全區之外。日軍在這裏也進行了集體屠殺。時為古林寺和尚的融通法師回憶說：“日本人進南京時，我16歲，在古林寺上初級佛教學校。我的師父叫果言。冬月十四那一天，日本兵衝進寺裏，把近百個和尚和躲在寺裏的百把個散兵都趕到山門外的菜園裏集合。槍響的時候，寺後麵一個四五歲的小孩跑著喊著來找他媽媽，鬼子的大皮鞋一腳踢過去，又狠命一踩，小孩的頭都被踩扁了！白的腦漿，紅的鮮血，一塌糊塗，孩子的手指頭還在一下一下地抽搐。罪過啊！”

關於日軍在古林寺的屠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記與書信中亦有許多記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魏特琳在12月2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住在我們東院的鄰居孫說，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數是年輕人，被日本人用卡車運到金陵寺南麵的小山穀裏，用機槍打死，然後把屍體拖入一間房子裏，連同草房一起燒掉。我一直在懷疑，我們晚上看到的那些火是用來掩蓋搶劫與殺人的。”直到約一年後，魏特琳再一次聽說了一年前日軍在古林寺屠殺的情形。她在1938年12月6日的日記中記述說：“下午，凱瑟琳騎馬，我和哈麗雅特騎自行車，一起去古林寺。在那裏，我們遇上了一位年輕的僧侶，他說，現在寺裏共住著7位僧侶。去年12月，許多僧侶和中國警察在古林寺的院子裏被殺害了。”

斯邁思在致家人的書信中也有同樣的記述：12月27日，“日軍占領南京已經兩周……昨天金陵大學登記的過程中，有二百多人誌願承認他們過去當過兵或當過部隊的夫役（這兩個名稱對於被征用的平民勞力來說區別並不明顯），因為日軍許諾，如果他們承認，他們就會獲準工作；而若不承認就會被槍斃。今天早上有個人身上帶著五處刀傷來到大學，他說他們一群人被驅至古林寺，在那兒被130名日本士兵用作刺刀靶子。他當時被刺昏了過去，醒來時日本人已離開，於是他掙紮著回來。威爾遜說他有一處傷口太嚴重，不可能保全性命。”

日軍官兵的日記中也有關於在古林寺屠殺的記載。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第2中隊上等兵井家又一在12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說：

下午5時天快黑時去大隊本部集合，聽說是去殺死敗兵。過去一看，隻見161名中國人老老實實地待在本部院子裏，他們望著我們的行動，全然不知死神的降臨。一路連打帶罵地拉著160餘人出了外國人居住的街區，來到古林寺附近築有地堡的要塞地帶。

夕陽西下，僅能分辨出晃動的人影。這裏隻有不多的幾所民宅。將他們關進池塘邊一間單獨的房子裏，然後5人一組地帶出來用刺刀刺死。有的哇哇叫著，有的邊走邊嘟囔著，有哭的，有的知道死到臨頭而失去了理智。

吃敗仗的士兵最後的歸屬就是被日本軍殺死。

用鐵絲捆住他們手腕，扣住脖子，用木棒敲打著拉走。其中也有勇敢地唱著歌邁著大步的士兵。有裝著已被刺死的，有跳入水中咕嘟嘟掙紮的，也有為了逃命，緊緊抱住屋梁藏起來，任憑怎麼喊也不下來的士兵。於是我們就澆上汽油燒房子，兩三個被燒成火人的人剛跑出來就猛然被刺刀捅死。

昏暗中，嗨、嗨，憋足勁呐喊著用刺刀捅著，捅死要逃走的家夥，或用槍砰砰地打。片刻間這裏成了人間地獄。結束後，往遍地的屍體上澆上汽油點著火。看到火中還有活動的家夥就打死。後麵的房子燃起熊熊大火，房頂的瓦片掉了下來，火花四下飛濺。

井家又一日記中的記述，在時間上與魏特琳日記的記述完全吻合，可見日軍在古林寺的屠殺是不爭的事實。

玄武湖位於玄武門外，東鄰紫金山，為南京的主要風景名勝之一。然而在玄武湖附近，日軍也進行了集體屠殺。時任教導總隊輜重營營長的郭岐回憶說：“日本皇軍在大搜查期中，所押解出城，押到玄武湖之濱，用機關槍濫施掃射，屠戮無遺的我國軍民，為數即達八千餘人。”

增田六助為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第1大隊的士兵，他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掃蕩開始了，目的是揪出進入外國租界、混進難民營的殘兵遊勇。僅第四中隊就揪出五百多人。在玄武門旁，把他們全部槍殺了。據說，別的各隊也基本都是這個數。”

隸屬於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9聯隊的舟橋照吉曾記有三本陣中日記，回國時被沒收了兩本，保留下來的一本日記因擔心受到威脅，也於1987年燒毀，後來他根據記憶複原了日記。他在12月18日的日記中記述說：

我們中隊不知不覺中抓了兩三百個俘虜，經過村落就讓他們去征繳大米，規定他們一定都帶兩三合回來。

各中隊所幹的事大概都一樣吧。臨近黃昏，決定回營。來到玄武湖附近時，中隊長命令大家做好準備，因為沒有糧食，要槍斃了他們再回去。到了玄武湖畔，將俘虜集中起來，奪下大米後讓他們排隊，接著開始用重機槍掃射。

上述史料足以證明日軍占領南京後，在城區多處地點進行了大規模屠殺。

日軍在南京城郊的小規模屠殺，前文已有論述，在此不再贅言。

日軍在城郊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當屬日軍第16師團在南京東郊進行的集體屠殺。這場屠殺發生在日軍占領南京後的第三天和第四天，即12月15日和16日，屠殺的遇難者達7000人左右，其中主要是被日軍俘虜的中國軍人和少數平民。

時為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第3中隊伍長的林正明在1937年12月15日的日記中記述說：“15日，在南京城外和第六中隊一起看守7000名俘虜。”“24日再次擔任南京城中的警戒。將逃往城內難民區的支那人分為兩類，可憐的支那兵都要送進揚子江喂魚……前述的7000名俘虜也喂了魚。”

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上等兵東史郎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說：

我們在廣場上集合後，正在布置步哨和分配宿舍，這時突然來命令說要收容俘虜。

據說俘虜約有兩萬人……

係在枯枝上的兩杆白旗，乘著夜風翻卷，而旗下的7000士兵看上去的確是壯觀……我們雖然有兩個中隊，但如果這7000人即使徒手拚死反抗的話，估計我們兩個中隊左右的兵力也會全軍覆沒吧。

……

第二天早上命令我們去郡馬鎮擔任警戒任務。據說我們在擔任郡馬鎮警備期間，俘虜們被分成二三百人一組，全被殺掉了。

隸屬於日軍第16師團輜重兵第16聯隊第4中隊的小原孝太郎在日記中也記述說：12月15日，“……途中路過的新塘鎮有一個像大兵營、又像步兵學校的建築物。之後就到了湯水鎮。……我們越過山丘，來到了一個坐落在平緩處的村莊裏。我們在那兒看到了令人吃驚的情形，隻見用竹竿圍成的廣場上，大約2000人的俘虜在我軍的警備下成群走動，這情景很是令人吃驚。之後才知道，這是進攻南京時捕獲的俘虜，據說約有7000人。他們舉著白旗投降後被解除了武裝，當然裏麵也有交戰時被捕獲的，可謂形形色色。其中有的人還在軍服外麵套上普通支那人的服裝以便偽裝。我軍就把他們圈在那兒一一調查，有的會被槍殺，有的當作苦力，還有的則被放掉。據說在後麵的山上，被槍殺的俘虜的屍體堆積如山……”

第三節　零散屠殺

一、城區的零散屠殺

南京淪陷時，雖然許多市民進入國際安全區避難，但仍然有一些市民因各種原因在安全區外的家中居住。日軍占領南京後，對城區反複進行掃蕩。在掃蕩過程中，日軍任意屠殺普通平民。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蒙受生命財產損失的南京市民紛紛呈文國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痛陳日軍在南京屠殺的暴行。

張施氏1945年9月26日在致南京市長馬超俊的呈文中稱：“竊民人張施氏，江蘇人，年四十歲，居住馬台坊拾貳號門牌，於民國二十六年，因民夫張萬義，年四十四歲，彼時日軍進城事變緊急之時隨同妻女連家五口往山西路美國保護難民區避難，走至半途，忽有日兵拖夫，民夫那時即被他拖去至中央門，因慢行一步被日兵一槍打死，那時民無法救護，隻好同小女四口哭哭啼啼把屍體移至路旁用土掩埋，後至避難區避難，在大局安定之時，民始把屍體領回葬埋。”

解長生1945年9月28日在致南京市長馬超俊的呈文中稱：“竊商民解長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在第六區柏果園四〇之二號建有樓房一幢……不料於二十六年抗戰南京陷落時，被日軍中島部隊焚去樓房三間兩廂，其餘房屋全被日軍占用。當時家族祖解子卿為保產權據理力爭，竟為所殺。民迫於敵人淫威之下，亦唯徒喚奈何。”

艾澄源1945年10月6日在致南京市長馬超俊的呈文中稱：“斯時胞弟子明避居盟國救濟而設之難民區避難月餘，後因家有七旬老母看守財產器具，頗不放心，故由難民區徑往家中省母，詎料至家片時突有敵人荷槍而入，不問皂白看了年青［輕］人往外而拖問曰：‘你什麼人，你是中國兵。’嘴說著以槍對著拍［啪］的［地］一槍，隨即倒斃，老母睹屍痛哭欲絕。”

日軍大屠殺的幸存者黃廣林回憶說：“我於1936年跟隨父母及弟妹到南京，住在中華門龍泉巷七號，以做糕、團、蒸飯謀生。1937年因日軍進攻南京，就被迫遷往五台山附近的一所難民營裏。當年我18歲。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南京城。12月14日上午，我約同住在一起的丁乃成（現溧水孔鎮鄉人）和其他兩名青年（一名是現溧水縣和鳳鄉黃家大隊甘村人，另一名是南京人）到中華門老家去看看。我們四人一同走到楊公井時，迎麵遇見一隊日本兵，牽著馬、羊向我們走來，有兩個日軍走到我們麵前，我心裏想，可能要拉我們幫他們牽羊、牽馬了。然而，這兩個日軍叫我們排成豎隊，我排在最後麵，一個日軍舉起槍來，把我前麵的三個人一個一個打死了。待要向我射擊時，我拔腿就跑，跑出幾十米遠，日軍朝我打了一槍，沒有打中。我跌倒在路邊的溝裏。接著來了兩個日軍，先是在我左邊腰上戳了一刀，我一翻身，又在我右膀子上部、右肋間、右腰上、背上戳四刀。這樣，我被日軍戳了五刀，有七個傷口，現在留下七處傷疤。”

南京淪陷時，夏淑琴剛8歲，她一家的遭遇可以說是日軍在安全區外零散屠殺中的典型案例。夏淑琴於1994年證實說：

我叫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今年73歲。日軍進攻南京前，家裏共有9口人。外祖父聶佐成（70歲）、外祖母聶周氏（70多歲）、父親夏庭恩（40多歲）、母親夏聶氏（30多歲）、大姐夏淑芳（16歲）、二姐夏淑蘭（14歲）、大妹妹夏淑芸（4歲）、小妹妹夏淑芬（1歲）和8歲的我，一家人租住在城南新路口5號一哈姓（伊斯蘭教徒）的房屋裏……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隊日本兵（約有30人）來到我家門前敲門。剛剛打開門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槍殺。我父親看到這個情況就跪在日本兵麵前，懇求他們不要殺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槍打死。

母親嚇得抱起1歲的小妹妹躲到一張桌子下麵，被日本兵從桌子下麵拖出來，日本兵從母親手中奪過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著他們扒光了母親的衣服，幾個日本兵對母親進行了輪奸，然後用刺刀把她殺死，並在她下身裏塞進一隻瓶子。

後來，幾個日本兵闖進隔壁房間，那裏還有外祖父、外祖母及兩個姐姐。日本兵要強奸兩個姐姐，外祖母拚命護著她們，也慘遭槍殺。

日本兵撕下兩個姐姐身上的衣服，她們分別遭到幾個日本兵的輪奸。大姐、二姐被輪奸後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還用一根木棍插進了大姐的下身裏。

當時我躲在床上的被子裏，由於恐懼，嚇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後刺了三刀，我當時就昏了過去，不省人事。

夏淑琴一家的遭遇被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用攝影機拍攝了下來。馬吉在其拍攝的4號影片解說詞中詳細描述了夏淑琴一家的悲慘遭遇：

12月13日，約有30個日本士兵出現在門東新路口5號房子前並想入內。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蘭教徒，他剛剛打開門，就立即被左輪手槍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後跪在士兵們麵前，懇求他們不要殺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樣命運。哈太太質問日本士兵為什麼殺害她的丈夫，也同樣被槍殺。先前抱著1歲的嬰兒逃到客廳一張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從桌子下拖了出來，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搶走，一個或幾個士兵強奸了她，然後在她陰道裏塞進一隻瓶子。後來幾個士兵走進隔壁房間，那裏有夏太太的76歲的父親和74歲的母親及16歲和14歲的兩個女兒。他們要強奸兩個女孩時，祖母試圖保護她們，立刻就被左輪手槍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殺害。他們撕下了兩個女孩身上的衣服。她們分別被二三個日本士兵輪奸。後來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們還用一根木棍插進她的陰道。小女孩也被刺死，隻是她沒有像她母親和姐姐那樣遭受到用東西插入陰道那麼殘暴的惡行。後來，士兵們又用刺刀刺傷了也躲在房間裏的夏太太的另一個七八歲的女兒。最後還殺死了房子裏哈先生的四歲和兩歲的兩個孩子。四歲孩子被刺刀刺死，兩歲孩子的腦殼被軍刀劈開。那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受傷後爬進隔壁房間，那裏躺著她母親的屍體。她在那裏同她沒有受傷的4歲妹妹呆了14天。

1937年12月19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致信日本外交官，抗議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信中列舉了日軍的屠殺暴行：“根據在福建路6號德國公司何中記（音譯）聯合公司工作的王鬱輝（音譯）先生的報告，12月15日早晨8時左右，好幾個日本士兵闖到他那裏，抓住他，將他在德國機構注冊的工作證輕蔑地扔在地上，而且還扯下了德國國旗。日本人強迫他將物資運到軍官學校，塞給他一張紙條後將他放走，紙條上證明他完成了交付給他的工作。在回家的路上，走到珠江路時，他被其他日本士兵無端地從背後擊中兩槍。他現在正躺在大學醫院。”

12月20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又致信日本外交官，抗議日軍濫殺無辜的暴行：“12月20日，有一位雙目失明的理發師被送進了大學醫院。12月13日日本人進入城南的時候，他正抱著他的孩子，日本人向他要錢，由於他沒有錢，日本人就開槍擊中了他的胸部。”“12月20日，城南一家帽店的老板也同樣被日本人開槍擊中了胸部，日本人向他要錢，並且對得到的數額不滿意，還想要得更多，但是這位店主再也拿不出來了，因為他已經把他所有的錢都給了日本人。這位受傷者今天被大學醫院收治。”

1937年12月下旬，日軍要求在安全區避難的難民返回自己家中，並聲稱返回自己家中是安全的。然而一些難民回家後被日軍屠殺、強奸和搶劫，直到1938年1月，日軍的暴行仍未停止。“1月17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難民收容所中的一位婦女和家中的一名男子回到自己城南的原住處，這個地區剛剛開放。一名日軍士兵闖入屋內，欲對該婦女施暴。她自衛的時候被該日本兵用刺刀殺害。”“1月28日晚9點，日本兵闖入中山東路路邊的天明浴室（日本特務機關辦公室的東麵，日軍駐紮區內），向3名勤雜工勒索錢財，並開槍射擊，2人受重傷，另外一人被打死。該浴室是應日本人的要求由自治委員會主持開業的，日軍曾許諾予以特別保護。”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其日記或書信中大量記錄了日軍在安全區外任意屠殺平民的暴行。美國傳教士歐內斯特·H.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又譯福斯多、厄內斯特·福斯特、厄恩斯特·H.福斯特）在致妻子的信中記述說：1938年1月2日，“下午幾個男人前來報告在漢西門外德士古公司所發生的事情。此處被日本兵搶劫，取下兩麵美國國旗，說是由於美國與日本為敵，不能懸掛它的旗幟。……然後逼迫一個人和他63歲的老父親把屬於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小車和卡車推到另外一個地方。這些人三天來隻吃了一頓飯。他們（日本兵）在公司內及其附近殺死許多人。其中一家九口隻有一個女人和小孩逃脫。日本兵向他們開槍，然後在防空洞放火。這個女人用厚棉被把自己與幼兒裹住，隨即衝出火焰逃走。這隻是此地發生的情況之一例”。

與中國一樣，日本也是一個佛教盛行的國家，然而，日軍占領南京後，不僅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普通市民，甚至一些和尚、尼姑也慘遭殺害。時為中華門外長生寺和尚的宏量法師回憶說：“日本兵攻下雨花台後就來了……端著刺刀的日本兵在院裏站好，派一個日軍進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個個地叫出來。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邊站一個和尚念‘阿彌陀佛’。‘砰’的一槍，跪著的和尚死了，再叫一個出來念佛。一槍一個，17個人念佛，17個人斃命！清淨的佛地血跡斑斑，穿著僧衣的出家人竟倒在佛像麵前！”

馬吉在日記中也記錄了日軍屠殺尼姑的暴行。他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記中記述說：“我還同一名尼姑談過，她住在城南的一所庵裏。根據送這名尼姑到醫院來的一位裁縫說，日本兵在庵的周圍打死25人。這名尼姑告訴我日本兵殺死一名65歲的住持和一名10歲（中國算法）的小尼姑。還有一名70多歲的尼姑被她上麵的屍體壓死（發生在她避難的庵裏）。她自己被槍打傷臀部，她12歲（中國算法）的徒弟背上挨了一刀，她們躲在一個洞裏，同不少屍體躺在一起，不吃不喝過了五天。”

日軍在南京城內的屠殺持續了約六個星期，但此後屠殺並沒有完全停止，到1938年2月下旬，在安全區外仍有零散屠殺發生。1938年2月22日，貝德士致信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阿利森（John　Moore　Allison，又譯愛利生、亞立遜、阿裏遜、愛理遜、艾利森），報告了2月中下旬日本士兵的暴行，其中有一個屠殺案例：“2月21日—22日的夜裏，一名士兵在唱經樓的一家建築材料商店裏強奸了一名婦女。當他醒來時發覺那個婦女逃走了，便發火用槍打死了一個站在附近的中國人。”

從上述幸存者或西方人士的日記、書信和回憶中人們可以看出，日軍在南京城區肆意屠殺普通平民，給南京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二、安全區內的零散屠殺

日軍占領南京後，不僅在國際安全區內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並加以集體屠殺，而且毫無軍紀可言的日軍官兵以掃蕩為名，在安全區內四處遊蕩，大肆強奸和搶劫，並隨意殺人，零散屠殺隨處可見。

曾從日軍刀口下死裏逃生的吳芝生回憶說：“1937年冬月二十三日（送灶節）上午，我同芝堃到德商西門子電器公司駐京辦事處（今小粉橋附近）去買米……忽然來了三四個日本兵，他們抓男人看頭、看手，檢查中央軍。我原是給人抄文書的‘錄事’，心裏也很害怕。我把芝堃朝人群裏邊一推，拔腿就跑，被日本兵看見，對準我的後腦勺就是一刀。頓時，血流得滿頭都是，沾濕了衣領。我裝死趴在地上，日本兵踢了我一腳，看我不動就走開了。”

一些年輕的平民被日軍認為是中國兵，在安全區內即遭到屠殺。戚吳氏在1938年8月致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的呈文中稱：“自去歲冬事變之初，氏偕子隨眾避入難民區，得以安身。詎料日軍入城時，視氏子係中央遺軍，即行刺殺，家屋複遭焚毀。”

南京市民孫寶慶在1945年11月5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稱：“竊民孫寶慶，住皇城區李府街二號，務農為業。不料事變，南京危急，民父教胞兄孫寶學和嫂侄男女等逃難至漢中路難民區內暫住，父母看守家庭。日兵進城，慘無人道，將民六旬老父用戰刀殺死。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日軍到達難民區內，民兄因受軍事訓練防護團責任，不及逃走，被日軍將民兄嫂二人執行槍決。”

在許多情況下，受害者是在阻止或躲避日軍暴行時被殺的。美國傳教士福斯特在1938年1月3日的日記中記述說：“大約4時30分，一個日本兵企圖強奸一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在家並與日本兵搏鬥，所以妻子得以逃跑。日本兵悻悻離去，後帶著步槍回來打死這個男人。”

拉貝在12月18日的日記中也證實說：“一個中國人踉蹌著衝進房間，告訴我們，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槍殺了，就因為他拒絕給闖進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煙。”

南京淪陷後，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斷致信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抗議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抗議信中列舉了大量日軍零散屠殺的暴行：“12月15日，日本士兵闖進漢口路的一個中國居民住家，強奸了一名年輕婦女，強行拖走3名婦女。其中2名婦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後麵追趕，結果這2名男子被這些日本士兵槍殺。”“12月18日16時，日本士兵在頤和路18號向一個中國人索要香煙。由於香煙沒有及時遞給他們，該中國人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劈中頭部（腦漿外溢）。受傷者現在大學醫院，已經沒有保住生命的希望。”

曾目擊日軍隨意殺人的朱有才證實說：“1937年12月，我幫人家做燒餅，師傅叫尹永發（已死），住東瓜市金陵女子大學門口……那天早上，我包了20塊燒餅，走到陶穀新村時，路上行人很少，隻有一個20歲左右的小夥子在我前麵走，我連走帶跑急於趕回家，不一會就趕過了這個小夥子。忽然一聲槍響，驚得我回頭一看，隻見小夥子倒下去了。這時我離小夥子隻有10多米遠，嚇呆了，站在那裏不敢跑，也跑不動，直愣愣地看到兩個日本兵跑上來又打了小夥子一槍。我想這下要完了，隻好聽天由命了。日本兵跑到我麵前，見我拿了一大包燒餅，就拿起燒餅吃起來。他覺得好吃，就全部把燒餅拿走了。”

馬吉在致妻子的信中寫道：“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曆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曆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隻有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堪與比擬。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屠殺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屍體。就在前天我們看到一個可憐的人被日本兵殺死在我們住所附近。許多中國人很膽小，一遇日本兵掉頭就跑，這個人就是這樣被打死的。由於現場在我們能看到的竹籬笆的一個拐角，他具體是怎麼被殺死的我們看不見。後來克拉到那兒去看，說他們在他頭上開了兩槍。這兩個日本兵一直抽著煙，談笑風生，殺一名中國人就像殺死一隻老鼠。”

貝德士在致日本大使館的信函中也記述說：12月17日，“幹河沿金大附中。一個恐怖至極的兒童被刺刀戳死，另一個重傷垂死”。身負重傷的男孩被人們送往鼓樓醫院搶救。美國醫生威爾遜（Robert　O.　Wilson，羅伯特·O.威爾遜）為他做了手術，並在12月18日的日記中記述說：“在金大附中有8000難民，昨晚日本兵翻牆進去10次，搶劫食物、衣服，並強奸婦女直到他們滿足。他們用刺刀捅死了一個小男孩。上午，我花了一個半小時為另一個八歲男孩做了縫補手術，他被刺了五刀，其中一刀刺穿了他的肚子，一部分腹膜流了出來。”

即使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日軍也進行野蠻屠殺。斯邁思在致家人的信中寫道：1938年1月5日，“日本兵闖入我們總部的房屋，殺死一個男人，其他人都移至我們這兒後麵的房子”。

在外國財產區域內或附近，日軍也隨意殺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及其附近，日軍將抓到的青壯年男子押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內及其附近的小山上予以屠殺。魏特琳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道：“如果日本人懷疑哪個人，那麼其命運將與在他們身後被捆著的4個中國人一樣。日本人把那4個人帶到西山，我聽到那兒響起了槍聲……街上和山上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一些人的悲慘命運，而且他們很可能不是中國士兵。”

在日軍官兵的日記或回憶中也有許多在安全區零散屠殺的記述。最高法院位於中山路西側，在安全區之內。時為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上等兵的東史郎在日記中記述說：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座灰色的大建築……法院前躺著已經破壞了的私家轎車，那是被人推倒在地的。道路對麵有一口塘。這時不知從哪裏拉來了一個支那人。戰友們像小孩子抓住了一條小狗似的戲弄他，橋本提出了一個殘忍的方案。就是把他裝進袋子裏，澆上汽油再點上火。又哭又叫的支那人被裝進了郵件袋裏，袋口被緊緊地打了結。他在袋子裏大哭大叫。戰友們把袋子像足球一樣踢來踢去，然後又往上麵尿小便，像澆蔬菜一樣。橋本從破爛不堪的汽車中弄來了汽油，潑到了袋子上，然後給袋子加上了一根長長的帶子，拽著轉來轉去玩。

有良心的人都皺著眉頭在旁邊看著這殘酷的一幕。沒有良心的則在旁邊拍著手喊加油。

橋本點上了火。汽油一下子燃了起來。這時袋子中發出了驚恐的叫聲，支那人用盡全身力氣跳著，袋子也就跳著、翻滾著。

戰友中有人對這個殘酷的玩火遊戲很來勁，覺得很有趣。袋子一邊發出來自地獄般的悲鳴，一邊像一個火球般地打著滾。牽著帶子的橋本說：“喂！你那麼熱的話我讓你涼快涼快吧！”說著把三個手榴彈連在了帶子上，把郵件袋拋進了塘裏。火熄滅了，袋子沉下去了，正當波紋快要歸於平靜時，手榴彈在水中爆炸了。

水花一翻，就歸於了平靜，遊戲結束了。

日軍在安全區內日複一日的零散屠殺，在占領南京後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除了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之外，許多平民百姓也在長達數周的零散屠殺中慘死在日軍屠刀之下。

三、近郊的零散屠殺

日軍在占領南京前後，除了在近郊進行集體屠殺外，還零散屠殺當地平民。

棲霞山位於南京城東北方，距離南京約20公裏。這裏散落著一些村莊，當地人多以種田為生。日軍占領棲霞山附近後，肆意屠殺當地村民。

1938年1月25日，位於棲霞山腳下棲霞寺的20名僧侶致信辛德貝格，控訴日軍在棲霞寺的暴行，信中稱：“南京淪陷以來，每天都有數百人逃至我廟尋求保護，要求安置。我寫此信的時候，寺廟裏已聚集了2.04萬人，大部分為婦女和兒童，男人們幾乎都被槍殺或被擄去為日本士兵當苦力。”信中還列舉了1938年1月間日軍在棲霞寺犯下的暴行：“1月15日：許多日本士兵蜂擁而來，把所有年輕婦女趕在一起，從中挑出10人，在寺廟大廳對她們大肆奸淫。一個爛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時候才到，他衝入房內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給他了，但是拒絕給他女人。他怒火衝天，持槍瘋狂四射，殺害了2個男孩後揚長而去。”

1938年2月中旬，馬吉前往棲霞山，了解當地難民收容所及難民狀況，並撰寫了調查報告。他在報告中記述說：“有一位代表說，在方圓10至20英裏的範圍內，估計已有700至800平民被殺害。這個估計似乎被其他的人所認同。”

馬吉拍攝的影片也記錄了棲霞山附近村民受害的畫麵。馬吉在5號影片第8幅畫麵的解說詞中說：“這位63歲的農民姓周，家住烏龍鄉，距南京和平門約6英裏地。日本人第一次來這裏時他正出去找他的水牛。其中一些士兵開槍射中了他。直到1月26日他才被送進醫院。此畫麵是在他入院三周後拍攝的。”

在南京東郊的麒麟門等地，日軍也肆意屠殺當地村民。當時家住麒麟鎮的張翼才回憶說：“冬月初七，早上八九點鍾，來了更多的日本人，到處都是，我們左鄰右舍的人聚到一起商量怎麼逃跑，有人說不能跑，一跑就有可能被打死。我們就走到門口，給日本人點頭哈腰表示歡迎，我和父親、母親、哥哥站到一塊。我父親當年47歲，長得蠻高大的，有1.79米高。一個日本人過來，從肩上拿下槍，上刺刀，我們還沒明白怎麼回事，‘撲’的一聲就捅進了我父親的胸口，剛好在心髒這個位置。鬼子把刺刀拔出來以後，就把血跡擦在旁邊的草堆上。”

馬吉曾用攝影機拍攝了日軍在麒麟門附近東流鎮屠殺的受害者的畫麵。他在5號影片第10幅畫麵的解說詞中說：“這位姓褚的農民56歲，家住南京近郊的東流鎮（Tung　Hiu）許巷（音譯，Hsu　Hsiang）。日本兵先闖入他家，命令他全家人離開房子。老人26歲的長子頭中兩彈而死，次子被刺刀刺死。老人背後也中了一槍，子彈從他下腹部穿出。他妻子及幾個年幼的孫子未受傷害。”

在南京南郊，日軍也隨意屠殺平民。日軍在南郊屠殺的幸存者李翠萍回憶說：“1937年我家住在現在的雨花公社集餘大隊。家有繼父、母親和我三人。陰曆十一月的一天，繼父到河邊洗菜。我人小，跟繼父去玩。繼父在前，我緊跟在後。突然，日本兵打來一槍，子彈從繼父的右腰打過，又穿過了我的左肩。繼父死了，我受了傷。接著，日本兵又向我母親開了一槍，子彈穿過母親的右肩。我一家三人，短短幾分鍾裏就一死兩傷”。

馬吉在其拍攝的影片中記錄了日軍在南京南郊屠殺蔡文江的暴行，他在9號影片第1幅畫麵的解說詞中說：“蔡文江太太（音譯，Ts''''ai　Wen-kiang）的丈夫49歲，在南京南門外25英裏處的陸潭橋鎮（音譯，Lu　Tan　Ch''''iao）的一家店鋪當店員。蔡太太39歲，有四個孩子，一個女兒16歲，三個兒子分別是13歲、10歲和8歲。大約在12月中旬的某天清晨，天還未亮，一家人還在睡覺，一夥日本人破門而入，用他們隨身帶的鐵棒抽打蔡氏夫婦，逼迫蔡和他們一起走，蔡太太跟在後麵。他們走到一個池塘時，扒掉了蔡的衣服，把他的雙手反綁起來扔進池塘。日本兵站在一邊直到他被淹死，而蔡太太無法去救他。她說那個鎮有另外8個男人被淹死，還有七八人被槍殺。”

日軍在南京長江北岸的江浦也大肆進行屠殺。當時家住江浦烏江鎮橋北街的林其明回憶說：“我1924年出生，一直住在橋北街，鬼子來時我14歲，當時家裏有父親、母親、兩個弟弟、三個妹妹，家裏當時都是種地的。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九從烏江鎮過，他們在石跋河口登陸，經和縣從原烏江橋過烏江鎮。當時鎮上的人都嚇跑了，有個叫方培玉的，30多歲，被綁在樹上當靶子打，方家失去了支柱，後來家裏的人都一一過世了，當時我親眼看到。1938年二三月份時，鬼子開始駐紮在烏江，期間在城隍廟有七個人被殺死，鄉親被逼著去看，被殺死的人腦袋掉在一邊，我看到後嚇得幾天都不敢吃飯。”

日軍官兵在日記或回憶中，也有許多在南京近郊屠殺平民的記述。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上等兵東史郎在日記中記述了12月7日淩晨日軍宿營前屠殺村民的情形，並解釋說屠殺隻是為了睡個安穩覺：

我們宿營前，先掃蕩了村子，殺了農民才睡。因為農民的死能為我們的睡眠提供安全的保障。

我們僅僅是為了能在天亮前安穩地睡上三個小時而以犧牲許多農民做代價。

日軍第16師團的輜重兵齊藤忠二郎在回憶錄中記述了在麒麟門附近掃蕩的經過，他說：12月15日，“我加入了伊藤衛生軍曹率領的掃蕩隊。這次是掃蕩不同的方向，我們去了京滬公路的左側。在附近距離不到100米的一個高地上有一戶民宅。進去搜查的時候，有個老太太走了出來。大概隻有一條通道吧，所以她往我們登上來的方向逃跑。隻聽見‘快，射擊！’話音未落，槍就響了，一直射擊到她倒下不再動彈為止。”

關於日軍官兵屠殺平民時的心態，時為日軍上海派遣軍獨立工兵第1聯隊上等兵的岩崎昌治12月17日在致家人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表白：

現在的心情相當輕鬆。從下關車站的前門窗戶向外眺望，心中想起了許久未見的國內的人們。不時傳來“砰、砰”的聲音，那是正在槍殺還沒有斬盡殺絕的敗殘兵的聲音。焚燒屍體時發出的一種別樣的惡臭不時地隨風飄來。……我曾多次在信中寫到過，決不會留下一個活口。為什麼呢？哪怕是有一個人活下來的話，將會怎麼樣呢？在戰場上的日本軍可不是在閱兵儀式上所看到的那個樣子，自己的部下和戰友會被傷害或殺死。已經完全瘋狂了，隻要看到支那人，就會大喊“幹掉他”，把他們送上不歸路。……不是我一人有這種心情，而是整個分隊的全體人員（共16人，其中有2人死亡，5人負傷），不！是中隊所有人員都有這種心情。

從岩崎昌治的信中不難看出，日軍“隻要看到支那人，就會大喊‘幹掉他’，把他們送上不歸路”。這不是岩崎昌治的個人心態，幾乎所有日軍官兵均具有這種心態。正如岩崎昌治在信中所說的：“即使明白都是些良民”，“為了皇軍、為了日本，才拿他們做犧牲品的。不是我一人有這種心情，而是整個分隊的全體人員，不！是中隊所有人員都有這種心情”。從今天研究的角度來看，盡管這不是日軍官兵殺人心態的全部，但從中仍可見日軍殺人心態之一斑。

第三章　大規模的日軍性暴行

第一節　日軍對南京婦女的奸淫

一、日軍的強奸暴行

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除了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無辜民眾進行屠殺外，還對廣大中國婦女，不分年齡、職業、身份，甚至是孕婦、病婦，進行慘無人道的強奸、輪奸。數萬中國婦女被日軍強奸、輪奸。許多婦女被日軍奸淫後又遭殺害，有的被蹂躪致死，有的拒奸被殺，甚至在奸殺後，日軍還要恣意侮辱其屍體，其暴虐的程度，前所未聞。1938年初，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呈交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稱：“南京陷落後一個月內，2萬多名婦女被日軍強奸。”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認定：在日軍攻占南京後，“有許多強奸案例。……被占領後的第一個月中，南京城裏發生了將近2萬起強奸案”。

日軍在南京的性暴行並不是個別或偶然的，而是整個日本軍隊進行的集體犯罪。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士兵三木本一平回憶說：“在南京，因為閑著沒事兒幹，就強奸了女孩子。部隊的士兵們隨便出去征發女人的事情，其實軍官是知道的，但什麼也不說，等於是默認了。”“分隊裏如果有10個人，就有10個人幹過。”日軍第10軍後備步兵大隊的軍曹岡本健三也回憶說：“在一線部隊，有時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放鬆。無一人為了儆戒而遭到槍決的……不，也沒有受到懲罰。幹壞事的，不僅僅是士兵，有時軍官先幹在前頭。厲害的中隊長、大隊長什麼的，他們在去南京之前，即使是在戰鬥中，有的也帶著女人。這些女人反正都是隨便抓來的，……據說他們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覺。”在治安有所好轉後，如發現士兵有強奸行為，“憲兵隊讓部隊所有的士兵排成一排，把受到強奸的婦女帶過來，讓她們指出是誰幹的。跟平時不一樣，這回不算有罪，隻是被罵了一句‘不要再幹了’，不算有罪，也不算別的什麼，隻是挨罵而已”。

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大隊士兵鬼頭久二稱，在南京期間“殺死男的，征發女的乃是士兵之常事”。他回憶說：

進到城裏，掃蕩的第一個目標是找女人。征發女人是第一大樂趣。比方說，在南京隻要一有空就去抓女人強奸。

……

掃蕩的時候是挨家挨戶進行搜查，如發現女孩子，當場就給強奸了。女孩子們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簾後邊。被發現的時候，不知是害怕還是什麼原因，反正沒有反抗。因為沒有受到憲兵隊的阻止，所以可以隨便幹，沒有限製。女人們臉上都塗著墨水之類。想不起來自己強奸了多少女人，隻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倆時，母親說女兒還小，所以求我們隻對自己來，我說了句“笨蛋”，把母親推開了。幹的時候是兩三個人一起幹。……這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我在南京當然有過強奸的經曆，並且是不分場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裏的床上幹。

一般情況下，日軍中的新兵經常被老兵安排去找婦女，如果不服從就會挨罵。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士兵大川護男回憶說：

在南京，我們在城內以分隊的形式駐紮了大約一個月左右。……在分隊，分隊的10個人輪流出去征發女人或者吃飯……

我是個新兵，所以就負責去找女孩子。不去找就會挨罵，所以我們也顧不得其他了。上頭說的話絕對不敢違抗，所以我就拚命去搜女孩子了。她們藏的地方不是房子，什麼也不是。她們藏在牆呀磚頭之類的後麵。出了房子，連竹林和田裏的稻草垛也躲。如果帶回來兩個女人，就必須送給中隊長一個。剩下的一個，就從分隊10個人的頭頭——班長開始輪奸。我們是新兵，所以想都別想了呐。就這樣，輪奸完了女孩子，就把人給殺掉了。

日軍性暴行在大屠殺高潮過去後仍持續發生。1938年2月13日，貝德士在給其妻子的信中，要求其妻子向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轉告關於南京日軍的許多新暴行，其中就有許多被逼剛從安全區回到家中的中國婦女遭到日軍的強奸：

請告訴田伯烈……（日軍——引者注）官方發言人發表聲明，否定（軍方）有強迫難民離開安全區的計劃。事實正好相反，……同時，在很困難的條件下，回家的很多人經曆了恐怖和很大痛苦。足足有200名婦女在回家被強奸後又返回，其他許多人回來後表情非常冷漠，一句話也不講。現在，預料之中的事情發生了。今天一名婦女帶著她的女兒來到金大，要求為由於日本人強奸而懷孕的女兒作流產手術。

1938年3月22日，德國僑民施佩林在給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羅森的信中，揭露了日軍在占領南京近四個月後，仍然不斷發生強奸婦女的暴行：

我很快就會再也找不到恰當的話語來描述日本士兵殘暴的越軌行為了。剛才不久，接連有人向我報告，並經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貝德士博士證實，一個日本士兵強行闖入一所民宅，強奸一名年輕少女，但被一個日本憲兵發現，把他從房子裏趕了出去。令人氣憤不已的是，這個日本士兵晚上又返回來殘酷地把這一家四口人用槍打死了——血腥的謀殺！

……

兩天前我在稽查途中，看見兩位衣著整齊的中國漂亮少女坐在黃包車裏經過，四個喝醉的日本士兵上前攔住了黃包車，極其卑鄙無恥地侮辱兩位女子，直到我站出來進行幹預，兩位少女才得以擺脫困境，其中一位少女會講英語。

德國施密特公司的房子裏住著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還有他們的妻子，日本士兵幾乎每天都闖進去，對德國人的財產進行洗劫和破壞，以極其卑鄙的方式強奸他們的妻子。公司代理肖先生的妻子哭泣著喊救命，她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她們跪在地上請求我幫助她們擺脫這些野獸的魔爪——我把這兩個家庭收容進了我的房子裏。

（占領南京）將近4個月後的今天，還在繼續發生這些殘暴的事件，每天都能見到。

1938年9月2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魏特琳女士在日記中記載，在日軍占領南京將近一年之時，日軍仍隨意搶劫居民財物、強奸南京婦女：

我們去看夏老太，一位80歲的老婆婆。她說，甚至現在，每天黃昏時，她與家人仍去從前的安全區的一所房子。她在那兒住了好幾個月。她們害怕晚上住在自己的房子裏。（日軍）士兵們幾乎每天都來，要找“花姑娘”，即年輕的女子，並隨意拿走雞、鴨、豬、穀物和蔬菜。……路上，我們僅看到一個年輕女孩，大多數姑娘白天不敢出來。

1938年5月19日，偽南京市警察廳廳長王春生在給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的呈文中，報告了在南京城南的通濟門值勤的日軍官兵對進出城的中國婦女公然侮辱：“對於進出城之中國人民檢查頗嚴，對於青年婦女使之衣扣解開，褲帶解脫，彼見得赤身裸體均拍手大笑……諸如此類，不勝其數。”

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對中國婦女實施大規模強奸、輪奸的暴行，不僅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永久的傷痛，同時也成為日本的國家恥辱，日軍“攻占南京這一輝煌的戰鬥將不會被作為光榮的記錄寫入日軍戰史，它必將在曆史上寫下令日本舉國上下後悔不盡的一頁”。

二、受害者心中的痛

日軍肆無忌憚的性暴行，給受害者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痛。廣大婦女遭受日軍強奸、輪奸的暴行，在身體和心靈上留下了永遠難以彌合的痛苦與創傷，她們用控訴揭露或沉默回避等不同方式艱難地生活下來。

日軍的性暴行就像是一場噩夢，盡管時間過去了數十年，曾經遭受日軍強暴的女性卻怎麼也無法忘記。1984年，在南京組織的一次社會調查中，許多婦女開始打破沉默，傾訴自己的痛苦經曆。

家住雙閘鄉的退休女工陳某某，1984年59歲，她控訴說，1937年她才12歲，就在家中被日軍奸汙：

一九三七年，我才十二歲。……有一天幾個日本兵到了我家，要我跟他們走。當時我已沒有父母親，隻有唯一的親人奶奶。我害怕，不跟他們走，他們就打我。我乘其不備，拔腿就跑，他們緊追不放，我鑽進草堆，被日軍用刺刀挑出來。就這樣日軍把我強奸了。

家住寶塔山72—1號的退休女工金某某，1984年已67歲，她控訴說，1937年她懷孕在身，卻多次被日軍強奸：

十二月，日軍侵占南京，我父親帶我到上新河李家理發店避難。有一天，日軍闖入我家，把我往外拉，父親見此情況，進行阻撓，把我往屋裏拉，日軍狠狠朝我父親打了幾個嘴巴，朝他身上捅了幾拳，他被打傷了，我也被日軍強行拉走。我父親重傷後，不能做手藝，就去要飯，兩個月後因傷重死去。我曾多次被日軍拉去奸汙。

家住小禮拜寺的61歲回族婦女馬老太於1984年控訴說：

一九三七年我才十四歲，住草橋清真寺。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一天，我看到五六個日本兵用刀戳死一個男人，嚇得趕快回家躲起來。不久，聽到敲門聲，父親去開了門，進來幾個日本兵，問我父親要“花姑娘”。我看到情況不對，就跑到河邊上，藏在一個防空洞裏。日本兵聞聲追來，用磚頭往洞裏砸。我無法，隻好出來。他們把我拖到小禮拜寺巷八號，用刺刀逼著我把衣服全部脫光，我就這樣被幾個日本兵輪奸了。我被抓後，我母親就跑出來找我，那（哪）知沒有找到，卻在清真寺又碰到一個日本兵，她又被日本兵奸汙了。

除了受害者本人外，許多日軍性暴行的目擊者也都無法忘記日軍令人發指的殘忍暴行，他們逃離南京後，通過報刊揭露日軍的暴行。

1938年2月20日，《大公報》（漢口版）“敵寇萬惡錄”專欄刊有袁靄瑞的《陷落後的南京》一文，作者自稱是“×總隊小職員”的記者，“此次南京戰役，因未退得出，遭困在南京，目視我男女同胞，遭日軍之蹂躪”的悲慘情景：

……（日軍）進了城以後，每日奸淫擄掠，放火焚燒，十一齡之幼女，五十歲之老嫗，三四人輪奸，奸後致死；其次放火，自日軍進城後，終日大火衝天，煙雲繚繞，未曾熄滅，中華路，珠江路，太平路等處房屋，均焚毀盡，片瓦無存，磚牆倒塌，積堆成灰。

記者居住於難民區上海路×號，十二月十五日闖進來了三個鬼子，衣服不整，醉酗酗的樣子，嘴中嘰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老百姓睹其而來，則遠走他避，一人未走脫，被鬼子上前捉住，腳踢手打，因為言語不懂，鬼子即問有花姑娘沒有？此人膽悸心驚地答以沒有，鬼子就把那人連刺數刀，立倒於地，喘息待斃。三個鬼子走到房子裏，可巧有一十二歲的女孩子，被其捉住，三人輪行奸汙，孩子大聲哭喊，女孩子的父母站立在門外，瞪目旁觀，眼看自己的女孩子，被敵蹂躪，不敢上前攔阻。

又附近席棚內住有相依為命的母女二人，十七日偶去鬼子四人，竟將此女搶走，其母上前護阻，鬼子將母以刺刀刺死，終將此女擄走。

這些情形，均是目睹事實，每日類此事件，百出不窮。

日軍強奸中國婦女，有時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諱，甚至還強迫中國人觀看，以此來汙辱中國民眾的尊嚴。德國外交官羅森曾報告稱：“每晚都有日本兵衝進設在金陵大學院內的難民營，他們不是把婦女拖走奸汙，就是當著其他人的麵，包括當著家屬的麵滿足他們的罪惡性欲。同謀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親拘留，並迫使這些人充當他們敗壞自己家庭的名譽見證人的情況屢見不鮮。”

三、西方人士眼中的日軍性暴行

在日軍占領南京後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5日，金陵大學曆史係美籍教授貝德士就以親身經曆，寫成了一篇新聞稿《南京一瞥》，揭露日軍進入南京兩天來實施大屠殺的暴行，其中記述了日軍大肆奸汙中國婦女的情況：

有許多奸汙婦女的報告，我們還來不及加以核查。但以下案例已足以說明情況。在緊靠我們外國朋友的一所房屋內，昨天有4個少女被士兵糟蹋。在被老百姓遺棄的一塊城區，有外國人在一個新到軍官的軍營內發現八個年輕姑娘。

金陵神學院美籍傳教士休伯特·L.索恩（Hubert　L.　Sone，又作宋煦伯，又譯宋尼）也寫下了他親眼目睹的日軍性暴行的事實：

從一開始，日本士兵就進行搶劫、掠奪、拷打、謀殺、強奸、縱火——一切能夠想象到的壞事，沒有任何限製。在現代史中沒有任何事情能夠超過這些罪行。南京幾乎成了一個活地獄。沒有什麼東西，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日本士兵拿走了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並毀掉他們所不想要的一切東西；成百地公開強奸婦女和少女，那些阻攔的人當場被刺死，或被射殺。婦女們稍有反抗也被刺死；兒童妨礙了強奸也被刺死。有一名婦女在弗蘭克家被強奸（他家住了大約150名難民），當時她4～5個月大的嬰兒在她身邊哭泣，強奸她的日本士兵將那個嬰兒悶死。在聖經師資培訓學校的一名少女遭到17次的強奸。最後，我們終於讓日本當局在比較大的校園門口設置了衛兵，但是那些衛兵常常自己到校園裏強奸婦女。每天每夜都不斷有案件發生，數量達到數百起。人們幾乎難以用語言來描述這些恐怖的案例。

婦女們為了不受日軍的侵擾，紛紛逃避到由西方僑民開設的安全區（即難民區）尋求保護。“凡我留京婦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率奔避於國際委員會所劃定之安全區。”

在西方僑民設置的安全區各收容所中，女難民人數激增，特別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的婦孺由3000人激增至9000多人，連學校的露天長廊裏都擠滿了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得不讓主要收容男性難民的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收容婦女。金陵大學共收容難民3萬人，其中婦女占了三分之一。

安全區內的婦女，雖有國際委員會及外國友人的保護，但仍遭受日軍的大肆奸淫擄掠。日軍差不多每天多次侵入安全區，當場奸淫，或將大批婦女擄去奸淫，或晚上翻牆而入，摸索強奸。

南京淪陷期間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

有一個美國人這樣說道：“安全區變成了日本人的妓院。”這話幾乎可以說是符合事實的。昨天夜裏約有1000名姑娘和婦女遭強奸，僅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處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強奸。此時聽到的消息全是強奸。如果兄弟或丈夫們出來幹預，就被日本人槍殺。耳聞目睹的盡是日本兵痞的殘酷暴行和獸行。

鼓樓醫院行政主管麥卡倫以日記的形式給家人寫信，他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

這裏敘述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從何處開始，到何時結束。我從未聽過或見過如此暴虐。強奸！強奸！強奸！我們估計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許多。隻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順從，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槍擊。我們每天可以記錄數百起罪行，老百姓歇斯底裏，不管什麼時候，隻要見到我們外國人，他們就跪下磕頭，懇求援助。

金陵大學教授梅拉菲，在其所寫的《南京的大悲劇》一文中指出：

中國人家裏的所有女人都被奸淫了，如有抗拒，就吃刺刀，即使老至六十歲，幼至十一歲的女人，無一幸免。這些女人，都在南京十二月陽光之下，被剝得赤裸裸的公開的幹。有的四肢被割斷了。遠聽門戶洞開的屋裏傳來女人的慘叫聲，令人毛發悚然。

日軍早已垂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那裏收容眾多婦女，還有許多女學生，但學校大門口有魏特琳女士和戴籟三夫人（P.　D.　Twinem，又譯特威納姆、特文蘭太太、德威南夫人、特威蘭、杜南夫人、特維內姆），以及程瑞芳等值班阻擋，日軍便從學校後麵的低矮竹籬笆攀爬而入。晚上學校裏麵沒有電燈，日軍進入學校後，樓下樓上亂摸一氣，隻要抓住中國婦女，立即就對其實施強奸。

魏特琳女士當時擔任難民所負責人與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委員。她為了保護在校園裏避難的中國婦女與兒童，與其助手們與日軍官兵進行了極其艱巨而危險的鬥爭。盡管日本當局當時還不敢公開得罪美國，因而魏特琳以美國僑民的身份往往能對作惡的日軍起一點震懾的作用。但當日軍獸性大發時，魏特琳的保護作用也會減弱甚至完全失去。魏特琳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衛兵一樣守衛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魏特琳雖時時嚴密地防範日軍侵入校園，但有時也落入日軍的詭計而造成損失與遺憾。這對魏特琳來說，是十分痛苦、傷心而又悲憤的。

1937年12月17日晚，一批日軍官兵闖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以搜查中國兵為借口，企圖擄掠婦女。魏特琳趕去阻攔，出示了證明該學院難民收容所已被日軍搜查過的文件。日軍軍官當場撕毀了這份證明文件，並將該學院難民收容所的職員押在大門口約一小時之久。而與此同時，許多日本兵翻牆進入學院內擄掠婦女。魏特琳拚命阻撓，一個日本兵惱羞成怒，竟揮手打了她一記耳光。據史料記載：“某晚，忽來了幾十個敵軍，毫無掩飾地說要在這裏選擇三百名婦女去勞軍，當下就有外籍教授數人，出麵拒絕，敵軍悍然不顧。外籍教授雖然異常憤怒，但是一邊是全副武裝，人數又多，一邊是赤手空拳，僅僅幾個人，強弱眾寡，非常懸殊，在這種場合之下，除了任其所為，絲毫沒有辦法。其時有一位美籍女教師，大家都稱她為華小姐的，看了這種情形，義憤填膺，她以人類的同情心和宗教的精神，不惜跪在地下用熱烈而誠懇的態度，向那些獸兵請求。但是我們知道，要想野獸放鬆爪中的羔羊，除了用武力而外，決不會有武［成］功的希望的。結果，是三百名婦女被卡車裝走，而華小姐遭了一頓蠻橫的拳腳。”魏特琳沒有被嚇倒，更沒有退縮，而是繼續堅持與日軍鬥爭，直到日軍退走。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的角度來說，占領南京或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是從道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在金陵大學，日軍同樣大肆強奸婦女。1938年1月10日，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僅在金陵大學房產範圍內——包括我們一些教職員宿舍和現在由美國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詳細情況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確信的大約有300例。人們很難想象這種痛苦與恐怖。

田伯烈在其所著《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一書中記載：不僅日本軍官參與了強奸，而且那些擔負維持軍隊秩序和社會治安之責的日本憲兵，亦直接參與了性暴行。1938年1月9日夜，日軍憲兵從金陵大學拖出兩個女人準備強奸時，恰巧美籍教授裏格斯（Charles　H.　Riggs，查爾斯·裏格斯，又譯李格斯、裏格斯，又作林查理）路遇，日軍憲兵就用刺刀威逼裏格斯，禁止其聲張，然後把那兩個女人拖走強奸了。對此，西方僑民的報告中有如下記述：

一月九日夜，一個憲兵闖入漢口路二十五號史密斯的住宅，劫去一個女人，並從另一住宅劫去另一女人，路遇李（裏）格斯，以刺刀嚇禁聲張。

日軍不僅闖入中國人住宅，甚至闖入外僑住宅，強奸躲藏在那裏的中國婦女。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的住宅門上貼有日本大使館禁止日軍騷擾的布告，屋頂上豎有四麵德國國旗，而日軍竟置此於不顧。有一次約翰·拉貝於下午6時回去時，已有兩個日本兵闖入了他的家，其中一個人正在解衣，準備強奸一個姑娘。

1937年12月20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致日本大使館函中稱：“難民區每天有許多婦女橫遭蹂躪，其中有牧師的妻子，有青年會工作人員的妻子，有大學教授的妻子，她們平時潔身自愛，清白無瑕。”

這些善良正直的西方僑民曾寄希望於日本駐南京的外交官與日軍最高指揮官能出麵阻止日軍廣泛的暴行。他們一次次地致信日本駐南京使領館的外交官，提出抗議，但收效甚微。

直到1938年2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繼續向日方遞交的抗議日軍暴行的報告還有很多件。這些耳聞目睹日軍強奸、輪奸中國婦女的外籍人士，對日軍暴行切齒痛恨，稱其為“獸類集團”。

1938年1月6日，一度撤離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三名外交官回到南京，建立辦事處。辦事處負責人、三等秘書阿利森在1938年1月25日從南京致信在漢口的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Nelso　T.　Johnso），隨信附上副領事埃斯皮（James　Espy）經多日調查後起草的一份有關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後南京現狀的報告，揭露了日軍在南京駭人聽聞的暴行，其中寫道：

據報告，日本兵到處尋找本地婦女供其淫樂。隨函附件詳細描述此類事件，供參考。當地外國人相信，僅在日本人占領初期，此類案例一夜就有不下數千起。據一位美國人統計，在一處屬於美國財產的地方，僅一個晚上，此類案件就有30起。

1938年1月15日，羅森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揭露日軍在南京連續多日的燒殺淫掠“為自己豎立了恥辱的紀念碑”，他說：

日本人的數周恐怖統治使得城裏的商業區，即太平路地區和所謂波茨坦廣場（指新街口廣場，引者注）以南的整個地區在肆無忌憚地掠奪之後變成一片瓦礫，隻零星可見一些建築物的殘垣斷壁。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占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淩辱和強奸婦女和幼女的行為仍在繼續。日軍在南京這方麵的所作所為為自己豎立了恥辱的紀念碑。

1938年1月26日，美國駐南京使館的三等秘書、領事阿利森為了救助一個從金陵大學一所校舍中被日本兵抓走並加以奸汙的少女，竟遭到日軍的毆打。這次事件的經過，據南京聖保羅教堂的美國聖公會牧師歐內斯特·H.福斯特1938年1月26日致妻子函記載：在1938年1月26日，“日本兵在金大一所校舍中抓走一個少女並加以奸汙。她回來時，案情上報領事，他和林查理陪同少女前往她被抓走的地方。這是一個相當於憲兵司令部的地方。有幾個憲兵陪同領事出去。少女被叫進這所建築，也許是為了辨認施暴者，但不許阿利森和林查理一同進去，他們站在門內約2英尺處。有個士兵試圖把他們推出去，當時一個官員走過來，怒氣衝衝地吼叫他們是美國人，一個士兵從背後衝過來並打阿利森一個耳光。當一個曾經陪同阿利森的憲兵告訴別人他是美國領事時，另一個士兵抓住林查理，揪著他的外衣衣領猛搡，直到把它撕破。但他們（堅持）等待著，直到女孩被交還他們”。這次事件很快被美國駐南京使館辦事處報告給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抗議和交涉，各國新聞傳媒更是大量報道，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廣為人知。

第二節　日軍性暴行中的變態行徑

一、輪奸

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對中國婦女進行大規模奸淫時，經常施以種種變態和虐待狂的性暴行，對中國婦女與中國民眾造成肉體與精神上更嚴酷的摧殘。正如1946年2月《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所揭露的那樣：“其方式有強奸者，有輪奸者，有拒奸致死者，有令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為笑樂者。更有割乳、刺胸肋、破齒落、下部腫胖，種種情況，慘不忍睹。”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經常是三五成群或集體行動，因此，在日軍性暴行中，輪奸暴行十分普遍。

根據徐淑希所編的《南京安全區檔案》，其中涉及日軍輪奸暴行的案例不勝枚舉，如12月15日晚，若幹名日本士兵進入金陵大學桃園附近的大樓裏，當場強奸了30名婦女，有一些是被6人輪奸的。12月16日，7名16—21歲的姑娘在陸軍大學院內被抓走，她們每天遭到六七次強奸。12月19日，在金陵大學附中門房裏，3名日本士兵輪奸了一名中國姑娘。12月18日，在莫幹路5號，多名日本士兵輪奸了一名女孩。12月18日，在頤和路12號，日本士兵將住在裏麵的男性難民趕走，然後強奸了剩下的7名姑娘。一個茶館老板的17歲女兒被7名日本士兵輪奸，並於當天死亡。2月1日晚上10時，20歲的許王氏在陰陽營49號被4名日本士兵輪奸。

在南京安全區以外，由於難民分散，且沒有西方人士的保護，日軍更是肆無忌憚，到處施暴，特別是安全區解散前後，當難民紛紛回到安全區外自己的家中時，日軍輪奸暴行更是十分猖獗。僅在1938年1月底到2月初短短的數天中，遭到日軍輪奸而被迫返回安全區的案例就有數十例，如1月28日，27歲的畢吳氏回家後遭到2名日本士兵的強奸。1月28日，22歲的張魏氏回家後遭到2名日本士兵的強奸。1月28日，3名日本士兵闖入大紗帽巷1號宋先生家，強奸了一名少女。1月29日，陳王氏和另一位婦女在回家路上被3名士兵拖入一家商店強奸，其中陳王氏被強奸3次。1月29日晚，3名日本士兵在珠江路一所民房裏輪奸了一名婦女。1月30日，陳太太在回家途中，在石壩街，3名日本士兵把她拖進“恒茂醬園”（商店）並輪奸了她。1月30日，16歲的姚彩珍在鼓樓附近，2名日本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強奸了她。2月1日下午1時，3名日本士兵輪奸了止馬村的一位29歲的婦女。2月3日上午，劉太太路過西華門二條巷時，被3名日本士兵拖到一座洋房內強奸。2月3日，馬太太在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房前被3名士兵拖到一空屋內輪奸，等等。

更為殘忍的是，日軍施暴時，甚至連孕婦、產婦也不放過。12月21日，鼓樓醫院的威爾遜醫生在日記中記載了一名17歲的女孩在20日帶著她腹中的嬰兒來到鼓樓醫院治療。因為她前一天晚上7時30分被兩個日本兵強奸了，9時開始劇烈腹痛，12時，她的頭胎嬰兒早產了。

據江東鄉茶亭村北圩二隊的餘朝貴回憶：“1938年初的一天，五六個日本兵來到我村，對我村姓許的婦女（剛生小孩幾天）進行輪奸，使這位許大姐奄奄一息，後被鄰居架著走動，才被救活。”

殘暴的輪奸導致許多婦女生理和心理均遭到極大傷害，許多婦女染上性病。馬吉拍攝到一位在鼓樓醫院進行治療的18歲姑娘，她被兩個日本兵輪奸後染上性病。馬吉解釋說：“全城像她這樣的人有幾千名。”據威爾遜報告：“1月25日下午，大學醫院收治了一名中國婦女。她和她的丈夫來到安全區，住在聖經師資培訓學校附近的一個草棚裏。12月13日，日本士兵抓走了她的丈夫，她被帶到城南某處，並被關在那裏。她每天被強奸7—10次之多，隻是夜裏才讓她睡一會。她染上了3種性病：梅毒、淋病和軟下疳，這幾種病非常厲害。”據1938年2月17日《南京救濟形勢》記載：“遭到強奸女性可能會感染性病，這是目前的一個嚴重問題。人們希望我們能夠迅速擴展足夠的診所服務來治療性病，並且希望能夠得到免費治療。”

圖3-1　被日軍輪奸後染上性病，在金陵大學醫院接受治療的18歲少女

圖片來源　美國國家檔案館

一些婦女由於遭到日軍輪奸，身受重傷，有些人甚至當場死亡。蘇仁發家有個童養媳，才十五六歲，被三四個日本兵拖到魏官家輪奸，造成下陰部紅腫，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難。1938年1月20日，31歲的陸倪氏在車兒巷被日本士兵輪奸整整一天，成了殘疾人。“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間，日軍三名，在佛心橋二十號，將陳吳氏輪奸，致傷重而死。”“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北平路五十一號薑張氏，被日軍四名輪奸，致傷重斃命。”1945年12月，市民孫寶慶呈文稱：“日寇中島部隊暴兵於民國二十六年冬月十七日，擁至民家將嫂孫陳氏（年三十一歲）輪奸，當夜身亡。”

也有些婦女遭日軍輪奸後精神失常或自殺。“城內所有婦女因不願或不堪敵之蹂躪而自殺者，平均日必數百起。”一名在寺廟的小和尚融通回憶其親眼目擊一位婦女被日軍輪奸而導致精神失常、最後自殺的慘狀：

淪陷後，南京無水無電，冬天黑得早，吃過晚飯後就睡覺，就在這一天將黑暗時，隻聽一陣皮鞋聲，有兩三個日本兵不知從何處拖來一個婦女，拖到小學生的課桌上輪奸起來，隻聽皮鞋進進出出，日本兵講話也不懂，女人先是又哭又罵，後也不哭不罵了，我也糊裏糊塗睡著了。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到前邊大院子裏去掃地，就在這時，一件我終身難忘的事進入我的眼中，烙在我的心上。隻見一位披頭散發的中年女人，約四五十歲，盤著腿一絲不掛，坐在對大門的青石板地麵上，身旁什麼都沒有，手中拿了一個鑰匙圈，上麵有幾把鑰匙，嘴裏清楚地在喊：“兒呀！你到哪裏去啦？媽在這裏等你，快點來呀！家裏沒有人呀！”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喊，天氣在零度上下，光屁股坐在石頭上不冷嗎？怎麼地上會有血？我看了害怕，就去喊韓伯伯，他是廟裏管香火的，有七十歲了，他隨我來一看，知道是被日本兵奸汙瘋了，於是老伯伯把她扶起來，送到房中，送水給她洗，找衣服給她穿，又去廚房弄來熱粥小菜給她吃，問她住在哪裏。她說，她住內橋灣，兒子兩天沒回家，她出來找兒子，讓住在一中的中島部隊的日本兵一個排輪奸了一整夜。吃過早飯，我們繞道馬巷把她送回家，並叫她在家等著，免得兒子回來進不去屋又要去找她，她答應了。其實，我們知道她兒子兩天不回來，一定是遇害了。隔了兩三個月，她平靜多了。有一天韓伯伯去看她，聽鄰居講，早半個月她就跳到內橋河裏淹死了。

日軍輪奸南京婦女的暴行，使許多婦女身心受到極大摧殘，她們有的致殘，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因此而斃命。在日軍大屠殺期間，這樣的慘劇舉不勝舉。

二、強迫亂倫與性惡作劇

日軍在性暴行過程中，有時強迫南京同胞之間互奸，有時還傷天害理地強迫受害人家庭親人間亂倫，翁奸媳，子奸母，父奸女，甚至強迫和尚強奸婦女，以此取樂和侮辱中國民眾，挑戰人類尊嚴。

1938年2月1日，市民吳金生回到光華門外家中。7個日本兵拖出一個老婦，強迫他們性交，日本兵則在旁邊歡笑。在北平路附近的古林寺，有一婦女在山上拾柴火，不料來了4個日本兵，當場將女子抓住奸淫。後來4個中國同胞從旁邊經過，被其看見，招將過來，非要他們當眾奸淫不可。“四人一齊跪下說，我們中國人不能如此，即被槍斃了一個，其餘無法，隻得幹那滅絕人寰的勾當。”

家住江心洲花園村南上一隊的黃國華在接受調查時證實說：

民國二十六年冬月，日軍來到江心洲南上村，在江堤上，他們把搶來的被子鋪在埂子上，強奸婦女。一天，日軍抓到一個女人，那位婦女臉上有麻子，日軍把她衣服扒光讓她睡在被子上，然後抓來我的父親和毛正友的父親，逼他們強奸那位婦女，他們不肯，就被日軍趕下江中。後來，日軍又抓到一個姓徐的男子，把他的衣服扒光，拖到女的身上，姓徐的不肯，被日軍一腳踹在臉部，頓時滿臉是血。

最令人發指的是日軍強迫中國人亂倫。當時在南京參與收埋屍體的袁存榮回憶說：“我每次走過陰陽營那個廁所旁邊，總要想起一個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吳，從新街口搬到北陰陽營來躲難的。四個日本兵強奸了一個20多歲的姑娘。搞完，又叫姓吳的老公公幹，他不幹，一槍打死了。打死時我在，後來也是我收的屍，就埋在房子旁邊。”

時為某文化機關職員的李克痕，1938年6月逃離南京，1938年7月，他在《大公報》（漢口版）發表《淪京五月記》一文，文中寫道：“城外沙洲圩有朱姓人家，某日突去敵兵四名，將朱姓兒媳（年四十歲）強行奸淫，當日兵輪奸該婦時，強逼他的公公，丈夫，兒子站在旁邊看著，輪奸後又逼其公公去奸淫，殘暴的敵兵說：‘老頭！你的快活快活！’……可是這老頭也隻好照辦，伏在他的兒媳身上，做個樣子，可是敵兵認為不對，又毆打老頭，叫他認真去做……公公奸了兒媳，敵兵又逼該婦之子（年僅十七歲）奸其母。”

中國守軍教導總隊輜重營營長郭岐在《陷都血淚錄》中也記載了日軍強逼子奸其母的惡行：

此次南京總有四、五次逼著兒子奸淫母親的事，如果不從，即將兒子殺死。有一次，獸兵將一中年婦人奸淫之後，從外麵來了一位男子，想是由難民區回來看家的，獸兵即問此係何人，男子說我的母親，他們拍掌大笑，令將席子鋪在堂屋地下，逼令母子睡覺，他們在一旁拍掌大笑……

日軍還強令父奸其女，若不順從則處死。“敵軍入城的第四天，有一群‘皇軍’闖入水西門的劉姓家中，見其年甫十二的幼女，不禁淫心大動，便強令脫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持一足，任其依次輪流強奸。奸畢後，該少女已僅餘一息，不省人事；而獸兵仍不放手，複勒令其父脫去衣服，迫使與她交媾。人畢竟是人，父女相奸，到底不是一個有著人的心腸的人能做到的，所以那位被逼的父親，即使獸兵要砍下他的腦袋，他也不肯做這絕滅人性的事。於是幾個獸兵就舉起槍來，向這一‘不聽話’的父親亂刺，立刻把他刺死，父女兩人，這時就在奸淫殺戮之下，同時丟了他們的性命。”

日軍為了取樂，不惜褻瀆佛教，甚至強迫和尚奸淫婦女。在戰後審判南京大屠殺案戰犯穀壽夫時，法庭判決稱：“日軍在中華門外，於強奸少女後，複迫令過路僧侶續與行奸，僧拒不從，竟被處宮刑致死。”

日軍除了強奸中國婦女之外，還對中國婦女及其家人肆意汙辱。有一次，在挹江門崗哨，“有婦女從鄉下進城時，鬼子往往叫她們將下身衣服全部脫掉，有時用兩根油條讓婦女夾在屁股中間走路，鬼子則站在那裏拍手大笑，有時則用兩三個雞蛋塞進婦女的下身，然後讓婦女跑，不跑則進行毒打”。“在上壩的駝路街，村民許誌宏的妻子和一個姓潘的二十多歲婦女被十個鬼子輪奸。強奸後，鬼子將許誌宏妻子的衣服剝光，強迫她從上街頭跑到下街頭。”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些日本兵由於一時找不到婦女，甚至雞奸男性少年。1938年2月5日，“一日本士兵來到位於西華門附近大中橋的陳先生家，向他要姑娘。由於沒有，他把一位十七八歲的男子拖到外麵進行雞奸”。1938年2月7日，魏特琳女士在日記中也記載了獸性大發的日軍官兵在尋找不到足夠數量的中國婦女時，就找中國男孩，作為“男妓”以發泄獸欲：“在西華門附近的一戶人家，日本兵找不到年輕姑娘，就找十來歲的男孩。”

更令人無法想象的是，日軍對受難婦女的屍體也不放過，甚至叫中國人去奸女屍。“日軍大肆侮辱被害女性的屍體——用木棒、酒瓶或其他異物插入受害者的陰道，讓屍體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某日，一被日本兵奸淫後殺死的裸體女屍僵臥於雪地中。日本兵強迫一市民與之行奸，該市民不從，日本兵則怒不可息，舉起大刀，將市民劈成兩半，還不解恨，又將女屍連砍數刀。

三、奸殺

日軍在大肆強奸之後，往往還慘無人道地殘殺受害婦女，其殺害方式也多種多樣，有刀刺、槍殺、溺斃、悶死，更有甚者，有用刺刀刺心剖腹、挖眼割鼻、割乳肢解等，真是殘暴不仁，亙古未聞。前文所述夏淑琴一家的遭遇，就是日軍先奸後殺的典型案例。

在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許傳音引證了夏淑琴一家的案例。他說：“在南門的新開（Sin　Kai）路7號，有這樣一家，我曾和馬吉先生到過那裏。就在那裏，11個人被害，3個被強奸，其中兩個少女，一個14歲，一個17歲。強奸後，日軍把異物塞到她們的陰道裏。後來，她們的祖母把異物拿給我看。年輕姑娘都是在桌子上被強奸的，我到那兒去的時候，血跡未幹。然後我發現了屍體——這些屍體都沒有被拖走，就在離房子幾碼的地方。所有的屍體都在那裏。我和馬吉先生把屍體的慘狀拍了下來，作為控訴日軍罪行的證據。”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像夏淑琴一家一樣，有許多受害婦女在遭到日軍強暴後，又被日軍殺害。以下是從檔案資料中摘錄的部分案例：

家住三藏殿下邊時年48歲的孫劉氏被日軍拖至雨花路，先奸後殺。

家住黃泥塘17歲的楊周氏在地洞內被敵輪奸，後複用槍斃殺頭部致死。

12月13日，高輦柏村雙啞叭樹44歲的農婦王婁氏在家中被日軍先奸後殺，死時赤身裸體。

家住黃泥塘37歲的伍馬氏在家中被日軍輪奸後殺死。

一位家住三牌樓婁子巷50號的市民程國棟，於1945年12月23日呈文蔣介石，陳述了其母被日軍先奸後殺的情景：“身母程張氏，女，死時年五十八，安徽人，住三牌樓洪廟第二號門牌。於事變民國二十六年冬，日軍進城時暴行無人道行為，將民母先輪奸，繼之用木棍由下部捅腹部致母死亡。”

住堆草巷的鄉女丁小姑娘，經日軍13人輪奸後，因不勝狂虐，厲聲呼救，當即被刀刺小腹致死。

難民丁長榮說：“在中華門、賽虹橋，見兩個婦人被日兵強奸後，用刺刀從陰戶刺入腹部，致腹破腸流而死。”

12月18日，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強奸致死。

1月31日，在四象橋一位年逾60的婦女被強奸後，又被刺刀刺進陰道致死。

檔案資料中記載的此類案例還有許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日軍之所以對中國婦女先奸後殺，其原因一方麵是日軍的殘暴無以複加，另一方麵是日軍當局曾訓示官兵：“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或者事後將其殺掉。”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士兵岡本健三說：

強奸事件也不是謠傳，而是實有其事。占領南京後不久，情況糟得很。……上級說，如果幹了那種事，就當場把女人殺死。不許用刺刀戳，也不許開槍射擊，應該把她們打死。……幹壞事的，不僅僅是士兵。有時軍官先幹在前頭。

時為日軍第114師團一等兵的田所耕三證實說：

沒有不強奸的士兵。大部分強奸完了就殺掉。往往是強奸完後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從後麵向女的開槍。因為不殺的話會給自己惹麻煩。

田所耕三的說法也得到日軍第16師團士兵鬼頭久二的證實：“如果被憲兵隊抓住的話比較麻煩，所以就殺死了女人。”

在南京大屠殺中，麵對日軍強暴，許多婦女誓死不從。1938年1月17日，金陵大學附中難民營中的一位婦女和家中一位男子回到自己在城南的家中，一名日本士兵闖進其家中，堅持要與那名婦女上床，遭到該婦女拒絕，這名士兵就用刺刀將其刺死。1938年2月1日，一位婦女報告貝德士，1月31日晚，她的女兒回到自己家後因反抗日軍兵的強奸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1946年2月9日，南京市社會局曾專門調查因抗拒日軍強奸而被殺的丁李氏長女丁振青一事。據社會局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稱：“二十六年冬，南京破城，日軍到處亂闖，民房氏因貧寒未能遷入難民區暫避，因與同門高姓困守家中。農曆十一月十二日，突來日軍五六人，瞥見其時年二十四歲之長女，蓄意強奸，女矢誌不從，以手護乳，竭力抵拒，致日軍強將衣襟扯破，未遂其欲，憤怒之餘，遂開槍將女擊斃。”

1938年2月5日上午，一名日本士兵來到漢西門56號曹曾氏的家中，企圖強奸她。因該樓的其他居民向日本憲兵報告，他才不得不放棄歹念。下午5時，該士兵又來到曹家，用刺刀把曹太太的臉砍傷。她被送進大學醫院急救。

1946年6月25日，家住沙洲圩青石埂的市民陳瑞麒結文稱：“十一月十六日（農曆——引者注），日軍兩名衝入民宅，勒令強奸，民婦不從，被日寇推入水中溺死。”家住任家花園36歲的周奚氏，“被敵由地洞內拖出，強奸未遂，當場槍殺”。

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殺中反抗日軍強暴的典型。1937年12月19日，幾個日本士兵在美國教會創辦的五台山小學地下室內，企圖強奸已有6個多月身孕的19歲的中國婦女李秀英。這位勇敢的年輕女性進行了殊死抗爭。日本兵惱羞成怒，竟向這位孕婦連刺數十刀，見其倒在血泊中昏死過去，以為必死無疑，才揚長而去。這位孕婦在親人的救護下，奇跡般地生還。她回憶說：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點鍾，來了六個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個年輕婦女。我想寧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沒有辦法，就一頭撞在牆上，撞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當我醒來時，日軍已經走了。後來我感到這樣做沒有用，我自幼跟父親學過一點武術，可以跟他們拚一拚。這天中午，又來了三個日本兵，他們把男人趕開，把兩個婦女帶到另外一間屋子裏，準備奸汙。這時一個日軍上來解我的紐扣，我看到他腰間掛著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決定奪他的刀。我趁機握住刀柄，同日軍拚搏。日軍見狀大驚，同我爭奪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軍不放。日軍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裏的兩個日軍聽到喊聲，就跑過來幫助這個日軍。我一個人對付這三個人，沒有辦法，但我緊緊抓住刀柄不放，和這個日本兵在地上滾來滾去搏鬥，其他兩個日軍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亂戳，我的臉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幾刀。最後，一個日軍向我肚子刺來，我立即失去了知覺，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了。

圖3-2　因反抗日軍強奸而被刺30多刀並流產的李秀英在鼓樓醫院醫治的情形

圖片來源　馬吉拍攝的電影膠片

日軍走後，父親見我已死，十分傷心。他找幾個鄰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個泥坑，把門板拆下來做成擔架，抬出去準備埋葬。當他們抬出門的時候，由於冷風的刺激，我蘇醒了過來，哼了一聲。父親聽見了，知道我還活著，趕忙抬回家，又設法將我送進鼓樓醫院搶救。第二天，我流產了，經醫生檢查，我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經過七個月的醫治，我才恢複了健康。

拉貝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記所附《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的暴行》第115條，記錄了李秀英勇敢地反抗日軍強奸遭到日軍刺殺的事件：“12月19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國學校（五台山）試圖強奸一名懷有6個半月身孕的19歲的中國女子，當女子反抗時，日本士兵手執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襲擊。該女子胸部和臉部有19處刀傷，腿上也有數處刀傷，下身有一個很深的刀傷，胎兒的心跳已經聽不見。該女子目前被安置在大學醫院。”

第三節　日軍慰安所與“慰安婦”

一、南京慰安所的設立

日軍攻占南京前後，對中國婦女實施大規模的性暴行，不僅暴露了日軍的凶殘無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及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軍各部隊中迅速流行。

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期間，時任日軍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的岡村寧次在日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的支持下，與日本關西地區長崎縣官府合作，征召日本婦女，組織“慰安婦團”赴上海，為參戰的日本官兵提供性服務。“慰安婦”是由日本軍隊上層與日本政府共同策劃與組織的，並形成了一個特定的婦女群體。所謂日軍“慰安婦”實際上就是日軍的性奴隸。

日軍正式、全麵地實施“慰安婦”製度始於攻占南京之後。自1937年8月鬆井石根率日軍向上海進攻，並於11月12日占領上海，接著，兵分數路向南京進擊，已曆時近四個月。在這期間，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大肆奸淫，華中方麵軍司令部擔心性病在日軍官兵中流行，乃於1937年12月11日，向正在進攻南京的日軍各部隊下達《方麵軍關於慰安設施的實施意見》。當日，正在南京前線的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少將在日記中記載：“關於慰安設施一事，方麵軍來文件指示，予以實施。”日軍當局一方麵致電日本國內，要求盡快征召日本“慰安婦”運往前線；另一方麵撥出巨款邀請上海的日僑“方便屋”老板出麵，到戰場周圍設立“民間慰安所”。

1937年12月19日，飯沼守特派軍司令部參謀部第二課課長長勇中佐前往上海，為在南京設立“慰安所”進行聯係。飯沼守在當日的日記中記載：“已委托長中佐盡快設立妓院。”長勇於12月25日回到南京，向飯沼守複命。飯沼守在當日的日記中記載：“長中佐從上海返回。……關於妓女的事也要事先做好準備，國內的和支那的都要，一旦定下，年底即可辦理開業手續。”

在進行了數天的籌劃後，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部第二課提出了《關於設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部召集所轄各部隊的軍官開會，對該方案進行審議。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上村利道大佐在當日的日記中記載：“軍隊的不良行為好像日益增多。讓第二課召集各隊軍官就此事進行彙報。”當天“審議了第二課提出的關於設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會上，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部第二課提出的《關於設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獲得通過。南京慰安所的設立成為日軍全麵公開推行性奴製度的濫觴。1938年3月4日，日本陸軍省向華北方麵軍、華中派遣軍發出命令，要求在中國各個占領區設置由軍方直接管理的慰安所，以緩解日軍越來越嚴重的強奸問題。

圖3-3　1938年1月，日軍在南京開設慰安所，圖為日軍官兵擁擠在慰安所門前

圖片來源　《日支事變——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紀念寫真帖》

在日本軍政當局的主持與支持下，“慰安婦”製度迅速在南京及日軍其他占領地區建立與實施。

二、南京慰安所的類型

日軍占領南京後在南京設立的慰安所有三種類型：一是由日軍當局直接控製的慰安所；二是由日僑開辦的慰安所；三是由漢奸或偽政權設立的慰安所。

日軍當局設立的慰安所是南京最早出現的慰安所。日軍攻占南京前後，雖然日軍當局有關設立慰安所的方案，即《關於設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仍在討論之中，但事實上在日軍向南京進攻的過程中，有些部隊就已經“自發”地設立了臨時慰安所。如1937年11月，日軍在攻占蘇州後，逼迫“維持會”四處搜擄婦女，抓來的200多名婦女被關在一座大廟中，整天不能穿衣褲，任憑川流不息的士兵強奸，不少婦女不堪忍受，含憤自殺。日軍第10軍在攻下湖州後，也強拉當地婦女充當“慰安婦”。該軍司令部參謀山崎正男的記錄稱：“先遣的寺田中佐指導憲兵在湖州設置娛樂機關，最初雖隻有4人，而今日已達7人。但是，她們因有害怕心理而‘服務’不良。”憲兵稱將繼續征集100名中國婦女。

日軍攻占南京初期，日本軍部從後方征調的日本、朝鮮“慰安婦”一時不能大量地運抵南京。日軍當局遂采取應急措施，命令各部先自行設法設立各種臨時性質的慰安所。“基本上一個大隊有10個左右的姑娘。姑娘們由軍隊管理。”

日軍用擄掠、強行征召、謊言欺騙等手段，獲得大量中國婦女後，就由各部隊隨意選擇一些場所，建起各種不掛牌子的臨時慰安所。一時間，這種臨時慰安所遍布南京城內外。這類慰安所由於多存在於日軍剛占領南京後的一段時期，為時不長，且多建在日軍的軍營裏，為臨時性質，因而留下的史料與遺跡很少。但我們仍可以從一些當事人的記述與回憶中，了解其中的一些情況。

日軍臨時慰安所條件十分簡陋，“慰安婦”均為當地掠奪強迫而來的中國婦女。到1938年1月份後，日軍慰安所中的“慰安婦”除了中國婦女外，許多從日本、朝鮮征召的婦女進入慰安所。這些慰安所一般都設在日軍駐紮較為集中的地方。據戰後調查，當時南京有幾個重要的慰安所：

“安樂酒店慰安所”。位於繁華的太平南路，由日軍當局開辦，公開名稱是“日軍軍官俱樂部”。日軍中上級軍官在這裏吃喝玩樂，並專門有日本、朝鮮與中國的“慰安婦”應召前來陪伴跳舞與住宿。這實際上是一家由日本軍方直接開辦的高級別的慰安所。這在當時的南京幾乎盡人皆知，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國軍隊進駐南京後，這家慰安所仍在公開營業。時任中國第4方麵軍參謀長、南京警備司令官的邱維達說：“日軍成立‘慰安所’是公開的，當時南京就有好幾處掛著牌子的‘慰安所’，如坐落在太平南路的‘安樂酒店’，就是日軍的一個高級‘慰安所’。”

“青南樓慰安所”，又名“菊水樓慰安所”。位於太平南路文昌巷19號白菜園大院，有8幢一樣的二層別墅洋房，以及另外幾幢式樣不一的二層、三層洋房，總建築麵積約5000平方米，四周圍以圍牆與鐵絲網，大鐵門門柱上寫著“菊水樓”三個字，裏麵的“慰安婦”多來自菲律賓、朝鮮和中國。“菊水樓慰安所”是南京南部地區規模最大的慰安所。來這裏“遊樂”的都是日軍將、佐級軍官。曾住科巷的潘紀文老人於2000年年初對來調查的學者作證說：“東白菜園與西白菜園的洋房內有日軍官慰安所，有中國婦女包括台灣婦女，還有朝鮮婦女。”

“故鄉樓慰安所”。位於利濟巷18號，有相同式樣的二層洋樓8幢。這裏都是日籍“慰安婦”，主要接待日軍軍官。當地中國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婦”都穿著日本和服與木屐。穿著軍裝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來，周末時人更多。慰安所門口掛著“安乃家”的牌子，門口有日本人收票。當時居住在利濟巷以賣米為生的張萬宣於2000年初接受學者調查時說：“利濟巷18號是日本窯子，是日本人開的。來此的嫖客是日本軍人，買票入內。賣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

“鐵路橋慰安所”。位於下關石梁柱大街85號，是一座約有30餘間房間的平房。當年在這附近一家三明旅館做接待工作的劉聚才老人於1999年接受學者采訪時說：在三明旅館隔馬路的斜對麵，有一處約有30餘間房間的平房，就是日軍的慰安所。“這所房子如同旅館，有一個大門進去，中間有一條小過道，兩邊各有十幾間房子。一進門有一個櫃台，有一個日本男人坐在那裏。當時我們經常能看到有三十多個婦女出來散步，在冬天有太陽時，她們都坐到門口曬太陽取暖。這些婦女大都穿著日本服裝，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國衣服，但出去時都穿日本服裝。據說這個慰安所的慰安婦大都是日本人和高麗人。這個慰安所是一個40多歲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當嚴格。我當時才十七八歲，那些女的有時還主動要跟我們講話，她們當中有人會講中國話，但那位日本人總是很凶狠地訓斥她們，禁止她們同我們中國人講話。這個慰安所中國人不能進去，隻對日本軍人開放，而且來的日本人似乎以軍官為主，白天晚上均有軍人進去。裏麵所有的慰安婦都有號碼，來慰安所的日本人須拿錢買票後才能選擇號頭進去。我有時看到有穿白大褂的醫生來為她們打針，沒有看到她們到外邊去檢查。這個慰安所管理相當嚴格，衛生要求很高。”

第二種類型的南京日軍慰安所是由日僑娼業主開辦的。日軍占領南京後，原在日本、上海以及“滿洲國”的日本娼業主，奉日軍當局的征召，攜帶日本、朝鮮的“慰安婦”來到南京，選擇靠近日軍兵營的地方，強占一些條件較好的居民住房或政府公房，改作“慰安所”，掛牌營業，專門接待日軍官兵。1938年1月8日到南京采訪的日本作家石川達三在其《活著的士兵》一書中寫道：

搭話的是個五十來歲的男人。據他講，他是最近帶著日本女人渡海過來的。他突然接到命令，在短短的三天之內，從大阪、神戶一帶招募了八十六個藝妓，提前發給她們工資，從長崎來到了上海。到上海後，把她們分成了三個班，一個班去蘇州，一個班去鎮江，另一個班帶到了南京。合同期訂的是三年，但根據情況，也許一年或兩年就可以提前回國，所以女人們也很高興。帶來的女人條件都很好，都經過了嚴格的身體檢查。總之，是從事那種夜間的買賣……

“在南京，三四天前藝妓就開始接客了，有四五個人呢！她們原來是在漢口的藝妓，曾一度逃回長崎，現在又回到了南京。都是比較年輕漂亮的女人。”

看樣子，這些內情他都知道。他喋喋不休地講著……

據戰後調查，在日軍占領南京後由日僑開辦的慰安所主要有：

“鬆下富貴樓慰安所”。位於常府街細柳巷福安裏5號。這裏原是一李姓人家於1931年到1932年修建的住房，有三幢，共約40多間，建築麵積共有1200多平方米。戰爭爆發後，日機不斷轟炸南京，該李姓人家於1937年8月逃離南京。日軍占領南京後，便將這些房屋占有，建立了一家慰安所。日軍將房屋修理改建，將三幢房子全部用鐵柵欄圍起，在大門前豎起一塊水泥牌，上書“鬆下富貴樓”五個大字，這是因為管理與經營這家慰安所的是姓鬆下的日僑娼業主及其妻子。這家慰安所裏的“慰安婦”多是日本婦女與中國婦女。40多間房間，除一間辦公，其餘都是“慰安婦”們“接待營業”的場所。到這家慰安所尋歡作樂的是將、佐級軍官。附近中國居民看到，經常有日軍軍官開車前來。這家慰安所的“慰安婦”每星期都要檢查身體。此處慰安所遺留的日式浴缸、“榻榻米”及一些家具保存至今。

“東雲慰安所”。又名“東方旅館”，位於利濟巷2號。這裏原是一位有錢人楊普慶在戰前建造的高級住宅區“普慶新邨”的一部分——一座長方形的水泥磚瓦結構的二層樓房。日軍占據這裏後，將其改造成一家慰安所，交給一個姓千田的日僑娼業主經營。在這座樓的一樓、二樓的中間，各有一條狹長的通道；通道兩邊是兩排朝南、朝北的小房間，房門對著房門，均為長方形，一樓有14間，二樓有16間；每個房間的門上都釘有一塊圓形的號碼牌；每個房間裏都有一塊凹進去的床位，放置榻榻米，另放幾張桌椅板凳和一個衣櫃。這是“慰安婦”接待日軍的場所。這家慰安所裏的“慰安婦”多是年輕的朝鮮婦女。日軍官兵到這裏時，要在門口購票入內。據居住在利濟巷14號的楊秀英老人於2003年1月（95歲）接受學者采訪時說，當時她家四周住有許多日本人，有的住家，有的開店、開洋行，還有的開慰安所。“高麗窯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後麵，老板千田常到她家雜貨店購買煙酒等物。她認識這家慰安所的許多朝鮮“慰安婦”，因為這些女人都穿朝鮮服裝。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許多穿軍裝的日軍官兵來此，周末來的人更多。另一位沈玲老人在2003年1月（76歲）告訴進行調查的學者說：在日據時期她家住在利濟巷6號樓上，就在“東雲慰安所”的前麵，當時她才十二三歲。她常透過窗子看到每天都有許多日本軍人進入利濟巷2號的樓房內，有朝鮮姑娘為日軍脫衣等。2003年11月，中國學者與日本學者西野瑠美子女士合作，找到了曾於1939年至1942年年初在這家慰安所做過3年“慰安婦”的朝鮮婦女樸永心，並將這位已經80多歲的老人從平壤接到此地，指認當年她所居住的樓上第19號房間、一樓吧台、關押吊打不聽話的“慰安婦”的小閣樓以及這家日軍慰安所的其他種種罪證。

“吾妻樓慰安所”。位於科巷南壽星橋口，與“東雲慰安所”隔街相望。這是為日軍普通士兵設立的、級別較低的慰安所，由日僑娼業主經營，裏麵都是中國“慰安婦”。家住附近的沈玲老人在2003年1月陪同學者前往實地調查，她指著“吾妻樓慰安所”舊址說，當時這家慰安所大門上方，高懸大幅橫幅，上書“揚州姑娘”四個大字，做廣告宣傳。

第三種類型的慰安所是日軍當局通過南京本地的一些漢奸地痞流氓，“招募”、脅迫、誘騙中國婦女而設立的慰安所，進行商業性的經營，在南京偽政權建立以後，就指令偽政權派遣專門人員負責此項工作。

日軍占領南京後不久，日軍“南京特務班”班長大西等人，就指令漢奸孫叔榮、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軍慰安所”。王承典原是“南京保泰街的拍賣人，與南京的下流社會過從甚密”。日軍占領南京時，他先受聘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工作，但很快就與日軍搭上關係，成為日方的代理人。他認識南京一位對開辦妓院很內行的喬鴻年，就向大西推薦，由喬鴻年承辦慰安所與“招募”中國婦女。王承典的建議得到大西的首肯。

喬鴻年，又名喬月琴，戰前是南京著名的流氓地痞與戲霸，曾在南京開辦過金陵大戲院、民生公司大劇場、南京大戲院和下關大戲院，與黑社會的三教九流都有密切的關係。他得到王承典的推薦後，立即積極為日軍奔走效勞，並陪同日軍特務班頭目，先後來到安全區各難民所搜尋挑選中國婦女。喬鴻年把搜尋重點放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因為這家難民所主要收容中國婦女，人數達1萬多人。喬對她們搖唇鼓舌，以日軍保障安全、付給一定報酬和日軍官兵不得攜帶武器等條件為誘餌，又以促使日軍停止殺掠與奸淫、保護眾多中國姐妹等話語來誆騙，還用如不從命必遭殺身之禍來威脅。但中國婦女仍不從命。於是喬鴻年協同日軍，從12月18日到20日，從這裏強征了300多名婦女，又從中挑選出100名，由王承典、孫叔榮交大西過目同意。喬乃選定傅厚崗、鐵管巷兩處公館豪宅作為慰安所，又帶著日軍憲兵從一些國民政府大員公館內拉來上好家具裝飾。12月22日，由漢奸開設的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掛牌開張了。這家慰安所由日軍當局正式委派大西為主任，喬鴻年為副主任，設售票員3人（其中2人為日本人），記賬員4人，還有女傭、雜役等，連同“慰安婦”共200多人。其經費開始由日軍當局供給，後以賣票所得支付。傅厚崗慰安所設在公館的一、二、三樓，“慰安婦”多選年輕美貌者，約30多人，專為日軍將校服務，規定每天下午1時到5時接客，每小時接客收軍票3元，可以過夜，通夜10元。鐵管巷慰安所的“慰安婦”為普通日軍士兵與下級軍官服務，規定每小時接客收軍票2元，但不準過夜。該慰安所於1938年2月初日軍大批營妓到達南京後結束。

1937年12月22日，日軍特務機關在召集南京紅卍字會會長陶錫三及孫叔榮、王承典、王春生等人討論建立“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時，就向他們提出“為日軍建立三家妓院”的要求。

金陵大學美籍教授斯邁思在1937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紅卍字會正著手和日本人一起建慰安所，以滿足日本士兵和軍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戶！上周六貝德士就暗示過此事，當時林查理吃驚不淺。許先生（即許傳音——引者注）說他們準備建兩個分部：一個在鼓樓火車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一個在新街口以南供軍官使用，全是營業性的。”斯邁思還記載了王承典派喬鴻年陪同日軍到安全區難民所搜尋婦女的情況：“我們辦公室經理的代表（指王承典的代表喬鴻年——引者注）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大學的校園，從那兒的10000名難民中，眨眼工夫就叫出了28個妓女！”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對日方公然開設慰安所也感到吃驚與憤慨。他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日本人想到了一個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個軍妓院。”

1938年初，王承典、孫叔榮與喬鴻年等人又在南京其他一些地方開辦了多家慰安所，如在城西鐵管巷瑞福裏（四達裏）設“上軍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設“上軍北部慰安所”。喬鴻年自任這兩家慰安所的總主任，唐力霖任副主任。1938年4月12日，喬鴻年奉日軍特務機關的“委托”，以“上軍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孫叔榮、工商課課長王承典呈文，申請在南京夫子廟一帶再開辦一家新的慰安所——“人民慰安所”。喬鴻年的呈文如下：

呈為分設人民慰安所，仰祈鑒核，準予備案事：

竊所頃奉南京特務機關委托，為繁榮夫子廟市麵，振興該區商業，調劑全市人民生活計，指定在夫子廟貢院街海洞春旅館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車行原址暨永安裏全部房屋，分設人民慰安所二處，業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開幕。除已分別呈報各主管機關外，理應備文呈報，仰乞鑒核，準以備案，並加保護，是為德便。謹呈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孫

上軍慰安所主任　喬鴻年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1938年4月13日，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就專為此事發出第239號訓令：

南京市自治理委員會訓令　第239號

令警察廳

案據上軍慰安所主任喬鴻年呈稱：竊所奉南京特務機關委托，為繁榮夫子廟市麵，振興該區商業雲雲，仰乞鑒核，準予備案，並加保護等情。據此。合行令該廳長飭屬派員前往調查，具報核辦。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此後，“人民慰安所”正式掛牌開張。現居住在貢院街15號204室的李甫老人（90歲）證實說：“貢院街海洞春旅館原是韓姓老板開設，韓老板在日軍占領南京前即逃走。旅館由漢奸喬鴻年在海洞春旅館原址開設人民慰安所，裏麵的妓女都是中國人。”

在日軍當局的指示與支持下，其他一些漢奸步喬鴻年後塵，也紛紛開設各種名目的慰安所。目前有案可查的就有“日華親善館”、“皇軍慰安所”（位於傅厚崗）、“大華樓慰安所”（亦有稱“大觀樓慰安所”，位於白下路219號）、“滿月慰安所”、“鼓樓飯店中部慰安所”等。此外，在南京城郊的龍潭，日軍指示信裕商行老板範竹修設立了一家慰安所，其中被逼為“慰安婦”的有100多位中國婦女。

三、南京慰安所的管理

由於戰爭原因以及日軍戰敗時大量銷毀軍隊慰安所的文件，在日軍占領南京初期，由日軍當局、日僑娼業主和南京漢奸偽政權等設立的慰安所，其分布、數量、“慰安婦”來源和運營機製的實況已很難全麵準確了解，一些零散史料和戰後相關調查可幫助我們粗略掌握日軍南京慰安所的概貌。

1937年12月底開始在南京下關日軍“第二碇泊場”任職的日軍士兵阪田貞一，在晚年回憶了他當時了解的南京城內外遍設日軍慰安所的情況：

慰安所很早就有了。男人最初去的地方就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下關有兩處，城內有10處或12處。對岸的浦口也有三四處慰安所。因為沒有專門照顧女孩子的機關，所以暴行更加嚴重。下關的慰安所裏朝鮮人比較多，中國人從十二三歲到二十五六歲的都有。中國人有中國人呆的房子，朝鮮人有朝鮮人呆的房子。南京城內也有一處日本婦女的慰安所，聽說有幾個在日本做不到生意的40來歲的大嬸。慰安所裏的女人叫她們“×”。街道的胡同裏也有很多沒得到軍隊許可的暗地裏搞的慰安所，站在胡同裏的女孩子幾乎都是賣春的。是日本人帶著五個左右的女孩子幹那種私下的買賣。使用避孕套當然好，但是不用的話，價錢雖然便宜，但很容易患上急性的淋病等性病，很危險。軍隊管理的慰安所是在門口買票，叫來自己喜歡的女孩子，把票遞給女孩子後再玩。價錢是1日元50錢左右，挺貴的。如果每個星期日去找女孩玩的話，錢會立刻花光的。日本男人喜歡女孩子，第一個記住的是賣春和妓女屋。

慰安所不僅隨處可見，而且甚至以廣告方式在大街小巷廣而告之。1938年春，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曾親眼看到張貼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日軍慰安所的海報。

圖3-4　日軍在南京張貼的慰安所海報

圖片來源　張憲文主編，章開沅編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4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貝德士在其所寫的《妓院是“東亞新秩序”的政治工具——皇軍在被占領的首都大街上肆意行惡》中轉錄了這張海報，並就此寫道：“海報照片代表裝點南京街道之一種象征模式。這種特殊招貼有兩大張展示於中山北路，離廣場不遠。經調查屬實，它正對著一所規模很大的女子學校，也靠近憲兵司令部。”貝德士斥責說：“甚至連海報的語言都是中日淫穢的混合物，令每個有教養的中國人作嘔，同時又是對於受過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軍隊促進的這種‘友好關係’，最好別印出來。淪陷區居民知道，日軍離開邪惡即無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們希望應該多少考慮一下對於年輕一代心靈的影響，以及一個過去習慣於禮儀的社會的市容。”

偽維新政府的機關報《南京新報》在1938年8月1日剛一創刊，就連續多日刊登整版廣告：“大優惠皇軍——人民慰安所、倚紅閣妓院、廣寒宮妓院露布。”

日軍在南京長期設立的40多家慰安所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多設在日軍營地與日僑聚居區附近；第二，多利用原國民政府高級官員或富商的住宅，也有利用原飯店、旅館、機關、學校的用房。

由於南京的慰安所數量眾多，名目繁雜，也由於要預防各慰安所向日軍官兵傳染性病，日軍十分重視對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製定了多項規章製度，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1938年4月16日，駐南京的日軍陸軍、海軍和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舉行聯席會議，專門對南京地區的慰安所作出如下規定：

1．陸、海軍專屬的軍隊慰安所與領事館無關；

2．關於一般人也能利用的慰安所，其老板方麵由領事館之警察管理，對出入其間的軍人、軍屬則由憲兵隊負責；

3．在必要的時候，憲兵隊可以對任何慰安所進行檢查、取締；

4．將來軍隊也可把民間的慰安所編入軍隊的慰安所；

5．軍隊開設慰安所時，需將“慰安婦”的原籍、住所、姓名、年齡、出生及死亡等變動情況及時通報給領事館。

在對慰安所的實際管理中，日軍方對各慰安所的管理基本上有下列三項要求：（1）衛生檢查：各慰安所的床鋪、廁所等需定期清潔消毒；慰安所的“慰安婦”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檢查，有性病者需治療或驅逐。（2）使用規定：日軍各部隊官兵去慰安所的時間分配、費用價格、一次使用時間及必須使用避孕套、性病防範藥膏等；有的日軍部隊還規定了到慰安所的“號牌製度”，在部隊中特設“補給副官”，其主要任務就是安排、分發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證和號牌。（3）“慰安婦”生活管理：由日軍憲兵嚴格檢查監督，不許隨便外出，不得與當地居民接觸等。

由於日軍當局對性病的高度防範，南京各日軍慰安所中性奴的身體檢查、開放時間、開放對象、避孕套使用等管理規定都十分詳細。學者們在對南京下關區日軍慰安所舊址進行調查時，得到了一張當年下關“華月樓慰安所”管理規定的木牌，上麵記載著該慰安所管理規定的詳細條文，從中可窺見一斑：

兵站特指定慰安所的規定如左：

1．每個兵站慰安所內的特殊婦女每隔5日必須接受憲兵分隊兵站支部醫官的檢查。

2．檢查結果不合格者需到特殊治療所接受診治，未經許可嚴禁接客。

3．每名慰安婦的檢查結果均應有記錄，全部檢查結果應彙編成冊以便隨時檢閱。

4．慰安所開放時間如左：

兵：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官：上午10時至下午9時。

5．慰安所使用價格規定如左：

兵：一圓（一次30分鍾）（每延長30分鍾追加五十錢）

6．使用指定慰安所的人員必須付費，領取和使用避孕套，而且事後必須到洗滌室清洗。

7．除軍人和輔助軍人外任何人不得進入指定慰安所。

8．嚴禁攜帶酒類進入指定慰安所。

9．嚴禁酗酒者入內。

10．不得進入所認定購買號碼以外的慰安室。

11．不按規定使用避孕套者嚴禁與慰安婦接觸。

12．不遵守本規定及違反軍紀者勒令退出。

昭和十四年三月六日

雖然“華月樓慰安所”的管理規定落款的時間是1939年3月，但其反映了日軍對慰安所管理的基本要求。從這些條文來看，日軍當局對所轄各慰安所的管理是十分重視與細致的，在實施中，對各慰安所的衛生與“慰安婦”的身體檢查更是十分認真而嚴格。

四、南京慰安所“慰安婦”的苦難

日軍南京慰安所中的“慰安婦”主要來自中國、朝鮮和日本國內。由於朝鮮和日本本土征召的“慰安婦”尚未到達，因此，在日軍占領初期，日軍強征的對象均為中國婦女。日軍強征中國婦女的途徑一般有四種：

一是強行抓捕。李克痕在《淪京五月記》中寫道：“整群結隊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軍俱樂部’，有的專供敵長官以泄獸欲，一般敵兵，到處搜尋女人……”據1938年1月26日江寧縣四位農民給江南水泥廠德國、丹麥人士的呈文，僅石山鄉就有32名婦女被日軍拐騙，其中年齡最大者常王氏已是60歲，而最小者隻有9歲，15歲以下少女就有14名。1937年12月17日，日軍前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以搜索殘敗兵為名，將收容所職員魏特琳等控製在學校大門口，另外多名日本兵則闖入校園，在難民中挑選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從後門擄走11名姑娘。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的士兵井上益男（1915年6月生）在日軍占領南京後，曾奉命“警備”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目睹了多起日軍官兵到該校強擄中國婦女的情形。他在接受采訪時講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況：

南京陷落後，我進入金陵女子大學警備。警備有10個人，實行一周交接製。女子大學是專門收容女人的避難所。那裏經常有日本的軍官過來說“進去一會兒”，就進校舍帶走女孩子了。軍官們也是不像話的，他們是把女孩子帶走強奸的。軍官都是中隊長以下的小隊長級別的軍人。我們雖是警備，但看到軍官們帶走女孩子也無法阻止，因為他們是上司嘛。經常出入校園的不僅是33聯隊的，還有9師團和16師團的30旅團的。他們是開著卡車來的。白天不怎麼來。一天大概來兩三輛。每次來的包括軍官有四五人，其中三人拿著槍。也有的時候一天來五六輛。一輛大概裝20個女孩子。也有不願意而哭鼻子的女孩子，但隻要被拉到卡車的載物台，從上麵蓋上苫布，她們就老實了。被送回來的姑娘是很少的。……當時還有憲兵，但他們也無法阻止軍官們搶女人。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方遞交的抗議日軍在1937年12月14日到30日間暴行的170件報告中，就有多件是日軍擄掠中國婦女到臨時慰安所的：

第十五件（1937年）12月15日，日本兵闖入漢口路某宅，強奸一個少婦，並綁去三個女人。

第五十七件（1937年）12月16日，日本兵架去陸軍大學內的七個姑娘，從十六歲到二十一歲，五個釋放回家。據十八日所接報告，她們每人每天被奸汙六七次之多……

第一四五件（1937年）12月23日下午8時15分，七個日本兵綁去四個姑娘。

第一五三件（1937年）12月25日，日本軍官一人和兩個日本兵綁去鼓樓新村十四號內十五歲的李小姐。

第一六九件（1937年）12月30日下午，兩個日本兵闖入北平路六十四號意大利使館某職員的住宅，搶劫法幣百元，並綁架兩個姑娘。經懇商後，他們釋放了一個，被帶去的一個叫尚雪珠（譯音），十六歲，身穿皮衣。

二是日軍派人到各難民所，強行“征召”。1937年12月24日，日軍派一名高級軍官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公然向魏特琳女士提出，挑選100名中國婦女去充當“慰安婦”。魏特琳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

10時，我被叫到我的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幸好他帶了一名翻譯，這是日本使館的一名年長的中國翻譯，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出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後，我們允許他們挑選，在這期間，這位顧問坐在我的辦公室裏。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於找到了21人。

為了應急，日軍甚至到外國使領館強行“征借”女性。1937年12月30日下午，日軍來到意大利使館，強行“借走”三位小姐，聲稱“是借去過陽曆年用的，隻要用幾天，用過了一定送回來”。

三是日軍通過“難民登記”乘機挑選年輕貌美的女性。1937年12月22日，日本憲兵司令通令南京市民自24日起領取“良民證”，無“良民證”者一律不得居留城內，接著便在金陵大學、寧海路、山西路廣場等處設點登記。據史料記載：

為了履行登記手續，全城的婦女，也不得不都冒著萬死一生前往登記，這給敵軍一個很輕鬆巧妙的點選我婦女的機會。於是，敵一方麵登記，一方麵就把認為年輕貌美的青年婦女，都給強迫留下，有彙文女中及南京女中的兩女學生，在登記前都換了襤褸的衣履，麵上塗著鍋底的黑屑，結果還是被敵強行留下了，迄今下落不明。……被敵留下的婦女，亦在數千人左右……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日本人命令每一個難民都必須登記，登記必須在今後的10天內完成。難民共有20萬人，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煩事已經來了：已有一大批身強力壯的平民被挑選了出來，他們的命運不是被拉出去做苦工就是被處決。還有一大批年輕姑娘也被挑選了出來，為的是建一個大規模的士兵妓院。”

四是日軍常常用詭言誘騙中國婦女。日軍聲稱招聘從事洗衣、燒飯、打掃衛生、女招待等工作的婦女，到夜晚則強迫她們到各部隊的慰安所做“慰安婦”。1954年8月，日軍士兵東口義一筆供稱：“1937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南京城中盤踞時，小隊長市川中尉集合下士官召開詮衡會議，為了在會後的會餐會上將中國婦女作為小隊的慰安婦，對村田軍曹做了指示。為此，村田軍曹指揮10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國民房，謊稱讓婦女洗衣服，抓了10名婦女，投入宿舍地下室，在槍刀監視下，強製地由小隊全員60人進行了輪奸。我第二分隊炮手上等兵對25歲和30歲左右的中國婦女進行兩次輪奸。”又如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國婦女被日軍從南京市中心的大鐧銀巷帶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軍醫院。日軍詭稱讓她們為日軍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們就被脅迫進慰安所，遭日軍官兵的輪奸。年齡較大的婦女一晚被強奸10次到20次，較年輕、美貌的被強奸40次之多。

在南京城四周的農村中，許多婦女也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魏特琳在1938年2月18日的日記中記載：“今天，一位從農村來的婦女來看她的女兒，她的女兒是這裏的難民。這位婦女說，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許多婦女作為‘慰安婦’被帶走。”

日軍實施慰安製度的最大受害者，無疑是那些成千上萬的充當“慰安婦”的婦女。據調查，每個“慰安婦”，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二三十個日軍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一位曾淪為“慰安婦”的中國老太太後來控訴說：“那裏成了驢馬配種站。”日本學者則稱“慰安所”是“色性的地獄”。

在江浦湯泉鎮日軍據點的“慰安婦”被迫在衣服上縫上寫有“大日本娼婦”的布條，以示與常人的區別，防止她們逃跑。“慰安婦”在這裏飯吃不上，覺睡不好，每天麻木地躺在慰安所的隔間裏，裏麵經常同時擠著三個日本兵。“慰安婦”們通常隻能在日軍的腹下吃點飯團子。有的“慰安婦”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來；有的“慰安婦”被日軍虐殺而死；有的“慰安婦”不堪日軍蹂躪，自殺身亡。勉強活著的“慰安婦”則形同僵屍。“慰安婦”若一旦患有疾病或精神失常，則被趕到荒野等死。對於稍有不從或反抗的“慰安婦”，日軍輕則施以饑餓，重則用軍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讓狼狗將她們一片片撕爛示眾，借此威脅其他“慰安婦”。

1938年2月7日，《大公報》（漢口版）刊登了一位從南京逃出的中國守軍“×××隊通信營”被俘士兵以“佚名”署名講述的《一筆血債：京敵獸行目擊記》，控訴了他在南京日軍兵營中親眼所見的日軍慰安所中“慰安婦”們的悲慘境遇：

我元月初間才從滁縣附近逃出來，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向留在南京，並且在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敵營裏。

……我隻好往屋裏送（水）。我方才走進去，便一眼看見了兩位女同胞掩著一條氈子，躺在那裏。兩個滿臉橫肉的“皇軍”官佐，一個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對臉獰笑。……後來我見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憐的女孩子們，就是在大白天，也那（哪）能穿衣服呢？又是一天，……一批女人趕進來了，……黃昏時分，我見兩個裸體女屍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總是聽到哀號和嘻（嬉）笑。……這次走到街上，……同胞的屍體可實在多得可怕，特別多添了許多裸體女屍，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敵軍順勢來個剖腹，手臂上都是傷痕。

在南京日軍慰安所裏還有許多朝鮮婦女，她們的命運也十分淒慘，充滿血淚。曾於1939年至1942年在南京利濟巷2號“東雲慰安所”做過3年“慰安婦”的朝鮮姑娘樸永心，1921年12月15日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平安南道後浦裏一個貧苦人家，自幼喪母。1939年8月她17歲時，被日本當局以招“女看護”為名騙到南京，送進利濟巷2號“東雲慰安所”。開始她不從，被日籍老板關進一間狹小的閣樓裏，饑餓、吊打，最後被迫淪為“慰安婦”，受盡侮辱、蹂躪與折磨。有一次她來月經，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個日軍士兵。她不願意，那日本士兵竟慘無人道地拔出身上的佩刀，猛然向她的脖子上捅去。她慘叫一聲，鮮血飛迸，跌倒在地。幸虧慰安所內的中國雜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國小診所包紮急救，才逃過一死。1942年5月，她被日軍當局作為“軍需品”送往東南亞戰場，離開了南京。2003年11月她被中國學者接來南京時，指著自己脖子上的傷痕，說：“我的人生太苦了，幾本書也寫不完。”

即使有些“慰安婦”僥幸逃離慰安所，但身心遭到極大摧殘，特別是染上各種性病，給她們帶來極大的傷害與終身的痛苦。1939年6月22日，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德蔚在日記中記載了當時南京教會鼓樓醫院美籍醫生提供的證言：

就他們在醫院的經曆，他們說自從日本人進城後，性病的比例從15%上升到80%。軍隊要大量妓女，不斷有人從周邊農村搶走婦女，把她們送進城以滿足需要。而且因為她們對性病毫無防禦力，很快就會染上重病。在這種行當裏不再有使用價值，所以就不斷地要求新的婦女來補充。

日軍實施的“慰安婦”製度，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暴行，是對人類尊嚴的淩辱，是對人權的踐踏，廣大受害婦女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日軍脅迫成千上萬的婦女充當性奴隸與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忍、野蠻與暴虐。這不僅僅是某一支日軍部隊的罪行，而是國家犯罪。

第四章　日軍的搶劫縱火與破壞

第一節　搶劫

一、搶劫公私財物

在日軍攻占蘇州、湖州一線後，以鬆井石根為司令官的華中方麵軍，在軍紀渙散、士兵疲憊不堪、糧食等軍需補給不足的情況下，命令部隊向南京追擊並攻占中國首都南京。日軍前線部隊的糧食供應，主要是依靠“就地征發”，所謂就地征發，實質上就是從當地平民手中搶奪糧食等各種給養物資。時為日軍上海派遣軍士兵的曾根一夫後來寫道：

向南京進攻的戰鬥部隊，從上海附近出發五六天後，就和兵站部隊的距離愈拉愈遠。這時候，僅能做到戰鬥上不可缺少的彈藥補給，而在糧食方麵就無法供給到前線戰士的手中。不論戰鬥精神如何旺盛，餓著肚皮的行動實在令人非常難受。此種狀況持續下去的結果，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暫時休戰，等待兵站部隊趕上；一是繼續前進到餓死為止。但是以永不退卻的精神標榜的日軍作戰指導者，卻不讓戰鬥部隊休息，反而下達：“在當地征收糧食，以謀自活”的征收命令。征收命令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這與搶奪當地居民的糧食無異。過去也曾經發生過征收行為，但是在下達征收命令以前大家總是懷有罪惡感。自從命令下達後，罪惡感就消失了，軍人們變成到處偷襲搶奪穀物、家畜來充饑的匪徒。

日軍第3師團步兵第34聯隊第11中隊長小長井鑒重在其陣中日記中寫道：“征繳是一個多麼美好的詞彙！也就是說隻要是供應部隊的東西都可以征繳。”顯然，“征繳”令對日軍士兵消除搶劫的羞恥心態有很大影響。

在日軍攻占南京後，這種劫掠的心態開始從原來滿足溫飽轉向享受勝利帶來的好處。他們對南京城內外公私機關企業及居民財物瘋狂擄掠。

從日軍占領南京地區伊始，大規模的、反複的、官兵全員參與的洗劫就已經開始。大量事實證明，發生在南京的搶劫，既有日軍士兵因軍紀敗壞而發生的個人隨意搶劫，更有日軍有預謀、有組織的搶劫行為；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其為了達到搶劫及毀滅罪證的目的，還采取了不少拙劣的手段。

日軍攻陷南京以後，搶劫很快遍及市內各個角落。為數眾多的小股日軍出沒於大街小巷，挨家逐戶，破門砸鎖，除搜捕屠殺殘留的中國士兵外，還肆意進行搶劫。首先遭受洗劫的是私人住宅、公司店鋪，不論是在國際安全區內，還是在安全區外，均沒有逃脫被日軍洗劫的命運。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作為目擊者，在其私人記述中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1937年12月14日，拉貝目睹了眾多小股日軍搶劫的情形。他在日記中寫道：“日本人每10人～20人組成一個小分隊，他們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親眼目睹，我是無法相信的。他們砸開店鋪的門窗，想拿什麼就拿什麼，估計可能是因為他們缺乏食物。……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幾乎每一家店鋪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奪來的物品，還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車，用來將掠奪的物品運到安全的地方。”12月16日，日本總領事岡崎勝男要求難民盡快離開安全區，返回自己的住處，有店鋪的就重新開業。對此，拉貝在日記中諷刺道：“其實日本士兵已經為店鋪的店主們打開了門，城裏幾乎沒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開並搶劫。”

圖4-1　日軍在南京大肆搶掠

圖片來源　《不許可寫真》，每日新聞社1977年1月發行

魏特琳12月17日護送一批婦女和兒童到金陵大學難民所時，也看到日本士兵搶劫民宅的情形。她在日記中寫道：“下午4時—6時，我接受了兩大批婦女和兒童。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驚恐的年輕姑娘、疲憊的婦女拖兒帶女，背著鋪蓋和衣物，拖著沉重的步履走來。我很高興我和她們一道走，因為一路上我們遇到了好幾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戶地搜查，他們身上背著各種各樣搶來的東西。”

南京市內，上至國民政府軍政要人的官邸，下至普通居民的住宅，均在日軍洗劫範圍之內，私人物品隻要是能帶走的無不在被搶之列，甚至蔣介石的私產亦被日軍官兵洗劫：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將蔣介石官邸的財產據為己有。一些日軍士兵在中島前後，也進入蔣介石官邸搶劫。甚至許多已被中島貼上封條以示占有的物品，也被日軍士兵強行劫走，以至於中島在日記中無奈地寫道：“看來隻有放進保險櫃裏，否則放哪裏都沒用。”中島調離南京時，將從蔣介石官邸及其他各處搶劫來的物品，包裝成32個包裹，寄至東京，其中有許多古董和美術品等。

即使是投靠日軍甘做漢奸、曾任偽自治委員會會長的陶錫三的住宅，日軍也沒有放過。1938年1月30日，陶錫山致函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稱：

一月二十九日，據家人報稱：市府路二十七號住宅前住軍人已經搬出。入屋查看，所有全部紅木家具及衣箱、磁銅器與一切用品，約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內有佛堂一間，供奉老祖乩筆畫像及神聖佛像與曆代祖宗神位、父母遺像，並道院傳授《太乙北極真經》及《午集正經》、《未集經髓》與各種經典，為修道以來十六年身心性命所寄托，日日馨香奉祀者也。今竟全行被劫，聞之傷心涕淚，悲泣如喪考妣，痛不欲生。正在辭職靜養之時，又遭此非常慘痛，病益加劇。日前並涕泣叩求孫會長、王廳長代為協助緝獲。當承王廳長派警會同家人分往一、二區各處棚戶搜查，一無所得。近日複派人至各處書畫攤逐日尋找，迄無所獲。前在該宅中，查得住［駐］軍遺下日本郵片一枚，上書“中島本部部隊野田之隊天野隊長天野鄉三樣”，此天野先生當係住在該屋之軍人，可否轉請日方軍政長官代向天野先生探詢，曾否見此經像法寶，是否以同文同信神佛關係代為收存？如能藉此線索，返還原物，則心神始能安定，病體得以就痊，皆出自大德之所賜也。

盡管陶請求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進行調查並代向日方索要，但這無異於與虎謀皮，此事最終亦不了了之。

除在居民私人住宅內搶劫外，平時商業繁盛、店鋪林立的街道，如新街口、太平路、建康路、中華路等地，更是日軍洗劫的重點目標。日本士兵大多在軍官率領下，動用卡車等，直接到這些公司、店鋪，將所能劫走的物品全部運走，並將洗劫後的現場燒毀。魏特琳見證了日軍在新街口用卡車運載劫掠物品的情景：1938年1月8日下午“4時—5時。王先生、程夫人和我乘汽車到格蕾（Gray）小姐家找王師傅。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家如此亂七八糟。大部分東西扔在外麵的院子裏。……我們去了新街口，主幹道中山路兩旁的許多商店被焚燒，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搶劫過。我們看見街上有兩輛卡車，日本人正往車上裝擄掠來的物品”。1月15日，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秘書羅森在“南京局勢及日本暴行”的報告中說：“在日本人數周之久的暴行虐施下，在他們大規模的劫掠下，南京城的商業區，即太平路周圍的地區和所謂的波茨坦廣場（指新街口——引者注）以南的整個地區變成一片瓦礫，廢墟中隻能零零星星地看見很少幾棟房子的外牆沒有遭到大的損壞。”

安全區外的居民住宅及公共建築遭到日軍的瘋狂劫掠及破壞，大片街區變為廢墟。拉貝在日記中對安全區外景象進行了如下描述：

如果誰走出我們的安全區，穿過一條條空蕩蕩的馬路，毫無遮擋地進入每一所房子，那景象真是令人觸目驚心。所有的門都被砸開或是敞開著，接二連三的破壞讓人感到野蠻而又不可理解。

1938年1月27日上午，拉貝和羅森去了城東，一路上經過北門橋、國府路等地，所有的房子被搶劫一空，其中約三分之一被燒毀。麵對大量商鋪被洗劫、破壞，拉貝不禁擔心未來南京商業如何複興。他表示：“今天，整個城市沒有一家店鋪沒有遭到日本人的搶掠。在這些被洗劫一空的、如果不是被燒毀也是大部分成了斷壁殘垣的城區，怎樣振興商店，目前對於我們還是個謎。”

日軍還以搜捕中國敗殘兵為名，闖進安全區大肆洗劫。1937年12月16日，拉貝在日記中寫道：

前一段時間我們所經曆的狂轟濫炸和連續的炮擊同我們眼下所經曆的可怕時期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麼。安全區外已經沒有一家店鋪未遭洗劫。現在掠奪、強奸、謀殺和屠殺在安全區也開始出現了。安全區裏的房子，不管有沒有懸掛旗子，都被砸開或洗劫了。

12月18日，鼓樓醫院醫生威爾遜在日記中寫道：昨晚，“日本人10次闖進有8000人在內的金大附中，翻牆頭、偷食品和衣服、強奸，直到滿意為止”。

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在1937年12月16日—27日致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函中也記錄了大量發生在安全區內日軍士兵搶劫的暴行。

在安全區避難的軍醫蔣公穀在《陷京三月記》中寫道：“難民區內的每一住宅，敵人日必進出七八次，劫掠複劫掠，後來的如搜劫不到什麼物品，便將箱籠搗毀。當他們一進門，就急忙吩咐‘關門’；倘若應付稍遲，每遭刺擊。”日軍士兵的搶劫情形令蔣公穀感到吃驚，“好像他們對於搶劫很有過訓練似的”。反複的洗劫使本已痛苦不堪的市民，災難更加深重。12月18日，貝德士在致日本大使館的信中表示：“在整個城市，居民們的食品和現金財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這些人已經被逼到了絕望的境地。除此以外還有許多人，他們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在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上都有飽含著眼淚的市民悲痛欲絕，他們抱怨說，隻要日本士兵一露麵，就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棟房子會安全。”

日軍在搶劫時，還用盡了各種手段。威爾遜在日記中記載，在安全區關閉之前，日軍為剝奪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權力，令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在離安全區很遠的地方設立糧店，在一段時間內幾乎所有去買米的平民都被搶光了錢。

為應付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抗議，日軍當局曾派出少量憲兵在南京街頭維持治安，但麵對日軍大規模、有組織的搶劫，幾乎起不到任何監督作用。威爾遜在其日記中寫道：“當他們出現的時候，搶劫就停止了。等他們一過去，搶劫又會發生。”

有些憲兵不僅起不到督察作用，反而縱容日軍士兵洗劫，更有甚者直接參與其中。當時小粉橋32號設有一個負責該區域的日軍憲兵室，其憲兵經常在漢口路等周邊區域肆無忌憚地搜查、洗劫。如1938年1月18日貝德士發現並趕走了一名正在美僑住宅內搜尋的憲兵：“今天早上10時30分，我在巡查小桃園（小粉橋3號）時，驚奇地發現一名憲兵在屋子裏肆無忌憚地搜查。他正是在我的要求之下離開柏睿德醫生漢口路19號住處的那個人……他極不情願地離開，我看見他進入了斜對麵的總部，小粉橋32號，這是一個我們多次控訴的地方。據可靠的目擊者告訴我，1月16日，有兩個憲兵把那個地方搜了底朝天。”

對於發生在南京市內的日軍洗劫情形，一些西方僑民及返回南京的各國外交官在其調查報告中也有具體詳細的記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財務主管克裏斯蒂安·克勒格爾在其報告《南京受難的日日夜夜》中寫道：

從12月14日起，局勢出現急劇惡化。日本的戰鬥部隊因為進軍過快，出現補給不足，城市便聽任他們處置，他們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對最貧窮最無辜的人的所作所為，完全超出了常人所能想象的地步。他們搶走難民（窮人中最窮的人）的大米，凡是能拿走的糧食儲備他們悉數掠走，他們還搶睡覺用的棉被、衣物以及手表、手鐲，一句話，凡是他們覺得值得帶走的東西，就全部搶走。誰要是稍有猶豫，就會立即遭到刺刀戳刺，有不少人就是在不明不白之中在這種野蠻行徑之下慘遭殺害，成千上萬的人就這樣被殺害了。這些已經墮落成野獸的兵匪不斷地闖進難民區和擠滿難民的房子，甚至連先行搶劫的士兵不屑一顧的東西也不放過。今天在南京城，幾乎已找不到沒有被日本士兵砸開、野蠻搜查和搶劫的房子。

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外交官1938年1月初返回南京，並在調查市內現狀後寫道：“數以千計的日本兵成群結隊地在大街上遊蕩，犯下數不清的搶劫和其他種種殘暴罪行，這種情況還在繼續。……這座城市完全任由這支強盜軍隊宰割。日本兵幾乎侵入每一間房屋，每一棟建築，把一切想要的東西洗劫一空，滿載而歸。”

城市郊區，也遭受日軍嚴重劫掠。農民的農具、糧種及牛、驢等幾乎被日軍一掃而光。豬、雞及其他牲畜也被擄掠殆盡。以水牛損失為例，據西方僑民調查，龍潭、湯山、南京三角地區原有水牛3000頭，經過日軍的搶掠，到1938年3月初僅剩下300頭，被日軍宰殺了2000多頭。日軍在郊區鄉村的劫掠，不僅使農民遭受慘重損失，而且還造成大量農田荒廢，嚴重影響了1938年的夏收。

在日軍劫掠暴行之下，南京地區各類財產損失巨大，除財物等動產損失外，還夾雜著對房屋建築等不動產的破壞損毀。1938年7月斯邁思在致貝克的信中寫道：“在南京，31%的建築被摧毀，46%的建築被洗劫一空，23%的遭到了輕微的搶掠。平均每戶損失為902.35元，這僅僅是留在南京的相對貧窮的階層。總計損失，加上現在未在南京居住的人的房屋和財產，要比這個數字多得多。”對南京周邊鄉村地區受災情況，他寫道：“在附近的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及半個六合等縣，我們的調查顯示，平均每家損失385.64美元，僅僅包括建築、牲口、儲存的穀物、被破壞的莊稼以及農具等5項，超過40%的農舍被摧毀。這個地區正常冬季農作物可以提供超過4個月的食物；但現在報告顯示隻能提供一個半月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