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黑暗的心》導讀
羅伯特·漢普森#pageNote#0
一、書籍與地圖
1874年10月，十六歲的約瑟夫·特奧多爾·康拉德·科爾澤尼奧夫斯基乘坐火車離開了克拉科夫，前往馬賽。不到兩個月，他就開始了自己的海上生活。這段生活為小說家康拉德的早期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1874年12月15日，他作為“朗峰號”上的乘客駛出了馬賽，前往馬提尼克；六個月後，1875年6月25日，他重複了這趟旅程，但身份變成了船上的學徒。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馬賽是康拉德活動的基地；直到1878年4月，他開啟了生命的新征程，成為英國蒸汽船“梅維斯號”上的水手。他不能再在法國船上工作，是因為法國商船隊在雇傭外國人的規定上做了修改，這使得他開始了與英國商船的聯係，並一直持續到1894年1月，他結束了與“阿杜瓦號”的合同。盡管後來他又嚐試在其他船上工作，但均未成功，其海上生涯結束了，而作為作家的新生活即將開始。
後來，康拉德對自己渴望海上生活的願望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在《私人劄記》裏，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作為土地之子#pageNote#1——她其他的孩子都扛起了犁頭，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我為什麼要到茫茫的大海上去吃硬餅幹和醃製的垃圾食品呢？”#pageNote#2他給出的答案是：還在孩童時代，他的
想象力就被閱讀《海上勞工》這樣的書俘虜了，而維克多·雨果的這部作品被他稱作是“海上文學的入門書”#pageNote#3。康拉德在自己的散文《海洋故事》裏，把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和弗裏德裏克·馬裏亞特船長的海洋小說，描述成“塑造”了他人生的作品。《私人劄記》還暗示了另外一種閱讀，也同樣俘獲了他的想象力：
那是在1868年，我差不多九歲的時候，看著當時的非洲地圖，手指著上麵的空白，我對自己說：“長大後，我要去那裏。”“那裏”指的是歐洲人尚未涉足的非洲地區，而我語氣中那份絕對的自信和令人吃驚的膽量，在我的性格中已經找不到了。
當然了，這事後來就忘了，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去“那裏”的機會卻來了，……是的，我的確去了“那裏”，那個叫斯坦利瀑布的地方。在1868年，該處還是世界地圖上空白區域中最空白的地方。#pageNote#4
在《黑暗的心》裏，康拉德賦予馬洛類似的兒時經曆：
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熱衷於看地圖，會一連幾個小時盯著美洲、非洲、澳大利亞看，迷失在探險的各種輝煌裏。在那時，地圖上還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每當我看到某個空白處在地圖上格外吸引人的時候（雖然它們看上去都差不多），就會用手指著它，說：等我長大了，要去那裏。我還記得，北極就是
其中之一。當然了，我還沒去過，現在也不準備嚐試了，魔力也消失了。其他地方則分散在赤道周圍，或者兩個半球的不同緯度上。一些地方，我去過了，但是……好吧，我們不說那些。然而，仍有一個地方——最大的一個，也可以說是最空白的一個——是我渴望前往的。
的確，到了現在，它已經不是空白的了。從我孩提起，它逐漸被填進了河流、湖泊和其他的名字。它不再是神秘且令人愉悅的空白——讓一個男孩夢想輝煌的白白的一塊，變成了黑暗之地。（9-10）#pageNote#5
馬洛的生涯像康拉德一樣，跨越了歐非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在1860年和1870年，當康拉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非洲對於歐洲人來說，多數地區還是未知的；而在他成人之後，真正到達那裏的時候，則是加入了對非洲的“搶奪”。還需留意地圖上的變化：不僅“空白區域中最空白的地方”，有了“河流、湖泊和其他名字”，而且更令人驚奇的是，它從“讓一個男孩夢想輝煌的白白的一塊”，變作了“黑暗之地”。克裏斯托弗·勞·米勒注意到，在這段文字中，並沒有把“最大的一個，也可以說是最空白的一個”地方指認為“非洲”，而整部小說中也未曾提及“非洲”二字；他認為，“讀者以為自己在讀一本‘關於’非洲的書”，而實際上“被帶
入了一個虛空……沒有名字，隻有‘黑暗之心’”#pageNote#6。的確，科學、實證主義要做的，是試圖用已知代替未知；而在《黑暗的心》裏，馬洛在自己講述的一開始就暗示：探險把本來空白的地方變作了黑暗之地，在故事的結尾則透露出：未知變作了“難以啟齒”。確實，“開化”的使命不僅沒有像宣揚的那樣，把光明帶進黑暗，反而暴露出其內心深處本身的“黑暗”。正如維·喬·基爾南所言，此時的非洲“非常真實地變作了黑暗大陸，但它的黑暗是侵略者帶來的，是白人陰暗的投影”#pageNote#7。
二、地理與探險者
潮水起起落落，不停歇地為人服務著。充斥在這起落之間的，是對人和船的記憶——有些被帶回家園安息，有些則被帶往海上的戰事。潮水認得且服務過這個國家引以為傲的所有人，從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到約翰·富蘭克林爵士，不管他們是否受過封誥，皆堪稱爵——他們都是大海上偉大的遊俠騎士。它承載過所有船隻的名字，猶如珠寶閃耀在時間的夜空上，比如“金鹿號”，她圓鼓鼓的船體滿載寶藏而歸，得女王陛下禦臨船上，因此流傳下不朽的傳奇；再比如“幽冥號”和“驚恐號”，她們踏上了另外的征途——一去不複返。（3-4）
在探討《黑暗的心》之前，值得看一下它誕生於其中的維多利亞晚期社會及其若幹方麵。在
其後期散文《地理與探險者》中，康拉德再次提及孩童時代對非洲地圖的癡迷，以及“中世紀想象出來的無趣的神怪之事”如何被“白紙上令人興奮的空間”所取代：“我的想象力嚐試著勾勒那些可敬的、富於冒險的、忠誠的人們，他們在邊緣處蠶食著，從東南西北各個方位突破著，零零散散四處獲取著一點點真相，而有時，也會被自己一心致力於揭示的謎團所吞沒。”#pageNote#8在他最後付梓的文字裏，康拉德重溫兒時對非洲地圖的記憶：
作為大湖區的同代人，我站在這裏供認不諱：是的，我本應該在搖籃裏就得知它們被發現的消息，但卻等我長到孩童時，在60年代晚期，才在第一次繪製地圖的時候，向那些勘探湖區的先驅們致敬。我費力地在自己心愛的舊地圖上，用鉛筆畫出坦噶尼喀湖的輪廓。這幅地圖是1852年印製的，當然對大湖區還一無所知，它上麵的非洲之心是片又大又白的區域。#pageNote#9
然後，他再次記錄了自己如何把“手指指著非洲白心正中間的一個點”，“宣稱有一天會去那裏”：“沒有比這離我瘋狂夢想更遙遠的地方了。然而，事實是，在十八年之後，一艘由我掌管的、可憐的、船尾明輪推進的蒸汽船，停靠在了一條非洲河流的岸邊。”#pageNote#10
《地理與探險者》追溯了地理學的發展：從“寓言階段”#pageNote#11到康拉德稱為“軍
事地理學”的階段。“寓言階段”是“對環境做出過度猜想”的階段，包括了中世紀繪圖法所展示的奇異景象。那時的地圖“擠滿了奇怪的樹木、獸類和慶典”#pageNote#12。“軍事地理學”占了《地理與探險者》的大部分篇幅，它論述了兩個不同的方麵：一方麵，探險是由“追逐利益的精神驅動的，有些是為了金錢，有些是出於貿易或掠奪的欲望，但或多或少都會用好聽的言辭加以文飾”#pageNote#13；另一方麵，從“軍事地理學”派生出了科技地理學，它“唯一的目的是尋求真理”，探險者們“致力於發現有關大陸構造和形態的真相”#pageNote#14。在論述地理學發展的過程中，康拉德對於“人類努力的戲劇性”#pageNote#15有著充分的認識，它既包括了征服者在新世界的曆險——“那些理想黃金國百折不撓的求索者翻越高山，穿越森林，遊過河川，陷進泥沼，他們根本不會想到地理這門科學”#pageNote#16，這些人代表了“軍事地理學”追逐利益的一麵，但同時也包括各類不同的非洲探險家，像蘇丹的蒙戈·帕克、阿比西尼亞的布魯斯、大湖區的伯頓和斯皮克，尤其是中部非洲的大衛·李文斯頓——“兒時的我，受地理熱情的驅使，崇拜很多人，而他是我最景仰的一個”#pageNote#10，李文斯頓是科技地理學的典型。
對於康拉德來說，“軍事地理學”科技方麵的代表還有北極的探險家們。在他看
來，“占主導地位的人物”#pageNote#18是約翰·富蘭克林爵士。1845年5月，富蘭克林帶領著“幽冥號”和“驚恐號”從格林海斯出發，船上備足了三年的供給，結果他們發現了西北航線，但同時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探險。1845年7月28日，有人在巴芬灣看到過這兩艘船，在這之後，就杳無音信了。從1848年開始，不斷有人嚐試找到他和他的船員們：奧曼尼船長1850年的航行發現了探險隊的一些蹤跡；1854年，雷醫生帶領的探險隊從因紐特人那裏聽說，他們在四年前看到過一群白人，在威廉王島的西部海岸拖著一條船（結果在大魚河河口發現了他們的遺體）；1857年，麥克林托克船長的探險，為富蘭克林及其船員們的命運得出了定論。麥克林托克船長有一本關於尋找富蘭克林的書，名為《“獵狐號”的北冰洋之旅》。這本書裏記錄道：當富蘭克林的探險隊駛入北冰洋水域時，“海圖……幾乎是空白的”#pageNote#19。麥克林托克探險隊在威廉王島的北端，發現了一條1847年的記錄，那是富蘭克林的人在1846年到1847年間過冬的地方，記錄隻寫著“一切都好”#pageNote#20。在這個位置，他們已經駛過了未經涉足的五百英裏的海域，距離北美海岸的已知海域僅九十英裏。但是，富蘭克林在1847年的六月就已經去世，
而次年春天，“幽冥號”和“驚恐號”仍然冰凍在海裏。他們被困在那裏一年半，但船上的供給隻能維持到1848年7月。1848年4月22日，兩艘船被放棄。根據麥克林托克對事件的重構，幸存者試圖撤退到哈德遜灣，然後溯大魚河而上#pageNote#21，但他們最終死於疾病、寒冷和饑餓。麥克林托克在書的結尾處評論說：“不幸的探險隊留下的所有遺物中，既沒有醃肉，也沒有蔬菜罐頭，不管是石塚旁，還是他們撤退的沿線；其情形不言而喻，令人心痛。”#pageNote#22麥克林托克隱晦的暗示印證著雷醫生的報告，最後的幸存者不得不同類相食以活命。或許，康拉德正是想著這一點，才做出了如下的評論：該探險“有可能是在北冰洋神秘的幕布背後上演的最黑暗的劇作”#pageNote#23。
在《地理和探險者》這篇散文裏，康拉德用較長篇幅討論了麥克林托克尋找富蘭克林的記述。他不僅在孩童時代就讀了麥克林托克的書，而且還“不斷地重讀”，即使是當時，他的書架上還有“一本流行版”#pageNote#24。麥克林托克對“獵狐號”尋找富蘭克林的記錄，言簡意賅地傳達出途中的刺激與危險，以及北冰洋極其艱苦的環境；該地區人口如此稀少，條件如此惡劣，早前探險的痕跡多有保留。麥克林托克報道的第一個主要發現，是富蘭克林探險隊一艘大的小艇，在克羅齊耶
海角的東海岸被發現。從船舷上的標記仍然可以辨認出，顯示該艇由伍爾維奇船塢駛出：“合同定製，編號61，184□年進入伍爾維奇船塢，右邊的第四個數字沒有了”#pageNote#25。艇上有兩具不完整的骨架、衣服殘片和五六本書，其中包括一本小小的聖經，在邊角處有手寫的筆記。這應和著（或許預示著）馬洛在溯河而上尋找庫爾茨的途中，一個“不同尋常的發現”。他在被廢棄的小屋裏發現了一本書：
書名是《航海要點研究》，作者是托爾還是陶森來著，記不清了，大概是這樣一個名字，是皇家海軍的一位艦長。[……]在這裏，能有這樣一本書，已經夠神奇了，更讓人驚訝的是，在邊邊角角還有用鉛筆做的筆記，筆記的內容顯然與書本身有關。（62）
安德裏亞·懷特提到，康拉德“從早年開始，就受到同時代關於英雄人物的傳說或者英雄人物本身寫作的影響，他們多是探險家和冒險家的結合體”#pageNote#26。《“獵狐號”的北冰洋之旅》無疑是《黑暗的心》的重要互文文本，但還有一本書，是另外一位探險家寫的，雖然《地理和探險者》這篇文章沒有提到。這本書就是《最黑暗的非洲》，作者是亨利·莫頓·斯坦利。
三、斯坦利和利奧波德
有時，他孩子氣得令人鄙視。他希望自己從可怕的烏有之鄉回到歐洲時，會有國王在火車站接見
他。他想在這烏有之鄉成就大事。（114）
1873年5月，著名傳教士、探險家大衛·李文斯頓在非洲之心伊拉拉去世。在李文斯頓看來，貿易、基督教和文明可以攜手對抗奴隸貿易。在他漫遊非洲期間，該貿易仍是有增無減。當時，桑給巴爾被阿拉伯人控製著，而葡萄牙人的據點是主要的貿易中心。康拉德在《地理和探險者》中記錄了一段回憶，對奴隸貿易有所暗示：
星空下漆黑一片。船上所有的白人都睡了。獨自一人留在甲板上，我覺得舒坦；過了焦慮的一天，靜靜地吸會兒煙。斯坦利瀑布壓低了的隆隆聲懸浮在夜晚濕重的空氣裏，這裏是剛果河上遊最後一段可以通行的航道。但是，據此不到十英裏的地方，就在斯坦利瀑布上去一點，是雷希德的營地，阿拉伯人在剛果牢不可破的勢力，在這裏不安地歇憩著。#pageNote#27
雷希德是著名昭著的奴隸販子哈米德·伊本·穆罕默德的侄子，穆罕默德就是有名的提普·提布。康拉德在《黑暗的心》裏，對阿拉伯人的奴隸買賣隻字不提，或許是因為在太多的情況下，打擊奴隸貿易被當作殖民擴張合法化的理由。另外，他省去了對該信息的指涉，也許是為了烘托馬洛的朦朧寂寥感——“空空的河道，巨大的沉寂，不可穿越的森林”（55）。小說誇大了白人與黑人的“神秘”之間的疏離感，意
在重現英雄探險家們的典範，最有名的就是關於斯坦利和李文斯頓相遇的傳說。
1871年11月，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發現”了李文斯頓，第二年回到歐洲的時候，備受公眾追捧。正如菲利克斯·德萊佛指出的，記者變探險家的斯坦利不僅是個自我宣傳的能手——這主要是通過寫書，例如：《我如何發現了李文斯頓》（1872）、《穿越黑暗大陸》（1878）、《剛果及其自由邦的建立》（1885）和《最黑暗的非洲》——另外，他還是一個引起公眾分歧的話題人物：
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分歧發生在1872年夏，是在斯坦利尋找李文斯頓回來之後；第二次爭議發生在1876年，斯坦利在第二次非洲探險的時候，使用了暴力，將對該事件的報道傳到了倫敦；第三次出現在1890年至1891年之間，是在斯坦利完成了拯救赤道蘇丹國的德國總督埃明·帕夏之後。#pageNote#28
1872年的分歧有三個來源：敵對的報紙、英國駐桑給巴爾代理的私人朋友（一個斯坦利批評過的人）和皇家地理協會。斯坦利和皇家地理協會的歧見聚焦在“社會地位、科學價值和道德合法性等問題上”#pageNote#29。他們的矛盾，還源於有人覺得斯坦利試圖袒護李文斯頓的名譽：斯坦利不僅發現了李文斯頓，而且還像馬洛跟庫爾茨一樣，李文斯頓把私人日記
和信件也托付給了斯坦利。
1874年，李文斯頓的遺體終於被運回了英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了英雄的葬禮，斯坦利是抬棺者之一。同年晚些時候，斯坦利回到了非洲。他應《紐約先驅報》之邀前往桑給巴爾探險，《每日電訊報》也給了他讚助，這使得他能夠穿越非洲到達博馬。1876年的爭議，是由斯坦利在報紙上的一篇報道引起的。這篇報道講的是維多利亞湖阪比耶島上的一次暴力事件。1875年，斯坦利和島上的居民發生了衝突：他們拒絕給他食物，用長矛短箭威脅他，扯他的頭發，還偷走了他的船槳。斯坦利的船叫“愛麗絲號”，是以他的未婚妻愛麗絲·帕克命名的。結果，斯坦利帶著二百八十個武裝人員回到了阪比耶島，他把居民們引誘到岸邊，對他們進行了輪番射擊。不隻是因為他使用了暴力，而是暴力本身殘忍的性質，以及他的報道中對這種殘忍行為顯而易見的享受，引發了爭議。正如《星期六評論》所言：“他藐視正義，他沒有權利如此裁決；他未經許可、未經授權、未經司法程序，隻帶著爆炸性彈頭和一份《每日電訊報》而來。”#pageNote#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