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歸慕尼黑從親自再進我那一團的後備隊。
但是，該隊被“軍人會議”（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著。
我對這一點深為不滿，所以決意立刻脫離。我和戰爭時的一位忠實同誌史密特。
愛侖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裏一直至軍隊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再回慕尼黑。
在當時的情況，實在不大好，革命擴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
愛士諾（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這一個情勢的進展。最後竟造成了由會議操縱的形勢，這或者可稱之為猶太人過渡期間的統治更為洽當些，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這期間，我的腦海中的計劃有了不少。
當新革命在進行的時候，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的勇氣頓失，驚惶一循著舊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嚴以後和天，我便奉命出於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團革命事主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過了幾星期之後，我又奉命出席為國防邊軍官佐而設的特別班。
該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軍人以一定的主義，使他們去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這特別班對於我個人的價值，便是使我因此認識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誌，我們可互相暢論當時的局勢。
我們都確信德國的崩潰，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十一月的罪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實在不能救了德國的危亡。
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他們的用意很好，但也補救了既成的創傷。
我們中有少數的人便就討論新黨的組織了，我們所持的根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
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了一舉了。
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因為這顆新建設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意義的緣故。
再者，尚有著一層場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使對於社會問題發生的思想多所限製。
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采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大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
這 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為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改正為一切足以促進或限製人的活動的因素的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 為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 增加麵向前發展。
資本和自由獨立的國家，有著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
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麵明了的。國家隻要注意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縱著民族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