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嚴肅地說：“你真不要臉。”過會兒又說：“不過你還是很真誠的，敢說真話。”
我把手伸進她的衣服裏奸詐地說：“我不僅敢說還敢做呢。”
女友擁有一顆愛黨之心，用歧視的目光看著我說：“你真是朽木不可雕。”
我假裝苦口婆心地對她說：“黨員同誌，我們現在的社會角色已經不一樣了，你應該考慮一下找個更優秀的男性，我深知自己是個不可雕的朽木，萬一我影響了你進步，就不好了。”
她扭動著身體笑嘻嘻地說：“放手，真討厭。”然後身體靠近我。
我說：“有你這樣的黨員嗎！行為這麼不檢點，隨便就跟一個貌似人民敵人的男性住一起，你這樣下去是要犯錯誤的。”
她毫不示弱地用拳頭打我，大義凜然地說：“我現在就和你這個反動分子同歸於盡。”
後來我的入黨申請書還是她幫我寫的，我看了一遍，覺得寫得太肉麻就沒交上去。再後來我們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分道揚鑣了，到現在我還會想起她那認真的表情。
雖然她是黨員，但總歸是不虛偽的敢愛敢恨的黨員，和現在社會上那些道貌岸然的黨員很不一樣。聽說現在她已經在仕途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沒有回頭路了，不知道她還是不是大學時候的樣子，很有可能也變得老奸巨猾了。她大學的時候做什麼事情都雷厲風行一絲不苟，用實際行動展示了當代大學生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好的精神風貌，是大學生的優秀代表。唯一的瑕疵是，夜幕降臨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時常躲在我的懷裏撒嬌，讓我親她的耳朵和嘴巴，並樂此不疲。她的瑕疵也是她最有人情味的地方，為此我很懷念她。
兩年之後，我一無所成，隻是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其實當黨員還是很不錯的。黨員雖然有幾千萬人，可不是黨員的有好幾億人，我就是那好幾億人中的一份子。在我渴望入黨的時候我已經沒有任何機會了，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回到過去，認真地接受黨的教育，不再胡思亂想什麼藝術呀理想呀人生追求呀之類的東西，做一個呆頭呆腦的被馴化者，認真學習中央下達的文件，接受組織的安排到任何地方去發光發亮，默默無聞地將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用於社會主義建設中，那樣起碼我不會漂泊無助，不會食不果腹，不會對生活產生控訴和不滿。每天規律地生活，不再聽信藝術的讒言進行任何改變，這樣也是不錯的。可是，我發現身邊已經沒有願意教育我的人了，我可以無拘無束地生活的同時也對生命產生了迷茫的情緒。這種情緒糾纏著，不知何去何從。
二是我們認識了錢主任。
錢主任在發生大火那天看到我們三個救火的行為，很感動。他認為在這個社會上像我們這樣“多管閑事”、置生死不顧、奮勇救火的人實在太少了，簡直是鳳毛麟角。錢主任是一家私立醫院的行政主任，平頭，肥頭大耳，大腹便便，臉上時常帶著微笑，給人感覺很溫和。
後來大火被暴雨撲滅了，附近的居民在失火現場舉行了一場狂歡節，平時手腳不便的大爺大媽們都翩翩起舞，一派繁榮盛世的局麵。錢主任給我們留下一張名片，讓我們明天去辦公室找他，說完開車絕塵而去。回到住的地方，我們看著名片舉棋不定。
馬學病一臉深沉地說：“這個姓錢的不會是知道我們縱火，引我們上鉤吧？”
楊文菌攥緊拳頭說：“和我們見麵難道他不怕引火上身嗎？”
馬學病說：“不知道這人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不是賣藥的，”楊文菌說，“這是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