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譯的科貝路斯的《運命》（Couperus’ Noodlot）出版後不數月，能給現代荷蘭文學的第二種作品以一篇導言，公之於世，這是我所歡喜的。在德國迄今對於荷蘭的少年文學的漠視，似乎逐漸消滅，且以正當的尊重和深的同情的地位，給與這較之其他民族的文學，所獲並不更少的荷蘭文學了。
人們於荷蘭的著作，隻給以僅少的注重，而一麵於凡有從法國、俄國、北歐來的一切，則熱烈地向往，最先的原因，大概是由於久已習慣了的成見。自從十七世紀前葉，那偉大的詩人英雄約思忒望覃蓬兌勒（Joost van den Bondel，1587–1679）以他的圓滿的表現，獲得荷蘭文學的花期之後，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便入於靜止狀態，這在時光的流駛裏，其意義即與長久的退化相同了。凡荷蘭人的可駭的保守的精神，舊習的拘泥，得意的自滿，因而對於進步的完全的漠視，永不願有所動搖——這些都忠實地在文學上反映出來，也便將她做成了一個無聊的文學。他們的講道德和教導的苦吟的橫溢，不可忍受的寬泛，溫暖和深入的心聲的全缺，荷蘭文學是久為站在Mynheer和Mevouw （譯者注：荷蘭語，先生和夫人）的狹隘細小的感覺範圍之外的人們所不能消受的。
在幾個成功的嚐試之後，至八十年代的開頭，荷蘭文學上才發生了新鮮活潑的潮流，將她從古老的舊弊中撕出了。我在這裏應該簡略地記起幾個人，在荷蘭著作界上，他們是取得舊和新傾向之間的中間位置的，並且也可以看作現代理想的智力的提倡者，在最後的幾年，他們都在荷蘭讀者的文學底見解上，喚起了一種很大的轉變來。
這裏首先應該稱道的是天才的台凱爾（Eduard Douwes Dekker，1820–87），他用了謨勒泰都黎（Multatuli）這一個名號作文，而他一八 六○年所發表的傳奇小說“Max Havelaar”，在文學上也造成了分明的變動。這書是將嶄新的材料輸入於文學的，此外還因為描寫的特殊體格，那荷蘭散文的溫暖生動的心聲，便突然付與了迄今所不識的圓熟和轉移，所以這也算作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上的一塊界石。謨勒泰都黎之次，在此所當列舉的是兩個批評家兼美學家蒲司堪海忒（C.Busken–Huet，1826–86）和孚斯美爾（Karl Vosmaer，1826–88）。雖然孚斯美爾晚年時，當新傾向發展起來的時候，對之頗為漠視，遂在青年中造成許多敵人，然而他確有不可紛爭的勞績，曾給新傾向開路，直到一個一定之點，於是他們能夠從此前進了。新理想的更勇敢的先鋒是蒲司堪海忒，他在《文學底幻想和批評》這標題之中，所集成的論著，是在凡有荷蘭底精神所表出的一切中，最為圓滿的了。
人也可以舉出波士本圖珊夫人（Gertrude Bosboom-Toussaint，1812-86）作為一個新傾向的前驅，她的最初的傳奇小說和人情小說，是還站在盤旋於自滿的寬泛中的範圍裏和應用普通材料的舊荷蘭史詩上的，但後來卻轉向社會底和心理學底問題，以甚大的熟練，運用於幾種傳奇小說上，如“Major Frans”及“Raymond de Schrijnwerker”。
繼八十年代初的新傾向之後，首先的努力，是表麵的，對於形式。人們為韻文和散文尋求新的表現法，這就給荷蘭語的拙笨弄到了流動和生命。於是先行試驗，將那已經全沒在近兩世紀由冷的回想所成的詩的塵芥之中的，直到那時很被忽略了的抒情詩，再給以榮譽。直到那時候，幾乎沒有一篇荷蘭的抒情詩可言，現在則這些不憚於和別民族的相比較的抒情詩，已占得強有力的地位了。
在這裏，那青年夭死的沛克（Jacques Perk，1860–81）首先值得聲敘，他那一八八三年出版的詩，始將一切的優秀聯合起來，以極短的時期，助荷蘭的抒情詩在世界文學上得了光榮的位置。
少年荷蘭的抒情詩人中，安忒衛普（Antwerp）人波勒兌蒙德（Pol de Mont，geb.1859）實最著名於德國。他那在許多結集上所發表的詩，因為思想的新穎和勇敢，還因為異常的形式的圓滿，遂以顯見。他對於無可非議的外形的努力，過於一切，往往大不利於他的詩。加以他的偏愛最煩重最複雜的韻律，致使他的詩頗失掉些表現的簡單和自然，而這些是抒情底詩類的第一等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