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布衣》到《北大才女》
張曼菱在《中國布衣》第一頁上寫道：“布衣，即是有著獨立人格和本色文化的人。”又說：“布衣文化是被疏離、間隔了半個世紀的另一種人生與文化。被權勢所逐的人，卻以文化重新征服與占有大地。這或許是權勢者始料不及的。”
作者在書中所景仰的文化人物，就是西南聯大的教授吳宓和陳寅恪。吳宓自認為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悲劇人物；陳寅恪卻是接近哈姆雷特式的沉鬱深思的學者，他們兩人都崇尚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典型的事例是1953年中國科學院邀請陳寅恪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他在11月22日回信中提出條件，要求“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他是中國第一個通讀馬克思《資本論》原文的學者，居然提出這個要求，可見他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見《陳寅恪的最後20年》第102頁）。至於吳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寧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也不肯批判孔子，可見他為了人格獨立和保存文化，已能做到殺身成仁了。《中國布衣》第342頁說：“西方更重視‘生’的權利與個人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大生命的一環，舍小取大。”這就是舍生取義。司馬遷為了寫《史記》而忍辱偷生，屈原在他的政治理
想破滅後投江而死，《中國布衣》中說：“吳宓是司馬遷與屈原的統一。”
陳寅恪和吳宓都是聯大文學院的教授。至於法學院，則有政治係主任張奚若。他在1946年蔣介石統治時代，就提出過“廢除一黨專政，取消個人獨裁”。到了1957年5月1日，毛主席問他對工作有何意見，“他略思片刻，便將自己平時的感受歸納為16個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見《世紀清華》第204頁）現在看來，這16個字指出了50年代工作失誤的根源。要在短時間內建成社會主義，這不是好大喜功嗎？相信畝產十萬斤糧食，這不是急功近利嗎？批判孔子，批判民族本色文化，這不是鄙視既往嗎？要超越現實，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不是迷信將來嗎？張奚若的這16個字顯示了他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結果卻受到疏離。
張奚若是胡適的學生。胡適在1938年受聘為聯大文學院院長，9月17日又被任命為駐美大使。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21年的獨立自由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1941年他在家書中又說：“我隻想早點回到大學教授的生活。”可見他對獨立自由生活的眷戀。1942年胡適離任時在信中總結自己四年的工作時說，使美國人“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文明的國
家，不但可以同患難，還可以同安樂，四年成績如此而已”。從中可以看出，胡適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民族生命的一環。也可以說，他把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看成了中國民族文化的精神。
《中國布衣》第173頁上說，到了“文革”期間，“沒有人敢對自己和別人負責，人們習慣了對曆史不負責。人們變得那麼輕佻，一擁而上，一哄而散，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一點不像是擁有春秋戰國和唐宋元明清文明的民族的後代”。回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而今安在？《中國布衣》第145頁上說：“自從提倡與風行一種‘階級論’的粗俗文化、劣質文化，幾千年來積澱的‘品文化’便被打入陰山，並且要這些骨子裏的文化人忘記和拋棄他們的品味，從衣食住行到風情雅趣，從生活方式到交往禮儀，‘文質彬彬’被公開批判，再不許分清濁分層次，再不許有細膩有感覺。今天出現的社會道德下滑的惡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矣。”
在這種社會道德下滑的情況裏，“當太多美麗崇高的生命不堪深海般的劫難而搖尾伏地時，主人公（指張曼菱的父親張進德）不畏於勢，不惑於神，不棄高貴的尊嚴於寸陰，孤守懷疑，叛逆，自由而曠達的布衣精神”，卻保持了獨立自由
的人格。他的獨立人格主要表現在“君子不黨”這句話上。《中國布衣》第17頁至第18頁上說，國民黨“強迫人們入其黨，這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是一種傷害”，又說“共產黨也有人來勸說父親，到山那邊去，父親亦不去。他說：‘班上那些去了的人，成績都很差。’40年後，父親與老同學相聚，其中兩個廳局級就是當年動員父親的人。父親歸來，依然說人家‘沒有多少提高，就學會了說幾句官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