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書名：南京大屠殺史
作者：張憲文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11
ISBN：9787305140372
導論
一、南京大屠殺是日軍製造的嚴重暴行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策劃侵略中國的新陰謀。1927年，日本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了著名的“東方會議”。會議確定了新的對華政策，把占領中國、侵占亞洲、獨霸世界作為日本向外擴張的戰略方向。其後，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不斷製造事端，以挑起戰爭。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炸毀了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接著，向沈陽北大營中國駐軍發起進攻，從而揭開了新的侵華戰爭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後大約半年時間，日本迅速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隨之，又把侵略矛頭伸入華北地區。1937年7月7日夜，駐北平豐台的日軍在宛平縣以北地區舉行軍事演習，並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炮擊宛平縣城，從而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由局部走向全麵爆發。
日軍在占領平津地區後，一方麵沿津浦、平漢鐵路南下，以擴大侵略地域；另一方麵，為了加速滅亡中國，1937年8月，在上海不斷挑釁，以製造擴大戰爭的借口。13日，日軍開始向閘北進攻，淞滬會戰爆發。淞滬會戰成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進行的一場規模最大的戰役。日本先後組建上海派遣軍、華中方麵軍，並以鬆井石根大將為華中方麵軍司令官，統一指揮淞滬等地的作戰。日軍不斷增加兵力，投入的部隊有第3、第11、第9、第13、第16、第101、第6、第18、第114師團以及其他部隊等。中國方麵，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整軍事部署，調集許多精銳部隊，置於長江三角洲地區，防守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中國軍隊浴血奮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使其傷亡慘重。中國軍隊在上海堅守3個月時間，使日本“速戰速決”、3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破滅，激發了全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堅定了中國人民抗戰的必勝信心，也為沿海地區的工業企業、文化教育機構內遷，贏得了寶貴時間。
11月12日，上海淪陷。日軍決心進攻中國首都南京，給中國最大的壓力，逼迫中國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
日軍華中方麵軍分路向南京方向進軍，形成全麵包圍南京的態勢。一路以第11、第13、第16師團，沿京滬鐵路兩側，進攻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句容；一路以第3師團先遣隊、第9師團，進攻蘇州、無錫、金壇，向南京挺進；一路以第10軍所部，占領嘉興、吳興，經宜興、溧陽、溧水，直撲南京，並以第18師團占廣德、寧國（宣城），攻蕪湖，以國崎支隊進攻江北浦口，切斷南京守軍的退路。在日軍猛烈進攻下，蘇南、皖東南各地相繼失守。12月6日，日軍逼近南京近郊。中國方麵，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並將部分軍政機關遷往武漢、長沙，以適應戰爭需要。同時，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討論防守南京的軍事部署。南京主城區處於長江南岸，背靠長江，地形易攻難守。南京是中國首都，中國政府若不做出守衛的部署，將會受到全國人民的譴責，國際上也會造成不良影響。雖然有些將領如陳誠等不主張堅守南京，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成立南京衛戍司令部，以唐生智為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為副司令長官，下轄葉肇第66軍、王敬久第71軍、孫元良第72軍、俞濟時第74軍、宋希濂第78軍、鄧龍光第83軍、徐源泉第2軍團，以及教導總隊、憲兵團等，共十餘萬人，防守南京。唐生智為表示“與南京共存亡”的決心，將下關至浦口間的船隻全部撤離，禁止任何部隊渡江北撤。
12月上旬，日軍先後占領東郊湯山，南郊湖熟、淳化、秣陵關，西南郊板橋、大勝關等地。雙方激戰至12日夜，日軍突破中山門、雨花台、中華門、光華門、水西門、通濟門以及紫金山高地。12月13日，南京失守。中國守軍除一部分由太平門等地撤退，或向蘇北、浙皖交界處轉移外，傷亡十分慘重。其中，部分軍人因退路斷絕，放下武器，脫下了軍裝，有的進入安全區。
日軍占領南京後，認為這些脫去軍裝的中國士兵是他們最大的威脅。他們“估計城裏仍潛伏著很多尚存抵抗意識的敵軍”，因此“計劃對南京城內外實施徹底性掃蕩”。他們說：“已有跡象表明，大部分逃跑之敵身著便衣。可疑之人全部逮捕，監禁在合適的地方。”日軍由於無法分辨軍人和普通民眾，乃決定“將所有青壯年都當作殘兵敗卒或便衣隊逮捕監禁”。當時滯留南京的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G.Magee，又譯梅奇、馬約翰、馬冀、麥琪）用攝影機偷偷拍攝下了日軍在街頭搜捕中國士兵及殘害中國民眾的場景。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在其12月13日占領南京第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中島直率地說：“因為當初從未設想過將采取這一措施，參謀部忙得不可開交。”時任上海派遣軍參謀長的飯沼守，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也寫道：“山田支隊用刺刀分批處置一萬數千名俘虜時，因為是在幾日內將相當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點，因此俘虜發生騷亂，最後我軍用機關槍掃射，致使我軍若幹官兵也一同被打死。相當多數量的俘虜還趁機逃走了。”日軍高級將領對待中國戰俘也十分殘忍，拿中國戰俘的生命當兒戲。中島今朝吾中將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中午高山劍士來訪，當時恰有七名俘虜，遂令其試斬。還令其用我的軍刀試斬，他竟出色地砍下兩顆頭顱。”後來擔任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岡村寧次大將，在其1938年7月13日的日記中，也記載了日軍任意殺害中國戰俘一事。他寫道：“到達中支那戰場後，在聽取了先遣官宮崎參謀、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機關長荻原中佐等人的報告後才知道，派遣軍前線部隊一直以給養困難為借口，大批處死俘虜，已成惡習。南京戰役時，大屠殺的人數多達四五萬之多，對市民進行掠奪、強奸的也大有其人。”在占領敵對國後，大量殺害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是嚴重違背國際法的行為。日軍在攻占南京前後大量殺害中國戰俘，已是不爭的事實。日軍還把屠刀指向了南京廣大的和平居民。他們采取集體屠殺和分散屠殺的形式，在南京城區和近郊製造了許多大規模的屠殺。其中，最慘烈、最集中的屠殺行為，發生在下關地區沿江一帶的幕府山、燕子磯、煤炭港、魚雷營、寶塔橋、中山碼頭等處，以及城西的水西門、江東門、漢中門，城南的雨花台、花神廟和城區內的若幹街區。這些屠殺行動，多者殺害數萬人，少者也有數百人。屠殺的對象，不僅有青壯年，連老人、兒童、婦女也不放過。其屠殺的方式，有槍殺、砍殺、刺殺、活埋、焚燒、溺水，甚至進行殺人取樂，暴虐至極。
日軍占領南京後，還對廣大的中國婦女，實施駭人聽聞的性暴行。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據1946年2月《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指出：“一般青年婦女以至六七十歲之高齡老婦，被害者甚多，其方式有強奸者，有輪奸者，有拒奸致死者，有令其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為笑樂者。更有割乳、刺胸肋、破齒落、下部腫胖，種種情況，慘不忍睹。”在日軍性暴行遭到社會輿論強烈譴責、性病在日軍中日益蔓延的形勢下，日軍當局改變手段，在南京等占領區廣泛設立慰安所，強征中國和朝鮮婦女，供其施暴。據學者調查，日軍在南京城區和市郊先後建立慰安所40餘處。
日軍為了從政治上、精神上製服中國，不遺餘力地要毀滅中國首都南京。日軍在攻擊南京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占領南京之後，到處焚燒、破壞、掠奪。街道房屋如城南中華路、太平路、夫子廟等城區，被成片燒毀。市民的家具、物品、糧食、牲畜等財產，被日軍搶劫一空。繁華的首都南京，到處是斷垣殘壁、瓦礫廢墟，一個古老的且已呈現代化生機的新南京，遭受日軍的嚴重破壞。
麵對日軍在南京的殘酷暴行，中國、日本和西方國家的當事人及目睹者，都留下了大量有價值的原始材料，揭示了事實真相。日軍官兵在戰場上撰寫的日記、家書和戰後撰寫的回憶錄等，都記錄了日軍的屠殺行為。其中重要的有日軍高級將領畑俊六陸軍大將、岡村寧次陸軍大將、鬆井石根陸軍大將、中島今朝吾陸軍中將等的日記以及士兵牧原信夫、東史郎的日記等。南京淪陷後，一批美、英、德等西方國家的傳教士、大學教師、醫生、商人和記者，仍然滯留南京，他們親眼目睹了這場人類的大悲劇，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資料，諸如日記、書信和各種文件。中國國內的報刊以及許多西方國家著名的新聞媒體如《紐約時報》、《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等，都報道和揭露了日軍在南京的罪行。
美國記者阿契包德·斯提爾（Archibald T. Steele，又譯阿奇博爾德·斯蒂爾、A.T.斯提爾）於1937年12月15日由南京發往《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國際部的特訊說：“屠殺猶如屠宰羔羊。……今天經此城門（指挹江門——引者注）過，發現要在積有5英尺高的屍體堆上開車才能通過城門。已有數百輛日軍卡車、大炮在屍體堆上開過。城裏所有街道都遍布著平民百姓的屍體。”他在12月17日發給國際部的特訊說：“我眼見每條街上都橫陳著屍體，其中包括一些不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的老人，還見到成堆成堆遭處決而死的屍體。”“在北門，我看見可怖、雜亂的一堆，那曾是200人的軀體，現在是一灘焦爛的骨肉。”1938年2月4日，《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刊登了該報國際部特派記者斯提爾由南京發回的報道：“我親眼目睹了一場集體屠殺。一群幾百個行將處死的人扛著一麵大幅日本旗穿街而過，他們被三三兩兩的日本兵押著，趕入一塊空地，被一小組、一小組地槍殺。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積越多的屍體堆上，用步槍補射仍在動彈的軀體。”美國記者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 F.提爾曼·德丁，又譯F.提爾曼·杜丁）在發往《紐約時報》的航空郵訊中說：“攻占南京時，日軍肆意屠殺，擄掠搶劫，其野蠻殘酷之極達到中日開戰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日軍毫無節製的殘暴隻能和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或中世紀亞洲的征服者肆意摧殘相匹敵。”
日軍采用各種方式奸淫中國婦女的罪行，國內外新聞媒體都有大量報道，西方各國在京傳教士不斷向日方提出抗議，揭露日軍強奸中國婦女的罪行。
1938年1月9日《紐約時報》刊登的該報記者德丁發回的上述報道說：“大規模搶劫也是日軍占領南京時的主要罪行之一。一旦日軍完全控製一個區域，士兵便接到可以洗劫區內房屋的命令。首先搶的是食物，但其他值錢的，特別是容易攜帶的物品亦任意搶奪。住在屋子裏的人也遭搶，隻要抵抗就被打死。”1938年3月16日《南華早報》報道說：“12月19日，日軍開始向商店大量放火。掠奪品都被堆到了卡車上，空蕩蕩的商店被點著了……留在南京的22名外國人中的14人一起到日本大使館，就日軍向基督教青年會放火進行抗議。大使館辯解說是士兵顧及不到。但代表團向大使館通告說，無論怎樣，他們目擊了日本部隊在上級軍官的指揮下有組織地掠奪、放火。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月。80%的商店、50%的居民住宅都被燒毀、掠奪。”“南京市的大部分地區現在處於荒廢狀態。特別是中華門、夫子廟、中華路、太平路、中山路、國府路等住宅區的燒毀情況尤為嚴重。”南京的外國人住宅和使領館，也未能幸免。南京市的許多建築，包括美國、英國、德國的使館辦公樓都遭到日本兵的屢次掠奪。在經曆一番混亂搶劫後，大部分商店都被成群結隊的日本士兵在軍官指揮下開著卡車有係統、有組織地洗劫，搶完後再放一把火把房屋徹底燒掉。即使“飄著星條旗的美國設施也遭到了搶掠。比如美國傳道團大學醫院的職工都接受了調查，被搶走了手表和錢。護士寄宿的宿舍裏，在日軍的搜查後，也丟失了大量貴重物品。日軍還強行進入了美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職工大樓，拿走了食物和其他貴重物品”。對此，美國方麵曾多次向日方提出嚴重抗議和交涉，而日軍的暴行並未因此有所收斂。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日軍第16師團司令部駐地和中島今朝吾師團長的宿舍居然也遭到日本兵的搶劫。中島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日本軍隊根本不管是否是其他部隊的管轄區域，都進行搶劫。他們強行闖進這些地方的民宅，洗劫一空。總之一句話，臉皮越厚，越不知羞恥，占的便宜就越大。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我們占領的國民政府官邸，第十六師團的士兵已於13日進來掃蕩過了。14日一早，管理部門經過偵察後製定了住宿分配計劃並掛上‘師團司令部’牌子。結果走進各個房間一看，發現從主席房間，到每個房間所有角落，都被徹底翻箱倒櫃地洗劫一空。不管是古董陳列品，還是其他什麼，隻要認為值錢就全部拿走。15日入城後，我將剩餘物品集中起來放進一個櫥子裏並加上封條，但還是不行。第三天進來一看，收在裏麵的東西都杳無蹤影了。看來隻有放進保險櫃裏，否則放哪裏都沒用。”中島對此評論說：“進入他人勢力範圍，何況在已釘上了司令部標牌的建築物內，滿不在乎地行竊，這也太過分了。”
以上所述事實，僅僅是日軍在南京所施暴行的冰山一角，其罪行罄竹難書。
二、日軍暴行受到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與正義審判
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犯下的嚴重罪行，完全違背國際法、戰爭公約和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譴責。滯留南京的一批歐美各國人士，即20多名傳教士、教師、醫生、記者、商人等，自發組織起來，迅速成立南京安全區和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受難中的南京廣大市民展開人道主義的救助。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於1937年11月18日，由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的代表約翰·拉貝（John H.D.Rabe，約翰·H.D.拉貝，又譯雷伯、拉比、銳比、諾波，又作艾拉培）任主席。他們劃定安全區的範圍，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漢中路，東至中山路。這一地區內有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基督教鼓樓醫院，以及眾多外國使館、外籍人士住宅和中國方麵高級官員的公館。
安全區劃定後，大批難民不斷湧入，總數達25萬人之多。難民收容所有25個，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成為重要的難民收容所。在約翰·拉貝的住宅院內就收容了600多名受難的市民。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這批滯留南京的外國人士，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對苦難中的南京市民展開力所能及的救助活動。他們不僅在生活上給難民以幫助，更重要的是麵對日軍殘害南京市民的暴行，展開正義鬥爭。他們不斷抗議日軍的暴行，並千方百計設法將日軍在南京實施暴行的消息，迅速傳向海外。
美、英、德等西方國家政府，在日軍不斷轟炸南京的時候，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美國國務院在9月22日的抗議中說：“本政府認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這種對有著眾多人口正在從事和平活動的廣大地區進行的轟炸，都是不正當的，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並且表示：“對因日本在南京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產生的一切損失，美國政府保留本政府及美國公民的全部權利。”當12月12日，日軍即將攻入南京城區時，日機將停泊在南京上遊25英裏處的美國炮艇“帕奈”號及隨行的美孚石油公司的3艘輪船炸沉，並在占領南京後不斷洗劫美國使館和美國人住宅內的財產，美國政府也通過其駐日本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約瑟夫·C.格魯），多次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
日本對其軍隊在南京犯下的一係列嚴重罪行，試圖加以掩蓋或粉飾。他們在中國占領區設立新聞檢查官，想方設法扣留各種媒體關於日軍暴行的新聞稿，如著名的英國報紙《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記者田伯烈（H.J.Timperley, H.J.田伯烈，又譯丁伯萊、丁伯烈）的電訊稿，報道了日軍在南京屠殺平民、搶劫中外人士的財產及強奸婦女的情況。而日本新聞檢查官認為此報道“可能危及軍方的感情”，拒絕向外拍發。田伯烈在憤怒之餘，通過在南京的外國傳教士，進一步搜集日軍暴行事實，撰寫了《戰爭意味著什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一書，於1938年7月在英、美出版，將日本暴行告知西方世界。又如美國炮艦“帕奈”號被日軍炸沉後，日方“聲稱日軍當局將采取步驟禁止駐華的外國記者將有損日本陸軍、海軍的新聞報道發往國外的報社”。
中國國內的新聞媒體如中央通訊社、《中央日報》、《大公報》（漢口版）、《武漢日報》、《申報》以及中共報刊《新中華報》、《新華日報》等，也對日軍在南京的血腥暴行，作了大量報道和揭露，其中有從南京逃出的中國難民的親身經曆和血淚控訴，也有報刊本身的社評對南京大屠殺的聲討。一些親曆者如幸存官兵和難民在逃離南京後，以各種形式撰寫了回憶錄和各種口述文字材料。例如軍醫蔣公穀將其在南京目睹的悲慘狀況，以日記形式，於1938年8月間撰寫了《陷京三月記》。教導總隊軍官孫寶賢撰寫了《南京淪陷前後及被難脫險經過詳情實記》。佚名作者曾躲藏在難民區，也以日記形式撰寫了《地獄中的南京》，並於1938年5月發表。更多的是受難民眾的回憶和控訴。
日軍在南京的罪行累累，他們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封鎖不住的。暴行消息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傳向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國，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也增強了各國人民對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情。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各國人民強烈要求清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法西斯罪行。因此，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菲律賓11個國家，在日本東京組織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鬆井石根等日本戰爭罪犯進行了審判。同時，在中國南京也組織了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穀壽夫等人進行了審判。這些審判都以大量的、確鑿無疑的犯罪事實為依據，對日本戰犯作出了正義的、公正的判決，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嚴格按照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簽訂的、陸續有63個國家加入的《非戰公約》（即“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建立的國際審判機構，法庭製定了憲章和審判程序等。法庭開庭之初提名的9名法官，分別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法國、荷蘭、新西蘭、蘇聯、英國和美國。法庭遵循公正的原則，不僅起訴方可由證人出庭作證，被告亦可聘請律師辯護並由證人出庭作證。就南京大屠殺案而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曾多方采集證據，並由一批該事件的親曆者、目睹者出庭作證，從而奠定了公正的、準確的審訊與判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