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朋友對我說，《雌性的草地》有點昆德拉（MiLan_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說它像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_Duras）；我來到美國後，一位懂中文的美國文學青年說，這部小說讓他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不知道。也不知與這些成功的老輩們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還是壞事，人們是貶我還是褒我。
還有朋友告訴我：你這本書太不買讀者的賬，一點也不讓讀者感到親切，一副冷麵孔——開始講故事啦，你聽懂也罷，聽不懂活該，或者你越聽得糊塗我越得意，這樣一個作家，讀者也不來買你的賬。
記得我的朋友陳衝讀完《雌性的草地》後對我說：“很性感！”我說：“啊？！”她說：“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陳衝的意見，她是個酷愛讀書的人，讀過許多好書，尤其當代西方文學，似乎是讀書餘暇中去做做電影明星。“真的，你寫得很性感！”我仍瞠目，問她性感當什麼講，她說她也講不清：“有的書是寫性的，但毫不性感；你這本書卻非常性感。”她說。
我是認真寫“性”的，從“雌性”的立場去反映“性”這個現象。我認為能寫好性的作家是最懂愛情、人性，最坦誠、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瑪格麗特·杜拉斯、D·H·勞倫斯，包括托馬斯·曼（死於威尼斯）。仔細想想，xing愛難道不是宇宙間一切關係的根本？性當中包括理想、美學、哲學、政治、一切。
當然，寫性並不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原始動機，最初讓我產生寫它的衝動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歲的時候，那時我隨軍隊的歌舞團到了川、藏、陝、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聽說了一個“女子牧馬班”的事跡。第二年，我和另外兩個年長的搞舞蹈創作的同事找到了這個牧馬班，想創作一個有關女孩子牧養軍馬的舞劇。這些女孩子們都是成都的知識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歲。這塊草地的自然環境是嚴酷的，每年隻有三天的無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風，女孩子們的臉全部結了層傷疤似的硬痂。她們和幾百匹軍馬為伴，抵抗草原上各種各樣的危險：狼群、豺狗、土著的遊牧男人。她們帳篷的門是一塊棉被，夜間為防止野獸或男性的潛越，她們在棉被後麵放一垛黑荊棘。她們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說中我如實描寫了她們的炊事、浴洗、廁所等），讓一個如我這樣的女兵也覺得無法適應，或根本活不下去。她們和天、地、畜、獸之間的關係都十分奇特，去想象一下：把一夥最美麗最柔弱的東西——年輕女孩放在地老天荒、與人煙隔絕的地方，她們與周圍一切的關係怎麼可能不戲劇性呢？在我們住進她們營帳的第二周，來了個男人。這就是書中的指導員叔叔。叔叔是個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輩分。叔叔看見我們幾個女軍人就顯出一種奇怪的敵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們，因為我們在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間牽了一絲聯係，否則她們都得仰仗他去和社會、人間取得溝通。他每隔兩周或三周到女孩們的帳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報紙、家信和食品。他長相極英武，氣質雄渾，有顆雄獅般的大頭。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軍服，又髒又破，騎馬飛快，打槍賊準。不知是出於好客還是示威，他當我們麵擊斃了在遠處草叢裏跑的一隻野兔，又當我們的麵剝了兔皮，整套動作像脫襪子一樣輕鬆麻利。那是隻哺乳的母兔，當皮剝到胸腹部時，兩排乳汁如微型高壓水龍頭一樣噴射出來。這使女孩子們的生活基調又添加了一層殘酷、恐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