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附益之確證。”①吳生的這種解釋有可取之處，但即便是這樣，《左傳》與司馬遷之間仍然有多處不可解：如果《左傳》不受學界重視，為什麼太史公會大量地引入到《史記》中？②瑞典學者高本漢這樣解釋《史記》中有關《左傳》的內容以及司馬遷的觀點，他說：司馬遷看見一部巨大的史書（他叫作《左氏春秋》），便從他引用了許多。說孔子第一次以私人引用公家的記載是什麼人都知道的。所以司馬遷不能不料想《左傳》這部巨著同孔子的事業是有關係的。他從傳說裏知道，這並不是孔門弟子的著作。不過書名叫作《左氏春秋》，他便說這一定是《論語》裏邊所說的左丘明作的。夫子和他好惡相同———他一定比弟子高明，他是一①吳生：《左傳微》文學社，民國十二年（１９２３年）。
②劉師培《司馬遷左傳義序例》，比較《左傳》、《史記》兩書，發明《史記》述《左傳》義例凡十六條。陳桐生在《史記與今古文經學》一書中，歸納太史公取義於《左傳》二十六例，認為：“司馬遷不僅在寫作春秋史時取材於《左傳》，而且在對春秋曆史事件的評價上，也多采用左氏古文的觀點。”第８３頁，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此外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也說：“從沙畹的研究，我們知道司馬遷在《書》經內遇見古奧的文句，常常用簡明的文字來代替。（《史記譯本》第一冊，頁一二七）他對於《左傳》也是這樣的，隻要一比較便知司馬遷根據《左傳》，常常比《左傳》簡明一點。這便允許我們得到一個確實的結論，說司馬遷作《史記》時便有一部《左傳》這是很明白的，當他敘述事實的時候，他改動得更自由一點；但他引說話的時候，對於《左傳》更遵守一點。”瑞典珂羅倔倫（高本漢）《〈左傳〉真偽考》，陸侃如譯，上海新月書店，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５頁。綜上看來，《史記》參考了《左傳》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１７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個君子。夫子知道他———他一定是一個魯國的人。①吳承仕先生的觀點與高本漢類似，他說：張蒼受自荀卿，漢興而獻《春秋左氏傳》，此西京中秘有《春秋古經》及《左傳》之始，蓋高帝之時，故漢廷謨誥皆引其文。其行於民間者，則張蒼作曆譜五德，賈誼作《故訓》，賈氏世傳其業，誼兼授貫公。貫公為獻王《左氏》博士。及太史公?金匱石室之藏，讀《春秋》古文，又問故於通人，故《史記》述《左氏》特詳，蓋秘府所藏之書，賈、孔所傳之說，惟史遷能綜貫之也。②上述諸家的解釋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仍然沒有回答下麵的問題：如果《左傳》真的如此重要，那又為何長期以來竟沒有在社會上產生什麼影響？
司馬遷有著十分深厚的家學淵源，曾長期跟隨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又師從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學》。他博覽群書，據張大可先生的考校，司馬遷所見“六經及其訓解書”、“諸子百家及方術書”、“曆史地理及漢室檔案”、“文學書”共一○二種，其中在《史記》中提到還加以征引的《六經》及其訓解書就有二十三種。③但是在上述的《左傳》傳授體係中，非但孔安國是缺席的，而且也沒有太史公的位置。《漢書·①［瑞典］珂羅倔倫（高本漢）：《〈左傳〉真偽考》陸侃如譯，上海新月書店，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３—３４頁。
②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２頁。
③陳鬆青：《先秦兩漢儒學與文學》，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版，第１８９頁。
～１７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儒林傳》記孔安國雲：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鄊》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青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禦史周敞勸上存之。
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史書又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書，其中有《左傳》，後歸孔家後人孔安國，如此來看孔安國的確曾經傳授過《左傳》，司馬遷作為他的弟子，在描述這個傳授譜係時是不至於缺漏的。①我們甚至還以為，如果說司馬遷曾看過《左傳》的話，也很可能是因為孔安國的傳授，而不見得是如上述學者所認為的得自宮廷秘府。
《左傳》原本舊有而非劉歆新作，然長期以來不受重視，究其原因，或與它的體例有關，即它的敘事體式與漢代官方所倡導的經學如《公羊傳》、《梁傳》等文體不符。《左傳》敘事的體式使它更近於曆史而遠於經學，加之它原本就是古文，增加了人們閱①吳龍輝在《傑出的儒學傳人司馬遷》一文中對此有詳細的論述。見吳龍輝《原始儒家考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２月第１版。
～１７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讀上的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流傳。事實上後來今文經學家在攻擊《左傳》的時候，往往是從這方麵來論說的。錢玄同就說：“劉歆把《國語》底一部分改成《春秋》底傳，意在抵製《公羊傳》。”但他同時又說，“對於今之《左傳》，認為它裏麵所記事實還是較《公羊傳》為可信，因為它是晚周人做的曆史，而《公羊傳》則是口說流行，至漢時始著竹帛者。”①如果說《左傳》因為特別的敘事體式而與漢初的經學失之交臂的話，那它或者還有另外的機會。馬宗霍雲：“劉歆又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趙歧《孟子題辭》亦謂，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則《史記》、《漢書》並未之及，其為實錄與否，不可知矣。”②皮錫瑞以為不可信：“《史記》、《漢書》《儒林傳》皆雲：‘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既雲具官，豈複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恐非實錄。”（《經學曆史》）皮氏隻是推測，並沒有提供證據。劉歆的說法大抵還是可信的，但是這種傳記到底是記錄了怎樣的內容？
《孟子·梁惠王下》雲：“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曰：於傳有之。”趙歧注雲：“傳，謂書傳是也。”《滕文公下》也有一段有關的文字。“周良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出疆必載質，……”《荀子》書中引“傳曰”凡十九例。③就其體例來看，諸子著述中也有不少敘事的成分，與《左傳》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如果前者能夠進入官方的經學係統的話，《左傳》似乎也沒有問題。然而事實上，無論是作為諸子傳說，還①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古史辨》第五冊，上海開明書店，民國十九年（１９３０），第２８０頁。
②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版，第４０頁。
③李少雍：《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５頁。
～１７４～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是作為經學傳釋，《左傳》在漢初的官學體係中都沒有地位。何以一部為後世如此看重的巨著在西漢初期卻遊離在文化主流之外呢？不得而知。不過漢代《左傳》傳授的譜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從該譜所列的人物來看，無論是荀況、賈誼、劉氏父子，還有不見著錄的司馬遷，都是能文之士，學習《左傳》能提高行文技巧，這種現象在後代亦然，似乎並非偶然。①以上是《左傳》在漢代的傳授情況，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它在整個西漢的傳授並不興盛，大抵隻是時人因好其文采而傳習之。
在這些傳授的記載中，人們並沒有提及《左傳》與《春秋》之間的關係，似乎也隻是在劉歆欲抬升其地位的時候，才開始將它與《春秋》聯姻，而劉歆所持的依據就是《左傳》是解釋《春秋》的。
《左傳》自身的傳授和《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正是在劉歆的手上才合二為一的。②二、《左傳》的經學接受與《公羊》、《梁》經解的式微《公羊傳》、《梁傳》很早就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左傳》雖然很早也在流傳，但都是處於民間的狀態。劉歆的幹預是《左傳》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劉知幾雲：“古之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以降，《梁》①湯炳正先生說：“前人或謂，經古文學家近於史學家，經今文學家近於政治家。但從神話解經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說經今文學家又跟文學家的氣質頗為接近。”（《屈賦新探》之《神話、曆史與經今古文學》，齊魯書社，１９８４年２月版）湯先生所論甚是。《左傳》雖為古文，但書中收錄了大量的神怪材料，在這一點上正與今文家以神話解經類似。
②《左傳》的傳授與《左傳》的官方接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更重視前者。《左傳》的實際影響也是在其具體的傳授過程中完成的，至於官方的接受則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諸如政治的幹預等。
～１７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史通·申左》）從此《左傳》之學，因為有了官方的關注，而開始擴大其影響。學者研究的視角也較以前更為開闊，當然《左傳》也因此受到了反對者更多的攻擊，此後的研究便基本上圍繞著《左傳》解經與否展開的。正是在此時，《左傳》才真正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左傳》與《公羊》、《梁》的較量也才真正開始。我們以為在《左傳》爭取經學正統地位的過程中，如下兩個方麵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帝王、權臣的幹預，二是《左傳》自身的敘事體例。
漢代帝王、權臣的幹預在《左傳》的接受過程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左傳》最初經典地位的獲得，也是借助於外界的力量，並非完全出於自身。當然在學術政治化的文化背景中，這種幹預在起初也是必須的。《左傳》之所以在很長的時間段中沒有被關注，很大程度也是由於沒有取得與其他諸經一樣的社會地位，沒有自己的表現空間。秦朝的焚書，使得大量先秦經典喪失，這為漢代今文經學的一家獨盛，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時機。在今文經學盛行的背景下，古文經學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種新觀念或者說是異端。今文和古文之間的差別不在於這些典籍的真偽，甚至也不是它們出現時間的先後，而是在於後人如何去加以解釋。《左傳》從成書到流傳應該是曆時已久了，但一直都沒有被官方所接受，問題即在於它的敘事體例與社會流傳的經學模式格格不入。①今文經學不是描述曆史，它首先是關乎經①班固認為劉歆曾對《左傳》的體例有所調整。“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漢書·楚元王傳》）之後杜預又將《左傳》與《春秋》合並，分傳合經，成了現在流行的體式。（《春秋經傳集解序》）～１７６～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世政教的，是否合乎真實並不是它的目的；而古文經學近於曆史保全，他們更看重的是它的真實性。劉歆憑借政治的力量將《左傳》納入到了《春秋》經學的體係中，雖然也有著特定的社會背景，但漢末學風的變化無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劉歆在他的書信中，一再強調的是《左傳》較之《公羊》、《梁》在事件的記錄上更為真實：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以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孝成皇帝閔學殘文闕，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之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為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移書讓太常博士》）對於劉歆推尊《左傳》的行為，孫筱先生提出如下的看法，值得我～１７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們注意。他說：“劉歆以《左氏》與《春秋》本經相互發明，一方麵有個人政治企圖，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至西漢末年，已有經師厭倦今文之學義理的疏狂，開始檢討經學理論內核的合理性。
因此劉歆說：‘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①今文經學義理的疏狂源自於經師們自我作古，對經義進行無限闡發，而古文《左傳》的優長之處很大程度上即表現在它的敘事征實。
這一場經學史上的著名論辯，馬宗霍先生這樣概括：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最終無果而終。平帝時，王莽持政，莽好古文，又素重歆，於是歆之議始得申。《左傳》等古文列為學官。東漢嗣興，尋複見廢，然其學既明，諸儒治者遂多，而爭論亦遂烈。……（光武）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為博士，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灌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複廢。（見《陳元傳》）訖於建初，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時賈逵治古學，詔逵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又言《左氏》與圖讖合，書奏，帝嘉之。逵又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見《賈逵傳》）②從上麵的材料來看，《左傳》最終被官方接受，帝王權臣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當然他們各自的動機是不同的。漢初的河間①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３頁。
②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版，第４３—４４頁。
～１７８～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獻王好古文學，並在封國之內設博士。《漢書·景十三王傳》雲：“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漢成帝也精於《詩》、《書》，並觀覽古文。他還命劉向父子校中秘書，此舉對後世的影響極大。顧實先生評論說：“設無帝好學，恐兩漢文化，未得如彼其盛也。”①其說甚是，我們以為他們的上述舉動對古文經學的影響尤多。王莽是托古改製，為其篡位製造依據。光武帝的具體動機我們不甚清楚，盡管有範升出於政治顧慮所作的奏對，更大的可能倒是如後來賈逵所雲的“左氏與圖讖合”。②後漢帝王中也有不少喜歡古文學並加以推廣的，肅宗就是一例。《後漢書·賈逵傳》載賈逵的《疏奏》雲：臣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遂為重讎。……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左氏以為少①顧實：《漢書藝文誌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月版，第９頁。
②光武帝好讖緯是很突出的，筆者在碩士論文《中古封禪文研究》中對此有詳細討論。
～１７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肅宗則是出於個人的“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因此以政令的形式指示賈逵宣傳《左傳》。另外，朝廷對古文的態度也很值得注意。他們對於沒有立為學官的古文經，並沒有采取壓製剔除的態度，而是表現得十分謹慎，也相當寬容，這也在客觀上為《左傳》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個很好的空間。
馬宗霍先生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亦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續百官誌》：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顏嚴氏，此十四博士皆今文之學，與西京宣元間略同。惟無《梁春秋》，而古文之學，則並廢而不立。以平帝時王莽當政，其製不足循也。然至章帝建初中，仍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梁》、《左氏春秋》，則雖不立學官，固已網羅遺逸，博存眾家矣。①如果說《左傳》最初還是借助政治的力量來抬升地位的話，到了漢末，在與今文經學《公羊》、《梁》的較量中，最終勝出，則不是官方幹預所能實現的。在何休與鄭玄的辯難中，何休最後感歎“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見《後漢書·鄭玄傳》），大體上可以看成是《左傳》的完全勝利。這場勝利更多的是一種義①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版，第４０—４１頁。
～１８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理上的辯駁，或者說是在政治形勢變化的大背景下，《左傳》較之《公羊》、《梁》具有更多的優勢。這種內在的優勢也隻有在較長的時間流變中才能充分顯現。如果將時間進一步延長，其間政治等人為外部因素的影響，就變得更加弱小，而《左傳》自身的敘事體例，便最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①唐劉知幾說：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婉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史通·申左》）清崔述也是從敘事近於事實而遠勝於空說義理的立場上，肯定《左傳》之優長，他說：然無此傳則三代之遺製，東周之時事與聖賢之事跡年月先後皆無可考，則此事實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
朱子以《左氏》為史學，《公》《》為經學，《左氏》紀事詳贍而是非多謬，《公》《》紀事雖疏而多得聖人之意。
①湯誌鈞以為今文經學的衰落主要是因為迷信和繁瑣。（《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４２頁）此說甚是，但今文經學的衰敗並不必然導致古文經學的興盛，即今文古文經學之間似乎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
～１８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餘按《公》《》之說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鑿附會，以為聖人書法所在，未見其能得經意也。且事實者義理之根柢，苟事實多疏，安望義理反當乎？《左傳》載二百餘年之事，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二家者正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即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傳恐未可分也。①明人王世貞甚至認為治《左傳》學者多通達國體，而治公、之學則恰助嚴克，他說：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而為之者，如向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傳》為峻文決理，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事者多達，而析義者易深耶？
使傅氏及是時而成此書，令三張、賈生者見之，其有裨於漢治當何如也？（《春秋左傳屬事序》）②經學在東漢末整體上呈衰敗之勢，但古文經學的一些經典卻因為人們新的關注視角而獲得了發展，其重要表現即為《左傳》的經典地位逐漸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但人們對它的接受沒有完全以傳統經學的形式來呈現，即《左傳》不是作為古文經學①引自日竹添光鴻：《春秋左氏傳會箋》之《總論》，日本明治三十六年（１９０３），日本井井書屋，北大館藏。
②［明］傅遜：《春秋左傳屬事》，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第１６９冊。
～１８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來接替今文經學的《公羊》、《梁》，它更多是作為可信的曆史被人們所肯定和接受。漢代末期經學的凋敝是一種客觀事實，也是漢代政治衰微之後必然會出現的結果，與《左傳》最終勝出沒有必然的聯係，《左傳》的介入反倒模糊了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真相。胡寶國先生以為：“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
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①我們以為胡先生的這種說法還可以討論，古文經的史學影響，其實就是作為史學的傾向而為史學所接受的，並不是它的經學的身份。胡先生似乎是本末倒置了。
三、敘事體例在《左傳》經學接受中的地位我們以為在《左傳》與《公羊》、《梁》的較量中最終勝出，有時代變遷的因素，也同它“屬辭比事”的敘事體例有著莫大的關係。畢竟依經解釋存在著許多局限，與時代距離太近，受當時政治和社會風氣的影響太大；以主觀論斷為主的表達方式，容易隨著時局政治的變化而顯得不合時宜。今文經學的《公羊》、《梁》正是這樣的，而《左傳》本身就是敘事的，用經學家的話說是“屬辭比事”，以史傳經，以敘事為論斷，本身未作太多的義理闡發，這較之《公羊》、《梁》要客觀得多，因而也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漢代桓譚就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論》）他強調的①胡寶國：《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文史》１９９９年第二輯。
～１８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正是《左傳》敘事體例所具有的無法比擬的曆史價值。①在經過唐代啖助等人的疑經運動之後，六經的傳注都受到了質疑，《春秋》三傳首當其衝。但即便是這樣，人們研究《春秋》還是離不開《左傳》。元末明初的趙禤（字子常，１３１９—１３６９）以為：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含晦，何也？……蓋未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矣。……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春秋左氏傳注·序》）也正是因為《左傳》在《春秋》學中無法舍棄的地位，使得它仍不斷地受到人們的關注。《左傳》的敘事體例，也使得人們在探討它與《春秋》之間關係的時候，必然會關注它的文采，畢竟敘事與文學本來就是難解難分的，經學家們所謂的“屬辭比事”本就與敘事密切相關。“屬辭比事”見之於《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失之愚，《書》失之誣，《易》失之賊，《禮》失之煩，《春秋》失之亂。……屬辭比①《詩》在漢代有四家，齊、魯、韓和毛，其中韓詩有內、外傳。上述諸家除了毛詩外，齊、魯二家都亡，韓詩僅外傳留存。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也與它記錄保存了很多的事例有關。
～１８４～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①對於“屬辭比事”含義的各家說法不一，張素卿先生認為：鄭玄、孔穎達將“屬辭比事”解為屬合外交辭令，比次寓有褒貶之事跡。他們主要是以《左傳》為參照。宋以後的學者，如陳佃、吳澄、趙方、毛奇齡等，頗將“屬辭比事”理解為解經方式，尤其是三傳之外，另辟蹊徑的解經之法；這種經解類型的確是有別於三傳……相形之下，王夫之、孫希旦，以及章學誠、章炳麟的詮釋，值得參考。因此，我會通四家之說，並參稽於《春秋》經、傳綜理“屬辭比事”的含義如下：屬辭，指將斟酌用語以命字設辭，並綴輯相續以成文；比事，指將事件排比編次，使整合為一。“屬辭比事”之《春秋》教，是教化學者，使之能善於連屬文句，比次事跡，藉此判斷是非，嚴明大義；蓋屬辭以成文，而事即其實際的，編次事之始終本末而理序井然，則義在其中矣。②在她看來，“屬辭比事”就是“對文字材料之安排，而在文字安排中同時存放意義。”③我們以為，“屬辭比事”至少包含如下兩個層麵的含義：一是作為行文的敘述方式，主要就是指《左傳》敘事的表達形式；二是指溢出這種表述之外的經學含義，即經學家所念①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２月版。
②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台北書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５頁。
③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７頁。
～１８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念不忘的“微言大義”。張素卿先生認為，因為經學家過分強調了後者，才使得問題變得複雜化了，而事實上前者才是我們討論的出發點。張高評先生則認為諸家對於“屬辭比事”解說不一，他參考程端學、薑炳璋二家之說，綜要論述如下：所謂屬辭者，聚合其上下文之辭；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二比觀之，或舍大論細，或彼此相形，或前後相係，或並敘類及、或側筆見義：凡此，皆屬辭比事之書法。①張先生的說法較之張素卿更為細致具體，他將“屬辭比事”與敘事文法直接相聯，他說：“《春秋》書法，也就是微言大義，事藉史料去取，遣辭行文來闡明義法的。因此在性質上，跟史法史一體的兩麵；就文章而言，就是文法義法之所在。”②盡管兩人觀點有些差異，但他們都強調了其中敘事因素的重要性。
《左傳》以敘事的方式來解釋《春秋》無疑是很獨特的，但是這種解釋並非如漢代經師們所作的嚴格訓詁，即不是專門為解釋《春秋》來量身打造，而是一種比較自由鬆散的解說。這種解釋更近於先秦經典解釋方式，因此《左傳》自身的成書過程和形式，更多的是受到了當時整體敘事成就的影響，而不是來自於對《春秋》進行解釋的要求。在這一點上，研究者似乎剛好顛倒了，他們過分強調了《春秋》對《左傳》敘述的規範功能，而忽視了《左傳》作為敘事作品對自身敘事傳統的繼承。易言之，先秦時期整①張高評：《左傳之文韜》，台灣麗文文化公司，１９９４年，第２５５頁。
②張高評：《左傳之文韜》，台灣麗文文化公司，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０頁。
～１８６～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體的敘事傳統，乃至於敘事方式，都會影響到《左傳》行文的表達，而這種影響比其解釋《春秋》的要求來得更大。
在經學的背景下，《左傳》的敘事成了解釋《春秋》的“屬辭比事”，在古文經學家看來《左傳》正是通過對比事件來實現對《春秋》大義的彰顯。這就必然要對《左傳》所作的敘事進行反複地玩味，而這種玩味文辭的狀態本身就是文學層麵的。當然上述情況的發生在經學家們身上大都是不自覺的，因此他們即便是討論其文采，也隻是服務於闡發經義，並以之為指歸。張素卿先生對此有精彩的分析，她以為：敘事是一種寓理解於表現的撰述方式。這樣閱讀敘事，學者需參與推求，依循其脈絡，實際貫串尋思，始能通曉其底蘊。……《左傳》寓理解於表現，寓釋義於敘事，學者閱讀傳文，不僅要察視所述之事，還須尋味玩索，乃能窮究旨歸而深明經義。尤其重要的是，《左傳》“其文信，其旨遠”，未必直接揭示經義旨歸，而或寓之於敘事。……①宋人呂祖謙（１０８４—１１４５，字居仁）在分析《鄭莊公克段》一節時說：“學者能細看得此段，亦盡見得人情物理。”（《春秋左氏傳續說》卷一）雖是在評論經史，但與後人的文學鑒賞並無多大分別，這種治學的方式也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古文家的文學能力，而他們的普遍的能文恰恰成了今文家藉以攻擊的口實。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文家攻擊古文家的爭論中，批評者藉以攻擊的，往往①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台北書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２頁。
～１８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也是後者近乎文學的特征。雙方態度的巨大差異，很值得玩味。
何休雲：“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致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春秋公羊傳解詁序》）何休直接將治古學與貴文章並提，顯然並非偶然。《後漢書·李育傳》雲：“李育者，少習《公羊春秋》，嚐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範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議》四十一事。”他們雖然都對《左傳》予以否定，但還是承認其文辭之美。不管怎樣，《左傳》的文學，因為其與《春秋》的經解關係，而開始受到時人的關注，並且在具體的經學闡釋過程中得到了發展，可以說《左傳》的文學性在漢代已經開始覺醒了。①第二節經、史、文的分離：《左傳》文學接受之轉機隨著漢末社會的動蕩，儒家獨尊的格局被打破，經學在失去了官方的支撐後，總體上也開始出現衰落。魏晉六朝時期，政局更加動蕩，傳統經學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但此時的史學、文學卻在醞釀全麵自覺和繁榮。與此同時，《左傳》學卻因為杜預《春①漢代經學的衰敗是否構成漢代文學繁榮的一個基本的前提？揚雄這樣論述漢代文風的變化：“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靋。”（《法言·寡見》）此時正當古文興起之時，兩者是否巧合？
～１８８～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秋經傳集解》的出現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經學整體衰敗中呈現出少見的繁榮局麵。在這個時期，《左傳》學與整個史學、文學共同繁榮，之間是否隻是一種巧合？
一、《左傳》“敘事文學”與魏晉六朝文學之自覺東漢末期，長期爭論不休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開始會通，傳統的經學家法體係逐漸被打破了，官方與民間、今文與古文、家法與師法等等，都交錯在一起，較之以前經學上涇渭分明的局麵，已是大不相同了。這時期官方與民間的差別變得不那麼重要，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間水火難容的狀態，已經演變為兩大體係中不同家法間的駁難。誠如馬宗霍所雲：南北經學，雖趣尚互殊，而諸儒治經之法則大抵相同。蓋漢人治經，以本經為主，所為傳注，皆以解經。
至魏晉以來，則多以經注為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
即有自為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中，或隱前人之注，跡同攘善，其不依舊注者，則又立意與前人為異者也。至南北朝，則所執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釋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為經學，實即注學。於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
緣義疏之興，初蓋由於講論。……①事實上，東漢之後，經學中的師法、家法傳統被打破，官學、私學間的區分也已不成為經學之間生存競爭砝碼的時候，經學也不①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版，第８５頁。
～１８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再如前朝那樣完全附庸於政治，而相對比較自由和獨立，因之對自身學術功能的關注，乃至於文學層麵的思考，開始變得可能。①這種經學逐漸淡出政治進而呈現出學術化的傾向，在這個時期表現得十分明顯。②與此同時，討論《左傳》文學特征的人也漸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左傳》的文辭之美。最早對《左傳》的文辭進行評價的大約是揚雄，他說：“或曰：《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法言·重黎》）然而東漢之後，類似的觀點才開始頻繁出現。西晉王接（２６７—３０５）雲：接常謂《左傳》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何休黜周王魯，大體乖?。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意。子衍期緣父本意，更注《公羊》。（《晉書·王接傳》）晉荀崧（２６２—３２８）在《上元帝疏》中雲：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①漢代是儒家經學獨尊的開始，也是今古文傳播爭論的開始，它的獨尊和傳播、爭論乃至興替，無不和當時的社會、政治密切相關，湯誌鈞、羅誌田等人對此都有很多討論（湯誌鈞《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羅誌田《裂變中的傳承———２０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５月版），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影響經學演變的因素，除了政治之外還有史學、文學，後人往往重視前者而忽略了後者的存在，事實上史學和文學的發展對於《左傳》文學接受的影響尤其明顯。此外，還有魏晉時期興盛的玄學也對傳統經學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如幹寶《晉紀·總論》中說：“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絀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②古文經學從一開始就含有學術化的傾向，與今文經學有很大的差異。
～１９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晉書·荀崧傳》）東晉範寧也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春秋梁傳序》）①上述各家因立場不同，措辭褒貶雖有所差異，但他們都注意到了《左傳》文辭優美的特點。劉知幾雲：“蓋《左傳》為書，敘事之最，自晉以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史通·摹擬》）當然，劉知幾之所以特別點出“晉”，大體也同該時期不重經學傳統，而文學風氣盛行有直接的關係。
南朝時期，許多能文之士都對《左傳》有所研究。南朝士人中專攻《左傳》的，最早當推劉宋時代的謝莊。這位出身於高門的文學家不但對《左傳》很感興趣，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極具開創性。“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為一。”（《宋書·謝莊傳》）梁代劉之遴好古愛奇，在梁代宮體詩風靡一時之際，屬文多學古體，和學者裴子野、劉顯交好。史稱：①楊士勳疏曰：“左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屬辭比事，有可依據，楊子以為品藻，範氏以為富豔。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雲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１９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梁書·劉之遴傳》）他的古體文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導源於此。①值得注意的是，晉代最重要的《左傳》研究專家杜預，在對《左傳》進行經學解釋的時候，也不自覺間透露出了文學的關懷。
他說：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取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春秋左傳集解序》）程元敏先生說：“其旨遠、原始要終，並《周易·係辭下》文，……《正義》：‘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載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頤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傳亦言之，為此也。’夫《春①作家研究《左傳》的經曆，會影響他的文學取向和成就，這種現象從漢代就存在，而且曆代都是如此。如唐代那些治《左傳》的學者，也幾乎都是能文之士。《新唐書·儒學傳》雲：“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晚唐皮日休自雲“《書》淫《傳》癖窮欲死”（《奉和魯望早秋吳體次韻》，《全唐詩》卷六一四）陸龜蒙自稱：“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雲‘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甫裏先生傳》，《唐甫裏先生文集》卷十六）～１９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秋》、《左傳》同記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左傳》後多十三年），始隱終哀，所主據史料又相同，故經、傳頗相通，傳詳而經簡，第《左傳》究非專為釋經而作一若公、兩傳者，故經、（左）傳雖免歧義，經無傳有，經有傳無，此其常也。杜、孔既以傳為經作，因每於此等處虛飾為說，不必盡信也。”①又說：“《大戴禮記·子張入官篇》：‘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杜序前二本此。……宋理學家以謂循杜序此數言可以入道。……”②對於杜預的這番話，林紓作了如下解讀，他說：元凱之心醉《左氏》，謂其能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真能徹左氏之中邊矣。
鄙意元凱此言，不惟解經，已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所謂先經者，即文之前步；後經者，即文之結穴；依經者，即文之附聖以明道；錯經者，即文之之旁通而取證。試''''蘇潁濱非宋之古文大家耶？然有《春秋集解》之著，雖因王介甫詆毀《春秋》，故有此作，餘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後始托為經解之說，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為文，使人指目其妄。但觀蘇氏之敘集述杜預之言，“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味以上所雲，則餘所謂元凱之言，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不信然耶？夫文家能優柔饜飫，則古書之足浸①程元敏：《春秋左氏傳集解序疏證》，台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５—３６頁。
②程元敏：《春秋左氏傳集解序疏證》，台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６頁。
～１９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潤吾身者，已自不淺。①林紓以為《左傳》的文學特征主要體現在於敘事方麵，他說：“以行文論，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唐陳氏嶽作《春秋折中》，嶽自述曰：左氏釋經之外，多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夫記當時之事而文之，則已以左氏為文家矣。”②敘事以解經，也就是“屬辭比事”的解經方式，這本身就是現代文學的範疇。因此我們可以說，從《左傳》成為《春秋》之傳的那一刻開始，人們就在關注它的文學特征了，雖然還不是有意識地服務於文章的寫作。《左傳》是史書而兼經傳的，這種特殊的身份使它在經解與史書寫作兩方麵都受到人們的關注。前者屬辭比事以解經，近於文學；後者敘事體例以述情，關乎藝術。
沈玉成先生也說：杜預主觀上也許是要想讚揚《左傳》以它獨有的文字技巧感染浸潤了讀者，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之中原始要終，領悟了《春秋》的大義。但是真正能夠吸引甚至包括杜預自己的，恰恰正是文字技巧本身。隻有頭腦已經僵化的學者經生如前麵提到過的李育之流，才會“讀《左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義”（《後漢書·儒林傳））絕大多數人誦讀《左傳》都會象《韓非子》中的比喻一樣，買下那隻雕繪精工的木匣而奉還那顆相比之下暗淡無光的珍珠。杜預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並且①林紓：《左傳擷華·序》，上海印書館，民國十四年（１９２５）版。
②林紓：《左傳擷華·序》，上海印書館，民國十四年（１９２５）版。
～１９４～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吞吞吐吐地說出來，這就是他比別人高明之處。①沈先生的論述很精彩，但我們以為杜預並非閃爍其辭，而是在正麵肯定。今文經學家對《左傳》文采大都是譏諷否定，漢代的《左傳》學者卻很少對此進行反駁，一直到魏晉時期，隨著文學、史學的發展，人們對此才逐漸有了回應，這在杜預身上體現得最充分。他倡言《春秋》為魯國舊史，非孔子所作，因而不得為經②，《左傳》隻是解釋《春秋》自然距離經更遠。杜預對《左傳》文采的肯定，正是在認定其為史書的前提下作出的。
二、經學之文與史學之文《左傳》對文學的幹預是從如下兩個方麵進行的，一是其作為文學取材的資源直接進入文學的領域，這時的《左傳》本身並不需要有什麼改變；二是通過調整自身的身份，從新的層麵和視角來介入文學。前者是長期以來就已經存在的，而後者則是魏晉時期才出現的新現象。就《左傳》而言，在人們對它的文學接受進程中，史學身份的成功轉換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
①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版，第１４２頁。
②熊十力說：“（杜預）彼以《春秋》發凡標例，皆經國之常製，周公之垂法，史筆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耳。由杜預之說，《春秋》隻是史書，不得為經。
史之凡例，遠承周公，孔子何得屍創作之名？預注左氏，乃宗周公而抑孔子。”他推斷杜預此舉乃是欲為司馬政權護短。（《讀經示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月版，第３１１頁）他認為經是萬世法，而史主紀事。又說“左氏是史學，古文家雖亦作此說，但言今古者，必欲張而大之，以為古文皆祖周公，皆是史學。今文始是經學。此乃大謬不然”。（同上，第３２４頁）我們以為杜預將《春秋》史書化的做法，正是順應了時代潮流而動的，不一定與其政治意圖有關。
～１９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史學與文學一起共同推動著《左傳》向文學的轉化，當然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史學的獨立是通過擺脫經學的束縛來逐漸完成的，而《左傳》的史學化又是在中國整個史學獨立的背景中發生的。經、史的分離，一方麵標誌著史學的興盛，另一方麵則顯示著經學的衰微。這種衰微，除了表現為經學傳授在數量和範圍上的縮減之外，還體現在經學自身的純粹性受到了質疑，即經學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去，而與曆史的界限變得模糊，甚至是回歸曆史。在這一點上，曆來的《左傳》研究者似乎都重視不夠。
中國史學的獨立是一個較為複雜的過程。經學與史學似乎從一開始就是連在一起的。崔述說：“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即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洙泗考信錄》卷三，《左子》）①班固《漢書·藝文誌》中據西漢末劉氏父子的《七略》，將《國語》、《世本》、《太史公書》等史書附於《春秋》經之下，表明經、史的區分在漢代人的觀念中並不分明，時人往往兩者並稱。漢代末期在古文經學興起的同時，史書也在開始醞釀脫離經學而獨立。
兩者同時發生，這絕非是偶然。胡寶國即認為經對史的影響主要是來自於古文經，他說：“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係，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古文經學。”②這種觀點是很準確的，因為古文經學是尊奉文本，而且更重視真實性，這都與史學相通。
魏晉時期史學的興盛或者還與當時大量文獻出土有較大關係。《隋書·經籍誌》雲：①［清］崔述：《考信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４５５冊。
②胡寶國：《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見《文史》１９９８年第四十七輯。
～１９６～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煩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塚，得古竹書，字皆科鬥，……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符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劉知幾也說：“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塚獲書，全同《左氏》，故束(曰：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申左》）似乎汲塚書的出現也是《左傳》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成為時人重新關注《左傳》的一個重要的契機？無論如何這都使得杜預在注釋時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氣，他在《春秋左傳集解》的最後還特別交代了這一事件。不過劉知幾所謂的“其書寢廢”，或者並不完全合乎事實。
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但經學對史學仍然有著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即表現為史學對經學的模仿。劉知幾雲：“《左傳》家，其先出於左丘明。……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於後漢至於高齊。……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史通·六家》）“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於此！蓋荀悅、張，丘明之黨也。”（《史通·二體》）後世史家效法《左傳》直接可考的也不在少數。如浦起龍注雲：“《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雲：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擾寡人。臣鬆之以為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１９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學者將何取信哉？……”（《史通·言語》）①胡寶國先生認為：模擬之風並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麵均已有模擬出現，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之風，所以西晉以後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麵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②胡先生描繪的是經史相互影響的現象，但卻沒有說明史學何以會接受古文經學的影響，易言之，他沒有說明古文經在何種層麵上成為史學效法的對象。我們以為正是古文經學在敘事體例上，直接刺激了史書的發展與繁榮。前人在研究的時候往往是從經學的角度來分析，將經、史、文分開來討論，當然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以為這三者並非不可調和。古文經之於史學的影響，其實主要就是來自《左傳》。《左傳》在古文經中無疑是最近於史學的，它對史學的影響自然也較其他經典更大。它對史學的影響是立體的，既有史學層麵，即材料實錄的問題；也有文學層麵，即敘事表達的問題。我們以為後者的影響較之前者更大。
《左傳》在促成史學的獨立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它自身也在被異化，即它的經學身份逐漸地被模糊化，史學的形象變得越來越明晰。事實上，很早便有人將《左傳》視為史書了。
①本書所引《史通》為浦起龍注《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②胡寶國：《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見《文史》１９９８年第四十七輯。南宋陳傅良也有類似的說法，但微有不同，他說：“自古者事言各有史，……《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而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台北書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２頁）～１９８～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古史體式，有記言記事兩大類①，但至《左傳》始言事相兼，記言記事合而為一。《魏書》載李彪的奏疏雲：《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誌，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辭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魏晉時期的史學家雖然從史書的係統中來考察《左傳》的體例變化，但他們關注的還是其敘事。盡管與漢代經師的看法不同，但在敘事的體例上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初期的史學家所討論史學的內容其實與文學並沒有很大的區分，史書與文章往往是聯係在一起的。魏劉劭說：“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文章之才，國史之任也。”（《人物誌·流業篇》）華敷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亦雲：“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為冠首。
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三國誌》卷五十三附《薛瑩傳》）胡寶國先生認為這種托史為文是時人追求不朽觀念的反映。我們以為這種史書文學化的趨向，正是來自於《左傳》，而不是相反的，即不是時代崇文的風尚影響了時人看待《左傳》的態度。
三、六朝經學與文學宗經的取向———以《文心雕龍》為例南北朝時期學風南北異途，南方玄學之風興起，北方則沿襲傳統的質樸取向。《北史·儒林傳序》雲：“江左，《周易》則王輔①《禮記·玉藻》與《漢書·藝文誌》中都有類似的說法。
～１９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皮錫瑞以為：“南學則尚王輔嗣之玄虛，孔安國之偽撰，杜元凱之臆解，此數家與鄭學枘鑿，亦與漢儒背馳。”①《北史·儒林傳序》又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皮錫瑞以為：“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餘技。如皇侃之《論語義疏》，名物製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此南朝經疏之僅存於今者，即此可見一時風尚。”②而後隋以北平陳統一南北，經學北學反並於南方，個中原因，皮錫瑞以為：“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③隋唐延續的就是南朝的這種“約簡”學風，不甚遵從師法，也不甚注重傳統，強調個人的心性，主觀色彩很強。這都為後來唐代啖助等人質疑經典埋下了伏筆。
南朝的經學較大地偏離了傳統，它們更近於玄學和文學。
“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南朝以文學自矜，而不重經術，宋、齊及陳，皆無足觀。惟梁武起自諸生，知崇經術；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並見升寵，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蓋崇儒之效。而晚惑釋氏，尋遘亂亡，故南學仍未大昌。”④後人對上述的這段材料引述很多，但是卻沒有注意到，何以文學、玄學甚至《左傳》會同時興盛？我們以為這和此時古文經學的繁榮有直接的關係。《隋書·經籍誌》敘述道：“魏代王肅推行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①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１８頁。
②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３頁。
③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３５頁。
④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３５頁。
～２０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立。”顯然王弼、杜預都是尊奉古文經學的，而王弼又是玄風開啟者，杜預則大大提升了《左傳》的影響力。古文經學尋求真實強調事實，這本身就近於文學且有助於其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左傳》與文學共同興盛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早在東漢，《左傳》就因偏愛文采，而受到今文學家的指責。《後漢書·李育傳》雲：“李育者，少習《公羊春秋》，嚐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範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議》四十一事。”文采是《左傳》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即便是經學研究者也不可避免會涉及。綜觀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左傳》以及“三禮”的研究最盛，其中《左傳》研究的興盛，除了社會政治的原因之外①，很大程度上同它的文采有著直接的關係。
北朝經學遵循的是漢代的傳統，其文風比較質樸，行文多用散體，如酈道元《水經注》，楊之《洛陽伽藍記》等都是散體文；而南朝經學至梁、陳才見繁榮，且其治經之法，自由多變，崇尚義理的闡發，因此文風清綺，駢體盛行。大體上是文藝與儒學自覺分途之後，前者尤盛而後者轉衰的必然結果。裴子野就論述到這種文風的變化：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靋，無取廟堂。宋初①《左傳》的研究是孫吳經學的第一熱門領域。對此，田漢雲作如下解釋：“三國時期的政治現實與春秋時代頗有相似之處，比如諸侯割據的局麵逐漸形成、兼並戰爭連綿不斷、崇尚權謀之風大盛，凡此都使人產生曆史重演的感覺。因此，研究《春秋》、《左傳》和《國語》的現實意義變得十分重大、突出。可以說，三國時期《左傳》學普遍受到重視，隻是這種現象在孫吳最為突出而已。這種學術好尚，正是根植於政治鬥爭的迫切需要。”（《六朝經學與玄學》，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２頁）～２０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迄於元嘉（４２０—４２５），多為經史；大明（４５７—４６４）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為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備於管弦，非止乎禮儀，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誌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雕蟲論》，《全梁文》卷五十三）有意思的是，在整個南朝，梁代的經學最繁榮，同時文學也最興盛。①到底是經學中的玄學之風影響到了文學的繁榮，還是文學的自覺改變了時人對經學的態度？似乎當時的經學非但沒有限製文學的發展，相反還對其繁榮起了推動的作用。經學或者說儒學幹預政治，往往會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文化環境，而這正是文學繁榮的一個重要的條件。文學的繁榮，並不一定是經學本身成為文本，事實上這隻會更加強化它政治的功能。此時經學與文學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全局性的相生相長，畢竟儒學也是倡導文飾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經典本身可以成為文學討論的對象，因為這時候經典的地位並沒有動搖，經學層麵的研究仍然是其正宗。《左傳》仍然是以經傳的方式在流傳，但其文學特征也逐漸地被人們關注和討論。這也是自魏晉而下，文學逐漸自覺乃至於獨立過程中的應有之義。文學化的社會風氣為經典的存在提供了一種新的需求，也為時人提供了一種新的閱讀視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儒家經典包括《左傳》，被劉勰引①經學的發展與帝王的扶植提倡有直接的關係。東漢帝王對古文經學的支持，吳國孫權對《左傳》等古文學的扶植，以及梁朝帝王對儒學的大力提倡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經學在當代的繁榮局麵。
～２０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入了《文心雕龍》。他從文學的層麵來重新考量這些傳統經學的價值，來重新審視包括《左傳》在內的經學經典對所謂文章的貢獻。
《文心雕龍》討論的所謂文章，既異於漢代的文學，也有別於同時代的《昭明文選》的文學。①它有著近似現代意義上的文章的特征，但仍然與傳統的儒家經學關係密切。劉勰交代自己寫此書是出於對孔子的景仰，他說：“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立，則嚐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夜，乃小子之垂夢與？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序誌》）劉勰雖然很崇敬孔子，但是他並沒有選擇傳統的治經方式，而是將儒家經典內化為寫作的資源，為文章所用。他說：“敷)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序誌》）在劉勰看來，文章是對儒家經典的實用化功能的延伸，是“經典之用”。當然他所指的文章是廣義上的，更多的是指那些實用的文體，是諸如“君臣”、“軍國”之類的，是曹丕所謂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與《昭明文選》中較為文藝化的文章觀念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介於經傳和文藝之間的一種類型。兩者對於經典的態度也完全不同，《文心雕龍》是將經典視為文章的重要取材資源，而《昭明文選》則直接將經典排除在文章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心雕龍》似乎較之《昭明文選》更為寬容。
①《文選序》雲：“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２０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劉勰對於儒家經典的文章之用，不但表現在他對經典的無限推崇，諸如《原道》、《征聖》、《宗經》，還體現在他從經典中推演出具體的文章體式，即他視經典為後世各類文體產生的唯一源頭。以《左傳》為例。他以為“史傳體”是從《左傳》而出的，他說：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以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史傳》）他還認為，《左傳》為許多文章體式提供了經典的樣式。劉勰所引述的上古事例，很多是出自《左傳》。如他說：“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即引自《左傳》襄公十九年間事。他對《左傳》的文章之用，是一種資料意義上的，或者說是間接層麵的，是局部的，而對《左傳》自身的整體文學價值並沒有關注。在這一點上，劉勰似乎不如前代的杜預，杜預還注意到了《左傳》行文的整體風格，並表露了自己的喜愛心態。①當然，在整個時代輕視經典背景下，劉勰重視儒家經典，並將它們引入文章寫作，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的《左傳》觀念，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劉勰在尊經的前提之下，大量引用《左傳》內容，顯然他認可《左傳》自身的真實性，也認可《左傳》作為《春秋》之傳的經典地位。與經學家不同的是，劉勰對《左傳》①杜預說：“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取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春秋左傳集解序》）～２０４～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的認可，是通過“使用”服務於文章創作的方式來表現的。這是他較之前人的進步之處，但同時也是他的局限所在：進步在於他看到了經學經典的文學價值，沒有將它們排斥在他的文章範圍之外；局限則在於這種“使用”隻是外圍的，並沒有深入到《左傳》本身。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在於他對《左傳》的經學身份過於尊崇。這種尊崇，或者說是敬畏，使得他不可能去直接幹預經典，去對《左傳》本身進行文學點評。在他看來，所謂的文章是經學的延續，是低於經學，甚至是低於經傳的。這是劉勰無法超越的地方，所以他雖然給予《左傳》文學層麵很多肯定，但這對《左傳》自身文學的接受，並沒有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即便如此，《文心雕龍》的這種經學文學化的努力，卻是《左傳》文學接受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因為從《文心雕龍》對《左傳》的文章取材，到唐代古文家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畢竟隻有一步之遙。①第三節疑經、古文：《左傳》文學接受之基本實現唐代文學風氣之盛，成就之高，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除了詩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創作也有很大的收獲，其中古文寫作傳統的形成，無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學界①劉勰六經為文章之源的籠統觀念，在清代被桐城派具體落實了。方苞雲：“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分掇。其次公羊、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西漢書及疏，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古文約選序》）～２０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在討論古文乃至於古文運動的時候，或者語焉不詳，或者僅取一麵，對於這種文體興起的背景和具體內涵，揭示並不充分。唐代古文運動的出現，是文壇對於當時疑經學風的一種回應，而古文則是在傳統經學體係被摧毀之後，延續早期經解的一種嚐試，但古文家們的這種初衷在唐代求文、重文的風尚①中被湮沒了。中國文學在從經學到古文的演進過程中，《左傳》始終起著很關鍵的作用，它自身也在這種文學潮流中醞釀著轉變。本節擬從唐代的疑經之風、古文運動，來探討《左傳》在其中的關鍵作用，以及《左傳》自身文學化之轉機。
一、唐初《左傳》之傳播及其文學關注《左傳》的文學特征，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②，曆代學者對於該書大都是從其經學的角度來處理，即便涉及文學討論也是隻言片語，十分簡略。但是進入唐代之後，對於該書文學性的論述，開始頻繁出現在古文派的言論中。我們以為這種狀況的出現與《左傳》經解身份的進一步鬆動有直接的關係。中國文學的獨立成熟是在經學的文化大背景中進行的，經學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前提。這種影響是內在的，在某種程度上也限製了文學的獨立。曆代對《左傳》文學的討論就存在這樣的局限。蔡妙真先生在論述明清《左傳》評點時說：①郭紹虞先生以為唐人是“以文為教”，他說：“因為中國再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間，所以舊時學術逃不出六藝經典的範圍，不過對六藝經典研究的重點，各個時代有些不同罷了。漢人通其訓詁章句於是有所謂漢學；宋人明其義理，於是有所謂宋學。在唐人則學其文章，恰恰成為漢宋學術過渡之樞紐。”《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１３０頁。
②我們以為這主要是因為《左傳》“論本事以作傳”的特殊體例。
～２０６～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評點的對象雖為《左傳》，最終的目標卻是《春秋》的微言大義，如此一來，將使《左傳》之文學成就附麗於經史需要之下，亦即容易落入下述窠臼：隻能清楚闡釋《春秋》微言大義，其章法就是美，反之則不善。①可以說文學與經學是彼消此長的，經學的衰微恰恰是文學興盛的一個重要條件。當然這是就其初期文學尚未獨立時而言的。
經學是幹政求實的，關乎社會民生；而文學是藝術的，更多近於娛樂。雖然儒家也講禮樂教化，儒家思想對於文藝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這種文藝仍然是帶有濃厚經學色彩的，如漢代對《詩經》、《楚辭》等的政治化理解，雖然也存在著自生民以來的娛樂的傳統，如漢代的文學，許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娛樂性，但這些均非其主體。文學在此時並沒有成為一種專門的藝術，也遠沒有獨立於經學的範圍之外。從這個層麵來看，前人所謂的中國文學在魏晉時期開始自覺的觀點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隻有在這時期“為文學而文學”的人群才大量地湧現，崇尚文學也成為一種時代普遍認可的潮流。當然所謂的文學獨立是相對的，在整個封建時代，文學並不能完全獨立於經學之外。在文學之內，又由於經學幹預程度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就《左傳》而言，文學與經學的矛盾就集中表現在它自身經學身份的鬆動。本文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來討論《左傳》文學接受的自覺。
考察唐代的古文運動，我們不能不關注唐代的經學變革，而尤其是啖助學派所倡導的新《春秋》學的興起和流傳所帶來的巨①蔡妙真：《追尋與傳釋———〈左繡〉對〈左傳〉的接受》，台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初版，第１６２頁。
～２０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大影響。研究者對此雖然也有所論述，但是他們往往忽視了學界存在已久的疑經傳統，過多誇大了該派的開創之功。我們以為啖助學派的興起，至少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唐代初期官方編訂《五經正義》，經學的統一化造成了經學自身發展的停滯；二是長期以來經學今古文之爭的延續。
唐初太宗皇帝出於科舉考試的目的要求統一經學，詔令孔穎達等人撰定了《五經正義》。《五經正義》是官方的經學，體現的自然是官方的意旨，因之經注在表述上力求明白確定。編者在傳統的眾多注疏之中選擇五家傳注，尊奉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原則，專宗一家，不取異說。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唐書·高宗本紀》）明經考試的特點是“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唐會要》載開元二十五年敕），這必然使學生墨守經義，不求發揮。官方的這種行為雖然統一了思想，但弊端也是顯然的，以至於後來連皇帝也對此表示不滿。《冊府元龜》載：“文宗開成四年閏正月（８３９），上謂宰相曰：‘明經會經義否？’宰相曰：‘明經隻念注疏，不會經義。’上曰：‘隻念注疏，何異鸚鵡學舌！’”唐代官方經學的統一化，隨著明經科舉的介入，進一步走向單一和陳舊，在這樣的背景下，有識之士在經學內部醞釀變化和革新也是必然的。
唐人《左傳》的態度變化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還與《左傳》在唐代的地位有關係。唐代科舉試士，將經分為大、中、小三類。《新唐書·選舉誌》雲：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梁傳》為小經。凡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２０８～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這種經學的層次區分，導致了經學在傳習過程中不平衡局麵的出現。開元八年（７２０），國子司業李元馞上言：“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鹹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梁》曆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杜佑：《通典·選舉》）又開元十六年（７２８），國子祭酒楊蠩奏言：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又《周禮》、《儀禮》及《公羊》、《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舊唐書·楊蠩傳》）從上述材料來看，《左傳》在唐代的傳習並不樂觀，《周禮》、《儀禮》、《公羊》、《梁》四書的境況更堪憂。
啖助學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個學派，形成這個學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趙匡和陸淳。該學派的主要成績在於，打破了自漢代而下治《春秋》“棄經信傳”的傳統，倡導“經義為主，不以傳害經，義以時立，學術為政治服務”。①他們橫議《左傳》、《公羊》、《梁》三傳，大開懷疑之風。如啖助論《左傳》雲：①劉乾：《論啖助學派》見《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１９９１年版，第８頁。
～２０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左傳》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三傳得失議》）啖助學派主張經世致用，其思想為當時大量士人所接受，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凡尊奉啖助學派學術者，幾無庸碌懵懂之輩。尤其是順宗永貞革新的重要人物，無不是陸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後來被稱為“八司馬”的，幾乎家有其書，試讀柳宗元的《答元饒州論〈春秋〉書》，可以說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綱領了。繼承啖助學派學術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呂溫。①啖助學派，不但影響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學術，而且也影響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學術在宋代興起的時代背景，和在唐代有並非偶然的相似。”②“慶曆黨爭”的出現，正是外患頻仍，國事蜩螗所引①劉乾：《論啖助學派》見《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第２９頁。
②劉乾：《論啖助學派》見《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第３２頁。
～２１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起的內部的反映。繼承啖派的《春秋》學家，就是在此局勢下，以經學為立論武器，參與了“黨爭”，站在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方麵的。此外，孫覺、崔子方、王(、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李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等；而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一直傳用至明、清。①劉氏描述了啖助學派對於唐宋學術乃至於社會的巨大影響，其說是否合乎史實，還可以商榷，至少唐朝這種疑經之風的淵源還可以往前追溯。我們以為啖助等人對於《春秋》三傳的質疑是東漢末年以來，經學衰敗的必然結果。東漢末期鄭玄等大儒，融合今古文，遍注群經。皮錫瑞說：“蓋以漢時經有數家，家有數學，學者莫知所從；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於是經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鄭學之盛在此，漢學之衰亦在此。”②“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複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故經學至鄭君一變。”③鄭玄打破了漢代以來的師法家法傳統，今文古文的界限也被調和，漢代學風開始轉向。④唐代初盛時期，社會繁榮穩定，文化多元而開放，思想文化①劉乾：《論啖助學派》見《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第３２頁。
②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９５—９６頁。
③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０１頁。
④《四庫提要·經部總敘》雲：“自漢京而下，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
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複、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２１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還比較穩定。安史之亂以後，政治社會格局的變化，也帶來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此時關於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出現了多元的趨勢。憲宗時代，李肇對代宗以來的學術變化有過一段簡要概述，他說：大曆以後，專學者猶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淳《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苣講《禮》，章廷皀、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仆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硋，曆算則董和，天文則徐則，氏族則林寶。（《唐國史補》卷下，《敘專門之學》）①從上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中唐時期思想在醞釀著變化，而啖助等人倡導的《春秋》學不過是對這個新變大環境的一種回應。啖助學派延續了前代的疑經的傳統，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有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們一方麵動搖了傳統的經學體係，另一方麵也開啟了時人從文學角度來關注經學的新路徑。啖助等人的《春秋》學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於遭到《新唐書》的刊修之一宋祁的嚴厲批評，他在《新唐書·儒學下·啖助傳》中說：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
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①參考薑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８０頁。
～２１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舍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當然他是站在傳統經學立場上做出的判斷，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啖助等人的關鍵性影響。關於這一點，宋人晁說之更是說：“自啖、趙謂《公》、《》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複語經於斯矣！”（《趙贍春秋經解義例序》）此後，人們不再僅視《左傳》為經學，而且也開始正麵關注它的文采。①二、古文運動與《左傳》文學接受的基本實現疑經風尚影響了唐人對《左傳》文學藝術的關注，但並不是所有的經典都有這樣的經曆，《左傳》之所以備受關注與它自身特點有著直接的聯係。《左傳》很早就進入到人們文學關注的範圍，較之於其他的經學著作，它具有更優越的條件，譬如其敘事的表述方式，本就距離後世所謂的文學很近，前文已有論述。後人在解析《左傳》的時候，難免會對此有所涉及，雖然並不是有意識的。張素卿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敘事是文體，而非史體，與後世的“虛構的敘事”不同，更近似於“曆史的敘事”；而《左傳》的敘①王鳴盛說：“自唐高宗、武後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十七史商榷》）他雖然也看到了文學興盛和經學凋敝之間存在關聯，但他卻將兩者的因果關係顛倒了，我們以為恰恰是經學的凋敝才導致了詞藻的繁興，而且這個過程發生的時間也更早，而不僅僅是唐初的高宗、武後以下。
～２１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事則是“解釋的敘事”，與前兩者都不同。①解釋意味著主體的幹預和介入，也意味著這種敘事不同於古史。這客觀上就存在著虛構的嫌疑，一如先秦諸子的譬喻，虛構曆史來作為自己觀點的證據。餘嘉錫先生即認為古書中多造作故事，他說：“是故諸子之書，百家之說，因文見意，隨物賦形。或引古以證其言，或設喻以宣其奧。譬如童子成謠，詩人詠物，興之所至，稱心而談。若必為之訓詁，務為穿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蠟矣。”②餘先生雖然說的是諸子，然類似的情況在《左傳》中也同樣存在。據張素卿先生所雲，所謂的“解釋的敘事”，即是依經來敘事的，而敘事也不必嚴格遵照曆史。先秦諸子能夠比較早地進入文學的領域，正在於它們的情況與《左傳》十分類似；而其他的典籍進入得較晚，大體也是因為較少敘事和虛構所致。
唐人從兩個不同的層麵來展開他們的文學討論。一是恢複自先秦以來的經學傳統，如唐代古文運動；二是對經學自身的文學功能進行發掘。曆來討論古文運動，或者是從文學本身，或者是從社會政治，很少注意到這種後人所謂的文學運動，其實仍是在繼續著傳統以來的文章使命，即所謂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章幹預政治的觀念在傳統經學體係瓦解之後，並沒有隨之消失，相反變得更加強烈和自覺。這一方麵是對前朝文風的反動，另一方麵也是新時期經學觀念的一種自覺表達。他們不滿足於傳統的章句之學，不滿足於皓首窮經的治經之法，力求要恢複到秦漢時期，那種更加自由、務實的經學本體狀態。這與整個唐代的風氣是一致的。唐代的古文運動，並不是簡單對前①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台北書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９頁。
②餘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版，第７７頁。
～２１４～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代文風的批判，也不是簡單以文章來幹政，而是對傳統經學體係的一種顛覆，確切來講就是漢代而下的章句訓詁之學的反動，因而它在本質上是經學的而不是文學的。
龔鵬程先生認為：“經學家重視義例，史家則玩其文采，文學家更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宗經學古以為文資。這樣地發展，是魏晉時期經、史、文集分化的形勢所造成的。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宋代以後，這幾條路又有逐漸趨合地現象。”①他又說：“元朝以來，科舉功令，考的是經義，評價之準繩則是文學。
故世人寫文章論經義，乃是普天之下大家都在從事的工作。那些八股墨卷、塾課坊選，其實都是文人的經說。何況，古文運動以來，為文者皆以宗經明道為職誌，寢饋經籍以求深植為文之本者，實不乏人。作古文和作八股時文的，別的地方不一樣，在研析經義這方麵卻是一致的。流風所及，亦出現一大批以文學角度去評點闡析《詩經》《尚書》《春秋》的著作。”②龔先生對於經史文之間的分合論述很準確，但將三者趨合的時間定在宋代，我們以為太過晚了。其實這種複合的端倪，至少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了。③唐代古文運動是以韓愈為中心的，因此對其文章觀念的考察，是我們了解該運動的關鍵。韓愈的文章觀念，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①龔鵬程：《晚明思潮》，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２３９頁。
②龔鵬程：《晚明思潮》，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２４３頁。
③郭紹虞先生則認為三者融合的時間更早，他說：“我以為自古代以至北宋，恰恰成為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在此分途發展期中的前一時期———自周、秦至南北朝，是文學觀念由混而析的時期；而其後一時期———自隋、唐以至北宋，卻又成為文學觀念由析而返於混的時期。”（《自序》、《中國文學批評史》，百花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２１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大曆、貞元之間，文學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舊唐書·韓愈傳》）①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往，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雲。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黃甫從而效之，遽然不及遠甚。
（《新唐書·韓愈傳》）從上述傳文來看，韓愈的出發點顯然是在倡導儒學，其古文的影①羅根澤認為唐代古文運動興於北方，他說：“後來反對六朝文學者，是隋朝的李諤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陳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結、獨孤及，不惟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實興於北朝，實是以北朝的文學觀打到南朝的文學觀的一種文學革命運動。”（《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頁）羅先生是從文學的層麵來看古文運動，其實唐代北人習經的風氣遠較南人濃厚，古文運動從北方發起，正與他們習經的背景直接相關。孫國棟先生在論述唐宋南北風氣的時候說：“大抵南人重進士之趨勢至宋而益明，歐陽修謂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正謂此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見《唐宋史論叢》，香港，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４頁）明清時期，大量討論《左傳》文法的評點，則絕大多數出自南人之手，大概也是南方原本固有的重文傳統的延續了。
～２１６～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響範圍最初也隻是在儒林。韓愈所追求的古文是“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他所推崇的對象是“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都是與當時的章句之學完全不同的新體係。
張藉雖然對韓愈十分推崇，但在他看來，韓愈的許多作品是有悖於儒道傳統的。他在《與韓愈書》中說：頃承論於執事，嚐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幹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浸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
張藉認為韓愈有複興經學傳統的意願，但在他看來韓愈的許多文章卻不能算是得道之作。錢穆先生認為張藉並沒有真正理解韓愈，也沒有理解韓愈的古文。他引韓愈《答李翊書》中的一段話“君子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後為後世法”，然後評論說：“所謂垂諸文者，正是一種現身說法，更不須如張藉所規，必效法孟軻、揚雄，特為一書，始為垂諸文，而無實駁雜之譏，亦可不辯自破。蓋皆學有本源，根茂實遂，即文中不言仁義，而自見為仁義之言，即文中不論經術，而自是從經術所發。故探討韓公倡為古文之意見，必至是乃窺其閫～２１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奧，而得其淵旨也。”①錢穆先生以為韓愈的古文雖然在形式上不同於傳統，其實都是涵容經術的體道之作。事實上宋代的朱熹就是這樣評價韓愈的：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讀唐誌》）揭示經典的文學功能是唐人探討文學的另外一種方式。他們對《左傳》的態度正是如此。他們力圖改變《左傳》的經傳身份，將它視為史書，通過討論史書的書寫達到對其文學的接受。
劉知幾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劉知幾對待《左傳》的態度，與之後啖助等人很類似，但劉知幾似乎更複雜。他一方麵認為《左傳》是史學典範，為後世史學開了無限法門。他在《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種史書體例，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史記》家（通史）、《漢書》家（斷代史），將五經中的《尚書》、《春秋》和解經的《左傳》、不解經的《國語》，以及《史記》、《漢書》並列。沈玉成先生以為劉知幾①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９頁。
～２１８～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此舉本身就是降“經”為“史”，在他之前，還沒有一個學者具有這樣的膽識。①唐人對《左傳》態度的變化很值得注意。另一方麵劉知幾又對《左傳》的經學地位表示認同，並在不少地方表示出《左傳》解釋《春秋》的觀點。
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鑒識》）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形於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古今正史》）不僅如此，劉知幾在討論史書的編寫時，又將《左傳》視為文學典範。《左傳》從經學轉變到文學，劉氏正是借助了史學這樣一個過渡，而史學中“敘事”是關鍵，他說：蓋左氏為書，敘事為最。自晉以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模擬））①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版，第１８４頁。按：晉代的杜預就已經有了將《左傳》史學化的傾向，沈先生推斷的時間似晚了。
～２１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
（《模擬））①在這裏“敘事”已不是簡單的文學因素，而是一個關涉很廣的概念，它溝通了經學與史學，並使人們對《左傳》的接受進一步向文學方麵過渡，盡管這種文學觀念並不純粹，還是史學家的，但畢竟是對《左傳》文學較早的正麵關注。
三、《左傳》文學接受的實現及其對唐宋文壇的影響在啖助等人倡導的疑經風氣的影響下，唐人對於《左傳》的文學較之經學表現出更大的興趣。清代薑炳璋雲：“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為經義為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為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讀左補義·綱領下》）②薑氏之說雖然是出於批判譏諷，但正反映出了《左傳》研究中的文學化轉向，事實上，唐人對於《左傳》文學的接受已經變得很普遍了。
韓、柳等人都有對《左傳》文學的評論。張高評先生對此有詳細的分析，現引述如下：“蕭穎士雲：於《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覆，於《左氏》取其文。（引自《藝概·文概》）蓋左氏尚①以上所引劉知幾《史通》文字，均出自清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４月版。
②［清］薑炳璋：《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附其弟子毛升《文評》，《四庫存目》經春秋第１４３冊。
～２２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禮，故文（同上）。此謂於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藝術手法而言也。
唐至蕭穎士、元結輩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蕭穎士取文於《左傳》，可見一斑矣。唐文於韓愈之前，變排偶綺靡之風，毅然自為者，自元結始。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皇甫題其《浯溪中興頌》曰：長於指敘，約結有餘態。然近人陳衍石遺室論文曰：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最工，蓋學《左氏傳》而神似者。陳衍石遺室論文雲：《左傳》中最有法度而無一長語者，莫如開卷先經起例五十餘言。此述之人凡七，其號凡三，其生卒凡五，舉魯宋兩國數十年之夫婦妻妾父子兄弟姊妹譜係，朗如列眉，可謂簡而有法矣。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僅四十餘字，凡言年者四，言地者七，其人二，而名號四。其名稱之鄭重分明，非《左傳》稱元妃、繼室，魯大夫之義法乎？善學者之異曲同工如此。可見元結為文，非所謂絕不蹈襲；其長於指敘處，正乞靈於《左傳》也。”①徐世溥雲：“韓愈文章出於《左傳》。特其合處，無一筆相似耳。如原道、送孟東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處士序、送齊皋下第序、書回紇李懷光二事、爭臣論、祭鱷魚文、為人求薦書、上於襄陽書、毛潁傳、董晉行狀、平淮西碑諸什，其文章之語意句法，桐城諸子多以為模範於《左傳》者。”（《古文詞通義》卷八）②浦起龍論雲：“（《進學解》）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玄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鑅啟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①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月再版，第５８頁。
②魏禧以為，韓愈《原道》文勢與《左傳》“（昭六）叔向勸子產用刑書”相同。
（《左傳經世鈔》）～２２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所謂貌異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史通通釋》卷八《模擬》）俞寧世《左選》雲：諸侯伐鄭敘戰寫東西南北法，昌黎祖之，為《平淮西碑》。唐荊川《文編》謂：晉悼治兵命將襄十三章法參差婉雋，昌黎祖之，為《上於襄陽》等書。王源《左傳評》以為韓文公《祭鱷魚文》，本齊人伐我北鄙。《醉竹圓左鈔》引張賓王謂：韓昌黎《送董邵南序》祖法《左傳》鄭莊公戒飭守臣。方苞謂：“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陰用其義法，由此觀之，洵不誣也。”（《古文約選序·凡例》）①柳宗元為文，也有多處取法於《左傳》。柳宗元《報表君陳秀才書》：“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非國語》：“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韓、柳受到了《左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古文詞通義》卷五頁三引關中兩朝文鈔所載雷士俊《答陳伯璣書》曰：“唐宋大家諸文佳者，驗之兩漢以至唐虞，皆無不合。如韓《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則典謨訓誥；柳《桐葉封弟辨》、《晉文公問守原議》，則《左傳》、《國語》。”②唐代之後，古文逐漸確立了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影響也更大。韓、柳等人也以其自身的優秀表現而成為後人效法的榜樣。
他們對於唐宋諸家的學習，主要是從如下兩個層麵進行的，一種是直接效法韓柳諸人，因為他們是學習《左傳》等秦漢典籍很成功的例證，這即是所謂的唐宋派；另一種是通過分析唐宋諸家的作品來體會《左傳》行文中的“義法”，唐宋諸家的作品在這裏隻是上達至《左傳》的一個台階和工具，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直追秦漢，這就是所謂的秦漢派。後人在討論這兩派的時候，往往將他們對立化，其實兩派的觀點還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並非不可①［清］方苞：《古文約選》，清同治刻本，１４冊２函，北大館藏。
②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月再版，第７４頁。
～２２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調和。
明代艾南英在《答陳人中論文書》中雲：“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為韓、歐、曾深得秦漢之神氣，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歐、曾以求左、史，此與唐順之所謂之‘法’同義也。”“唐順之有《文編》之選，輯周至宋之文，頗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紀傳之體也。其文大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秦漢。”艾氏溝通唐宋派和秦漢派，所論甚為通達。盡管兩派在達到終極目標的方式上存在差異，但他們都不否認《左傳》的文學成就。宋代之後直接從《左傳》中汲取文學營養，已經成為眾多文家們的一種共識。
唐宋之後人們雖仍然尊奉《左傳》為經學經典，但已經逐漸淡化了它的經學色彩而更重視它的文采了。如朱熹評論蘇轍雲：“蘇子由教人，隻讀《左傳》。”（《朱子語類》卷八十三）林紓對此進一步解釋說：“餘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後始托為解經之說，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為文，使人目其妄。”（《左傳擷華序》）①其後討論《左傳》文學特征的人也大都看到了《左傳》的文采之美，隻不過限於傳統經學思想的約束，不敢如上述諸人那樣張揚罷了，但他們都關注《左傳》的文采確已成為一種客觀事實。《左傳》經學地位的持續走低，為後人討論①因喜好文辭而習《左傳》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莫過於唐劉知幾，他說：“嚐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複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甫十有二矣。”（《史通·自敘》）又說：“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載言》）～２２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左傳》進行經學與文學的分途，提供了契機。①當然這些影響是文學層麵的，即所謂“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新唐書·韓愈傳》），是文采技巧層麵的，即柳宗元所謂的“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他們隻是在文學的章法技巧上從《左傳》中汲取養分，至於那些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古文”，反倒不是直接來自《左傳》，譬如韓愈所謂的古文是承接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這些人文章的“佐佑六經”，推崇的也是這種較為自然的經學闡述形式。②第四節論史與選文：《左傳》文學接受之進一步發展《左傳》自唐代開始全麵進入文學的領域，蕭穎士、元結、韓愈、柳宗元等人，都有不少關於《左傳》文學的論述（前文論之已詳），至宋代，這種情況就更為普遍。此時人們對《左傳》文學藝①楊新勳的博士論文《宋代疑經研究》對宋代的疑經問題有係統的論述。他在《提要》中說：“疑經是指對儒家經籍作者和文本的真實性、合理性、完整性的懷疑，這是中國經學發展演變中出現的一種現象。疑經興起於中唐，在宋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是宋代學術一個突出的現象：參與人數眾多，涉及範圍廣泛，影響巨大，和宋代學術文化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北大學位論文２００３年）②如下幾點值得我們思考：（一）或者可以以韓愈古文為例，比較唐代文壇與左傳的關係？（二）左傳的傳習過程中的關注文采的例證與左傳敘事的最終接受，左傳文學與經學的矛盾狀態一直存在。在研讀者尤其的明顯。從劉歆、李育、王接、杜預，到啖助、劉知幾，以及韓柳諸人，再到蘇轍到桐城諸人等，都是在經學與文學之間迂回。這種心態很值得玩味。
～２２４～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術關注的頻率更高，而且正麵肯定的取向也越來越多。除了像唐人一樣對《左傳》文章的高妙技法熱衷引述外，宋人對它的文學接受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式，即《左傳》的內容開始被當成了寫作科場時文的依托，同時《左傳》的部分章節甚至還首度被選入文章範本，這些新現象的出現標誌著人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呂祖謙直接從《左傳》中取材，作《東萊博議》為士子科場示法，已開始關注該書的文學成就。其後真德秀編輯《文章正宗》，首次大量選錄《左傳》文章。該書雖然不以衡文為宗旨，但與傳統的詁經方式大不相同，書中很多論述涉及到《左傳》的章法文風。此後文家選本大都采錄《左傳》之文，並以為文章淵藪。《東萊博議》和《文章正宗》無疑是《左傳》文學接受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環節，它們一則以史論而兼文評，一則以選文而通規範，進一步拓寬了人們對《左傳》文學接受的領域，也大大縮短了《左傳》與文學之間的距離。
呂祖謙（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字伯恭，婺州金華人（今屬浙江）。孝宗隆興元年進士，曆太學博士、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官。曾主講於金華麗澤書院，創建了浙東婺學，或稱呂學，世稱東萊先生。
其學融會朱陸，廣采博取，於性理之外繼承了其“中原文獻”之學的家風，通經以致用。他是理學家又是當時著名的文章家。呂氏非常喜歡曆史，嚐雲：“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複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春秋左傳續說·綱領》）①他於《左傳》用功尤勤，留下了很多相關的著作，如《東萊博議》、《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傳續說》等，都是傳世名作，其中以對後世文章寫作影響的程度而言，當首推①［宋］呂祖謙：《春秋左傳續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２２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東萊博議》。
《東萊博議》又稱《東萊左氏博議》、《左氏博議》，共二十五卷，一百六十八篇。最流行的是四卷本，收文八十六篇。該書並非評點《左傳》，而是以《左傳》為依托的評論之作。其《自序》雲：“《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賦之作也。”“讀餘語隙，波及課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漫就編帙。”朱字綠曰：“博議之文，為課試而作，故於時文為近。”張明德也說：“……仁義二者豈真迂闊哉，樹議森嚴，真堂堂正正之師，懸之國門，可以辟易萬人，豈獨為幼學楷模。”（《用兵》）大體上此書的體式近於時文，但他縱論春秋史事，有不少精辟見解，文采流動，又不可僅以時文目之。可以說是呂祖謙以辭章的形式來傳達自己對《左傳》的理解，當然主要是史學層麵的。
《東萊博議》與《古文關鍵》一樣，都是出於學子學習寫作的需要，兩書一為實踐範例，一為理論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補。俞樾描述清末學子取二書相互資證的情形說：“天子深念時文取士之弊，下明詔廢時文，改以策論取士，甚盛舉也。於是縫掖之士無不思為古文，而苦於不得其途徑，則爭取《東萊博議》而讀之。……讀《東萊博議》者，必宜兼讀東萊先生《古文關鍵》矣。”（《古文關鍵跋》）①《古文關鍵》純是關注文章的技法。評點中不單毫無理學味，也不太關心文章的內容。《四庫提要》雲：“祖謙此書實為論文而作，不關講學。”吳承學先生認為：“呂祖謙《古文關鍵》標誌著南宋文學批評的一種新風氣：從寫作實用的角度，重在分析文章的結構形式、用筆，而基本不涉及其內容，這在文以載道、文以明道風氣為學術主流的宋代文壇，確是非常值①［宋］呂祖謙：《東萊博議》，光緒江蘇書局重刻本，北大館藏。
～２２６～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得注意的，特別是呂祖謙本為理學家，卻開創了一種純形式的批評，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宋代理學家與文學的關係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考察。”①這對我們分析後麵《左傳》評點諸家，也很有借鑒作用。
呂祖謙持論好言“天”、“理”。卷一《詹父以王師伐虢》：“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恃名者也。”卷一《晉封曲沃曲沃並晉》：“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為也。……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者，乃有國者之所恃也。”卷二《王賜虢公晉侯玉馬》：“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嚐以名分餘人君，天特寄人君俾守之耳。”卷三《梁亡》：“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嚐須臾離也。”卷四《穆伯襄仲》：“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或言“禮義”、“王道”。如卷二《齊寺人貂之漏師》：“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卷二《齊侯救邢封衛》：“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卷三《成風請封須句》：“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以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君子益為之歎息焉。”他主張反觀內照，如卷二《鬻拳兵諫》：“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卷二《鄧三甥請殺楚子》：“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天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四鄰。卷二《卜筮》：“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耳。”卷二《妖祥》：“心之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不導其君以心製物，而反以物製心，是以外製內也。”卷①吳承學：《現存評點第一書》，載章培恒、王靖宇《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２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三《隨伐楚》：“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卷三《魯卑邾不為備》：“僖公不以己為己，而以魯為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卷三《賦詩》：“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殘簡，呻吟諷誦，越宿已有遺落，至於途歌裏詠，偶入吾耳，雖終身而不忘，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況可以力求之乎？一涉乎求，雖有見，非其正矣。”《四庫提要》隻是考辨了該書成書時間與書版卷冊，對其內容並未作評論，但在《春秋左氏傳說》之《提要》中則對此書有所及，言語之中頗多肯定，其雲：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即是編。
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為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為詳盡。
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其極為詳博，然遣辭命意，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紀》，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奸狡處，皆說得羞愧殺人”雲雲。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
非謂巧於馳辨，至或顛倒是非也。
《東萊博議》對於後世《左傳》研究的影響，除了它文學觀念外，更重要的還在於開啟了後人批評褒貶《左傳》的風氣。呂氏～２２８～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在書中對左氏的識見頗多譏評，如“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卷二《妖祥》）“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尚忍隨其後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卷二《楚滅弦黃》）“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善敗由己之理乎？”（卷三《隨伐楚》）“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卷三《魯饑而不害》）“吾意狼銪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卷四《狼銪死秦師》）“吾益知左氏之誤也。”（卷四《宋華耦辭宴》）呂祖謙的這種態度雖然是延續了宋人好懷疑的傳統，但也開啟了明代學人對於傳統經典肆意指摘的風氣。
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字景元，建寧浦城（今屬福建）人。南宋慶元五年（１１９９）進士，繼中博學鴻辭科，曆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翰林學士知製誥、參知政事。他是朱熹的再傳弟子，在慶元至嘉定的二十多年間，理學長期受到禁錮或壓抑，他獨彰明理學，甚有功績。《宋史·真德秀傳》雲：“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真德秀是南宋的理學名家，他的文論重道而輕文，帶有很濃厚的理學色彩。《文章正宗》即是他不滿於前人在選擇文章時缺乏中正，他在卷首的《綱目》中說：正宗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眾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淹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
繇今砥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
正是因為前人有所不足，所以他覺得自己有重新編選曆代文章的必要。
該書敘事類中所錄《左傳》文段如下：左氏敘隱桓嫡庶本末、敘鄭莊公叔段本末、敘秦晉相失本末、敘齊晉靡笄之戰、敘申公～２２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巫臣教吳叛楚、敘晉楚鄢陵之戰、敘晉人弑厲公、敘晉悼公複霸、敘宋樂喜備火政、敘向戌合晉楚之成、敘吳公子請觀周樂、敘子產從政、敘中行穆子敗狄、敘晏子辭室、敘楚靈王之敗、敘子產火政。真氏對《左傳》選文僅作簡單注釋，在文末或有簡短按語，如楚屈完對齊侯，文中夾注。真氏論文多從義理人心入手，如敘鄭莊公叔段本末，注雲：“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觀。……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也。然莊公此等技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敘秦晉相失本末，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真德秀論文主張“窮理而致用”。他說：“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綱目》）這種經世致用的觀念貫穿於他選文的各個部分。“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也矣。”（辭命）“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為準的，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議論）“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若夫有誌於史，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敘事）“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為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詩賦）（《綱目》）在真德秀看來，文章雖然有別於傳統之學，但在宗旨追求上與傳統之學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所以窮理而致用也”，因此“道”、“理”才是衡量文章高下的唯一標準。
真德秀不僅僅論道，也有對於《左傳》文法的關注，他好以“峻潔”、“簡約”等語評文。如敘晉人弑厲公，他說：“以二書參，然後知傳文之峻潔也。”論管仲之責楚罪以辨其王霸之別，文末～２３０～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按曰：“屈完之對才數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陳芋尹蓋對吳子，他按曰：“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以服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晉平公……可謂善與賓客言者矣。
以其僅數語，故不錄，他仿此。”這與他以致用為標準選文有很大關係。遵循這個標準，至少產生了如下的兩個後果，一是對於那些不“明義理切世用”的文章，則是“辭雖工亦不錄”；二是四大類的文章選錄比例嚴重不均，議論等具有實用價值的文章占據了絕大的部分。這類文章原本就較少文采，而以簡練見長。
他還非常欣賞《左傳》行文中沐浴王道聖教的從容風致。如辭命於《左傳》選文之末雲：“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凡三十七事。”注引呂祖謙語：“東萊呂舍人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亦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謀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比也。”這些評語雖然近於文學，但卻處處透露出他的經世思想，與他的理學旨趣是完全一致的。
《文章正宗》是最早選《左傳》篇章入文集的。《四庫提要》雲：“案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為後來坊刻古文之例。”該書對後代的影響很大，如明代汪道昆的《春秋左傳節文》在評點形式上完全取法《文章正宗》，汪氏在《春秋左傳節文引》中就說：“不佞誦法《左氏》亦既有季，季始及衰不遑卒業，乃撮居常所膾炙者省為節文。蓋存者五之三，裒者二。大較以經統傳，故惟因傳引經，義取斷章，即離經勿恤矣。三體則取諸真氏，諸品則仿畫史①以為差，其法則不佞竊取之。”②（《四庫存目》①中國古代論畫有逸、神、妙、能四等，見北宋黃休複《益州名畫錄》。
②［明］汪道昆：《春秋左傳節文》十五卷，萬曆五年刻本，共１函１０冊，北大館藏。
～２３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中錄有一評點《左傳》的本子，名為《春秋左傳節文》①，舊題著者為歐陽修，四庫館臣已有懷疑其偽，但沒有確定其真實作者，我們以為它實則是明代汪道昆的作品。）明代吳訥《文章辨體》也受到了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影響。其《凡例》稱：“獨《文章正宗》義例精密，其類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古今文辭，固無出此四類之外者。”《四庫提要》也說：“（《文章辨體》）是編采輯前代至明初詩文，分體編錄，各為之說。內集凡四十九體，大旨以真德秀《文章正宗》為藍本；外集凡五體，則皆駢偶之詞也。”（卷一九一，集部總集類存目一）當然，《文章正宗》更主要的貢獻，還在於它開了後世文家選《左傳》入文集的先河。
餘論《左傳》文學化之文化背景以上我們簡單地梳理了自漢至宋人們對《左傳》的接受經曆了從經學向史學、文學轉變的過程，其中原因大體可歸納如下：（一）從漢代而下經學地位的由盛轉衰，經典獨尊地位的打破，使人們能夠或者說是敢於從文學的角度來觀照《左傳》。這裏又有肯定和否定兩種不同的類型：肯定者如《文心雕龍》，將《左傳》歸入到儒家經典，並將它視為文章的重要源頭和資料來源；否定者如何休，將《左傳》的文學特征作為攻擊其經傳身份的重要手段，為此他們不斷地進行渲染，雖然都是負麵的聲音，但客觀上也宣傳了《左傳》的文學成就。
①《春秋左傳節文》十五卷，不署撰者，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四庫存目春秋經１１６冊。
～２３２～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二）經典的文學化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左傳》並非特例，整個經學經典都有過類似的經曆，隻不過在程度上有所差異，而這種差異取決於各自所包含的文學成分的多寡。《左傳》敘事的表達形式，使它較之其他諸經有著更多的優勢。畢竟無論是經學的屬辭比事，還是曆史的敘事討論，《左傳》都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距離很近。敘事是《左傳》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它被後人文學化解讀的最根本原因（三）史學、文學發展繁榮對《左傳》文學化的影響。經典的文學化固然與其自身的文學素質有密切的關係，但它的文學功能的最終實現卻離不開具體的背景，而中國先秦經典的文學化進程是伴隨著史學、文學的發展繁榮的，易言之，《左傳》的文學化是在史學和文學繁榮發展的背景下進行的，宋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和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就是鮮明的例證。
（四）中國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屬於主體的經學文化的，因此無論在思想還是技巧上，它都受到了經學的諸多影響，但我們不能因此抹殺文學的客觀獨立性，文學在曆史上也的確在某種程度上自覺了，畢竟至少在魏晉時期就有了獨立的專門作家群，文學藝術也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學自覺和繁榮的程度也在不斷推進和增強。在此背景下，《左傳》文學化的進程也在逐漸加快。①當然，經學除了向外散發影響之外，隨著地位不斷下降、文學逐漸普及，自身也受到了來自文學方麵的巨大影響。《左傳》正是如此。它在不同的時代，逐漸由子書而為經，再由經而為①如果《左傳》出現在文學還不自覺的時代，為什麼卻能達到如此高的藝術水平？這絕非妙手偶得，它的作者必定經過了嚴格的文辭訓練。文學的自覺可能很早就有，不過在早期人們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罷了。
～２３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史，進而為文。時代的更迭影響到了《左傳》角色的轉換，《左傳》地位的升降起伏，乃至於人們關注角度的變化，都同時代息息相關。時代的變化還讓原本是諸子一家之說的《左傳》，在漢代成為高高在上的經典，也同樣是時代的變化，使得它的經典地位被逐漸消解。當然文化是層層累積的，曾經存在的身份總會以某種形式被保留著，而它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日漸豐富和立體化。
《左傳》就是如此，它是多種角色的綜合體：子學、經學、史學、文學，各種成分在不同時代受到的關注程度是不同的，但我們無論是關注它的哪一個方麵，都不應該漠視其他角色的存在。這是《左傳》文學研究的文化背景，也是本文立論的基本前提。明清人對《左傳》的文學評點，就是在這樣一種交織的狀態中展開的。
～２３４～第四章《左傳》文學接受之高潮———明清《左傳》評點研究（上）《左傳》的文學接受在唐代中晚期就已經基本完成，當然我們這裏所謂的“完成”，不是指對《左傳》文學接受的終結，而是指此時人們開始正麵討論《左傳》的文學，並且在規模和數量上也遠遠超出前代。我們稱之為“基本完成”，強調的是人們對《左傳》的文學關注在這個時代所出現的一些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是在中晚唐疑經運動之後，《左傳》作為《春秋》經解的地位發生了動搖，因而其經學影響相對鬆動的背景下出現的。《左傳》經學、史學、文學的區分在宋元時代進一步擴大，到明清時期，《左傳》的文學自主意識更強，因而其影響範圍更廣，對於當時文壇的影響程度也更為深入。明清許多評論家在點評小說、戲曲時候，均將《左傳》作為效法的重要典範。讀《三國》勝讀《列國誌》。夫《左傳》、《國語》誠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經而立傳，經既逐段各自成文，傳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聯屬也……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誌》之上。（毛宗崗《讀三國誌法》）～２３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讀《金瓶梅》當看其結穴，關鎖照應處，子弟會得，才許他左、國、莊、騷、史、子也。（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詞令之妙，首推《左》《國》，其中靈婉輕快，不著一語呆笨。《聊齋》吐屬，錦心繡口，佳處難盡言，如《邵女篇》媒媼之言，《司文郎篇》宋生之言，其他所在多有，不能一一詳也。（馮鎮巒《讀聊齋雜說》）《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張新之《紅樓夢讀法》）餘讀《左氏》見鄭莊，讀《後漢》見魏武，謂古之大奸巨滑惟此為最。今讀《石頭記》又見鳳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剛，占步高，留步寬，殺得死，救得活。天生這等人喪元氣不少。（正本六十六回）（脂胭齋《石頭記讀法》）①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脄藻、立意遣詞①以上材料均引自丁錫根的《中國曆代小說序跋集》，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版。
～２３６～第四章《左傳》文學接受之高潮———明清《左傳》評點研究（上）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一一讀而繹之：……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石頭記》戚蓼生序）舊紅學家們在評點曹雪芹對人物的具體描寫時，也時時牽引《左傳》作為參照。如四十六回，張新之批曰：“一語能解八麵圍，匪夷所思，左氏得意文章也。”九十七回末，大某山民（姚燮）評曰：“黛玉說‘那裏就死’一語，傷心至此，‘愛吾者祝吾’，奚弗讀左氏書！”在明清人對其他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的點評中，我們也常常能看到類似的評語。
很顯然，人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的欣賞，已經成為明清時期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當然，上述文人的這種比附，有小說家哄抬身價自我宣傳的因素，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明清評點章回小說，動以“盲左”、“腐遷”筆法相許，學士哂之。哂之誠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聲價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頗悟正史、稗史之匠意經營，同貫共規，泯町畦而通騎驛，則亦何可厚非哉！①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種外在的評價一旦成為人們的共識，就會成為一種重要的輿論導向，也必然會影響到小說家的具體寫作行為，成為他們效法的方向，其意義不可輕視。雖然此時《左傳》的文學影響力，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我們以為這①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６５頁。
～２３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隻是範圍上的擴大，以及程度上的加深，並沒有本質上的突變，因此意義並不是很大，本文對此不擬討論。
我們以為，在明清時期標誌著《左傳》文學接受獲得突破性進展的，是《左傳》文學評點的大量出現。正是評點讓《左傳》成為被文學品評的對象，使得一直處於文學外圍的《左傳》開始真正步入文學的中心，這在《左傳》的文學接受史上是空前的。《左傳》評點是明清《左傳》文學接受中最突出的代表，它的出現有著裏程碑式的意義。本章擬通過對《左傳》評點的討論，來透視《左傳》在明清時期的文學接受狀況。擬以明清諸家評點為主體，輔之以宋、元諸家的《左傳》文學研究，從原因、流派等方麵，對《左傳》評點進行梳理。（因為桐城派的《左傳》評點數量多且成績十分突出，另分專章討論。）第一節《左傳》文學評點的淵源與內涵所謂評點，包括評和點兩部分。評，指評語，是對整個作品、或作品某一部分、或某些文句而發的；點，主要是符號標記，大致有點、長點（連點）、短點（如兩點）、單圈、長圈（連圈）、短圈（如雙圈）、套圈、三角、抹（長豎線）、長虛抹、短虛抹、撇（短豎線）、截（短橫線）等。①符號有時還有不同的顏色。評和點可單行，但多同時使用。②曆來關於評點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其起源和出現時①《宋真德秀批點法》、《大明唐順之批點法》對此有細致的功能介紹。見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６２年８月版，第９６—９７頁。
②王濟民：《中國古代文論陳述》，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２頁。
～２３８～第四章《左傳》文學接受之高潮———明清《左傳》評點研究（上）間兩個方麵。
關於評點之起源，譚帆先生認為：“小說評點得以在形式上成熟，其形式源於三方麵的因素，即注釋、史著之體例和文心之選評。”①孫琴安總結其來源，一為訓詁學，一為曆史學。②張伯偉則從古人的章句之學、文論、科舉、評唱等四個方麵來概括，他說：“章句提供了符號和格式的借鑒，前人論文的演變決定了評點的重心，科舉激發了評點的產生，評唱樹立了寫作的樣板。”吳承學認為：“文學評點形式是在多種學術因素的作用之下形成的。這主要有古代的經學、訓詁句讀之學、詩文選本注本、詩話等形式的綜合影響。”③在評點出現的時間上，學界的觀點也大體近似。張伯偉先生認為：“考文學評點之成立，實始於南宋。但評點法的形成，卻當溯源至前代。評點之意，包括‘評’和‘點’兩端，又與所評的文本聯係在一起，宋人合而為一，遂成為一種文學批評的樣式。自南宋以降，評點流行於世，甚至無書不施評點，更有其廣泛的社會曆史原因。”④譚帆先生也說：“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評點乃是從南宋開始的，尤其是古文評點，在體式和功能上都奠定了後世文學評點的基本格局。”“宋以來，評點一直在詩文領域有較大發展，明中葉以後，此風複熾，唐順之、茅坤評點唐宋八大家，楊慎選評《風》、《雅》，鍾惺、譚元春編撰《古詩歸》、《唐詩歸》，與此同①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版，第７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