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烏漆麻黑的夜裏
用這樣一句話作為本書的起點，似乎有些文不對題，但回想起求學時的曆史課堂上對於“偉大農民起義”前的社會整體環境，基本上都是用“黑夜”這個詞來形容，於是乎陳勝、吳廣起義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烏漆麻黑的夜裏；綠林、赤眉的弟兄們也生活在烏漆麻黑的夜裏；杜弢、趙廣、袁晁、方清等等，一直到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全部都是因為生活在烏漆麻黑的夜裏，縱觀千年中華曆史，仿佛整個兒就是一個北極氣候——極夜。
但事實呢？
我們偉大的中華文明真的是在黑夜中孕育、成長的嗎？我們五千年華夏文明真提是在黑暗與暴力中流傳下來的嗎？
當然不！中華文明不但滋養著古往今來的華夏子孫，更促進了世界文明的大發展。她是陽光的，更是充滿活力的，盡管在時間長河的波滔中會遇上險灘、暗礁，但曆史永遠不會因為這短暫的血腥而停住奔騰的腳步。
從1843年6月那個悶熱的夏日裏洪秀全教主夢到傳說中的天父、天兄開始，到1868年4月11日最後一隻打著洪教主旗號的撚軍殘部袁大魁被左宗棠消滅為止，整個“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進行了25年；從廣東花縣蓮花塘村的那個茶館開始，到一路“斬妖除魔”殺到天津西南靜海縣的北伐軍，整個天父子民席卷中國十八個省市；從1847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世德拉杆子造反開始，到1874年頂著海歸光環的楊輔清因謀複國不成而在福州被殺，整個“天父計劃”消滅了近一億中國人。
如此規模的“天父計劃”為什麼沒有實現改朝換代的目標？而在滿清風雨飄搖的統治末期，這樣一場規模的農民起義對於中華文明的曆史發展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對於後人來說，這些都是說不盡的前塵往事，而對於時代的親曆者來說，這些都是血肉模飛的滔天濁浪。翻開曆史的書頁，從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到洪秀全的《天朝田畝製度》，無論從政治製度、經濟方式，還是價值觀念，起義模式，幾乎都有一脈相承的相似性，也正是如此，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現實也隻能出現洪秀全，洪秀全就是十九世紀的陳勝、吳廣，他打著宗教旗號、創立拜上帝教，而同樣的事情在東漢末年便已經由張角的太平道教做了嚐試，明教、白蓮教等等也史不絕書。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呐喊聲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中漂蕩了近千年，而從沒有人在改朝換代的方式上尋求新的出路，這是農業文明的悲哀，還是中華文華的悲哀？
一般來說，人們喜歡把乾隆末年定為滿清國勢由強轉弱的分水嶺，主要的理由集中於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好大喜功的乾隆多次發動戰爭耗盡國庫，官員貪汙嚴重，社會矛盾激化等等。實際上滿清從頂盛時的康熙朝之初便已經出現了社會動亂的隱患，但這些錯誤政策的推行並不能簡單的推到帝王無能，而是時代與認識的局限，很多在現代人看來很簡單的問題，但在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卻是根本無人能懂的理論。（領先時代半步的人有機會引領一個時代，但領先時代一步的人，往往下場都不怎麼好看）人口膨脹、物價持續上漲和失去製衡的專製皇權便是從那個時代就堆積起來的巨大隱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隱患終於讓中華民族陷入了百年沉重的民族危機。
人口壓力在康熙晚年時便引起了滿清朝廷的注意，究其原因無非是兩點，第一是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美洲新大陸的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農作物新品種開始緩慢向舊大陸傳播，其中玉米和蕃薯具有高產、耐旱、對土地適應性強的優點，因此它們在內地的廣泛引種和推廣是當時中國人口膨脹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增長的人口能吃飽肚子，才是人口增長的前提條件。查閱世界人口發展曆史數據可以看出，中國人口倍增與世界人口增長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從一個側麵證明了全球人口整體性的空前加強。但是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卻明顯高於世界人口平均增加速度。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為43.37%，但中國人口卻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達到了108.67%，到18世紀末，中國人口已經占世界人口的34.06%，是穩居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大國了，這樣就不能簡單的歸結為農業科技的發展了，因此人口問題的第二個原因，便是滿清推行的政策。
乾隆即位之初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一款新的“條例”，該條例全文是：“各省丈量田畝及抑勒首報墾田之事，永行禁止；違者，以違製論！”自古以來田賦是各朝各代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為什麼滿清朝廷要製定出這樣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以往各朝代，又不能為朝廷增加收入的新政策呢？這是因為中國曆代的統治者都有一個好習慣——為前朝修史，時刻把前朝滅亡的教訓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實際上人口的猛增在明朝萬曆年間就已經出現了，那時中國正處於中國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高峰期，大約1.5億，亟須籌措養民之計，但是萬曆偏偏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因此清朝皇帝總是講，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也因此而把“不加賦”奉為祖訓，世代凜然恪守。因此乾隆製定這項新律的原因就明確了，清初經過多年戰亂，拋荒未墾之地甚多，因此國家鼓勵墾荒，以使農業盡快恢複，但是到了康熙中期以後，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人口逐漸增長，但可墾的田地是有限的，因此政策也開始轉移到緩解人多田少的矛盾上來，於是滿清朝廷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鼓勵墾荒地，而且新開墾的荒地全部免稅。乾隆所增法律的目的就是用法律的手段來禁止各省通過清丈田地，強令農民自首的辦法征收這部分流失的田賦稅款。於是十八世紀中國出現了農民移民的大潮，大量農民為謀生從原有的人口密集區向邊遠省份流遷，出現了“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以及閩廣移民台灣的移民大潮，內地、邊省以至廣闊的邊疆地區的山區、半山區、丘陵和海島被大量開發，加上玉米、番薯的推廣，人口成倍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