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劉成榮南京大學出版社書圖書在版編目（犆犐犘）數據《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劉成榮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１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２４３７Ⅰ．①左…Ⅱ．①劉…Ⅲ．①中國曆史春秋時代編年體②《左傳》研究Ⅳ．①Ｋ２２５．０４中國版本圖書館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１４）第２６３６４２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榮書名《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著者劉成榮責任編輯史娉王抗戰編輯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６９９７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刷揚州市江揚印務有限公司開本８８０×１２３０１／３２印張１２．５字數３１３千版次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第１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２４３７定價３６．００元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號：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銷售谘詢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本書為２０１２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１２ＹＪＣ７５１０５１）成果本書出版獲得南京審計學院文學院學科建設經費資助序劉成榮博士的《〈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一書將要出版，以其曾就學於北大，期間與筆者常有商略之雅，馳書索序，義不容辭。故就文學接受與傳播、《左傳》在文學史上的接受與傳播問題，以及劉博士此書的成就，略陳蕪詞，以當?引。
一文學的接受與傳播，是文學史的基本事實，是構成文學史的基本係鏈之一。所以關於文學史研究中運用接受與傳播的研究方法，不是需要與不需要的問題，而是如何進行的問題。
文學接受是一個極其龐大而又複雜的事實。我們怎麼概括接受的事實，或者說怎麼確定文學接受的單元呢？大概還是依照傳統的文學研究或文學史研究的單元，比如一個作品的接受問題，一個作家的接受問題，一個時代或一個流派的接受問題。
這裏麵都有一個隱與顯的問題。有些接受是比較隱蔽的，比如就作家來說，杜詩的集大成，就是一個比較隱性的接受事實；有些接受是比較顯性，如一些具體的作品方麵，比如擬樂府對樂府～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古辭的接受，可以說是比較顯性的；還有一些具體作品的接受，比如李白的《玉階怨》，以謝緿的《玉階怨》為重要的參照品，也是比較顯性。大體上講，主題與題材等方麵的接受，比較顯性；而創作方法、藝術風格與審美趣味等方麵的接受，則比較隱性。從創作方法上看，用擬古方式創作的作品，當然在接受事實方麵比較顯性，而其他方法如集大成法創作的，就比較隱性。文學接受研究的難處在於隱性接受的闡述，其最具價值的方麵，也在於隱性接受事實的揭示。在古人那裏，對於這樣一種隱性的接受現象，隻要感覺到它，也有描述的方法。如元稹論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獨專矣。（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秦觀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如杜子美之於詩，實積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邁；陶潛、阮籍之詩，長於衝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邁之氣，包衝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韓愈論》）從方法論上，這種概括是帶有很強的主觀性，是一種審美判斷，也是一種綜合判斷式的論述，但我認為是比較有效的。《左傳》在文學史發生影響，如其對唐宋古文的影響、桐城派古文的影響，以及對後世史家、小說家的影響，也多是屬於隱性的事實。如何揭示存在於文學上的《左傳》的巨大影響，是一項頗具難度的研究工作。
文學傳播的研究方法在文學史研究方麵的價值也很大。相較文學接受的研究方法，文學傳播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更為新穎的研究方法。文學傳播有一個演變、發展的曆史。傳播涉及傳播媒體（金石、竹帛、紙張、印刷等）和傳播方式（口頭傳播、書～２～序麵傳播等）這些東西，明顯有一個發展與演變的曆史。比如詩歌的傳播，有口頭傳播與書麵傳播的不同，歌謠主要是口頭傳播，詩歌則主要借助音樂傳播，而文人詩歌主要是書麵傳播。傳播媒體與傳播方式決定著文學史的生成狀態，關係著文學的性質、功能的轉變。傳播與接受是聯係在一起的，一個作品在其傳播過程中，發生著接受的事實。
就目前來說，文學傳播的研究，所要做的工作，應該側重於史的方麵，即運用得當的方法，深入地研究各時期文學傳播狀況。在文學傳播研究中，比較關鍵的問題，就是傳播與創作的關係。傳播媒體與傳播方式直接影響到創作。比如詩歌，在歌謠與樂章詩歌的階段，其修辭藝術是有局限，到書麵傳播的文人詩寫作階段，修辭藝術就有了很大的發展。就《左傳》的傳播曆史來說，自然涉及《左傳》在各時期經典性質與歸屬，曆代對《左傳》的批評與研究，以及《左傳》一書的成書、寫本、版本等傳播曆史，等等。
二在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中，儒家經典的傳播與接受，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接受史中最重要的課題。五經雖然出於王官之學，但在孔子整理後的兩千多年，都是作為儒家經典而存在的。“經”並非文體之名，而是依據特定的價值評價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典籍群之名。這個價值評價就是“經”本身宣示的意義，即經是通過事與文來體現道的，是載道或明道之文。判斷一個作品是否屬於“經”，並非根據其文體與文章功能，而是根據其中的全部或大部分的內容，是否指向“道”與“理”。中國古代的儒者，堅信“六經”的全體，都是指向道與理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這個“道”就寄寓於經中。屬於“經”的這個典籍群，是由各種各樣的文體形式所構成的，其文章功能都不一樣，如《易經》是占卜之辭，《詩經》是詩歌之體，《尚書》是文誥之體，《春秋》為編年史之體，《禮記》為載禮、議禮之文。但是它們後來被集中在“經”這樣一個名目下，並且凝固幾千年不被打散。後來隨著“經”的範圍的擴大，其文體的形式更是層出不窮。單就儒家經典的發展來看，經的典籍群，不是收縮，而是不斷擴大。六經之後，有“九經”、“十三經”之目。儒家經典之外，佛教、道教等諸教派，乃至百工雜技，也都形成自己的經典體係。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三篇，對“經”書的體係的形成問題，有很透徹的解釋。這個擁有各種不同的文體與各自的文章功能的儒家經典的典籍，在後世各種載道、紀事、修辭的文體充分發展之後，沒有被打散歸入其各自對應的分類之中，如將《詩經》完全歸入詩歌類、《春秋》與《春秋左傳》完全歸入史書類，等等。而是仍然保持其獨立的典籍群的地位，並且被作為後世層出不窮的各種文體與文章的經典。後世的文章與文體的關係，沒有將這些經典歸入到自己的範疇，而是將自己分別歸入到各種經典的範疇。即以文學而言，漢魏到唐、宋、元、明，文體層出不窮，產生了好多的文體係統，但是這些係統在它們進入各自自覺發展的階段後，都會自覺地歸向經典，從那裏尋找自己的淵源與典範。史學、哲學方麵更是如此。一直到近現代西方的各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入中國，仍然有像馬一浮這樣的新儒家，試圖將之歸入六藝的範疇。
進入現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即人們開始用現代的學術範疇來分解這些經典，將其中的局部分別歸於哲學、政治學、曆史學、文學、社會學等範疇，各種用現代的學術體係重新歸納、研究儒家經典的著述陸續出現。而研究經典也就有史學、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等種種不同的領域區分。這種用西～４～序方引進的學術範疇來區分、研究經典的格義活動大概是從孫詒讓、劉師培他們開始的。這可能是“經”典被解構的開始。在文學的研究方麵，這些經典當然又被分別納入散文、詩歌及純文學、雜文學等不同的範疇之中。“經”的被解構，其實是“經”原本所具有的載道、明道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判斷係統被解構，也就是經不再被視為經。這當然是現代學術相對於古代學術的一個巨變。經被分別納入史學、文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種種現代學術體係中去認識。從表麵上看來，好像是一種回歸其本位，實際上原有價值體係被解構。在這種情況下，經典的接受傳播與接受，自然被納入經學傳播與接受、史學傳播與接受、文學的傳統與接受這樣一些線條中去了。在這種古今學術係統與觀念的巨大變化中，我們如何研究上述的經典傳播與接受的課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也是一種高難度的學術挑戰。個人以為，應該盡可能回歸古代的學術中，在充分認識到“經”之原義及其與史學、文學、哲學等之複雜關係的前提下，盡量完整地呈現經典在古代兩千多年中接受與傳播的事實。在這一類的學術研究中，古人所說的義理、辭章、考據三項功夫，無疑都要發揮到盡致，方能做出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成果。
三《左傳》一書，以現代的學術分野來看，實具有經學、史學、文學三種重要性質，它的接受曆史也同樣是跨有經學史、史學史、文學史三個領域。劉成榮的這部專著，就是選擇《左傳》接受史中的文學史部分來進行研究。作者認為，《左傳》之所以被後世的作家、批評家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來接受，首先在於它自身所具備的文學性。誠然，前人對《左傳》的文學價值與藝術特點等進～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行評論，已經有不少的結論。但本書在這方麵試圖另辟蹊徑，探討《左傳》原本具有的文學性的生成機製。這的確是曆來較少正麵探討的。要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對《左傳》的成書與創作狀況進行研究，這裏涉及曆來聚訟紛紜的《左傳》成書問題。
《左傳》的成書，無疑是潛有某種群體創作的事實，也就是左丘明是依據前麵已有的文獻與史載而成書的。徐朔方先生說，多部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為“世代累積型創作”，①《左傳》的成書似乎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群體創作的原始機製，或許是使它成為一種文學經典的重要原因。文學史上一些原生型經典，如《詩經》、漢樂府，乃至早期的小說、戲曲，多是群體性創作的成果。所謂群體的創作，或說世代累積型地生成，對於一個文學經典來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大量的口傳基礎上的創作，這就是《左傳》出於瞽史之說的所依據的學理。這種學說的流行，當然也與現代學者對於通俗藝術的重視有關係。另一種是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的創作，這在史部著作的著述中，更具典型性。本書作者強調《左傳》的文獻基礎的重要性，研究了《左傳》與《春秋事語》的關係。而對於《左傳》出於瞽史的說法則有較多質疑。當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還可以繼續探討。
相對第一章的難以遽成定論，本書的第二章對於《左傳》幾種文學特性，如《左傳》中最有特點的辭命藝術、左氏浮誇的特點、《左傳》的小題材敘述功能等的研究，則是更具新意的觀點，也闡述得比較深入。如關於行人辭令與《左傳》文學特點關係這一部分中，作者先是從先秦時期的史與文的關係，指出先秦時期的史即有“文”的內涵。這其實是解釋《左傳》乃至中國古代其他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的史學名著的文學性生成的重要視點。中①詳見徐朔方、孫秋克《明代文學史》，浙江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序國古代的史與文，具有一種同源而分流的關係。在先秦時代，史與文還是合在一起的。對於行人製度及辭命體裁在生成《左傳》文學性方麵的作用的研究，作者的探討是相當深入的。作者認為，春秋辭命是《左傳》文學經典性生成的原因之一。辭命作為一種古老的外交性、交際性的修辭藝術在戰國以後衰落。據筆者來看，所謂經典，其實有兩種性質：一是其具有為後世所效仿、學習的一係列的藝術價值方麵的表現；二是這種藝術價值，由於其特定的生成機製，事實上是後世的效法者所不能完全複現的，即經典是不可複製的①。《左傳》之所以成為文學經典，無疑有其原初性的生成機製，而這種生成機製實為後來學習《左傳》者所不具備。本書中揭示的辭命藝術的衰落，實已窺見生成《左傳》文學方麵經典價值的一種機製。作者還由此角度來探討《左傳》與《國語》之同，及其與《戰國策》之異，還將這辭命藝術與《春秋》時代的貴族文化聯係起來。他認為，前人所說的《左傳》文章中的“聖人餘澤”，“更可能的原因在於春秋時期畢竟還是貴族主政，官學還沒有私化，文化還隻是在很小的範圍內傳播。這時候提筆為文的，以及活動於曆史舞台上的人物，主要還是那些壟斷著文化的貴族，並非如後來戰國那樣人員雜亂。流蕩在《左傳》中的那股從容不迫的優雅文氣，正是在貴族文化長期浸染下的產物。”應該說，這裏所提出的問題是比較重要的，探討空間還是很大的。本書中對《左傳》中的“君子曰”的研究也是比較深入的，也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君子曰”是一種議論文學，《左傳》中存在著一種相對恒定的價值體係，這可能正是其成為經典的基本條件。但是經過作者的研究，我們發現，“君子曰”這個《左傳》①詳見錢誌熙《樂府古辭的經典價值———魏晉至唐代文人樂府詩的發展》，《文學評論》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行文、議論方式，其實也是春秋時代流行的一種表達方式。與後世一般的議論不同，“君子曰”與上述的辭命一樣，其實也可視為春秋時代特有的一種修辭方式。另外，在對“左氏浮誇”、《左傳》與先秦敘事藝術的研究，本書也多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力破餘地，作出了一些新解釋。
本書的主體部分，當然是對從漢到明清時期《左傳》被作為文學作品來接受的曆史過程的研究。這其實是一個極大的課題，要放在整個的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中把握，至少也要放在散文史與散文的理論批評史中去探討。在具體的散文發展曆史中，後世文家對《左傳》接受與傳播究竟是怎樣展開的，這在本書中並沒有很多正麵的研究。本書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左傳》的文學批評史上的。其中提出了幾個比較重要的看法：一是《左傳》在漢代的著作性質評價，有一個從子向經的變化。作者認為：“《左傳》在漢代確立經學地位的過程，也就是《左傳》文學不斷自覺的過程，而且《左傳》的經典化又是它文學接受發生的一個重要前提。”這個觀點是符合事實的。不僅是《左傳》，其他儒家經典也一樣，其文學方麵經典價值的確立，都是以其經學地位的確立為前提的。所以，經學接受與文學接受，常是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在具體的接受方式與角度，文學接受與經學接受之間又存在著本質的差別，甚至是存在著矛盾。儒家經典文學接受的充分發生，往往是相對脫離了經學的話語方式之後才出現的。所以在《左傳》文學接受史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當《左傳》經學地位有所下降時，恰恰是其文學地位上升、其作為文學作品的身份得到更多關注的時候。本書提出的具體看法，就是中晚唐時期《春秋》學格局《左傳》解經身份的被質疑，導致了其文學身份的凸現。在這樣的認識下，本書重新論述了唐宋古文家對《左傳》的文學接受，從唐宋古文家與《左傳》的複雜關係尋找一條葛～８～序藤。作者甚至提出這樣的看法，作為《左傳》文學接受的高峰的明清時期《左傳》評點學的興盛，“總體上還是延續唐宋以來疑經傳統，是《左傳》經學地位持續衰落的必然產物”。通過這樣的梳理，本書建構了一個《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曆史的基本脈絡：《左傳》在從子向經的發展中，奠定了其文學經典的地位；又在魏晉的文學思潮所造成的經、史、文分離中，加強了其文學接受的一方麵；而後在唐宋疑經運動中，經學地位下降，文學性質進一步明確；明清盛行的《左傳》評點，則是其文學接受的充分實現。
當然，作者對於明清時期《左傳》評點學興盛的當代性背景如科舉製度、小說戲曲評點的流行、心學的影響等，也都做了比較深入的論述。
應該說，本書用力最勤的部分，還是對自宋到明清的《左傳》評點著作的介紹與研究。從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到吳生的《左傳微》，涉及的有關《左傳》評點著作四十餘種。可以說是首次對宋元迄明清的《左傳》文學評點作出係統的研究，初步建構起來《左傳》評點史的敘述體係，為該課題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礎。如將明清時期的《左傳》評點區分為“經世致用”、“複古背景”、“心性風尚”、“文學自覺”幾大類，這是從其學術的背景與思想體係來看。又從其評點的若幹重要範疇出發，分為“論兵”、“義法”、“情韻”、“微言”等幾類，這是通過評點著作的各自的宗旨來區分的。就專書的研究來講，其對《左繡》、《左傳快評》、《春秋義法舉要》、《左傳擷華》、《左傳微》等書的研究，達到了相當的深度，且多有前人未及之處。
《左傳》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毋庸置疑，在如何研究《左傳》經典地位的形成與其傳播、接受過程方麵，本書在比較充分地尊重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的是非利鈍，讀者可以作自由的判斷。筆者因為比較熟悉作者的～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整個研究過程，盡量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上述介紹，也隻是代表筆者個人的看法。
劉成榮博士為人誠懇，悃?無華，在學業上勤勉精進，心無旁騖。我近來越來越覺得，學術之事，立誌最為重要。一個人要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就要立一番誌向。古來未有不立誌而成大事者，亦未有不立誌而能成大著述者。《左傳》的文學研究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期待作者對《左傳》的文學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左傳》與整個文學史、批評史的關係，做出更係統的、更具獨創性的闡述，在不久的將來，撰寫出更加成熟的《左傳》學著作，是所望也！
東甌錢誌熙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撰於京寓～１０～目錄引言……………………………………………………………１第一章《左傳》著述性質及成書過程之考察………………１５第一節《左傳》瞽史口傳說質疑………………………１９第二節《春秋事語》與《左傳》成書背景之考察………４１第三節“君子曰”與《左傳》的評價體係………………５６第四節群體創作與《左傳》的文學經典化……………８０餘論《左傳》成書的爭議與結論……………………８７第二章《左傳》的敘事與文學接受之根源…………………９２第一節《左傳》行人辭令的生成機製與美學特征……９４第二節先秦敘事的共性與“左氏浮誇”………………１１１第三節編年體的敘事限製與《左傳》的時間突破……１３４第四節《左傳》小題材的敘述功能與文化背景………１４６餘論敘事背景下的《左傳》文學歸宿………………１５９～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第三章《左傳》文學接受之發生與發展……………………１６２第一節《左傳》的經典化與其文學接受之發生………１６３第二節經、史、文的分離：《左傳》文學接受之轉機…………………………………………………１８８第三節疑經、古文：《左傳》文學接受之基本實現……２０５第四節論史與選文：《左傳》文學接受之進一步發展…………………………………………………２２４餘論《左傳》文學化之文化背景……………………２３２第四章《左傳》文學接受之高潮———明清《左傳》評點研究（上）………………………………………………………２３５第一節《左傳》文學評點的淵源與內涵………………２３８第二節明清《左傳》文學評點興盛之原因……………２４５第三節明清《左傳》文學評點之流變…………………２５３第五章《左傳》文學接受之高潮———明清《左傳》評點研究（中）………………………………………………………２６０第一節經世致用下的《左傳》評點……………………２６０第二節複古背景下的《左傳》評點……………………２７４第三節心性風尚下的《左傳》評點……………………２８９第四節文學自覺下的《左傳》評點……………………２９９餘論《左傳》文學評點立場的差異…………………３０７第六章《左傳》文學接受之高潮———明清《左傳》評點研究（下）………………………………………………………３１３第一節“論兵”與《左傳評》……………………………３１９第二節“義法”與《春秋左傳義法舉要》………………３２９～２～目錄第三節“情韻”與《左傳擷華》…………………………３３７第四節“微言”與《左傳微》……………………………３４５餘論明清《左傳》文學評點之總體特征及其評價…………………………………………………３５５結語……………………………………………………………３６３主要參考文獻…………………………………………………３６７後記……………………………………………………………３７７～３～引言一《左傳》是先秦時期的一部重要典籍，一般認為它是解釋《春秋》的作品，其史學價值和經學價值曆來為學者所重視。晉人幹寶認為：“左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宋人鄭樵也說：“《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而又喜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不過，《左傳》本身也具備很高的文學價值，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是人們對《左傳》文學價值的發現和接受，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學界對此研究還比較薄弱。縱觀《左傳》文學研究史，相關的研究還多是經學、史學、文學交錯混雜，純粹文學層麵的討論雖然在近代也開始出現，但經學、史學的視角仍是主流。２０世紀初，較早對《左傳》文學藝術加以評述的，如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①、陳柱《中國散文史》②、錢①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叢書社，１９２５年版。
②陳柱：《中國散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５月版。
～１～書《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基博《中國文學史》①等，他們對《左傳》的文學評論大體還是延續了明清以來文論家的敘述方式。如錢基博這樣評論：“《春秋》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左丘明能窺其秘，故其為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至文章之雄麗，從容委曲，詞不迫切，而意獨深至，反複低昂，辭氣鏗訇，使人精神振發，興趣悠長。”錢先生的這段論述隻是綜合了明清諸人既有的觀點，補充的新見並不多。
近三十年來，《左傳》的文學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研究者從多種角度對《左傳》的文學成就進行了歸納總結，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如孫綠怡的《〈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分別論述《左傳》的文學價值、《左傳》與古典小說民族特色的聯係，以及由《左傳》而涉及到的中西方小說起源的比較，從而揭示“史”對於中國小說發展的深遠影響。②郭丹的《左傳國策研究》則從人物、語言、戰爭等方麵，分別對之進行了詳盡的概括。③王靖宇《〈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較早地運用敘事學理論來重新闡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推進了對《左傳》的文學研究。④此後從敘事學角度進行討論的，還有如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潘萬木的《〈左傳〉敘述模式論》。前者致力於研究先秦時期訴諸各種傳播媒介的敘事形態，通過尋找敘事行為發生、成長與壯大的痕跡，以及觀察傳世典籍的貢獻與影響，達到揭示中國敘事傳統的規律與特點並勾勒其基本輪廓的目的。⑤後者則將《左傳》的敘述放置在較為宏大的曆史背景中，先分析早期經典的敘述對《左傳》的影響，①錢基博：《中國文學史》，１９３９年前國立師範學院鉛字排印本。
②孫綠怡：《〈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４月版。
③郭丹：《左傳國策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④王靖宇：《〈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⑤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２～引言然後從征引、評論、預言、人物、戰爭等不同角度總結《左傳》自身的敘述模式，也有不少的創見。①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的《管錐編》②，該書雖然采用了傳統筆記短章的形式，但作者見解新穎深刻，其中專門討論《左傳》的共有六十四則，內容涉及書法義例、音韻訓詁等多方麵，對《左傳》的文學藝術也有不少精彩的論述。上述研究者借用了中西最新的理論成果，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麵將《左傳》的文學研究大步推進，但也因所關注的領域不夠廣大而難免片麵之嫌。
當代的《左傳》文學研究中，張高評先生的成績十分突出。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方麵，先後出版了《〈左傳〉導讀》③、《〈左傳〉文章義法睱微》④、《〈左傳〉之文學價值》⑤、《〈左傳〉之文韜》⑥、《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⑦等一係列著作。他遵循中國古代文學、文論的固有傳統，對於曆代的《左傳》文學資料進行了最大努力的收集，並加以了最細密的梳理。誠如黃永武先生所說的：“張高評先生研究《左傳》，確實肯下最笨的功夫，走最艱辛的道路。他不以取巧而自喜，不獵虛聲以自惑，他要研究《左傳》的文章學，先把《春秋》三傳作廣泛的了解，然後就有關於《左傳》的曆史外緣作研究，考據是他入門的基石，再從《春秋》經文的微言大義，進而去認識《左傳》的思想背景。通過這考據與義理的①潘萬木：《〈左傳〉敘述模式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②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版。
③張高評：《〈左傳〉導讀》，台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再版。
④張高評：《〈左傳〉文章義法睱微》，台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⑤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台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⑥張高評：《〈左傳〉之文韜》，台灣麗文文化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⑦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版。
～３～《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層次，最後才凸現出所要研究的《左傳》辭章問題。”（《序》）①張先生的研究體係雖堪稱完備，但許多論述仍是點到即止，引而未發，缺憾也是顯然的。
研究《左傳》文學的單篇論文也很多。１９４９年之後討論《左傳》文學方麵的論文，較早產生影響的，有陳詠的《試談〈左傳〉的文學價值並與巴人同誌討論鄭莊公的典型性問題》②、《略說〈左傳〉創造人物形象的藝術》③，郭維森的《〈左傳〉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方法》④，曹道衡的《論〈左傳〉的人物評述和描寫》⑤，胡念貽的《論左傳》⑥等，他們擺脫了傳統以來過多關注思想的討論方式，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下重新解讀《左傳》。新時期的學者，在繼承前代的文學評論傳統之外，又引進了新的思維方法，研究視野更為開闊，收獲也更為豐富。其中比較重要的論文，如郭預衡的《〈左傳〉思想傾向和文學成就》⑦，莫礪鋒的《〈左傳〉人物描寫對史記的影響》⑧，易平的《〈左傳〉敘事體例分析》⑨等。此外，①張高評：《〈左傳〉導讀》，台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②陳詠：《試談〈左傳〉的文學價值並與巴人同誌討論鄭莊公的典型性問題》，《光明日報》，１９５５年７曰３１日。
③陳詠：《略說〈左傳〉創造人物形象的藝術》，《光明日報》，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６日。
④郭維森：《〈左傳〉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方法》，《教學與研究彙刊》，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⑤曹道衡：《論〈左傳〉的人物評述和描寫》，《光明日報》，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９日。
⑥胡念貽：《先秦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２１頁。
⑦郭預衡：《〈左傳〉思想傾向和文學成就》，《語言文學》，１９８２年第３、４期。
⑧莫礪鋒：《〈左傳〉人物描寫對史記的影響》，《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⑨易平：《〈左傳〉敘事體例分析》，《江西大學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４～引言還有如黃麗麗《〈紅樓夢〉及紅學評點與〈左傳〉》①、過常寶《〈左傳〉虛飾與史官敘事的理性自覺》②、饒恒久《先秦時期曆史檔案的口述者———瞽職守與〈國語〉〈左傳〉的講誦增飾》③、童慶炳《中國敘事文學的起點與開篇———〈左傳〉敘事藝術論略》④等，這些文章從不同層麵分析了《左傳》的文學藝術，但我們以為上述研究《左傳》的論文總體上並沒有超出上文列引著作所討論的範圍。⑤近代以來《左傳》文學研究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諸多的缺憾之處。
首先是缺乏曆史性。研究者很少從《左傳》自身複雜的曆史狀態出發來進行分析。很多的研究是直接從《左傳》成為經學或者史學經典之後開始的，將它的經典身份當成是一種基本的毋庸置疑的前提預設，而忽視了《左傳》在成為經典之前的形成與傳播時的狀態，也忽視了它的這種狀態在其文學特征的形成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不僅如此，《左傳》成為經學經典之後，它的這種經學身份的盛衰變化，對其自身文學化進程以及後人對它的文學接受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曆來學界也關注不多。
①黃麗麗：《〈紅樓夢〉及紅學評點與〈左傳〉》，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②過常寶：《〈左傳〉虛飾與史官敘事的理性自覺》，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③饒恒久：《先秦時期曆史檔案的口述者———瞽職守與〈國語〉〈左傳〉的講誦增飾》，社會科學戰線，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④童慶炳：《中國敘事文學的起點與開篇———〈左傳〉敘事藝術論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⑤以上部分內容參考了費振剛主編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常森的《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
～５～《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左傳》文學經典地位的奠定，是逐漸完成的，經曆了很長的時間。漢代之前的資料缺乏，情況不好論定。西漢時期，人們對《左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經學方麵。東漢後期經學衰落史學興起，人們對《左傳》便開始有了史學層麵的關注。在之後的幾百年間，《左傳》遊走於經學、史學、文學之間，對史學、文學的影響也漸次發生，但都是自上而下或者說是自內而外發生著影響，自身很少被直接納入到史學或文學討論的範疇。唐代以後隨著文學自身的進一步繁榮發展，《左傳》也開始以新的麵貌進入文學的視野，此時不再是零星的文學影響，而是全麵地介入。到明清時期，除了延續唐宋以來的《左傳》文學評論傳統之外，又出現了專門的文學評點著作，《左傳》從經史經典而成為被文學點評的對象，其文學影響更加普遍和直接。對於《左傳》上述文學傳播的流變史，我們也關注得不夠。
其次是缺乏係統性。學界對於《左傳》的討論，曆來就顯得很零散，研究者大多是從它的一個層麵切入，諸如人物、語言、戰爭、文法等，而尤其以對其敘事成就的討論為豐富。當然上述的研究都是很有價值的，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左傳》文學的多樣性，但這種研究因為少了係統的坐標，而使得各家的觀點帶有更多的主觀性，也造成了我們認識上的某種偏差。這種係統性的缺失，還表現在人們對《左傳》文學接受流變曆史的極少關注。《左傳》的文學化進程是逐步完成的，它是在社會發展中逐漸進入文學的視野。曆史上人們對《左傳》的態度與接受程度不盡相同，而人們對於《左傳》的態度直接影響到對《左傳》文學關注的廣度與深度，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卻很少進行相關的梳理。
再次是缺乏傳統性。這種不足體現在學界對於《左傳》文學研究傳統成果的淡漠。應該說在長期的曆史過程中，曆代學人～６～引言對於《左傳》的文學討論是很豐富的，有些也不失為係統和深刻，並且這些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又有它們相對穩定的傳承，形成了一定的體係。這些評論涉及到了《左傳》文學的各個角度層麵，而我們後來或當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隻是在重複前人工作，新見並不多。前人的優秀成果原本是我們進一步研究《左傳》文學極為寶貴的資源，然而我們現在並沒有很好地對其進行整理並加以利用，在這個方麵投入的精力無疑還是遠遠不夠的。這種係統性的缺乏與對於研究傳統的忽視，其實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的側麵。處在這樣背景下的現代《左傳》文學研究，自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二《左傳》本是經史典籍，但是在後來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卻逐漸被人們視為文學的經典，並且事實上它也在諸多方麵對文學史產生著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在明清時期《左傳》自身如同小說戲曲一樣，也被完全放置在文學的話語之中，成為文學評論家們評點的對象。為什麼此時人們對《左傳》會有這樣角度的文學關注？《左傳》是因為具有怎樣的文學特征，才被人們從漫長而複雜的經史羈絆中分離出來進行純文學層麵的討論？這種變化是明清時期一種存在經、史、子類著作的文學接受中普遍的文學行為，還是《左傳》所獨有的現象？這些都是在當前《左傳》文學研究中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同時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本書以《左傳》文學接受為中心，從如下四個層麵來展開討論。
（一）考察《左傳》的著述性質及成書過程。我們始終認為，《左傳》文學的接受演變，與它自身的性質和對其的身份認定關係密切。《左傳》在曆史上每一個新身份的出現，都會影響到人～７～《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們對它的認識態度，而這種態度變化直接關乎對其文學層麵關注的程度。《左傳》的性質很複雜，但一般人們對它的認識還隻是停留於它在漢代被官方接受而成為《春秋》經之一傳的階段，並將它的這種經傳身份作為對它展開文學討論的基本前提。這種觀點無疑是有很多缺陷的，因為他們跳過了對《左傳》在先秦時期也就是它成書時期的原始狀態的考察。王崧在論孔子的時候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一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重刻〈洙泗考信錄〉序》）①《左傳》成為經典或者說成為《春秋》經傳是在入漢之後（至少從官方的層麵來看是如此），但是它的這種經傳身份卻遠非我們考察《左傳》文學的起點。先秦時期有關《左傳》成書的資料非常缺乏，但是《左傳》自身的書寫的方式、出土文獻的旁證以及先秦時期其他作品的書寫風格，都從不同的層麵為我們透露出《左傳》成書過程中的某些原始形態。這些才是我們研究《左傳》文學的更近其原貌的起點。
（二）探尋《左傳》文學接受的根源。我們並不否認《左傳》作為漢代經學經典體係中的一種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尤其是在封建時期。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左傳》在進入經學體係之前，也即是先秦時期身份性質還不確定的狀態，這個時期是《左傳》的原創時期，也是它更為真實的初始狀態。此時的《左傳》所具有的種種特征，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它的經學外衣逐漸蛻除之後呈現出來，成為《左傳》自身向文學轉化的內在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左傳》文學的研究，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它的個性，而忽略了它的共性。在先秦時期，不同作品具有相似的書寫風格和特征，這些作為一種外在的時代背景，也對《左傳》的書①［清］崔述：《考信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４５５冊。
～８～引言寫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如先秦史書書寫的虛構性、先秦諸子敘事的譬喻風氣，還有諸子觀念表達的主體傾向等，都會影響到《左傳》的行文，而這些本身就帶有很明顯的文學色彩。易言之，《左傳》成書時所具有的種種特征，其實就是後來漢代而下的《左傳》之所以被爭議不休的內在根源，或者說後來《左傳》之所以能進入文學的領域，除了所謂的先秦時期文史哲混沌不分的解釋和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之外，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左傳》與生俱來的種種具有文學傾向的特質。《左傳》之所以在日後逐漸走進文學領域，可謂是前因早就定下了。
（三）勾勒《左傳》文學接受的演進軌跡。漢代經學的出現乃至於後來的定型與強化，使得人們對《左傳》的討論在很長的時間內，對其文學價值的關注不多。這種狀態是在漢代經學強大壓力下的表現，然而經學影響的強弱是動態的，它的消長是隨著政治的興衰而相應變化的。東漢末期今文經學在古文經學的催逼之下進一步衰敗，《左傳》隨著古文經學的興盛已經進入社會文化的主流，至此更是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然而，這畢竟是經學的盛世已去的時代，《左傳》雖然隸屬於古文經學係統，但它在此時的勝出，則多少帶有超出經學的意味，因為這並非是源於經學自身的興盛。事實上在古文經學上升的階段，史學也開始醞釀著獨立與崛起。這兩者同時出現絕非偶然。經學與史學在這裏就有了某種契合，某種相融。在這個過程中，《左傳》的地位無疑是非常突出的，它與史書不但在體例上相近，而且更多的是在文學上的相合，因為在史學興起的同時，文學也開始全麵興起。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史學、文學是交彙在一起的。
三者之間的界線，並不是涇渭分明的。這一方麵反映出史學與文學各自獨立的漸進狀態；另一方麵也體現出古文經學的衰落。
～９～《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左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存在著，在漫長的曆史流程中醞釀著自己的轉化。入唐之後，文學全麵興盛，文壇也一派繁榮，而與此同時出現了以《春秋》學為代表的疑經運動，《左傳》作為《春秋》之傳的身份再一次遭到了人們的質疑。啖助說：“《左傳》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①他們懷疑的理由，大抵在於《左傳》缺少義，所以缺乏經典價值。不過與以前不同的是，他們這次的否定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影響的深度與廣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韓愈在《贈盧仝》詩中就說：“《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走下經學神壇的《左傳》，在失去經學光芒的照耀之後，開始全麵進入史學、文學的視野，其表現就是《左傳》的史學化與文學化。正是在這樣的層麵上，我們以為人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到唐代已經基本完成了。宋人對《左傳》的文學接受，除了延續唐人之外，還出現了以《左傳》為依托的時文評論和編選文集，他們在《左傳》文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從漢代到宋朝，《左傳》經曆了從經學地位的確立，到其史學的影響，再到其文學的影響，最後是經學地位動搖的一個演變過程。
（四）分析明清時期的《左傳》文學評點。如果說漢代至唐宋諸儒對於《左傳》的爭論，還是在用《公羊》、《梁》來作為攻擊它的手段的話，那麼到明清時期，在經學整體已經失去它的神秘乃至於神聖地位之後，這種經學之間的相互攻擊已經喪失了早期的意義，因為這些已經不再是人們所要關心的內容。人們關①［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一之《三傳得失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１０～引言注的與其說是經學本身，倒不如說是經學經典的文學性。此時的經學雖然仍舊盛行，但已經沒有了初期的神聖與權威，與現實政治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明清時期《左傳》文學評點的出現，標誌著人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達到了高峰，此時它已經由漢代的經學經典轉化為文學典範被人們品評。雖然這種評點大多仍是在尊經的前提之下進行的，但這本身也足以反映出《左傳》在經學與文學之間被人們接受乃至喜好的消長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左傳》的文學評點作品，雖然是以尊經為前提，但卻是以發掘其章法、文法為旨歸的，這種“舍本求末”的行為恰恰構成了對《左傳》經傳身份的最大消解。在這些評點著作中，經學幾乎成了文學的附庸，公然為文學所用，經學雖然也還能維持其神聖的地位，但已如東周王廷空具王者的地位。
人們隻是延續傳統的經學觀念，在形式上保持著對它的尊重，而在實際操作中卻已沒有了漢代學者的虔誠。當然，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那些越過《左傳》的經史身份而直接討論其文學性的著作，如馮李驊、陸浩的《左繡》、林紓的《左傳擷華》等。這類作品雖然不多，但它們的出現，對我們考察《左傳》文學接受的情況，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本書力圖從曆史的層麵對《左傳》的文學特征加以考察，重在對其曆史的傳統資源的梳理，對於《左傳》自身文學特征的考察並不多，可以說本書隻是在追本溯源，通過對《左傳》曆史資源的清理，為進一步研究其文學做準備。
三本書使用了“接受”一詞，但此處的“接受”有別於通常學界所指的“接受美學”。接受美學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興起於德國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姚斯和伊瑟爾、福爾曼等。他們～１１～《左傳》的文學接受與傳播研究打破了傳統觀點中以作者、作品為中心的批評格局，而特別強調讀者的主觀反應。他們認為，讀者的閱讀活動、接受程度，對作品的意義、價值及曆史地位起著決定性作用。①在他們看來，文學接受，主要是指作品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關注、接受，強調的是讀者對於既成作品的主體性幹預。因此他們的接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影響研究，即如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所提出的，文學史實際上是一部文學的“效果史”。②本書對《左傳》文學接受考察的視角則有所不同。我們強調的是《左傳》本身所具有的文學性在其經學化後如何被遮蔽，而在經學影響減弱以後，在後世文學家對《左傳》文學接受的需求下，《左傳》內在的文學價值如何被闡揚，以及最後如何形成了諸如明清時期的《左傳》文學評點。這一根本立場與接受美學單純強調讀者是有別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重點關注《左傳》經典性質的轉變，即它從先秦之成書，到漢代被尊為經學經典，再逐漸演為史學經典，而最終成為文學經典的轉變問題。從曆史出發考察《左傳》經典性質的轉變，圍繞《左傳》經典性質的轉變來討論它的文學接受，是我們研究的重點，至於《左傳》在經典性質轉變過程中實際發生的文學影響，卻並非本書的目標所在，但曆來研究者對此討論很多，成果也極其豐富，書中也會略帶涉及。因之，本書雖名之為“文學接受”，但並非從接受者主觀層麵去展開討論，而進行的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流變史的研究，與接受美學並無多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