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盧梭學案
梁啟超
嗚呼！自古達識先覺，出其萬斛血淚，為世界眾生開無前之利益。千百年後，讀其書，想其豐采，一世之人，為膜拜讚歎，“香花祝而神明視，而當其生也”。舉國欲殺，顛連困苦，乃至謀一%i1［p001.png］一粥而不可得，僇辱橫死，以終其身者，何可勝道？誠一遊瑞士之日內瓦府，與法國巴黎之武良街，見有巍然高聳雲表，神氣颯爽，衣飾襤褸之石像，非JEAN JACQUES ROUSSEAU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約論》（SOCIAL TRACT ）迄於十九世紀之上半紀，重印殆數十次，他國之翻譯印行者，亦二十餘種。噫嘻盛哉！以雙手為政治學界開一新天地，何其偉也！吾輩讀盧氏之書，請先述盧氏之傳。
盧梭者，法國人，匠人某之子也。以一千七百十二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家貧窶，幼失母，天資穎敏，不屑家人生產作業，而好讀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募理英爾諸大家著作。及執弟子禮於鄉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普魯達爾之書，慨然自奮曰：“英雄豪傑，非異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礪，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嶄然有睥睨千古之慨。成童時，其父以故去日內瓦府，屬盧梭於傭書某。而盧梭意不自適，因從雕刻師某業焉。無何，又
去某氏，漫遊四方。千七百二十八年，入法國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婦某氏。氏憫其年少氣銳，常為饑驅。又欲變化其狷介之氣質，恩遇周摯，若家人父子然。遂勸其奉耶穌舊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為音律師。出入侯門，僅免凍餒。後益困，常執仆隸之役，卑賤屈辱，不可終日。乃複投瓦列寡婦，婦善視之如初。及婦沒，赴裏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千七百四十一年，著音律書於巴黎，為伶人所沮，書不得行。千七百四十九年，窮乏益酷，恒終日不得一炊。遂矯正其所著書，務求合俗，出而售之，僅獲旦夕之餉焉。千七百五十二年，著一書顏曰DIARY OF MUSIC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掊擊紛起，幾無容身之地。自後益肆力於政治之學，往往有所著述，而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眾。群將媒孽之，以起冤獄。大懼，避至日內瓦府，又奉耶穌新教。欲為瑞士共和國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還巴黎，又著《教育論》及道德小說等書。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穌教之豫言奇跡者，得謗益甚。巴黎議會命毀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又奔瑞士。與其國人爭論不合，複還巴黎。會法政府命吏物色盧梭，搜捕甚亟。乃閉戶不敢外出，時或微服而行雲。千七
百六十六年，應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倫敦。與僚友議不合，又還法國，自變姓名，潛居諸州郡。而屢與人齟齬，不能久居於一處。千七百七十年五月，卒歸巴黎。自謂“天下之人，皆仇視我”也，怏怏不樂，遂發狂疾。仁刺達伯惜其有誌不遂，為與田宅數畝，隱居自養。千七百七十一年，著《波蘭政體考》，七十八年業成。此書鴻富奧博，而於民約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雲病斃，或雲遭仇人之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盧梭性銳達，少有大誌，然好為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為世人所挫折，而其誌益堅。晚年憤世人不己容，遂至發狂自戕，於戲不其悲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遺骸於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於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理石刻半身像於武良街，至今人稱為盧梭街。縉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民約之義，起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蘭基氏，曾著一書，名曰《征討暴君論》。以為邦國者，本由天與民與君主相共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為民災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雲雲。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為奇創。其後霍布士陸克皆祖述此旨，漸次光大。及盧梭，其說益精密，遂至牢籠一世，別開天地。今欲詳解盧氏民約之旨，使無遺憾。必當明
立國之事實，與立國之理義，兩者分別之點，然後不至誤解盧氏之說以誤後人也。
就立國之實際而考之，有兩原因焉：一則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則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謂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營生也。因種種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亞裏士多德以來，學士輩多能論之。皆以為人之性，本相聚而為生者也。是故就事實、實跡言之，苟謂人類之始，皆一一孤立，後乃相約而成邦國，雲雲。其論固不完善，蓋當其未立契約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處者存也。是故盧梭民約之說，非指建邦之實跡而言，特以為其理不可不如是雲爾。而後世學者排擠之論，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輒謂遍考曆史，曾無一國以契約而成者，因以攻《民約論》之失當，抑何輕率之甚耶！
盧梭民約之真意，德國大儒康德（IMMANUEL KANT）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約之義，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此可謂一言居要者矣。雖然徵之史籍，凡各國立國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義行乎其間者。夫人智未開之時，因天時人事之患害，為強有力者所脅迫，驅民眾而成部落，此所謂勢之不可避者，固無待言。然於其間自有自由之義存焉，人人於不識不知之間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盧梭曰
：“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實由契於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即契約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即父母之於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而為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為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結而不解，尚必藉此契約，而況於邦國乎？”夫如是，眾家族既各各因契約而立矣。寢假而眾家族共相約為一團體，而部落生焉；寢假而眾部落又共相約為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識不知而行之，非明相告語，著之竹帛雲爾。不寧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奮其暴威，戰勝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為一，輯睦不爭，則必不可無所約。不然，則名為二邦相合，實則陰相仇視而已。故知人類苟相聚而居，其間必自有契約之存，無可疑者。又凡人生長於一政府之下，及既達丁年，猶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認其國之民約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國，常有舉國投票，改革憲法，亦不外合眾民以改其民約而已。
以上所論，是邦國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證也。雖然盧梭所最致意者，不在於實事
之跡，而在事理之所當然。今先揭其主義之最簡明而為人人所誦佩者如下：
盧梭曰：“眾人相聚而謀曰：‘吾儕願成一團聚，以眾力而擁護各人之性命財產，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後，人人皆屬從於他之眾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權，與未相聚之前無以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約者，即所以達行此本旨之具也。”
盧氏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凡兩人或數人欲共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權，則非共立一約不能也。審如是，則一國中人人相交之際，無論欲為何事，皆當由契約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際既不可不由契約，則邦國之設立，其必由契約，又豈待知者而決乎？
夫一人或數人之交際，一事或數事之契約，此契約之小焉者也。若邦國之民約，則契約之最大者。而國內人人小契約之所托命也，譬之民約如一大圓線；人人之私約，如無數小圓線。大圓線先定其位置，於是小圓線在其內，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種種結構。大圓之體，遂完足而無憾。
民約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當論民約所生之結果。盧梭以為民約之目的，決非使各人盡入於奴隸之境。故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敢統禦眾人而役使之，則其民約非複真契約，不過獨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
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為訓矣。要而論之，則民約雲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無論由於君主之威力，由於臣民之好意，皆悖於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魯西亞，皆以為民約既成，眾人皆當捐棄己之權利，而托諸一人或數人之手。盧梭則言：“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即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盧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也。凡號稱為人，則不可不盡此責任。蓋自由權之為物，非僅如鎧胄之屬，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脫之也。若脫自由權而棄之，則是我棄我而不自有雲爾，何也？自由者凡百權理之本也，凡百責任之原也。責任固不可棄，權理亦不可捐，而況其本原之自由權哉！”且自由權又道德之本也。人若無此權，則善惡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說，殆反於道德之原矣。盧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約，甲則有無限之權，乙則受無限之屈。如此者可謂之真約乎？”如霍氏等說，則君主向於臣庶，無一不可命令，是君主無一責任也。凡契約雲者，彼此各有應盡之責任雲也。今為一契約，而一有責任。一無責任，尚何約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