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於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裏。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曆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麵，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隻有嫌惡和絕望。他於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裏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複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於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於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裏尼亞》（中國有穆木天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
《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曆曆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於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係。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裏的鄉下去，在農民裏麵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後，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於是隻得也求教於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勉強譯出，而於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於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哈裏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麵聽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於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為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複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後的情形，工人的對於複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係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麵，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於農民的憎惡，也常見於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搭什幹，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髒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幹》，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所譯，名為《人生的麵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說集裏重譯出來的。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將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鬥，觀念形態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然而作者還是無產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並不足令人詫異。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說：
“出於‘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將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傑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曆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著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他之於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著人生。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願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著生活。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窪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他家裏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著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著，並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裏，每夜來些兵丁、腳夫、貨車夫、流氓，好象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將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瑪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隻準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等類的書：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於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種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裏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在這富農家裏，做了四個月。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鋪子裏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著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