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萊利-史密斯
如今，人們往往將十字軍運動與意識形態衝突聯係在一起，而與其相關的形象與話語恰是十字軍運動的對立麵，如“聖戰”，常常使人想到許多暴力事件，其中一定涉及發生在巴爾幹半島或近東地區的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軍事衝突。事實上，黎巴嫩的馬龍派信徒，其教會在1181年就已經與羅馬合並，但他們始終都對西方人在東方定居時期懷有感情，他們的曆史學者稱那幾百年的曆史階段為“黃金年代”。在歐洲，與十字軍運動相關的言論時常帶有某種傷感的色彩，雖然人們也能感知到其他與十字軍相似的特征，但這些情感（在上一章中已經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往往與十字軍的原始思想相差千裏。如今戰爭神學的發展態勢相當驚人——這曾在曆史中鞏固了十字軍運動的思想——甚至得到了複興，尤其在拉丁美洲，即基督教解放運動中的尚武派。
所有以基督教的名義，為積極的暴力行為進行辯護，均部分基於這樣的觀念，即與某一特定的宗教或政治體係相關，或是某些政治事件所致；其之所以正當，乃是由於它與上帝的密切聯係。上帝對人類的意圖因而與事件的成敗有著緊密的關聯。一些對基督教的暴力行為持辯護態度的現代人，他們認為上帝的願望與其政治事業有關，將這一事業稱為“解放”。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道路上，上帝的確出現其中，他便是那個“解放者”，是解放思想最充分的表達，或者說“解放”作為一種思想，是上帝贈予人類的一件禮物。為了維護上帝意圖的完整性，掃清阻礙其發展的障礙，如果唯一的方法是動用武力，那麼這樣的做法在曆史發展過程中也是符合上帝的想法的。就這類出於上帝意願的暴力行為，那些參與其中的人必須身兼某種道德責任。這也剛好能夠解釋以下兩起事件的發生原因：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1973年的報告中指出，聯合會中的一些下設機構成員堅稱，在某種情況下，動用武力是具有道德必要性的。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這位哥倫比亞神父兼社會學家，同時也是解放運動中最具悲劇色彩的人物，辭去了他的宗教職位，隨後加入遊擊隊，並在1966年2月被殺。據說他曾有過這樣的言論：“一個天主教徒若不是改革者，那麼他便形同罪人。”這一言論的真實性可以通過他在1965年8月的聲明中得到證實：“革命不需要誰的容許，它對於基督徒而言是一種義務，因為這些人將革命視作唯一有效且影響深遠的道路，從而使全人類的愛變為現實。”
在愛的驅使下所開展的改革運動，成為托雷斯的文章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毫無疑問，仁愛是他行事的動力，這種情感是真摯的、深沉的。在1965年6月，當他發出辭職聲明的時候，參與暴力行動的念頭想必已經在他腦中醞釀了許久，他寫道：“隻有通過革命，通過改變我們國家的僵化局勢，我們才能讓人類真正擁有彼此互愛的能力……我已誌願加入這場革命中，因此，我的部分工作便是通過彼此互愛的方式，教導世人上帝之愛。我認為，不論是作為一個基督徒，還是一名教士，或是一個哥倫比亞人，這始終都是最重要的。”凡是見證過托雷斯愛的力量的人，都非常支持他，而他的死也對這些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對於一位遊擊隊首領而言，“托雷斯將革命戰爭這一科學概念與深奧的基督教進行了完美的結合。對他而言，革命是爭取自由的唯一有效渠道；而他所宣揚和實踐的基督教，不僅是對窮人、受剝削的人與受壓迫的人無限的愛，還是對解放戰爭全身心的投入與付出”。一位阿根廷神父曾說：“上帝便是愛，而我希望成為一個充滿仁愛之心的人；然而，在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中，愛是不可能存在的。於我而言，卡米洛的死意味著，我將用我一生的精力，去粉碎這個根植於阿根廷的主奴關係的惡瘤。我會同那些奴隸並肩作戰，同人民一起戰鬥。我不會以精英導師自居……而是一個充滿誠意的參與者。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而不是居高臨下地指指點點，我要感受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挫敗以及他們的狂熱。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我便不能算作人民的一分子，也不是上帝的子民，更不能被視作手足之情的信徒，因為這些均代表著愛的含義。”為了回應這種十字軍一般的殉道行為，一位天主教神學家將卡米洛·托雷斯同“那些最純粹的、最高尚的以及最真誠的基督教倡導者與殉道者”相提並論。甚至還有人討論道，在這場革命（雖不見得一定是暴力的形式）中，不應隻對受到壓迫的人施以仁愛之心，對那些壓迫者也當如此，因為這是為了將他們從罪惡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這一討論使人回想起人們對討伐異教徒進行辯解時所采取的傳統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