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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複，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複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複，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麼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查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卻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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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先生說：“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麼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曾經做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扞禦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為勇敢，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麵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泄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她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幹，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泄憤的時候，隻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為教徒，據雲這鐵證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麼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曆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為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為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蘊蓄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為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