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申明，人主宰不了自己，人體內有一種人不能自主的非理性力量，即本能。而這種本能是存在於人的機體並發生作用的衝動和力，它是強大的、不可遏止的。
所謂人性問題，就是關於什麼是人的主宰、人的行為是由自然欲望決定還是由理性決定、人是自私的還是利他的問題。幾千年來，人性問題是全人類都在討論和爭論的問題，也是人世間第一大難題。在漫長的年代裏，人們對人性和行為的研究並不多，專門研究人性和行為動因問題也隻是達爾文以後的事。但是，盡管動因問題長期沒能得到最終解決，可幾千年來，很多思想家在哲學、倫理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領域裏對人的本性、行為本質、行為動因等問題已作出了豐富而深刻的論述。今天，理論界許多爭論不休的問題，曆史上早就有了明確的論述。今天，我們一些人自以為是“真理”的東西，幾百年前就遭到了無情的批判和否定。
首先，應該把握這樣一個規律，人類對自身和對人性的認識不僅受到人的認識能力的製約，而且還受到社會製度的需要的製約。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事是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穩定，它表現為社會的穩定。為了社會穩定這一大局，思想約束有時並不一定以真理為基礎，它服從於目的。比如，封建社會把非真理的宗教、禁欲主義作為道德的理論基礎，這是穩定社會所需要的，但對人自身的認識來說，則起到了阻礙的作用。正因為如此，一方麵，人類社會在道德方麵經曆了奴隸社會縱欲、封建社會禁欲、文藝複興之後逐步釋欲的曆程；另一方麵，人們對人性和行為動因的認識則經曆了奴隸社會比較膚淺、封建社會錯多對少、文藝複興之後錯誤逐步被真理代替的過程。
讓我們看看曆史吧。曆史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深刻有益的啟示，曆史能幫助我們掃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一、“人是萬物的尺度”
奴隸社會對人的管理主要靠暴力，而對人的思想沒有什麼管束，加之當時文化極不發達，所以那時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不僅相當地少，而且十分自然客觀，對於人追求財富和享樂，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正當的行為。
可到了奴隸社會末期，由於封建製度的孕育，思想家們竭力否定人的欲望。從根本上說，限製人的欲望是封建製度所需要的。當時的客觀情況是，黨爭激烈，社會政治生活動蕩不安，世風日下，追求享樂和財富的風氣盛行，人們沉浸於酒色享樂。由此，很多思想家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看到了放縱“私欲”的危害，開始強調精神生活和理性的重要，認為靈魂是人的主宰，繼而主張強化道德，控製肉體的困擾，節欲、製欲、禁欲。比如，古希臘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對人的本性進行了較多和較深的論述。這些思想家主要有：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普羅塔戈拉、蘇格拉底、阿裏斯提卜、德謨克利特、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伊壁鳩魯、盧克萊修等。
畢達哥拉斯（約前580—前500）否定人們追求現實物質利益的必要性。他認為人是靈魂和肉體組成的一個和諧的整體，人的本性和道德都取決於靈魂。他說，“在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是靈魂”。他號召人們，節製自己的情欲，“清洗”和“解放”自己的靈魂，使靈魂擺脫肉體的困擾。他要求人們通過沉默、冥思苦想以達到忘我的境地，逐步登上道德的高峰。
赫拉克利特（約前540—前480）認為，以往人們過著一種無節製的、不道德的生活，引起無數的罪惡，所以人要過有道德的生活。他十分鄙視人的肉體的欲望，號召人們撲滅人的情欲要像撲滅火災一樣。
蘇格拉底（約前469—前399）重視道德的建設，但他完全把人的感性欲望和物質利益從道德中排除出去，隻講理性在道德中的決定作用，把道德看成是天賦的。他主張人們隻應當去關心自己的靈魂，不要追求財富和榮譽等身外之物。他要求“不論老少，都不要老想著你們的人身或財產，而首先並且主要的要注意到心靈的最大程度的改善”。
德謨克利特（約前460—前370）認為，對於人來說，靈魂是主導者，肉體不過像是盛靈魂的器皿。他承認人有肉體快樂，但精神快樂高於肉體快樂，人應當有節製地享樂，而主要是求得智慧和心靈的寧靜淡泊。
柏拉圖（約前427—前347）認為，節製就是欲望服從理性、理性控製欲望的狀態。他還認為靈魂要飛升，首先要去除欲望，因為欲望造成了人的感官苦樂。柏拉圖在《斐多篇》中說：“每種快樂和痛苦都是一個把靈魂釘住在身體上的釘子”，道德修養的過程，就是使靈魂擺脫肉體的過程，人一旦擺脫了肉體欲望，靈魂就進入了一個光明聖潔的不朽世界。
亞裏士多德（約前384—前322）認為人的欲望和行為應當由道德來處理，而人的本性在於理性，道德取決於人的心靈。人的特殊功能在於“人的行為根據理性原則而具有的理性生活”。
人的心靈分為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理性部分在人的心靈中占支配地位，它不僅能夠控製人的欲望，而且使人的行為合乎道德，使人幸福。這也就是說，人的靈魂主宰人的肉體。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交替時期，古希臘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觀點。這些人看到了人的感性欲望的客觀存在及其合理性，把人看作是感性的人。
普羅塔戈拉（約前481—前411）認為，人是有感性欲望和追求的人，而“人是萬物的尺度”，應該把個人的欲望和利益作為道德的來源，作為道德行為的標準。阿裏斯提卜（約前435—前355）是普羅塔戈拉、蘇格拉底的學生。他把人尋求肉體感官快樂，看作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天職。
伊壁鳩魯（約前341—前270），把人的欲望分為兩大類：自然的欲望和非自然的欲望。自然的欲望又分為必要的和非必要的兩種：（1）自然而必要的欲望，是指為維持生命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一些物質快樂；（2）自然而非必要的欲望，如性愛和親子之愛等。第二類是非自然又非必要的欲望，如，愛財、愛權和縱欲等。他認為，自然而非必要的欲望和非自然又非必要的欲望是壞的欲望。他並不提倡禁欲或取消人的一切欲望，隻是把物質的快樂限製在一定限度和範圍之內。他認為，要保持健康身體和心靈安寧，首先要維持生命，因此為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質需要應當滿足。在這個意義上，他說：“一切善的開端和根源都在於肚子的快樂，連智慧和修養也必須歸因於它。”
伊壁鳩魯還認為，隻要肉體快樂無損於健康和靈魂的安寧，在這個限度內也是允許的，但這種肉體快樂是極其有限的。他是堅決反對放縱肉體快樂的，他說：“當我們說快樂是最終目的時，我們並不是指放蕩者的快樂或肉體享受的快樂……而是指身體上無痛苦和靈魂上無紛擾。”
封建製度建立之後，“私欲”直截了當地被看成是罪惡，是洪水猛獸。因此，統治階級出於穩定社會的需要，竭力加強思想的統治，推行宗教和禁欲主義，使靈魂的主宰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
中國。公元前221年由秦朝建立進入封建社會（也有說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起進入）。從此，中國不斷加強道德建設（包括逐步將道德神化）和道德教化。對於人的欲望，開始階段強調通過“教化”防欲、節欲、製欲，南北朝隋唐時期（420—907），外來的佛教和自產的道教興盛起來，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禁欲主義。佛教稱貪（欲望）、瞋（仇恨）、癡（對佛愚昧）是“三毒”，是“惡”的根本；人貪求私欲是大逆不道，所以要“攝製六情，舍眾欲，散諸惡念”；（《陰持入經注》）要滅情見性，見性成佛。宋朝，中國產生了以儒學為主，儒、佛、道三者合流的“理學”，其中以程顥、程頤和朱熹形成的“程朱理學”為主。他們繼續主張禁欲主義。朱熹說：“聖賢千言萬語，隻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卷十二）從此這成了南宋以後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5世紀，歐洲進入封建時代。自此起，占統治地位的倫理思想是基督教，是宗教神學，其經典是《聖經》。宗教的基本原則是愛、勿抗惡、禁欲主義、信仰等。基督教認為，人的本性不是從人的肉體、意誌和情欲中來的，上帝把聖靈分給了人，這才是人的本質。基督教宣揚，人的靈魂是肉體的主宰。人的肉體不僅於人無益，而且是罪惡的淵藪。基督教要人們棄絕一切欲望，拋棄一切現實的物質利益，“把肉體、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欲，同釘在十字架上”。
在封建時代的發達時期，神學倫理思想家推出了原罪說、贖罪說、拯救說。認為人天生有罪，這是因為人的意誌和行為聽從欲望的支配，追求感官享樂和物質利益，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不安於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這就是犯罪。人有了罪就必須贖罪。但單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贖罪的，必須“信靠基督”，棄絕肉體的誘惑，有高尚的道德。這樣就會得到基督的拯救，獲得來世的幸福。
二、“人類心靈的主要動力或推動原則是快樂或痛苦”
隨著社會發展的需要、科學的發展和人的認識能力的提高，14—16世紀，意大利等一些歐洲國家爆發了一場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文藝複興運動。這是一場偉大的恢複人的本來麵目、解放人性的思想解放運動。恩格斯說：“這是地球上從來沒有經曆過的最偉大的一次革命。”
這場運動反封建、反宗教，特別集中地反對禁欲主義。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道主義反對神道主義，以理性反對蒙昧主義，以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等級製度。人道主義思想啟蒙運動的總口號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無不具有。”他們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人性在於人的感性欲望，人天生追求感性欲望的滿足。他們號召人們為追求現實的物質利益而奮鬥。
文藝複興時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一個產生偉人的時代。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大批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卜伽丘，荷蘭的愛拉斯謨，法國的拉柏雷、蒙台涅等。
薄伽丘堅決地反對禁欲主義，明確地肯定人的七情六欲就是人的本性，特別肯定男女肉體上的愛情是既自然又健康的感情。他說：“這般人是多麼愚蠢——尤其是有些人還道自己的力量比人類的七情六欲還大。”
他認為，人的情欲是合乎自然規律的，它不受任何力量的約束和阻攔，任何人想人為地禁止人的欲望，這不僅是極其有害和荒謬的，而且會碰得頭破血流。薄伽丘講了很多可笑的故事，揭露和嘲笑修士修女的虛偽性，說他們口中講禁欲，實際上卻無法違背人的本性，同樣受情欲的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