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3dG圖書在版編目（犆犐犘）數據文學研究．第１卷．２／徐興無，王彬彬主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３５７７４Ⅰ．①文…Ⅱ．①徐…②王…Ⅲ．①文學研究文集Ⅳ．①Ｉ０５３中國版本圖書館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１５）第３０８９４９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出版人金鑫榮書名文學研究（第１卷·２）主編徐興無王彬彬責任編輯榮衛紅編輯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３９６３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刷南京玉河印刷廠開本７８７×１０９２１／１６印張１１．７５字數２８６千版次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第１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３５７７４定價３６．００元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銷售谘詢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文學研究》編委會學術顧問周勳初董健主編徐興無王彬彬副主編苗懷明汪正龍董曉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序）丁帆王彬彬鞏本棟劉俊許結肖錦龍吳俊汪正龍沈衛威張伯偉苗懷明金鑫榮趙憲章胡星亮高小康莫礪鋒徐興無董曉執行編委苗懷明目錄【民國文學在海外】主持人語………………………………………………………………………丁帆／１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以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台灣·東京·大陸左翼文學為例…………………肖成／３“民國文學”的曆史敘述：開放與封閉……………………………………………林秀琴／１２民國敘事、民國認同與民國文學史構建：以台灣當代小說敘事為討論對象……陳舒稢／２１民國海洋文學史述略………………………………………………………………王偉／２８※※※※※※《遂初賦》用《左傳》事典的學術史意義……………………………………………王思豪／３４新時期國內“龍學”研究與中國文論的現代性訴求………………………………陳士部／４６《開元天寶遺事》是偽典小說………………………………………………………羅寧／５５亡國之音：本事與宋人對李後主詞的闡釋………………………孫承娟撰卞東波譯／６９此“章水”非彼“漳水”———朱選《登西台慟哭記》底本糾謬…………………………………………吳翠芬／８５才學小說產生機製的“同人”性質———一次傳播學視域內的觀察………………………………………………朱銳泉／９０※※※※※※五四前後“林譯”小說美學的接受與再評價……………………………………劉桂茹／１０３《大公報》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以１９２６—１９３７年為中心……………………………………陳思廣廖海傑／１１０劇目平庸與布景噱頭———論抗戰後期重慶官辦劇團的演出虧損………………………………段麗／１１８歐陽予倩赴台演出史料勘誤與相關佚文研究…………………………………李斌／１２５當代小說中的基督教因素………………………………………………………李有智／１３２２文學研究（第１卷·２）論“文革”文學製度的重建………………………………………………………武善增／１４０※※※※※※何以為生？
———阿爾貝·加繆的精神故鄉對其人生及創作的意義與價值…………張博／１５０重讀《霍亂時期的愛情》…………………………………………………………王璐／１６５犆犗犖犜犈犖犜犛【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ｂｒｏａｄ】ＨｏｓｔｓＷｏｒｄｓ……………………………………………………………………ＤｉｎｇＦａｎ／１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ｂｏｕｔ１９２０１９３０ｓＬｅｆｔ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Ｔｏｋｙ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ＬｉｎＸｉｕｑｉｎ／１２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Ｎｏｖｅｌｓａ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ＣｈｅｎＳｈｕｚｈｅ／２１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ａｎｇＷｅｉ／２８※※※※※※Ｔｈｅ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ｍ犣狌狅狕犺狌犪狀ｉｎ犛狌犻犆犺狌犉狌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ａｎｇＳｉｈａｏ／３４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ｂｏｕｔ犠犲狀狓犻狀犱犻犪狅犾狅狀犵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ＣｈｅｎＳｈｉｂｕ／４６犓犪犻狔狌犪狀犜犻犪狀犫犪狅犢犻狊犺犻ＢｅｉｎｇａＦａｋｅｓｔｏｒｙＮｏｖｅｌ…………………………ＬｕｏＮｉｎｇ／５５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ＬａｓｔＲｕｌｅｒ：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ａｎａｓ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ＹｕｓＬｙｒｉｃｓ………ＳｕｎＣｈｅｎｇｊｕａ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ＢｉａｎＤｏｎｇｂｏ／６９Ｔｈｅ“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ｉ”ｎｏｔ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ｉ”—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ＺｈｕｓＣｏｐｙｏｆ犇犲狀犵犡犻狋犪犻犜狅狀犵犽狌犑犻……………ＷｕＣｕｉｆｅｎ／８５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ＺｈｕＲｕｉｑｕａｎ／９０２文學研究（第１卷·２）※※※※※※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ｆＮｏｖｅｌ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ｉｎＳｈｕ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ｙＦｏｕｒｔ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ＬｉｕＧｕｉｒｕ／１０３犜犪犓狌狀犵犘犪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Ｎｏｖｅｌ—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１９２６—１９３７………………………ＣｈｅｎＳｉｇｕａｎｇ＆ＬｉａｏＨａｉｊｉｅ／１１０Ｍｅｄｉｏｃｒｅ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ＳｃｅｎｅｒｙＧｉｍｍｉｃｋ—Ｔｈ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ｒｕｎＴｒｏｕｐ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ＤｕａｎＬｉ／１１８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ＯｕｙａｎｇＹｕｑｉａｎ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ＬｉＢｉｎ／１２５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ｈｅｍ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Ｎｏｖｅｌｓ………………………ＬｉＹｏｕｚｈｉ／１３２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ｕＳｈａｎｚｅｎｇ／１４０※※※※※※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ｌｉｖ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ｓ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ＺｈａｎｇＢｏ／１５０ＡＲｅｖｉｅｗｔｏ犔狅狏犲犻狀狋犺犲犜犻犿犲狅犳犆犺狅犾犲狉犪…………………………………ＷａｎｇＬｕ／１６５民國文學在海外主持人語丁帆當民國文學成為２０世紀文學史繞不過去的一道坎時，如何解讀它的方方麵麵，從時間與空間的經度和緯度上逐步厘清民國文學不為人們所覺察的曆史細節，便成為許多學人關注與發掘的學術礦藏。福建省社科院是中國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鎮，本期刊出了該院文學所的幾位學者從發生學的角度闡釋民國文學在海外的種種狀況，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的梳理和分析，無疑為我們研究民國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域。
肖成的《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以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台灣·東京·大陸左翼文學為例》為民國文學在台灣的發生提供了殷實的佐證，她的文風犀利，邏輯嚴謹，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
林秀琴的《“民國文學”的曆史敘述：開放與封閉》從正反兩個方麵客觀地闡述了“民國文學”研究的利弊：一方麵，它“是新世紀以來對現代文學曆史敘述的反思與重新建構的嚐試，在一種文化研究與新曆史主義的視野下，它試圖建立一種以社會政治體製環境為主要參照係、突顯文學生產所置身的社會空間的曆史敘述框架，從而提供了現代文學研究與曆史敘述的開放視野”；另一方麵，“這種曆史敘述內部的矛盾與現實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闡釋的有效性。如何定位‘民國文學’與整個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關係，如何理解‘民國文學’與‘現代文學’及現代性的關係，這些問題對‘民國文學’及其曆史敘述提出了重要的考驗”，可謂中肯客觀。
陳舒稢的《民國敘事、民國認同與民國文學史構建：以台灣當代小說敘事為討論對象》一文“就是以１９４９年之後的台灣當代小說敘事”為對象，“討論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民國敘事與民國認同表述、民國認同在台灣當代小說中的位置與作用、台灣當代小說表現民國認同的方式、民國認同敘事與台灣當代認同生產的關聯等內容”，表明“文學認同敘事與民國史觀相互影響與生產的深層結構性，從文學認同與文學史構建的角度呼應文學史的民國斷代與民國整體構架的觀點”。這種從台灣１９４９年以後小說創作的內部規律來探討“民國認同”的視角，無疑是為“民國文學”１９４９年後在台灣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王偉的《民國海洋文學史述略》卻是從另一個罕見的角度來重新繪製民國文學曆史的書２文學研究（第１卷·２）版圖：“‘民國’與‘海洋’視域既可使大量被湮沒的文學景觀浮出水麵，又有助於重繪這一階段的文學地圖。”毋庸置疑，“民國文學”研究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我以為，這個話題所涉及的文化內涵，不僅僅是政治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又是超越政治的。
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以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台灣·東京·大陸左翼文學為例肖成內容提要：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海峽兩岸文學界，特別是文聯東京支部、左聯東京支盟，以及上海與台灣島內文壇之間，漸次形成一個帶有左翼性質的跨域文學交流互動網絡，這既是海峽兩岸同胞追求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曆史佐證，其性質是兩岸文學界在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多邊互動中產生的抵抗文學，又反映了當前對民國文學曆史敘述進行反思與重構的一種思潮。
關鍵詞：民國文學；互動共生；左翼運動；政治革命近十來年，用“民國”來重構中國新文學史的設想在學術界引起了熱烈討論與反響，陳福康、張福貴、丁帆、李怡、張中良等先生分別從“民國文學”、“民國文學史”、“民國風範”、“民國機製”，以及“民國文學斷代思考”等角度先後撰文對此做了深入探究，相關回應文章亦不在少數。就目前形成的基本共識來看，確如丁帆先生所說：“１９１２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它標誌著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的誕生！帝製被推翻，也就斷然在形式上宣告了與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古代國體、政體與意識形態進行了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切割（雖然，它在意識形態內容上還不能進行精神臍帶上的完全剝離）。這就在政策和法規的層麵為新文學在形式（從文言向白話轉型）和內容（‘人的文學’）上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並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①“惟此，才有可能萌發孕育和產生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才有可能胎生出輝煌的人的文學。”②而以民國元年作為一個文學史節點，既使“所謂的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期的爭論就顯得無足輕重了”③，又貫通了現當代文學，並將此後所有文學重新整合、歸屬於民國文學範疇，以別於古代文學。遺憾的是，目前討論大部分仍隻集中於對現代文學曆史敘述框架“曆時性”反思中展開，對於“共時性”方麵的反思卻遠遠不夠。諸人之中隻有丁帆先生曾嚐試在“共時性”方麵對此重大議題做了較具拓展性的理論探討，他在使用“民國文學”這一概作者簡介：肖成，文學博士，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①丁帆：《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尋找被中國現代文學史遺忘和遮蔽的七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９）》，《江蘇社會科學》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②丁帆：《關於建構民國文學史過程中難以回避的幾個問題》，《當代作家評論》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③丁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斷代談片》，《當代作家評論》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４文學研究（第１卷·２）念時似乎有著一個宏大設想，即將原本被屏蔽在新文學曆史敘述傳統框架之外，包括日據時期及光複以後，乃至１９４９年之後的台灣文學也納入“民國文學”的框架進行通盤考慮。畢竟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形成的“民國文學風範”並未因民國在大陸作為一種國家政體合法性的喪失而完全中斷，在遷移到台灣地區後“民國文學風範”依舊延續著，故而在“民國文學”這一概念下仍可將１９４９年以後的台灣文學納入其譜係。①這顯然是一種突破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對峙與文學空間人為隔離以期建立更宏觀文學史的視野。
毋庸諱言，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年這一時段的台灣是作為日本殖民地存在的，造成了此時段台灣文學歸屬性變得極其複雜。台灣作為中國組成部分的“政體形態”在乙未割台後的合法性確實被終結了，但在“文化與文學形態”上卻仍歸屬於中國，因為無論從族群血緣，還是從民眾主流意識形態關於“原鄉”———中國的認同立場來看，台灣均難以從中國脫離；同樣，台灣文學也難以與中國文學這一“母體”割裂。值得注意的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以藤井省三為代表的日本台灣文學研究界，通過引入文化研究、語言民族主義等理論全盤顛覆了前代學者尾崎秀樹、鬆永正義和戴國輝等共同開創的戰後日本台灣研究的傳統。②強調日據時代“國語”（殖民宗主國日語）的推廣，“形成以皇民文學為核心的民族主義”，由此追尋台灣文學獨立於大陸新文學的發展曆史，以“外來政權說”取代“殖民統治”，將屬於和組成中國新文學重要一環的台灣日據時代文學納入日本近代文學範疇中。③在此影響下，加上台灣島內政黨輪替造成的“台獨”和“去中國化”等泛政治化議題不斷擴散，當前研究界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歸屬”亦產生了兩極相反的觀點。事實上，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年之台灣文學，不管是用漢語還是用日語創作的，都不具有像日本文學那樣的與近代民族國家誕生過程相伴隨的文化內涵，且其核心部分是在大陸新文學運動影響下誕生的，日據後期雖出現日語作家被劃入日本文學周邊，但從當時台灣文學所反映的主題內容和形成的民族基本認同來看，它依然意味著是由多元複雜要素構成的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換言之，如果認可“沒有民國，何來五四”④這一觀念，那麼沒有五四，何來新文化運動？何來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
故而即使是作為殖民地文學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仍然歸屬於民國文學的範疇中。畢竟民國文學就是以大陸為中心，包括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在世界範圍互動共生過程中濫觴、形成與發展的。如何在民國文學史的構成中，將民國文學與共和國文學、大陸與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等分流的文學進行整合性研究與係統建構？⑤乃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難題。
由於從１９１２年開始的民國文學仍“是一個以五四新文學傳統為核心內容和主潮的文學流脈”⑥，依舊保留了啟蒙主義現代性這一曆史敘述的總體框架，那麼反帝反封建主題下文①丁帆：《“民國文學風範”的再思考》，《文藝爭鳴》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②尾崎秀樹、戴國輝和鬆永正義研究方法論，即將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間的戰爭視為日本近代化孕育的一個惡果，並以切身體驗批判戰後日本對戰爭時代文學的忘卻、否定和篡改，從反省曆史立場出發開始殖民地文學研究。參閱［日］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舊殖民地文學論》相關論述，岩波書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６頁。
③參閱了［日］藤井省三《台灣文學這一百年》（中文版）中相關論述，張季琳譯，麥田出版公司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９—３００頁。
④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簡史》，上海大江書鋪１９３２年版，第２２７頁。
⑤丁帆：《給新文學史重新斷代的理由———關於“民國文學”構想及其它的幾點補充意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⑥丁帆：《“民國文學風範”的再思考》，《文藝爭鳴》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５學和政治的互動共生關係便成了這一總體框架中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而“民國機製”恰恰體現了文學史敘述中政治維度的建立和政治視野的回歸。強調政治對文學的介入，此乃把握２０世紀中國新文學發生、發展內在肌理與曆史脈絡的風向球，從白話文學的發生，從左翼文學到延安文藝，從新時期文學的曆史反撥，以及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重新發現，及至當下民國文學形成的種種期待視閾，都可從中發現政治與文學的密切呼應關係。而隔著一灣海峽與大陸遙相呼應的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亦同屬於“民國文學”的範疇，更是海峽兩岸同胞追求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曆史佐證，其性質是兩岸文學界在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多邊互動中產生的抵抗文學。如同所有２０世紀初葉產生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樣，它所反映的核心內容也是反帝和解殖。因此正視中國文學的政治形態背景，不僅對於理解民國文學的構成與曆史敘述顯得十分重要，而且對於把握海峽兩岸文學互動共生中發軔、發展的關係亦至關重要。對此，我們或可從海峽兩岸２０世紀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的左翼文學來透視政治與文學在曆史空間中的互動共生關係。
肇端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戰敗，自１８９５年開始，由於經濟上的考量與鄰國的地利之便，海峽兩岸青年赴日留學人數激增。特別是台灣地區，由於殖民統治下中高等教育體係匱乏、教育機會不均等及時代潮流之刺激，使留學日本蔚然成風。兩岸文學者以東京為樞紐，在台灣·東京·大陸的廣闊場域的積極互動共生中構建著民國文學。２０世紀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這一文學場域中互動共生最為活躍的是左翼文學。這一跨域文學活動由Ｓ君、謝春木、王白淵、張我軍等和祖國的互動拉開了序幕。
目前有資料記載的兩岸新文學界多邊互動肇始於一個台灣青年與祖國革命文學家的公開信。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３日旅居日本福岡的郭沫若收到一封署名“Ｓ君”的台灣青年來鴻。
從郭氏公開複信中可以窺見“Ｓ君”去信目的是：“遙飛祖國，向文學煆己一身，欲為真個的中華人。”①顯然，Ｓ君受到五四新文學之感召，郭沫若亦在複信中以一首“神木”詩慟惜台灣命運。雖然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初期之前，大陸新文學作品已傳入台灣，但讀者畢竟還是少數。台灣報刊對文學革命的介紹還處於轉介階段，直到１９２３年許乃昌在《台灣民報》發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後，《創造》季刊才開始關注台灣。在Ｓ君致信郭沫若的時節，往後崛起於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台灣新文學作家，這時正處於捧讀文學革命作品，或揣摩試煉白話文筆中，因而這一事件雖一度被遺忘於曆史深淵裏，卻是兩岸文學界互動共生關係的濫觴，值得在民國文學史上書一筆。
台灣新文學作家、旗手張我軍在１９２０年代初期海峽兩岸文學界的互動交流中是一位重要標杆人物。１９２１年他赴廈門接受新式中學教育時受到五四新文學運動衝擊，不僅在《台灣民報》第３卷第１８號上介紹郭沫若新詩《仰望》、《江灣即景》和《贈友》，還將魯迅作品與譯作也轉載於《台灣民報》。１９２５年因直奉戰爭動蕩返台的他，很快便成為北部文化界活躍分子。除了擔任《台灣民報》編輯之外，他還與蔣渭水、翁澤生等人組織“台北青年體育會”與“台北青年讀書會”，並出版了台灣第一本中文現代詩集《亂都之戀》。１９２６年重返北京後仍擔任《台灣民報》駐北京通訊員，向魯迅請教“台灣如何爭取自由”的問題及“中國人似乎都①郭沫若：《反響之反響·答一位未知的台灣青年》，原載《創造》１卷２期，見黃浩淳編《郭沫若書信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４２頁。
６文學研究（第１卷·２）忘記台灣了，誰也不太提起”的憂慮，魯迅答道：“不，那倒不至於的。隻因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隻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時放下。”①魯迅除在日記中記錄了此次會麵之外，還在給台灣青年張秀哲翻譯的《國際勞動問題》譯著序言中再次提及此事；１９２７年張秀哲翻譯的另一本革命小冊子《農工問題》也再次請魯迅作序。魯迅南下任教時和在當地求學的台灣青年有不少接觸，１９２７年春，張秀哲、張深切、郭德金等人曾於課餘及夜間多次拜訪魯迅請教民族解放問題，此時也正是旅華台灣學生團體“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改組為左翼團體“廣東革命青年團”之關鍵時刻，魯迅亦積極聲援他們的革命活動。
張秀哲與郭沫若也早有接觸，１９２６年曾請郭沫若為其《台灣痛史、一個台灣人告訴中國同胞書》做序，郭氏慨然應允並題寫了“台灣人是我們嫡係的同胞”，期待台灣人“徹底的革命”等語。②這本封麵題有“毋忘台灣”的反日革命小冊子曾秘密傳回台灣。由此可見當年魯迅、郭沫若對這位激進派領袖的影響與指導。
除了上述旅華台灣青年與中國文學界的互動交流之外，被譽為“台灣現代文學開創者”的謝春木和他的戰友王白淵，雖各有４年及１０年長短不同的旅日留學、工作經曆，但他們的國族認同以台灣為核心卻不限於台灣，還同時包含著難以忘情的苦難祖國，祖國在其認知體係中始終扮演著杠杆性角色。對新中國充滿憧憬與期待的謝春木和王白淵均為郭沫若的敬仰者。謝春木似乎深受郭沫若那封公開答複“Ｓ君”信中以“神木”比喻台灣，慟其飄零並深深期許殖民地解放之詩的啟發而以檜木寓言方式創作了一個無標題的兩幕劇，通過蘭陽地區伐木工人及基隆港搬木苦力之口，對日本官員濫用職權以“宣傳台灣”之名濫伐珍貴的台灣檜木大興宮殿及把山林劃歸國有斷絕台民生計的做法予以嚴厲諷刺。郭沫若以“神木”喻台灣的詩作與因之而產生的謝春木劇本，正是兩岸文學界一段互動共生的佳話。此外，謝春木與黃白城枝共同創刊的《洪水》報，也與１９２５年創造社發行的《洪水》半月刊同名。
這不僅與謝春木對郭沫若的敬仰有直接關係，而且呈現了海峽兩岸左翼文學界積極互動共生的麵貌。王白淵不僅詩作風格偏向模仿郭沫若，大量出現有關自然的隱喻與意象，而且在文學革命道路的選擇方麵，也積極追隨郭沫若的腳步。１９２３年郭沫若在《創造周報》上駁斥了“藝術家與革命家不能兼並”說，強調“我們要做自己的藝術的殉道者，同時也正是人類社會的改造者”。③郭氏的體會正當其時地啟示了謝、王往後的抉擇與發展。譬如１９２３年郭沫若發表小說《黃河與揚子江的對話》，透過黃河與長江語重心長的對話指出封建桎梏與帝國主義荼毒給中國造成的禍害與危機，呼籲同胞效仿“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另外在人類史上吐放一片新光”，期盼中華民族能在“２０世紀的世界舞台上別演一場新劇”；１９２８年郭沫若再度創作了同名詩歌《黃河與揚子江對話》，譴責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內戰而寄望工農大眾。王白淵隨即創作了《佇立揚子江》一詩呼應郭沫若，也用長江、黃河來譬喻“青年中國”和“老中國”，並將郭詩中長江、黃河的平等對話，賦予“長江———南方革命精神”超越“黃河———北方官僚軍閥氣息”的不同象征意義，還宣揚了郭氏①魯迅：《魯迅全集》（第３卷），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２５頁。
②郭沫若１９２６年３月前往廣東大學任教。參見龔濟民等編《郭沫若年譜》相關內容，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０頁。
③郭沫若：《藝術家與革命家》，原載上海《創造周報》１８號，《沫若文集》（第１０卷），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６—７８頁。
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７兩作反帝反封建之精神，期待新中國開啟中國史，乃至人類史上未曾有的新紀元。１９２５年郭沫若發表自傳體小說《行路難》，敘述旅日青年愛牟在異國飽受羞辱仍堅持為理想奮鬥的故事。王白淵讀到郭沫若此作後亦有感而發，在《福爾摩沙》創刊號上也發表了一首同名自傳體詩，回首自己背負殖民苦難，為追求理想從故鄉前往日本後曆經的風霜及奔赴祖國的決心。可見王白淵詩歌中對郭沫若的推崇和效仿，以及郭沫若在王白淵創作中所散發的持久性影響都不能不令人驚訝。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中後期，日本左翼運動逐漸達到頂峰，但其整體式微的征兆也隱隱開始顯現，盤踞東京的海峽兩岸左翼運動也麵臨著嚴峻考驗。謝春木這樣詮釋著時局：“大正十三年是日本發生大地震、共產黨事件被檢舉、大杉榮被害的一年。在中國，孫文與越飛會見，發表了共同宣言，開了容共政策的濫觴，在廣東設了大元帥府。在北方，大總統改選問題和金法郎問題是大事件。同年，中國全麵爆發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戰敗，成立了長江聯盟的護憲軍政府，以失敗告終。在這次戰爭，馮玉祥進入北京，堅決進行革命。這是周圍的情勢。”①這些重大事件對２０年代王白淵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深刻影響，《到明天》、《給印度人》與《佇立揚子江》這三首詩不僅以高昂革命熱情粉碎了以往的煩悶和憂鬱，而且宣示了王白淵的民族認同、對國民革命的推崇及對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期許。同一時期，大陸革命文學也借由東京、上海、廣州、廈門等地陸續傳入台灣，影響和啟發著台灣作家的創作傾向，特別是通過東京這一樞紐地，使海峽兩岸左翼文學的主題與革命敘事形成了幾乎完全合流的趨勢。特別是那些革命小說的敘事結構、理論背景方麵幾乎如出一轍。譬如壓迫與抗爭敘事、革命者的成長敘事、革命英雄的傳奇敘事與“左”傾青年生活意義的焦慮敘事等諸方麵，兩岸作家都提供了一脈相通、臉譜幾乎完全一致的眾多文本。如同蔣光慈、洪靈菲、柔石、丁玲、胡也頻、葉紫、蕭軍、蕭紅等左翼作家一樣，同一時期台灣也出現了楊逵、呂赫若、楊守愚、唐德慶、毓文、林越豐、吳希聖、張慶堂、賴賢穎、徐青光、黃有才等革命作家，他們相當明確地指出：“欲以普羅文藝來謀求廣大勞苦群眾的利益”，“在殖民地樹立革命文學”。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楊逵與楊守愚。楊逵《送報夫》中的楊君在東京受到日本老板欺辱後意識到“使台灣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權的人”，公開宣揚了全世界受苦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壓迫者的革命思想。這篇洋溢著台灣和日本無產階級之間深厚情誼的作品，不僅通過楊君詮釋了一個將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於一體的革命者形象，而且在主題上增加了國際主義精神的廣度與高度。而作為新一代參加社會運動而犧牲個人幸福的知識分子形象的作品，則以楊守愚的《決裂》顯得最為典型。小說裏的丈夫朱榮自東京學成返回故鄉後，積極投身於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其妻湘雲卻受不了日本警察“一月半月就得鬧一次”的“家宅搜查”，更無法接受丈夫與“農民組合”裏女同誌的階級感情。
當朱榮麵臨事業與家庭之間的重大抉擇時鄭重對其妻宣告：“你既然反對我的主義，阻礙我的工作，那我倆當然是勢不兩立了。你的反動行為，在我的眼中，也隻是我的一個仇敵。”在這個經由愛情發端，卻因思想信仰分歧最終走向決裂的故事中，格外尖銳地突顯了當時知識分子有關個人生命意義的矛盾性思考，在眾多“革命＋戀愛”模式塑造的左翼知識分子形①謝南光：《謝南光著作選》，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７頁。
②《台灣戰線》１９３０年代創刊號上的“發刊宣言”。
８文學研究（第１卷·２）象中，完全遵循日本左翼理論家藏原惟人倡導的辯證唯物論的“新寫實主義”，以階級鬥爭來確定故事敘述框架，使浪漫愛情不得不於血腥階級鬥爭中铩羽。就某種意義上而言，該作使台灣左翼文學水平達到了與大陸基本一致的程度，並與當時世界勃興的無產階級文學有著同步發展的密切關係。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由於帝國主義反蘇戰線的全麵形成和鞏固，國際局勢急劇變化，東亞、東北亞的社會主義運動相繼陷於低穀。１９２９年４月以肅清日共及其他左翼組織為目標的“四一六”事件爆發，日共受到覆滅性打擊，台共東京特別支部、東京台灣青年會、台灣學術研究會，以及朝鮮、中國的左翼組織無一幸免，各團體主要成員相繼被捕或驅逐出境，盤踞東京的左翼陣營一片凋零。此時的謝春木和王白淵，回首來時路，沉思大我與小我今後將往何處去，浮現於他們心頭的答案是———“前進中國”。在他們眼裏新中國無疑是一支能讓台灣解放運動者以小博大的最佳杠杆，因而他們以赴華遊曆開始為“前進中國”做準備。王白淵詩作《佇立揚子江》、《詠上海》、《紫金山下》、《看“フォルモサ”有感》和謝春木的《新興中國見聞記》中均痛感反帝反封建、促使民族新生的必要，預言“最後的革命”必然發生。顯然，謝春木、王白淵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革命者指向與特殊革命史觀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祖國觀感，其祖國意識中所帶有的苦澀曲折也饒富意味，在其充滿預設期待與印證情懷的中國觀察中，祖國的存在因攸關台灣解放而有意義，故每當祖國看似浴血奮起之際，徘徊在祖國新時代大門之外的台灣青年便殷殷寄望———“毋忘台灣”，並懷抱理想前進中國。這種祖國認同與故鄉審思，亦成為王詩琅、朱點人、劉捷、張深切、鍾理和、吳新榮等台灣新文學者先後懷抱希望奔赴大陸的動力之一。
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麵對東京左翼運動空前殘敗和黯淡的景象，王白淵出版了他２０年代文學和思想探索的詩文合集《荊棘之道》，立刻就在進步知識分子間引發了熱潮。兩位仰慕王白淵的台灣青年林兌與吳坤煌去信給他，此時也正是潛沉於革命思想多時的王白淵靜極思動之時，這來自東京的聯係立即得到了熱烈回應。１９３２年初，王白淵、林兌和吳坤煌召集旅京學生張文環等多人組成左翼文化運動團體“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但同好會成立不久便因成員葉秋生被捕導致組織暴露。後來在王白淵支持下，力主以穩健取代激進路線的吳坤煌、張文環和巫永福等成功將同好會改組為“台灣藝術研究會”，並使脫離政治社會附庸地位的純文學雜誌《福爾摩沙》終於１９３３年７月誕生了，不僅為惡劣局勢下的台灣左翼運動打開了新窗口，而且為海峽兩岸左翼文學界的進一步互動交流播下了種子。而且當王白淵離開了日本前往上海之後，還以台灣左翼代表人士的身份聯係日本、中國和朝鮮的左翼團體，努力建立聯合戰線。《福爾摩沙》第２號上即轉載了魯迅舊體詩《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這首七律是魯迅為悼念“左聯五烈士”所作。而郭沫若依魯迅詩原韻而作的另一首詩《同心同德一戎衣》：“又當投筆請纓時，欣將殘骨埋諸夏。別婦拋雛斷想係，哭吐精誠賦此詩。去國十年餘血淚，四萬萬人齊踏厲。登舟三日見旌旗，同心同德一戎衣。”也使王白淵產生了深刻共鳴，不僅將其轉刊於台灣《正經報》，郭詩旁同時刊載了王白淵的《地鼠》一詩，強調要像地鼠一樣“忍耐孤獨孜孜於建造地下烏托邦”，兩者都吐露了行將踏上新征途者“別婦拋雛”的悲壯之誌。
進入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期以後，海峽兩岸文學界的互動交流不得不從激越政治社會運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９動逐漸轉向較為合法穩健的文學抗爭了。在社會主義思潮洗禮之下邁開文學步伐的一批文藝新人此時將如何自處？如何尋覓新方向？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依然與海峽兩岸青年從事文學的基本立場休戚相關。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掀起的“轉向”①風潮對集文藝家和革命者於一體的東京左翼文學界產生了極大衝擊。“轉向”題材在王詩琅和張文環等作家筆下不斷閃現，如同茅盾《蝕》三部曲表達了對理想和大革命的幻滅感一般，王詩琅《沒落》或可被認為是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運動者的一部“自白書”。他筆下的左翼知識分子形象似乎一出場就帶著“幻滅動搖的沒落人物”②印記。激進社會主義青年耀源曾“充滿滿腔的鬥誌，時常掩瞞父母的眼睛，往還上海台灣間活躍”；但殖民當局對社會運動的“檢舉”和鎮壓開始後，這群社會主義青年開始分化———“下獄的下獄，轉向的轉向”，這個過程借耀源之口來說就是：“英英烈烈從容就義，大聲疾呼痛論淋漓，那有什麼稀罕？但耐久地慘淡辛苦，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卻不是容易的。路是明而且白。隻是能夠不怕險阻崎嶇，始終不易，勇往直進的，現在有幾個人？”從耀源身上確實清晰折射出了２０年代社會運動的縮影，鮮明表達出作者的悲哀情緒及對政治複雜性、曆史異化意識的理性覺醒，是審視、反思革命和人生的一次心靈洗禮。當然，除了曾躬逢左翼政治運動尾巴的少數作家之外，對３０年代大多數海峽兩岸文藝新人而言，“轉向”與其說是一種抉擇考驗的風暴，不如說是一種不容多作掙紮的既成現實。
不過，經過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期左翼運動由政治向文學方麵的整體“轉向”之後，與那些探究“轉向”問題而在迎拒掙紮中的知識分子心路曆程相比，另一部分文學者更關心如何以不同取向的文藝運動繼承和拓展反帝反殖運動空間。我們看到此時海峽兩岸文學界進入了一個依托文學團體或組織而進行的互動交流新階段。１９３３到１９３６年間的東京是海峽兩岸左翼進步人士臥虎藏龍之地，“文聯東京支部”③和“左聯東京支盟”④成為海峽兩岸左翼文學運動的窗口之一而顯得日益重要。
具體來看，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期日益傾頹的日本左翼文化運動迫切需要聯合東亞左翼文化人士爭取最後生存的背景下，旅居東京的台灣青年由於語言之便得以在日本左翼文化界與留學或流亡日本的大陸左翼文化人之間扮演了某些翻譯、介紹與協調的角色。在這個多邊互動過程中，文藝創作與活動方麵累積的多重經驗使他們在思索中國前途與台灣島內文壇出路、勾勒殖民地文化抗爭圖景時更為開闊有力。１９３４年底到１９３６年秋之間，旅居東京的文學青年開始了海峽兩岸文學史上罕見跨域互動盛事。盡管分屬不同組織，亦無固定活動，卻相當廣闊頻繁，形成了一個旅日青年依托團體構聯的網絡。在此網絡互動交流中閃現著海峽兩岸左翼知識分子堅守理想，屢敗屢戰中流露出的野望。在吳坤煌、張文環領導下的文聯東京支部於１９３４成立，台灣島內文壇也因旅日精英的合流與向大陸，以及日①１９３３年６月，被日本政府判處無期徒刑的日本共產黨中央領導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檢察官誘導下發表《叛黨聲明書》，隨後許多被捕普羅作家也紛紛發表“轉向”聲明，一時出現了所謂“轉向”時代。參見劉柏青編《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１９２１—１９３４）》，時代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②錢杏?：《茅盾與現實》，《新流月報》第４期。
③“台灣藝術研究會”與“台灣文藝聯盟”合流後，改稱“文聯東京支部”。
④１９３１年春至５月前後，以留日左翼文化人葉以群、任鈞為骨幹，召集旅日中國青年學生，於上海左聯支持下成立“左聯東京支盟”。
１０文學研究（第１卷·２）本、朝鮮等左翼文藝團體的借力而進一步發揮出了文化聯合陣線的效力，為島內已無希望的抗日反殖運動尋找到新路徑。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間，左聯東京支盟先後發行了《東流》、《詩歌》、《雜文》（後改名《質文》）三個同人刊物，積極開展“和與祖國分離的台灣文藝青年合作，我們的刊物刊登了張文環的《台灣創作問題》（《雜文》第一期），吳昆煌的《現在的台灣詩壇》（《詩歌》第四期），台灣朋友又選擇較好的作品譯為日文，送到日本文學雜誌刊登。對當時所謂‘滿洲國’的學生也不歧視，是采團結的姿態的”①。而左聯東京支盟重要成員胡風返國後開始譯介弱小民族文學時，首先注意到的即台灣和朝鮮這兩個日本殖民地的文學。１９３６年他將這些譯介作品結集為《山靈———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台灣作家楊逵《送報夫》、呂赫若《牛車》和楊華《薄命》三篇小說。顯然此時的胡風已能比較深入地體驗台灣作家的處境了，不僅從左翼文學立場出發將“弱小民族”文學放在一起考察，而且看出了深藏於台灣文學中的“精神奴役創傷”。這可謂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眼界。
在這一階段，作為台灣藝術研究會旗手和文聯東京支部領袖的張文環、吳坤煌與大陸旅日青年的交流顯得相當突出。１９３４年前後，張文環曾多次與中國留學生一起去淺草曲藝場觀賞日本民謠、相聲、浪曲和舞蹈，分享觀賞歌舞伎的心得，並通過與蘇維熊之兄蘇維霖的交往，進一步開啟了兩岸文藝青年的交流互動之旅。吳坤煌１９３１年初到１９３２年間因謀生關係出入築地小劇場②時，亦曾參與中國留學生演劇團體於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間《洪水》、《雷雨》、《五奎橋》等劇的導演工作。③可見吳坤煌當時十分熱衷於同大陸左翼青年交往，並在其間找到了更適合自己思想、立場的文藝活動舞台。此外，吳坤煌與《詩精神》、《詩人》集團，“左聯東京支盟”，以及《台灣文藝》在詩歌和詩評方麵的交流亦不可忽略。１９３４年吳坤煌將王白淵詩歌推薦到《詩精神》上的同時，也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詩歌《烏秋》。
他曾這樣回憶道：“我們以前在東京時，組織過台灣文藝研究會出版三期雜誌，有這個基礎我們造出不少事。但受了日人極大壓迫，不過幸而有一些日本進步文人給我們極大的同情和幫助，所以我們和他們很合作……這算是台灣文藝運動的曆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關於我們在東京工作情形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與剛木先生等的合作，那時內地來的林煥平先生、詩人蒲風等都參加我們這個團體，他們很同情我們，因為他們也受到壓迫，所以大家都有‘同病相憐’的感覺。”④可見當時文聯東京支部與日本進步文人，以及左聯東京支盟領導人林煥平、《詩歌》雜誌重要成員蒲風等人確有相互支持的交流活動。而以吳坤煌和雷石榆為橋梁與中介的海峽兩岸及東京三地之間左翼文學團體之間的互動亦可圈可點。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間吳坤煌和雷石榆在參加《詩精神》集團的活動中結下了深厚友誼。雷石榆於１９３３年初在《詩精神》上發表《中國詩壇の近況》，１９３６年４月號以“朝鮮、台灣·文學的將來Ⅰ”特輯登載了楊逵作品。該雜誌２卷５號又推出“台灣詩抄”小欄，轉載葉冬日《烏秋》、楊啟東《朝の市場》兩詩。支盟另一位重要成員魏晉將雷石榆的《給某詩人們（祖國的感想之一）》①林林：《“左聯”東京支盟及其三個刊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左聯回憶錄》（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１２—７１３頁。
②此劇場為１９２４年由小山內熏成立，因設於東京築地二丁目得名。
③王玲：《再出發的詩人———訪吳坤煌老先生》，《中央月刊》第１４卷第７期。
④吳坤煌：《希望大家能打破這目前文藝界的沉寂》，《新生報》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
海峽兩岸跨域互動共生的民國文學１１譯為中文，並與《最近中國文壇上的大眾語》一文先後發表於《台灣文藝》。①１９３５年２月雷石榆出席了文聯東京支部的首次茶話會，向台灣同人報告了中國文藝界動態，並充分肯定了《台灣文藝》“立場不限於台灣”和“與中國合作前進”的方向。②《台灣文藝》２卷６號隨即刊出了雷石榆對《台灣文藝》２卷４號的詩評———《我所切望的詩歌———批評四月號的詩》，指出《台灣文藝》中的詩歌滿是“悲觀、感傷、戀愛的醉吟、身邊瑣事雜唱”，對台灣詩人缺乏社會主義人生觀及欠缺唯物辯證法的思考方式進行了委婉批評。此文隨即引發吳坤煌的回應，８月吳坤煌在《詩歌》上發表《現在的台灣詩壇》一文。他略有反駁之意地表示台灣除了無病呻吟的詩人之外，並非完全沒有凝視曆史進展，深入枷鎖下的大眾生活，企圖從社會矛盾中把握台灣現實的詩人。９月吳坤煌又在《台灣新民報》文藝欄中對台灣詩評界提出批評，進而引發了島內文壇的回應。至於五月號刊載的一些文稿也處處流露了兩岸文學界互動合作興奮情緒。賴明弘翻譯了森次勳《中國文壇的近況》一文。在譯文之前特別說明：“中國文學是台灣文學的母體，也是有著不解之緣。攝取消化中國文學之精粹，是我們的共同的欲求。”③第２卷７號刊出了蔡嵩林《中國文學的近況》再次介紹中國文壇的動態。同號刊載的張深切《“台灣文藝”的使命》也表明深入群眾、與中日作家交流、積極大膽展開文藝活動等乃是文聯核心人士之共識。此外，台灣文藝聯盟與“左聯東京支盟”還有其他一些互動。１９３４年９月上旬台灣文藝聯盟發起人之一的賴明弘背負擴展文聯海外發展的任務來到東京，拜訪了１９２８年亡命日本的左翼文學領袖郭沫若。隨後《台灣文藝》於１９３５年２、３月號分別刊出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誤謬》和增田涉回應文《關於〈魯迅傳〉之辯解》。郭氏將一篇與台灣文壇無關的文章投給《台灣文藝》而非其他刊物，從而促成了《台灣文藝》與日本學者增田氏的接觸。這或許也是郭沫若對《台灣文藝》的特別用心吧！顯然在台灣·東京·大陸這個廣大場域中，“文聯東京支部”與“左聯東京支盟”的交流構築了台灣文壇、旅日中國左翼文學者以及東京左翼詩壇之間的多邊互動。毋庸諱言，民國文學史上這一罕見的東亞多國左翼文藝人士海外結盟的情況，目前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有關文聯東京支部、左聯東京支盟、及台灣島內文壇之間，如何漸次形成一個帶有左翼性質的跨域文學交流互動網絡？以及此互動共生現象在建構民國文學史上顯示的意義如何？我以為尚待深入開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