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人請韋伯斯特先生在美國國會即將閉會時對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發表看法。“不行，”韋伯斯特斷然拒絕，“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時間談論這個問題。”“沒關係的，韋伯斯特先生，不管談論什麼，你的發言都很精彩，從來沒有讓人失望過。”“那恰恰是因為每次在講座一個問題時，我總要在頭腦中思考一下，不考慮清楚我是絕對不會發言的。諸位，非常抱歉，這次我真的沒有時間。”韋伯斯特回答。
埃爾文·克拉克曾經為俄羅斯定製過一架直徑達3英尺的雙麵凸透鏡，價格高達6萬美元。整個儀器非常精密，動作稍大就會破壞測量的精度，最後隻能靠手工小心地拋光。測試時，工作人員每移動它一下，克拉克就會說：“等一等，等它冷卻後再移動。”對此克拉克解釋說，人手的熱量也可能會影響它的精度。克拉克對精確的追求在世界上都十分有名，他的名字幾乎成了精確的代名詞。
在西伯利亞，一個旅行家發現，當地居民可以用肉眼看到木星。盡管他們的文明程度不高，但是他們的視力卻遠遠超過了我們。反過來想一想，我們沒有一項重大的天文學發現是借助巨型望遠鏡獲得的，這會讓人感到很奇怪。然而，那些在這一科學領域對知識的進步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多數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儀器，但是，他們的思想和眼睛卻受到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一位著名作家寫道：“要竭盡全力、一絲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才事關真正的大局，究竟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這一點我們並不清楚。但是事實上，決定命運的也許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每當但丁走過，佛羅倫薩人就會說：“這個人一定去過地獄。”這是因為但丁對地獄描寫太生動、太逼真了，所以不免讓人產生這種想法。
魯弗斯·喬特是美國著名法官，他是個十分認真的人，有時，他會和一些小商販，為了一些小事情進行辯論，其認真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在聯邦最高法院的演說。
孟德斯鳩曾經因為自己的一部著作對一個朋友說：“我耗費了畢生精力寫就的著作，你可以幾個小時就將它讀完。”在寫作的過程中，無論是在清醒讀書時，還是夜裏做夢，孟德斯鳩想到的隻有這本書，這簡直成了他全部日程的焦點。喬治·利普雷說：“如果一個人不能在每一種情形下都盡可能寫得最好，那麼他就會養成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好好寫的壞習慣。”達·芬奇在創作他的名畫《最後的晚餐》時，常常會為了一個細節、一種色彩而跑遍整個米蘭。曆史學家吉本9次改寫他的回憶錄，《羅馬帝國盛衰史》的開頭幾章修改了18次才最後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