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論文集《二十年間》的新版出世之際，這回決計要在那前麵加上幾條注意書了。
或一批評家——不但傾向不好而已，且是極不注意的批評家，竟將實在可驚的文學的規範，歸在我身上了。他決定地說，我所承認者，隻是承認社會底環境有影響於個人的發達的文藝家，而將不承認這影響的文藝家，加以否定。要將我解釋得比這更不行是不能的了。
我所抱的見解，是社會底意識，由社會底存在而被決定。凡在支持這種見解的人，則分明是一切“觀念形態”——以及藝術和所謂美文學——乃是表現所與的社會，或——倘我們以分了階級的社會為問題之際，則——所與的社會階級的努力和心情的。凡在支持這樣見解的人，將所與的藝術作品，開手加以評量的文藝批評，就也分明應該首先第一，剖明在這作品中，所表現者，正是社會底（或階級底）意識的怎樣的方麵。黑格爾學派的批評家——觀念論者——這裏麵，連在那發達和這相應了的時期的我們的最天才底的培林斯基（Belinski）也包括在內——說，“哲學底批評的任務，是將借藝術家而被表現於那作品中的思想，從藝術的言語，譯成哲學的言語，從形象的言語，譯成論理學的言語。”但作為唯物論底世界觀的同人的我，卻要這樣說，“批評家的第一的任務，是將所與的藝術作品的思想，從藝術的言語，譯成社會的言語，以發見可以稱為所與的文學現象的社會學底等價的東西。”我的這見解，在我的文學底論文裏說明，已經不止一次了，但看起來，這見解，竟好象引我們的批評家於迷誤似的。
這富於奇智的漢子，竟以為倘如我的意見，文藝批評的第一的任務，既在決定由作者所運用的文學現象的社會學底等價，則我所讚賞，是將在我覺得愉快的社會底努力，表現於那作品中的作家，而將不愉快的這些事的表現者，加以否定。就這事本身而論，就已經愚蠢，因為在真實的批評家，問題是並不在“笑”了“哭”了那些事情裏，而在理解之中的。然而現在我所作為問題的“作者”，卻將問題更加單純化了。他所述說，是所與的作家，那作品能否確證我關於社會環境的意義的見解，我便據以分為讚賞或非難。[186]於是就生出可笑的漫畫來，假使這對於我國的——可惜還不獨我國——文學史家，不成為極有興味的“曆史底記錄”，那就恐怕是連談講的價值也沒有的。
G·I·烏斯班斯基（Uspenski）在《難醫的漢子》這一篇短篇裏，將一個苦於暴飲，向醫生訪求著醫治這病的藥，“譬如連身體的角角落落”也都達到的藥的教士，作為唯物論的決定底反對者，證明著物質和精神的決非一物。“你瞧，——這漢子講道理道，——連《俄國的言語》報上，也沒有說這是一體的……倘若這樣，那麼，拿一段木棒來——這是脊骨，纏上繩子——是神經，再加上些什麼——選出去做土地爭議裁定官罷，隻要給帶上綴著紅帶子的帽，就好了……”
這教士，留下了無數的子孫，他是馬克斯的一切“批評家”的先祖。我們的“作者”，一定也屬於這苗裔裏麵的。然而應該說真話，——教士還沒有“狹隘”到他的子孫一般。他“連”依據了《俄國的言語》報，也並無偏見地，承認了脊骨不是木棒，神經不是繩子。而我的大慈大悲的批判者，卻要將神經和繩子，木棒和脊骨的等觀的堅強的確信，歸之於我。豈但我們的批評家而已呢？反對者們也將和這相類的愚昧，十分認真地歸給了我們。——其實是，雖現今也還在歸給，沒有歇——要確信這事，隻要想起社會革命黨和主觀主義者們對於馬克斯主義所加的反駁，就夠了。不獨此也，——雖在西歐的馬克斯批判——例如有名的培侖斯坦因先生——上，也還將那有判斷的教士所未必加於唯物論的關於“神經”和“繩子”的意見，歸之“正統底”馬克斯主義，這事，是可以無須什麼誇張地來說的。我真不知道，我們可能遇到一個時代，會從和這種“批評家”交矛的滿足，得到解放。但我想，這時代是要來的，我以為這的到來，當在社會底變革，除去了或種哲學底以及其他的偏見的社會底原因之後。然而現在，卻還很要常常聽我們的“批評家”的認真的忠告，說是將纏著繩子，用了綴著紅帶的帽子裝飾起來的木棒，推舉出去做“土地爭議的裁定官”，是不行的罷。沒有法，隻好和果戈理（Gogol）一同大叫道：“諸位，生活在這世間，是多麼無聊嗬！”
也許有人要說，著手於藝術作品的社會學底等價之決定的批評家，是容易將那方法來惡用的。這我知道。然而不能惡用的方法，有在那裏呢？這是沒有的，也不會有。又將說罷，——所與的方法愈是切實的，則由拙劣地駕馭這方法的人們所犯的那惡用，就愈不堪。然而這事，成為反對切實的方法的理由麼？人們往往將火惡用，但人類倘不回到文化底發達的最低階段去，卻不能拒絕其使用。
在我國，現在是將“有產者底”或“小市民底”這形容詞，非常惡用著了。那事例之多，竟至於使我讀著“Russkie Vedmosti”第九十四號的漫談（Feuilleton）的I先生的下幾行，未嚐沒有同感。——
“現在的文學，在要發見一種手段，隻留下於那支持者並無危險的東西，而決定底地將一切解體，破壞。這是包藏於‘有產者底’或‘小市民底’這言語之中。隻要將這言語，拋在或一社會活動家或文學作品上，便作為殺死，解體，絕滅最強的有機體的毒，作用起來。‘有產者底’這句話裏，含有無論用了怎樣狡獪的中傷，論爭底才能的怎樣的展開，也都不能鬥爭的論據。這好象是不能證明它沒有對準必要之處，未常命中適當之處的日本的下瀨火藥似的東西。觸著它也好，不觸著也好，而它已經將那些東西破壞了。
“對於這可怕的判決，唯一的充足的回答，是向著和這相應的致命底的爆裂彈的飛來之處，拋過同樣的東西去。對於將‘有產者底’這句話，拋給你們了的處所，就送以‘小市民底’這句話罷。那麼，你們將在敵陣裏麵，看見剛才在你們自己這邊那樣的敗滅了，為什麼呢，因為防禦這爆裂彈，是怎樣的城牆，怎樣的壕塹，也不會有的。”
在或一意義上，I先生是對的。但僅在或一意義上，是對的而已。作為分明看透了或種現象，卻並不來取解決那社會底意義之勞者，是對的。但是，倘若I先生要懂得這意思，那很容易，就隻要從他剛才所說上述的形容詞的惡用之可怕的事，便懂得了。兌什思沛蘭德先生說得不錯（《基雅夫意向》，一九○八年，一三二號）——
全世界是——據梭羅古勃，是“有產者”。
據陀勃羅文，則是“猶太人”。
那是如此的。然而為什麼從陀勃羅文（Dubrovin）先生看來，全世界是“猶太人”呢？將這奇怪的心理學底光差的社會學底等價，加以決定，是做不到的麼？對於這問題，恐怕大家都未必能說“做得到”，大家也未必毫無困難，決定這等價的罷。那麼，梭羅古勃（Sologub）先生的心理學底光差，怎樣呢？決定那社會學底等價，是可能的麼？我還是以為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