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見慣了高樓大廈的國人來說，東南亞國家的任何一幢建築都不足為奇，金邊同樣如此，作為首都的它，基礎建設比不上國內任何三線的城市。
我在木牌搭上的是一趟從胡誌明十一點發車的大巴，到達金邊是晚上七點。司機把我下在了路邊。和東南亞大多數國家的城市一樣，一腳踏到地麵，一股熱浪撲麵而來。
我對柬埔寨的印象局限於貧窮，和數不清的地雷。這座經過紅色高棉血色洗禮的城市，似乎已經從創傷中緩過勁來，和越南一樣，滿街都是年輕人和摩托車，城市看上去充滿了既混亂又充滿生機。
哪嘎賭城，像兩座巨大的宮殿，在整個公共照明不足的街區，更顯示出它的金碧輝煌，和新葡京相比，它的輝煌肆無忌憚，好像暴發戶進城，給人滿眼都是錢的感覺。大廳裏的一棵裝飾樹，除了掛滿彩燈，枝條上還長出了美元。
有了峴港贏錢的底氣，我決定住在金界酒店。一號樓的商務房間接近一千，差不多是上海外灘酒店的價格。我出示護照，前台的服務生，直接講起了中文。
賭場在大廳的兩邊，看到的都是東方的麵孔。
和一樓的大廳不同，客房過道的燈光顯得昏暗，走出電梯，我看到一個戴著帽子的保安遠遠地站在樓道的盡頭，兩手裏握著打掃衛生的掃把，像拿了一把槍。等我走近一看，那不是掃把，而是一把貨真價實的半自動步槍。這把槍，讓他身上皺巴巴的服裝，瞬間顯得威嚴起來。
我頭皮有些發麻，我盯著他按在槍托上的那一隻手，我見他的手指沒有扣在扳機上，才稍稍放下心來。
他沒有衝我打招呼，目光從我頭上越過去，看著電梯那邊，好像我是一團空氣。
我放下背包，返回大廳，走出酒店，穿過馬路。臨街的鋪麵基本上全部都是中文，我看到了和平飯店和沙縣小吃招牌。我走進一家罐罐麵，長著一副中國臉的老板走過來，他把菜單往我桌子上一扔，用普通話問我：“吃什麼？”
我奇怪他為什麼第一眼就看出我是中國人。
老板笑了：“自己人，能看得出來。”
我問老板哪裏人，他告訴我是湖南的，並得意地說，他們湖南人在柬埔寨不會少於二十萬。
我看了一下菜單上的價格，嚇了一跳，一隻豬腳七美元，一份炒麵六美元。差不多接近浦東機場的物價。
我點了一份八美元的牛腩餛飩麵。
在等餛飩麵的時候，我跟老板說你這裏的東西可不便宜。老板說，整個柬埔寨的東西都不便宜，所有東西靠進口，哪有不貴的道理。我說那當地老百姓吃什麼。他說有吃多吃點，沒吃少吃點，咱們中國以前難道不是這樣嗎？他輕描淡寫地說，現在咱們國家日子好過了，三年困難時期，他的父親還吃過“革命草根”和糠粉，眼下柬埔寨的農村比我們那時候可好得多。
吃完餛飩麵後，我繞過招攬生意的嘟嘟車司機，回到金界。此刻，晚上八點三十左右，大廳來回的人明顯比剛才多了一些。
在人群中找人，我有一定的經驗，隻要你把在場的人分成幾個不同的群體，再把你想找的人，歸類於某一個群體，比如服務員，比如遊客，你目光的重點自然會落在目標群體上。但是我對波一無所知，所以我還得通過別人去打聽他。
我走到前台，剛才接待我的黑皮膚小夥子還認得我，他客氣地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說我想找一個人，他問我找誰，我說是一個叫“波”的人，他為難地說，如果要找賭場裏麵的人，要去問那些穿著灰色西裝的賭場工作人員。我塞給他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立即打消了他為難的臉色，說替我想辦法。
他打了一個電話，從賭場裏走出一個穿著黑色西裝的胖子，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小夥子當著我的麵和胖子嘰裏呱啦講了一通，然後回頭問我：“他問你找波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