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科學與潛意識
M. L.馮·弗朗茲
在此前的著述中，C.G.榮格和他的一些朋友力圖清晰地表現創造一象征的機能在人的潛意識心靈裏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了在這一新發現的生命天地中可運用創造象征機能的某些領域。迄今為止，我們對於潛意識或原型——那些心靈動態核心的全部意蘊所知甚微。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原型對於個體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原型構成人的情感、倫理觀和心理觀，影響個體與他人的種種關係，從而影響他的整個命運。我們同樣能夠看到，在個體的生命進程中，原型象征的布局遵循一種整體模式，恰如其分地理解象征可以使人獲得一種治療效果。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心靈中，原型既能成為創造性力量，也能成為毀滅性力量：當原型喚醒激發新的觀念時，它們即是創造性力量；而當這些同樣的觀念粘滯僵化為遏製進一步的發現的意識偏見時，它們便成為毀滅性的力量。
榮格在自己所著的一章中向人們表明，為了不削弱原型觀念及象征的特定個體和特定文化的價值。不將它們整齊劃一——即不將一種已成陳規的、理性公式化意義強加給它們，所有的釋義嚐試應該是多麼精妙幽微，相互之間又應該有多麼細微的差別。榮格本人一生獻身於這類調查研究和釋義工作；自然
，這本書概略地敘述的隻是榮格在這一新發現的心理領域裏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榮格是一位開拓者，他始終清醒地認識到，無數更深一層的問題依然有待於人們去尋找答案，有待於人們去探索研究。這就是為什麼他將自己的概念和假設建立在盡可能廣闊的基礎之上（又不使這些概念和假設過於模糊不清，過於包羅萬象），為什麼他的諸觀點構成了一種所謂的“開放體係”，對於一切可能的新發現皆樂於容納的體係的道理。
在榮格看來，他的概念僅僅是工具或曰啟發性的假設。它們可能有助於我們去探索由潛意識的發現開辟的廣闊的現實新天地——潛意識的發現不僅拓寬了我們的總體世界觀，事實上它使這一世界觀變一為二。現在，我們始終應該這樣探問：一種精神現象是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而且還應該探問，一種“真實的”外部現象是通過意識感知的，還是通過潛意識感知的？
毋庸諱言，潛意識的巨大力量不僅顯現於臨床經驗的材料之中，而且也在神話、宗教、藝術，以及其他所有文化活動中顯現，人類正是通過這些活動表現自身。顯而易見，如果所有的人都具有情感及精神行為的共同遺傳模式（榮格稱之為原型），那麼可以期待我們將在人類活動的每一領域裏找到它們的產物（象征性的幻想
、思想以及行為）。
許多這類領域的重要的現代探索研究深受榮格著作的影響。譬如，在文學研究中，即可看到這種影響，在J.B.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的《文學與西方人》、戈特弗裏德·狄恩奈爾（Gottfried Diener）的《浮士德通往海倫娜之路》、詹姆斯·克爾什（James Kirsch）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類書中，到處可以看到飄動著的榮格思想的幽靈。同樣，榮格的心理學為藝術研究也做出了貢獻。赫伯特·裏德（Herbert Read）的著作、阿妮埃拉·嘉菲（Aniela Jarffé）的著作、艾裏克·紐曼（Erieumann）關於亨利·摩爾（Henry Moore）的研究、邁克爾·提比特（Michael TiPPett）對於音樂的研究無不打上榮格思想的烙印。正如理查德·威廉姆（Richard Wilhelm）、恩溫·羅素（Enwin Rousselle）及曼弗裏德·波克特（Manferd Porkert）關於漢學所做出的貢獻裏吸收有榮格的思想與智慧一樣，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nynbee）在關於曆史學寫作，保羅·拉丹（Paul Radin）在關於人類學的著書立說過程中，皆從榮
格的教誨中受益匪淺。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隻能依據原型的基本原則來理解藝術和文學（包括藝術、文學的釋義）所獨有的特征。這些領域皆有其自身活動的規律；正如一切真正的創造性成就一樣，它們最終都無法用理性的方式加以解釋。然而，在它們的活動領域裏，人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宛如一種動態的背景活動的原型模式。此外，人常常可以從這些模式裏辨認出（正像在夢裏辨認出）潛意識的某一仿佛有目的的，進化趨勢的要旨。
在人類文化活動的領域中，榮格思想的豐碩成果更為直接地為人們所理解。顯然，如果原型決定我們的精神行為，那麼它們必然會在所有這樣的文化領域裏顯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榮格的諸觀念在自然科學領域，像是在生物學中，同樣也為觀察事物開辟了條條嶄新的途徑。
物理學家沃爾弗幹格·鮑利（Wolfgang Pauli）指出，由於種種新的發現，我們有關生命進化的觀點需要修正，這種修正應該囊括潛意識心靈與生物學諸過程之間相互關係的領域。直到最近時期，人們一直認為，物種變異的發生是隨機的、選擇通過“有意義的”，適應良好的物種生存，其他的物種消亡的方式得以實現。但是，現代的進化者們指出，靠純粹機緣完成的這類物種的選擇所要花去的時間，比我
們這個星球所估計出的已知年代不知要長多少。
在此，榮格的同步性（Synicity）思想可能有助於人們的理解，因為這一思想能夠使人透徹地認識某種罕見的“機緣現象”事件，或曰意外事件；因此，人可以用它來解釋為何那“有意義的”適應和變異的發生會比全然靠機緣的變異的發生所需時間要短。目前，我們已獲得了大量的例證，在這些例證中，當原型被激活時，有意義的“機緣”事件就會發生。譬如，科學的曆史上出現過許多同時發明或同時發現的例證。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例，是關於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理論的例證：達爾文在一長篇文章裏提出了自己的理論，1844年，他投注全部精力，將他的這一理論文章擴寫成一部重要的論文著作。
就在他從事這項重要工作的同時，他收到了一位年輕的生物學家的手稿，這位年輕的生物學家叫華萊士，達爾文對他一無所知，華萊士的手稿篇幅較短但與達爾文的理論相類同。當華萊士在馬來群島的摩鹿加島上考察時，他知道達爾文是研究自然史的學者；不過，他絲毫也不知道達爾文在當時所從事的那類理論工作。
在各自的境遇裏、富於創造性的科學家獨自構思出自己的假設，構思出那種將改變科學的整個發展進程的假設。此外，每一創造性的假設構思
皆發生於一種直覺的“瞬間”（爾後假設獲得符合客觀事實的證據）。因此，原型仿佛是作為動因出現，可以這麼說，作為一種持續不斷的創造的動因出現。（事實上，榮格稱同時發生的事件為“同時創造的行為。”）
可以說，當個體知道有關生死存亡的命運之際，例如，當親人死亡、財產喪失之際，相似的“有意義的偶合事件”即會發生。在大量的事實中，超感官知覺向人提供這類信息。這仿佛是在暗示說，當一種有關生死存亡的需要或衝動被喚起時，反常的隨機事件就會發生；這可以順理成章地解釋為什麼一種動物，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或迫於生存的需要，會帶來其外部物質結構的“有意義的”（卻是非因果性的）種種變化。
然而，為了未來的研究，與微觀物理學的複雜領域相關的、前景最為廣闊的領域仿佛（正如榮格所認為的一樣）業已展現在人們的麵前。乍一看，很難令人想象，我們在心理學和微觀物理學之間應該找到一種聯係。但是，心理學與微觀物理學之間的相互關係卻有必要加以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