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十年前我彙編周作人所著《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及關於魯迅的零散文章，共得五十萬言。如今又成此書，並非找到了什麼新材料，但也不是簡單的“炒冷飯”。《魯迅小說裏的人物》解說魯迅的《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而《魯迅的故家》中的《百草園》也“差不多可以說是《朝花夕拾衍義》”（《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彷徨衍義·狗》）。料想此老當年必是魯迅一書在手，有話可說，即著之筆墨。“這隻是像《四書典林》之類，假如用了庸俗的舊書來比方，講說一點相關的人地事物四項的故事，有沒有用處不能知道，但不是望著題目說空話，所以與《味根錄》之類是有些不同的。”（《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呐喊衍義·開端》）作者本是基於原著某一具體內容，“憑了我所知道的和記得的說來”；但《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和《魯迅的故家》雖然各自出過幾個版本，卻始終是獨立成書。讀者讀了周作人的解說，須得覓魯迅著作對照；或者反過來，讀了魯迅的小說、散文，再另外看周作人如何講法。這未免太麻煩了，估計少有人實行。於是這些“衍義”的效用，就要打些折扣了。現在我把周作人的相關文字，附在《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各篇之後。便於讀者閱讀，如此而已。
《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向被列作“魯迅研究資料”，——此亦為周作人自己所認可：“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的了。”（《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下》）其間可能就是他所謂《四書典林》與《味根錄》的區別，而後者不免如其所說，“是誇誇其談的在講章旨、節旨，談得比本篇原文更長，印出來徒耗物力，要看的人也不會多的”（《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呐喊衍義·開端》）。或許他之“供給資料”，正為了使“研究”不成那個樣子。也可以說“研究資料”與“研究”關注點有所不同。對《呐喊》、《彷徨》這類小說來說，其一在“來”，其一在“去”。周作人講過兩段話：“這所謂索隱，與《紅樓夢》索隱並不相同，隻是就小說中所記的事情，有些是有事實根據的，記錄下來，當作軼事看看，對於小說本身並無什麼關係，作者運用材料本極自由，無論虛構或是實事，或虛實混合，都無不可，寫成小說之後，讀者隻把它作整個藝術作品看，對於虛實問題沒有研究的必要。”（《〈呐喊〉索隱》）“文學家所寫，藝術家所畫的人物，自然不必全要照原樣，但是實物的比較有時也還不是無用。”（《秉燭後談·關於阿Q》）是乃拘於虛實，則“沒有研究的必要”；著眼創造，則“實物的比較有時也還不是無用”。他講了很多，歸結到一點，就是魯迅作為小說家，是怎樣“運用材料”，從而創造出“藝術作品”的。這給我們很多啟示；其作為“研究資料”的價值，就在這裏。
前引兩段話，體現了周作人對於小說本質的深刻認識。他之無意“研究”，“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舉個例子，《阿Q正傳》剛剛發表不久，他評論說：“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誌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誌的人，所以在實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像神話裏的‘眾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為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隻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罵一頓，做到臨了卻覺得在未莊裏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所以終於被‘正法’了；正如托爾斯泰批評契訶夫所說，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於他，卻反將他扶起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的失敗的地方。”（《阿Q正傳》）以“研究”論，恐怕較他人此後種種說法高明得多。《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中一再聲明“專說社會事實”，“不談文藝思想”，其實偶爾涉及寫作動機，主題思想，藝術特色，均不乏精辟見解。——附帶說一句，前引文章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