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現在有一個人，以黃天霸之流自居，頭打英雄結，身穿夜行衣靠，插著馬口鐵的單刀，向市鎮村落橫衝直撞，去除惡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嘩笑的，決定他是一個瘋子或昏人，然而還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總是反而被打，那就隻是一個可笑的瘋子或昏人了，人們警戒之心全失，於是倒愛看起來。西班牙的文豪西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s Saavedra，1547—1616）所作《堂·吉訶德傳》（Vida yhechos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時的人，偏要行古代遊俠之道，執迷不悟，終於困苦而死的資格，贏得許多讀者的開心，因而愛讀，傳布的。
但我們試問：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總不能不答道：有。那麼，吉訶德的立誌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胡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為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為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而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他懲罰了毒打徒弟的師傅，自以為立過“功績”，揚長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卻更加吃苦，便是一個好例。
但嘲笑吉訶德的旁觀者，有時也嘲笑得未必得當。他們笑他本非英雄，卻以英雄自命，不識時務，終於贏得顛連困苦；由這嘲笑，自拔於“非英雄”之上，得到優越感；然而對於社會上的不平，卻並無更好的戰法，甚至於連不平也未曾覺到。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隻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賣買。
這一個劇本，就將吉訶德拉上舞台來，極明白的指出了吉訶德主義的缺點，甚至於毒害。在第一場上，他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勝利的；而實際上也得了勝利，革命終於起來，專製者入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道主義者，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了，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他雖不為人們所信仰，——連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卻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幫著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國公，傀儡而已；專製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謨爾卻（Craf Murzio）和侍醫巴坡的帕波（Pappo del Babbo）。謨爾卻曾稱吉訶德的幻想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說出他們所要實現的“野獸的幸福來”，道——
“O！董·吉訶德，你不知道我們野獸。粗暴的野獸，咬著小鹿兒的腦袋，啃斷它的喉嚨，慢慢的喝它的熱血，感覺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兒在抖動，漸漸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細膩的野獸。統治著，過著奢華的生活，強迫人家對著你禱告，對著你恐懼而鞠躬，而卑躬屈節。幸福就在於感覺到幾百萬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裏，都無條件的交給了你，他們像奴隸，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羅馬皇帝，我們的國公能夠像複活的尼羅一樣，至少也要和赫裏沃哈巴爾一樣。可是，我們的宮庭很小，離這個還遠哩。毀壞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著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別人打出新的鎖鏈出來！權力！這個字眼裏麵包含一切：這是個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權力的程度來量它。誰沒有權力，他就是個死屍。”（第二場）
這個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說的，謨爾卻誠不愧為“小鬼頭”，他說出來了，但也許因為看得吉訶德“老實”的緣故。吉訶德當時雖曾說牛羊應當自己防禦，但當革命之際，他又忘卻了，倒說“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製者同等。於是德裏戈（Drigo Pazz）說——
“是的，我們是專製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製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第二場）
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訶德還是沒有覺悟，終於去掘墳；他掘墳，他也“準備”著自己擔負一切的責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薩（Don Balthazar）所說：這種決心有什麼用處呢？
而巴勒塔薩始終還愛著吉訶德，願意給他去擔保，硬要做他的朋友，這是因為巴勒塔薩出身智識階級的緣故。但是終於改變他不得。到這裏，就不能不承認德裏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誌的戰士。
這和一般的旁觀者的嘲笑之類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