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把行李寄存在旅社，把太太安頓到一家飯店後，到漁陽裏2號找到李達說明原委，說下午準備帶夫人到杭州。李達告訴他，他們決定暫停開會另找一個安全的地方，開會的時間還沒確定。
這裏要特意說明一下，各位當事人多年後的回憶中，有一個時間和細節上的誤差至今無法確證。
據包惠僧、周佛海、董必武等回憶，眾人是在7月30日晚上從李公館撤離之後陸續彙集到漁陽裏2號，當夜商定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到嘉興繼續開會，並於7月31日一大早趕到火車站，分兩批坐火車去嘉興，10點的時候兩批人都到了南湖。
按照陳公博的回憶，他在7月31日上午到漁陽裏2號找李達請假，到李達的家裏應該也在10點左右。陳公博是這樣回憶的：“我和我的太太，趁著巡捕和偵探沒有光臨，遂離開旅館。先在一家飯館安頓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鶴鳴告訴他昨夜的經過，並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經過昨夜的變故，他們也打算停會，另易地方。會期不定，我更可以從容的遊西湖，逛靈隱了。”
這些回憶的矛盾之處在於，按照包惠僧和周佛海回憶，眾人7月31日一早就坐火車分兩批赴嘉興，上午10點時已經在南湖彙合；按照陳公博的回憶，7月31日上午10點，他到李達家裏請假，李達還告訴他準備換地方開會，日期還沒有確定。也就是說，眾人在這一天不但還沒有去嘉興，而且還沒有商量好去哪裏繼續開會。
之所以在這裏費這麼多筆墨考證，是因為這關係到至今尚無定論的爭議——中共一大到底是在哪一天閉幕？
邵維正在1980年提出的7月31日閉幕說，似乎並不是最後一致認可的結論，因為此後不斷有學者對這一結論提出質疑。
值得研究的是：倘若認定嘉興南湖會議是7月31日召開的話，那麼陳公博去找李達請假的事便無從解釋；倘若認定嘉興南湖會議在7月31日之後，那麼包惠僧、周佛海、董必武的“第二天”之說便是記憶有誤，但三個人對同一事件的回憶發生同樣的錯誤的幾率是很小的，何況周佛海的回憶錄《往矣集》出版於1942年，包惠僧的回憶文章和談話多在1979年之後，董必武的回憶是在1971年。
雖然有包惠僧、周佛海、董必武的回憶可以作為7月31日閉幕說的確鑿證據，但從嚴謹的學術態度冷靜分析，陳公博的回憶似乎也不應該武斷地予以否定，因為他的回憶也是十分符合情理的。第一，他似乎沒有必要為掩飾自己沒有赴嘉興之會而編造理由；第二，李達在他家裏對陳公博所說“也打算停會，另易地方，會期不定”的話也很現實，因為經此突發事件，作出第二天一早就赴嘉興的決定似乎太快了些。
由於這些疑問，關於一大閉幕日期，還是暫且存疑為妥。
嘉興，以風景秀麗的南湖聞名於世。這裏是古越人聚居地，春秋時地跨吳越，史稱“吳頭越尾”。到了三國時，吳國設嘉興縣。嘉興地處太湖流域，又緊鄰大運河，水陸交通方便，在明代就有“嘉興為浙西大府”、“江東一都會也”之美譽，素稱“魚米之鄉”、“絲綢之府”。
嘉興位於滬杭鐵路的正中間，距離上海和杭州各90公裏，從上海坐火車到嘉興約需近3個小時。
南湖與杭州西湖、紹興東湖合稱為浙江三大名湖，麵積40餘公頃，分為東西兩湖，兩湖相連形似鴛鴦交頸，古時湖中常有鴛鴦棲息，因此又名鴛鴦湖。在南湖湖心島上的煙雨樓，始建於五代，為湖濱登臨遠眺之所，從唐代起以輕煙拂渚、微風欲來的朦朧景色聞名，以唐詩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詩意命名。
南湖名聲大振，是在清朝乾隆光臨之後。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八次登臨煙雨樓，前後賦詩近20首。其中最有名的是作於1751年的這首《煙雨樓用韓子詩韻》：
春雲欲泮旋蒙蒙，百頃明湖一棹通。
回望還迷堤柳綠，到來才辨榭梅紅。
不殊圖畫倪黃境，真是樓台煙雨中。
欲倩李牟攜鐵笛，月明度曲水晶宮。
上午10點左右，代表們先後到達嘉興車站。王會悟到南湖的鴛湖旅館定下兩間客房，並委托旅館賬房代租一艘畫舫。第一批代表到達嘉興後，先在鴛湖旅館的房間稍事休息。王會悟則帶著幾個人登上了南湖名勝煙雨樓，借以觀察周圍環境，選擇畫舫劃行的路線和停靠的地點。第二批代表到達以後，代表們一起來到湖畔，通過擺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畫舫。
畫舫，是文人們對於大型遊船的雅稱，當地人叫它“絲網船”。經查考有關資料得知，絲網船早期是太湖一帶的捕魚船，其船主統稱“絲網幫”。太平天國時期，一部分絲網船主改行，專做遊覽生意，他們的遊船常來嘉興、平湖、海鹽等地經營。當地人一般仍稱這種遊船為絲網船，也叫“網快”、“無錫快”。
絲網船做工精巧，結構考究，船上楹梁、簷柱、炕榻、氣樓、屏門等處雕刻“八仙過海”、“二十四孝”、“漁樵耕讀”、“忠孝節義”等內容，船匾有“天水一色”、“直上青雲——唯一競渡”或“四海往來——五河相送”等字樣，盡管有些俗氣，可也顯得金碧輝煌。這些船一般是冬去夏來，也有常年在嘉興的。但大型的絲網船在嘉興隻有兩三隻，租用比較困難。
船多了，彼此間為了招徠遊客，紛紛向豪華型發展，船艙裏鋪上紅漆地板，艙壁雕龍描鳳，放上紅木太師椅、八仙桌，設置精美的臥室，後艙砌上爐灶，供應茶水。這樣一來，畫舫之上又增添娛樂休閑的功能，呼朋喚友說書聽戲，婚喪嫁娶操辦酒席，都可以包一個畫舫，要上酒菜茶水，在湖上逍遙自在。
岸邊水淺，畫舫無法靠岸。各畫舫都附一艘小船，往來於碼頭和畫舫之間接客送客。為了博得遊客青睞，小船往往由年輕俏麗女子駕駛，名喚“船娘”。
王會悟本來要租一條雙加弄的大船，因為要提前一天預訂，隻好租了一條單加弄的中型船，但對於10人左右也足夠寬敞的了。細心的王會悟還向船家要了一副麻將牌，讓大家必要時打打麻將作掩護。王會悟扮作歌女的模樣坐在船頭放哨，見有船劃近了，就敲窗門，提醒代表們注意。1959年，年屆六旬的王會悟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和那條畫舫的模樣：
代表們到船上開會時已快十一點鍾了，約開了一個鍾頭，即在船上吃午飯，酒菜是由船上備的。吃飯時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個圓的台麵，十幾個人吃飯也不擁擠，代表們吃飯時，我沒有一道吃，當時也還不想吃，我一個人坐在船頭上。
船的式樣大小，據我記憶不到14公尺，中間有一個大艙，大艙後麵有一個小房間，內放一隻鋪，有漂亮的席枕，房間後麵船艄住船老大夫婦，中艙和船頭中間有一個小艙，可睡一個人（有欄檻和中艙隔開），船的右邊有一個夾道，左邊沒有夾道，中艙內靠後邊放有幾枕俱全的煙榻一隻，上邊掛有四扇玻璃掛屏，兩邊玻璃窗上掛綠色窗簾，放大八仙桌一張，還有凳子。圓的、方的，還是椅子記不清楚了，家俱顏色是廣東漆的。
開會時非代表隻有我一個人，坐在前艙放哨，開會那天遊客並不多，據記憶開會時，停放湖中的船連我們的一條一共五條船。
中午11點左右，陰沉的天空下起小雨，遊人漸漸散去，湖麵上更加清幽了。遠離了大上海的喧鬧和密探的跟蹤，大家的心情放鬆了許多，被打斷的會議在這樣的氣氛中重新開始了。代表們不約而同地加快了討論的速度，很少長篇大論。
因為黨的綱領已在前幾次會議中經過充分討論，所以黨的綱領很快就得以通過。會議的重點集中在急需解決的“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針”，以形成一個指導性的決議。張國燾對決議的討論過程這樣回憶道：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針》這一議題之下，項目原是很多的，如宣傳工作中的黨報問題，與青年團工作之聯係及指導問題、婦運工作等等。但都隻略略談到大要，就決定交未來的中央負責處理。工人運動的問題討論得比較詳盡，主要的兩項是如何組織工會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黨員。
關於工會組織問題，大會曾有幾項決定：一是工人鬥爭的綱領，內容包括八小時工作製，增加工資，保護女工、童工等等；大會認為根據各地實況，由工人群眾提出減時、增薪的具體要求，以期由鬥爭中逐漸達到八小時工作製和合理的工資標準的目的。二是工會組織原則問題；大會指出共產黨人不應再因襲舊式行會和“招牌工會”的舊習，應注重新式的產業工會的組織；即每一個企業中的全體工人不分職業和籍貫等區別，均須組織在一個工會的單位裏；同一產業中的工會應聯合起來，組成某一類產業的總工會。三是中共應在中央所在地組設一個工人運動的總機構，並在各重要地區設分支機構，以為領導工運的樞紐。各地同誌都應到工廠中去從事下層活動，將工人群眾組織在工人俱樂部或其本廠的工會等組織之內。
關於吸收工人參加共產黨的問題，大會決定各地組織應在工人群眾中宣揚馬克思主義，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決定工人的入黨條件應從寬規定，一個工人隻要能熱心工會活動，為工人利益鬥爭，並表示願意加入共產黨，就可準其參加進來，不必問他是否懂得馬克思主義。至於如何使這些工人黨員能懂得馬克思主義，大會認為那是地方黨部的責任，地方黨部應特別注意工人黨員的教育工作。
中午時分，一艘小船駛來靠上大船。船娘遞上幾隻竹編的大籠屜，裏麵是剛從鴛湖旅館送來的飯菜。船老大把圓桌麵鋪在八仙桌上，十來位代表正好坐滿一桌。午飯後，畫舫靠近湖心島，大家興致勃勃地登上煙雨樓，放鬆休息了一會之後，繼續回到船上開會。
下午，開始討論《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這份事先起草的簡短宣言，大約1000餘字，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信念和立場，號召中國工人階級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使命，爭取自身的解放。因為這個宣言沒有保存下來，所以李達對宣言內容的回憶就顯得十分重要。他回憶道：
這宣言有千把個字，前半大體抄襲《共產黨宣言》的語句，我記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曆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接著說起中國工人階級必須起來實行社會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說中國已有產業工人百餘萬，手工工人一千餘萬，這一千多萬的工人，能擔負著社會革命的使命，工人階級受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剝削和壓迫，已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隻有自己起來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關，建立勞工專政的國家，沒收內外資本家的資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當時南北政府的本質，主張北洋封建政府必須打倒，但對於孫中山的國民政府也表示了不滿。因此有人說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數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政府比較北洋政府是進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語句修正通過了，宣言最後以“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話結束（這個宣言後來放在陳獨秀的皮包中，沒有下落）。
在分析當前政治形勢時，會議在對南北政府以及對孫中山的態度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代表們分析了南方政府和北方政府的性質和特點，認為北京的北洋軍閥政府是反動的，必須反對和打倒。但是，怎樣認識和對待廣州的孫中山國民政府卻出現了不同的態度。