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發生的“上海事變”，促使國民政府在開始擬定“國防計劃”的同時考慮首都的防守問題。參謀本部判斷，一旦華倭戰爭再度在滬爆發，倭軍必將在其航空兵掩護下，以陸軍沿京滬鐵路、海軍溯長江而上向南京進攻。1932年12月，在參謀本部內成立了“城塞組”，城塞組由參謀次長賀耀祖兼任主任，在漢斯貓軍事顧問指導下，開始整修長江沿岸的江陰、鎮江、江寧等各要塞，並準備在南京以東構築國防工事。
但由於當時國民政府主要致力於“安內”，所以隨著《淞滬停戰協定》的生效，擬訂的防禦計劃未能貫徹執行，擬築的國防工事也未能完成。
1935年夏，“華北事變”發生，接著又出現一場由倭國特務機關主導，企圖使華北“脫離中央國軍防守圖”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使國民政府對倭寇的蠶食侵略政策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開始積極地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
1936年2月由“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負責在京滬之間主要防禦方向上構築了“吳福線”和“錫澄線”兩道“永久性國防工事”，組成南京外圍防禦陣地。在南京地區，則構築了外圍和複廓兩道陣地：沿大勝關、牛首山、方山、淳化鎮、青龍山、棲霞山至烏龍山要塞之線為“內衛線”的外圍陣地；以南京城垣為內廓，環城以雨花台、孝陵衛、紫金山至幕府山要塞炮台之線為外廓構成複廓陣地。在城內北極閣、清涼山等高地則築成堅固的核心據點。
正是有了這樣完備的防禦體係，本來對南京是棄是守還一直猶豫不決的****在唐生智的蠱惑下決定堅守南京。而戰前慷慨激昂表示“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僅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拚到底！”的這位“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命令將各部所有船隻盡數收繳，“以作背水一戰”，自己卻偷偷預留一艘汽艇準備隨時渡江北逃。
更為可恥的是，這位“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後，竟然沒有通知城外軍隊，部隊因無船渡江，原撤退計劃未能實現，各軍隻得冬泳渡江，溺死者不計其數，不會遊泳的隻好脫掉軍裝混入百姓隊伍，最終大多數都被倭寇殘忍殺害。
姚立功在和****進行“密談”的時候，就利用自己的“先見之明”力勸蔣公“撤離機關學校和城中百姓，主動放棄南京，扔給倭寇一個空城，集中兵力守衛大武漢”，按照華夏軍事戰略家蔣百裏將軍《國防論》設計的步驟和倭寇打一場“持久戰”。（在抗戰“該如何來打”這個問題上，蔣百裏和潤之先生在他們的著作《國防論》和《論持久戰》中都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不同的是蔣百裏是單純從軍事角度對抗戰進程給出了具體戰略戰術，而潤之先生的《論持久戰》則更為鮮明地提出了“全民戰爭”的概念和表達了“以弱勝強”的決心和信心）
至於第五戰區再次打出了一個“台兒莊大捷”，並且讓倭國“華北方麵軍”南下軍團比曆史上遭受到更大的損失，姚立功並沒有感到奇怪。以倭國“華北方麵軍”南下軍團的狂妄輕敵加上李德林的精明強悍以及姚立功給他們的大力支持，取得一次大勝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小鬼子僅僅傷亡三四萬人恐怕還是依仗戰鬥力強悍、華夏軍隊指揮係統不暢通才有的結果。
盡管這兩個重要消息讓姚立功感到十分欣慰，但是他心裏清楚這並非倭國大本營和關東軍司令部改變對“東北抗倭遊擊軍”的圍剿戰略的根本原因，因為倭國“華北方麵軍”南下軍團雖然遭受到重大挫折，但是兵力依然十分雄厚，並沒有到傷筋動骨必須增加兵力的地步。事實上圍剿“東北抗倭遊擊軍”的這十萬大軍也並沒有入關，說明他們並不是為了增援“華北方麵軍”南下軍團才改變了戰略，一定是國際上發生了什麼大事，使得倭國大本營和關東軍司令部做出這個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