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家族是近年來中國科舉史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除了區域的科舉家族研究，也有了斷代的科舉家族研究；除了群體研究法，也有更多的個案研究。本課題屬斷代兼區域的個案科舉家族研究，重在分析明代寧波楊氏科舉家族。在全文展開之前，有必要對楊氏研究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論、學術史、基本文獻作一梳理。同時，對本書的寫作思路、邏輯安排、主要觀點作一交待。
一、科舉與近世家族隆替
古代中國為什麼會有家族現象？為什麼會有科舉家族？科舉在近世家族形成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教育與學術在科舉家族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從方法論來說，科舉家族個案史如何研究？這是筆者想通過寧波楊氏作出的理論思考所在。
1.近世家族
人是社會性動物，聚居是人類居住的基本特征。聚居又分“同姓聚居”與“異姓聚居”兩大類型。中國人在相當長時間內是一個同姓聚居民族。
如果說政府是異姓團體利益組織的話，則家族是同姓團體利益組織。同姓家族是中國社會血緣性、自然性、利益性的基本建構單位。這一現象的形成有四大因素：一是農耕社會，依賴耕地而定居，從而使家族長期聚居一處。二是凝固化的人口管理製度，在農耕環境產生的國家管理體製，也以靜態管理為主，實行嚴格的戶口製度，禁止人員在全國各地自由的流動。
三是劃一的集權管理，使各地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同質化，使此地對彼地不會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不會出現人口的橫向流動現象。四是落後的交通，使人習慣於小空間生活方式，養成安土重遷心理。安居各地，不相往來，是全國性現象。同姓家族群體在傳統中國鄉村的廣泛存在，與現代中國城市中異姓小區的廣泛存在有著相同的地位，它們均是國家的基本細胞組織。
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家族形態處在不斷嬗變之中。學界習慣分為周代之封建家族，秦漢迄唐之世家大族，宋以下的新家族三個階段。宋以來的中國庶民宗族形態，日本學人稱為“近世家族”。近世家族由許多核心家庭、主幹家庭或共祖家庭組成，共財單位很少超過同祖父的成員，但通聲氣、濟有無的範圍卻可以遠過五服。從同姓家族的內部組織來說，可以分為家庭、家族與宗族三大類型。家庭是核心家庭，家族是主幹家庭，宗族是複合家庭。如果以大樹為比喻，家庭是樹葉，家族是樹枝，而宗族則是樹幹。從單位來說，家庭是最小的細胞組織，古代中國多是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今天則是三口之家。家族則是五服同祖的主幹家庭，而宗族則是超過五服的同祖複合家庭，習慣也稱為“族”。不過，學術界目前所用的“家族”，實際上包括“宗族”。本書所謂家族，等同於宗族。
就內部人際關係規則來說，同姓聚居家族不同於異姓散居家族。同姓聚居家族由於長期生活於一個小空間內，成員間的聯係比較廣泛，故爾強調互助責任。一個人的發展，既要照顧到小家庭利益，更要照顧到大家族利益。互助精神的產生基於血緣關係，因為家族是同姓利益群體組織。人類之所以需要互助，是因為存在不平衡因素。一是身體的自然發展變化，沒有勞動力的小孩、老人、病人等弱勢人群均需扶助。一是社會發展階段的因素，農耕時代的生存條件相當惡劣，人們需要互助來求生存與發展。
互助是人類得以生存並發展的基本因素所在。
根據筆者對南方家族的觀察，近世家族內部規則有兩大特點，一是獨立，二是互助。所謂獨立，是指核心家庭自我負責、自我發展。在南方，有一個習慣，兒子們結婚以後，一般選擇分家。分家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因為大家長沒有那麼大的庇護能力；同時也有利於調動小家庭的積極性，發展模式更加靈活。人類的本性是自私的，在庇護能力有限的時候，隻能照顧到小家庭。如此，在平時，家與家之間就是同姓鄰居而已。在南方鄉村，五服之內的家族稱為“近房”，五服之外的宗族稱為“遠房”。在一個同姓自然村落中，內部高下不一，有的做官發財，有的就是普通農民。另一方麵，它又是一種“同姓社區”，有別於今天城市中的“異姓社區”，所以，內部存在互助關係，遇上紅白喜事、造房之類大事時，會互相幫助，既要出力又要出錢，可以說是一個互助合作社。平時獨立與有事互助相結合，是近世家族的一個特點。
如果這是一個普通的家族，也許就停留於平時獨立與有事互助而已，他們的關係是非常鬆散的。而一旦族中出現士大夫，情況就會大變。隋唐以後，中國進入了科舉時代。因科舉而上升的群體，人稱士大夫或縉紳。
有士大夫領導的近世家族，可以稱為“望族”。由於科舉的發達，江南相當多的家族有士大夫，故望族特多。範金民認為，望族是江南宗族區別於其他地區宗族最為明顯的特征。如何看待江南多望族現象？筆者以為江南多望族是好現象，它是符合人類發展進程的現象。人類的利益保護，存在私心與公心兩種相輔相成的基本方式。私心是小範圍內的利益保護方式，公心是大範圍內的利益保護方式。前者隻管庇護自己或小家庭人員的利益，後者則要求在更大的公共範圍內保護更多人的利益。私心是天生的，公心是靠後天培養的。宋明理學家出於社會穩定考慮，重視同姓基層社會建設，強調“收族”、“睦族”。收族的核心手段有四，即編族譜、置義田、建祠堂、設族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重視同姓社區內部凝聚力、互助力建設。隻要私心不要公心的自私自利與隻有公心沒有私心的大公無私，兩者均是不可取的。人類社會的製度建設，就是要不斷地保護私心與公心，讓其發揮不同的保護作用，共同促進人類社會和諧而美好的發展。
2.科舉家族
近世家族的核心是科舉家族。
近世家族要成為地方望族，必須借助科舉力量。為什麼要成為科舉家族？在農耕社會，在中國的強國家體製下，隻有通過科舉，才能獲得國家的政治資源，才可能有較大的社會影響。科舉是家族與國家聯係的管道，通過科舉考試，家族人員進入政府任職，從而有可能形成科舉家族。官員來自不同地區的不同家族，某些家族在科舉競爭中顯示出較強的競爭力量，他們就有可能形成為科舉家族。不過，在自由競爭的科舉體製下，一個家族要想長期保持其競爭優勢，難度係數是比較大的，往往出現家族間輪轉現象。可以說，沒有永恒的某地某姓科舉家族。這也是國家設立科舉考試的核心追求所在，科舉正是為克服某地某些門閥家族長期壟斷政府管理隊伍而設計出來的流動性官員選擇體製。
“科舉家族”是由張傑《清代科舉家族》首先提出來的概念。所謂科舉家族，是指“世代聚族而居，從事舉業人數眾多，至少取得舉人或五貢以上功名，在全國或地方產生重要影響的家族”。這個定義易引起歧義。出舉人或貢士以上功名，門檻稍嫌過低，其實出二個以上進士才是關鍵。而且，“聚族而居”似可換成“族員間有較強的血緣認同感”，即異地進士若能認族歸宗，即使兩人世居不同的省府縣，亦視他們為同一家族族員。從《鏡川楊氏宗譜》來看，確存在這種已遷外地而入譜的現象。不過，“科舉家族”概念的提出，本身是有意義的。“科舉家族”是一個曆史學概念，它對應的是“門閥家族”。“科舉家族”可以代替宋元明清時代的“望族”，那是一個沒有時代特征的通用概念。“望族”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對應的是“小族”。總之，“科舉家族”是一個更為精確的概念。因此，這個概念逐步為學界所接受，進而延伸於宋明科舉家族研究。
科舉家族的形成，嚴格上說，始於宋代。宋代是中國大規模推廣科舉考試的時代，元代科舉考試一度受挫，明清則是科舉考試鼎盛的階段。明清進一步確立了全國各地府縣二級儒學體係，使學校與科舉考試的結合更為密切，從而吸引了更多的地方家族人員進入科舉之路。在三年複三年的全國性科舉競爭中，各地的不同家族不斷地被洗牌，此起彼伏，彼長此消，成為不同時間段的科舉家族。據《清代朱卷集成》整理，清代全國出過2個進士的科舉家族約795個，出過5個進士的科舉大家族有166個。明代全國科舉家族的數量及地理分布統計分析尚未出現，不過明代全國進士的數量及其地理分布已有人做過統計分析，進士的地理分布大體上可以反映出科舉家族的地理分布狀況。總的說來，明清科舉家族的數量，南方遠多於北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經過幾次大的人口遷移，北方漢人的精華已經轉移到了南方，南方成為傳統教育與文化的集中地。南方又以江南為主。吳仁安首次對明清時期江南的科舉家族作了梳理，枚舉的科舉家族，浙江有92家，蘇南有89家，皖南有36家，合計216家。由此可見江南科舉家族之密集。
本課題研究的寧波楊氏家族，盛於明，延及清，即屬這樣典型的科舉家族。在明朝的“計劃”體製下，一個家族偶爾出一二個進士，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如果一個家族幾十年內連續出多個進士，那就是奇跡了。鏡川楊氏在明朝景泰至成化（1450—1487）的二十七年間出了楊守陳、楊守隨、楊守阯、楊守隅、楊茂元、楊茂仁6個進士，那中式率可稱全國第一了。嘉靖至南明間，又陸續出了楊美益、楊承閔、楊德政、楊文瓚4個進士。如果出2個進士可稱科舉家族、出5個進士可稱科舉大家族的話，則楊氏擁有10個進士，可稱為特大型科舉家族了。更為奇特的是，楊守阯的兒子不及楊守陳的2個兒子楊茂元、楊茂仁，但楊守阯的2個進士女婿陸偁、李堂完全可以與之匹配。楊守陳第三代沒有出進士，而楊守阯則出了陸鈳、陸銓、陸釴3個進士外孫，超越楊氏本家子弟，真應驗了寧波人所謂的“好筍（“筍”諧“孫”）出在籬笆外”。有明一代，楊氏及外家共出了15個進士。王世貞（1526—1590）經過縱向比較，立“門宗仕宦”，首舉鏡川楊氏，稱：“一門科第祿位之重，弘治、正德間，無過於鄞縣楊氏者。”就所出進士總量、密集度、綿遠度來說，楊氏可稱為明朝第一科舉家族。
3.文化家族
科舉家族的直接結果是官宦世家。鏡川楊氏出了正二品的尚書三人（楊守陳、楊守隨、楊守阯）、從二品布政使一人（楊守隅）、正三品侍郎一人（楊茂元），此下級別的官員不計其數，絕對可稱為官宦世家。“擢高第，綰銀黃，海內稱為名宦之家，可謂盛矣”。
科舉家族的間接結果是“文化家族”，它對應的是“白丁家族”。因為，他們是憑讀書改變家族命運的，他們本身是讀書人、文化人。這會帶來幾方麵的影響，一是重視教育，二是重視文化。科舉上的成功，使他們重視後代的教育，有可能讓幾代人接受教育。重視教育，是門閥家族與科舉家族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學在家族”，後者是“學在州縣”。不管如何，兩者的基礎教育均靠家族，國家隻管應試教育。古代中國的官員不是終身製，有時出仕，有時退隱。官員一生與書打交道，重視文化，在位期間，或退休以後，他們會著書立說。更何況尚有大量的升不上去的讀書人，他們往往會向文化領域發展，去著書立說。中國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理念，讓他們有多種揚名於後世的選擇。如此，科舉家族往往是文化家族。
做官可獲得家族的當代社會影響，而學術文化則可使家族獲得長遠的曆史影響。從曆史實踐來看，一個科舉家族僅在政治舞台上成功是不夠的，如能進一步涉及學術文化則影響更為長遠。吳仁安認為，明清江南的望族“一般均與科舉入仕有著不解之緣”；而且，“以文化型家族居多”，這表現為，“熱愛書籍、喜歡讀書，以讀書為張儒從文的起點、以書本為文化學術活動的中心，望族弟子和望族士大夫、乃至許多準望族的縉紳家庭封建士子，一生都始終圍繞著書本而從事讀書、藏書、著述、詩畫文藝、文獻整理、出版等各種文化學術活動”。這種文化型家族，由於文化積累豐厚，其門祚比之豪門右族、官宦世家要長。鏡川楊氏既從政又為學，格外重視教育，子弟讀書成風，家族中多人著書立說，有詩文集、宗譜、其他文獻作品留下來，這是我們關注他們的一個重要因素所在。江浙是全國科舉家族集中之區，徐鹹（1481—1566）經過橫向比較後得出結論，稱：“（楊氏）昆弟子姓一時之盛，江浙文獻之家鮮能儷焉。”“文獻”即“文化”，“文獻之家”就是“文化家族”。
總的說來，一個近世家族，既要是一個科舉家族，要出進士，要有大官；又要是一個文化家族，得有學術貢獻，得有文獻（如詩文集、宗譜、其他作品）遺留下來。如此，才會引起後人的關注與研究。否則，隻是過眼雲煙的家族而已。科舉家族與文化家族結合的近世家族是比較理想的家族，寧波鏡川楊氏正是這麼一個經典案例。楊氏家族多數文化人有文集，流傳下來的有楊自懲、楊守陳、楊守阯、楊承鯤、楊德周、楊學泗六人的作品，其他零星作品也有一些。其中，楊守陳在明代經學史上、明代浙東學術史上有自己獨到的位置。
4.相關研究
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有著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性，血緣家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乃至整個儒家文明輻射圈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20世紀以後，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家族研究，其中尤以望族研究為重。所謂“望族”是指那些有家產又有社會聲望和社會影響的世家大族，這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學術界對望族的研究，始於社會學家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7年）。此書用的是區域望族群譜描述法，開啟了現代中國望族研究的先河。
20世紀80年代以來，吳仁安先是選擇了明清時代的上海為研究地域，出版了《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進而擴大到整個江南，先後出版了《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吳仁安的望族研究，除了區域群譜描述法外，也涉及了望族個案史研究。
由於涉及的家族數量過多、麵過廣，難免顯得深度不足。江慶柏《明清蘇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使用的是主題專門研究法，全書分14章，較為全麵地建構了科舉家族的文化研究模式。張如安等的《鄞縣望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集中梳理了17個較有代表性的望族，分別梳理了它們的發展階段及文化貢獻。
近十年來，通代或斷代的望族個案研究風盛行。有通論曆代姓氏者，如王育濟、黨明德教授主編的《中華名門望族叢書》，是一部關於中國家族史研究的大型叢書，已出版《曆代王氏望族》、《曆代李氏望族》、《曆代張氏望族》、《曆代劉氏望族》、《曆代趙氏望族》等。近年浙江省市縣三級文化工程項目中均有望族個案研究係列，已出版專著如周淑舫的《東山再起：六朝紹興謝氏家族史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毛策《孝義傳家：浦江鄭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邱巍《吳興錢家——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斷裂與傳承》（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鄒身城等《兩浙第一世家：吳越錢氏》（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唐燮軍《六朝吳興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唐燮軍等《漢唐之際的餘姚虞氏及其宗族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唐燮軍《兩宋四明樓氏的盛衰沉浮及其家族文化——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