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這《圖書評論》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誌”，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於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裏所指出的各種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麵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麵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與“巳”，“戮”與“戳”，“剌”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裏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為和大家不相幹。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慓”為“戰慄”，以“已竟”為“已經”；“非常頑豔”是因妒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有六十多歲了。至於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為了訓斥與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為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匆匆的來投機，但一麵也實在為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隻配埋首大學，去謹聽教授們的指示的。隻因為能夠不至於誤譯的人們潔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掛著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勝任的譯注家那裏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為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於是隻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著空虛，托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隻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著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裏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嗬斥八極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麼？
要澄清中國的翻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勝任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
（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