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第一，理論第二
關於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係，我認為實踐是第一位的，理論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說，在理論和實踐有矛盾的時候，應該改變的是理論，而不是實踐。例如《紅與黑》第一句“玻璃市是個山清水秀的小城”，不能因為“玻璃市”不合乎音譯的原則，“山清水秀”用了四字成語，不合乎某些人反對用成語的理論，就應該改成“維裏埃爾是個美麗的小城”；而應該看原文是說城市美麗呢，還是說城市和山水都美麗？要用實踐來檢驗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檢驗實踐。文學翻譯理論如果沒有實踐證明，那隻是空頭理論，根據我六十年的經驗，我認為空論沒有什麼價值。
其次，翻譯理論應該是雙向的，也就是說，既可以應用於外文譯成中文，也可以應用於中文譯成外文。因此，沒有中外互譯的經驗，不可能提出解決中外互譯問題的理論。目前，世界上用中文和英文的人最多，幾乎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小半，因此，中文和英文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字，中英互譯是國際上最重要的翻譯。而西方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沒有一個出版過一本中英互譯的文學作品，他們不可能提出解決中英互譯問題的翻譯理論。他們多半隻有西方文字互譯的經驗。而據電子計算機統計，西方文字之間的對等詞達到90%，因此西
方譯論家提出了對等的理論；但中文和英文之間的對等詞隻有40%左右，因此西方的對等譯論隻可能解決一小部分中英互譯問題，而大部分問題都不能解決。如朱生豪把《羅米歐與朱麗葉》最後兩行譯成“古往今來多少離合悲歡，誰曾見這樣的哀怨辛酸？”一點也不對等，卻得到很多讀者歡迎。這時，到底是應該拋棄朱譯呢，還是改變對等譯論呢？我認為理論要服從實踐。
英國19世紀作家王爾德說過：語言是思想的父母，不是思想的產兒。近來語言學家也認為語言不但有表達意義，而且還有創造意義。朱生豪的譯文說明：文學翻譯不但表達出了原意，還創造出了新意。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唐詩三百首》英譯本序言中提出了中國學派的創譯論。所謂創譯就要創新，或者推陳出新，而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傅雷譯的巴爾紮克，楊必譯的《名利場》等，都是外譯中的創譯代表作。至於中譯外，英國智慧女神出版社說中國人英譯的《西廂記》可和莎士比亞比美，美國有學者說中國人譯的《楚辭》當算英美文學高峰（均見高教版《唐詩三百首》序）。這都說明中國學派的翻譯實踐所達到的高度，也說明了中國學派的創譯論勝過了西方的對等譯論。所以我同意季羨林在《中國翻譯辭典》序中說的，中國翻譯是“世界之最”。
這就是說，無論談實踐或理論，中國學派都遠遠勝過了西方。
中國和西方譯論的差別，簡單說來，西方重“等”，中國重“優”，也就是說，文學翻譯不能隻選對等的表達方式，還要選擇最優或最好的表達方式，換句話說，要盡可能發揮譯語的優勢，或者說要“優化”。例如毛澤東的詩句“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如果對等，隻能譯成“Most ese daughters have a desire strong\/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如果優化，則可譯成To face the powder（敢於麵對硝煙）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而不塗脂抹粉）。這就說明“優化”勝過“對等”。
近來有些譯論家說中國譯論落後於西方二十年，因為中國隻有應用翻譯學，沒有純翻譯學，所以應該引進西方的目的論、多元係統論、三因素論等。我的看法完全相反。因為純翻譯學比起應用翻譯學來，無論如何也隻能占非常次要的地位，因為中國沒有引進西方的純翻譯學，已經取得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學翻譯成果，說明純翻譯學是並不重要的理論。而從成果看來，西方譯論落後於中國至少
二十年。貝多芬說過，為了更好，任何規律都可打破。中國的優化論證是破舊創新的文學翻譯理論。
（原載《上海科技翻譯》200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