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００４圖書在版編目（犆犐犘）數據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袁霞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９．６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２２０９２０Ⅰ．①女…Ⅱ．①袁…Ⅲ．①文學研究加拿大Ⅳ．①Ｉ７１１．０６中國版本圖書館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１９）第０８２５９３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榮書名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著者袁霞責任編輯施敏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刷鹽城市華光印刷廠開本８８０×１２３０１／３２印張１２．８７５字數３４０千版次２０１９年６月第１版２０１９年６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２２０９２０定價５２．００元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微信服務號：ｎｊｕｙｕｅｘｕｅ銷售谘詢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００１前言作為一個“缺乏幽靈困擾”①的國家，加拿大在文學想象力方麵似乎有所欠缺。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加拿大文學曾一度被視為一個缺失的概念，彼時許多加拿大人在談到文學時，要麼把目光投向遙遠的宗主國英國，要麼豔羨北緯４９度邊境線以南的美國。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著名文學批評家諾思洛普·弗萊（Ｎｏ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敏銳地觀察到，自己所解碼的深植於加拿大人意識深處的“邊哨心態”（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正在悄然瓦解，他已經或多或少意識到了“全球化”的萌芽以及加拿大文學的嬗變。弗萊在“《加拿大文學史》（１９６５年首版）的結束語”中寫道：至少在過去的１０年中，出現什麼後美國文學、後英國作品，除①Ｆｒｙｅ，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ＨａｕｎｔｅｄｂｙＬａｃｋｏｆＧｈｏｓｔｓ．”犕狔狋犺狅犾狅犵犻狕犻狀犵犆犪狀犪犱犪：犈狊狊犪狔狊狅狀犜犺犲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狉狔犐犿犪犵犻狀犪狋犻狅狀．Ｅｄ．ＢｒａｎｋｏＧｏｒｊｕｐ．Ｏｔｔａｗａ：Ｌｅｇａｓ，１９９７．００２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了世界本身不能添上個“後”字外，什麼東西都帶上個“後”了，我國的作家當然也在後加拿大文學的天地中從事創作。在飛機和電視的時代中，不再存在邊遠的省份，它們與所謂的文化中心也不再相隔開多少距離。人們的敏感不再取決於某個特定環境，甚至也不有賴於對經曆的感受。①時間走到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腳步越來越近。作為一個有著多重意思的詞語，“全球化”成了一種“主要術語，用來命名、闡釋以及指導當代的社會和技術改變”②。“全球化”縮小的不僅是地理上的距離，還有文學與文學之間的差距。加拿大文學趁著全球化的東風，借助其特殊的地緣政治特色，開始走出邊緣角色。大批作家湧現了出來，首當其衝的是女性作家，她們鋒芒畢露，從瑪格麗特·阿特伍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ｔｗｏｏｄ）、艾麗絲·門羅（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艾麗莎·範·赫克（ＡｒｉｔｈａｖａｎＨｅｒｋ）到安妮·麥珂爾斯（Ａｎｎ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ｓ）等，其崛起之勢可謂銳不可當。這些女作家文風多變，或張揚或內斂，要麼以厚重的文筆刻畫現代文明侵襲下的大都市裏的人生百態，要麼以小橋流水般的平淡筆觸描寫家長裏短。她們書寫女性的故事，書寫人性的複雜，書寫自然與環境，書寫全球化時代欲望與倫理的交鋒。
加拿大文學的曆史雖然不長，卻有著關注自然環境的悠久傳統，加拿大聯邦詩人的自然詩就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融合以及人對待自然的理性態度。琳達·哈欽（ＬｉｎｄａＨｕｔｃｈｅｏｎ）曾在其評論中指出，長久以來①諾斯羅普·弗萊：“《加拿大文學史》（１９６５年首版）的結束語”，《諾斯羅普·弗萊文論選集》，吳持哲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８８頁。
②Ｄｕｒｉｎｇ，Ｓｉｍｏｎ．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犃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８１．前言００３統治著加拿大文學的兩個話題是“身份及人與自然的關係”①，可見自然和生態主題在加拿大文學中的重要性。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延續了對“人與自然”的探討，作家們用詩歌、小說和文集等多種形式來表達保護環境的願望，同那些利用全球化的幌子掠奪他國文化和他國資源的行徑做鬥爭，並借此告誡我們，人類對自己居住的星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隻有與自然保持和諧的關係，我們才能擺脫危機的困擾，從腳下的土地獲得源源不斷的快樂。
在加拿大文學的發展軌跡中，“多元文化主義”法令的實施（１９８８年）具有裏程碑式的作用。多元文化主義對重新闡述加拿大的身份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原先處於社會邊緣的少數族裔作家激增，作品中種族和民族等與身份有關的問題占據著重要地位，加拿大文學呈現出多樣化特征。這些變化一方麵表明加拿大文化實現了一個較大的轉向（對族裔寫作政策更加寬鬆），另一方麵意味著民族身份和加拿大文學構成等老問題正在經曆重新定位，在文明多樣性的全球化版圖中呈現出新的特征。
本書通過女性、生態和族裔三個層麵，對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進行探討。全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的分析。該部分首先概述了當代英語女作家的崛起之路，從加拿大當代女作家發展的四個時期（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及２０００年至今）入手，主要通過小說這種文體來探討她們在後殖民語境下所關注的問題，思索女性在後殖民社會中的生存環境。接著，該部分聚焦於加拿大兩位重量級英語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艾麗絲·①轉引自Ｒｏｔｈ，ＶｅｒｅｎａＢüｈｌｅｒ．犠犻犾犱犲狉狀犲狊狊犪狀犱狋犺犲犖犪狋狌狉犪犾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犃狋狑狅狅犱狊犚犲犮狔犮犾犻狀犵狅犳犪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犜犺犲犿犲．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Ｂａｓｅｌ：Ｆｒａｎｃｋｅ，１９９８，ｐ．１１。
００４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門羅，分別對她們作品中的“百衲被”意象和階級意識進行討論。阿特伍德利用“百衲被”這個重要的隱喻和意象探討了女性應該如何創建屬於“自己的語言”，指出了女性隻有拋棄男性敘事霸權，才有可能堅持自身的主體性，建立女性之間的同盟。門羅鍾情於描寫生活在底層的女性，不少作品刻畫了“灰姑娘”、“乞丐女”和“幫傭女”形象，展現其最熟悉的中下階層群體的生活狀況，真實地體現了她的階級觀。該部分還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對《遠離埃爾斯米爾之地》、《帳篷》、《珀涅羅珀記》、《石床墊》、《最後死亡的是心髒》、《女巫的子孫》、《洛克堡的風景》和《太多快樂》展開分析，從“互文性與對話”、“女性主題”、“神話重述”、“家族史”等視角來探討兩性之間的倫理困境。而該部分最後一章提出了一個總結性的問題：“何處是歸宿”———敦促我們思考全球化語境下的性別議題。
第二部分著眼於人類世語境下的生態文本與動物書寫。２０１６年８月底，在南非開普敦召開了第３５屆國際地質大會，地質專家依據核彈實驗放射物在岩石和沉積物中留下的印跡，將１９５０年定為“人類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的肇端。這一術語的提出和應用意味著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係統的影響已達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對人類與地球以及文化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反思刻不容緩。這部分首先奏響了生態危機下的“四重唱”，介紹了唐·麥凱（ＤｏｎＭｃＫａｙ）、迪·勃蘭特（ＤｉＢｒａｎｄｔ）、唐·多曼斯基（ＤｏｎＤｏｍａｎｓｋｉ）和迪翁·布蘭德（ＤｉｏｎｎｅＢｒａｎｄ）這四位當代加拿大著名生態詩人。他們憑借敏銳的觸覺，用獨特的聲音為世人敲響了生態環境危機的警鍾。緊接著，該部分一一分析了《償還：債務與財富的陰暗麵》、《一個拓荒者的漸趨瘋狂》、《洪疫之年》、《瘋癲亞當》和《最後死亡的是心髒》中的生態思想，批判現代社會崇尚技術、壓製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態度。該部分還總體闡述了加拿大文學中的前言００５動物倫理學思想及其當代價值，並針對艾麗絲·門羅的南安大略哥特式小說、《羚羊與秧雞》中的全球化危機以及《與狼共度》中的動物權利和環境保護進行探討，指出動物和女性一樣，是人類世語境下的弱勢群體，是需要關懷的對象。
本書第三部分主要關注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民族敘事和族裔書寫。
全球化時代（尤其在進入２１世紀後）的加拿大文學繼續探討人口多樣化帶來的社會多元化和文化差異等問題，“這些作品直麵法語與英語，北方與南方，土著、殖民者與移民文化，國家與個人，不同種族、性別和階層之間的衝突與融合”①。該部分首先展現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植根故土，情牽世界”的民族情懷，接著通過《荒野小站》中的民族國家敘事、《冬日墓穴》中的家園意識、《蘇庫揚》中的加勒比流散、《龜背》中的環境種族主義以及《放血與神奇治愈》獲得吉勒獎之後引起的爭議，引出“多元文化主義何去何從”的話題。從這一時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主流作家關注的麵變得更加寬廣；原住民文學更為重視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問題；移民作家利用其文化背景和體現其經曆的敘事範式，為文學傳統做出了貢獻。
此處需要聲明的是，本書的所有章節均來自筆者發表過的論文，筆者在每一章的引文部分做了說明，注明了原論文名、論文發表的期刊名、時間以及頁碼範圍。通過對這些論文的整理，筆者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學術之路上的修煉與堅持。有些早年發表的論文隱隱透出稚嫩的文筆，在此敬請各位讀者諒解。
①傅俊、嚴誌軍、嚴又萍：《加拿大文學簡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４２頁。
００１目錄前言…………………………………………………………………００１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第一章當代英語女作家的崛起之路………………………………００３第二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百衲被……………………………０１８第三章艾麗絲·門羅的階級意識…………………………………０３２第四章《遠離埃爾斯米爾之地》中的互文性與對話………………０４６第五章《帳篷》中的女性主題與神話重述…………………………０６１第六章話劇《珀涅羅珀記》觀感……………………………………０７１第七章《石床墊》：一部協商之作…………………………………０７８第八章《最後死亡的是心髒》中的兩性倫理困境…………………０９２第九章由《女巫的子孫》觀阿特伍德的人文思想…………………１０７００２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第十章《洛克堡的風景》中的家族史初探…………………………１２０第十一章何處是歸宿：讀《太多快樂》有感………………………１３０第二部分人類世語境下的生態文本與動物書寫第一章生態危機下的四重唱………………………………………１４３第二章欲望與危機：《償還：債務與財富的陰暗麵》………………１５１第三章《一個拓荒者的漸趨瘋狂》中的生態觀……………………１６０第四章試論《洪疫之年》中的生態思想……………………………１７１第五章“後啟示錄三部曲”之終曲：《瘋癲亞當》…………………１８４第六章論《最後死亡的是心髒》中的監獄意象……………………１８９第七章加拿大文學中的動物倫理學思想及其當代價值…………２０２第八章艾麗絲·門羅的南安大略哥特……………………………２１１第九章論《羚羊與秧雞》中的全球化危機…………………………２２４第十章別了，荒野的靈魂…………………………………………２３９第十一章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ｌｅｙＭｏｗａｔｓ犖犲狏犲狉犆狉狔犠狅犾犳（《與狼共度》中的動物權利和環境保護）………………２４５第三部分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民族敘事和族裔書寫第一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民族情懷…………………………２７５第二章《荒野小站》中的民族國家敘事……………………………２８６目錄００３第三章《冬日墓穴》中的家園意識…………………………………３０１第四章試論《蘇庫揚》中的加勒比流散……………………………３１８第五章論《龜背》中的環境種族主義………………………………３３４第六章多元文化主義何去何從……………………………………３５１結語…………………………………………………………………３６２參考書目………………………………………………………………３６５後記…………………………………………………………………３９４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書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０３第一章當代英語女作家的崛起之路①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加拿大文學開始在國內外受到廣泛關注。一些女作家活躍在文學舞台上，用手中的筆寫出了無數動人的篇章。瑪格麗特·勞倫斯（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Ｌａｕｒｅｎｃ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艾麗絲·門羅和卡羅爾·希爾茲（ＣａｒｏｌＳｈｉｅｌｄｓ）這些國際級的文學大師們都是在六七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八九十年代出現了一大批具有不同族裔背景的女作家，其作品大大豐富了加拿大的文學形象。她們中有土著作家瑪麗亞·坎貝爾（Ｍａｒｉａ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珍妮特·阿姆斯特朗（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移民作家喬伊·小川（ＪｏｙＫｏｇａｗａ）和李斯嘉（ＳｋｙＬｅｅ）等。
在加拿大，女作家的作品為何會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前後叱吒風雲，這其中有多種因素。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加拿大文化民族主義風起①原文標題為《後殖民語境下的加拿大當代女作家》，收錄於《加拿大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３頁。
００４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雲湧，與此同時，北美出現了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女作家的新作因此具有了後殖民與女性主義的雙重視角。她們試圖通過富有創造性和想象力的創作，尤其是小說這種主流書寫方式來重新確定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此外，１９６７年是加拿大建國一百周年，為了尋求並建立自己的獨立身份，擺脫英法殖民地的曆史陰影和超級大國鄰居美國的威脅，“文化”成了加拿大國內和外交政策的手段。聯邦和地方政府紛紛為“文化”開辟市場，不僅在金錢上資助藝術，還為作家和出版商建立了各種機構，加拿大文學趁勢迅速發展壯大。正是在這個時期，加拿大形成了新的文化意識，原先屬於邊緣的群體，如女性、土著等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阿特伍德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小說《浮現》（犛狌狉犳犪犮犻狀犵）和論著《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犛狌狉狏犻狏犪犾：犃犜犺犲犿犪狋犻犮犌狌犻犱犲狋狅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以下簡稱《生存》）中提到了加拿大作為後殖民國家麵臨的困境以及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受到的壓迫，後殖民批評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相似之處得到了顯現。之後越來越多的女作家開始思考女性在後殖民社會的生存狀況。本章從加拿大當代女作家發展的四個時期（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及２０００年至今）入手，主要通過小說這種文體來探討她們在後殖民語境下所關注的問題。
一、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崛起２０世紀６０年代開始發表作品的加拿大女作家大多是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她們遵循傳統的社會模式：戀愛、結婚、生子。門羅是其中的典型，她在一次訪談時說道：“整個５０年代我一直生活在［溫哥華］郊區，撫養孩子。在那個時代，對姑娘家或女人來說，它［寫作］是不被接受的，可我從未想過要停下。”希爾茲有五個孩子，她認為：“從某種意義上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０５說，生養孩子使我覺醒了。……我所有的官能都像刀子一樣磨利了。
和許多母親一樣，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對愛的感受力是如此強烈……這一發現傾注到了我的作品中。”①阿特伍德略微特別一些，她讀研究生時創作的詩歌就獲得了“總督獎”，７０年代中期女兒出世時她已發表三部小說。女作家們的生活方式影響了她們的作品。她們一方麵關注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方麵又敏銳地覺察到了當時社會上的文化民族主義，並盡可能在作品中將兩者結合起來。
勞倫斯為這一群體中的最長年者，被稱為加拿大當代女作家的“教母”。她５０年代跟隨丈夫去了非洲殖民地，並在那裏生兒育女。那段經曆開闊了她的視野，使她從一位年輕的西方自由主義者一躍成為關注新興國家、同情底層民眾的成熟女性。也正是在非洲的生活促使她思考女性所受的雙重殖民。雖然在國外生活了多年，勞倫斯從未忘記祖國以及生養自己的大草原。在她看來，大草原是加拿大人的根，英語隻是殖民者的語言；加拿大作家必須找到自己的聲音，抵抗來勢洶洶的文化帝國主義。勞倫斯通過其草原小說發出了自己的聲音。１９６４年出版的《石頭天使》（犜犺犲犛狋狅狀犲犃狀犵犲犾）是加拿大文學的裏程碑。喬治·伍德科克在評論中指出：“《石頭天使》的出版……標誌著加拿大文學界出現了一位具有獨創性的新天才，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是加拿大文學形成至關緊要的時期，該作使勞倫斯迅速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作家。”②《石頭天使》連同勞倫斯後來的小說《上帝的玩笑》（犃犑犲狊狋狅犳犌狅犱）、《火居民》（犜犺犲犉犻狉犲犇狑犲犾犾犲狉狊）以及《占卜者》（犜犺犲①Ｈｏｎｉｇｓｂａｕｍ，Ｍａｒｋ．“ＴｈｅＧｏｄｄｅｓ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犌狌犪狉犱犻犪狀Ｐｒｏｆｉｌｅ．”犌狌犪狉犱犻犪狀Ｍａｙ２３，１９９８，ｐｐ．６７．②Ｗｏｏｄｃｏｃｋ，Ｇｅｏｒｇｅ．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犔犪狌狉犲狀犮犲狊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Ａｎｇｅｌ：犃犚犲犪犱犲狉狊犌狌犻犱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ＥＣ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６７．００６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犇犻狏犻狀犲狉狊）均以她的出生地尼帕瓦（Ｎｅｅｐａｗａ）為背景，形成了一個“瑪納瓦卡”（Ｍａｎａｗａｋａ）世界。瑪納瓦卡小說集從女性主義角度展現了加拿大西部史，涵蓋了從白人殖民者定居加拿大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這一漫長的曆史時期，體現了勞倫斯一直關注的主題：“自由、生存、殖民主義（或高壓政治的形式），以及婦女的困境。”①瑪納瓦卡小說集的敘述者都是蘇格蘭和愛爾蘭裔女子，但勞倫斯並沒有局限於此，而是描述了大草原的多種族特征，比如烏克蘭、德國和冰島移民的生活，以及殖民時期印第安土著財產遭受剝奪的悲慘曆史。
門羅是加拿大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她的作品主要以家鄉———安大略西南部的鄉村小鎮為背景。門羅並不在小說中直接談論國家、民族或種族等和身份有關的問題，她描述的是與她的生活經曆相關的主題：童年、青年和成年期。通過重塑日常生活中的軼事，門羅探討了複雜的人性。她筆下的人物通常是囿於家庭生活的女性，有老處女、寡婦以及替父母賣命的女兒。吉娜·威斯克寫道：“她書中的許多女性想象自己屬於一個更高貴更溫雅的世界……這些婦女在腦子裏植下了一種如今很難再重新流行的英國性。她們在陌生的文化土壤上苦苦掙紮。”②《姑娘和婦女的生活》（犔犻狏犲狊狅犳犌犻狉犾狊犪狀犱犠狅犿犲狀）是一部成長小說（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描寫了一位希望成為作家的女性戴爾·喬丹在成長過程中對宗教、藝術、性以及對生和死的看法，“正是戴爾作為作家的成長發展使它成為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具有開拓意義的一本書”③。門①Ｌｅｃｋ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ｅｄｓ．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犠狉犻狋犲狉狊犪狀犱犜犺犲犻狉犠狅狉犽狊，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Ｘ．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ｕｂＧｒｏｕｐ，１９８９，ｐ．２６０．②Ｗｉｓｋｅｒ，Ｇｉｎａ．犘狅狊狋犆狅犾狅狀犻犪犾犪狀犱犃犳狉犻犮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犠狅犿犲狀狊犠狉犻狋犻狀犵．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ＬＬＣ．，２０００，ｐ．２５８．③Ｋｒｌｌｅｒ，ＥｖａＭａｒｉｅ，ｅｄ．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狅犿狆犪狀犻狅狀狋狅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００．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０７羅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小說《你以為你是誰？》（犠犺狅犇狅犢狅狌犜犺犻狀犽犢狅狌犃狉犲？）中敘述的是一位叫羅斯的女性從少女到青年時代在小鎮上的生活，記錄了２０世紀中期婦女所麵對的挑戰，“她們必須在傳統的性別角色和在職業及性方麵新的可能性之間尋求平衡”①。
阿特伍德的寫作生涯始於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僅在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９這十年間，她就出版了四部小說、五部詩集、一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一部論著。盡管其作品在四個時期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她最重要的主題在早期的四部小說中已經得到體現：性政治、女性的生活及身體、加拿大的身份問題、加拿大的國際關係、人權和生態問題。《可以吃的女人》（犜犺犲犈犱犻犫犾犲犠狅犿犪狀）揭示了女性在身體上遭受的束縛以及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它被《時代》雜誌評論員譽為該年度最好的小說，宣告了第二波女性主義英語小說浪潮的來臨。早期四部小說中最重要的當屬《浮現》。它一經出版就廣受好評，被稱為“一部加拿大神話，民族主義、女性主義、死亡、文化、藝術、自然、汙染等這些加拿大人當前所麵臨的困惑在小說中成了象征，通過個人生存所經曆的一係列事件得以體現”②。小說不僅敘述了一位女性找尋自己聲音的過程，而且對美國無處不在的文化殖民進行了批評。這一時期同樣不得不提的是其論著《生存》。阿特伍德在美國讀書期間聽到了關於美國和加拿大的種種比較，加拿大通常被認為遲鈍、中庸、是一個缺乏文化和文學的所在，這使她意識到了加拿大文化身份中存在的問題。阿特伍德希望《生存》能改變人們的觀點，她號召加拿大人了解本國文學，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
①ＭｃＧｉｌｌ，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ｍｅｓ．“犠犺狅犇狅犢狅狌犜犺犻狀犽犢狅狌犃狉犲？［犜犺犲犅犲犵犵犪狉犕犪犻犱］”犜犺犲犔犻狋犲狉犪狉狔犈狀犮狔犮犾狅狆犲犱犻犪Ｊｕｌｙ２４，２０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ｔｅｎｃｙｃ．ｃｏｍ／ｐｈｐ／ｓｗｏｒｋｓ．ｐｈｐ？ｒｅｃ＝ｔｒｕｅ＆ＵＩＤ＝８７７９〉．②Ｄｏｂｂｓ，Ｋｉｌｄａｒｅ．犜狅狉狅狀狋狅犛狋犪狉Ｓｅｐｔ．１２，１９７２，ｐ．３１．００８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在該書結尾，阿特伍德從文學曆史引申出去，談到了文化政治等更深刻的問題，激勵同胞在後殖民語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提高文化和民族意識，抵製英國及美國的文化入侵。
希爾茲在７０年代發表的兩部小說《小儀式》（犛犿犪犾犾犆犲狉犲犿狅狀犻犲狊）和《盒子花園》（犜犺犲犅狅狓犌犪狉犱犲狀）都是女性家庭題材的作品。《小儀式》中女主人公的身份是學者的妻子，兩個孩子的媽媽。她正在寫一部蘇珊娜·莫迪的傳記和一部小說，但是進展很不順利。希爾茲細致地刻畫了中產階級婦女的形象，認為女性的日常生活無法滿足她們想象力方麵的需求：《小儀式》裏的朱迪斯·基爾說到了對敘述的渴求：我們為何需要故事？她的（及我的）結論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對我們來說永遠都不夠。這是些過於忙碌、過於灰暗、過於受局限的生活，它們過於受到地理、性別和文化曆史的限製。正是通過小說我才了解了女性的生活。①希爾茲的話代表了這一時期女作家的心聲：唯有通過小說———通過閱讀和書寫小說———她們才能了解自己作為女性在加拿大文化蓬勃發展期的生活並抒發自身的感受。
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聲音：超越８０年代開始，加拿大女性小說開始引入新話題，比如女性對兩性①Ｋｒｌｌｅｒ，ＥｖａＭａｒｉｅ，ｅｄ．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狅犿狆犪狀犻狅狀狋狅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０３．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０９特征的探索以及種族差異問題，這些作品常常超越國界或種種人為設定的界限（如傳統的對性別特征的限製），為小說中的主人公拓展了空間。
這一時期的阿特伍德不再將目光局限在加拿大境內，她的《肉體傷害》（犅狅犱犻犾狔犎犪狉犿）和《使女的故事》（犜犺犲犎犪狀犱犿犪犻犱狊犜犪犾犲）是超越國界的兩個例子。《肉體傷害》從女性的角度，描述了加勒比海地區處於極權統治下的普通民眾的悲慘生活，表明了阿特伍德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對國際人權以及受壓迫階級的關注。《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最暢銷的小說，故事發生在２０世紀末一個叫“基列共和國”的地方，這是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世界：環境汙染、道德淪喪、獨裁統治、極端宗教勢力泛濫。文學評論界有人將它視為一部政治科幻小說，更多的評論家將它歸為反烏托邦小說之列。其實，阿特伍德是想通過這部以美國為背景的作品來影射整個西方的文化傳統。小說融入了阿特伍德特有的女性主題，表現出兩性的生存困境，從某一方麵說它其實是一部“女書”，是女性主義對曆史的修正。故事主人公奧芙弗雷德將自己的故事錄進磁帶，這些磁帶在２００年後被發掘了出來，成為人們研究曆史的依據。奧芙弗雷德這種講故事的方式是一種生存策略，她錄在磁帶上的聲音超越了時代的界限。
艾麗薩·範·赫克從７０年代開始謀求擴大女性作品的疆界，出版了小說《朱迪斯》（犑狌犱犻狋犺），她的思想為８０年代的婦女小說奠定了基調。在《帳篷樁》（犜犺犲犜犲狀狋犘犲犵）和《四處漂流》（犖狅犉犻狓犲犱犃犱犱狉犲狊狊）中，範·赫克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大草原，而是以廣闊的加拿大西部和北極為背景，為草原小說中的婦女設計了新的空間。《帳篷樁》裏的女主人公喜歡穿異性服裝，她去了北極，修正了那種以為西部就是“北方”的看法。《四處漂流》更是對性別偏見的超越，女主人公阿拉克涅開著她０１０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那輛黑色舊梅賽德斯穿行於阿爾伯達鄉村以及落基山脈，最後消失在育空地區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的邊疆小說，流浪者阿拉克涅的征途標誌著女性開始進入原本遭禁忌的領域，流浪就是“渴求不斷地入侵和越界”①。
日裔加拿大作家喬伊·小川１９８１出版的《歐巴桑》（犗犫犪狊犪狀）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加拿大人所遭受的非人待遇。這部作品是對草原小說、女性小說或曆史小說的超越，這種“少數民族的作品徹底改寫了與傳統加拿大文學相關的主題”②。《歐巴桑》在加拿大文學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是“……一個轉折點，正是它的出版使具有非歐洲移民血統的學生能夠開始選擇合適的書本”③。小川的這部小說標誌著少數民族婦女的作品逐漸進入加拿大主流社會，向由白人確立的官方曆史提出挑戰。小說出版後立刻引起多方關注，許多人把目光投向了當時加拿大麵臨的幾大問題，包括種族歧視和對一些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它甚至還促使加拿大前總理莫羅尼（Ｍｕｌｒｏｎｅｙ）在１９８４年做出保證，改革對日裔加拿大人的一些政策，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跨出了一大步。
在這一時期，還有兩位女作家不得不提：簡·厄庫哈特（ＪａｎｅＵｒｑｕｈａｒｔ）和達芙妮·瑪萊特（ＤａｐｈｎｅＭａｒｌａｔｔ）。厄庫哈特的《旋渦》（犜犺犲犠犺犻狉犾狆狅狅犾）和瑪萊特的《曆史性名言》（犃狀犪犎犻狊狋狅狉犻犮）都是女性主義對１９世紀曆史的修訂。瑪萊特的小說作為女性對曆史的描述意①Ｂｒａｉｄｏｔｔｉ，Ｒｏｓｉ．犖狅犿犪犱犻犮犛狌犫犼犲犮狋狊：犈犿犫狅犱犻犿犲狀狋犪狀犱犛犲狓狌犪犾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犉犲犿犻狀犻狊狋犜犺犲狅狉狔．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１２３．②Ｋｅｒｔｚｅｒ，Ｊｏｎａｔｈａｎ．犠狅狉狉狔犻狀犵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犐犿犪犵犻狀犻狀犵犪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犆犪狀犪犱犪．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２３．③Ｋｒｌｌｅｒ，ＥｖａＭａｒｉｅ，ｅｄ．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狅犿狆犪狀犻狅狀狋狅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７．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１１義重大，作品著眼於女性的關係，從同性戀的角度重新解讀了三代女人的生活。敘述者對自由的追求促使她走出婚姻，和一位年輕女子發展出一段充滿性欲的關係。和《使女的故事》中的奧芙雷德一樣，敘述者把講故事看作女性生存的心理需求，試圖讓被官方曆史抹掉的女性故事重見天日。
綜觀８０年代的婦女小說，其中體現出的“超越”是多層次的：有地域的超越，如阿特伍德和範·赫克的小說就不限於加拿大；有時間的超越，如《使女的故事》發生在未來，《旋渦》和《曆史性名言》則是對過去曆史的描述；還有對女性主義第一階段的超越等。這些新話題令人耳目一新，為下一階段的女性小說開辟了新途徑。
三、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多樣化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一些業已確立地位的女作家繼續寫出了一係列新小說，如阿特伍德的《強盜新娘》（犜犺犲犚狅犫犫犲狉犅狉犻犱犲）和《別名格雷斯》（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希爾茲的《斯通家史劄記》（犜犺犲犛狋狅狀犲犇犻犪狉犻犲狊）和《拉裏的聚會》（犔犪狉狉狔狊犘犪狉狋狔）等。這一時期，“多元文化主義”在加拿大成為一項法令得以實施，承認種族間的差異成為加拿大社會的主要特征。“多元文化主義”對重新闡述加拿大的身份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原先處於社會邊緣的少數族裔作家突然激增，作品中種族、性和民族等與身份有關的問題占據了新的重要地位，加拿大文學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特征。這些變化一方麵表明加拿大文化實現了一個較大的轉向（對族裔寫作政策更加寬鬆），另一方麵意味著民族身份和加拿大文學構成等老問題正在經曆重新定位，在文明多樣性的全球化時代呈現出新的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作家們的作０１２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品必然帶有時代的烙印。
阿特伍德在９０年代的兩部小說在文風上發生了很大變化。《強盜新娘》是一部後現代的哥特式小說，它采用了傳統的哥特式主題，如邪惡的幽靈、肉體的轉換和神奇的鏡子等，同時又記錄了多倫多戰後的社會曆史，還夾雜了作者對多元文化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思考。《別名格雷斯》的特別之處在於其顛覆性，阿特伍德利用豐富的想象對曆史進行了重述。１９世紀中期在加拿大多倫多郊外的農莊上發生了兩起血案，農莊主人及女管家被害，女仆格雷斯被官方認定為凶殺案的幫凶。阿特伍德對“神秘的、被隱匿的、遭到遺忘、丟棄的和禁忌的”①格雷斯案件進行了廣泛調查，發現了其中的許多不實之處，讓讀者了解到一個和官方描述不同的格雷斯，向殖民統治下的官方曆史提出了挑戰。
１９９３年，希爾茲因為《斯通家史劄記》在國際上聲名大噪，這部作品分別獲得了加拿大“總督獎”和美國“普利策獎”。接著她的《拉裏的聚會》在１９９８年又獲英國“柑橘獎”。作為一位嫁到加拿大的美國人，希爾茲很少在作品中提及與加拿大身份有關的文化民族主義問題，而是采用虛構的自傳體形式向確定的身份概念提出質疑，其小說跨越了國界，將背景設在溫尼伯、芝加哥、多倫多和佛羅裏達等地，因而具有國際性。希爾茲筆下那些跨越國界的主人公表明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青年作家們的一個顯著特征：身份的流動性和多重性。
在這一時期，加拿大女作家的作品越來越多，新的一代脫穎而出，她們為身份概念設立了新標準，將種族和性別問題擺在了突出位置。
很多女作家的父輩或祖輩並非加拿大人，因此在這塊土地上總有異鄉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犐狀犛犲犪狉犮犺狅犳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ｉｃｔｉｏｎ．Ｏｔｔ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ｔａｗ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９．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１３人的感覺。她們繼承了修正曆史的傳統，但作為加拿大社會中的“他者”，她們在故事中講述的主題大多是流散、移民、種族、文化雜交以及多元文化主義。
李斯嘉在１９９０年發表的《正在消失的月亮咖啡館》（犇犻狊犪狆狆犲犪狉犻狀犵犕狅狅狀犆犪犳犲）昭示了一個時代的到來：９０年代，尤其是９０年代中期，有關多元文化主義的小說開始異軍突起。李斯嘉是第三代華裔加拿大人，其作品總是從少數族裔的視角出發，一方麵敘述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麵又不時提及加拿大白人對少數民族的種族偏見。《正在消失的月亮咖啡館》是一部關於中國移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流散經曆的修正史。敘述者是一位１９世紀９０年代移居加拿大的中國新娘的曾孫女，她通過對母親和祖母們的回憶，講述了女性的生存故事，在她看來，“這一係列女性擁有強烈的情感。她們每個人都在那些憎恨女人的世界中做著力所能及之事”①。希羅米·戈托（ＨｉｒｏｍｉＧｏｔｏ）的《蘑菇的合唱》（犆犺狅狉狌狊狅犳犕狌狊犺狉狅狅犿狊）中的敘述者是日本移民的孫女，她講述了三代日裔加拿大婦女在阿爾伯達的生活經曆。這部作品與範·赫克的後現代草原小說類似，隻不過《蘑菇的合唱》涉及了較多種族問題。凱利·阪本（ＫｅｒｒｉＳａｋａｍｏｔｏ）的《電場》（犜犺犲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犉犻犲犾犱）是一部嚴肅的曆史和政治小說，阪本主張承認曆史是為了超越曆史。這部自傳體小說講述了戰爭期間的拘留行為對後代造成的心理影響，其中一個主要意象是象征荒原的“電場”，在這個“電場”中，主人公們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
在這股新興的多元文化主義浪潮中，文化民族主義者最重視的加①Ｌｅｅ，Ｓｋｙ．犇犻狊犪狆狆犲犪狉犻狀犵犕狅狅狀犆犪犳é．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Ｄｏｕｇｌａｓａｎｄ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９０，ｐ．１４５．０１４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拿大身份問題依舊占據重要地位，當然，這些問題變得更為複雜，由原先的“這是哪兒？”變成了“我在哪兒？”和“我是誰？”身為移民後裔的女作家們意識到了作為邊緣人的處境。女作家們的小說中充斥著記憶和想象，她們希望借此來商榷自己在加拿大社會中的身份和位置。１９９６年是這波新浪潮的巔峰時刻，大型國際出版社紛紛出版新興的多元文化主義小說，這標誌著加拿大小說從國內轉向了國際市場。女作家們敘述故事的視角更為多樣化，如謝妮·穆圖（ＳｈａｎｉＭｏｏｔｏｏ）和迪翁·布蘭德雖然同屬來自特立尼達的移民女作家，其小說都可歸類為加拿大加勒比裔新英語文學，但她們的種族和文化傳統完全不同：布蘭德是非裔加勒比人，穆圖則是印度裔加勒比人；布蘭德將自己定位於黑人女性傳統中，而穆圖強調的是文化的雜交性。這些都反映在她們的小說中：穆圖的《仙人掌在夜晚開放》（犆犲狉犲狌狊犅犾狅狅犿狊犪狋犖犻犵犺狋）背景雖是虛構的加勒比島嶼，但與加勒比和加拿大都有關係，小說人物渴望擺脫殖民曆史，來到一個後殖民的未來新世界。布蘭德的《在另一處，不在這兒》（犐狀犃狀狅狋犺犲狉犘犾犪犮犲，犖狅狋犎犲狉犲）關注的是錯置問題：地理、文化和語言定位之間的兩極對立。小說女主人公是兩位黑人移民，她們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回家，這裏不是我們待的地方。”①布蘭德常常在作品中使用加勒比方言，作為對占統治地位的白人文化的反抗。她描寫了邊緣群體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交流，以此揭示其中隱含的多元文化主義。
流散小說最常見的修辭手段是分裂的敘事：女性之間的對話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界限。阿尼塔·羅·巴達米（ＡｎｉｔａＲａｕＢａｄａｍｉ）的《羅①Ｂｒａｎｄ，Ｄｉｏｎｎｅ．犐狀犃狀狅狋犺犲狉犘犾犪犮犲，犖狅狋犎犲狉犲．Ｌｏｎｄｏｎ：Ｗｏｍｅ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２３０．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１５望子回憶錄》（犜犪犿犪狉犻狀犱犕犲犿）就采用了這樣的結構模式：在卡爾加裏求學的女兒給遠在馬德拉斯的母親回信，在此過程中寫了一份關於她孩提時代（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處於後殖民社會的印度）生活的回憶錄。該作是一部新的跨越國界的加拿大小說，記錄了加拿大之外的地方和曆史，同時又暗示了加拿大民族身份中所包含的多種文化聯係。在《英雄的路程》（犜犺犲犎犲狉狅狊犠犪犾犽）中，巴達米對移民形象來了個逆轉。一位孤兒（南亞女青年與加拿大白人所生的女兒）被送往印度馬德拉斯外某個海濱小鎮，與祖父母一起生活在一所舊房子裏。小女孩想回溫哥華，而對於她的印度家人來說，溫哥華隻是另外一個地方，是某個屬於“美國加拿大的地方”①。盡管小說結尾處這位“有一半外國血統的孫女”從某種意義上講回了家，但是作品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個體在跨越文化或國界時所經曆的困惑。在一個以多元文化為特征的社會中，身份問題變得異常敏感，民族和曆史的混雜、國界的分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衝突。
移民的意識以及少數民族白人的經曆是這一時期某些小說的重要話題。盡管這些作品在表現上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對“家”的關注。安妮·麥珂爾斯的《漂泊手記》（犉狌犵犻狋犻狏犲犘犻犲犮犲狊）講述的是逃亡者和離鄉者的故事。貫穿小說的是兩位男性敘述者的聲音———一位是浩劫幸存者，一位是猶太逃亡者在加拿大出生的兒子。小說通過主要敘述者的個人曆史，將加拿大置於一個真正的國際大環境中。
傑尼絲·庫利克·基弗（ＪａｎｉｃｅＫｕｌｙｋＫｅｅｆｅｒ）的《綠色圖書館》（犜犺犲犌狉犲犲狀犔犻犫狉犪狉狔）是一部關於戰後烏克蘭裔加拿大人經曆的小說，作者在回家和心理上的無家可歸之間建構了一種變動的平衡性。
①Ｂａｄａｍｉ，ＡｎｉｔａＲａｕ．犜犺犲犎犲狉狅狊犠犪犾犽．Ｔｏｒｏｎｔｏ：Ｋｎｏｐｆ，２０００，ｐ．２２６．０１６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四、２０００年至今：新空間２０００年至今，女作家們更是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在小說這塊領域裏自由翱翔，閱讀她們的作品使人充滿了驚喜和刺激：阿特伍德的曆史小說《盲刺客》（犜犺犲犅犾犻狀犱犃狊狊犪狊狊犻狀）、重述神話《珀涅羅珀記》（犜犺犲犘犲狀犪犾狅狆犻犪犱）、反烏托邦姊妹篇《羚羊和秧雞》（犗狉犪狓犪狀犱犆狉犪犽犲）和《洪疫之年》（犜犺犲犢犲犪狉狅犳狋犺犲犉犾狅狅犱）；厄庫哈特的《石雕匠》（犜犺犲犛狋狅狀犲犆犪狉狏犲狉狊）；希爾茲的抗議小說《除非》（犝狀犾犲狊狊）等。《除非》與希爾茲早先的小說有諸多不同之處，其時間背景是２００１年，小說生動地描述了中產階級家庭生活中的錯置感，它明確地關注女性政治，強調了寫作作為一種生存策略的必要性。
除了上述名作家外，我們還聽到了一些新的聲音，它們既非來自中心，也非出自移民作家，而是由一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發出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土著居民、濱海諸省的窮苦人、安大略省西南部的黑人。這些小說具有濃厚的鄉土特色，許多主人公都是受孤立的青少年，他們努力想發現自己是誰、該如何生存。伊登·魯賓遜（Ｅｄｅ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猴子海灘》（犕狅狀犽犲狔犅犲犪犮犺）是一部荒野探險和成長小說相融合的當代土著小說，講述了一位海斯拉女孩試圖彌合土著和白人文化之間的差異。另外，林·科迪（ＬｙｎｎＣｏａｄｙ）的布列塔尼角小說《奇怪的天堂》（犛狋狉犪狀犵犲犎犲犪狏犲狀）和《大海港的聖人》（犛犪犻狀狋狊狅犳犅犻犵犎犪狉犫狅狌狉）、多納·莫裏西（Ｄｏｎｎａ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ｙ）的紐芬蘭小說《小貓的規律》（犓犻狋狊犔犪狑）和《下坡的機會》（犇狅狑狀犺犻犾犾犆犺犪狀犮犲）以富有大西洋沿岸特色的語言，將社會批評與青少年的焦慮結合在一起。勞莉·蘭森（ＬｏｒｉＬａｎｓｅｎ）的《飛奔回家的路》（犚狌狊犺犎狅犿犲犚狅犪犱）是一部非常感傷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１７的小鎮小說，講述了一位年老的加拿大黑人女性的故事，她領養了一個被白人母親拋棄的混血小女孩。蘭森在小說中以母女關係為主線，回溯了１９世紀伊利湖附近查塔姆周圍黑人定居地的曆史。
筆者覺得有必要提一提阿特伍德在世紀之交出版的小說《盲刺客》以及重述神話《珀涅羅珀記》。《盲刺客》的敘述者是一位老婦人，她在１９９９年開始寫自傳，希望把它作為遺產留給一直在印度旅行的外孫女。這部小說講述了家族和民族雙方麵的曆史，從女性的角度對傳統的宏大敘事提出質疑，為後殖民語境下女性書寫其身份打開了新的空間。《珀涅羅珀記》作為對《奧德賽》的重述，可以說是對以男權為中心的經典敘事的顛覆。故事敘述者由男性的荷馬／奧德修斯變成了女性的阿特伍德／珀涅羅珀／女仆。阿特伍德在前言中說：“我選擇了將故事的講述權交給珀涅羅珀和１２個被吊死的女仆。”①話語權的移交“不僅意味著敘述視角的變換，更帶有價值取向、道德評判以及愛情觀、自然觀的深刻逆轉”②。珀涅羅珀在敘述中說這是“低俗藝術，講故事。老女人很熱衷於此，還有閑逛的乞丐、盲歌手、女仆、孩子———都是些無所事事的人”③。作者實則是在借珀涅羅珀之口暗示本書是邊緣話語對主流話語、“野史”對“正史”的挑戰。阿特伍德試圖以女性的視角為讀者指出在《奧德賽》中看不到的東西，指引我們去關懷那些被宏大曆史埋沒的弱者。
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珀涅羅珀記》，韋清琦譯，重慶：重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Ⅱ頁。
②韋清琦：《阿特伍德的〈珀涅羅珀記〉———一部“女書”》，《世界文學》，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２８５頁。
③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珀涅羅珀記》，韋清琦譯，重慶：重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頁。
０１８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第二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百衲被①百衲被（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ｑｕｉｌｔ）是由各種顏色或形狀的許多小塊織物拚縫而成的被子。在１８世紀以及１９世紀早期的北美洲，百衲被是普通百姓家抵禦酷寒的寢具，後來逐漸成為家庭手工藝品。女人們在一些重大場合，比如訂婚、結婚、生子、嫁女、娶媳時都要拚縫幾條被子，她們聚集在一起，通過一針一線表達自己的心意。漸漸地，百衲被成為一種秘密講述故事的方式，傳達了一些或微妙或明顯的信息。可見，百衲被作為一種與女性文化有密切聯係的意象由來已久。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縫製百衲被受到女性主義批評家及女性主義作家的關注。藝術批評家露西·利帕德（ＬｕｃｙＬｉｐｐａｒｄ）指出：“自從１９７０年左右女性主義藝術的新浪潮開始以來，百衲被成了婦女生活、婦女文化的基本視覺隱喻。”②凱倫·Ｒ．沃倫在《生①原文發表於《當代外國文學》，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３８—１４５頁。
②轉引自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犜犺犲犃狉狋犻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犙狌犻犾狋．Ｎｅｗ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１８。
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１９態女性主義哲學》中提出了百衲被的幾個功能。她在其中指出，百衲被是一種話語形式，它們講述故事、記錄人們的生活、提供縫被子人的肖像、體現了那些沒有得到文字論述的人們的經曆；另外，百衲被是曆史的記錄，它們捕獲到多樣化的或者獨特的文化傳統，幫助保存了過去，並且有益於未來的文化建設。①許多女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現了百衲被這一意象，如蘇珊·格拉斯佩爾（ＳｕｓａｎＧｌａｓｐｅｌｌ）的劇本《瑣事》（犜狉犻犳犾犲狊）和短篇小說《她同輩的陪審團》（“ＡＪｕｒｙｏｆＨｅｒＰｅｅｒｓ”）；艾麗斯·沃克（ＡｌｉｃｅＷａｌｋｅｒ）的短篇小說《日常用品》（“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Ｕｓｅ”）和長篇小說《紫顏色》（犜犺犲犆狅犾狅狉犘狌狉狆犾犲）；莫利·紐曼（ＭｏｌｌｙＮｅｗｍａｎ）和芭芭拉·戴瑪謝克（ＢａｒｂａｒａＤａｍａｓｈｅｋ）的劇本《縫被子的人》（犙狌犻犾狋犲狉狊）等。縫製百衲被遂成一種行為藝術，向人們表明被子是婦女生活的組成部分，是女性情感的表達。縫製百衲被通常是一種社會活動，是婦女得以在一種社會許可的活動中與其他婦女聚在一起的方式，她們可以借此機會交流各自的思想，或者對那個將她們排除在外的“男性世界”發泄憤怒或不滿。莎倫·Ｒ．威爾遜（ＳｈａｒｏｎＲ．Ｗｉｌｓｏｎ）認為：“據稱，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的首要職責是養育者，她們常常買不起顏料和畫布這類東西，在其他藝術將她們拒之門外的情況下，拚縫百衲被成為了打破沉默進行交談的手段。百衲被有助於建立並維係一種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女性文化，具有它自身的語言代碼和方式，這在１９世紀的美國和加拿大十分盛行。因此，百衲被是重述１９世紀女性故事①Ｗａｒｒｅｎ，ＫａｒｅｎＲ．犈犮狅犳犲犿犻狀犻狊狋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犃犠犲狊狋犲狉狀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狅狀犠犺犪狋犐狋犐狊犪狀犱犠犺狔犐狋犕犪狋狋犲狉狊．ＬａｎｈａｍＢｏｕｌｄ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２０００，ｐ．６８．０２０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的一種合適的手段。”①本章將結合阿特伍德的具體作品分析百衲被的象征意義及其功用。
一、作為曆史重寫工具的百衲被作為一項由女性進行的家庭手工活動，百衲被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與縫紉、針線活、編織或者刺繡等都有關聯。由於百衲被是用碎布片縫綴而成，所以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縫合”。從某種意義上講，百衲被與後現代主義理論中的曆史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後現代理論家認為，曆史是由碎片組合而成，所謂的“宏大敘事”是不存在的，以此表達了對男權世界的反抗。不過女性主義者眼中的百衲被更代表著一種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因其除了具有消解男權中心的隱喻之外，更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建構。女性拚縫百衲被的過程就是縫合自己過去的過程，她們將自己的生活記錄在布上，於是過去的一點一滴———那些像碎布似的東西———被重新整合成了整體。在縫製百衲被的過程中，女性重新建構了自己的身份，覺察到了自己身上的力量，即那種用碎片重構世界的力量。其實，一條百衲被就是一本“女書”，是女性文化和曆史的載體，縫製就是書寫，而這一女性化的行為決定了書寫的方式和內容必然異於“官方”的、男性的曆史。
阿特伍德在她的不少作品中都將百衲被與曆史聯係了起來。詩集《蘇珊娜·穆迪的日記》（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狊狅犳犛狌狊犪狀狀犪犕狅狅犱犻犲）是根據一位１８３２年移居加拿大的英國女作家蘇珊娜·穆迪的作品寫成，阿特伍①Ｗｉｌｓｏｎ，ＳｈａｒｏｎＲ．“Ｑｕｉｌｔｉｎｇａ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ｔ：Ｍｅｔａ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犃狋狑狅狅犱狊犜犲狓狋狌犪犾犃狊狊犪狊狊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犚犲犮犲狀狋犘狅犲狋狉狔犪狀犱犉犻犮狋犻狅狀．Ｅｄ．ＳｈａｒｏｎＲ．Ｗｉｌｓ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Ｔｈｅ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２５．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２１德從２０世紀的視角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詩人在卷首這樣寫道：我拿出我的這張相片，用我的縫紉剪刀裁去臉龐現在它更準確了：在我雙眼原在的地方每一樣事物都曆曆在目。①剪刀是手工活不可缺少的一種工具，通常用來裁剪織物和線頭，阿特伍德在詩中用它來剪相片則是別出心裁。人生就像百衲被，人們常常會在剪裁和縫製的過程中傾注自己對往昔的記憶。其實，穆迪手中的這張相片代表了她的過去，將臉龐裁去隻剩下一雙眼睛，是為了讓自己更好地麵對現實，麵對自己，也唯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建立自己的女性身份。這一點與百衲被的象征意義不謀而合：百衲被是曆史的觀照，它通過重憶曆史使女性的現在更有意義，使女性的未來更加明確。
在小說《強盜新娘》的開頭部分，阿特伍德提到了百衲被與曆史的關係：“挑選任何一根線剪斷，曆史被拆開了。托尼就是這樣開始她的一個比較錯綜複雜的演講……這個比喻和紡線或者編織，還有手工剪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狊狅犳犛狌狊犪狀狀犪犕狅狅犱犻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７．此處譯文參考傅俊：《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６３—３６４頁。
０２２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刀有關。”①這裏我們又遇到了“紡線”、“編織”及“剪刀”之類和百衲被相關的詞彙，但這一次它們由小說中的曆史學家托尼操縱，她關注的是人們如何以及為什麼要重構曆史敘事。在托尼看來，曆史是隨意的，從任何一點出發，都能夠逐漸展開一段曆史。那麼，在“拆開”曆史的過程中，我們是否能清晰地看到它的構成方式呢？還是就像“拆開”一件編織的毛衣，到最後隻剩下一堆毛線，衣服已經不複存在？阿特伍德並沒有給這些問題提供答案。在小說的末尾，雖然托尼覺得曆史故事無法真正教育人們，但她還是繼續“將那些基於可靠信息的猜測以及似是而非的設想編織起來”：這些曆史也許是粗糙的、破舊的，是從無用的衣服碎片拚綴而成，但對她來說它們也是旗幟，帶著某種洋洋得意的傲慢升起，雖不合理卻又勇敢地飄揚著，在樹叢裏，在山路上，在廢墟中，在麵向混亂的長征途中一閃一閃地飄動。②曆史與百衲被是何等相似。重構曆史的過程就是縫合百衲被的過程，它注重的是碎片，強調的是“建構”，曆史是“旗幟”，百衲被又何嚐不是如此。百衲被與曆史的關聯還意味著，必須把所謂的官方曆史拆成碎片，其背後隱藏的不可告人的男性權力話語運作才能暴露出來，而女性在用自己的手重新縫合曆史的過程中，也為自己留下了更真實的記錄。
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犜犺犲犚狅犫犫犲狉犅狉犻犱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ｎｃ．，１９９３，ｐ．３．②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犜犺犲犚狅犫犫犲狉犅狉犻犱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ｎｃ．，１９９３，ｐｐ．５１８５１９．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２３《別名格雷斯》更是將曆史與百衲被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阿特伍德在《尋找〈別名格雷斯〉：關於撰寫加拿大曆史小說》中表現出了對重構曆史過程的興趣：“曆史也許想為我們提供宏大的模式和全麵的方案，但是離開了日常點滴的生活基礎它就會分崩離析。那些告訴你曆史不是關於個人，而僅僅是大趨勢和大運動的人是在撒謊。”①“日常點滴的生活”就像是百衲被上的碎片，而對曆史的重構正是對百衲被碎片的縫合。畢鳳珊在論文《百衲被：加拿大文化與女性身份的載體》中認為，“小說《別名格雷斯》從百衲被這一日常家居用品著手，充分挖掘出了它所蘊涵的曆史和現實意義”②。１９世紀加拿大曆史上有過一段轟動一時的事件。一個名叫格雷斯·馬科斯的女仆被指控與一個名叫詹姆斯·麥克德莫特的男仆合謀殺死了多倫多郊外一家農場的主人金尼爾及其女管家南希。麥克德莫特被處以絞刑，格雷斯則在金斯敦監獄被關押了３０多年，後來在加拿大第一任總理頒布大赦令時被釋放。關於這起案件，人們看法不一。有些人認為格雷斯是無辜的，是迫於麥克德莫特的威脅不敢吐露實情。另一些人則覺得她有罪或者患有精神病。阿特伍德對“神秘的、被隱匿的、遭到遺忘、丟棄的和禁忌的”③格雷斯案件進行了廣泛調查，發現有關的“書麵記錄互相衝突，幾乎沒有明確的事實”④。正是出於對作為“宏大敘事”的曆史的質疑，阿特伍德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犐狀犛犲犪狉犮犺狅犳ＡｌｉａｓＧｒａｃｅ：犗狀犠狉犻狋犻狀犵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犉犻犮狋犻狅狀．Ｏｔｔ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ｔａｗ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６７．②畢鳳珊：《百衲被：加拿大文化與女性身份的載體》，《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６５頁。
③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犐狀犛犲犪狉犮犺狅犳ＡｌｉａｓＧｒａｃｅ：犗狀犠狉犻狋犻狀犵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犉犻犮狋犻狅狀．Ｏｔｔ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ｔａｗ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９．④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ｌｃ，１９９６，ｐ．４６７．本章關於《別名格雷斯》的引文參考了梅江海譯本，南京：譯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０２４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才重寫了一位全新的格雷斯，向殖民統治下的官方曆史提出了挑戰。
二、作為女性團結象征的百衲被百衲被這一活計是女性專有的活動範圍，因而被子代表了女性共有的操作話語和交流平台，成為將她們凝聚在一起的紐帶。從這一點看，百衲被象征了女性之間的團結，是女性鬥爭的旗幟。
在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中，編織和縫紉是上層社會婦女（大主教夫人）才可以問津的打發時間的玩意兒。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使女主要任務是生殖後代，她們被禁止染指家庭手工活動。女人們聚集在一起不是被強迫接受訓誡就是為了某個使女的生育祈禱，通過手工活動表達自己的情感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夢。故事敘述者“使女”奧芙弗雷德對編織充滿了渴望：“我羨慕大主教夫人的編織活，生活中能有些輕而易舉就可以實現的小目標該多好啊。”①奧芙弗雷德眼裏的“小目標”不僅僅是縫紉和編織，她更希望通過這種縫縫補補的方式與其他女性建立緊密的聯係：我們便會坐在麗塔的桌旁聊天……我們的話題一般都是關於小病小痛什麼的，腳痛啊，背痛啊，還有我們的身體像頑皮孩子一樣給我們添的種種小亂子。我們不時和著對方的話語頷首示意，表示讚同，是的，是的，一切我們都心領神會。我們會互相交流治病良方，爭先恐後地訴說自己遭受的各種病痛。我們語氣溫和地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犜犺犲犎犪狀犱犿犪犻犱狊犜犪犾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８５，ｐ．１７．本章關於《使女的故事》的引文參考了陳小慰譯本，南京：譯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２５相互訴苦，聲音輕柔低沉，帶著一絲哀怨，就像鴿子在屋簷下的泥巢裏呢喃低語。我們有時會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或者用一種偶爾從老人們那裏還可以聽到的奇怪說法：我聽出你是哪兒人了。好像聲音本身就是個遠道而來的遊客。可能真是如此，就是如此。①《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雖然遭到男性統治的極權社會的種種壓製，但她們始終沒有放棄鬥爭的希望，奧芙弗雷德通過磁帶以說故事的方式將自己以及姐妹們的經曆告訴了後人，她的“我講，故你在”②似乎是在宣告：女性聚在一起縫製百衲被的那天終將會到來。
在《別名格雷斯》中，格雷斯一邊縫製百衲被，一邊敘述自己以及身邊姐妹的故事，她在不知不覺中借助了百衲被這一麵女性主義旗幟重述女性故事，建構女性身份。傅俊在《真實與虛構———〈別名格雷斯〉分析》中寫道：“形象地說，整個小說是一幅以女仆格雷斯為中心的１９世紀中葉的加拿大社會曆史‘全景圖’。這幅圖畫的妙處在於：它不是用普通的筆墨繪製成的，而是許多女人一針一針，一個拚塊一個拚塊地縫合起來的。”③在小說的結尾，格雷斯為自己縫製了一床百衲被。她采用了“生命之樹”的圖案，在周圍增加了一圈纏繞的蛇，表明罪惡雖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命之樹常在。被子上有三個特別的拚塊：一個是白的，我要用瑪麗·惠特尼給我的那件襯裙上的一塊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犜犺犲犎犪狀犱犿犪犻犱狊犜犪犾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８５，ｐ．１１．②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犜犺犲犎犪狀犱犿犪犻犱狊犜犪犾犲．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８５，ｐ．１２０．③傅俊：《真實與虛構———〈別名格雷斯〉分析》，《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１８頁。
０２６女性、生態、族裔：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布做。一個是褪色發黃的，要用我離開監獄時懇請留作紀念的睡衣上剪下的一塊布做。第三個是淺色的棉布，是從我到金尼爾先生家的第一天南希穿的裙子上剪下的一塊布做的，這條裙子我乘船逃往路易斯頓時就穿在身上。……這樣，我們三人就能在一起了。①莎倫·Ｒ．威爾遜聲稱，格雷斯在“生命之樹”四周縫上幾條蛇，是想“修改圖案使之與她自己的想法一致，而且她不想告訴其他人，因為她對造就了該圖案的故事的闡釋‘是不受認可的’”②。從這種意義上講，她的被子是“經過編碼的反抗形式”③。詹尼弗·默裏（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Ｍｕｒｒａｙ）這樣寫道：“當她在被子———她為自己縫製的第一條———的圖案上拚縫三個女人的衣料碎片時，她是在替自己建構一個新的參考點，即女性受害者之間的聯盟。”④阿特伍德的觀點非常鮮明：女性受害者隻有聯合起來，共同反抗男權社會，才能找到自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
在２００５年的重述神話《珀涅羅珀記》中，阿特伍德利用“百衲被”意象展現了女性團結的重要性。珀涅羅珀為了擺脫求婚者的糾纏，想出①Ａｔｗｏｏｄ，Ｍａｒｇａｒｅｔ．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ｌｃ，１９９６，ｐ．４６０．②Ｗｉｌｓｏｎ，ＳｈａｒｏｎＲ．“Ｑｕｉｌｔｉｎｇａ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ｔ：Ｍｅｔａ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犃狋狑狅狅犱狊犜犲狓狋狌犪犾犃狊狊犪狊狊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犚犲犮犲狀狋犘狅犲狋狉狔犪狀犱犉犻犮狋犻狅狀．Ｅｄ．ＳｈａｒｏｎＲ．Ｗｉｌｓ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Ｔｈｅ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３３．③Ｓｉｄｄａｌｌ，Ｇｉｌｌｉａｎ．“‘ＴｈａｔＩｓＷｈａｔＩＴｏｌｄＤｒ．Ｊｏｒｄ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ｔｗｏｏｄｓ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犈狊狊犪狔狊狅狀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犠狉犻狋犻狀犵８１（２００４），ｐ．９７．④Ｍｕｒｒａｙ，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ｅＱｕｉｌｔｉｎｇ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ｎ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ｔｗｏｏｄｓ犃犾犻犪狊犌狉犪犮犲．”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２６．１（２００１），ｐ．７８．第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０２７一條計謀。她在自己的織機上掛了一大團線，聲稱要為公公準備壽衣，在壽衣布織完之前，她絕對不能考慮改嫁。於是在三年時間裏，她白天一刻不停地織布，到了夜深人靜時就鎖上門，和１２個女仆一起悄悄地把織好的布拆開。她們一起品嚐夜宵，一邊做著破壞工作，一邊講故事，還一起出謎語，編笑話。“在火把搖曳的光線中，我們白天繃緊的臉變柔和了，舉止也有了變化。我們簡直成了姐妹。到了清晨，我們的眼眶因缺少睡眠而發黑，我們交換著同謀者會心的微笑，還時常飛快地捏捏彼此的手。”①阿特伍德用充滿詩情畫意的筆觸抒寫了女性世界的友情。她們聯起手來破壞求婚者的計劃，其默契和配合“使得讀者產生了她們既親如母女，又情同手足的印象”②。韋清琦在論文《阿特伍德的〈珀涅羅珀記〉———一部“女書”》中寫道：“珀涅羅珀與女仆的親密關係組成了一個微型的女性社會，在這個集體裏，大家關係親密友愛，長幼尊卑的等級觀念被淡化了……”③正是這些女人們擅長的手工活使女性超越了自己的階層，攜起手來，共同反抗強權。它是女性保全自己的手段，更是述說自己故事的方式，在對男權文化的解構過程中建立起一種女性文化。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裏，在男尊女卑的文化建構中，女人必須愛自己，同時愛其他女性，由此樹立自信，才能走出男權社會製造的陰影，成為一個自由的人、一個完整的人。阿特伍德是想通過作品中的百衲被意象含蓄地告訴我們，婦女們隻有團結起來，建立親如姐妹的關係，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珀涅羅珀記》，韋清琦譯，重慶：重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