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
我1934年11月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級時患病休學，痊愈後尚未到開學時間，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幹部訓練班招生，我就報名參加，錄取後學習3個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檢察委員會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參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讀點書，在業務上有所成就。但客觀形勢卻不允許，入學以後大量的時間被政治運動和繁重的體力勞動所侵占。4年的大學生活，我從課堂上學得的知識相當有限，倒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通過一些非正常的途徑培養了獨立治學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級同學參加勤工儉學，任務是給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後來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整理檔案，地點在校內工會俱樂部，故宮的工作人員用汽車把檔案運來。原來的檔案是按時間（日期）順序用紙包裹的，我們的工作是拆包後按內容分類再加包裹。這批檔案是乾隆末到嘉慶初的，正是白蓮教起義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區苗民起義的時期。一個暑假我親手接觸了這麼多清代原始檔案，大開了眼界。完成這項工作後，新學期剛開始，本年級同學又全體出動去密雲縣勞動，我在工地隻住了一個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務。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車上回到學校，才知道係裏為體現全麵發展，要拿出科研成果於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向黨獻禮，課題自己選擇。時間緊迫得很，幸好剛整理過故宮檔案，就決定以乾嘉苗民起義為課題去故宮借檔案。故宮明清檔案部的同誌真慷慨，一口答應。把這部分檔案借來後，我立即沒日沒夜地苦讀、摘要，另從校圖書館借來嚴如煜的《苗防備覽》和相關地方誌做參考，稍稍清理出個頭緒就動手寫“書”，實際是一邊看一邊寫。係裏派了兩位同班患肺結核病剛剛痊愈正在休養的同學（王君、張建華）協助，做提修改意見和謄清工作。經過一個月的苦幹，7萬多字的謄清稿終於在10月初交到係裏，題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間的苗民起義》。那時我們的思想真單純，完成了任務，檔案歸還故宮，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後也未留下片紙隻字，這本謄清稿究竟怎麼“獻禮”，下落如何，就一概不問了。在學生階段，有機會自選題目獨立進行“研究”，可說是一次很好的鍛煉。這是我接觸明清史的開始。
大學期間真正讀了點書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這一時期學生的糧食定量雖然沒有減少，副食品卻嚴重缺乏，不僅肉類每月憑票供應半斤，食油二兩，連蔬菜也少到隻能用水煮，不能炒。營養嚴重不足，許多同學得了浮腫病。同學們雖然每天饑腸轆轆，卻換來了讀書的時間。在物資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同學們在精神上卻如釋重負。我個人的經曆又有點不同。1960年初，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門正抓全國高校的統編教材，世界現代史是重要領域。由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學院（今河北師範大學）抽調世界現代史教師和少數學生組成編寫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負責，成立了一個大組的領導班子。編寫組先在人大鐵獅子胡同校舍內，不久搬到北京大學，住進剛建成的十三公寓，幾個月以後又搬到二裏溝的北京市委黨校四號樓，從工作開始到初稿完成大約有一年多時間。可笑的是，我被調去時是曆史係三年級學生，世界現代史是四年級開設的課程，換句話說是去編寫自己還沒有學過的課程的全國通用教材。盡管頗為奇特，我在邊幹邊學中逐漸適應，到後半年還擔任了分組的組長，除了自己分擔的章節以外，要負責修改組內教師撰寫的稿子。由於在編寫工作中表現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結束世界現代史編寫工作回到學校，即被通知畢業後留係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留係工作後，係主任白壽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國史學史，成立了一個小組，組內有趙光賢先生、郭澎、一位姓趙的先生，還有我。當時，白先生住在西單武功衛，我們大約每月去他家一次，彙報工作並聽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給我的任務是探討明代史學。經白先生同意，我先閱讀了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別集》，參考一些相關評論史料，寫了一篇《王世貞的史學》，交給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過程，這個課題有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李晉華先生寫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史學思想方麵兼顧明史的纂修過程。我提出可否逐步進行，由於當時萬斯同的《明史稿》頗難見到，就先從王鴻緒的《橫雲山人史稿》同《欽定明史》入手。經白先生同意後，自己買了一部線裝本《明史》，借來《橫雲山人史稿》，逐篇對讀，凡遇《欽定明史》做了修改處，哪怕一句話，甚至關鍵性的幾個字都抄錄下來。對讀完畢，把兩部書不同處列表寫出，這份對照表一共有50多張大幅稿紙。再查閱《清實錄》等書中有關撰修明史的記載，特別是康熙皇帝幾次諭旨，最後寫成一篇《從王鴻緒的〈明史稿〉到〈欽定明史〉》的論文。把論文稿連同對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轉交趙貞信先生處理，從此不知下落。依稀記得我的論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審閱了《明史稿》後，發覺其中對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滿意，指示纂修大臣應嚴格掌握分寸；後來修成的《欽定明史》顯然體現了康熙的意圖，刪改之處多是掩飾明朝統治者的陰暗麵。白先生給我的新任務是研究談遷的《國榷》。工作剛開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組的人員和工作方法進行全麵調整，原先組內人員由係裏另行安排工作，另選了兩位年輕教師和外校來進修史學史的教師重組史學史課題班子，組內人員從研讀《史記》打基本功開始。人事變動的內幕有時很難說清楚，我離開史學史組絕不意味著白先生對我的工作不滿意，後來他曾兩次找我談要我回史學史組，是黨總支沒有同意。在史學史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獲是認真閱讀了上述幾種明史基本史籍，還在中國書店買了一部木刻本的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嘯亭雜錄》、線裝本魏源的《聖武記》以及中華書局排印的“晚明史料叢書”等著作，自行研讀，基本上掌握了明代曆史的線索，也培養了我對明清史的愛好。這以後我的工作崗位雖屢經變動，仍不能忘情於明清史。如1965年發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的《對朱元璋政權性質轉化問題的商榷》一文就是當時的“業餘”作品。
離開史學史組以後，係裏把我調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後，我作為曆史係三年級的班主任和同學一道赴山西長治參加農村“四清”。在鄉下期間，接到係裏通知，學校成立了外國問題研究所，我和係裏三位更年輕的教師被調到外研所美國問題研究室。上班時我們室負責閱讀新到的美國報紙、雜誌，從中選擇問題，整理成係統的資料。到現在我還是不清楚為什麼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會允許外研所花費寶貴的外彙訂閱多種外國刊物（除美國問題研究室訂閱美國報刊外，外國教育、蘇聯文學、蘇聯哲學三個研究室也訂了不少國外相關報刊），而且在當時也沒有一個上級部門過問我們的工作。這樣糊裏糊塗地跟著轉了幾年。混到1971年，我除了上班時間勉強應付外，星期日和業餘時間就用來研讀明清史。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曆史係資料室管理員馬國靖先生，那時校圖書館和係資料室都一概封閉不準借閱，我私下找著她，請代幫忙借些書看，她毫不推辭地答應了，在下午下班後係裏師生都去食堂吃飯的時候，帶我進入資料室挑選書籍藏在大書包裏帶回宿舍閱讀。讀完後又以同樣方式請她換借其他書籍。這種秘密活動如果被發現，馬先生是要吃大虧的，幸好每借一次書總得隔相當一段時間，持續的時間雖長，卻從未被人撞見過。另外，有一點也附帶說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摘錄的明清史資料已經不少，有那麼一堆（我不習慣用卡片，因為卡片既貴又太小，一條長的史料得抄幾張卡片，所以改用小張稿紙和筆記本抄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靜下心來把書籍和抄錄的史料檢閱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為思想政治問題上綱的東西統統送到當時頗為興旺的廢紙收購攤，按1斤1角多錢的價格全賣了。在處理抄摘的史料時我留了個心眼兒，把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保存起來，即便有人看到這也是曆史上的“紅線”材料，而從朱元璋起的與帝王將相有關的史料都進了造紙廠。這就是後來重理業務以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為起點的一個重要原因。1971年以後幹的私活就是探討明末農民戰爭，外研所實行坐班製，隻有星期日和晚上時間可以利用，從係資料室能借到的書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圖書館查閱地方誌和其他史料。當時南京圖書館在頤和路二號，離我哥哥家近在咫尺，但南圖也不對外開放。靠著哥哥多年在江蘇省政府工作的關係，他找了一位負責這方麵工作的熟人開了一張介紹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誌來查閱有關古籍。南京圖書館在不開館的情況下破例讓我在二樓閱覽室閱讀。一個月時間看來不長，可是帶有目的地專心致誌讀書，還是收獲不小的。幾次南京之行，解決了不少在北京找不著書看的困難。回想起來，許多學術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幫”垮台，甚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重理舊業，我多爭取了5年左右的時間（盡管不是全部時間），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