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顧誠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風格
彭勇[17]
顧誠先生（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著名的明清史學家。生前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先生的史學研究以史料紮實、論證嚴密、發覆求真、學風嚴謹的顯著特點，引起海內外明清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筆者不才，有幸忝列師門之末。先生去世後，協助師母整理先生遺稿及論著，時時為先生以“學術為生命”的治學精神所感動。在此筆者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就先生的學術傳承與治史之路、治學特點略加整理，以期弘揚先生的治學精神。粗陋之處，敬祈方家賜教。
一、治學之路與學術傳承
1934年11月28日，顧誠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顧祖蔭（1891—1969），在河南大學畢業後回江西工作，先後在南昌一中、二中任教，曾擔任南昌二中的教務長。1940年至1946年間，任省立吉安中學（今白鷺洲中學）校長；稍後，任國立中正大學和南昌大學副教授。其母高克正（1899—1972），多年擔任班主任之職，在抗日戰爭期間經濟最困難的日子裏，在自家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幫助一批家境貧寒的學生。如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的王梓坤院士即是其中一位，他多次在文章裏感謝這位“恩師”，說：“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我的最高學曆可能隻是初中一年級。”[18]他們夫婦二人學識兼及語文、地理、英語、曆史、人文和經濟等。生活在這一個充滿愛心、家學淵博的家庭裏，顧先生的兄弟姊妹都受到較好的影響。在國務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中，顧家有包括顧誠先生在內的三人榜上有名，這在全國也是極其少見的。
回顧先生的治學之路，出身書香門第給他提供了良好的治學環境，其一生的學術發展與北京師範大學厚重紮實的學風和學術傳承有更為密切的關係。
1957年，顧誠先生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上學期間，他參與了故宮博物院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檔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現代史》的編寫工作，培養了較強的獨立科研能力。[19]
顧先生畢業後留校工作，在白壽彝先生的建議和指導下，開始了明史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後期，他一直在幹“私活”——上班點卯後，偷偷找書看。為防止“意外”，他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明末農民戰爭史作為研究的對象。據他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摘錄的明清史資料已經不少，有那麼一堆。在處理抄摘的史料時我留了個心眼，把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保存起來，即便有人看到，這也是曆史上的‘紅線’材料，而從朱元璋起義的、與帝王將相有關的史料都進了造紙廠。這也就是後來重理業務以探討明末農民起義做起點的一個重要原因……許多學術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幫’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重理舊業，我多爭取了五年左右的時間（盡管不是全部時間），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20]。
正是由於這一時期的勤奮積累，1977年，顧先生回到曆史係工作不久就發表了著名的《李岩質疑》，這篇用力頗深的論文，也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學界的地位。此後20餘年，先生的研究主要圍繞明末農民戰爭史、南明史和明代的衛所製度等來展開，取得了彪炳史冊的成就。
如果說先生早年對農民戰爭史的研究還帶有時代烙印的話，對南明史、明代衛所製度和管理係統等問題的研究則與之一脈相承。明末農民戰爭史與南明史的密切關聯無須贅言，而衛所製度的研究也是緣於對明末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他說，“最初感到衛所製度值得研究還同李岩問題有關”，原因在於所謂李岩之父李精白的衛籍身份問題。顧先生從明代的衛籍入手，發現衛所製度背後竟然隱藏著非常重大的曆史問題，於是他暫時中斷了對南明史的研究，集中五年時間研究衛所製度及其相關問題。[21]
顧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受北師大的兩位史學大師的影響，第一位是老校長陳垣先生，第二位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白壽彝先生。
在考證之法方麵，他說：“以前陳垣先生曾經談過研究曆史應當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澤而漁’。明清史料浩如煙海，往往力不從心，但作為一種治學的律己精神，作為一種努力的方向，總是應該的。”[22]北師大另一位史學家趙光賢先生在總結從陳垣先生那裏的收益時特別提到了培養“考證功底”的重要性，他說，既然相信史學的“求真”職責，求真則有賴於“史料”，由於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就需要詳加考辨，考辨既要充分占有史料，有必要的科學方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曆史的真實。[23]
顧先生非常感謝白先生在早年對他的指導與賞識，認為是白先生指導他走向治明史之路。顧先生曾告訴筆者，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是嘔心瀝血之作，是真正的“主編”，與現在許多掛名“主編”大不相同，對白先生充滿了敬意。顧先生秉承前輩學者的學風，踐履之，傳承之。白先生強調對史料的充分占有，“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經過考核分析才是可靠的”，顧先生則明確表示：學術討論，“不要在低水平的有材料層次上停止不前”；又如白先生說：“要注意：決不要想找材料支持我的觀點。這不是個正確的態度。”[24]白先生多次強調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顧先生亦以此為研究的重點。以下我們結合顧先生的治史成就對其治史風格詳加論述。
二、發覆之作，探尋曆史的真實
顧誠先生一生心無旁係、潛心治學，平均每天讀書時間在10小時以上。從1978年以後，他有《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兩部專著，參加撰寫著作5部。學術論文計39篇，約50萬字，可見其下筆之慎重。在他的筆下，一個個明清史研究領域長期錯訛的觀點被糾正、長期迷惑人們的問題得到了最為合理的解釋，每發一覆，便接近曆史的真實一步。雖然他的許多結論具有顛覆性，由於他的論證嚴密、立論紮實，又幾乎不給別人留下反駁的機會。
《李岩質疑》是顧先生的奠基之作。李岩問題因郭沫若同誌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變得家喻戶曉。顧先生在研讀史料時發現，這位地位僅次於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將領的史料竟然沒有一條能站得住腳，相反大量可靠史料證明他的生平事跡均不可靠。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史料的辨偽上，逐一否定了與李岩有關的記載，並解釋清楚了李岩傳說的來龍去脈。[25]文章發表後，美國的明清史學者戴福士（R.V.Des Forges）寄贈了他數年研究的、與其相似的觀點，即李岩確係烏有先生。他對顧先生的研究給予高度的評價，並變換了研究的思路與角度，進一步豐富了先生的觀點。[26]
在明清之際重大的曆史事件和理論問題的研究上，顧先生多有發覆，澄清了許多誤解。如大順政權的性質問題，他認為大順政權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大順政權沒有隨著階級關係的變動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政策”，即沒有及時從農民性質的政權轉變為封建政權，滿、漢地主階級的聯盟，裏應外合，通力鎮壓，是大順農民革命政權失敗的根本原因。[27]與之相一致的，他認為，李自成起義軍“確實曾經長期采取流動作戰的鬥爭方式；但是，要說李自成奉行一種什麼‘流寇主義’卻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四處征戰過程中，大順政權也在各地部署武裝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權，並為鞏固這些政權做出了種種努力。[28]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附錄的《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和《大西政權地方官員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李自成和張獻忠農民政權的性質和建立地方政權的情況，也是對“流寇主義”觀點絕好的回擊。[29]對南明時期大順、大西農民軍餘部抗清鬥爭的評價問題，顧先生也提出了全新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